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薩非王朝的傳承、沒落和覆滅

在1722年阿富汗人奪取伊斯法罕和薩非王朝覆滅之前，共有四位沙王於阿拔斯之後掌權：薩非一世（1629—1642年在位）、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在位）、薩非二世/蘇萊曼一世（1666—1694年在位）、素丹·侯賽因（1694—1722年在位）。阿拔斯沙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成就斐然，使得這些繼承者也面臨更加巨大的挑戰。所有治國方針路線已然清晰劃定。要貫徹既定的方針政策，他們必須與時俱進勇於創新，聯合相互對立的民間、軍事和宗教力量。但他們完全沒能做到，因為他們或無憂患意識，或殘忍暴戾，或缺乏對公眾利益的關切，高枕無憂享受這太平盛世，以至於將其荒廢甚至葬送。

沙王薩非一世在繼承王位時本應勝券在握：當前奇茲爾巴什群體已變為國家的公僕而不再一味追求一己私利；各個部長不再因利益集團的更替而遭罷黜，而是可以擁有較長的職業生涯；高階官員憑能力得到錄用。中央集權使以前受到當地法律、風俗管理的行省現在都能受到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主義和宗教寬容盛行的國家，司法權力也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公平。此外，與奧斯曼人和烏茲別克人簽訂的和約保證了不一定持久但至少切實有效的和平。因此，薩非一世的統治本應是輕鬆自如的。

然而，他十三年的統治卻絕非如此。新登基的沙王冥頑不靈，沉溺於酒精和鴉片，且嫉妒心極強，他以飲酒作樂而非務本勤政著稱。他在1633至1642年間更是將朝中政務悉數交予一名宦官——大維齊爾薩魯·塔基打理。薩非一世最為關注的就是他出席的官方活動必須沿用前朝的禮制和禮儀規範。在他身邊按照官階依次排列的是瓦基裡阿拉（最高部長）[1]、幾位軍事指揮官、庫爾奇巴斯（國王護衛隊長官），以及王室的多位軍官。更遠處站立的是高階宗教人士，其中包括主持沙王清真寺禱告儀式的謝赫伊斯蘭。

薩非一世尤其以他對王位競爭者的殘暴被記入史冊，他將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全部清除。他甚至動輒砍頭、割耳，所表現的暴虐近乎變態。正如德國人亞當·歐萊利烏斯[2]所寫的：他擁有“對其臣民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在嚴酷的管制下人民只能道路以目，而國王常常不經任何形式的審判就將國家重臣任意處死”。由祖父確立的專制集權在孫子身上衍生出暴政和殘殺之風，且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對之約束。

對國家來說幸運的是薩魯·塔基這位頗有謀略的政治家謹慎操持內政外交，竭盡所能將王室的殘暴降至最小。然而他面對1638年入侵巴格達和美索不達米亞其他領土的奧斯曼人束手無策，無奈投降。戰敗的薩非一世於1639年5月17日簽署了一份眾人期待能夠正式持續到“最終審判日”的和約。憑藉這一《席林堡和約》（又名《佐哈布和約》），穆拉德四世收復了包括巴格達和摩蘇爾在內的伊拉克和亞美尼亞的凡省及卡爾斯地區；伊朗一方則滿足於保有埃裡溫和今天的亞塞拜然。這一和約的漏洞在於沒有劃定兩國的準確領土界線，並將因此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導致帝國軍事力量的削弱。兩國潛在的對立一直持續到1843年邊界確定為止。[3]

在此期間，另一起戰事也突然爆發：1622年沙王阿拔斯奪回的坎大哈一直由阿里·馬爾丹汗將軍領導下的政府管理，後者於1632至1633年將這一地區從伊朗分裂出來，併入沙賈汗的莫臥兒帝國。有些評論家認為，這是面對薩魯·塔基態度的無奈之舉，因為薩魯·塔基為逼他辭職，向他索要一筆鉅款；在另一些人看來，他這麼做是因為懷疑沙王想要謀害他的性命。這一叛變的結果是坎大哈及周邊地區再次落入了莫臥兒帝國皇帝的手中。

1642年5月12日薩非一世之死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種解脫。在他的統治下，官僚權勢日趨強大，導致部長和普通公職人員之間出現內部紛爭以及腐敗之風。行政系統為了維持現有的運作需要越來越多的財力支援。此外，沙王精神紊亂的訊息早已穿越疆界，與領土的漸次丟失一起讓伊朗在國際上逐顯暗淡。

伊朗的新任君主穆罕默德·米爾扎，1632年8月30日生於加茲溫，時年九歲的這個孩子便是阿拔斯二世。據我們所知，他的童年在後宮度過，在宮女和太監的環繞中長大。他的老師是拉賈布—阿里·塔布里茲，這位曾得到拉斐爾·杜芒[4]讚許的什葉派哲學家和神學家在阿拔斯二世的整個統治時期始終輔佐他，為他建言獻策。阿拔斯二世還曾得到王室總管穆罕默德—阿里·貝格和擔任王室護衛隊長官的奇茲爾巴什賈尼汗·沙姆魯的教導。

在薩魯·塔基主持召開了一次委員會會議後，阿拔斯二世於1642年5月15日在卡尚加冕登基。加冕典禮盛大恢宏，典禮上新國王下達五十萬託曼的退稅令，並迫於出席典禮的“賽義德”和“烏理瑪”的壓力，頒佈禁酒令[5]。他統治初期政局平穩，各部門官員均留任原職。

在阿拔斯二世繼續接受教育、學習騎術射藝的這段時間，國家政務主要由他的母親安娜·哈努姆臨朝監理，這個切爾克斯女人得到了薩魯·塔基和賈尼汗·沙姆魯的支援。他們三人既平息了1644年南部巴赫蒂亞里部族的反叛，也阻止了小沙王的對手奪權。其中一個王位爭奪者，亞塞拜然軍隊統帥兼總督魯斯塔姆汗曾策劃廢黜國王，但在馬什哈德被及時清除[6]。

十三歲的年輕沙王沒有長時間忍受母親的監護。為了擺脫這一束縛，他命人謀殺了她的兩個後盾：1645年10月11日，薩魯·塔基在自己家中遇害，接著賈尼汗也遭謀殺[7]。自此，哈利法·素丹成為他的大維齊爾，這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從未有過毛拉擔任如此尊貴的職務，而且他還是個“嗜酒”的毛拉。哈利法·素丹的家族是14至15世紀一位著名蘇非宗師的後代，這位宗師創立了名為“尼瑪圖拉希[8]”的蘇非教團。透過這一人選，阿拔斯二世顯示了他對王朝根基之一的蘇非教派的支援。

這一系列具有象徵性的鐵腕政治舉措令他得以在政府中扮演獨立、主動的角色。他希望重建由他曾祖父阿拔斯一世創立，遭他父親薩非一世踐踏的價值觀和治國大業。為使公平公正的原則在全國得到普遍落實，他宣佈自己每週兩次開庭，公開審案，並允許喊冤者拉住他馬匹的轡頭，以便向他直接呈遞訴狀。

在他的統治時期，帝國疆域逐漸恢復和平。為擊退1650至1660年間烏茲別克人的侵襲，他向邊疆的部落下發多筆補助金，連位於喬治亞附近的達吉斯坦國的列茲金人也得到了此類資助[9]。鑑於和平是他的首要目標，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封鎖了阿拔斯港周邊地區時，他有力平息了波斯灣的這一衝突。1652年，他與該公司簽署了一項關於蠶絲貿易的新協定，重振該地區的海上貿易。控制坎大哈的莫臥兒皇帝則更為棘手，尤其是薩魯·塔基在遇害前曾為暫時緩和國庫的資金缺口而決定減少軍費開支。在多次興兵受挫後，沙王召集五萬人馬，於1649年1月御駕親征，包圍了坎大哈，並於2月22日將其攻陷。由此，該地區將留在薩非王朝的勢力範圍內，直到1722年。

自從戰勝莫臥兒皇帝，十七歲的沙王一改其作風。他不再關注政務，將治國大權交予大維齊爾。這一職務直到1654年由哈利法·素丹擔任，隨後接替他的是深受後宮宦官影響的穆罕默德·貝格，接著米爾扎·穆罕默德·馬赫迪於1661年至1666年出任這一職務[10]。這幾任大臣忘記了沙王對不同見解、不同宗教的寬容態度，以及他對蘇非教派的青睞——阿拔斯二世曾為此獲得“鍾愛托缽僧的君主”的稱號，任由最強硬的什葉派宗教人士大行其道。對王朝來說不幸的是，這一趨勢隨後愈演愈烈。什葉派教徒在廣場上貼滿反非什葉派穆斯林和反海蘭達裡耶派[11]（最離經叛道）的蘇非托缽僧的標語。接著，酒精飲料在1645年和1653年遭禁售；1657年，亞美尼亞人被“請出”伊斯法罕，其生活區域僅限於新焦勒法，而猶太人和基督徒都被迫改宗伊斯蘭。阿拔斯二世只求那些日益嚴苛的宗教人士對其荒淫無度的生活不予干涉，於是也對手下官員的那些粗暴行徑聽之任之。

他在位期間，西方旅行家看到的都只是浮華的表象，其中包括法國人讓—巴蒂斯特·塔維涅（1605—1689）和讓·夏爾丹他們所記述的故事令東方主義越發成為一種受人追捧的時尚，進一步激發了歐洲對東方的幻想。他們頌揚薩非王朝的奢華，視其為伊朗全新的黃金時代的寫照。伊斯法罕，這座人間天堂，的確以其恢宏的建築令人目眩。這些建築中包括1642年為阿里卡普宮新建的會議廳，以及建於1647到1648年的裝飾著炫目壁畫的四十柱宮，這座宮殿主要用於迎接外國使節，後也作為加冕典禮的舉辦地。

阿拔斯二世於1666年9月25日在馬贊德蘭省阿什拉夫逝世，享年三十三歲。他被葬在庫姆的陵墓中，薩非一世的旁邊。一些人聲稱他是被毒死的，另一些人斷言是某種性病奪去了他的生命，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他死於酗酒，這一“薩非之惡”。他死前沒有指定繼承人。於是，後宮宦官們在討論後決定推選國王的長子，十九歲的薩姆·米爾扎繼位。

人們雖擔心薩姆·米爾扎少不更事，卻也期待他會溫順馴服。他在伊斯法罕後宮的孤獨中長大，一直由一位宦官教授亞塞拜然語而不是波斯語。他於1666年10月1日以薩非二世之名登基，而其統治時代以不祥之兆開啟。一場嚴酷的旱災降臨在帝國土地上，同時希爾凡發生了地震，三萬人因此喪命。而且，沙王也一病不起。所有醫療手段、祈禱和為防止飢荒施放的銀錢都不見成效。人們將這一切歸於上天的憤怒，甚至指責是伊斯法罕猶太人招來了厄運[12]。很快，人們推測是占星師們挑選的加冕日不吉利，並決定另擇他日進行二次加冕，這在伊朗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於是，1668年3月20日——納吾肉孜節當天，在輝煌的四十柱宮中，薩非二世變成了蘇萊曼一世。不久，一顆彗星劃過夜空：皇家占星師們預言將有更多的災難降臨[13]。

面對這些考驗，沙王沒有像一個真正的君主那樣做出回應。事實上，他對國家政務沒有興趣；相比之下，他更熱愛後宮享樂，還新招募了五百多名妃嬪，大多數是焦勒法的亞美尼亞人。他一開始將政務交予精英射手指揮官和他的護衛隊長官，然後他改讓幾任維齊爾——幸運的是，這些維齊爾都具有很高的素養——負責遏制在他二次加冕後肆虐全國的糧食危機，並在1691年重振貿易，以及推行貨幣改革[14]。

不愛征戰的蘇萊曼一世從不親自領兵打仗，1676年他指定一位沙姆魯可汗擔任皇家軍隊統帥，前往阿斯塔拉巴德和達姆甘周圍平定叛亂。然而，這一時期卻是打擊其宿敵的最佳時機。奧斯曼帝國在1683年維也納之戰後元氣大傷，沙王面對西方國家的敦促卻無意起兵，此時的西方十分傾向於與伊朗結盟對抗共同的敵人，而這一聯盟卻正是沙王阿拔斯曾幾何時極其渴望並數次強烈要求的。作為自我辯護，蘇萊曼說出了這一名言：“伊斯法罕於我足矣！”

這一與前朝形成鮮明對比的軍事不作為主要是因為國庫空虛。在大維齊爾的支援下，蘇萊曼一世對開支進行了多次大幅削減：皇家護衛隊的人員壓縮了三分之二，軍隊指揮官離職後不任命繼任者。當他的大維齊爾謝赫·阿里汗於1689年去世時，他也沒有指定新人。為開闢財源，他對民眾強徵苛捐雜稅，特別是對亞美尼亞人，除其他稅費外後者甚至需要繳納選舉稅。經濟因此一蹶不振，國家越發貧困。

在宗教方面，蘇萊曼是一個從不錯過一次禱告的極其虔誠的什葉派穆斯林。他對基督徒既沒有表現出太多關注，也沒有施加迫害。他非常寵信什葉派的高層教士，對他們的角色和建議都十分重視。

事實上，蘇萊曼既沒有其父的能量也沒有其父的英明，他二十八年的統治因其政治上的選擇、心理的複雜、對宗教的過度虔誠，為他留下的是一副昏庸甚至墮落的形象。這一形象也源於他宮廷的頹敗，宮中的每個人都只想著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取悅一個善變易怒的沙王，他們極盡阿諛奉承、虛偽諂媚、腐化敗壞之能事。

蘇萊曼一世於1694年7月29日逝世。彌留之際，他在伊斯法罕的後宮內讓太監們在他的兩個兒子之間選出繼承人。然而，他似乎說道：“如果你們想要安靜祥和，就選擇我的長子（素丹·侯賽因）；如果你們想要見到帝國的輝煌、實力和繁榮，就選擇阿拔斯·米爾扎。”前者時年二十六歲，後者二十三歲。這句遺言只有在他身邊的姐姐聽到。作為宮廷權謀的核心人物，她宣稱國王將素丹·侯賽因指定為王位繼承人。他們聽從了她的意見——他們想要一個容易操縱的國王。他們將看到這一災難性的選擇在整個伊朗引發的所有後果。

素丹·侯賽因生於1668年，作為薩非王朝第九任沙王，他於1694年8月7日在扎因代河南岸的阿延納—卡娜宮中舉辦的奢華典禮上加冕登基。他繼承的遺產是一個越發貧困、野心全無、繼《席林堡和約》以來被划走一部分領土、軍隊戰鬥力薄弱、宗教團體和宦官當權的國家——一個日趨衰敗的國家。

素丹·侯賽因像他父親一樣在後宮中長大，完全沒有迎接這些挑戰、重建薩非統治系統的能力，而這一系統自阿拔斯一世死後也每況愈下。從素丹·侯賽因登基伊始，他就將政權引上了一條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道路。與一直以來的慣例不同，他沒有讓蘇非長老主持加冕禮，而將這一任務交給了伊斯法罕的“謝赫—伊斯蘭”——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1627—1699年）。後者，以其書寫的文章可以斷定，從屬於“烏蘇勒”的政治宗教學派。該學派“儘管承認任何人都無法擁有接近伊瑪目的權威和合法性，但仍認為最優秀的什葉派學者在對宗教文獻進行了長久的分析後，能夠藉助於自己的判斷（伊智提哈德）解決所有問題，且什葉派穆斯林信徒可以仰仗他的意見，就像他是伊瑪目本人的化身一樣[15]”。這一做法事實上令最極端的教團滲入政權核心，甚至由它獨攬大權。而這正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作為自己為政府背書的回報，馬傑萊西要求加強“傑哈德”（聖戰）的教法法規。素丹·侯賽因為了展示誠意做出表率，決定將皇宮酒窖清空，並將酒窖內的六千瓶酒傾倒在公共廣場上。馬傑萊西很快宣佈禁止女性在沒有男性陪同的情況下出行和在皇家慶祝儀式上跳舞，禁止年輕人出入咖啡館，任何人都不得飲酒、吸食鴉片或迷戀養鴿子一類的娛樂性活動，因為所有這些活動都與伊斯蘭相悖。

沙王儘管自己嗜酒成性，卻對這些法規不予干涉，並像他父親一樣，對國事興趣索然。他如此篤信宗教以至於有人稱他為“侯賽因毛拉”，而作為一個虔誠的什葉派穆斯林，令所有人大為震驚的是，他挑選了坦承自己是遜尼派信徒的法特阿里汗·達戈斯塔尼擔任大維齊爾長達五年[16]。鑑於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公開鎮壓非什葉派宗教社群，如被視為有悖伊斯蘭的蘇非派和其他神秘主義哲學宗派，這一大維齊爾人選就愈發矛盾而令人費解。

素丹·侯賽因以其溫良的天性、善意、仁慈和他無心的揮霍為人所知，但在很多人看來，他面對頑固狹隘的宗教思潮所表現出的善變和軟弱都加速了王朝的衰敗。蘇格蘭外交家和史學家約翰·馬爾科姆（1769—1833年）認為，素丹·侯賽因既沒有“他父親的粗暴，也沒有他的殘忍”，但他的“過度虔誠對國家來說比蘇萊曼的壞脾氣更具有毀滅性”。[17]

1699年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的離世令權力對比發生了些許變化。沙王長期不予過問的政務被他的大姑瑪利亞姆·貝格姆、後宮宦官和幾任大維齊爾接管。在這個時期，伊朗與奧斯曼和莫臥兒帝國的外交關係進展良好，令政府更為憂慮的是阿曼的阿拉伯人為獲得波斯灣控制權而發動襲擊的威脅。帝國在中途放棄了與葡萄牙建交的嘗試後，從1699年開始派出多支使團前往路易十四的宮廷，以期在向法國提供商業優待的同時獲得法國海軍的支援。如此，雙方締結了一項協議，法國會支援波斯人在波斯灣地區的立場，以換取波斯對其境內基督徒的保護和傳教士的自由通行。

沙王最後十年的統治更加混亂，人民因生活貧困而頻繁起義。在伊斯法罕，宗教強硬派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的宅邸於1715年遭縱火焚燬。兩年後，食品匱乏和物價上漲導致了新一輪的動亂。和平已變為虛假的幻景。

最嚴重的情況出現在遠離伊斯法罕的地方。從1709年起，兩個最具影響力的阿富汗部族之一——坎大哈的吉爾查伊人反抗薩非統治，於1709年和1711年殺死中央政府派出平叛的兩名親王，並宣佈獨立。1716年，另一個阿富汗大部族——赫拉特的阿卜達里人也步其後塵。

1722年無疑是素丹·侯賽因當政期內最糟糕的一年。其間，兩條戰線被開啟。第一條是6月間開啟的沙俄戰線，沙皇彼得一世此舉旨在遏制奧斯曼帝國對裡海周邊領土的野心。這一戰事以1723年——在薩非王朝崩潰後——的《聖彼得堡和約》落幕，根據這一和約的規定，伊朗將其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包括打耳班和巴庫在內的國土，以及吉蘭省、希爾凡省、馬贊德蘭省和阿斯塔拉巴德省讓與沙俄。

然而，致命的一擊來自坎大哈地區的遜尼派阿富汗吉爾查伊人。統治這一部族的是時年十八九歲的馬哈茂德·霍塔克。從1719年開始，他自視已有足夠實力反抗薩非王朝的統治。馬哈茂德·霍塔克從坎大哈出發，率軍圍困克爾曼但沒能攻陷，隨後又包圍亞茲德。他從亞茲德收穫了一筆可觀的贖金後才開拔離去。1721年，在發覺薩非王朝軍隊無力調集援軍對其各部分領土施救後，他決定征討伊斯法罕。1722年3月，馬哈茂德·霍塔克行至戈納巴德，距離他的目的地僅二十公里。沙王派出一支四萬人的軍隊前去抗擊。兩軍於3月8日交鋒。儘管人數只是伊朗軍隊的四分之一，阿富汗人卻佔了上風，這主要是因為伊朗指揮缺乏統一性，且伊朗人引入了一種無用的新武器——“架在駱駝背上的輕型火炮‘贊布拉克’[18]”。就這樣，帝國軍隊這次不是在邊界而是在本國境內被打敗。

幾天後，馬哈茂德·霍塔克包圍伊斯法罕。都城的防禦工事因缺乏養護而狀況不佳。此外，不知什麼原因，城內的神職人員反對使用火炮。當新焦勒法城區遭到燒殺劫掠時，宗教團體反對“伊斯蘭的軍隊”對非信徒施救，如此薩非都城的核心區域開始反抗。為扭轉命運，人們在各大清真寺舉行禱告儀式，在街道上開展宗教遊行；進一步強化反飲酒措施以贏得安拉的恩寵；人們甚至向馬哈茂德獻上一筆重金，以求他離開。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6月7日和8日，素丹·侯賽因之子塔赫瑪斯普—米爾紮帶領一千騎兵成功突圍，試圖集結傳統上效忠王朝的各省總督、巴赫蒂亞里各部族和洛雷斯坦各部族的武裝力量，但徒勞無功。

皇城與世隔絕，供應匱乏，乃至於人們開始吃草，吃馬肉、駱駝肉、狗肉、貓肉……一些編年史作家甚至提到吃人肉的現象……那些毛拉則用稻草和土擊打自己的頭，以求驅除厄運……與此同時，某些權臣則暗地裡向馬哈茂德派出信使，詢問他的意圖，提出和談。他們甚至主張以一種新辦法驅敵：王室後宮齋戒禱告三天！至於宮廷侍臣，他們建議送一位王室公主給馬哈茂德和親。於是，人們嚴守齋戒，並將公主送至馬哈茂德軍營，後者即刻與之完婚，但他的征服計劃絲毫沒有被動搖。

伊斯法罕在七個月的圍困後陷落，而素丹·侯賽因不顧人民的多次請願，自始至終都未曾下決心親自帶兵征討入侵者。近八萬居民喪命，數十萬人逃亡。圍城之前伊斯法罕共計五十萬人，此時僅剩十萬。

1722年10月22日，素丹·侯賽因投降。他自行前往位於法拉德—阿巴德的阿富汗軍營，宣佈退位，將帝國權力的象徵——蒼鷺羽毛裝飾插在他稱為“兄弟”的馬哈茂德的包頭上。屹立了兩個多世紀的薩非王朝就這樣像紙牌城堡一樣轟然倒塌。

勝利者對王室成員（被關押在伊斯法罕）的仁慈寬容將持續到1725年2月。在謀反的傳言下，心志渙散的馬哈茂德很快決定除沙王以外，將王室全部清除，沙王竭盡全力阻止屠殺，併成功救下了他其中兩個兒子。他其他家人幾乎都被列隊斬首[19]。

伊朗日益動亂的局勢引發了新一輪的起義，馬哈茂德疲於招架，於是向坎大哈的總督——他的侄子阿什拉夫求援，並將後者指定為他的王儲，而這也令他於不久以後的1725年4月25日遭到暗殺。當前掌權的阿什拉夫更加用心地對待廢黜的沙王，甚至娶了沙王的女兒，以提升他登基的合法性。然而，1726年秋，奧斯曼帝國的巴格達總督對他掌權提出質疑，並威脅他要協助素丹·侯賽因重回王位。阿什拉夫毫不遲疑地給出答覆：他將自己新“岳父”的人頭送到了奧斯曼總督的面前。

這就是素丹·侯賽因的悲慘結局，他以一種詭異的方式留名後世，在生活常用語中以近乎形容詞的形式出現：對於一個對危險視而不見、對毛拉言聽計從的軟弱君主或政府，人們有時會說這是個“素丹·侯賽因沙”。

那麼薩非王朝開國的幾位皇帝耐心構思，又在阿拔斯一世統治下實現的國家體制還剩下些什麼呢？這一體制建立在幾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價值觀上：中央集權，對權貴的監控以保證人民不受侵害，對違規者嚴厲乃至殘忍的執法，疏離傳統精英和宗教權臣，親近論功提拔的新貴族，穩定邊疆，努力透過現代化、強有力、可依賴的軍隊保證持久和平，而所有這一切的控制權都要掌握在沙王自己手中。

要維持這一極其苛刻、繁重的體制需要堅定的意志、長期而有效的跟蹤核查、鋼鐵的紀律和健康的財政。它無法執行於最後幾任沙王的權力代理、他們荒淫無度的生活方式、宦官和教士當權的狀況之下。儘管其間出現過幾位——在歷史長河中屢見不鮮的——傑出公僕，但它還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民族國家的理念在這一體制中已隱約可見，但在帝國四方的巨大差異和傳統習俗的阻礙下沒能成為現實。然而，朝向民族國家邁進的一步已經跨出，並將在日後再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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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瓦基裡一職本已由沙王阿拔斯在1587年清除了莫切德·戈利汗後撤銷。

[2] 參閱Adam Olearius, Relation du voyage de Moscovie, Tartarie et de Perse, faitàl’occasion d’une ambassade envoyée au Grand-Duc de Moscovie et au Roy de Perse, par le Duc de Holstein,depuis l’an 1633, jusques en l’an 1639，由居住於勃蘭登堡的亞伯拉罕·德·威克福（Abraham de Wicquefort）從德語翻譯而來。兩封曼德爾斯洛（Mandeslo）有關他印度之行的信函。出版：Paris, G. Clouzier, 1656。

[3] 參閱下文，第二十章第二節“十四年的停滯”。

[4] 參閱Raphaël du Mans, missionnaire en Perse au XVIIIe siècle，拉丁語—法語翻譯Francis Richard, 2 vol.,Société d’histoire de l’Orient, Paris, L’Harmattan, 1995。

[5] 參閱Jean-Baptiste Tavernier上文引用著作，第576—577頁；參閱Rudi Matthee,The Pursuit of Pleasure. Drugs and Stimulants in Iranian History, 1500—19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4。

[6] 參閱Willem M. Floor, «The Rise and Fall of Mirza Taqi, the Eunuch Grand Vizier (104355/1633—45) Makhdūm al-Omarā va Khādem al-Foqarā»,Studia Iranica, 26, 1997, p.255。

[7] 參閱Willem M. Floor上文引用著作，第258頁。

[8] 沙·尼瑪圖拉·瓦里（1330—1421年）是蘇非派一個重要教團“尼瑪圖拉希”的創立者。他的陵墓位於克爾曼幾公里處，被當作伊朗後伊斯蘭藝術最美的歷史建築之一。

[9] 參閱Ch. de Tours Picault,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e Perse pendant la duré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2 vol., Paris, 1810, vol.1, p.180。

[10] 米爾扎·穆罕默德·馬赫迪留任此職直到1669年，即阿拔斯二世去世三年後。

[11] 這一蘇非思潮推崇苦行和全面自由。它不承認教權和政權，也不遵守“伊斯蘭教法”，且允許飲酒和吸食鴉片。

[12] 參閱Nicolas Sanson,Estat present du royaume de Perse, Paris, 1694;（翻譯John Savage:The Present State of Persia: A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Manners,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of that People）, Londres, 1695, p.5。

[13] 塔維涅（Tavernier）和夏爾丹（Chardin）提供的資訊。

[14] 參閱Anne Kroell (éd.),Nouvelles d’Ispahan, 1665—1695, Paris, 1979, p.30—31.

[15] 參閱Yves Bomati, «Comment évoluent les rapports du souverain et du clergé?», Le Figaro-Histoire, avril-mai 2018, n° 37, p.60。當前伊朗的伊斯蘭政府很大程度上源於“烏蘇勒派”；參閱第374頁第11條註釋。

[16] 參閱Rudi Matthee, «Blinded by Power: The Rise and Fall of Fath ʿAli Khan Daghistani, Grand Vizier under Shah Soltan Hoseyn Safavi (1127/1715—1133/1720)»,Studia Iranica, 33, 2004, p. 179—220。

[17] 參閱John Malcolm, A History of Persia:From the Most Early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2 vol., Londres, 1815, cité in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soltan-hosayn。

[18] 參閱Thierry Sarmant,1715, La France et lemonde, «La chute d’Ispahan», Paris, Perrin, 2014。

[19] 今天我們還可以參觀當年發生這一慘劇的地方——背靠伊斯法罕大酒店的神學院花園。參閱Laurence Lockhart, The Fall of the Safavi Dynasty and the Afghan Occupation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