第二十章

卡扎爾王朝的興衰

法特赫·阿里沙的長期統治

對於1772年生於達姆甘的這位新沙王，他面前的任務十分艱鉅。此時，阿迦的這位侄子和養子，二十五歲的巴巴汗已經在法爾斯、亞茲德和克爾曼擔任了四年的總督，並有了五個孩子[1]。收到阿迦·穆罕默德沙去世的訊息，他自稱王位繼承人並急速離開設拉子趕往德黑蘭，米爾扎·穆罕默德汗·卡扎爾正在那裡維持秩序，以保證令眾人垂涎的王位不會旁落。

1797年7月28日登基後，他立刻命人在設拉子和德黑蘭以素丹·巴巴汗之名鑄幣，隨後他改號為法特赫·阿里沙。他於1798年3月19日——納吾肉孜節兩天前——在都城以第二個名號[2]完成了加冕儀式，揭開了一段長達三十七年統治的序幕，一些人將其統治評價為帝國衰敗的開始[3]。在加冕儀式上，他讓易卜拉欣汗官復原職，重新擔任大維齊爾，並讓他主管行政和軍隊事務。

除了盯著伯父的殘忍暴行及其發動的戰爭，法特赫·阿里沙對行使王權準備並不充分，他繼承的是一個只有部分重建、政治強大但總體仍舊貧困、行政組織殘缺的國家。阿迦·穆罕默德沙這位專制君主生前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並以獨裁的方式行事；但他沒來得及像阿拔斯沙在17世紀初所做的那樣，為他的新帝國建起一個行政架構。此外，他在高加索地區問題中體現出的強硬立場在帝國之內留下了深深的裂痕，並在當地人心中埋下了復仇的種子，驅使他們與鄰國沙俄結成了反伊朗聯盟。誠然，建立此聯盟的圖謀被暫時壓制，但絕非被徹底扼殺。

1798年，年輕的沙王開始了穩固其權力的第一場戰鬥，對手是在沙俄支援下參與了阿迦·穆罕默德沙謀殺案並意欲奪取王權的薩迪克汗·沙賈齊。沙王集結了七千人，而對方則有兩萬人之多，儘管在人數方面佔下風，法特赫·阿里沙卻打擊了膽敢劫掠王室珠寶（其中包括那顆著名的“光之海”鑽石）並意圖佔領都城的反叛者的進犯勢頭。他在第二次出擊中就收回了所有失竊的珠寶，其中包括國王的王冠。稍後，薩迪克汗·沙賈齊在1799年呼羅珊之戰中被生擒並押至德黑蘭，並依照沙王之命被餓死[4]。另有一些王位爭奪者也在做了一番嘗試後落得同樣下場[5]。

最沉重的打擊來自沙王的弟弟，二十一歲的侯賽因·戈利汗。作為法爾斯總督，他宣佈獨立，並對反對他這一立場的設拉子三名權臣施以盲刑。在眾多卡扎爾將領的支援下，他獲得了法爾斯和克爾曼的總督頭銜。但貪婪的侯賽因·戈利汗變本加厲，要求將國土的一部分劃歸於他名下。對伊朗領土完整性來說幸運的是，他的母親於1798年8月出面干預，讓野心勃勃的兒子冷靜下來。為了對他的失望予以補償，王朝將富足的卡尚也交給他管轄[6]。

兄弟二人之間的敵意在三年後重燃。藉助卡尚附近的一名有預言能力的托缽僧，侯賽因·戈利汗於1801年8月控制了伊斯法罕，下令鑄幣並以他的名義進行週五的禮拜。但法特赫·阿里沙兵不血刃地將他趕出伊斯法罕，他被迫逃往洛雷斯坦，接著又在庫姆的法蒂瑪聖陵[7]找到了藏身之所。儘管在一位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的遊說下第二次得到寬恕，侯賽因·戈利汗還是被送到德黑蘭北部的一個村莊，隨後被施以盲刑，並於1803年他母親死後被秘密處死。在他之後又有多人被處決。其中，大維齊爾易卜拉欣汗在遭到貶黜後被施以盲刑且割掉舌頭，最終與其全家一同被處死[8]。這便是法特赫·阿里沙，這位以其喜怒無常，甚至受害妄想知名的君主為使卡扎爾王朝在伊朗實現長久統治，讓異見者和競爭者付出的代價。

掌控了南方，沙王接下來就要鞏固在北方的統治了，特別是對呼羅珊，因為這一地區仍由阿夫沙爾王朝納迪爾沙的後代支配。儘管在1798年6月和1800年6月的兩次征討中，馬什哈德及其周邊地區被大肆洗劫破壞，兩次行動卻均以失敗告終。1802年5月的第三次征討帶來了相對喜人的成果：在擒獲了“薩達爾[9]”且馬什哈德最高宗教領袖轉投卡扎爾陣營後，納迪爾沙的孫子素丹·納迪爾·米爾扎被俘並於1803年3月在德黑蘭被處決。隨後阿夫沙爾家族的所有倖存者或被處死，或被施以盲刑，或被送到後宮[10]。憑藉這些殘忍的舉動，法特赫·阿里沙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令他可以在反叛的行省任命自己的兒子執掌權力，以替代那些與王室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同時他也派去忠實的卡扎爾精英輔佐他的兒子們理政，並努力將南北方都統一在他的大旗之下。每個新上任的領主雖然都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卻都有遵照德黑蘭樹立的榜樣建立統一行政和司法規程的義務。

隨著這一系列“勝利”，沙王的四個兒子以其行動推展一項擴張計劃。王儲兼亞塞拜然總督阿拔斯·米爾扎親自帶隊進入高加索地區，並在此遭遇到地方可汗和隨後趕到的沙俄和奧斯曼人的抵抗。二王子主攻庫爾德斯坦和奧斯曼帝國控制下的伊拉克多個行省。三王子向南討伐波斯灣，四王子則率軍與阿富汗和土庫曼人作戰。在這位似乎恢復實力的“萬王之王”的統領下，伊朗的全面覺醒不會讓鄰國和歐洲列強漠然置之——特別是在19世紀的西方世界，殖民主義的尚武精神盛行之時。如果說伊朗人對中東列強的政治角逐十分了解，那麼他們對基督教列強，特別是沙俄和英國的博弈卻可說知之寥寥。這一認知不清將令沙王陷入困境。

伊朗宮廷內曾掀起一波外交活動，但隨後於1713年彼得大帝的特使得到伊斯法罕政權的接見後中止。這一時期，沙俄於1800年將喬治亞吞併。英國方面，因其在印度的利益見漲，他們將伊朗視為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橋樑，於是成為最早與卡扎爾新國都接觸的訪客。1800年12月，約翰·馬爾科姆[11]上尉受他的朋友——孟加拉總督[12]理查德·韋爾斯利勳爵與極具影響力的東印度公司的委託來到德黑蘭。馬爾科姆的金髮和高傲的姿態吸引了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他一開場就提出了一項雙重聯盟：一面共同對抗喀布林總督扎曼沙王——因為扎曼一直以來支援呼羅珊的反叛可汗，這對法特赫·阿里沙很有吸引力；一面共同對抗法國人。上述兩個敵人都對英國的印度企圖造成威脅。伊朗沙王為馬爾科姆舉辦了堪比薩非王朝排場的奢華招待會並交換了闊綽的禮品，藉機顯示其強盛的國力，英國一方的禮品是由東印度公司出資置辦的。儘管馬爾科姆很討沙王的歡心，伊朗宮廷的一些大臣卻對他保持警惕，他們懷疑這位大使已經被東印度公司收買，想要讓“波斯成為東印度公司的大客戶”，“而且，他也想找一個對抗扎曼沙王的擋箭牌，因為後者威脅到東印度公司的利益”[13]。隨後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直到1801年，生意至上的英國人提出，英國可以向其提供軍事援助，只要伊朗出資[14]。

1804年是法特赫·阿里沙統治中的關鍵一年。面對沙俄與日俱增的野心，沙王自信與之對決的時機已經到來。憑藉與英國人締結的聯盟，他命王儲阿拔斯·米爾扎率領六萬人馬作戰。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英國人臨陣退縮了，因為在英國看來他們（更確切地說是以馬爾科姆作為使節的東印度公司）與沙皇的利益高於與伊朗沙王的聯盟。但這場伊朗史學家筆下的“十年戰爭”已經打響了。

之後沙王發現他的預判錯了：沙俄很快佔了上風，於1806年奪取了巴庫等一系列地區。法特赫·阿里沙於是轉向拿破崙一世——後者在伊朗聲望很高，並向他發出結盟之邀[15]。當時拿破崙剛剛從一場埃及的遠征中凱旋，並於1804年12月2日加冕稱帝。正如愛德華·德里奧指出的，拿破崙胸懷某種“東方夢”，或伊拉傑·阿米尼提出的“東方誘惑”，即沿著亞歷山大大帝的傳奇足跡前進。此外，看到英國和沙俄聯手對付他，還將奧地利和瑞典拉進他們的反法同盟，他必須做出回應，為此他決定出手遏制英、俄在高加索和印度的擴張計劃。與“波斯”（以及奧斯曼帝國）結成的聯盟在拿破崙看來顯然是對抗沙俄最有效的手段，與此同時這將為他開啟通往印度的道路，而英國將透過其東印度公司——這匹“特洛伊木馬”，長期維護它在該地區的利益並對拿破崙的前進造成阻礙。

1807年5月4日，法國和伊朗之間簽署了一項協議，協議複述了雙方4月間在普魯士的芬肯施泰因城堡的協商內容。根據這十六條協議的規定，法國保證向伊朗提供為一致對抗沙俄和英國所需的武器和軍事、後勤支援；作為交換，伊朗要斷絕與大英帝國的一切政治和商業往來。於是，一項共同討伐英國印度殖民地的計劃初現雛形。

1807年5月10日，拿破崙新任命的全權公使加爾達納將軍被派往伊朗，以落實兩國之間的合作，包括讓法特赫·阿里沙對《芬肯施泰因協議》批准生效，參與波斯軍隊的現代化改革，並對即將協同啟動的反英印度遠征進行相關籌備工作[16]。對加爾達納將軍的使命來說不幸的是，他1807年12月才到達德黑蘭，而在此之前，拿破崙已經改變了主意，因為他在弗裡德蘭戰役中打敗沙俄（1807年6月14日）後於7月7日和9日分別與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簽署了《提爾西特條約》。這兩項條約終結了從1806年在法國與英國、沙俄、瑞典、普魯士之間開始的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

如此，法特赫·阿里沙意識到依靠旨在對抗英國與沙俄的同盟的希望已經破滅。儘管藉助《芬肯施泰因協議》從法國方面獲取的軍事培訓和武器裝備促進了軍隊的現代化，但這畢竟與拿破崙直接干預沙俄進犯無法相比。於是，因對法國的不作為大失所望，沙王在朝中一些很有影響力的親英派的敦促下，於1809年2月同意在德黑蘭接見倫敦派遣的一位特使哈福德·瓊斯·布里奇斯。1809年2月13日，在伊英會談的前一天，加爾達納將軍滿懷遺憾地離開了德黑蘭。他的使命以無可爭辯的失敗告終，卻也將伊朗展現在法國東方學家充滿好奇的目光下。這些人透過參與該使團的行程，充分利用了他們停留的一年時間，完善他們的東方語言，深入瞭解這一文化，並在返回法國後在他們一篇接一篇的遊記中加以詳細闡述。伊朗與法國之間的關係勉強維持到1810年，沙王與拿破崙之間的通訊於這一年終止。兩國聯盟的失敗標誌著法國從此退出“大博弈[17]”，留下英國與沙俄的勢力在伊朗持續對峙。

法國讓伊朗的期待落空了，但哈福德·瓊斯·布里奇斯帶給沙王一個強國的支援，特別是這使伊朗得以遠離英國在波斯灣進犯的威脅。在伊朗明確提出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要求下，倫敦再次向德黑蘭派出了一位特別使節戈爾·烏斯利爵士，後者於1811年11月10日到達。他的使命是確定一項伊英條約，並促成沙俄與伊朗之間的停戰妥協。法特赫·阿里沙覺得應為這一聯盟做出辯解，便在同一時期給拿破崙寄去一封信，信中他毫不掩飾地指出法國那麼多年始終沒對他的主動示好做出適當回應[18]。

於是，一項初步和約於1809年在伊朗和英國之間簽署，並於1812年修改後確定了最終版本[19]。根據這項於1814年正式定名的《德黑蘭協議》[20]，伊朗須准許英國穿過其國土，前往印度，並切斷與法國的一切政治關係；英國一方則保證如有某一歐洲國家企圖侵犯伊朗領土，將向伊朗提供所需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這一協議將在隨後的半個世紀間決定兩國關係，使英國商務湧入伊朗的同時也推動了它在印度的殖民發展。伊朗一方從中獲得的只是一個變相的保護國身份，當然還有它急需的財源。

在此期間，戈爾·烏斯利爵士努力促成了《古利斯坦條約》的簽署，它標誌著伊朗與沙俄圍繞裡海周邊地區的長年衝突於1813年10月24日結束[21]。事實上，伊朗從沒在這一衝突中佔過上風。而且，面對皮特·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將軍率領的小部隊，阿拔斯·米爾扎以其三萬大軍分別於1812年10月31日在阿拉斯河上的阿斯蘭杜茲戰役和1813年亞塞拜然的連科蘭戰役中兩次遭遇慘敗[22]。

根據這一協議第十一章的條款，伊朗在阿拉斯河北部的所有領土均由沙皇接管，其中包括：達吉斯坦、喬治亞、薩梅格列羅、巴庫汗國、希爾凡汗國、卡拉巴赫汗國、佔賈汗國、舍基汗國等。此外，伊朗軍艦被禁止在裡海航行，而沙俄卻獲得在整個伊朗帝國境內經商的權利，以及對其王朝繼承權變相監控的權力，因為該協議中的一條規定，沙俄將承認並支援法特赫·阿里沙的合法繼承人。這一協議將與日後於1828年2月21日簽署的《土庫曼恰伊條約》一同被伊朗人民視為他們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條約之一。

除這些割地喪權的條件外，伊朗在伊俄衝突之後，面對沙俄的脅迫和英國的進犯（雖不是那麼直接但依舊充滿帝國主義色彩）變得更加脆弱，且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日益依賴西方。王儲阿拔斯·米爾扎及其幕僚想要總結這一時期的教訓，他們透過觀察得出確定無疑的論斷：伊朗在軍事方面遠遠落後於他國，它僅能借助各個部族提供的兵力，組建一支訓練不足、裝備不良、指揮不利的軍隊。如果伊朗打算收復其已經嚴重縮水的領土的主權，它必須建立一支非部族的、中央的職業正規軍，並不惜一切代價完成現代化改造。因此，他們決定派遣數十名伊朗青年前往歐洲（主要是奧地利和英國）學校學習。而這些人回國時帶來的民主理想將對這個國家19世紀後半葉的局勢走向產生巨大影響。

於是，伊朗啟動了大規模現代化運動。阿拔斯·米爾扎是這一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期望藉此讓伊朗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除按照歐洲模式重組軍隊外，他還主導開採亞塞拜然的銅礦和鐵礦，為廣大民眾接種天花疫苗，進口梳理羊毛的現代機床，建立公有和私有土地的地籍管理，組建持續、定期的郵政服務，並打擊公職人員中的權錢交易。對此，他得到的是宗教人士和權貴的抗議，因為前者認為他的大部分舉措都大逆不道，而後者則被迫盡忠職守、清廉為官。這些得到實施的法規隨後被陸續廢止，接著又在1850年代由阿米爾·卡比爾[23]再次啟用並增補充實，在經歷了又一次失敗後，於20世紀禮薩沙掌權時期再次成為國家的優先任務。然而，伊朗因為這一時期沒能真正施行王儲的理念，而錯過了它歷史上的重要轉機。

法特赫·阿里沙此時急切地想要在軍事領域找回他認為自己理應得到的榮光。儘管在沙俄戰線上失利，他對其他戰線上獲得勝利仍抱有希望。如此，法特赫·阿里沙欣喜地看到哈桑·阿里·米爾扎於1816年攻佔了赫拉特，1819至1823年之間穆罕默德·阿里·米爾扎和阿拔斯·米爾扎針對奧斯曼帝國在伊拉克取得了領土和外交上的進展，並就此使雙方簽訂了第一份《埃爾祖魯姆協議》，將伊朗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邊界確定了下來[24]。兩位王子還在東安納托利亞征服了一些地區，並派了幾個小部隊駐守於此，然而這些陣地因兄弟二人的不和以及變化莫測的國際環境而脆弱不堪，只是曇花一現。

沙俄一方無論如何也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伊朗，乃至於它堅持在裡海沿岸和中亞推行霸權以保持對伊朗的絕對優勢。而伊朗方面則渴望復仇，並因烏理瑪和一部分朝臣的鼓動而更加群情激昂。1825年12月12日亞歷山大一世沙皇去世，伊朗人期待沙俄會因此出現政策轉變，德黑蘭的一位大毛拉賽義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抓住這一時機宣佈對沙俄發起“聖戰”，以收復喪失的領土。法特赫·阿里沙雖不情願，但無奈屈從。他毫無親自指揮作戰的慾望，於是不顧王儲身患重病，且厭惡來自教權方面的壓力，堅持指定阿拔斯·米爾紮帶兵出征。

持續兩年的戰爭於1826年7月16日打響，當日阿拔斯·米爾扎率三萬五千人侵入亞塞拜然的卡拉巴赫和塔雷什汗國。在短暫的勝利後，因為沙王拒絕為軍隊現代化改造再次撥款，伊朗人於9月間被八千裝備比他們精良的沙俄兵將擊退。雙方從1827年春重新開戰，沙俄於10月1日攻佔了亞美尼亞的埃裡溫。很快，大不里士也被攻陷，這使得沙王被迫求和，並於1828年2月2日匆忙簽署了《土庫曼恰伊條約》[25]。

這份被伊朗民眾視為“可恥”的條約承認了伊朗的戰敗，除了已經於1812年割讓的行省外，伊朗又失去了亞美尼亞東南部的埃裡溫汗國和納希切萬汗國。面對沙俄踏平德黑蘭的威脅，伊朗被迫向其支付兩千萬盧布的戰爭賠款。沙俄成為這次衝突的最大贏家，亞美尼亞也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指令成為沙俄帝國的一個行省，這個省將吸引眾多伊朗的亞美尼亞人來此定居，形成未來亞美尼亞共和國的前身。在沙王無力反抗的情況下，曾令伊朗與奧斯曼帝國持續三個世紀爭執不休的這片地區從此脫離了伊朗的控制。此外，為了支付沙皇責令的賦稅，這位以慳吝出名的法特赫·阿里沙無奈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財寶，並強迫當時身體已十分虛弱的阿拔斯·米爾扎自行籌措剩餘的賠款。俄國人則趁機攫取了位於阿爾達比勒的薩非王朝的陵墓中儲藏的藝術品，今天它們被陳列在聖彼得堡博物館之中。

除此以外，沙皇還派出一支俄國使團駐守在德黑蘭。普希金的一位密友，會說波斯語的詩人和劇作家亞歷山大·格里博也多夫[26]領導了這支使團。這個自滿的大使對待沙王就好像後者“只是一個突厥斯坦的可汗一樣[27]”，因此，伊朗政權與沙俄使團之間的關係迅速緊張起來。一件牽涉使團的風化事件成為潛在敵意最終爆發的導火索，城中的毛拉和巴扎商人也都參與其中，在使團面前掀起了一場暴動。哥薩克人朝人群開火，民眾持續三天瘋狂報復。格里博也多夫使團幾乎所有成員均遭屠殺。對這一屠殺起因的解釋有俄國、伊朗和英國等不同版本[28]。但無論如何，不久之後，沙皇的一位使節——多爾戈魯科夫親王要求伊朗做出道歉和賠償。對法特赫·阿里來說，絕不能冒再次挑起伊俄之戰的風險。而沙俄方面，尼古拉一世這時因接連不斷的歐洲危機無暇顧及伊朗問題。雙方就此僅做了最低階別的處理：伊朗對聖彼得堡鄭重道歉，同時也將考慮懲辦主使者[29]。阿拔斯·米爾扎之子，年輕的霍斯勞—米爾扎王子率領一隊使團被派往莫斯科，作為保證伊朗誠信的人質。一個名叫米爾扎·塔吉汗·法拉哈尼的二十一二歲的青年作為伊朗使團秘書在出使的十一個月向在大不里士的阿拔斯·米爾紮起草了一系列報告。他藉機用心觀察周圍的事物，學習新鮮的禮儀慣例。多年以後，正是他以阿米爾·卡比爾（“總理大臣”）的名字，嘗試了對自己的國家進行改革。

1830年代初，伊朗貧困落後，國運衰微。年事已高的法特赫·阿里沙日日躲在他位於德黑蘭的內賈雷斯坦夏季別墅[30]中，讓妻妾們圍繞左右，聊以自慰。幸而阿拔斯·米爾扎，這位公認具有傑出能力的王儲不顧自己疾病纏身，堅持守護國家利益。他的城市大不里士成為一個交流的門戶，聚集著伺機攫取伊朗財富的沙俄和英國使團。另外，1830年夏，霍亂肆虐大不里士，阿拔斯·米爾扎焦慮地發現其長子穆罕默德·米爾扎已被其家庭教師，陰暗的哈吉·米爾扎·阿加西所操控，後者斷言這場災難是上天降至人間，以懲罰那些崇尚西方、背叛伊斯蘭的人。

沙王不顧王儲日漸衰弱的病體，繼續將他派往亞茲德、克爾曼和呼羅珊最艱苦的戰線，以平息不斷興起的叛亂。1833年10月25日，阿拔斯·米爾扎心力交瘁，於馬什哈德溘然長逝。享年四十四歲。

法特赫·阿里沙失去了他身邊唯一一位不僅有志於讓伊朗重振雄風而且具備他所缺乏的優點的繼承人。法特赫·阿里沙因缺乏判斷力而將飽受後世詬病。難道不是他，以其戰略上的隨意輕慢，使西方列強得以蠶食伊朗領土，並鞏固了其優勢地位，從而使國家失去了中期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對他統治失敗的這一篤定判斷，儘管正當，實為過度苛責，因其忽略了法特赫·阿里沙，這個有著藝術情懷而不是尚武之心的君主在其他領域做出的成績，我們今天開始逐漸承認他對藝術、文學的關注和支援。他渴望將他的國家和自己本人以華麗甚至“復興”的形象展現在來訪者面前。

事實上，在法特赫·阿里沙的統治時期，德黑蘭周圍的山丘上都裝點著豪華的度假別墅，如沙王每到風和日麗的春季便將其宮廷和家眷一併遷入的卡扎爾堡。至於德黑蘭的皇家居所古利斯坦，又稱“花園”或“玫瑰園”[31]，他將其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並將其打造成一個融合了薩非、莫臥兒文化遺產以及歐洲風潮的獨具匠心的卡扎爾藝術展示窗[32]。此外，為了在所有皇宮中展示自己王朝未來的長久統治，他命人將自己在兒子們簇擁下的形象描繪在所有壁畫上。以其特有的（如寇松侯爵所說）“蜂腰”“仿若豚草的美髯”以及流光溢彩的寶石點綴的服飾，法特赫·阿里沙在畫卷中的辨識度很高，並象徵著中央集權的莊重威嚴。在他以前，罕有像他這樣喜歡透過藝術作品展示自己權威形象的伊朗君主。已知在畫布上創作的他的肖像共有二十五幅，均由當時最負盛名的畫家完成，包括米爾扎·巴巴·設拉子和米赫爾·阿里。這在當時是一種創新，因為一直以來的主流藝術是細密畫。如此，法特赫·阿里沙在伊朗開創了個人崇拜之風，並高調弘揚權力形象，為此他常常將自己呈現在一種反射前伊斯蘭伊朗帝國（即薩珊帝國）恢宏氣勢的背景中，從而暗示自己的統治與之相關。在這樣的國家這一偏好可謂奇特，因為此類模擬尺寸肖像觸及了伊斯蘭人像創作的禁戒。

除了鍾情於建築和繪畫，詩歌和散文在他的藝術資助中也佔有重要位置。儘管在過去兩個世紀中，詩人和散文家大多流亡到莫臥兒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的宮中，法特赫·阿里沙卻促進了這些文學形式在伊朗的復興。他曾保護大詩人哈特夫的兒子薩哈勃，並讓後者成為他的頌詞作者，薩哈勃模仿12世紀詩人創作蓋綏達，又模仿13和14世紀的風格創作嘎扎勒。除他以外，詩人梅傑馬爾從薩迪身上汲取靈感，也以其嘎扎勒著稱；狂放的薩巴被封為宮廷詩人，其多篇長詩主要以法赫特的統治以及穆聖和阿里為主題；內沙特擅長神秘主義雙行詩和抒情詩；維薩勒也創作出非同凡響的詩集……

除了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他外在表現欲的文藝資助活動以外，沙王為自己後宮的日常關係建立了一套以等級為基礎的固定禮儀。在“安德榮”——沙王度過大部分時間的封閉私有空間中，皇太后主事；緊隨其後的是給沙王生下王儲阿拔斯·米爾扎的正室卡扎爾妻子；然後是其他有封號的貴族妻子。沙王的女兒、姐妹和女性長輩組成了第四階層；在她們之下的是出身平民的妃子。隨後一層是服務的女官，其中品嚐御膳並蓋上封印的女官比晚間護送沙王回到寢室的女奴地位更高。國王用過膳後剩下的菜品都以上述等級順序分配給他周圍的人。在這些常住“安德榮”內，總是珠光寶氣的貴婦之下，還有位列第七等級的舞女——她們只為沙王獻舞，任何其他男性都不能觀賞這些表演，位列在她們之下的那些使女只有憑藉美貌才有得到在“安德榮”晉升機會的可能，而這也是她們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標。

在宗教方面，法特赫·阿里沙作為一名恭敬的什葉派穆斯林的同時，在面對烏理瑪在民眾中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也竭力保持著國王的特權。“穆智臺希德”從統治初期便受到王權的仰仗，法特赫·阿里沙為了得到他們的支援給予他們不少優待：慷慨的捐贈，特殊的土地政策（圖于勒），以及對慈善捐贈（瓦剋夫）、司法程式和清真寺領導權的直接控制。同時沙王也允許他們不時鎮壓和清除蘇非派反對者和他們眼中的異端。此外，法特赫·阿里沙還經常邀請最顯赫的伊朗或阿拉伯穆智臺希德進宮，如在庫姆進行了教學改革的烏蘇勒派[33]教法學家米爾扎·阿布—卡西姆·庫米（以米爾扎·庫米的名字更為世人所知），財雄勢大的“霍賈特伊斯蘭”——伊斯法罕的賽義德·穆罕默德—巴克爾·薩弗提、法學家謝赫·賈法爾·納賈菲以及賽義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

為什麼法特赫·阿里沙以及更普遍的卡扎爾的國王對這些宗教人士表現得如此尊敬和慷慨？對這個問題有多種推測。一些人認為，“前朝薩非王室以伊瑪目卡齊姆的後代自居，什葉派也由他們立為國教。而與之不同的是，卡扎爾家族並非‘賽義德[34]’，並因此與前朝王室對比其王權顯得缺乏宗教合法性。因此，阿迦·穆罕默德沙及其繼承人法特赫·阿里沙不斷向什葉派宗教人士表示敬意[35]”。在另一些人看來，他們主要出於對內亂甚至內戰的恐懼才順從主流民意和有影響力的毛拉的意志。但這並不妨礙沙王也聽取神秘主義者、諾斯替主義者、哲學家，甚至一些反烏蘇勒派的主張。某些正統宗教人士對沙王的這種思想開放予以譴責，特別是當他對他們的慷慨恩賜越來越少的時候。

英國外交官詹姆斯·莫里耶在其1824年的小說《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歷險記》中曾對沙王法特赫·阿里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這位沙王生前的所作所為在他1834年10月23日去世後都剩下什麼呢？他的統治本可以將卡扎爾王朝引入一個創新的19世紀，但與此相反，他卻向外國（沙俄和英國）愈演愈烈的政治和經濟干預敞開國門，同時他讓伊朗喪失了阿迦·穆罕默德沙收復的一部分領土，並賦予教權重要的地位，損害了沙王阿拔斯建立的國王權威。法特赫·阿里沙可能想要以另一種方式，即透過伊朗的藝術復興和他的文化資助和建設專案續寫薩非王朝、薩珊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光輝歷史，但他缺乏才幹、全域性視野和戰略膽識。

將權力建立在一個看似強大的君主專制基礎上，法特赫·阿里沙沒能使伊朗變得強大也因為他無意聽取他的兒子阿拔斯·米爾扎的意見（儘管他在後者去世時讚頌其才能），因為他的吝嗇而沒有在最佳時機對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還因為他對國家急需的深層次改革興味索然，與此相比，他更偏好沉湎於文藝和後宮稍縱即逝的享樂。可以說，他的統治過度專注於自我，即便他有時揮霍無度，那也是為了獲得自身的愉悅與個人享受。事實上，與阿拔斯·米爾扎相反，他心中並無國家，這也導致伊朗步上一條預設的沒落之路。這一沒落也源於法特赫·阿里沙在後宮孕育並將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持續內鬥的眾多王子[36]。這就是法特赫·阿里沙富有爭議的政治遺產，而繼承他這筆遺產的孫子穆罕默德·米爾扎，其1834至1848年的統治也乏善可陳。

十四年的停滯

一聽說祖父的死訊，穆罕默德·米爾扎就戴上了飾有翎毛的卷羊皮帽冠——卡扎爾王朝的王權象徵，併成為穆罕默德·卡扎爾沙。他的加冕儀式由伊瑪目喬梅在國都主持完成，後者將“塔基先”戴在了他的頭上——而這頂三層珍珠寶石王冠還是納迪爾沙於一個世紀以前從德里之圍帶回的戰利品。

穆罕默德沙的第一個政治舉措是派一隊伊朗和英國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法爾斯，以平息他的兩個叔叔法爾曼—法爾瑪·侯賽因·阿里·米爾扎和哈桑·阿里策動的叛亂，他們二人之前在克爾曼就曾進行過此類反叛活動。穆罕默德沙再度控制了這方局勢，並重拾他曾祖父阿迦·穆罕默德沙的行事方法：雖然他將侯賽因·阿里持續拘禁到侯賽因於1835年7月22日死去，他卻命人將哈桑·阿里刺瞎眼並投入阿爾達比勒的監獄，因為這是後者第二次侵害國家權力。隨後，另一些王子也被投入阿爾達比勒的監獄，還有一些選擇流亡。沙王的家庭教師哈吉·米爾扎·阿加西從穆罕默德沙登基伊始就主張一種鐵腕策略，將沙王推上了這條殘酷鎮壓之路。儘管他本人作風遠非無可指摘，哈吉·米爾扎·阿加西卻極力推崇道德純潔性，並公開反對從先皇朝中留任的大維齊爾戈海姆—馬格漢姆，指控後者有貪腐行為。篤信蘇非神秘主義的沙王聽到民眾中傳出的閒言碎語，於1835年6月26日將戈海姆—馬格漢姆以叛國罪處死。隨後他讓哈吉·米爾扎·阿加西接任大維齊爾一職，並讓其成為他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導師和“灰衣主教”直到他去世為止。

災難性的選擇。這位大維齊爾唆使他拒絕了包括1834年從印度到來的英國軍事使團提出的繼續對伊朗軍隊進行現代化重組的建議，因為在哈吉·米爾扎·阿加西看來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都是邪惡的。因此，新沙王在其統治時期，伊朗原有的落後差距進一步拉大，喪失的領土沒有得到收復，他父親阿拔斯·米爾扎的改革計劃也無疾而終。

在這國力衰退的背景下，穆罕默德沙為了逃避與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正式會晤，派自己於1835年定立的王儲——年僅四歲的納賽爾丁前去赴約，處理1823年簽訂《埃爾祖魯姆協議》後與奧斯曼帝國之間遺留的令人擔憂的邊界問題。事實上，從1833年開始，兩國邊境就衝突頻發。1837年巴格達帕夏火燒巴士拉南部的一個港口城市，距離阿巴丹十公里的莫哈馬雷赫（今天的霍拉姆沙赫爾），令衝突升級；伊朗於1840年做出回擊，佔領偏北的蘇萊曼尼亞。一場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沙俄和英國鑑於本國利益與這兩國的命運緊密聯絡，便於1843年提出調停，它們的斡旋努力險些因奧斯曼人在卡爾巴拉對什葉派朝覲者的屠殺而付之東流。

伊奧兩國終於在1843年2月第二次在埃爾祖魯姆舉行會談。伊朗方面，那個曾於1829年在年輕王子霍斯勞—米爾紮帶領下前往莫斯科面見沙皇的使團中表現出非凡才華的外交官米爾扎·塔吉汗·法拉哈尼也參加了本次談判。會談的重點在於劃定伊朗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邊界，解決這個令兩國自16世紀戰火頻仍的棘手問題[37]。誠然，在伊朗慘敗後於1639年簽署的《席林堡和約》曾宣佈和平將持續到“最終審判日”；然而，與其說它解決了爭端，不如說那只是為隨後的一系列和約樹立了一個臨時標杆[38]。伊拉克境內擁有包括卡爾巴拉在內的太多重要的什葉派穆斯林聖地和伊朗裔人口，使伊朗無法對其漠然置之。此外，這份由奧斯曼帝國提出的和約語焉不詳，在將近兩千公里長的邊境上只劃定了一片邊界區域而不是精確的界線[39]。

因此，各方代表團會聚在埃爾祖魯姆以解決這一混亂的局面，而在這一時期西方列強也想要擁有發言權，以避免在該地區出現任何緊張局勢。大會開幕時，只有倫敦和莫斯科作為“合作方”派出高層“監察員”出席了會議，法國雖然在埃爾祖魯姆設有領事館，卻只有權派出一名“觀察員”。鑑於伊朗和奧斯曼帝國雙方都無法提供和約原本作為和談參考，作為《席林堡和約》的更新版本，《庫爾旦公約》（1746年）被當作和談初期的基礎檔案[40]。伊朗人認為，應該以一部18世紀的地理文獻中複製的公約版本和1808年的地圖冊為談判參照，但奧斯曼人質疑前者的真實性；奧斯曼人認為，應該以他們檔案中的一個版本作為依據展開談判，但他們從未能提供。鑑於情況的複雜性、重要性和必要的多語言翻譯，會談共持續了四年（其間只出現了一次短暫間歇）才達成一項協議。在和談的第一階段（直到1844年5月2日），共召開了十八次全體會議。第二階段持續到1847年5月31日，會上討論了阿拉伯河[41]這一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最終協議規定，“佐哈布的低地劃給土耳其，高地則劃給波斯。波斯放棄追究對蘇萊曼尼亞的任何權利，而奧斯曼帝國承認波斯對莫哈馬雷赫的主權[42]”和它對阿拉伯河左岸的主權，這也導致了20世紀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發生的一系列嚴重衝突。

在即將簽字認可之際，6月18日的一個事件幾乎將一切都葬送了。城裡爆發動亂：一名男孩據傳被米爾扎·塔吉汗的一個衛兵強姦。米爾扎·塔吉汗負傷，他的住所遭襲，同時城內伊朗居民和商戶也被搶掠。直到城市恢復平靜，伊朗人被洗除犯罪嫌疑並得到賠償後，會議才得以重啟，共計兩頁九條的協議最終得到簽署，“在原則上解決了最富爭議的問題，並建立了一支聯合定界委員會。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委員會在識別主權，將主權與某塊土地相連，在現場讓雙方達成一致方面困難重重。在克里米亞戰爭和1878年的巴爾幹大危機造成的幾次中斷後，劃界工作到1913年始終進展不利，直到‘調解人’的‘仲裁人’地位得到了各方承認。在十個月後，他們成功在現場標定了一條邊界線，時至今日除了些許修改，它仍是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國境線[43]”。

在埃爾祖魯姆大會結束時，米爾扎·塔吉汗為他在大會討論中的積極行動收到了全體與會者的一致讚揚。羅伯特·寇松作為大英帝國的代表，事後寫道：“值得一提的是，米爾扎·塔吉汗是四個參與國中最出色的代表。[44]”人們不久以後將會想起這句話。

當前邊界問題大致得到解決，伊朗卻因其陳舊的國防和混亂的經濟依舊脆弱。它與英國之間的關係也自1839年因赫拉特城的分歧而惡化，這致使英國撤出其外交和軍事使團，佔領了波斯灣的哈爾克島，並攻打了對面的港口城市布什爾，以佔據一個令人垂涎的戰略要地。[45]

為了應對這一新危機，穆罕默德沙嘗試與法國交好。在兩國於1844年正式重建外交關係、法國向德黑蘭派出大使薩提芝伯爵以前，沙王從法王路易—菲利普方面已經獲得了武器和軍事指導員，以取代英國的支援。1840年，隨著伊朗授權在其領土內開設遣使會神學院，兩國的關係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從1844年起，曾在加爾達納的使命失敗導致其一度消失的法國科學和考古探險隊重新在伊朗現身。伊朗與法國之間的合作透過“對遣使會神學院實施保護措施，以及1846年歐內斯特·克洛蓋被委任為沙王的私人醫生（伊朗宮廷的法國醫生傳統將被長期保持）[46]”而進一步得到加強。

穆罕默德沙從1842年開始因嚴重的痛風導致健康情況惡化。有人預言他去日無多，他的一個弟弟巴赫曼·米爾扎表明要與十一歲的王儲納賽爾丁·米爾扎角逐王位。但沙王這次有驚無險……直到1845年，沙王再次病倒。在此期間，巴赫曼·米爾扎已經在亞塞拜然站穩腳跟，他在那裡已經被視為“準國王”。然而，沙王再次“起死回生”，只是更加瘦弱了。他將主要權力委託給大維齊爾，陰暗的哈吉·米爾扎·阿加西，但後者的宗派主義行事方法正在民眾中引起越來越強烈的不滿。

在日益高漲的憤懣情緒中，從1844年起誕生了一場重要的宗教運動，這一運動的領導者是設拉子人賽義德·阿里·穆罕默德。賽義德·阿里·穆罕默德1819年生於一個商人家庭，在二十歲時曾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居住，在那裡結識並師從眾多傑出宗教人士。他出色的表現使包括什葉派謝赫學派[47]神學院院長賽義德·卡齊姆·拉什提（1793—1843年）在內的一些人相信在他身上看到了巴布[48]（通往真理之“門”，只有透過它才能接近上帝）的特質。這一“認可”啟動了新一輪預言週期，在1844年5月23日——第十二任伊瑪目隱遁近一千年之後。這一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日子為巴布教[49]的誕生提供了合法性。

巴布在全波斯宣佈他的使命，並最終自稱為“馬赫迪”——眾人企盼的隱遁的伊瑪目，這位被譽為“起點”或“最高存在”的宗教領袖贏得了眾多信徒，他反對毛拉的腐敗和對社會生活森嚴管束的言論甚至令統治階層的人士所信服。他是否曾得到英國特工的幫助或資助，以破壞伊朗的國家統一？他的批判者[50]日後將如此說。無論如何，巴布很快就引起了宗教和民事權力——烏理瑪和卡扎爾王室的擔憂。

更嚴重的是，在他一部重要著作——被視為該運動主要聖書的《默示錄》（字面意思為“宣言”或“詮釋”）中，他雖然承認先知穆罕默德使命的真實性，但他宣稱其使命已於1844年結束，此外他還廢止眾多《古蘭經》法規，並做出了與正統什葉派教義大相徑庭的靈性解釋[51]。紅線被跨越了。正如理查德·佛茲[52]所說的，“在什葉派下的十二伊瑪目派社會中，自稱‘馬赫迪’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在9世紀隱遁的這位第十二任伊瑪目缺席的情況下，什葉派信徒被迫接受他們君主的俗權，而什葉派烏理瑪則作為第十二任伊瑪目的‘代理執政者’掌握著教權。如果第十二任伊瑪目返回世間，那麼烏理瑪和君主的權力都將過期作廢”。因此，感到民間與日俱增的起事危險，當權者們一致決定嚴厲鎮壓巴布的運動。巴布1848年在大不里士被逮捕，但繼續堅稱自己是“馬赫迪”，他受到穆智臺希德（教法博士）組成的委員會的審判，並以褻瀆神聖的罪名被關入俄土邊境上的馬庫城堡，隨後又轉至奇赫裡特，他在全國各地的信徒都遭到追捕。在這些無情打擊下，巴布運動並沒有就此消失。事實是，它回應了人民對毛拉控制社會生活的反抗訴求，這也是它從一開始就具備的成功要素之一。

美貌非常的女詩人，被譽為“闊拉特恩”（純潔者、眼睛的安慰）的塔荷蕾[53]成為這一運動最為活躍的傑出人物之一。1817年生於加茲溫一個神學家家庭，她作為巴布教的傳教者被派往南部傳教，並在卡爾巴拉的多次佈道中公開支援巴的立場。回到伊朗後，在巴布教一部分信徒和集市商人的鼓勵下，她出席了1848年巴達什特大會，其間她透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舉動點燃了民眾的熱情，並且在今天看來是飽含意義的：除了手舉一把寶劍，她還揭掉了自己的頭巾。她因為這一玷汙現行教法的行為遭到囚禁。

政權對巴布運動的擔憂並沒有減少，因為儘管遭到鎮壓，它仍集結了近十萬堅持要讓自己的信仰得到承認的民眾。巴布的追隨者曾試圖對他施救，卻無功而返。接著在亞茲德、贊詹等地都發生了對信眾的大屠殺。然而，巴布運動卻以燎原之勢蔓延至整個伊朗，伊朗傳統政權的動搖風險已經不僅限於一種假設。

沙王穆罕默德於1848年9月5日在內賈雷斯坦皇宮死於痛風。像他祖父一樣，他也疏於政務，將治國大任交予他陰暗的大維齊爾。然而，他十分熱衷於炫耀奢華，向外國使節大量贈送昂貴禮品，以高額的費用保有一支近百人的樂隊和十一人的舞蹈團，並令他們在其每次出行時伴隨左右，樂隊指揮還被賜予“皇傢俬享豪華閣下[54]”這一誇張的頭銜。最令人吃驚的是，宮廷中還有一群清心寡慾的蘇非派托缽僧，他們放棄舒適享樂的精神令沙王非常欣賞。這一品味上的含糊曖昧和這顯而易見的富足之下，是否像前任君主一樣，掩藏著統治者在一個經歷變化的現代世界，一個伊朗幾乎缺席，且越發依賴外國列強的世界中的某種退避，某種不願面對現實和拒絕革新的態度？

他的兒子納賽爾丁是否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下令王朝與時俱進，得到穩固？儘管在國際關係上取得了些許進展，但王朝在所有方面都顯出頹勢。

黑暗中的曙光

時年十七歲的王儲此時正在亞塞拜然擔任總督，但無論他的權力還是財力都無法讓他體面地在都城加冕。然而，他必須先發制人，搶在那些威脅王位的爭權者[55]之前行動。他的母親，瑪利克·賈漢王后重新啟用“馬赫德·烏莉婭（最高搖籃）”的稱號，並在德黑蘭向他發出催促，因為她的攝政環境危機四伏。那位早已脫穎而出，現任亞塞拜然軍事部長的米爾扎·塔吉汗此時出手相助。他說服曾回絕王儲的大不里士商人將錢借給王儲，為此他親自簽字作保。如此，他召集了一大隊人馬陪伴王儲前往德黑蘭。1848年9月13日，卡扎爾第四任沙王納賽爾丁在隆重的典禮中加冕稱王。為了嘉獎他的功勞，沙王納賽爾丁將米爾扎·塔吉汗擢升為國家的阿米爾·內扎姆（軍隊元帥），接著又封他為阿米爾·卡比爾（總理大臣），他將以這一稱呼留名後世[56]。

這是對此人功勳的最大褒獎，因為他的出身本不利於他出人頭地。在1802至1804年之間生於伊朗中部阿拉克附近法拉汗地區的一個名叫哈扎維的小村莊，他的父親卡爾巴拉依·高爾班曾是阿拔斯·米爾扎的重臣戈海姆—馬格漢姆的廚師。按照當時貴族家庭的普遍習俗，他享受到了與戈海姆—馬格漢姆的孩子們一同接受教育的權利，而他顯現的非凡天賦也得到了戈海姆—馬格漢姆的賞識。十五六歲時，米爾扎[57]·塔吉·法拉哈尼已經會讀會寫，領會了伊斯蘭教法、歷史、地理方面的基礎知識，並熟練掌握了波斯語的微妙表達。

他就這樣進入了國家的統治高層，在二十年間學習行政管理之道，特別是三次出使任務令他成為一個更加成熟幹練的政治家——其中前兩次是出使沙俄，當時的他在聖彼得堡就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注意，第三次是在卡帕多西亞的埃爾祖魯姆。所有這些出使經歷不僅讓他有機會結識外國外交官，更令他將國際上的操作方法與伊朗的進行對比，並向最初落實這些操作方法的人士諮詢取經。米爾扎·塔吉汗還讓他的翻譯（一個名叫米爾扎·達烏德的法國人）從法國訂購了一百多部“基本書籍”，以及眾多奧地利著作。最後，他還主動接近奧斯曼人，瞭解他們當時正在進行的改革（“坦志麥特[58]”）。於是，他的思想逐漸向伊朗急切呼喚的改革敞開。當前，阿米爾·卡比爾已經準備好要將他的所見、所聞、閱讀到的與計劃的一切付諸行動。他留給後世的形象，或是一個立憲運動的久遠的先驅，或是一個獨裁者，但無論如何，他繼承了阿拔斯·米爾扎的遺志，努力實現伊朗的現代化，從1848年9月至1851年12月的短短三年間，他取得的成績頗為豐碩。

眼下的首要任務是重建首都和眾多行省的社會秩序，他對多股起義力量進行了嚴酷鎮壓。還有因1848年巴布被捕而導致的巴布教信徒騷亂。對這一運動的處理較為棘手，因為它遍佈全國，且涉及所有階層的民眾，而這一新興宗教的立場與什葉派下的十二伊瑪目派針鋒相對。事實上，巴布自稱收到了神明啟示的五十萬條詩句，且他已將這些詩句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書寫在他的兩部聖書《加堯穆勒·阿斯瑪》（“名字的復活”）和《默示錄》中，這也使他與烏理瑪出現了嚴重的衝突，因為在後者看來，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知。如此，什葉派社會的平衡從根本上受到了威脅。

兩起事件加劇了巴布教徒與非巴布教徒之間的緊張關係。第一起圍繞著巴布的一位早期的同伴——庫杜斯，他在馬贊德蘭省的薩里被捕入獄。他的信徒前去解救他，卻被迫藏身在謝赫·塔巴爾西[59]的陵墓中，在1848年10月至1849年5月間持續被圍，以至於最後不得不食用自己鞋子上的皮革充飢。在相信了政府軍對他們做出的寬大處理的承諾後，他們走出了藏身之所。但政府軍隨後食言，庫杜斯被一位高層烏理瑪交予暴民，被群毆致死[60]。第二起事件有關巴布的另一位門徒——穆拉·侯賽因·布切裡，他拿起武器反抗政府軍，然後退守他的要塞之中。在多次戰鬥和圍剿後，他傷重而死，他的追隨者也都被殘忍屠戮。

自此，巴布運動被視為恐怖主義運動，並遭到無情迫害。1850年7月9日，因其不斷積聚的影響力，巴布被槍決。他的信徒在亞茲德、贊詹、內里茲等地以起義發起反擊……

一些人認為，阿米爾·卡比爾在對巴布運動的鎮壓中應與什葉派宗教集團承擔同等責任。他的處理方法無疑是專制的，而他的手段——在毛拉們的慫恿下——也是暴力的。這些行動也令他樹敵眾多。而且，巴布運動也沒有因此而消亡，巴布被視為殉教的死更加激勵了追隨的信徒。第二個巴布，生於德黑蘭的米爾扎·侯賽因·阿里·努裡揭竿而起，離開德黑蘭後定居巴格達[61]。一股反對勢力就此崛起，“並宣稱，很快，阿米爾·卡比爾將會死去[62]”。一個新宗教——巴哈伊教[63]即將誕生。

當前中央政權已經重新掌控了局勢，改革的時機再次到來。但國庫空虛，無力資助伊朗的改革，更不能保證它獨立於外部干涉勢力。阿米爾·卡比爾的首要任務是找到補救的辦法，甚至讓朝中權臣與之反目也在所不惜，這些人其實已經在窺視他的一舉一動，只等他馬失前蹄。此時，總理大臣委任一個專家團體（“莫斯托非”）負責重組公共財政。於是，國王與太后的內務開支[64]，以及宮廷多項費用，都赫然出現在開支削減專案之列，而這些極具風險的標誌性舉措已經讓他的導師戈海姆—馬格漢姆付出了生命代價。另有其他不合理的支出也將被裁撤，其中包括令人藉機中飽私囊的虛構支出專案，以及在神秘轉賬操作中消失的公務員補貼……而這些舉措無一例外地引起強烈抗議。為了讓自己的決策得到切實執行，阿米爾·卡比爾還建立了一個情報機構，用來監視王子、王室和各國使節。無論如何，他毫不動搖：各項稅款開始流入國庫，鑑於支出大幅削減，國家很快具備了實現他改革夢想的條件。

在各項要務中，他首選重組軍隊，或者說建立軍隊——因為在與沙俄的戰爭中伊朗國防部隊表現得如此不堪一擊。伊朗需要一支非部族的常規軍，它應該以西方模式管理，裝備精良，定期放餉。伊朗軍人沒有接受過新式戰爭的培訓，於是為了指導他們，政府聘請了奧地利和義大利軍事指導員，令英國人和俄國人著實惱火。與此同時，為了不再依賴外國軍火市場，政府在伊朗境內建立了多座軍工廠。在這些措施實施一年後，根據一項英國報告，伊朗已擁有包括後勤在內的常規軍十三萬兩千人。此外，新建的一支四百人的國王禁衛軍像阿契美尼德時期的“長生軍”一般將負責保護沙王的安全。

即便伊朗當前已經擁有了一支陸軍，它仍舊缺乏守護波斯灣的海軍，而英國人始終出於自身利益反對伊朗組建海軍艦隊[65]。對此，阿米爾·卡比爾透過親身嘗試進一步得到了確認，因為他在向大英帝國全權公使詢問，英國是否可以向他出售四艘軍艦，其中兩艘裝備25門火炮的時候，得到的是否定的答覆。面對這一拒絕，伊朗總理大臣決定在全球尋找與“第三方結盟”的可能性，嘗試這一法特赫·阿里沙在位時期未能實現的政策，併成功與奧地利、普魯士、法國建立合作，甚至與遙遠的美國簽訂了兩項友好商業協議。

他的舉措對伊朗國內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於是，昨日的勝者——英國和沙俄儘管透過協議享有進口和流通稅方面的極大優惠，阿米爾·卡比爾卻重新設定了關稅，以保護伊朗國內生產，並啟動了雄心勃勃的鐵路建設工程。

其他大型改革專案也將改變伊朗人的日常生活：推行天花疫苗的強制接種[66]，設定郵局，在伊朗成立了第一家現代醫院。1847年，總理大臣還支援建立了伊朗的第一份報紙——《事件報》，納賽爾丁沙對此頒佈的一項法令描述了報紙的功用：“帝國的所有居民都必須知悉，國王已表明教育其子民的願望，鑑於教育包含了對這個世界事物的認知，陛下決定從今以後將印刷一份涵蓋東西方新聞的紙質資訊。這一報紙將被髮放到帝國的所有省份……這一報紙將按月出版……”透過這篇文字，面向全國人民的掃盲運動和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都被正式宣佈。與此同時，曾在戈海姆—馬格漢姆領導下開始籌備，在他死後擱淺的專案——公共翻譯局誕生了。在埃爾祖魯姆參加大會期間從法國和奧地利訂購的書籍都成為這裡最早翻譯的資料：一部國際法著作、兩卷拿破崙一世傳記、一部法國曆史……並組成了一套“參考性藏書”。

清醒意識到這些深層結構性變化需要高質量教育的支援，阿米爾·卡比爾在伊朗創立了第一所西式大學“達爾·弗農”。這一類似皇家軍事學院的王牌機構被他視為全新政府體系的核心，以及國家進步和強盛的推動力[67]。為辦學成功，他專門派人去歐洲招募教師隊伍，這些教師的首要任務是為軍隊培養專業幹部。於是，七個奧地利人、兩個義大利人、一個法國人和一個荷蘭人都受聘赴德黑蘭任職。

“達爾·弗農[68]”帶著它的教室、圖書館、戲院、餐廳拔地而起，它設有七個系，其中包括民用工程系、科學系、醫學系、外語系、“兵法”系和“防禦工事技術”系。所有課程均以法語教授。每位教師開始時都配有一名翻譯，直到伊朗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法語為止。第一屆五百名學生都有獎學金資助，並穿著軍裝。1851年12月30日，學校由沙王親自揭幕，但阿米爾·卡比爾不在場，因為他當時已經被流放了！

他的敵人們的確成功將其清除出政權。宗教人士除了不願看到社會變化以外，還反對阿米爾·卡比爾最有抱負的革新舉措：建立民事法庭。宗教團體因此喪失一部分特權，這使得總理大臣的政敵名單不斷拉長。毛拉們沮喪地看到與他們相關的訴訟案件被從宗教法庭的管轄權中撤出，轉而送交新設立的民事法庭審理。他們無力地見證他們與官方少數派宗教（猶太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但巴布教除外）之間的關係被重新定義。透過這一改革，這些社群被強制繳納的特殊賦稅——“齊米稅[69]”——被取消，伊斯蘭叛教罪也被廢除，而這些宗教的學校也得到保護。

如此，伊朗人經歷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道德和宗教變革，並應邀以“強制高速”——阿米爾·卡比爾也因此被流放，像後來的其他一些人一樣——邁入現代化社會。如果傳統勢力和私人野心沒有聯合起來反對他，憑藉他的勇氣，阿米爾·卡比爾的改革本該在伊朗獲得成功。他很可能過於仰仗年輕的沙王納賽爾丁的保護（他娶了沙王的姐姐埃扎特·道萊公主），而低估了被削減了內務開支而怒氣難平的太后、被檢舉過高俸祿的朝臣、被取消某些傳統特權的宗教人士，以及英國的影響力。後者透過精心策劃讓一個名為米爾扎·阿迦汗·努裡的人取代他，因為英國與沙俄一致認為伊朗最好只是個遍地文盲、技術落後的緩衝國。

被流放卡尚的阿米爾·卡比爾居住在最美的波斯花園之一的菲恩花園[70]中間的樸素宅邸內。然而，他遊離於政權之外並不能讓他的誹謗者安心，他們向沙王施壓，使其下達了一份死刑命令。1852年1月10日，總理大臣阿米爾·卡比爾被迫在其居所的浴室中割腕自殺。

如此，伊朗錯過了這位偉大的國家公僕，這個正直、革新，但同時也非常——甚至過於——專制[71]的總理大臣將它引向的現代化之約。他在短短三年——可能過快、過猛——實施的改革本可以讓伊朗從19世紀就成為一個影響力可觀的現代化強國。

珀西·塞克斯爵士後來於1915年在他的《波斯史》一書中寫道：“我們都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倘若果真是這樣，那麼伊朗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它就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被一群一心只想聚斂財富的人管理著。然而，當一個旅行者在探訪了優美的菲恩花園（位於卡尚郊外，米爾扎·塔吉汗遇害的地方）及其宮殿以後，他所感到的惋惜就更令人痛心，因為他會想到，如果當初這位大臣能治國二十年的話，他將可以培養出幾個誠實勝任的人繼承他的職位。阿米爾·卡比爾的處決對波斯來說不亞於一場災難。它讓千辛萬苦實現的進步戛然而止。”公正的讚許，犀利的分析[72]。

破滅的希望

阿米爾·卡比爾被清除後，伊朗是否會重拾流行了半個世紀的被動、腐敗的舊習？沙俄和英國是否會讓納賽爾丁，這位將統治到1896年的沙王對他們言聽計從？

將米爾扎·阿迦汗·努裡這個英國人的傀儡任命為總理大臣不是個好兆頭。阿里·卡扎爾親王[73]將他描述成“一個半呆半傻的二十二歲男孩，像個幼兒一樣整日以木偶戲為樂，狼吞虎嚥地吃哈爾瓦酥糖”。此外，沙王責令自己的姐姐，阿米爾·卡比爾的遺孀埃扎特·道萊公主嫁給他。她於1852年遵旨就範，但又隨即離婚並從此過著自由的生活，這令國王十分惱火。

當前政權掌握在這個庸庸碌碌的總理大臣和太后手中，他們都希望一切如常，毫無改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表面上處於休眠的巴布運動再度覺醒，三名園丁於1852年8月15日在尼亞瓦蘭皇宮的小路上刺殺沙王未遂。沙王僅負輕傷，而眾多巴布教徒因此遭到逮捕，因拒絕放棄信仰而被處決。刺殺主謀在遭受了殘忍的酷刑後被殺，全伊朗共有兩萬巴布信徒被屠戮。巴布教徒的騷動就這樣被鎮壓下去。

在同一時期，曾因在1848年巴達什特大會上揭掉頭巾而一舉揚名的女詩人和女先知塔荷蕾仍身陷囹圄[74]。被她的美貌、才學和活力所觸動的沙王向她求婚，並承諾只要她“停止瘋狂的舉動”就將她立為寵妃。這個一舉兩得的辦法既可以將塔荷蕾關在後宮，讓她永遠噤聲，從而解決一個政治難題，還可以滿足沙王的性慾。塔荷蕾以一篇美妙的詩文拒絕了這個“慷慨”的提議。不久後，又有人於1852年承諾可以讓她保住性命，只要她不再宣稱自己是巴布教徒。鑑於她拒絕說出違心的話，塔荷蕾被判處火刑。他們強行遮蓋她的臉，並用布塞住她的嘴，然後讓她坐在一捆稻草上，再將稻草點燃。然而，她的傳奇並沒有就此結束：時至今日，塔荷蕾仍以一個引領伊朗抗議的鮮活形象留存於人民心中[75]。針對巴布教的恐怖行徑繼續鋪天蓋地地進行著，眾多什葉派對立者得以展示他們所能達到的殘忍極限。所有巴布教徒都被割喉，沒有人再敢自稱巴布教徒。然而此後，一些宗教秘密團體開始形成。

儘管“解決了”宗教問題，即將出現的其他問題將進一步削弱卡扎爾政權。除了準確劃定奧斯曼帝國與伊朗帝國之間邊界這一難題[76]，對赫拉特的支配權再次成為伊朗與英國之間的重要焦點。兩國早在1833年和1839年就已經因這座城市爭端頻發。事實上，英國將赫拉特看作通往其印度殖民地的門戶，不希望看到沙俄在此擴充套件其干涉勢力，而強大的東印度公司在這一點上也與英國保持高度一致。此外，英國最終認為讓阿富汗成為一個在他們控制之下的自治國家應該是對英國最有利的方案。而在伊朗人看來，這片土地自古就是他們領土的一部分，沙王一直都懷有重建伊朗大帝國的夢想。

衝突於1852年重啟，起因是納賽爾丁沙於1851年底違反之前簽訂的協議，派一支遠征軍進入赫拉特並攻佔其要塞。查士丁·希爾上校作為當時英國駐德黑蘭的全權公使，責令伊朗立即撤軍，以避免沙俄趁機介入該地區事務，從而威脅其印度殖民地。伊朗嘗試抵擋來自英國的壓力，但總理大臣米爾扎·阿迦汗·努裡被迫下令於1852年1月撤軍，只是仍拒絕宣佈赫拉特已脫離伊朗的勢力範圍。兩國之間再次展開了艱難的談判，並於1853年1月達成了名為“希爾—努裡”的協議。協議規定，伊朗保證“除非以抵禦外國入侵赫拉特為目的，否則不會向赫拉特派兵……立刻撤出所有武裝力量……絕不干涉該地區的內部事務……且不再要求赫拉特宣佈效忠伊朗”。作為回報，如果大英帝國自己干涉赫拉特內政，伊朗將有權將上述條款視為無效[77]。然而，這並不妨礙英國藉由東印度公司間接於1853年3月18日簽訂《白沙瓦條約》，並藉此資助自1842年成為喀布林埃米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將其權力擴充套件到整個阿富汗。

伊朗這一邊並沒有等閒視之。沙俄與英、土、法聯軍之間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重新帶給沙王與亞歷山大二世沙皇結盟，從而奪回赫拉特，終止英國殖民野心的希望。擔心在英國庇護下，一個統一的阿富汗可能會結束伊朗東擴的計劃，納賽爾丁於1855年與英國斷交，並派他的叔叔——阿拔斯·米爾扎的兒子穆拉德·米爾扎·赫薩姆·薩爾塔內帶領政府軍，在沙俄的背後支援下，發起對赫拉特的圍攻，並於1856年10月25日迫使該城投降。1856年11月1日，印度總督向伊朗宣戰，12月4日奪取哈爾克島，12月10日攻陷布什爾，緊接著他們在阿拉伯河登陸，沿卡倫河溯流而上，於1857年3月26日佔領了霍拉姆沙赫爾，隨後又炮擊阿瓦士城，使其於4月1日投降[78]。伊朗人則在博拉茲詹實施了報復，他們手舉刺刀發起突襲，致使兩千英國人喪命。

與此同時，在多方特別是由拿破崙三世、法國大使普羅斯佩·佈雷及其使館秘書戈比諾伯爵主導的調停努力下，兩國在巴黎和伊斯坦布林啟動和談。1857年3月4日，達成了巴黎協定。伊朗人再次被迫屈服於英國意志之下。他們同意，除了重建與大英帝國的外交關係以外，“在三個月內”從赫拉特撤軍（協定第五條），放棄日後對這一領土的任何主權要求並承認阿富汗獨立（第六條）。伊朗為自己爭取到的是（第七條）在本國邊界受到攻擊時自我防衛的權利！如此，對伊朗人來說，“大博弈”以重建伊朗大帝國夢想的破滅和外部勢力對其政策直接或間接的控制而告終。

除了戰敗的羞辱，已將國庫耗費一空的納賽爾丁沙從此放棄針對周圍強勢帝國的任何軍事行動。赫拉特的喪失成為一個象徵：它將一個疲弱無力、腐朽沒落的卡扎爾王朝形象植入人心。

1857年5月10日印度爆發了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民族起義，這一運動直到1858年6月20日瓜廖爾陷落才被平定。險些丟失印度殖民地的英國人不得不解散東印度公司，重組他們的行政和財務，使印度從此由英國君主直接管理。納賽爾丁沙本可以利用這一時機挽回局面，但他卻沒能如願，因為他自己也因東部邊陲再次遭到來自河中地區（今天的哈薩克西南部和烏茲別克）的烏茲別克可汗騷擾而狼狽不堪。他派去征討其中最猖獗的西瓦可汗的軍隊很快就被打得七零八落。1869年與沙皇簽訂的一份協議將注入裡海的阿特拉克河定為伊朗新國界。1881年的一份公約使這一邊界劃定正式生效：伊朗從中失去了塔吉克和作為卡扎爾王朝搖籃的土庫曼領土的一大部分，以及它在中亞的疆域，這些領土全部由沙皇俄國接管。同時，倫敦將其霸權強加於巴林群島和俾路支斯坦的一大部分，並將後者併入印度帝國。如此，伊朗的疆界被削減到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樣子。

這些軍事行動令國庫透支，國家機器現代化的可能也化為泡影。然而，對這個在先鋒思想者、親俄和親英遊說者、保守宗教集團之間撕裂的國家，沙王是否真心想要實施改革呢？

納賽爾丁沙陷入這種被動挨打狀態，於是他將所有責任推到總理大臣身上，在將其罷免後於1858年8月29日決定獨自治國。對國事漠不關心且疏於政務的他建立了幾個許可權和職責模糊不清的部門，以及一個由25人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其成員均從他的親信中挑選並被授予浮誇、帶有吹捧意味的頭銜[79]。在遭受了一次他本該有所預料的重大失敗後，沙王又恢復了先前的體制，選定了一個新總理大臣，米爾扎·侯賽因汗·西帕·薩拉·阿扎姆，而這個經驗豐富的大臣對阿米爾·卡比爾曾籌備並實行的改革十分推崇。在1871至1873年他任職期間，米爾扎·侯賽因汗很快明白在伊朗，即使加倍謹慎小心也難以在做出些許改變的情況下不招致某一派別的抵制，以及貪腐和放任勢力的阻撓。

他勵精圖治，堅持組織國家現代化程序，於1872年說服沙王將修建鐵路、電車、灌溉系統以及開採礦山和森林的獨家權利授予保羅·朱利斯·路透男爵。此外，路透男爵受命執行的首要任務還包括建立一所國家銀行，以及包括公路和電報在內的各種公共事業建設企業。這時，批評聲四起，沙俄揭露英國對伊朗經濟的控制，而宗教團體和一部分政治階層也紛紛表示不滿。面對強烈的反彈，獨家特許經營權被廢止，總理大臣遭罷免，並被貶黜到加茲溫的宅邸，隨後在那裡猝死。有人推斷，他是在納賽爾丁沙的命令或默許下被謀殺的。在他生前的成就中，今天還剩下的是他的私人宮殿——巴哈雷斯坦，直到伊斯蘭革命前一直作為伊朗議會（馬吉利斯）的所在地，以及藍色圓頂的西帕·薩拉大清真寺，這座卡扎爾風格的建築瑰寶今天已經不再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是代之以霍梅尼一位親信的名字。

至於授予路透男爵的特許權，在稍做修改後又於1889年1月被授予一家英國公司，其股票二十四小時內就在倫敦證交所被搶購一空。這家獲得了六十年獨家發行紙幣、經營銀行信貸和兌換業務的銀行取名為波斯帝國銀行。與此同時，為了取悅俄國沙皇，伊朗又將另一項特許權授予一位俄國公民，使其有權經營一家不動產抵押信貸銀行，這家銀行很快就變成俄國國家銀行的一家分行。伊朗不可逆轉地逐步喪失其財務主權，甚至喪失一部分政治主權。而這還只是伊朗財富被大規模廉價出售給外國的開始，伊朗將慢慢陷入債務泥潭。

1890年3月，納賽爾丁沙在一次英國旅行中與英國人吉拉德·塔伯特簽訂了一項新的特許經營權，允許他壟斷煙草的銷售和出口。回到伊朗後，這一決定點燃了火藥桶。宗教人士這次譴責授權基督徒經營的菸草是不純之物，在他們強力施壓下，沙王廢除了這一特許權，並被迫支付一筆高額違約金，為此他從波斯帝國銀行借貸了五十萬英鎊！

另一項於1890年與沙俄簽訂的協議將令伊朗遭受最大損失：該協議禁止他國在伊朗修築鐵路長達十年。因此，在納賽爾丁沙的整個統治時期，只有一家比利時公司在德黑蘭周邊修建了幾公里鐵路。至於公路，1889年只有德黑蘭—加茲溫和德黑蘭—庫姆之間的路線可通車。除了這些乏善可陳的進展，有一項功績不可不提：自1863年起，電報網路就已覆蓋了整片國土。據說沙王接到的第一封電報是向他彙報甜瓜已經成熟，因為他對這一美食的喜愛人盡皆知！

儘管這些現代化進步是以其他帝國對伊朗的控制為代價的，卻有一些進步應只歸功於伊朗人：法院（艾達拉特—卡納）的建立，以及對1830年代阿拔斯·米爾扎創舉的延續，將“達爾·弗農”大學的畢業生派往海外留學。對於後一項，它將帶來伊朗政權始料未及的後果。事實上，這一伊朗小精英群體帶著他們留學期間在英國共濟會內形成的新觀念和新理想回到伊朗，並在他們自己建立的伊朗分會中展開熱烈討論。他們從西方引進的民主思想對傳統的君主制和宗教勢力的基礎造成巨大威脅，伊朗權力機構本想對其嚴厲打壓，卻又忌憚共濟會組織中眾多“體面人家”的孩子和一些貴族人士，而沒能真正動手。他們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很快，這些共濟會成員將出現在1906年的立憲改革中。

伊朗民意也隨著幾份新報紙的建立逐漸發生變化。事實上，至此在伊朗發行的只有阿米爾·卡比爾發起創立的一份國家報紙《官方報》。1876年2月5日，德黑蘭出現了第一份用法語出版的報紙《祖國》。但因為其主編，比利時男爵路易·德·諾曼的自由口吻令沙王不快，他的報紙僅出版一期便停發了。由一位法國醫生莫雷爾創辦的另一份法語報紙《波斯回聲報》曾在1885年3月21日至1888年2月15日間持續傳播。其他一些在國外出版的報紙也在沙王的准許下在伊朗發行。比如，《星報》就是由大不里士的阿卡·穆罕默德·塔希爾於1875年在伊斯坦布林創立的，它在1896年被奧斯曼政府責令停刊。另一份1890年由米爾扎·馬爾科姆汗[80]在倫敦創立的報紙《法律報》以其自然流暢的風格成為最好的波斯語報紙，並在民眾中普及了很多全新詞彙，如“改革”“行政原則”等。最後，還有《堅固的紐帶》和《睿智報》，它們分別於1893年在加爾各答和1892年在開羅創辦。所有這些報刊讓伊朗民眾開啟視野，看到不同的現實情況和其他社會制度、政治體制，並引發了最終顛覆社會的深層運動[81]。可惜的是，沙王的最後一任總理大臣，在1883至1896年履職的米爾扎·阿里·阿斯加爾汗·阿明·素丹雖有才幹，卻沒能對這些民意指標給予足夠重視，而是選擇了保持現狀，進而導致王朝的覆滅。

至於納賽爾丁沙，他對西方的現代化程序十分好奇，但除了抵押國土以外，他無力將其引進伊朗。在他曾經的總理大臣米爾扎·侯賽因汗的鼓勵下，他決定親赴歐洲實地考察，他在1873年的4月19日至9月23日巡遊了歐洲八國：俄國、德國、比利時、英國、法國、瑞士、義大利和奧地利。伊朗《官方報》對其旅行進行了記述，並指出此次訪問的目的在於“親自視察各國政府為確保其國民幸福、維護權利和繁榮所使用的有益方法”。他為電能、造船廠、軍工廠、話劇和歌劇而欣喜——特別是芭蕾舞女演員，他甚至將芭蕾舞鞋引入了宮廷！他也為割草機和嬰兒推車著迷。但令他反感的是他曾在凡爾賽宮親歷的波濤洶湧的議會辯論，這令他懷疑民主體制的益處[82]。

無論如何，這是伊朗沙王首次走出自己的國門，因此，他的到來引起了歐洲各大首都的追捧。如此，當他到巴黎參加世博會時，總統麥克馬洪以“盛況空前的方式迎接了他。凱旋門用波斯國徽的帷幔裝點，波斯的雄獅與太陽被製成雕塑，佈置在凱旋門頂端……納賽爾丁沙將在巴黎的1878和1889年世博會故地重遊[83]”。1873年，他滿懷欽佩地參觀了英國的造船廠，又為在沙俄觀看的閱兵禮備受震撼，以至於他在1879年建立了波斯哥薩克旅，後者將在1920年代扮演重要角色。

納賽爾丁沙的三次旅行將使他熟悉歐洲生活方式，但也讓伊朗進一步向外國干涉勢力敞開了大門，從而強化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思潮。他的巡遊也大幅增加了伊朗對西方列強的債務，這使沙王受到了嚴厲的指責。

在日漸高漲的社會和政治輿情中，什葉派受到了廣泛質疑。儘管巴布教於1850年因巴布的處死被鎮壓，然而巴布的一名門徒，曾組織1848年巴達什特大會的米爾扎·侯賽因·阿里·努裡自稱“神將要顯聖於他”，儘管被迫流亡伊拉克，依舊贏得了大多數信徒的擁護。被稱為“巴哈尤拉”（上帝的榮耀），這位多產的先知據說可以在一個小時內收到神啟的上千詩句。他創立了一個新宗教：巴哈伊教。作為查拉圖斯特拉、克利須那、亞伯拉罕、摩西、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直到巴布這一長串的上帝顯聖者中的最後一環，他宣佈了一個世界文明的崛起，因為世界“只是一個國家，而全人類都是其國民”。儘管一開始他的佈道受到奧斯曼和卡扎爾政權的歡迎，他對前來聽他佈道的群眾所產生的誘惑力最終引起了這兩個王朝的擔憂。巴哈尤拉像巴布一樣，但透過不同的方式，質疑現存的社會和宗教（不管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根基。他於1863年被流放至哈德良堡（今天的埃迪爾內），並在這裡生活到1868年，隨後他又流亡到大馬士革，並於1912年死於他最終的流亡地阿卡。在他四處流亡期間，巴哈尤拉向當時世界的統治者們（教宗、沙皇、維多利亞女王、伊朗沙王等）發出了資訊，敦促他們建立“人間的上帝之國”並會面以討論相關事宜。在他超過一百卷的神啟記述中，他透過宗教律法和社會律法兩部分解釋了宗教，其中宗教律法是恆久不變的，而社會律法則在不斷變化中。他同時也十分關注科學，認為科學並不有悖於宗教，反而是促進社會凝聚和進步的要素。

除上述革命性觀點外，他還像巴布教一樣提倡男女更大程度的平等，推崇男女混合教育，一夫一妻制，以及為實現“全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然而，儘管巴哈尤拉從未煽動民眾違抗本國法律，但這些思想在極其保守的伊朗社會環境中，難免讓人懷疑他是在號召巴哈伊教徒起義[84]。他不是曾寫過“宗教應該為世界人民的團結與和諧相處服務，而不應成為分歧和虛偽的起因”[85]嗎？

在此情況下，納賽爾丁沙雖然不具有薩非王朝的宗教合法性，卻反而更加頻繁地向什葉派教權示好，在他眼中，這些人是傳統社會平衡與國內和平的保證。卡扎爾王室將家中的很多女孩嫁入大教士家族，此外，沙王向宗教機構提供津貼，推進神學院和宗教基金會的發展。當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時，仍有眾多補助流往聖城，其中包括美索不達米亞的卡爾巴拉和納傑夫，以及馬什哈德和雷伊，如此使那些聖陵得以給磚砌的圓頂鑲金，正如上一任沙王1835年為阿卜杜勒·阿齊姆沙阿聖陵所做的一樣。

正是在這個地點，1896年5月1日，借即將舉辦的登基五十週年慶典之機，納賽爾丁沙希望前往他的妻子潔然·卡努姆等人的墓前憑弔幽思。當時總理大臣想要清場，但早已習慣被人群圍觀的沙王堅決反對。當他穿過一個小院子時，一個陌生人一槍將他擊斃。這個人名叫米爾扎·禮薩·凱爾馬尼，是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主張的追隨者。賈邁勒丁·阿富汗尼這位穆斯林文人是泛伊斯蘭主義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試圖將宗教文字從它們陳舊刻板的枷鎖中解放出來[86]”。憑藉從英國人那裡借來的錢，納賽爾丁沙以盛大的喪禮被葬在阿卜杜勒·阿齊姆沙阿聖陵，刺客於1896年8月12日被絞死。

他將近五十年的統治都留下了什麼成就呢？一些人會說，幾乎什麼也沒有，並指出納賽爾丁沉迷女色（他的後宮幾乎可以與他的祖父——擁有四百嬪妃的法特赫·阿里相比），也熱衷於狩獵和法國葡萄酒。作為一個享樂主義者，他學會了一點兒法語，且愛好詩歌、藝術和建築。他的大臣穆罕默德·哈桑汗·艾特馬德·薩坦納曾長期跟隨他併為他閱讀書信文章，後者留下了一部關於1875年和1880至1896年的引人入勝的日記[87]。

誠然，他與父親相似的興趣愛好與同樣的墨守成規，在很多人看來加速了伊朗國力的衰敗，激化了持續的資金短缺問題，令外國勢力得以掌控國家大部分命脈。而納賽爾丁沙本有機會嘗試恢復對局勢的控制：幾位優秀的大臣向他建議的一些改革全憑他自己做主，這些改革本可以對國家經濟和財政提供所需的氧氣。

伊朗的地理位置在一個嘗試相互溝通的世界中也同樣可以成為一個發展優勢。事實上，這個國家是中東核心位置上的一個交叉路口，周圍環繞著多個繁榮的大帝國（沙俄、奧斯曼、印度），同時南臨波斯灣、北臨裡海。在商貿頻繁、消費激增的時代，伊朗可以從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上中轉的商品中獲利。但問題在於，伊朗保留了從古代繼承的沉重的三級社會結構，令其無法躍入現代社會。如此，伊朗牧民繼續畜養大量牛羊，並在國內市場上出售。佔全國人口一半的農民則仍舊種植小麥、大麥、番紅花和鴉片，以滿足國內需要。至於城市居民，他們從事紡織、冶金、建築業，為手工藝作坊、皇家工坊、皇家圖書館和地毯工坊工作，與阿拔斯沙在位時一樣。

以絲綢為例，絲綢作為奢侈品，其生產在裡海周邊發展起來，並透過奧斯曼帝國外銷歐洲，但很快就遭遇了歐洲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嚴酷國際競爭。此外，1864年，一場傳染病對養蠶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與此同時蠶絲價格下跌了70%。然而在南部地區，鴉片（此時佔伊朗出口總額的25%）生產者試圖挽回損失。儘管付出了這些努力，但伊朗經濟從整體上仍無法與國際大集團抗衡，後者掌控著伊朗商貿的支配權，而伊朗人大部分情況下僅扮演中間加工者的角色。剩下的就是地毯業，截至一戰前夕它將佔到伊朗外貿總量的12%。茶葉的種植也在拉希詹附近起步發展，而在此以前，茶葉都是從中國和印度進口的。這一領域的先驅是一位名叫哈吉·穆罕默德·侯賽因·伊斯法罕尼的商人，他在1881年前往印度，並在三年後帶回了珍貴的茶樹種子和種植方法。最初的嘗試因為缺乏王室的支援效果並不理想，直到世稱“種茶人”的穆罕默德·米爾扎·卡謝夫·薩勒塔內出現。幾十年後，在其前輩曾嘗試的地區，他終於讓茶葉種植業紮根伊朗。

然而，僅憑這些發展無法挽救這個國家垂垂老矣的經濟，其現代化和競爭力的缺失帶來了貿易逆差、失業等問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城市與鄉村的普遍不滿[88]。

這便是納賽爾丁沙留給他兒子穆扎法爾丁的局面，後者從1896年5月1日至1907年1月3日統治伊朗。他父親的長期——可能過長的——統治或許使他免於陷入兄弟相殘的困境，卻也讓他接管了一個幾近崩潰的國家，國中的某些人已經開始寄望於一種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種他們開始認識的世界已經採用的道路：西方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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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在他們父親統治期間，他們中的三人將成為有權勢的總督王子。

[2] 他選擇的這個名號是為紀念他的顯赫祖先，法特赫·阿里汗，後者於1726年被未來的納迪爾沙清除。

[3] 參閱Hassan Khoub-Nazar, Histoire de Shiraz, Téhéran, Sokhan, 1991。

[4] 參閱Robert Grant Watson,A History of Persia, Londres, 1866, p.124—125。

[5] 參閱Rezaqoli Khan Hedāyat,Rawżat al-ṣafā, IX, p.323—326, 330—335。

[6] 儘管法特赫·阿里沙無奈寬恕了他的弟弟，他對那些與之聯合的同謀卻沒有同樣的慈悲，這些人均遭處決。

[7] 法蒂瑪·馬蘇瑪是什葉派第七任伊瑪目之女，第八任伊瑪目之妹，死於816年，她以其虔誠受到尊崇。

[8] 參閱John Malcolm上文引用著作，第222—223頁。有可能因為沙王認為他不知感恩而對他心生不滿。

[9] 部落貴族、首領。

[10] 參閱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fath-ali-shah-qajar-2。

[11] 約翰·馬爾科姆的成功一部分倚賴他對東方語言（包括波斯語）的掌握。

[12] 他在1798年5月18日至1805年7月30日擔任這一職務。

[13] 參閱Prince Ali Kadjar, Les Rois oubliés, Paris, Éditions n °1, 1992, p.118。

[14] 關於協議內容，請參閱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 vol., New Haven, 1975, I, p.117—124。

[15] 參閱Iradj Amini,Napoléon et la Perse, préface de Jean Tulard, Fondation Napoléon,1995, Paris, Éd. du Félin, 2013; Édouard Driault,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Napoléon, Paris,Alcan, 1904。

[16] 參閱Ange de Gardane, Journal d’un voyage dans la Turquie d’Asie et la Perse fait en 1807—1808, Paris, Lenormant ＆ Marseille, Jean Mossy, 1809。對於雙方簽署的協議，請參閱法國國家檔案，AE/III/55。

[17] 1813年至1907年的“大博弈”指的是沙俄與大英帝國於19世紀在亞洲的擴張和殖民衝突。它的其中一個後果是一個緩衝國家——今天的阿富汗的建立。參閱P. Mojtahed Zadeh, Small Players of the Great Game. The Settlement of Iran’s Eastern Borderlands and the Creation of Afghanistan, Londres, 2005。

[18] 參閱M.-Ḥ. Kāvūsī et H. Aḥmadī(eds),Asnād-īaz rawābeṭ-e Īrān o Farānsa, Tehran,1376 Š./1997, document 55, p.204。

[19] 參閱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 vol., New Haven, 1975, vol. I, p.199—201。

[20] 參閱Afsaneh Pourmazaheri, «Aperçu historique sur les relations anglo-iraniennes»,Revue de Téhéran, n° 124, mars 2016。

[21] 這一衝突持續了十年，因為沙俄沒能對這一戰事投入大量軍力。他們主要想靠伊朗方面陳舊的軍械和短缺的指揮人才制勝。這一戰略的確使他們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22] 參閱Serge Andolenko, Histoire de l’armée russe, Paris, Flammarion, 1967。

[23] 參閱“黑暗中的曙光”一節。

[24] 參閱Soheila Ghaderi-Mameli, «L’histoire mouvementée des frontières orientales de la Turquie»,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vol. 53, n° 2, 2005, p.91。

[25] 土庫曼恰伊位於東亞塞拜然。

[26] 他的作品中包括大獲成功的喜劇《聰明誤》。

[27] “可汗”或“汗”是奧斯曼蘇丹用於稱呼一位氏族或部落首領的頭銜。突厥斯坦是位於哈薩克草原、蒙古、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之間的一箇中亞地區。在這裡，這個詞表現了沙俄大使對沙王的輕蔑。

[28] 參閱Laurence Kelly, Diplomacy and Murder in Tehran: Alexander Griboyedov and Imperial Russia’s Mission to the Shah of Persia, Londres,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6。

[29] 事實上，首都的大毛拉被赦免。只有一個主使者被定罪處決。

[30] 該宮殿在巴列維王朝時期變為德黑蘭社會研究院。

[31] 2013年被選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

[32] 參閱Mohammad Hassan Tabelian上文引用文章，第10頁。

[33] 參閱第十五章第11條註釋和第十七章第15條註釋。

[34]“賽義德”一詞用於表示先知的後裔。

[35] 參閱Denis Hermann,«État et société sous les Qadjars», L’Empire des roses，上文引用著作，第22頁。

[36] 根據Heravi（上文引用著作，第68—69頁）的研究，法特赫·阿里沙一生中有一千多名妻子（長期或臨時婚姻），他與她們生下了2000個孩子。

[37] 巴格達在1508至1638年間三易其手，最終歸屬於奧斯曼帝國。

[38] 參閱Mohammad-Reza Djalili, «L’Iran dans ses frontières et au-delà», in Pierre de Senarclens (dir.), Les Frontières dans tous leurs état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 défi de la mondialisation, Bruxelles, Bruylant, 2009。

[39] 和約中僅列出了地方和地區名字，卻沒有指明它們的邊界輪廓。

[40] 參閱Richard Schofield, «Observations sur le mémorandum de sir Stratford Canning,concernant les bases d’une solution arbitrale du litige turco-persan», The Iran-Iraq Border,1840—1958, vol. 1, Slough, Archives Éd., 1989, p.391。

[41] 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三角洲的主要航道，水流注入波斯灣。

[42]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54頁。

[43] 參閱Hassan Thuillard, «Entre l’Empire ottoman et la Perse, de la zone frontière vers la ligne frontière», in La Naissance du territoire de l’Irak,àl’origine d’un État frontière, Cahiers de l’institut/12, Graduate Institute publications, Genève, 2012–https://books.openedition.org/iheid/449?lang=fr#bodyftn37

[44] 參閱Robert Curzon,Armenia: A year in Erzeroom and on the Frontiers of Russia, Turkey and Persia, Londres, 1854, p.55。

[45] 參閱Cyrus Ghani,Iran and the West, Londres et New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7,p.302—303。

[46] 參閱http://www.senat.fr/rap/r13—605/r13—605_mono.html#toc25。

[47] 作為什葉派下十二伊瑪目派的重要學派，謝赫派是由謝赫·艾哈邁德於19世紀初建立的。它認為什葉派的某些傳統元素已經喪失，或因受到遜尼派的影響而改變了。因此，他希望迴歸到最為純粹的傳統。

[48] 參閱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babisme/ ：“根據曾於19世紀在波斯傳播的謝赫派的教義，第十二任伊瑪目隱遁（874年）後，世間存在巴布（伊瑪目之‘門檻’）和納艾布（代理、副神甫），但他們在馬赫迪伊瑪目再臨人間之前會謹守其隱遁狀態。”

[49] 正如Ernest Renan（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livre 2: «Les Apôtres»,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 1866, p.378）寫道：“巴布教在波斯曾是一場大規模現象級運動。一個溫和質樸的男人，就像一個謙虛、虔誠的斯賓諾莎式的人物，被推舉至魔法師或神聖化身的行列，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信徒眾多、熱忱、激進教派的領袖，險些掀起一場與伊斯蘭革命體量相當的革命。”

[50] 參閱Ali Asghar Chamin (L’Iran àl’époque qâdjâre)和Féreydoun Adamiat (Amir Kabir), Iran Bahaïgari, Ahmad Kasravi。這是兩位作者的推測。

[51] 參閱Georges Redard, Fulvio Roiter, La Perse (Iran), Bruxelles, Éd. Artis, 1969, p.103 ：“亞歷桑德羅·博薩尼（A. Bausani）將他的教義總結為四點：1.廢止《古蘭經》中關於禱告、齋戒、結婚、離婚、繼承的多項法律和規定（巴布尤其宣揚對婦女的解放和廢除休妻）；2.對《古蘭經》中的教義詞語，如天堂、地獄、死亡、復活等做出了唯心解釋，認為這些詞語暗示的並非物質世界的盡頭，而是預言世界的盡頭；3.建立新的機構團體；4.從教義上著重強調對未來的預言。在某些層面，巴布的形而上學與伊斯瑪儀派接近。”

[52] 參閱Richard Foltz上文引用著作，第119頁。

[53] 她的真名是扎琳·塔志，法蒂瑪，歐姆—薩樂美，又稱扎奇荷。要了解這位寫作頌歌和哀歌等詩作的女詩人的生平，請參考Mohamad Hosseyni Nostatollah,Hazrat Tahéreh, Ontario, Canada, 2000（因為這部書中大量的新詞和巴哈伊教派詞彙，閱讀起來並不容易，但它包含了對這一人物評價極其豐富的參考書目）；Abbas Amanat, Ressurection and Renewal. The Making of the Babi Movement 1844—1850, chap. 7«Qurrat al-ʿAyn, The Remover of the Vei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Yale University, 1989,p.295—333，很可能是有關這位女詩人生平的最佳文章；Moïn-ol-din Méhrabi, Ghorat ol-Eyn, la poétesse libérale et nationale de l’Iran, Köln (Allemagne), Éd. Rouyech, 1989 ；«Khouchéhaï az adab va honar Iran»系列年度出版物，其1992年一期的多篇文章都圍繞塔荷蕾；Jane Dieulafoy, L’Orient sous le voile, t.I, Paris, Phébus, 1990; Yahya Arianpour,Az Saba ta Nima, t.I, p.130—134; M. L. Root, Tahirih the Pure, Los Angeles, Kalimat Press,2000; J. S. Hatcher, A. Hemmat (dir.), The Poetry of Tahirih, Oxford, G. Ronald, 2002; S.Afaqi, «Tahirih i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Bábí and Bahá’í Religions, Perspectives on Qurratu’l-‘Ayn From East and West, Los Angeles, Kalimat Press, 2004; A. Banani (dir.),Tahirih, a Portrait in Poetry等。

[54]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48頁。我們摘錄他作品中的很多細節，因為他生前（他於2011年逝世）向我們坦言，他收集的都是第一手資料，即從他的家族中收集而來。

[55] 在這些競爭者中，有一位名叫莫勒卡拉（Molkara），他是穆罕默德沙與一個庫爾德女人卡迪潔·貝格姆所生，他曾試圖爭取英國人的支援但沒能達成所願。他從1853年在英國人的保護下生活在巴格達。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63頁。

[56] 根據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65頁）的記述，“米爾扎·塔吉隨後被升至‘阿塔貝格’的位置，這也是在伊朗僅次於沙王的最高職位”。

[57] “米爾扎”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文人”。

[58] 坦志麥特（奧斯曼土耳其語的“重組”）指的是在1839至1876年間奧斯曼帝國的改革時期。然而，這些改革在當時並沒有明顯的收效，得等到1920年代凱末爾帕夏（阿塔圖爾克）上臺、帝制被推翻、哈里發被廢以後，這些改革的成效才顯露出來。

[59] 這位淵博的什葉派人士生活在12世紀。他最重要的著作《馬吉馬巴揚》（Majma’-al-Bayán）是對《古蘭經》的評論專著。

[60] 參閱Abbas Amanat上文引用著作。

[61] 參閱下文。

[62]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65—269頁，其中針對阿米爾·卡比爾的敵意十分明顯，並揭露了他們極端暴力的手段。

[63] 巴哈尤拉（生於德黑蘭，1817年—卒於阿卡，1892年）的宗教。對於這些歷史情節，請參閱Fereydun Vahman, 175 Years of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the Babis and Baba’is of Iran, Oneworld Publications, Royaume-Uni, 2019; Hippolyte Dreyfus, Essai sur le Bahaïsme, son histoire, sa portée sociale, Paris, Éd. Ernest Leroux, 1934。

[64] 為國王個人及王室的需要劃撥了一筆專款。

[65] 帕默斯頓子爵亨利·坦普爾，曾是1830至1865年英國政治思想的啟迪者。他的精妙思想包括：“英國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66] 這一政策將在阿米爾·卡比爾被殺後被廢止，因為毛拉們認為它有悖伊斯蘭教。

[67] 參閱Afsaneh Pourmazaheri, Esfandiar Esfandi, «Les Qâdjârs et l’Europe, quelle interaction?La sociétéiranienne et la lorgnette européenne»,Revue Téhéran, n° 79, juin 2012。

[68] 該大學後來變為德黑蘭大學。其當初位於納綏爾—霍斯魯大街的校舍被完整保留，並用於容納一所大型中學。最近幾年，這座建築被空置廢棄，儘管一些依戀其卡扎爾時代建築風格並希望對其施加保護的人士和團體大聲疾呼，但它很可能終將坍為一堆瓦礫。

[69] 參閱前文第八章第10條註釋，瞭解“齊米”。

[70] 據說俄國人曾提出讓他在俄國避難，但他拒絕了。

[71]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70頁：“阿米爾·卡比爾的功勞無可否認，但他的粗暴作風令人們難以喜愛他所宣揚的美德。此外，他嚴厲表面之下的殘忍天性很快就暴露無遺。他毫不留情地當面譴責所有人，儘管這些譴責是正當的，卻也出於他的狂妄自負。米爾扎·塔吉汗自視從本質上高人一等。”

[72] 參閱本書作者Yves Bomati et Houchang Nahavandi, Les Grandes Figures de l’Iran，上文引用著作，第289頁：“阿米爾·卡比爾……的事例很好地揭示了一名懷有遠見卓識的世俗思想家是如何被殺的，以及一個有權有勢的少數派是如何為維護自己可憐的特權而拒絕進入現代化時代的。”

[73] 上文引用著作，第277頁。

[74] 參閱上一節“十四年的停滯”。

[75] 關於巴哈伊教，請參考Hippolyte Dreyfus, Essai sur le baha’isme, Paris, PUF, 1973;Mouhchat Sobhani Baha’i,Enseignement pour un nouvel ordre mondial, New York, 1973。

[76] 參閱上文“十四年的停滯”一節。

[77] 參閱C. J. Hurewitz上文引用著作，第305—306頁；Abbas Amanat, Pivot of the Universe: Nasir al-Din Shah Qajar and the Iranian Monarchy, 1831—1896, Berkeley et Los Angeles, 1997, p.225—232 ；Medhi Heravi，上文引用著作，從第131頁開始。

[78] 參閱Jacques Frémeaux, La Question d’Orient, Paris, Fayard, 2014, chap.3。

[79] 對於這一時期，請參考這些人士中的一位曾寫下的機密公文，後由此人的後代Iradj Amini大使出版：Hadj Mirza Mohamad Khan Madjd-ol-Molk Sinaki, Kachf-ol Gharaéh ya Reisaleh-é-Madjdieh (Clarification des mystères ou le Livre de Madjd-ol-Molk),Téhéran, Abi, 2013。

[80] 曾擔任駐倫敦大使（1874—1889年）和駐羅馬大使（1899—1909年）的馬爾科姆汗是一位亞美尼亞裔的皈依什葉派的伊朗人。他在伊朗的現代化程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秉持世俗司法應獨立於教權的思想，隨後支援立憲。波斯語的《法律報》在沙王的准許下於1858年開始每週發行，共出版了52期。馬爾科姆汗同時建立了伊朗的第一個共濟會（法拉穆什·哈內），然而四年後他在沙王的命令下被迫將其關閉（參閱Sarah Mirdâmâdi, «La franc-maçonnerie iranienne après la Révolution et à l’époque actuelle: les racines d’un exil»,Revue Téhéran, n° 101, avril 2014）。

[81] 參閱Edward Granville Browne, The Press and Poetry of Modern Persia, Los Angeles,Kalimat Press, 1983, p.16—17。

[82] 參閱Journal de voyage en Europe (1873) du shâh de Perse（由Bernadette Salesse從波斯語譯為法語）, Arles, Actes Sud, janvier 2000。

[83] 參閱Prince Ali Kadjar，上文引用著作，第287頁。

[84] 今天，分佈於眾多國家的巴哈伊教宣稱在伊朗擁有約八十萬信徒，全世界信徒人數約四百萬至八百萬。它既沒有公眾禮拜也沒有聖禮，並試圖成為其他宗教的綜合體，堅持一種偏向世界主義的言論。這一誕生於伊朗的宗教充滿了波斯哲學家和詩人如魯米、薩迪等人的思想特色。所有派別的穆斯林教會一直以來都視其為一種“被詛咒的邪教”，某種形式的棄教。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巴哈伊教被剝奪了民事和政治權利。

[85] 參閱Hippolyte Dreyfus, Essai sur le Bahaïsme, son histoire, sa portée sociale, Paris,Librairie Ernest Leroux, 1934, p.7。

[86] 參閱Tahar Ben Jelloun, Le Terrorisme expliquéànos enfants, Paris, Seuil, 2016。

[87] 參閱Ruznāma-ye ḵāṭerāt-e Eʿtemād-al-Salṭana, Téhéran, 2e éd., 1971.

[88] 參閱Yves Bomati, «En quoi consistent les richesses de l’État iranien», Le Figaro Histoire, n° 37, avril-mai 2018, 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