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存活

伊朗歷史的一頁隨著最後一位萬王之王的殞命而翻過，納哈萬德一戰（642年）標誌著薩珊時期的結束和阿拉伯伊斯蘭統治的開始。在這一日期與861年薩法爾王朝（第一個伊朗王朝）建立之間所經過的二百一十九年被很多人視為“兩個世紀的沉寂[1]”。這一時期，伊朗領土由阿拉伯人直接管理，被征服地區的總督也均由哈里發指定的阿拉伯人擔任，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有時，波斯語甚至被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

阿拉伯的入侵以及隨後的佔領，至少在一開始，是軍事和部落性質的。在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644—656年在位）和阿里（656—661年在位）四位第一代哈里發的領導下，這些入侵和佔領行動尚且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主張。當泰西封淪陷後，一個信仰歷程曲折多變的伊朗人向民眾宣揚伊斯蘭是一個講求人人平等、團結互助的宗教。這個名叫薩勒曼·法爾西的伊朗人曾先後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摩尼教，最後改宗伊斯蘭教，併成為穆罕默德和隨後的歐麥爾的親密顧問。他透過這種方法成功說服了眾多伊朗人改宗伊斯蘭，並一再重複“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薩珊都城陷落時，歐麥爾獲得了被征服的領土的管理權。他的第一要務是開墾美索不達米亞的肥沃土地，以便讓經常忍飢挨餓的阿拉伯人能夠吃飽。他這方面的行動相對溫和，雖然伊朗王室所有的一部分可開墾土地被分配給了阿拉伯移民，但仍留了一部分留給原來的土地所有者。這些人有些改宗了伊斯蘭，有些保持了他們原本的宗教信仰，但無論如何，他們都需要上繳一筆特殊稅金（吉茲亞），遵照《古蘭經》的規定，他們需要以此證明承認自己的附庸身份[2]。

曾一度被阿拉伯人的社會團結互助主張所吸引的伊朗人在哈里發國於661年過渡為倭馬亞王朝[3][4]後很快大失所望。實行種族隔離制的倭馬亞政權公開宣告並規定了“阿拉伯人種”的最高地位，其他被征服民族均被定為奴僕（馬瓦里）。對於這一種族歧視政策、它所引發的伊朗方面的反抗和暴動，我們掌握了多種多樣、相互矛盾的記述。其中某些記述弱化了這些事件，有些則有所誇大。所以在某些地區，當地居民很可能被迫佩戴一個特殊的身份標識；同時他們可能被迫在主幹道上給阿拉伯人讓路；所有人都必須明白一個阿拉伯人的意見永遠勝過其他任何人的意見。有的資料也提到，在某些城市，阿拉伯總督在包括已經改宗伊斯蘭的所有伊朗人身上用烙鐵烙印。在另一些城市，他們的前額上被刺青。還有一些地方，如果一個伊朗人騎在馬上或騾子上從一個阿拉伯人身邊走過，他必須下來，且要同意自己的坐騎被後者沒收。

伊朗人怎會不怨恨呢？特別是當他們知道在錫斯坦戰役中，阿拉伯軍隊指揮官曾命人將伊朗人的屍首堆放在一起，並讓人踐踏。這位指揮官還命令當地民眾除交納的罰金以外，還要獻上一千名青年男女，交給哈里發出售或贈予他人。在塔巴里[5]記述的一場戰役中，阿拉伯指揮官發誓要讓血流成河，他命人將一萬八千名俘虜斬首。他們的血持續三天流入河中，河畔磨坊的水車在“染紅的水”中轉動。在胡齊斯坦省的大城市舒什塔爾，被征服後選擇齊米身份而沒改宗的居民均被斬首。在呼羅珊的內沙布林，儘管已經許諾“赦免”市民，阿拉伯軍隊依然掠奪了他們的財產，對他們的屠殺“從晨禱一直持續到晚禱”。

誠然，鑑於這些事件源於伊朗史學家的記述，令人不禁懷疑其客觀性。但它們還是可以反映出當時極端暴力的大氣候。無論如何，隨後的數次大規模起義是兩個民族之間存在仇恨的證明。

從征服戰開始，特別是在歐麥爾打贏幾次戰役以後，某些阿拉伯宗族、家族甚至部落為了逃離本國長期以來的貧困，決定在伊朗定居。此外，這一遷移也得到幾任哈里發的鼓勵，認為這一殖民活動有利可圖。這一運動儘管規模不大，卻不可小覷。於是，對阿拉伯半島居民來說比較容易到達的伊朗南部地區是移民潮的第一目的地。呼羅珊省雖較為偏僻，但也成為第二目的地。此外，由阿拉伯政權任命的總督攜帶家眷親友搬入他們掌管的富饒地區。鑑於眾多土地所有人面對阿拉伯侵略者的到來紛紛逃亡或在衝突中喪命，這些外來者便佔有了他們的土地。這一移民潮的頂峰約出現在683年前後，也就是倭馬亞王朝統治時期。根據各種記述和歷史證據，新到的阿拉伯人很快融入了當地環境，習慣穿著伊朗服飾，某些人甚至不顧阿拉伯政權的禁令，忘記了他們的母語[6]。

這一移民潮之外還有一個對伊朗歷史至關重要的事件：661年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第四任哈里發阿里被廢黜並謀殺。“隨後，阿里的家族逃亡到波斯，直到680年，一場戰爭在倭馬亞家族與阿里兩個兒子中的一個——侯賽因[7]之間展開。這場戰爭於10月10日在卡爾巴拉血腥落幕，侯賽因及其追隨者均遭屠殺。這一事件標誌著穆斯林世界的一次宗教和政治分裂[8]。”這一分裂對伊朗人來說，最終導致了什葉派的誕生；而對其他人來說，則導致了倭馬亞王朝的正式建立。

在備受迫害的阿里和侯賽因的追隨者看來，伊朗成為唯一一個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並獲得幫助的地方。他們沒有看錯，眾多伊朗人給予他們周到的接待，對他們展示出理解，這些伊朗人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與種族主義的倭馬亞王朝對抗的宗教上的藉口。那些遠離倭馬亞新國都大馬士革的地區反而成為這些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的後代或追隨者的避難所。一部分什葉派就是在這個時期發展壯大的。

自從倭馬亞王朝奪權以後，他們的種族主義政策在伊朗激發出多種明確反對“阿拉伯伊斯蘭[9]”的思想流派與文章著作——大部分以阿拉伯語書寫。這些反阿拉伯的思潮以穆罕默德和《古蘭經》的語錄為依託，強調人人平等，以及每個文明內在的不同：羅馬人以城市化和組織管理見長，印度人精於哲學思想和醫學，中國人創造出出類拔萃的藝術和手工藝……在伊朗人的心中，有一個問題被頻繁提出：阿拉伯文明的特徵是什麼？他們的回答無一例外——“沒有”。無論是支配者還是被支配者，兩個民族都有屬於自己的種族主義言論和預設！

無論出於政治原因而殉教或是受到迫害，阿里的追隨者所獲得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上述思潮，正如反對佔領者的第一批武裝暴動一樣[10]。

在阿拉伯對伊朗的有限征服——有限是因為抵抗運動的巢穴一直不少，甚至有些地區全部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外——與最早的伊朗王朝出現之間的兩個世紀中，阿拉伯佔領者不得不面對多次具有反穆斯林意識形態的暴動。

例如，生於今天呼羅珊省哈夫地區的貝赫·阿法裡德曾自立為一神教先知，並用波斯語編寫了一部書，但現已失傳。出於對伊斯蘭批判性的質疑，他在書中規定人們必須每天七次朝太陽的方向禱告，禁止與母親、兄弟、姐妹和親屬通婚。此外，他要求每家繳納其財產的七分之一，以做發展公路、橋樑，以及建設各類公共設施之用。在今天的評論家看來[11]，他會集了大量信眾的宗教是一種伊斯蘭教與瑣羅亞斯德教的混合。

另一場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起義是由雜湊姆領導的。他生於今天土庫曼的梅爾夫，父親叫哈基姆。阿拉伯史學家稱他為莫迦納（“蒙面人”）。據說他有一隻眼睛是盲的，因此用一塊麵紗隱藏自己的殘疾。雜湊姆曾在伊朗東北部的那黑沙不定居。他因讓一輪明月從一口水井中升起而聲名鵲起，這一被視為神蹟的事件被人們以“那黑沙不的月亮”稱頌。他極高的聲望令他的身邊集結了眾多反阿拉伯、反穆斯林的信徒，他們控制了他居住地附近的大片地區，並多次擊退倭馬亞的遠征軍。在最終戰敗時，雜湊姆拒絕投降，他投入一大壇酸液中以銷燬自己的屍首，如此令追隨者可以宣稱他已隱遁，並企盼他的再次降臨，就像隱遁的伊瑪目馬赫迪一樣。另據其他編年史作者記載，他出於上述目的攜全家活活燒死。

最後當然要提到巴貝克大起義，其社會主張不僅令人聯想起瑣羅亞斯德教，而且還具有當時十分盛行的摩尼教的特徵，以及馬茲達克教的成分[12]。他的起義共持續了二十二年[13]，起義軍曾多次戰勝阿拉伯人派來清剿他們的軍隊。巴貝克最終於786年被伊朗將軍阿夫欣擊敗並殺死。後者作為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和精明的政治家，懷有終結阿拉伯統治、重建波斯帝國的抱負，只可惜壯志未酬便被人毒害身亡。

所有這些運動，以及其他一些規模較小的暴動，都反映了對阿拉伯佔領勢力的抵抗。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有些演變成傳奇故事在民間流傳。

---

註釋：

[1] 這一表達來自伊朗史學家Abdul Hossein Zarine-Koub。

[2] 對於這一相對混亂的時期，除了以上引用的個別文獻資料以外，請參閱Mohammad Djâ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二卷，第1409—1455頁；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30—163頁；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二卷，第12—94頁…… 以及Zabihollah Safa,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iranienne, 2e éd., Téhéran, Amir Kabir,1978, p.4—9 ；TaghiNasr，上文引用著作，第227—255頁。

[3]倭馬亞王朝，在古中國《舊唐書》中被稱為白衣大食。

[4] 這一阿拉伯王朝將都城遷至大馬士革，並在661至750年間統治整個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隨後從776至1031年遷都至科爾多瓦並統治西班牙。該王朝的開國國王穆阿威葉拒絕承認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為哈里發，並建立了一個專制、世襲的君主制度。

[5] 參閱Tabari,La Chronique, vol. II, «L’Âge d’or des Abbassides», Arles, Actes Sud, 2001。

[6] 根據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1433至1445頁）的研究，很多知名的伊朗家族或世系都是這些移民的後裔，如：Khazaï、Alam、Khozaymeh、Cheybani、Arabe-Cheybani、Ach’âri、Ghaffari、Basseri等家族。

[7] 根據一個無法驗證的傳奇故事，他曾與伊嗣俟三世的女兒結親，二者的後代產生了伊瑪目的世系。

[8] 參閱Yves Bomati, «La renaissance d’une nation», in L’Iran, de la Perse des shahs à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LeFigaroHistoire, avril-mai 2018。

[9] 參閱Hossein Ali Momtahem, Néhzar Cho’oubieh, mouvement Cho’oubieh, Téhéran,1974。需要注意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十四個世紀後，知識文化界對勝利的伊斯蘭主義的眾多反應都與這些文章的觀點頗為相似。（參閱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54頁及後頁；Nasr，上文引用著作，第241—251頁；Mohammad Djâ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1453—1456頁；等等）。

[10] 關於這一思想運動，請參閱Hossein Ali Momtahem，上文引用著作。

[11] 參閱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43頁及後頁。

[12] 參閱上文，第七章“返本還源”。

[13] 在Abdul Hossein Zarine-Koub看來（上文引用著作，第二卷，第65頁及後頁），像雜湊姆一樣，他主要屬於摩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