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返本還源

苟延殘喘的安息王朝被取代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而它的取代者就來自波斯地區（法爾斯省）。自209年5月11日[1]，在今天設拉子附近的伊什塔克爾[2]，阿娜希塔神廟的聖火守護人兼這一地區的朝貢國國王帕帕克號召本地領袖反抗混亂不堪的安息帝國。他的兒子阿爾達希，又稱帕帕坎，最終響應了他的號召，於226年6月23日，在他接替父親成為大祭司和聖火守護人的阿娜希塔神廟中自行加冕為伊朗的萬王之王。以宗族祖輩薩珊的名字命名的薩珊王朝就此誕生，並於651年因阿拉伯人入侵滅亡。它的權威在初期僅侷限於波斯本地[3]，而它的領土將迅速擴充套件並覆蓋安息帝國的全境。

與即將成為他的非直系祖先阿契美尼德家族一樣，阿爾達希以中央集權形式的民族主義和瑣羅亞斯德教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統治系統，該系統的所有舉措均打著阿胡拉·瑪茲達的旗號[4]，這意味著必須在世俗權力與教權之間保持巧妙的平衡，但也導致政界與宗教界之間關係緊張，這正是日後王朝崩潰和帝國解體的初始因素。在清除阿爾達班五世的餘黨後，出於與王朝和解同保持帝國統治連貫性的這種政治上的考慮，阿爾達希迎娶了密特拉，也就是卡拉卡拉曾向阿爾達班求娶的那個女兒。

他所開創的應該是最常被伊朗人提及，也是前伊斯蘭時代最知名的王朝[5]，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朝代的國王人數眾多（四十幾位），且圍繞其中一些國王的傳奇故事豐富多彩；此外，它標誌著所謂“伊朗的伊朗”的悲劇性結局。在薩珊王朝中有四位偉大國王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其中當然有阿爾達希（226—241年在位），但還包括他的後代沙普爾一世（241—272年在位）、沙普爾二世（309—379年在位），以及霍斯勞一世（531—579年在位）。他們四人都不得不對抗時常與亞美尼亞王國結盟的強大鄰國羅馬的霸權野心，並積極治理和鞏固這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國，以防止隨時可能出現的分裂和侵略。

開國國王阿爾達希還沒來得及品嚐登上王位的喜悅，亞美尼亞國王——安息王朝的遠房表親，便在羅馬人的支援下質疑他的權力，反對他的監管。阿爾達希在經歷了幾次挫敗後，終於成功遏制住亞美尼亞國王的反叛，暫時平息了帝國西北部的騷亂。

這一勝利使阿爾達希萌生直接對抗羅馬人的大膽念頭。他自稱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繼承人，宣稱對包括小亞細亞直到愛琴海、附近海峽，以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和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在內的“祖輩領土”擁有主權，並以此名義“命令”時年二十二歲的羅馬年輕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6]將這些領土退還給他。對後者來說，這無異於喪失位於地中海東部的大部分領土。面對阿爾達希的最後通牒，亞歷山大·塞維魯率領自己的部隊以及從埃及趕來增援的新兵，在亞美尼亞的支援下，向阿爾達希的帝國的心臟——薩珊的都城挺進。阿爾達希一方備有十二萬披甲騎士、一千八百輛戰車和七百頭每頭配備兩名精英弓箭手的戰象，嚴陣以待[7]。

232年11月26日，奧龍特斯河沿岸的塞琉古帝國舊都，今天位於土耳其境內的安條克，成為他們交鋒的戰場。羅馬軍隊很快遭到重創並被迫撤退[8]，將六萬具屍首[9]遺棄在戰場。儘管萬王之王取得了無可爭辯的勝利，並重新將幼發拉底河確定為兩國邊界，他卻沒有在政治上對羅馬的潰敗加以利用[10]。在重建伊朗帝國對亞美尼亞的權威，並命人刺殺了背叛他的安息家族的國王后，他選擇將注意力轉向東部和南部，成功恢復伊朗對中亞和亞塞拜然的支配，接著重新掌控巴林群島和阿拉伯半島沿岸。這些地區直到651年阿拉伯入侵前都屬伊朗所有。

阿爾達希十四年零兩個月的統治不僅限於對戰亞歷山大·塞維魯的勝利，他留下的是一件驚人的作品。在軍事方面，為使帝國能夠在面臨內憂外患時迅速做出反應，他重建了被安息王朝解散的常備軍。他同時要求行政機構將他下達的所有命令和決策存檔，並向相關的軍事統帥、總督和宗教領袖（穆貝德）傳送副本。這個舉動傳達出對國家運作清晰明瞭的全域性觀，以至於在多年以後的300年3月17日，對其現實意義高度讚賞的納塞赫皇帝專門為這些檔案舉辦了一次展覽。阿爾達希還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個偉大建設者的形象，他建立了眾多城市，其中一些在日後發展壯大，並留存至今，如今天法爾斯省的法拉什班德，克爾曼省的巴德希爾，伊拉克的安巴爾，胡齊斯坦省的霍爾木贊，以及著名港口巴士拉。

如同居魯士一樣，他也具有面向全人類的整體視野，在他的治國“箴言”和警句[11]中傳達出的是我們今天所謂“全球主義”資訊，其中充滿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智慧和創新的政治哲學，併成為此後眾多伊朗作者撰寫政治文字時的靈感來源。

作為一位卓越的組織者和政治哲學家，阿爾達希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安息王朝的封建帝國成功改換為一個近乎中央集權的國家，只有某些封建主和小國王保留了他們原有的一部分自治權。如此，他的兒子沙普爾一世在多年協助理政後，於240年從他手裡接過了一個和平、復興的強國。

繼位時，這位被世人比作大流士的沙普爾一世已經是一位成熟練達、閱歷豐富的男人。他是在公元200年，也就是在他父親與安息公主密特拉結婚之前出生的。出於對阿爾達希的尊敬，他等待了兩年才舉行了自己的加冕典禮。他的統治以經驗主義的治理為突出特徵，既不是阿契美尼德中央集權主義的傳承，也不是安息封建體制的延續。沙普爾一世擁有一支職業常備軍，從而擺脫了美哈斯坦的監管，他僅需面對少數地區勢力對他的違抗。有鑑於此，他的行動主要集中於兩個重點：從羅馬手中繼續收復阿契美尼德王朝舊有領土的同時力爭保持對兩帝國永遠的角力場——亞美尼亞的支配權；維護新生的多元宗教文化，以對抗意圖保留傳統特權並提高其政治影響力的瑣羅亞斯德教派。

於是，他在反羅馬的敘利亞人民和該地區龐大的猶太社群的幫助下，開始了對羅馬東方行省的門戶城市安條克為期一年的佔領，直到羅馬皇帝戈爾迪安三世（225—244年）將安條克重新奪回。但沙普爾的首次敗績僅持續了很短的時間，243年在今天伊拉克境內上演的馬西切戰役將使該地區重回到伊朗的懷抱。法爾斯省達拉卜的一座石刻浮雕上留下了對他赫赫戰功的永恆記載：“戈爾迪安率領羅馬人、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組成的龐大軍隊入侵了伊朗，並在亞述爾斯坦（敘利亞）戰敗，他本人在這一戰役中被殺，部隊也全軍覆沒。取代他的是羅馬人選出的菲利普[12]。後者向我們求和，給我們送來五十萬枚金幣，以換取他們的戰俘，這使得羅馬帝國成為我們的朝貢國。”

他的勝利令作為安息王族親屬的亞美尼亞國王梯裡達底二世（217—252年在位）深感不安，後者於是與高加索的伊比利亞人[13]和貴霜帝國[14]訂立盟約。沙普爾果斷反應，粉碎了這一聯盟。他用薩珊諸侯替代了貴霜帝國原來的君主，並在梯裡達底二世遇刺身亡後，立其子霍爾米茲德為亞美尼亞國王。如此一來，他越過了紅線。

羅馬於十年後在一位老議員瓦勒良（253—260年在位）的統治下發起反擊，他居功自傲，對伊朗人進行軍事騷擾。在沙普爾一世於253年奪取安條克並佔領了敘利亞、卡帕多西亞和奇裡乞亞[15]的三十七座城市後，瓦勒良在隨後一年又將具有戰略意義的安條克奪回。他的宗教政策在東方基督教信眾中引起的仇恨將令薩珊帝國獲益。事實上，在繼續作戰的同時，瓦勒良下達了兩份詔書，對基督徒進行全面迫害：一份於257年頒佈，規定禁止基督徒從事宗教活動，強迫他們祭祀異教神靈；另一份於258年頒佈，對違反規定的司鐸和教士處以死刑，並剝奪他們的財產。在這種背景下，259年兩國於美索不達米亞位於卡雷與埃德薩（均位於今天土耳其南部）兩城之間的地域展開的決定性交鋒中，瓦勒良被兩次擊敗，並與其手下和隨從一併被俘。伊朗對整個黎凡特、小亞細亞及其所有城市和港口的支配儘管不會持久，但再一次成為現實[16]。

剩下的就是該如何處置戰敗者的問題。時年七十七歲的瓦勒良與他的將領和議員們被押送至泰西封。至於他那兩萬名被俘計程車兵，他們被帶領著穿過美索不達米亞，到達今天胡齊斯坦省的阿瓦士。加入他們隊伍中的還有基督教傳教士，以至於他們落腳後，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基督徒社群。他們都將參與到沙普爾——這位名副其實的建設者所規劃的多個大型工程專案中來，其中包括迪茲富勒[17]橋——其遺址一直留存至今，為馴服卡倫河和卡爾黑河的洪水而建造的沙德拉萬大壩，以及貢德沙普爾學院建築群，作為第一所涵蓋了哲學、醫學、數學、天文學等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府，它吸引了眾多來自希臘、羅馬和埃及的學者聚集於此，以躲避羅馬不寬容政策下的迫害。貢德沙普爾學院是當時最有威望的學術中心，其醫院據稱也以世界第一而聲名遠揚。

260年11月7日，瓦勒良身著紫色皇袍，與他的將領和議員被綁著現身。士兵們則被領出示眾，但沒戴枷鎖。瓦勒良跪倒在薩珊皇帝面前，一個非同凡響、頗為震撼的畫面。沙普爾自稱“伊朗及非伊朗世界之王中王”，宣佈“伊朗是一個高於世界所有國家的強國”，“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居魯士和亞歷山大的世界帝國夢想再次被提及。“羅馬不可戰勝的神話又一次被打破”，阿卜杜勒·侯賽因·扎林納—庫博如此寫道[18]。為了讓這一被他歸功於阿胡拉·瑪茲達庇佑的勝利永載史冊，沙普爾命令在帝國的五個地方以石刻浮雕詳細記錄這一勝利過程。於是他命人將他的光榮戰績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帝王谷以三種語言的長篇文章形式記載在拜火廟的圍牆上，這些石刻文字至今仍清晰可辨。

然而，與羅馬的衝突並沒有因此停止。趁羅馬戰敗後國內出現亂局，沙普爾利用了在他王國避難的一個羅馬逃亡者塞里亞德斯，透過助其竊取羅馬帝國的王位，達到在敵人中進一步製造混亂的目的。如此，塞里亞德斯成為被載入《羅馬帝王紀》（於4世紀末撰寫，是117到284年這一時期羅馬皇帝傳記的彙編[19]）的三十位僭主中的首位。這首次的僭越奪權是在瓦勒良之子加利恩努斯（260—268年在位）統治時期策劃實行的，並持續了一年。另一邊，羅馬人從261年開始在敘利亞組織反擊，由東方部隊統帥奧登納圖斯指揮。後者率部踐踏了伊朗領土，並於267年抵達泰西封城下，不料卻在此時遇刺身亡。儘管直到272年兩國之間都不時出現一些小型衝突，但二者的邊界在幾年中保持著相對的穩定。

這一戰線的情況得到了緩和，沙普爾重新著眼於更易於操控的東部邊界。他將中亞的一部分——今天的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歸入伊朗，與此同時，將印度次大陸內的印度河劃定為帝國邊界[20]。誠然，他沒能重建大流士的帝國，因為他的統治範圍不包括希臘的亞洲城邦、埃及、利比亞和蘇丹，也沒能將征服計劃推進到更遠，到達非洲。然而，他至少讓伊朗保有了地中海沿岸的一個重要出海口。此外，他的兒子霍爾米茲德（改宗基督教的亞美尼亞新國王）及其後代將努力在兩個大帝國間建立相對平衡的政治關係，且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宗教方面，沙普爾一世也主張一種創新的治國方略，而此時伊朗正經歷著深層次的變革。儘管他時常自稱瑣羅亞斯德教和阿胡拉·瑪茲達的信徒，他卻拒絕選擇一種國教。他在一份皇帝詔書中宣佈帝國內的所有宗教均擁有從事宗教活動，甚至傳教的全面自由。在幾次出征中，他身邊竟一度伴有一位伊朗先知、幻象畫家、哲學家摩尼，後者的思想——“摩尼教”將在伊朗及更廣闊的疆域發展傳播。

摩尼即將自稱“封印先知”，這點就如同後世的穆罕默德。他於215年或216年生於泰西封附近巴比倫尼亞的瑪第奴，父母都是伊朗人，母親可能是安息王室的後代。他的父親帕提格引領他進入了當地一個淨洗派團體——厄勒克塞派，阿拉伯人稱之為穆格塔希拉派。對這一團體來說，不同於瑣羅亞斯德教的火，水才是淨化萬物的元素。此外，他們允許棄教，倡導戒肉戒酒，鼓勵他們之中“純淨”的人不要與女性發生性關係，相信耶穌多次化身，其中第一次是亞當……雖然他在二十歲時與淨洗派學者決裂，並反對他們的某些儀式，包括那驚人的“蔬菜洗禮[21]”，但他從他們那裡借鑑了很多基本要素，用以構建他自己的教義。在耶穌基督應許的聖靈於228年4月和240年兩次顯聖後，他感到自己被賦予了傳教的使命，於是二十七歲的他在242年春季的第一天出發前往印度，在禁慾主義的吸引下，他開始了佛教的學習。他於250年重返伊朗，而他紮實的訓導和崇高的聲望已經先他到達。摩尼一襲白衣，佩戴的唯一一件飾品是“一隻刻有太陽和月亮的金銀環[22]”。透過國王的弟弟菲魯茲（卑路斯）的引薦，他贏得了沙普爾一世的信任，並與他進行了多次對話。

他聲稱的具有世界通用性並專注於基礎知識的這一宗教源自基督教、佛教和原始瑣羅亞斯德教的混合，在他看來，原始瑣羅亞斯德教已經被穆貝德們背棄了[23]。他透過七部著作親自闡述了他的基本教理，其中的第一部《沙卜拉幹》專為沙普爾一世而作。他將自己的訓導建立在善與惡（或光明與黑暗）這兩個具有相同力量的初始元素為根本的二元論基礎上。神的名字對應善，而魔鬼的名字則對應惡。他的教義以“三際”為綱：初際時，光明與黑暗並存；中際時，光明被黑暗侵染玷汙後嘗試將其擊退，為此需要將黑暗從人體內驅除，這便是鬥爭的關鍵；後際時，光明與黑暗又各歸其位，在它們初始所處之區域內共存[24]。

為引導人類脫離黑暗物質，即他們的肉體，找到神的部分，即他們體內尚存的光明，摩尼將人劃分為選民和聽者。前者，被應許進入明界的博學者，被免除了所有其他勞動，僅致力於佈道、禁慾和齋戒，他們吃素，且拒絕一切性關係。後者作為前者的僕從，不得崇拜任何偶像、殺生、偷盜、通姦等，且摒棄法術，每週齋戒一次；此外他們可以結婚，並無限制地繁衍後代——儘管這一行為有傳播邪惡的嫌疑。如果他們遵守訓導，他們將轉世再生為選民，並能夠進入永存的光明。

這一教義深深吸引了沙普爾一世，他對摩尼教的支援造成了三個後果。首先，它使摩尼得以大範圍傳教；其次，這使沙普爾一世能夠壓制瑣羅亞斯德教徒的稱霸野心。但與此同時，這也使穆貝德們的主流宗教圈對摩尼十分反感，並將伺機除之而後快。

沙普爾一世透過與摩尼結交，獲取了一種政治力量，令他可以分割幾方的權利，從而更好地統治。如此，他下令將希臘、羅馬和佛教的經文都翻譯成巴列維語[25]。同時，處事圓通的他命一眾穆貝德撰寫一部承襲《阿維斯陀》的完整且權威的參考典籍。此外，他還遏制了一個葉爾勃（瑣羅亞斯德教經文誦讀者和訓導者）的崛起，這位葉爾勃名叫卡提爾，在王朝六十七個品級中僅屈居五十一品，他號召在宗教方面實行不寬容政策。彼時，在安息王朝的寬容政策下，瑣羅亞斯德教司鐸團體的組織結構逐漸形成，但不具有任何特權，然而在卡提爾的推動下，瑣羅亞斯德教的政治“奪權”運動興起，最初在沙普爾一世的阻撓下發展緩慢。但禍根已經埋下。

要總結沙普爾一世的傑出統治就不能不提他在建築方面做出的貢獻。事實上，正是他下令建造了泰西封宏偉的王宮[26]，這座被視為僅次於波斯波利斯王宮的伊朗前伊斯蘭時期第二輝煌的建築遺蹟。然而，殘存至今的只有那座塔克基思拉宮大拱門——一座高30米的磚砌伊萬[27]，伊朗最高的圓形穹頂。比沙普爾（“沙普爾的美麗城”）也是一個城市化的典範：不同於一般城市的圓形設計，考慮到其龐大規模，這座城市的其中一部分採用了長方形設計，其中兩條主幹道垂直相交，直通皇宮主殿，主殿本身也建有高25米的圓形穹頂。主殿的牆壁上排列著64個壁龕，裡面裝飾著有敘利亞羅馬風格的阿坎瑟斯葉紋和卷草紋描繪的灰墁雕塑。主殿有三棟伊萬，其正前面高達25米，同樣以灰墁裝飾，地面鋪有馬賽克鑲嵌畫。所有這些建築裝飾方法都在日後被伊斯蘭藝術繼承，並運用到他們的宗教和王宮建築中去。

沙普爾一世大帝——伊朗史學家如此評價他——於272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這在當時被視為高齡。據說他去世時，身邊陪伴的是阿扎爾·阿娜希塔，“王后中的王后”。

沙普爾一世的死開啟了一段雖非混亂卻也在政治和宗教上十分不穩定的漫長時期。他的六位繼承人只部分延續了兩位祖先的治國方略。第一位，霍爾米茲德一世，他的兒子，僅在位一年零十天，他熱情迎接了從亞洲長途遊歷歸來的摩尼。據記載他改宗了摩尼教，但沒有得到確證。霍爾米茲德一世的繼任者，其子巴赫拉姆一世（273—276年在位）在為期三年三個月零三天的統治中令帝國的宗教政策從此改變了方向。他的這一決定是在重新受到重用的瑣羅亞斯德教強硬派司鐸卡提爾教唆下做出的。“他（國王）讓我在帝國中擁有了最高的級別和頭銜……為我設計了‘卡提爾，巴赫拉姆的靈魂拯救者，歐馬茲特的穆貝德[28]’的名字。”為了建立他的威望，他對外展示出與國王近似的形象：“在繡花的紅色褲子之上，他穿了一件剪裁考究、褶皺精美的天藍色長外衣。他在脖子上戴了一條大顆珍珠項鍊，這是他與國王同有的特徵。他的頭上戴著一頂很高的圓頂金色氈帽，帽子上有絲帶裝飾。[29]”像國王一樣，他透過多個巖壁碑文記錄他的榮耀。在位於帝王谷的卡巴伊扎杜什特東面牆上，人們可以讀到：“而我，卡提爾，從一開始，為了所有神明、國王和我自己的靈魂，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和不快；我令伊朗帝國的很多聖火和祭司興旺繁榮……阿里曼和妖魔的教義都被驅趕出帝國。帝國內的猶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拿撒勒教徒、基督徒、馬克塔克教徒和贊迪克（摩尼教徒）都被處死。[30]”摩尼將首當其衝受到波及：276年（或277年）2月26日，他在蘇西安納的貢德沙普爾被投入獄中，在遭受二十六天的折磨後疲憊力竭而死。

如此，瑣羅亞斯德教終因其宗派主義變成了國教，一個新的宗教品級制度應運而生。位於頂端的是“馬嘉帕”，憑藉國王的支援，他們執掌司法事務，並順勢從中漁利。他們的級別僅次於最高祭司，動輒援引開國國王阿爾達希的遺言：“王權與宗教是一對孿生子，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存在，因為宗教是王權的基礎，而王權是宗教的守護。王權對其基礎的需要就如同宗教對其保護者的需要一樣絕對，因為不受到保護的便會消亡，沒有基礎的便會崩潰。[31]”倚仗他們新掌握的權力，瑣羅亞斯德教的機構篡改了查拉圖斯特拉的幾項基本教義，重建對女神阿娜希塔[32]的崇拜，使後者與阿胡拉·瑪茲達幾乎平起平坐。他們將她為國王加冕的形象展現在當時的浮雕上。這使得一種多神教的形式有所回潮，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其兩面性，卡提爾以其不寬容，甚至荒誕極端的立場，將瑣羅亞斯德教祭司引向最終的衰敗。例如，他背棄查拉圖斯特拉將所有動物和人賦予同等價值的原則，在動物中分出益獸和惡獸。比如，蒼蠅、金龜子等昆蟲和貓、老鼠、蛇、烏龜、青蛙等都被視為不潔的動物，應被清除。此外，與原本的禁慾主義相悖，卡提爾曾說：“兩個人中用肉填滿肚子的那個能夠更好地接受善思。”《偈頌》中的思想還剩下些什麼？在他之後，祭司們不顧俗權與教權的分離，竭盡全力操控一切。正如娜哈德·塔賈多德寫道[33]：“伊朗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宗教監獄，而他們就是監獄的看守。”

巴赫拉姆一世於276年逝世。其子巴赫拉姆二世（276—293年在位）懶於政務，面對羅馬軍隊的進攻，他的部隊無力抵抗。在他統治的時期，針對摩尼教和基督教的迫害持續不斷，直到他決定於291年下達一份詔書，讓這些教徒得以平靜地生活。緊隨其後的巴赫拉姆三世在位四個月，其統治沒有帶來政策變化。接著，這位國王被他的叔公，沙普爾一世之子納塞赫（293—302年在位）廢黜，納塞赫的首要目標是收復被前任國王丟失的領土。他在亞美尼亞幾次小勝羅馬後，最終被打敗，並被迫與羅馬皇帝戴克裡先[34]簽訂了一項和平協議。根據協議規定，他出讓美索不達米亞的五個省，承認底格里斯河為兩國邊界（國土面積比之前大幅萎縮），接受迴歸羅馬監管下的亞美尼亞將影響力擴充套件至米底並介入米底內部衝突，甚至接受羅馬對伊比利亞（即今天的喬治亞）的統治。在內政方面，納塞赫剝奪了卡提爾的權力，儘管對瑣羅亞斯德教表現出深厚的情感，他還是毅然修復了國內團結，並盡力擺脫瑪茲達祭司的操控。宗教少數派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並重返在瑣羅亞斯德教驅趕下被迫離開的住所，儘管這些房產已經滿目瘡痍。在國王的意志下，王位再度凌駕於聖火祭司之上。自此，後者便不敢輕舉妄動，但仍警覺地窺視著基督教的進展，並不失時機地加以阻撓。

納塞赫最終自行退位，將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霍爾米茲德二世，後者統治時期為303至309年。霍爾米茲德二世備受愛戴，熱衷建設，他還對司法系統進行了改革，但在一次出征平叛阿拉伯部落——“這些沒文化的野蠻人”時喪命。繼承他王位的是他的兒子阿杜爾·納塞赫，這位以殘暴著稱的國王在掌權幾個月後便被身邊的人刺殺身亡。

阿杜爾·納塞赫沒有子嗣。當人們獲知霍爾米茲德二世的第二任妻子懷有身孕時，一個史無前例的情況逐漸顯現：無論是男是女，王位將由這位始料未及的繼承人獲得。祭司們預言是男胎，而這一預言後來得到了證實。於是，根據編年史的記載，出現了一個幾乎超現實的場景。各大總督和諸侯國國王應召參加一個開始在他母親腹中活動的胎兒的加冕典禮。當日，首席祭司手捧皇冠，吟誦聖歌，與此同時與會的眾人與“孩子”的母親都盯著地面，因為按照傳統習俗，禁止直視君主。圓鼓鼓的孕肚在俯身拜倒的眾人面前被戴上了皇冠！

沙普爾二世於309年9月4日出生，並將統治七十年，直到379年，這是伊朗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君主，其實際統治時間也長達半個多世紀。在他繼位的最初幾年，國家事務由他母親管理，但大權實際掌握在權臣和祭司手中，這使得王權遭到削弱。但帝國保持屹立不倒。

到了十六歲，沙普爾二世已經具備“接管政權、結束帝國混亂統治的能力和智慧[35]”。他肩負重任：收復阿拉伯半島沿岸地區，繼續與羅馬曠日持久的戰鬥，保證國家內部俗權與教權之間的平衡。

如此，他首先對阿拉伯人宣戰，因為後者的搶掠已蔓延至泰西封城下，再加上傳統上歸屬伊朗的巴林群島的某些部落發動叛亂，這一切已經嚴重損害到他的主權。於是，他親率一部分軍隊出徵收復阿拉伯半島北岸地區。與此同時，在徵用了波斯灣伊朗港口的艦船後，他又統領另一支軍隊攻入巴林群島，後者在進行了短暫抵抗後被降伏。憑藉這些勝利，他不但為伊朗奪回本地區的主導權，而且在那些本想對一個言聽計從的國王實施操控的貴族和祭司面前樹立了自己的威嚴。

完成了對阿拉伯人的平叛，使之臣服後，沙普爾二世還剩下永恆的對手羅馬。朝中存在兩種對立的傾向：“強硬交戰派”和“和平共處派”。然而無論如何，兩派在納塞赫對戴克裡先做出的領土割讓是喪權辱國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沙普爾二世因此而備受鼓舞，決定動用外交和軍事雙重手段對抗羅馬。對此，他已準備就緒。

然而，在羅馬，地緣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306至337年在位的君士坦丁一世透過313年4月的《米蘭敕令》授予基督徒信仰自由，據說他自己也於337年臨終時改宗了基督教。330年5月11日，他定都君士坦丁堡，從而近距離與他的宿敵對峙。沙普爾二世不能無視他的存在，特別是在當前國內的基督徒可能成為敵人，甚至可能是效忠羅馬的奸細時。沒人能忘記，位於安息的巴克特里亞自225年就已經出現二十多個基督教區，而且羅馬皇帝戴克裡先在其統治時期因急於推翻在他眼中東方基督徒致力建設的所謂國中之國，導致一大波基督徒移民湧入伊朗。而且，首席祭司阿扎博德·米哈拉潘德也不遺餘力地喚起萬王之王的恐懼，後者很快堅信那些教堂全是羅馬布設的反叛基地。於是自341年，沙普爾二世便開始了對東方基督徒的大肆鎮壓：在復活節的一週裡，他們中的數千人在塞琉西亞、貢德沙普爾、吉蘭省的卡爾卡等地遭到處決，如此拉開了東方基督徒遭受迫害四十年的序幕。作為薩珊王室親屬的亞美尼亞國王改宗基督教的行為使事態進一步惡化。事實上，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是阻擋令人生畏的北部部落民族入侵泰西封和君士坦丁堡的兩座屏障（達爾班德）。這一切令兩國之間重燃戰火。

沙普爾二世首先下令將亞美尼亞國王擒獲，並讓他親伊朗的兒子繼位。接著，他於348年佔領了整個美索不達米亞。一個名叫背教者尤利安[36]的人於361年被立為羅馬皇帝，沙普爾二世被迫擱置向地中海的進攻，轉而與尤利安作戰。決定性的一戰於363年在泰西封城下展開。尤利安被“一支伊朗人的箭[37]”射中斃命，羅馬軍隊因此退兵。尤利安的繼承人約維安[38]無奈接受了沙普爾二世提出的所有條件。兩國的邊界重又恢復到幼發拉底河，伊朗藉此將其勢力範圍擴充套件至地中海，一雪納塞赫兵敗之恥。幾年後的376年，與瓦林斯皇帝[39]簽訂的一項新協議賦予了亞美尼亞和伊比利亞大範圍的自主權，從而使伊朗與羅馬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

所有這些功績令沙普爾二世統治下的時代不僅對薩珊王朝，而且對整個伊朗歷史來說都是一個繁榮昌盛的時期。儘管不時出現邊界爭端，但這些爭端多數以伊朗的勝利告終，且恢復了昔日邊界的帝國在其境內保持了和平安定。從中國和印度出發前往埃及、羅馬的商隊滿載珠寶、布匹、地毯、絲綢、瓷器和香料途經伊朗，並讓沿途的經濟蓬勃發展。泰西封藉此成為促進國際交易的商業樞紐。沙普爾二世對此給予特別關注，他鼓勵公路養護並對攔路搶劫的土匪施以嚴酷的懲罰，有時甚至以死刑論處[40]。眾多史學家和史官毫不猶豫地稱他為“大帝”。而且他也自封為“王中之王，星辰之同伴、日月之兄弟”。

沙普爾二世一如其前任，也熱衷建設，並主持創立了多座城市，其中一些留存至今。最著名的要數位於德黑蘭以東、距離馬什哈德幾鏈的內沙布林，那裡彙集了詩人歐瑪爾·海亞姆、阿塔爾、19世紀畫家卡瑪勒·奧爾·莫克的陵墓，以及至今還吸引人們參觀探訪的幾處歷史建築。在今天伊拉克和約旦的幾個省份也能看到可以證實他工程建設的痕跡。

撇開瑣羅亞斯德教祭司與日俱增的不寬容態度，沙普爾二世的時代仍令各個宗教相對平衡地共存。儘管他本身是個參與祭祀儀式的瑣羅亞斯德教信徒，沙王對其他大多數信仰都保持尊重的態度。在帝國東部，佛教透過多處文化中心和學院的開設得到傳播。希伯來人雖然人數不多，但仍繼續從事他們的宗教活動。除了無可匹敵的經濟影響力，沙普爾二世也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他對抗羅馬的盟友）向他獻上的情報心懷感激。至於基督徒，儘管因其與新近改宗基督教的羅馬帝國的緊密關係而屢遭迫害，他們卻繼續在伊朗境內滲透，就連一些伊朗王公貴族也改宗基督教，這推動了數年後聶斯脫利主義的發展壯大。據某些史料記載，截止到651年阿拉伯入侵前夕，伊朗三分之一民眾為基督徒，但這一資訊難以被確證。所有這些宗教都在帝國的國都紮根立足，並將其視為它們的首要家園。

沙普爾二世於379年8月8日離世，卒年七十歲。他留給繼承者的是一個國力強盛、受人尊敬，且整體上安定和平的伊朗。“他的去世造成了伊朗歷史上的一段權力真空，與阿爾達希、沙普爾一世和沙普爾二世相比，相形見絀的隨後幾任國王令國家頂層在至少二十年中瀰漫著孱弱之風，而從中獲益的無非是那些為爭權奪利不惜損害王權的祭司和貴族。[41]”

沙普爾二世之後幾位國王的統治功績乏善可陳，帝國僅滿足於守住已有的基業。如果說阿爾達希二世（又稱“善良的國王”）受到國民的愛戴，這主要是因為他免除了農民三年的賦稅。令沙普爾三世（383—388年在位）載入史冊的是他與狄奧多西一世（又稱狄奧多西大帝[42]）簽訂的和平協議，其條款規定將亞美尼亞分為兩個勢力範圍區域，較大的一個歸伊朗所有，每個區域都由信仰基督教的安息王公治理，使和平在一段時間內得以重建。巴赫拉姆四世（388—399年在位）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暴躁，遭到祭司和一部分貴族的厭惡，他後來遇刺身亡。伊嗣俟一世（399—420年在位）則主要以其平和的統治和在此期間對各個宗教的寬容政策以及與羅馬皇帝阿卡狄烏斯[43]誠摯的承諾著稱。在宮廷中的一些小動盪後，伊嗣俟一世之子巴赫拉姆五世（420—438年在位）繼位，並與羅馬重新開戰，但二者無一勝出，接著他又出兵鎮壓東部邊界幾個部族的起義。巴赫拉姆五世的聲譽並不關乎他的武功，卻更多基於他的私生活——他被人稱為“野驢”，這源於他對打獵的熱衷或對女色無節制的沉迷。作為一個浪漫多情、愛好音樂和詩歌的君主，巴赫拉姆五世成為偉大的古典詩人內扎米的長篇敘事詩《七美人》[44]中的主人公，其靈感取自他在七座宮殿組成的皇宮中每週輪流寵幸七位妻子的故事。據記載，巴赫拉姆五世曾命令他的子民每天只工作半天，並邀請一萬兩千名印度樂手前來為他的子民娛樂助興，他還秘密遠遊印度地區探究那裡的神秘主義信仰和宗教儀式。就連他的死也被寫入傳奇：他似乎是在設拉子和伊斯法罕之間的沼澤地帶狩獵時殞命的。

巴赫拉姆五世之子伊嗣俟二世繼位，並統治至457年。在他的時代祭司大行其道，宗教迫害死灰復燃：他強令亞美尼亞人改宗瑣羅亞斯德教，並搗毀他們的教堂，代之以拜火廟。帝國如此在霍爾米茲德三世（457—459年在位）和隨後的卑路斯（459—484年在位）統治時代繼續且一再陷入“一系列僵局[45]”。後者面對的局面尤其棘手。他不僅要為七年旱災中飽受饑荒之苦的人民提供援助，還要鎮壓帝國東部部族的暴動，對亞美尼亞人日漸高漲的不滿情緒做出回應，並平叛伊比利亞王國（喬治亞）的起義。他日後被基督教取代的宗教傾向，以及當王權日漸式微之時，他在與強大的君士坦丁堡決裂的情況下想要維繫的東西，尤其從他的統治中突顯出來。

要釐清其中的利害，需要回到431年，在這一年召開的以弗所大公會議上，所有基督教社團的代表齊聚一堂，其中包括伊朗基督教代表——聶斯脫利（約380—451年），他在428至431年間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脫利因其支援的學說而在這次大會上被視為異端，並被開除教職。他師從神學家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350—428年），後者曾於392年在摩普綏提亞城擔任主教，是安提阿教會的代表人物。除了鼓勵教士成家以外，狄奧多若還公開表示基督同時具有人神兩性，因此，馬利亞只是人性耶穌的母親。他的基督二性論[46]理念與神學家、老底嘉[47]主教阿波利拿裡（315—390年）的一性論教義對立，在後者看來耶穌基督只具有神性。在“拜占庭”口角中遭到基督教拜占庭教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禁止後，眾多堅持二性論的神甫和教士逃到波斯，退守在埃德薩學院避難，直到489年該學院關閉。接著他們會集到聞名遐邇的尼西比斯學院，在這裡向整個伊朗傳播基督二性理念，並在這裡推廣了我們日後所說的聶斯脫利主義[48]。這一學派在484年貢德沙普爾（貝特拉帕）大公會議上占主導地位，其間敘利亞人、尼西比斯[49]總主教巴掃馬（“守齋者”）（460—491年在此職位）罷免了東方教會大教長巴博瓦伊，並敦促將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的神學理念定立為東方教會的官方教義[50]。這一教義上的選擇——基督擁有人神二性，馬利亞是人而不是上帝的母親，神甫不必守貞——標誌著波斯東方教派和西方教派之間的決裂。而後者倡導一性論，將伊朗的主流思潮視為異端來排斥。二性論支持者佔上風後，在薩珊軍隊的支援下，伊朗的眾多一性論者遭到屠殺，且帝國中多個聶斯脫利主義信徒支配的城市禁止一性論基督徒進入。接下來的情節不難猜想：伊朗基督教教士在宮廷內的勢力不斷壯大，逐漸招致深恐失去既得利益的瑣羅亞斯德教祭司的敵視。他們之間的對立將在651年阿拉伯入侵時加速薩珊帝國的崩潰。

卑路斯之後，繼位的是他的兒子巴拉什，後者打出基督教牌，與亞美尼亞人協商簽訂《勇敢者的和平》協議，釋放了亞美尼亞戰俘，允許他們在境內從事與基督教相關的活動，並授權重建被伊嗣俟二世搗毀的教堂。至於東部的起義，他派出的軍隊最終成功將其平叛。他於488年壽終正寢。

伊朗隨後迎來的是卡瓦德一世時期，他的統治（488—496年，499—531年）尤其以488年11月21日一位新先知馬茲達克及其新教義的出現為特徵。馬茲達克主義實際上是摩尼理念的一種變化。作為某些人眼中的騷亂煽動者，馬茲達克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摩尼教的教義，宣揚善惡二元論，鼓勵守貞苦修，戒絕某些食物和肉食。但其創新之處集中在社會層面和後來的政治層面。他自稱被天主派來以引導人們返回原始信仰，號召應在人們之間實現絕對平等，平均分配所有財產，廢除階級和婚姻。他認為，要讓每個人都能生活在和諧中，還必須摒棄嫉妒與爭執，因此除其他財產外還應將女人變為共有。馬茲達克對社會最底層人民表現出極大關切，為農村階層仗義執言，宣佈所有人都有獲得幸福、平靜和快樂的權利[51]。這一綱領是對現行薩珊體制的深入批判，吸引那些被政權遺棄的人加入馬茲達克追隨者的隊伍。

反常的是，卡瓦德一世將他視為對抗其內部敵人的有力同盟。事實上，在第一段混亂時期中，封建領主和祭司成功將國王廢黜兩年（496—498年），將其囚禁於“沉默宮”。在這座用於關押貴族的豪華府邸中，任何人都不得說出囚徒的名字，而且只有他的妻妾有權探視。接著，生活在伊朗東北部、驍勇善戰的遊牧民族白匈奴（嚈噠）向他提供了三萬人馬[52]，使他重返王位，返回後，他對貴族實施了大規模清洗，卻在一段時期內容忍了深得民心的馬茲達克主義者。然而，沙王的默許卻引發了一種惡性效應：一部分對他們所理解的馬茲達克思想充滿熱情的民眾將這一態度視為對肆意妄為的授權。於是，搶劫事件頻發，女性遭到劫掠成為共享財產。就這樣，近乎無政府狀態和群體淫亂的過度行為很快令先知的形象失去光彩。在約529年應召前往泰西封宮廷面見國王以對此做出解釋時，馬茲達克與其數千名信徒被集體屠殺。帝國下令即日起禁止任何人提及馬茲達克主義。其倖存的信徒散佈在粟特、法爾斯省和突厥斯坦。

馬茲達克主義如其他玄學運動一般透過對伊朗社會氾濫的腐敗和不平等的控訴，喚起人們對公平社會的憧憬，並因此進一步削弱了薩珊王朝的勢力。

卡瓦德一世於531年9月13日，他八十二歲時去世，死前他將兒子霍斯勞指定為王位繼承人。

隨後開啟的是伊朗歷史上光輝燦爛、在某些方面富有爭議的一頁：霍斯勞一世（531—579年）的統治。霍斯勞一世又稱阿努希爾萬（“純潔與不朽的靈魂”），以及達加爾（“正義者”）。伊朗人常常稱呼他為阿努希爾萬·達加爾。很多史學家和雜文作者都將其視為“薩珊王朝最偉大的萬王之王”，“其崇高的名字將彪炳史冊並留存在伊朗人民的共同記憶中[53]”。在這一時期的重要史學家賈瓦德·瑪什庫爾看來，“霍斯勞一世統治的時期是薩珊帝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其間，霍斯勞一世發展了伊朗的文學和文化，伊朗在他的領導下國土面積和國力都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從印度到地中海，從高加索和中亞到紅海和葉門的大片地域都在伊朗的支配之下。東部部族的叛亂被全部肅清，羅馬也被多次擊敗[54]”。如果這一評價反映了伊朗人的普遍看法，我們仍應像扎林納—庫博教授那樣，做出更加恰如其分的論斷。我們將在下文中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霍斯勞一世剛登基不久就對那些積極扶植他侄子繼位的薩珊親王和權貴予以殘酷打擊。他的權威從此再無人敢質疑。此外，沙王擁有一支可以完全信賴的軍隊，他們紀律嚴明，實行統一管理，因為罕見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他們的軍餉都得到定期發放。憑藉這一優勢，他與東羅馬帝國簽訂了一項對伊朗極為有利的和平協議，迫使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向伊朗支付一筆高額款項，令拜占庭一方可以聲稱他們“收買”了波斯沙王，同時霍斯勞一方也可以宣佈君士坦丁堡已成為伊朗的朝貢國。霍斯勞還收復了亞美尼亞和今天的巴勒斯坦，並從葉門（從此被視為伊朗領土）對衣索比亞投去覬覦的目光。

這位在立法方面卓有建樹的國王重組了行政系統，創立了多個“部”（名副其實的政府部門）分管公共事務的不同領域，並由一位類似今天首相的重臣統一管理。其中的一位，博佐格·邁赫爾將以他的審慎睿智被載入史冊和傳奇故事。他曾向霍斯勞提供很多符合瑣羅亞斯德道德原則的政治建議，在他的協助下，沙王建立了一套“稅法制度”，使農民免受大地主和封建領主的盤剝壓榨。

在社會治理方面，他制定的創新規定可能顯得任性隨意，甚至有些怪異。比如，他禁止懶惰和乞討；使結婚成為一種強制性的義務；貧困人群的婚慶和孩子的教育費用將由王室承擔。此外，他還向不治之症（主要是麻風病）患者提供“皇家補貼”。

崇尚文化知識的霍斯勞滿足了祭司們的訴求，令他們將《阿維斯陀》和瑣羅亞斯德教的聖歌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編纂。他同時還向躲避基督教羅馬帝國不寬容政策的眾多學者、哲學家和醫生提供庇護，並將他們安置在貢德沙普爾，這座由他的先輩創立的學院中[55]。他還命人繼續對希臘和印度的多部哲學著作和文字進行翻譯。此外，他熱衷於文學和哲學討論，常常邀請當時伊朗和國外的頂級知識分子共進晚餐。

憑藉堅實的行政系統、穩定的法律制度和可靠的軍隊，伊朗和霍斯勞一世迎來了“史無前例[56]”的經濟繁榮。泰西封吸引了更多東西方商人和旅行者，皇城和皇宮在他主持下得到進一步修飾美化，從而反射出帝國的強大。

在宗教方面，雖然祭司受到國王的寵信，使其權力覆蓋了社會與社團生活的每個細節，並對信徒的日常點滴立法管理，但不得不承認帝國中寬容的態度是切實存在的。對於馬茲達克主義者，鑑於他們顛覆社會的危險已經排除，只要保持低調，他們又可以無憂無慮地從事他們的生產生活了。伊朗的基督教則繼續發展其二性論教義，在這條與西方教會決裂的路上一去不復返。

所有這些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因素使霍斯勞一世的統治造就了薩珊帝國時期的“黃金時代[57]”，並在波斯文學中一再得到稱頌。然而，這一時代也飽受批評。人們尤其指出的是沙王的正義感並非發自內心，而是權宜之計，而他的輕率任性以我們當代的標準來看簡直令人震驚。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專制冷酷的正義[58]”。然而正是憑藉這種嚴厲和刻板，沙王才得以保護弱者不受強者的欺凌。或許人們在他死後能夠對他提出的主要批評是他對民眾生活的過度干預和過度管理，以及他控制一切的慾望，而這最終導致了伊朗社會的固化，甚至僵化。當阿拉伯人入侵伊朗時，眾多伊朗人，特別是底層民眾相信他們窺探到的是解放和平等的訊號[59]。

霍斯勞一世於579年10月1日在泰西封的皇宮中去世。其子霍爾米茲德四世（579—590年在位）繼承王位後的最初一段時間享受過父親留下的光環。在他的加冕典禮上，他宣佈將繼續父親的事業。為此，他指定多名官員專門傾聽農民對大地主的控訴，並使正義得到伸張，但這使他脫離了貴族階級。另一些反對聲音則來自祭司，原因是他派往君士坦丁堡宮廷商榷和平協議的不是一個瑣羅亞斯德教的大使，而是聶斯脫利教的。對於他們的不滿，霍爾米茲德四世的回答是，自己的“王位並不僅倚仗他們，而是倚仗包括基督徒和其他教徒在內的全體人民”。

他的統治本應享受這一政策帶來的成果，但他對一位將領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這位名叫巴赫拉姆·楚賓的名將還是安息王室的後代。第一次，國王派他平定東部部族的暴動。巴赫拉姆凱旋而歸，名利雙收。國王再次派他去鎮壓西部拜占庭人的騷亂，這一次他不幸落敗，但損失不大。然而，一直對他心懷嫉妒、擔心在他的榮耀下黯然失色的霍爾米茲德四世此時暗自歡喜，自以為精明地給他送去一條女裙來羞辱他，而且還命人將巴赫拉姆披枷帶鎖押至他面前。但事件朝不利於他的方向轉變了。巴赫拉姆將裙子和枷鎖展示給他的部下。“看哪，”他喊道，“你們的國王就是這樣感謝你們的！”他率軍起事，討伐國王，朝都城進發。霍爾米茲德四世派了一支部隊迎擊，但軍中將士深感情勢起了變化，紛紛臨陣倒戈，集結於巴赫拉姆麾下。貴族和祭司效仿他們，也在泰西封發動政變。萬王之王就這樣被俘，在關押不久後遭到殺害。

巴赫拉姆·楚賓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入都城。他首先自封攝政王，接著於590年6月27日以巴赫拉姆六世的稱號登基。美好的戰鬥英雄很快變成一個殘暴的國王和一個熱衷於瑣羅亞斯德教的衛道士。曾為他的到來熱烈歡慶的泰西封發起對他的反抗，在他執政一週年差一天的591年6月26日推翻了他的統治。隨後，他逃到東部部族，在撲朔迷離的境遇中殞命，如此結束了他跌宕起伏的生涯，卻開啟了關於他的傳奇。他的一生成為眾多歷史故事、傳奇小說和詩歌的主題。

在巴赫拉姆·楚賓短暫執政期間，霍爾米茲德四世的兒子霍斯勞逃出了都城。他除了合法的王位繼承權別無他物，棲身於拜占庭帝國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的皇宮。後者自視為伊朗政壇的仲裁者，鼓勵霍斯勞奪回王位，並向他提供了三萬兵馬進攻泰西封。這位薩珊王子本已獲得民眾的普遍擁護，於是順利攻入都城，並以霍斯勞二世“勝利者”的頭銜加冕稱王。為表示對莫里斯的感謝，他迎娶了莫里斯的女兒，信仰基督教的公主瑪利亞，如此後者成為伊朗皇后，至少是萬王之王的正室妻子和王儲謝羅埃的母親。

為了突顯他與岳父之間的緊密關係，霍斯勞二世同意將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幾塊領土讓與後者。此外，藉助於瑪利亞王后的支援，伊朗基督徒在社會中的地位相較於瑣羅亞斯德教徒更為優越，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也日漸增多。這些有利條件一直持續到602年莫里斯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王權終結之時。事實上，當莫里斯的部隊因持續征戰而精疲力竭，在多瑙河以外條件嚴酷的地域休整時，一位在軍中備受擁戴的將領福卡斯於11月23日發動軍事政變，在拜占庭帝國都城實施野蠻暴行。逃亡中的莫里斯派大兒子狄奧多西向霍斯勞二世求援。但為時已晚。被福卡斯的追兵擒獲後，他目睹自己的五個兒子被斬首，接著自己也於11月27日被殺。他的追隨者都慘遭同樣的命運。至於教宗，他從遠方向福卡斯的奪權提供支援，並祝福他！

霍斯勞得知這一訊息後勃然大怒，拒絕拜占庭帝國新皇帝福卡斯送來的禮物。從603年開始，在將近十二年的和平後，兩個帝國又重燃戰火。霍斯勞親自領兵，在莫里斯倖存的擁戴者的幫助下，進擊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一直攻至幼發拉底河對岸的小亞細亞。611年，他已率部抵達地中海沿岸。與此同時，福卡斯於610年被阿非利加總督及其子希拉剋略剷除，後者的統治將持續至641年。

希拉剋略似乎對伊朗滿懷善意，期待與其和平相處。霍斯勞二世如此便沒有藉口繼續對抗了。然而，貪婪迷住了他的雙眼，超越祖先的渴望使他違背常理繼續作戰，這便是他的致命錯誤。他征服了今天的敘利亞領土、安條克和大馬士革，接著征服了約旦，圍攻耶路撒冷，城裡居民在十八天的頑強抵抗之後投降。他攫取了“真十字架”並將其贈予他的新“正室”妻子，信仰基督教的席琳，因為瑪利亞已經去世[60]。在霍斯勞二世寄給希拉剋略的一封既無用又傷人的書信中，他竟自負地寫道：“如果你的上帝是全能的，那麼他如何沒能從我的軍隊手中解救耶路撒冷呢？[61]”

617年，整個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岸直到埃及傳統邊界羅得島又重新回到伊朗的支配下，於是，君士坦丁堡成為霍斯勞的終極目標。他派出的沙欣統領的軍隊因艦船不足，無法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希拉剋略趁機向他提出簽署和平協議。儘管憑藉各個方面的優勢他完全可以在談判中佔盡先機，他卻拒絕了這一提議。他甚至訓斥沙欣沒有親自將捆綁著的希拉剋略押送至他面前。這時的他自視全能，又從他的密探那裡聽說東羅馬帝國正經歷一次嚴重的內部危機，希拉剋略甚至打算將國都遷至迦太基。

萬王之王沉浸在幻想中。當他端坐在自己位於都城不遠的皇宮中，身邊聚集著樂手、詩人和朝臣時，他腦海中呈現的畫面是超越岡比西，進軍至尼羅河源頭，他的部隊雖在穿越沙漠時疲憊不堪，但仍會奪取亞歷山大港、今天的蘇丹和衣索比亞北部地區。他細細品味這轉瞬即逝的夢境，憧憬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曾統治了兩個世紀的這片土地上，締造一個“新”阿契美尼德帝國。

然而事實上，這支軍隊將要獲得的勝利已經屈指可數。他計程車兵多年來遠離故土和家人，要求休戰。在希拉剋略的攻擊下，伊朗軍隊節節敗退，從624年開始，希拉剋略就奪取了小亞細亞，接著是亞美尼亞的控制權，而後於627年直逼泰西封。執著於自己的軍事策略，沙王譴責手下曾獲得赫赫戰功的將領是無能之輩，並威脅要對他們施以重責。他沉醉於征服的慾望中，竟忘記伊朗國內也存在很多棘手的問題，國庫空虛，經濟低迷，民怨四起，這些都使得政治氣氛緊張。宗教紛爭又令局勢雪上加霜，霍斯勞二世最寵愛的王后席琳本是基督徒，但她背棄在伊朗佔主流的二性論教義，轉投安提阿的一性論教會。她的這一決定將加速波斯基督教會力量的減弱，但最主要的是，將重新挑起基督徒與瑣羅亞斯德教徒之間的紛爭。

628年，年事已高、身心俱疲、幾近絕望的霍斯勞二世宣佈將不惜代價繼續戰爭，然而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二十年。在泰西封即將陷落的威脅下，他決定離開居住的皇宮，返回都城。

一個陌生的訪客，阿卜杜拉·本·哈扎菲正在這裡等候他的到來，而世界的面貌將從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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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本章大多數日期都摘自Anouchiravan Keyhanizadeh上文引用著作。

[2] 參閱Hassan Khoub-Nazar，上文引用著作，第45—56頁。

[3] 當前法爾斯省、波斯灣沿岸、波斯灣的島嶼、俾路支斯坦省、錫斯坦省、伊斯法罕省和阿富汗的一部分。

[4] 16世紀初，薩非王朝的創立者伊斯瑪儀一世採取了同樣的宗教原則，只不過將瑣羅亞斯德教替換為什葉派穆斯林。

[5] 有關這一問題的參考著作是穆罕默德·賈瓦德·瑪什庫爾（Mohammad-Djavâd Mashkour）教授的《薩珊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s Sassanides, Téhéran, Donyayé Kétab, 1987）。

[6] 其統治時期為222年至235年，是塞維魯王朝的末代皇帝。

[7] 參閱Mohammad-Dja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一卷，第89頁。在他看來這些源自古籍的數字有誇大之嫌。

[8] 班師回朝後，塞維魯因被日耳曼人認為無力抵抗其軍力，而被後者於235年殺害。

[9] Mohammad-Dja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中提供的數字，有被誇大之嫌。

[10] 參閱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57頁。

[11] 名為Karnamak（《成就總結》或《良好辦理國家事務的方法》）的一系列文字（由Sadegh Hedayat翻譯成現代波斯語，Téhéran, 1963）。

[12] 被稱為“阿拉伯人菲利普”，244至249年在位的羅馬皇帝。

[13] 他們佔據著未來喬治亞的南部和東部地區。

[14] 貴霜人居住在今天的塔吉克、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區和裡海東部的一些地區。

[15] 這些地區隨後留在波斯境內，直到256年（參閱Roman Ghirshman，上文引用文章）。

[16] 對此羅曼·葛施曼指出：“儘管他們對敘利亞、奇裡乞亞和卡帕多西亞實現了全面的勝利進軍，但這些行動已經無法再令他們實現持久佔領。”

[17] 據伊朗博物館學家Firouz Bagherzadeh稱，這座城市仍儲存有那一時期的其他多座建築，特別是薩珊時期的居民房屋。

[18] 上文引用著作，第431頁。

[19] 參閱Histoire Auguste, traduction d’André Chastagnol,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4。

[20] 這些地域直到651年阿拉伯入侵之前都在伊朗版圖內。

[21] 參閱François Decret, Mani et la tradition manichéenne,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Sagesse», 1974, 2005, p.49。

[22] 參閱Nahal Tajadod, Les Porteurs de lumière. Péripéties de l’Église chrétienne de Perse IIIe-VIIe siècle, Paris, Plon, 1993, p.41。

[23] 瑣羅亞斯德教地位最高的教士，從祭司階層中招募。

[24] 參閱«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traduction et annotation de Éd. Chavannes et P. Pelliot, dansJA, nov.-déc. 1911; et «Fragments Pelliot»,JA, janv.-févr. 1913, p.114—116。

[25]巴列維語，中古波斯語的主要形式。

[26] 其遺址仍存在於今天的伊拉克。在禮薩沙·巴列維的統治下，法國建築師安德烈·戈達爾（André Godard）從該遺址汲取靈感，縮小規模設計建設了伊朗國家博物館。

[27]伊萬，波斯和伊斯蘭建築中常見的一種長方形、帶拱頂的空間，三面圍牆，一面敞開。

[28] 一種頂級的祭司。

[29] 參閱Nahal Tajadod，上文引用著作，第67頁。

[30] 參閱Inscription de Kartêr, 法語譯者Marie-Louise Chaumont，刊登在JA, 1960,p.339—380。位於帝王谷考古遺址中的卡阿巴·扎杜什特東面牆上的銘文，在Roman Ghirshman, L’Iran des originesàl’Islam, Paris, Albin Michel, p.307一書中引用。

[31] 由Jean-Paul Roux引用，上文引用著作，第213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後世伊斯蘭教中的一種趨勢，即什葉派的政治趨勢。

[32] 密特拉神之母，與閃米特女神伊斯塔近似。

[33] 參閱Nahal Tajadod，上文引用著作，第90頁。

[34] 戴克裡先的在位時間為284至305年。

[35]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449頁。

[36] 他首先在355至361年間以“副帝”頭銜理政，隨後在361至363年變為非正當皇帝。

[37] 參閱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64頁。

[38] 弗拉維烏斯·克勞狄烏斯·約維安努斯，363至364年為羅馬皇帝。

[39] 弗拉維斯·埃弗利烏斯·瓦倫斯，328年出生，378年戰死，364至378年在位的羅馬共治皇帝。

[40] 參閱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26—127頁。

[41]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454頁。

[42] 狄奧多西一世從379年一直統治到395年他去世，是最後一個統治羅馬帝國全境的君主，他將基督教定立為國教。

[43] 弗拉維斯·阿卡狄烏斯·奧古斯都是東羅馬帝國的一位皇帝。他常被視為第一位拜占庭皇帝。

[44] 參閱Œuvres complètes de Nézami，（由Moïnfar博士作序），Téhéran, Éd. Zarine，1130頁，無出版日期。《七美人》共有5136行詩句。

[45]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462頁。

[46] 基督二性論與一性論對立。

[47] 小亞細亞的弗裡吉亞的都城。

[48]聶斯脫利主義，也稱“東方亞述教會”，在中國稱為“景教”。

[49] 波斯五大基督教中心城市之一。

[50] 即便如此，基督教二性論從沒有成為伊朗的官方宗教。

[51] 參閱Philippe Ouannès, «Mazdak (mort en 529 env.)», Encyclopœdia Universalis[線上]，於2015年4月24日查閱。http://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mazdak/。參閱Chayan Afshar, Iranshenasi, vol. XXII, hiver 2011和vol. XXIII, printemps 2012，瞭解有關馬茲達克和伊朗各種後伊斯蘭思想運動。

[52] 參閱Siavash Bashiri，上文引用著作，第32頁；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72頁。

[53] 參閱Siavash Bashiri，同章，第32頁；參閱Abdollah Razi，同章，第74頁。先知穆罕默德似乎也曾說過：“我生於正義者國王的年代。”（《聖訓》）

[54] 參閱Mohammad Djâ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911頁。

[55] 他們中的一些人儘管得到舒適的生活和沙王的尊敬，卻還是選擇返鄉，在宗教迫害和不寬容態度相對緩和的地域生活，以逃避伊朗帝國的某些規定和習俗，如一夫多妻和對屍體的處理。

[56]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505頁。

[57] 參閱上文引用著作同章第500頁。

[58] 參閱上文引用著作同章第498頁。

[59] 根據經濟學家安德烈·皮耶特（André Piettre）的著作Trois Âges de l’économie.Essai sur les relations de l’économie et de la civilisation, de l’Antiquitéclassique ànos jours,Paris, Fayard,1964中闡釋的理論，規則過多的社會（伊朗當時就是這種情況）自身含有日後瓦解的種子，並會產生其反命題。

[60] 參閱Maryam Devolder, «Khosrow et Shirin»,LaRevue de Téhéran, n° 17, avril 2007。

[61]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5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