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一種全新治國方略的問世：沙王阿拔斯一世的君主專制

奇茲爾巴什埃米爾們將自己的權勢視為天經地義，極力反對任何對他們影響力存在潛在威脅的改革。面對這迴圈往復、一再上演的歷史情境，被人們看作柔弱可欺的阿拔斯該何去何從呢？在國王專制的中央集權與氏族派系及其關係網代理君權之間，他是否真的有選擇的權利？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沙王是否終於可以讓伊朗向這個對它不甚瞭解的新世界敞開大門？

1587年10月1日，當阿拔斯一世沙在莫切德·戈利汗警覺、僭越的目光下登基時，這位被遺忘的呼羅珊年輕王子尚不滿十七歲。他如囚徒一般，沒有任何權力，僅有的盟友便是被莫切德·戈利汗姑且容留的幾個沙姆魯族人，他能做的只有忍氣吞聲，保持沉默，在偽裝自己情感的過程中學習為君之道。

當前，莫切德·戈利汗在烏斯塔吉魯部族的支援下實行最高統治，他甚至住進了舊王儲的宮殿。為了可以更好地給自己的盟友分封官爵，他決定聖旨上不僅要蓋國王的印璽，還要蓋他自己的印章。他自信能將這個無足輕重的青年永遠拘禁在傀儡的位置上，他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甚至當眾駁斥沙王。一晚，因他點名的一名薩非公主被阿拔斯拒絕，莫切德·戈利汗揚言稱：“薩非王子多的是。如果阿拔斯不合適，可以另擇他人！”阿拔斯聽說了這些話，絲毫沒有公開回應，而當他的“恩人”無視他的意見，命令遜位的沙王及其一家返回加茲溫以備不測時，他也沒有表示質疑。

烏茲別克人對呼羅珊的入侵將加速事態的發展。阿拔斯一世對這個行省懷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在赫拉特還居住著對他來說親如骨肉的人，那便是要塞總督阿里·戈利汗·沙姆魯一家，因為他們曾在阿拔斯一世被人棄之不顧的少年歲月對他悉心照料。因此，阿拔斯敦促莫切德·戈利汗儘快禦敵。然而，後者卻在城市被圍的十一個月中按兵不動……直到聽說要塞陷落，他的潛在對手——阿里·戈利汗·沙姆魯總督也因此喪命，他才同意出兵援助倖存者。

意識到莫切德·戈利汗的見死不救是有意為之，阿拔斯便下定決心要除掉他。他與四位奇茲爾巴什領袖聯手，邀請莫切德·戈利汗參加一場縱酒狂歡的晚宴。第二天，1589年7月23日，莫切德·戈利汗的屍首被發現，他是在國王營帳中被殺死的[1]。阿拔斯以這樣的方式得以自由起飛，併成為後世著稱的阿拔斯大帝——一個融強烈救世主色彩的宗教與政治方略於一身的三百年蘇非教會的“第十一代完美宗師”[2]。

獲悉莫切德·戈利汗的死訊，克爾曼、法爾斯和其他幾個地區行省紛紛騷動。那些早已習慣於無視中央權力的總督只有在獲得更多好處的前提下才願意歸順王權，當前他們策劃謀反。與此同時，烏茲別克人採取了更猛烈的攻勢，繼續出征赫拉特已不可避免。而奧斯曼一側，借高加索地區掌權者的反叛活動，他們大膽進犯，攻進了這一地區。如此，他們佔領了洛雷斯坦省的門戶城市哈馬丹和納哈萬德，並朝都城加茲溫逼近。

面對無法同時招架的多重危機，年僅十八歲的阿拔斯毫不畏縮。他力排眾議，決定在平定內亂之前，首先要不惜代價掃除外憂，而其中奧斯曼的問題更是刻不容緩。為此，他派出了一隊由阿爾達比勒總督帶領的使團前往君士坦丁堡。這位總督的使命是與對方協商擬訂一份可持續的和約，即便條款對伊朗極為不利。在為期一年的和談後，阿拔斯沙於1590年3月21日依照制定的《君士坦丁堡和約》向奧斯曼帝國出讓包括大不里士在內的亞塞拜然西部地區、亞美尼亞、喬治亞、眾多高加索城市、庫爾德斯坦一部分地區和包括納哈萬德要塞在內的洛雷斯坦一部分地區。在這之後他宣佈：“我們今天被迫後退，但這些行省不會永遠喪失。在全能真主的幫助下，它們將在不久的將來重回吾輩之手。”

軍事行動可以暫且放一放了。當前他需要對處於革命邊緣的內部進行整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具有前瞻性的治國天賦得以充分展現。

他心如明鏡：各個派別意圖分散中央權力，從而削弱君主權威，乃至威脅國家的存續。一名頗具影響力、毛遂自薦接替莫切德·戈利汗的土庫曼人穆罕默德汗·土庫曼為此付出了代價，阿拔斯利用各個派別之間的爭鬥將其處決。這是他在擊破奇茲爾巴什豪門勢力的道路上邁出的決定性的一步——穆罕默德汗·土庫曼的頭顱被插在一根竹竿上在皇家營地中巡遊示眾，這便是這一步的絕佳象徵。

同樣是為了應對這種狀況，沙王提拔了一批至少會忠於自己的人在身邊。與此同時，他貶黜、疏遠了莫切德·戈利汗的舊部。一些年輕的埃米爾成了他的追隨者，比如出身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奇茲爾巴什家族的法爾哈德·貝格·卡拉曼魯，還有喬治亞人阿拉威爾迪汗，後者從屬於一個新興派系——主要由基督徒士兵組成的古拉姆。阿拔斯在1595至1596年間擢升阿拉威爾迪汗為法爾斯省兼多個波斯灣行省總督，使他成為自己最重要的親信之一。對於這些任命，即便他徵求多方意見，最終的決定卻都是由他個人做出的，這令慣於與國王談判協商的王公貴族錯愕不安。而阿拔斯心之所向的專制統治前景已初現雛形。

然而，國家仍舊掌控在大埃米爾的手中，他們絲毫不將王權放在眼裡。這一情勢與法國曾經歷的針對路易十四的投石黨動亂有諸多相似之處。為此，沙王發起了一場全面清剿反叛者的激進運動，直到1598年才逐漸平息。其間，法爾哈德·貝格·卡拉曼魯對沙王提供了有力的支援[3]。他為阿拔斯“收復了”此前由阿夫沙爾軍官控制的克爾曼，然後是吉蘭、馬贊德蘭和呼羅珊。為回報他的熱忱，並藉此突出重功勞輕門第的用人理念，阿拔斯將他提拔為馬贊德蘭這一搶手的行省中的阿斯塔拉巴德的總督。他並不是個例，阿拔斯有意向他的信徒表明他很重視他們對其事業的作用，並以此敦促那些仍搖擺不定的奇茲爾巴什儘快歸順王權。那些此時仍未看清他才是國家之主的人都被邊緣化、刺殺或流放。這些人中最典型的幾個就是曾參與殺害他母親馬赫德·烏莉婭並謀害他哥哥哈姆扎·米爾扎的那些人。

這一針對過度強大的奇茲爾巴什實施的有力的、帶有鎮壓性的甚或說有些血腥的政策帶來了顯著的成效：大埃米爾們意識到支援沙王比反對沙王更有利，因此開始各歸各位，盡忠職守。沙王阿拔斯卻並不滿足於此，他擔心自己的家族成員與反叛分子暗通款曲，於是下令將自己的父親和弟弟關進阿剌模忒城堡——位於裡海以南加茲溫附近，哈桑·薩巴赫[4]曾經的避難所，並對兩個弟弟阿布·塔利布和易卜拉欣施以盲刑，因為這一殘疾將令他們在“理論上”永遠不可能登上王位。接著，他繼續提拔重用更年輕、更順從、更遠離封建領主性質的新精英，同時將某些奇茲爾巴什首領拉攏回王權的懷抱中。如此，一個名副其實的論功排位並可按需罷免的精英群體誕生了。

在這些極富專制色彩的政策基礎上，他沿著前輩的足跡繼續創新，建立他的帝國。首先，他於1598年遷都。加茲溫在他看來就像之前的大不里士一樣，過於靠近邊界，他選擇位於國家中心的伊斯法罕作為權力的基地。這一戰略決策不僅釋放出國家復興的強大訊號，也令他可以藉機展示他在建築和整個藝術方面的品位。

此外，考慮到人民大眾需要高大的形象和鮮明的符號，他重新審視了對他權力基礎和展示都十分必要的服裝禮制。曾幾何時，那個呼羅珊的窄額頭、藍眼睛、鷹鉤鼻、身材瘦長的內向少年已經被忘得一乾二淨，他一手打造的新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現在的他是一個擁有光榮歷史的國家的君主——手扶劍柄，身著混合了金銀線的華麗絲質服裝，頭戴一頂嵌有祖母綠、紅寶石和鑽石別針的沉重包頭，腰帶上插著一把閃爍著珠寶光芒的彎刀。然而，隨著年歲漸長，再加上軍營裡簡陋的生活條件，當他既不需要接見外國使節也不必彰顯尊貴時，他會首選最平常的棉麻服裝，寬鬆的長褲和夾襖。他也偶爾如此穿著微服私訪，前往小酒館直接傾聽民意，體察民情。可以說，針對權貴階層，他美化自己的官方形象，展示奢侈豪華的一面，而對於其他人，則展示自己平凡、謙卑的一面。他的大膽求新也滲入這一看似膚淺的形象塑造中來。他一反當時的流行時尚，將自己下巴上的鬍鬚剃掉，只留下嘴唇上方向上翹起的髭鬚——這成為他特有的標誌。作為潮流引領者，他很快被宮中群臣仿效，並受到詩人的歌頌，他們還稱羨他的眉毛——男子氣概的新象徵，也是獲得慷慨賞賜的新希望！

皇家的形象並非他唯一關心的事情，他也希望在地區列強的野心面前伊朗能樹起一個強大鮮明的形象。他選擇太陽與獅子作為旗幟的徽標，在菲爾多西的《列王紀》中，太陽與執劍的獅子正是英雄力量的化身。他也沒有忘記什葉派是伊朗的支柱之一，而他對國教的態度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即便他繼承了居魯士大帝的宗教寬容，並對所有宗教都保持好奇，他依舊是個虔誠禮拜的穆斯林。除了對先知和阿里的尊崇，他也讚頌侯賽因（在卡爾巴拉殉教的什葉派第三任伊瑪目）和第八任伊瑪目禮薩，他於1601年在眾人的跟隨下，徒步前往後者位於馬什哈德的陵墓朝拜。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專注於體制改革。鑑於奇茲爾巴什大封建領主對他中央集權的威脅已經清除，阿拔斯組建了一個金字塔形的國家結構，並雄踞其頂端。除了自己的良心以外，他無須對任何存在負責，他對所有決策都擁有最終裁定權。為了讓人民，這一財富創造群體不受專橫行為的侵擾，他親自挑選高層官員，向其組成的新精英群體授權在他的監督下進行公正的管理。

他將這一金字塔結構應用到國家的每個管理層，從而使所有行政人員都持續相互監督，這一結構又與原則上的連帶責任制和各方的普遍責任制相結合。在中央行政的最高層，他任命一位被薩非宮廷稱為埃特馬德·道萊（“國之信心”）的大維齊爾作為國家稅收、費用支出和官方會議準備工作的負責人，在他身邊還設定了一名大財務總管協助其工作。在省一級，各省總督同樣也由一名負責管理監督的維齊爾輔佐。在市一級，國王任命的一名卡蘭塔爾（市長）也得到維護人身財產安全的達魯蓋（警察副官）的支援。各個市區和村鎮的組織結構也與之別無二致：由每家每戶的戶主推選的卡德霍達行使中央賦予的權力，而各行各業也選出各自的領導，負責各自經營領域的事務。

然而，這一理應“完美”的系統並不能免除沙王的疑慮。深知掌權之人易腐敗，他設立了一個巨大的資訊網路，藉此獲悉在都城加茲溫各個角落發生的各種事件，隨後自1598年該網路更涵蓋了伊斯法罕及各個行省，甚至更偏遠的地區。此外，鑑於“東方”因商路治安不力而飽受批評，他組建了一套交通網路的治安系統。於是，人們看到道路沿途出現了一些被稱為拉赫達爾的警衛[5]。“特別是水源附近的商隊必經之地，”讓—巴蒂斯特·塔維涅曾如此記述，他還補充道，“……而且，只要聽聞一絲涉及偷盜的風聲，他們就會立刻追查，盤問所有過路人從何處來，往哪裡去。”誠然，這是一種嚴格的審問機制，但在當時被視為國家治安的重大進步，並受到包括外國旅行者在內的廣泛歡迎。它也的確對商貿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這一方面，沙王阿拔斯別具一格地在每座城市任命一名所謂警務法官（莫赫塔塞布），其職責是每週為日常生活物品定價。隨後，他所確定的物價由宣讀人向公眾宣佈，從而使生活成本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對於違規商販……國王的措施也配合了對私抬物價的嚴厲懲罰。

說到治安與懲罰，就不得不解決司法系統的問題。舊司法系統一般倚仗本地長官和總督的權力，如果某一案件具有宗教屬性，則由什葉派等級最高的領袖“薩德爾”在各地的“伊斯蘭謝赫[6]”的協助下做出判斷。然而這一系統使各個省份的司法裁決帶有極大差異，而且在沙王看來，它阻礙著現代伊朗的建設程序。阿拔斯渴望在全國推行一種平等的司法系統，並藉此削弱神職人員四通八達的勢力，而這將在司法界引起一場名副其實的革命。如此，他建立了“底萬內—艾達拉特”（法院），並命其每週開庭四次。一名類似司法總監的“底萬—貝基”作為法院上級領導將參與庭審，確認司法審理是正規的。此外，底萬—貝基每週兩次獨自開庭審案。對於宗教問題，他可以徵求薩德爾的意見，但保有對案件的最終裁定權，即使宗教機構已經按照伊斯蘭教法下達了判決，他也可以駁回重判。沙王阿拔斯堅持讓中央政權主導司法系統，並限制宗教權力，這便是伊朗各機構首次“世俗化”的努力。權杖要主宰包頭巾。

國內局勢漸趨平穩，封建領主的體系也一點點讓位給一種由沙王執掌實權的全新體制，阿拔斯終於可以投入到他曾對人民承諾並令他期待已久的計劃中去：收復淪喪的國土。實現這個目標只有一條路：重建軍隊，使之成為一個有效的戰略工具。面對奧斯曼帝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阿拔斯只有他的禁衛軍（加伐洛爾），其他軍力都屬於奇茲爾巴什領主，不受王權直接指揮。為與奧斯曼帝國分庭抗禮，並擺脫對埃米爾們的依賴，他決定建立一支由他直接支付軍餉的常規軍。英國人安東尼·雪利和羅伯特·雪利兄弟二人帶領五十幾個英國人進入伊朗宮廷，在這一領域為阿拔斯獻計獻策。藉助他們的專業指導，阿拔斯很快擁有了一支一萬五千騎兵、一萬兩千步兵、三千帝國護衛的軍隊，並在一開始就裝備了五百門火炮。雪利兄弟還為部隊組織“歐式”教學，每支隊伍都必須接受嚴格的培訓和軍事訓練，服從鐵的紀律。此外，羅伯特在伊斯法罕、加茲溫、馬什哈德和設拉子建立了火炮鑄造廠。這些努力迅速收效：沙王的軍隊很快成長為一支由四萬訓練有素的戰士組成的武裝力量，此外還有可根據需要由各地領主徵集的部隊。

繼不久以前薩非軍隊在聖城馬什哈德遭到挫敗後，完成軍隊重組的阿拔斯決意起兵反擊烏茲別克可汗阿卜杜勒·莫門。1598年7月29日，馬什哈德迴歸伊朗，接著1598年8月8日，烏茲別克可汗避難的城市赫拉特也被收復。按照雙方簽訂的和約，薩非帝國的邊界在長時間內得到穩定，中亞各屬國都接受新復興的伊朗帝國的管控。

在伊朗最終制服這一強敵的幾次決定性戰役中，法爾哈德·貝格·卡拉曼魯在很多人眼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雖然他獲得了赫拉特總督的官銜和國家軍事指揮部的豐厚獎賞，卻不知功高蓋主將為他引來殺身之禍。這位在奇茲爾巴什的埃米爾中一呼百應的統帥、手眼通天的權臣、沙王的“兄弟”，被阿拉威爾迪汗奉阿拔斯之命刺殺。儘管這一對其舊日寵臣的謀殺行徑可能招致埃米爾們針對沙王的聯合攻擊，中央政權卻也以此向所有權貴表明，無論其官階門第，任何人都不得與薩非中央政權爭鋒，更別想著令它黯然失色。

這重重敲打了那些對自治尚存一息之念的人。而當前他重建的強大軍力及其對烏茲別克人取得的勝利令沙王感到對戰奧斯曼人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一期待已久的對決將不僅能夠洗刷《君士坦丁堡和約》簽訂後蘇丹穆罕默德三世施與他的一系列羞辱，而且能為他的祖父伊斯瑪儀一世在查爾迪蘭戰役的慘敗——伊朗人難忘的傷痛——雪恥。他等到1602年才將軍事計劃付諸實施。這一年，奧斯曼帝國的使節穆罕默德·阿加提出重新確認令伊朗喪失一部分領土的舊和約。他還要求伊朗遣返因不願受控於土耳其人而逃至伊朗的兩千個庫爾德家庭，並將沙王的儲君送至君士坦丁堡作為人質。阿拔斯從中看到了對宿敵開戰的天賜良機，準備藉此一掃伊朗被視為他國附庸的觀念。他命人擒住使節，剪下他的鬍子，並將這一戰利品送至蘇丹面前，表示向奧斯曼帝國宣戰！

伊朗人同時在多個方面對奧斯曼帝國發起攻勢。洛雷斯坦省的納哈萬德（其要塞已遭搗毀）迅速被伊朗軍隊收復。1603年9月，位於亞塞拜然的大不里士也迴歸伊朗懷抱。儘管在十八年的佔領中城市已破敗頹廢，大不里士人仍為其解放和穆罕默德三世的死訊而欣喜若狂。這一勝利恰巧發生在土耳其軍隊人心惶惶的脆弱時期，鑑於未來的蘇丹艾哈邁德一世（1603—1617年在位）年僅十四歲，人們都深為君士坦丁堡微妙而時常血腥的政權過渡感到擔憂。於是，沙王趁機揮師北上，進攻以堅不可摧著稱的亞美尼亞要塞——埃裡溫。1604年6月埃裡溫被攻陷，這導致亞美尼亞領主們紛紛加入伊朗陣營，喬治亞和高加索的領主們緊隨其後。

這一役的勝利影響巨大。為對奧斯曼帝國反擊做好準備，阿拔斯決定將亞美尼亞居民遷至伊朗內地，以便在兩個帝國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帶。為此，村莊被放火焚燒，各種野蠻行徑層出不窮，在一片末日災難的氣氛中，五萬亞美尼亞人在冰冷的寒風中朝伊斯法罕遷移，其中只有兩至三萬人活著到達目的地——新焦勒法城區，沙王為他們預備的居住地。從此他們落戶伊朗中心地區，貼近中央政權的位置，而這將從深層改變整個國家的經濟格局[7]。與此同時，在伊奧邊界上，兩國陷入對峙：二者都在觀察對方，沙王阿拔斯返回伊斯法罕。

一年以後，被任命為大軍統帥的阿拉威爾迪汗再次出征。他帶領一萬多士兵襲擊了凡湖附近一處要塞（奧斯曼邊疆前哨站）的駐軍。在進行了一定的抵抗後，要塞被佔領：五千土耳其人被殺或跟隨他們的統帥逃亡。後者帶領一支新隊伍企圖發起反擊，卻於大不里士與阿拉斯河之間的小城索菲安被再次擊敗並自殺。

對沙王阿拔斯來說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因為他在多年等待後終於圓了報仇雪恨之夢。為了慶賀這一勝利，他將凱旋的將士召集到查爾迪蘭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地點，命人效仿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用數千個土耳其士兵的頭骨堆起一座汙濁的金字塔，同時讓土耳其戰俘排成一支綿長的隊伍。他宣佈道：“我的祖先戰敗時，在此地被殺害的伊朗人終於可以瞑目了。”

儘管他已收復了一個世紀以來失去的所有領土，但鑑於兩大帝國之間尚未簽訂任何和約，當前的局勢依然危機四伏。事實上，奧斯曼人並不打算善罷甘休，他們制定了各種策略，計劃對伊朗發起新一輪的進攻。沙王阿拔斯從他派出的間諜那裡獲得訊息，決定設下一個圈套。從1618年冬季開始，他將主力部隊派至大不里士和加茲溫之間，並要求大不里士居民準備好騰空整座城市。他的判斷是準確的：1618年夏初，十萬奧斯曼士兵越過伊朗邊界，搗毀了一座了無人煙的大不里士。自以為獲得了勝利，他們的將領向沙王提出簽訂和約，為此伊朗必須交還收復的領土。對自己的策略滿懷自信的阿拔斯反駁道：“等我把奧斯曼蘇丹的巴格達和阿勒頗搶到手再談和約不遲。”接下來的數月間，宗教勢力竭盡全力試圖讓國王妥協，聲稱穆斯林不該打穆斯林。但不過是白費口舌，這些話無論是對波斯一方還是奧斯曼一方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9月初，對伊朗的劣勢深信不疑的五萬奧斯曼大軍從大不里士開拔，直奔阿爾達比勒。9月9日，伊朗部隊的指揮官加拉奇蓋汗將奧斯曼大軍引至珀雷—切卡斯泰平原中央，四萬伊朗士兵正埋伏在此。當一千五百名奇茲爾巴什高舉軍刀，擋住他們的去路時，他們便成了甕中之鱉。七千奧斯曼人橫屍沙場，伊朗獲勝，奧斯曼人終於簽訂和約，返回家鄉……直到1623年。

這一年，輪到阿拔斯出兵進攻了。在間接收到遭受奧斯曼人壓迫的巴格達向他發出的求助訊號後，阿拔斯趁每次新蘇丹——這次是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登基後都會出現的混亂，潛入美索不達米亞。他兵臨巴格達城下，令其投誠。1624年1月14日，在他祖父塔赫瑪斯普在此戰敗的九十年後，他勝利進入巴格達。留下駐軍後，他趕赴喬治亞，平息那裡的叛亂。趁他離開，奧斯曼人重又於1625年底佔領該城，迫使沙王重返巴格達。經過幾番苦戰，他的部隊再次控制了該地區。1626年7月4日，在一場鄭重的會談中，奧斯曼帝國同意放棄對美索不達米亞的控制權。伊朗國旗從此飄揚在巴格達以及卡爾巴拉和納傑夫等什葉派聖城的上空……但這能持續多久呢？

在這一系列大勝仗以外還要加上1622年5月3日從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手中收復霍爾木茲——波斯灣的門戶，如此沙王阿拔斯便恢復了伊朗昔日的疆域範圍，令它重新在世界博弈的角力場中佔據一席之地。他從伊斯瑪儀一世手中繼承的三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當前已擴充套件至四百萬。而且，阿拔斯還為伊朗人賦予了民族自信，並令其歷史重放光彩。

伴隨著這一復興政策的是一種宗教意識形態，令奧斯曼人和烏茲別克人困惑不解之餘只能再次將伊朗人斥為異端。一如其他領域，阿拔斯在宗教方面也進行了創新。儘管他本人是虔誠的什葉派穆斯林，但他一直將宗教寬容置於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地帶，尤其繼承了居魯士大帝在著名的居魯士圓柱[8]上所申明的宗教寬容傳統。阿拔斯的言論既帶有人文主義的屬性，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考量。鑑於伊朗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多信仰國家，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信徒比鄰共存，在他看來宗教應為政權服務，而不是剛好相反。他對亞美尼亞社群命運的改變就是很好的證明。在伊朗與奧斯曼帝國之間建設緩衝帶並將當地的亞美尼亞人大量遷走的舉措使得新焦勒法——以亞美尼亞被犧牲的城市焦勒法得名——和伊斯法罕湧入數千基督徒。惶恐不安的難民居住的凌亂營地在亞美尼亞人勤勞智慧的經營下漸漸變為一座井然有序、商業繁榮、自信張揚的小城，進而成為伊朗的經濟中心之一。作為不同文化間的橋樑，亞美尼亞人帶給伊朗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不同的藝術品位[9]、第一所新聞通訊社……沙王阿拔斯看出整個國家都可以從中獲益，於是大力提倡宗教自由，於1614年下達命令批准建設一座大教堂，以替代亞美尼亞埃裡溫的大教堂：“我們希望我們的首都能有一座華麗的基督教堂，它將是我們修建的最美、最高大的建築，為的是讓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在此按照他們的宗教儀式進行祈禱。”第一座亞美尼亞大教堂就這樣在阿拔斯親自出資的情況下於1606年誕生了[10]。不僅如此，他本人還在1606年和1620年兩次參加基督教新年慶祝活動，以此向亞美尼亞社群致敬。因國王的庇護，新焦勒法在他統治結束時已擁有十座教堂。

國王的宗教寬容並非全無功利色彩。在這一切的背後，阿拔斯期望藉由自己對基督徒的寬容態度吸引西方國家與他一同抗擊奧斯曼帝國——鑑於後者是他們共同的潛在威脅，他們應該聯手對付奧斯曼帝國。在他看來，新焦勒法的亞美尼亞人就是向西方開放的一條通道[11]，也是他誠意的擔保。他允許基督教傳教士在伊朗定居並傳教，只要他們保證不強制人民改宗。作為交換，他希望得到基督教會，特別是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和教宗克萊孟八世[12]（1592—1605年在位）的支援，以組成對付那個遜尼陣營主導國的聯合戰線。更有甚者，為了體面地接待外國使節，他不惜打破自己宗教的禁忌，特許在伊斯法罕和法拉德—阿巴德修建了兩座養豬場。遜尼派世界（主要是奧斯曼人和烏茲別克人）對他開此先例進行了聲討，但沙王阿拔斯無視他們的反應，在他看來最大的敵人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

儘管這一政策在他統治期內沒有收穫直接的成果，但它向外國使節開啟了伊朗的大門，而這些人在返回自己國家時便化身為薩非王朝最好的宣傳者。

伊斯法罕迅速成為西方人趨之若鶩的時尚之都，所有前來拜會的使節都被視為沙王的私人朋友。這令所有外國使團都得到周到殷勤的接待，卻也意味著他們都受到嚴密的監視。從進入國境開始，會有一位大臣（“梅曼達爾”）迎接他們的到來，並陪同他們前往都城。在那裡，他們將按照官階等級被安排下榻於一所事先佈置好的優美宅邸或宮殿，國庫會承擔他們的所有食宿開支。根據與薩非權力層交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禮儀，每位大使都必須在其寓所內等待，直到他的召見日期和時間得到確定為止。

沙王阿拔斯自1599年起就對歐洲——更確切地說是對西班牙——展開了一輪強大的誘惑攻勢。他的使節侯賽因·阿里·貝格及其隨行人員經過三年的長途跋涉才到達腓力三世位於巴利亞多利德的宮廷，在那個宗教審判正在全國橫行肆虐的時期，這些邁上基督教土地的什葉派穆斯林令西班牙人滿腹狐疑。協商從一開始就顯得十分艱難。此外，伊朗使團還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三名伊朗人改宗了基督教，並決定從此留在西班牙；一位伊朗使節被殺；腓力三世為他們提供的返程輪船在好望角帶著所有乘客一同沉沒。可以說，這一出使活動表面上幾乎沒有收穫外交成果。

不過從深層次來看，阿拔斯的舉措開啟了歐洲與伊朗之間的交流。1609年，安東尼奧·德古韋阿（1575—1628年）率領的一隊西班牙使團和一名代表教宗的教士來到伊斯法罕。他們與伊朗當局建立的對話儘管冠冕堂皇，卻缺乏實質內容：阿拔斯本來期待西班牙將霍爾木茲歸還給他，因為這一地區自伊斯瑪儀一世統治時期開始便由葡萄牙人佔領，而葡萄牙自1580年由西班牙託管。同時，腓力三世一方則希望伊朗首先將不久前獲得經營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趕出它的國土。一場聾子間的對話就此展開：阿拔斯譴責西班牙對奧斯曼帝國不作為，而他早已允許基督徒在他的國土上自由往來和經商；腓力三世則懷疑薩非國王對霍爾木茲懷有非分之想，因為法爾斯總督阿拉威爾迪汗於1602年奪取了巴林。西班牙國王沒有看錯：阿拔斯藉助英國人的支援於1622年5月3日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回霍爾木茲這一波斯灣的門戶和戰略要地；作為回報，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准建立多個商棧。

在與教宗的對話方面，沙王在想象中高估了教宗在歐洲的影響力，儘管新十字軍東征的想法在西方逐漸贏得共識，但在互換禮物後，除了承認伊朗的幾個基督教修道會以外，教廷與伊朗在外交方面的收效甚微。事實上，阿拔斯很晚才獲悉，教宗並不被所有基督徒承認，這使他明白自己對教廷所做的努力可能效用有限。

伊朗與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魯道夫二世未與阿拔斯協商就同奧斯曼帝國私下籤訂了和約。這令兩個帝國之間的信任關係在此後長期陷於僵局。

在與荷蘭及荷蘭東印度公司關係方面，交流主要集中在商務領域。沙王批准該公司在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克爾曼、阿拔斯港建立商業特區，他們在那裡遇到的最大對手是英國人。透過1623年的協議，阿拔斯確保他們的財產安全、信仰自由和在帝國國土上自由通行的權利。伊朗憑藉新焦勒法亞美尼亞人的商業網路和這些新的商業夥伴，在裡海周邊地區大規模發展蠶絲貿易，其行情之高，使得這一市場達到了空前繁榮，蠶絲商人也因此發跡。伊朗的蠶絲一部分用來換取銅、錫或西方布匹，一部分則以生絲出口，剩下的部分在伊斯法罕或卡尚加工後，被製成錦緞、珍貴的絹紗、宮廷朝服，供伊朗貴族使用。

然而，對阿拔斯的開放提議歐洲各國的反應冷熱不一，這令沙王漸漸意識到西方世界的複雜性和各王國間存在的分歧。比如，他在世時從法國一無所獲。與其和薩非國王建立一種不穩定的夥伴關係，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公爵寧願維持與黎凡特和奧斯曼帝國的聯盟。然而，他們對這一東方新興市場並非毫無興趣。1626年，他們派路易·德賽·德庫梅南出使伊朗，期待憑藉這一舉措在奧斯曼與伊朗之間斡旋，“化解他們之間的分歧”，以便使商品可以在兩國之間自由流通。意識到這一想法過於天真之後，他們被迫放棄了計劃的調解和談[13]。但沙王阿拔斯於1628年10月重啟對話，他給路易十三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提議兩國建立長期穩固的關係，主張削弱奧斯曼帝國的國力並奪取阿勒頗及其周邊地區，以獲得地中海這一重要出海口。然而，信函到得太遲了，信中提出的開放建議將在數年後令路易十四和柯爾培爾受益，而阿拔斯卻沒能親眼見到其成果。事實上，他於1629年1月19日辭世，他胸懷的基督教西方與什葉派東方聯手對抗遜尼派奧斯曼帝國的偉大夢想在歐洲分裂的現實面前被撞得粉碎。1628年抵達伊斯法罕的法國嘉布遣會傳教士帕西菲克·德普羅萬在阿拔斯死前向他指明瞭這一點[14]。

阿拔斯的外交嘗試儘管成效有限，卻結束了伊朗的封閉狀態，令它進入了國際外交界，開始與他國建立政治、經濟關係，其治國之道引來欣賞的目光，其創新舉措也最終得到歐洲人的讚揚。這些外交嘗試的一系列場景和規定的服飾禮制被頻繁展現在各個宮廷的壁畫上；它使國家之間透過互換奢華考究的禮品，衡量彼此的國力，建立了令薩非帝國屹立於大國之林的禮賓次序和禮儀規範。最後，這些外交嘗試也使經濟和商貿往來上升為世界的關注中心。

伊朗的確在阿拔斯的統治下得到了深層改變。所有看似偶然的事都是他悉心經營的結果：如果外國使節盛讚他城市的優美、藝術家的才華，這是因為他不僅善於“公關宣傳”，而且也熱衷於城市建設和藝術資助。在他的新都，比加茲溫更接近帝國中心的伊斯法罕，他建立了一所圖書館工坊（齊塔博—哈內），負責皇家書籍的編輯。這一機構聘用了當時最傑出的書法家、書籍裝幀家、畫家和細密畫家。此外，在伊斯法罕、卡尚、設拉子、大不里士都誕生了皇家地毯工坊，其作品被貴族居所爭相搶購。除了工藝美術，沙王還大力支援最知名的科學家、哲學家、神學家和數學家的研究工作，他們中包括謝赫·巴哈伊（1547—1621年）和穆拉·薩德拉（1572—1640年）。

這一切舉措都促進了薩非建築的珍寶，有“半天下”之稱的伊斯法罕的重建工程。這座城市依照傳統設計，圍繞一個宗教、王權、商業皆得其位的大廣場組建，新築起的皇宮綿延八公里，舉行宴會和節慶活動的華美的阿里卡普宮閃耀其間，它面對的伊瑪目廣場又被譽為“世界之鏡”，偶爾被用作馬球場。四周兩層的拱形門廊開著商店、咖啡廳和妓院。皇宮對面是禮薩·阿巴西亦貢獻了其不世才華的精美非凡的希克斯羅圖福拉清真寺，不過僅供國王及其隨從使用。最後不得不提起的是為第十二位伊瑪目（隱遁的馬赫迪）而建的雄偉伊瑪目清真寺，它半圍著廣場，門庭流光溢彩，伊萬鋪以彩色瓷磚，中央庭院的噴泉池倒映著藍天，一對穹頂和宣禮塔指引著穿越沙漠而來的大篷車商隊。這裡的一切都深具象徵意味，每個造訪之人都得到了精神的昇華。在這些稀世傑作的四周，那些石橋、政府建築和私人宮殿……都享受著扎因代河帶來的徐徐清風。伊斯法罕在當時被視為世界最美的城市，吸引了眾多旅行者，其中包括18世紀讓—雅克·盧梭的哥哥。伊朗也成為不可忽視的東西方交匯點[15]。

沙王阿拔斯，作為“他那個時代最為精明睿智的君主[16]”，在其將近四十年的統治中，令他的國家透過行政結構、權力網路和政策上的革新邁向現代化，從而在這個國家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在此意義上，他可以與法王路易十四和禮薩·巴列維相比，後者儘管與阿拔斯的命運截然不同，卻也在20世紀引領伊朗走上了制度世俗化的道路。

他本應帶著不朽的榮耀光環退出歷史舞臺，讓人們遺忘他在統治時期做出的血腥決策。然而不幸的是，在權力所導致的疲勞和縱酒貪食的損耗下，他的晚年悲劇不斷。阿拔斯漸漸落入受害妄想的深淵，因害怕刺殺而每晚更換寢室。他堅信自己的王儲謀劃篡位，下令將其處決，事後卻後悔不已，但接著又對兩個小兒子施以盲刑。他的心時刻被內疚佔據，別無他法下，只能將孫子指定為王位繼承人和薩非派第十二代宗師，而後者卻極其厭惡這個殺父仇人。當1629年1月21日他離世時，這個心懷仇恨、藏匿於後宮、精神不健全的子嗣以沙王薩非之名繼位，並將摧毀阿拔斯的部分基業。不過，這一悲劇的結局無法掩蓋阿拔斯的國際威望。偉大的旅行家、珠寶師和作家讓·夏爾丹（1643—1713年）曾說過：“當這位偉大的君主停止呼吸時，波斯也不復存在。”一些伊朗史學家對阿拔斯的評價則更為謹慎公允，他們大多指出阿拔斯殘忍的一面，“而這也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衰落[17]”。

誠然，根據最近的研究[18]，這一衰落[19]是一個相對且緩慢的過程，但隱患是否已然埋下？王權的專制主義加上年老昏聵的國王的受害妄想，是否破壞了一種趨向於權力制衡的全新國家體制的構建？如果從長期來看，這種權力制衡對抑制專制王權的過火行為與中和其不良影響是必要的，阿拔斯的繼承者們是否有智慧與魄力採用這種制度，即便這種體制意味著對自身權力的限制？鑑於王室領地過度膨脹使得國有土地大幅縮減，進而使稅收減少，他們是否擁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以推行此類改革呢？此外，手握大權的君主一死，那些曾遭嚴酷鎮壓的各個黨派和宗教勢力難道不會萌生反攻報復的念頭嗎？那些曾被政權冷落的人是否會利用新沙王對他祖父的敵意，讓舊日的封建領主階層和地下宗教勢力重新浮出水面？在中央集權政府試圖統一管理的一個政治、民族、語言、經濟、宗教方面都如此碎裂的社會，又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20]？最後，由阿拔斯和雪利兄弟一手打造的這支精銳的職業軍隊能否與時俱進，保持其強大的戰鬥力？在這位勇於創新的沙王死後，其繼承者有諸多問題都有待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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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一些人提出謀殺是在8月3日於沙赫魯德完成的。我們不禁將其與路易十三當政時期權傾朝野的康西諾·孔奇尼的謀殺相提並論。後者作為法國元帥，曾是臨朝稱制的瑪麗·德·美第奇的寵臣。他對後者的巨大影響力為他引來年輕國王路易十三及其朝臣的敵視，並使其於1617年4月24日遇刺身亡。

[2] 他也是伊斯瑪儀一世的曾孫，伊斯瑪儀一世本身是白羊王朝一位首領和特拉比松德帝國皇帝的後代。至於他的外祖父，馬贊德蘭省勢力強大的可汗，是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戰友的後代。如此，他體內流淌的是薩非王朝、庫爾德與穆罕默德後人的血。

[3] 參閱Aurélie Chabrier，上文引用著作，第304頁。

[4] 參閱上文，“政治恐怖主義的發明”一章。

[5] 這個詞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道路守護者”。參閱Jean-Baptiste Tavernier (Les Six voyages en Turquie et en Perse, 2 vol., FM.,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1)，其中這個詞的拼寫是rhadar而不是rahdar。

[6] 後者負責法庭的裁判權和宗教與學校財產的管理。

[7] 對於亞美尼亞人向伊朗遷居的歷史，請參閱Yves Bomati, Houchang Nahavandi，上文引用著作，第101—106頁。

[8] 參閱前文，第三章“‘歷史上第一份人權宣言’”。

[9] 參閱Assadullah Souren Melikian-Chirvani, Le Chant du monde. L’art de l’Iran safavide 1501—1736, «Les Arméniens d’Ispahan», Paris, Musée du Louvre, 2007, p.140—141。

[10] 這座敬獻給聖救世主的教堂名為“凡克（vank）”。

[11] 當亞美尼亞人於1717年在聖拉扎羅島上建起一座邁奇塔爾會（邁奇塔·塞巴斯特）修道院時，他們將與威尼斯從18世紀開始建立特殊關係。

[12] 他將教宗的一位使節——達太神父視為親信和朋友。

[13] 參閱Gérard Tongas, L’Ambassadeur Louis Deshayes de Courmenin (1600—1632). L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Empire ottoman, le Danemark, la Suède, la Perse et la Russie, Paris,Paul Geuthner, 1937。

[14] 參閱Relation du voyage de Perse, Paris, Chez Nicolas et Jean de la Coste, 1631。

[15] 要獲得對伊斯法罕更完整的描述，請參閱Yves Bomati et Houchang Nahavandi,Shah Abbas, empereur de Perse，上文引用著作，第184—226頁。還請參閱Yves Bomati,«Shah Abbas»,Le Figaro-Histoire, avril-mai 2018, n° 37，我們從中摘錄了一些段落。

[16] 參閱Abraham de Wicquefort,L’Ambassadeur et ses fonctions, La Haye, Veneur, 1682。

[17] 參閱Taghi Nasr，上文引用著作。

[18] 參閱Rudi Matthee, Persia in Crisis, Safavid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Ispahan, Londres, I.B. Tauris,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Iranian Studies», 17, 2011。

[19] 這個當前受到質疑的詞是由Laurence Lockhart (The Fall of the Safavid Dynasty and the Afghan Occupation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提出的。

[20] 正如Rudi Matthee在上文引用著作第13頁寫道：“將伊朗首個現代民族國家套用這個詞今天的意思去理解顯然是不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