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代最大的帝國”

居魯士死後，他的兒子，王儲岡比西毫無爭議地繼承了王位。正如他對父親所承諾的，他遠征埃及，並在征服戰中輕鬆取勝。岡比西一舉佔領孟菲斯，對埃及法老以禮相待，但仍將他流放至蘇薩。至於埃及神祇，他向他們致以敬意，並尊重他們的神廟，同時他還學習被征服國家的風俗傳統。如此，埃及也變成帝國的一個行省。隨後，岡比西向地中海沿岸的希臘貿易站點提供保護，接著又控制了昔蘭尼加，但他並不以此滿足。他的夢想是將統治擴充套件到傳說中的尼羅河源頭。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他發動了一場災難性的遠征：他計程車兵大部分在征途中喪命，倖存下來的也對他失去了信心。

軍隊到達今天的蘇丹之後便寸步難行，岡比西決定班師回朝，並將所到之處劃入埃及行省。回到孟菲斯時，城裡的居民正在慶祝宗教節日，他誤以為人們為他的敗退而高興，於是勃然大怒，下令摧毀所有神廟，除了一座：猶太移民模仿耶路撒冷聖殿建造的神廟。更惡劣的是，他竟用刀捅向神牛阿匹斯。岡比西精神錯亂得不可救藥。在帝國的都城，情況變得越來越糟：他的弟弟，東部總督巴爾迪亞剛剛被一個名為高墨達的祭司殺死，後者利用自己與巴爾迪亞相似的外表，於公元前522年7月自稱為萬王之王。鑑於混亂狀況層出不窮，岡比西決定儘快返回。正是在前往都城的路上，他因突發癲癇，將自己弄傷，並於公元前522年8月22日去世。

這樣就出現了王朝延續的問題。既然居魯士的兩個兒子都死了，誰有權繼承王位呢？為避免宮廷權謀，幾個貴族決定按照米底的傳統確定繼承人：哪位競爭者的馬在太陽昇起時最先嘶鳴，哪位就將繼承王位！居魯士的表兄弟許斯塔斯普的兒子大流士憑藉其狂躁的坐騎在這場競賽中獲勝。據史書記載，當天一早，他並沒有騎在馬上赴約。當同伴們看到他的樣子時都拿他取笑。但命運做出了抉擇，立下的約定是不能違反的。其他那些“出身顯赫”的王子（他的競爭對手們）都一一親吻了新的萬王之王。隨後大流士依照居魯士的政策，分別賞賜了他們，因為內部穩定是他優先考慮的問題。如此，公元前522年10月2日開啟了伊朗歷史上最輝煌的統治。大流士，這個阿契美尼德人，歷史上的大流士一世，萬王之王，時年29歲。

被伊朗人稱為“古代史上最強大的國王”，他們的往昔、他們的偉大、他們的榮耀“無可爭辯”的象徵者既是一個治國有道、寬容大度、平易近人的國王，也是一個征服者、建設者和創新者，這一切為他贏得了“大帝”的稱號。在他執政的最初三年，他打壓了多地因岡比西的缺席和瘋狂而越發囂張的反叛氣焰，粉碎了“假巴爾迪亞”——祭司高墨達的野心，同時避免殃及無辜民眾，並對從犯寬大處置。他注重對自己形象的塑造，以喚起民眾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特意將自己登上王位的過程和他統治時期的文治武功以三種文字（古波斯語、埃蘭語和巴比倫語）鐫刻在貝希斯敦山崖的浮雕上[1]。

剷除了僭越者，恢復了秩序，“阿胡拉·瑪茲達選定的國王[2]”（大流士如此稱呼自己）迎娶了居魯士兩個女兒（阿託莎和羅克珊娜）中的一個。史學界對這一婚姻沒有爭議，但史學家對新娘的人選莫衷一是[3]。無論他選擇的是哪一個，他們婚後生下的兒子薛西斯作為居魯士的直系後代，都會被指定為王儲。對此，貝希斯敦石刻上有所提及：“從我們的世系被剝奪的王國，我讓它迴歸它的根基；我讓其重回其位。”當時在王室和貴族家庭中還流行一夫多妻，在將居魯士的女兒娶為正室（並藉此使其血脈直接參與到他的政權中來）以後，大流士又娶了他妻兄巴爾迪亞的女兒阿里斯托，以鞏固他的權力。除此以外，他還有其他四位妻子。

完成了政權的“鞏固”以後，大流士投入到帝國的組織與管理中來，那在居魯士死後就幾乎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二十個行省（透過領土擴張，大流士統治末期變為三十個）都由總督管理，作為萬王之王在行省的代表，他們都是從宮廷重臣、舊朝君主或地方王公貴族之中挑選任命的。每個行省在語言、民族和傳統上都是（儘可能）統一的。由國王單方面任命授權的行省總督負責依照由居魯士制定、大流士認可的公平、公正原則治理各自的疆域，維持社會秩序。作為對他們任命的回報，他們有責任向國庫進獻金額有限的貢稅，並可以白銀、金粉或餐具繳納。每年，國庫都能收到相當於370噸白銀的貢品。除了財務上的付出，這些行省總督還需要在國王為維持國內秩序或對外征戰索要兵力時提供軍隊。

每位總督都配有一些官吏來協助他，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從本地精英中挑選出的。每個行省的財務長官和軍隊指揮官也由萬王之王指定，對省內官吏提供支援。正如居魯士執政時期一樣，特派的監察御史巡察各省的治理工作，確認各省對接到的命令，特別是有關宗教和道德的法令都執行到位。

除了這些要求以外，行省總督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他們擁有自己的宮廷，可以自行組織各種節慶和儀式，進行司法裁決或監督司法機能的正常執行，養護公路和公共設施。這一時期的權力組織形式可以被視為“聯邦制”。儘管其平衡有時顯得脆弱，但該系統保證了阿契美尼德帝國廣大領土的協調和穩定，直到亞歷山大大帝的到來，後者在摧毀其行政職能機構的同時，加速了帝國的解體。

這些堅實穩固的行政架構使帝國得以超越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在尊重他人、“和諧共處”的基礎上發展前進。比如，猶太社群回到了應許之地，在重建聖殿等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難，大流士在得知重建工程進展不利後，便向他們許諾將加快進度，並援助了大量財力和人力，建設工程這才得以完工。猶太人對他的這一行為心存感激，《聖經》中對此也做了記載，他們的社群興旺繁榮，並受到帝國法律的保護[4]。

被征服的國家的文化沒有被忽視。在巴比倫尼亞，大流士要求將眾多巴比倫人吸收到行政機構中，並美化他們的城市環境、養護他們的聖地；在埃及，他於公元前519年透過各省總督開展了至此時為止史無前例的一項活動：統計現行所有埃及法老的法律和慣例，並動員埃及全境所有專家學者參與收集工作。結果大大超過預期：一部以本地語言和官方語言雙語編寫的著作就此誕生。它類似我們今天所說的憲法，從此成為治國理政方面不可或缺的參照典籍。直到被亞歷山大征服以前，阿契美尼德帝國沒有任何人違背這些法律或試圖啟用其他法律。如此，埃及的民族認同得到了保留。

僅透過這些善舉並不能實現建立居魯士大帝所開啟的世界帝國的遠大夢想。誠然，大流士留下的疆土已經覆蓋了今天的伊朗、印度次大陸的一大片地區、阿富汗、中亞、高加索、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蘇丹、昔蘭尼加、希臘島嶼和波斯灣以南[5]，但要自稱“世界性”，帝國還少了強大的歐洲西部。為了填補這一缺憾，阿契美尼德大帝向希臘城邦派去了使臣，命令他們承認他的統治。然而雅典拒絕臣服，於是爆發了第一次希波戰爭。

由米底人達提斯和大流士的一個侄子率領的伊朗艦隊於公元前519年先在愛琴海上的薩摩斯島，接著在納克索斯島和提洛島獲得了初期的勝利。如此，帝國軍隊感覺自己已足夠強大，便進軍雅典，但卻以失敗告終。他們在馬拉松平原登陸後，被希臘軍隊擊退至海中，並於公元前490年登船撤退。對希臘人來說，這一戰役後來被賦予了傳奇色彩，但伊朗人不以為然。皮埃爾·布里昂[6]寫道：“事實上波斯軍隊的規模並不大，馬拉松戰役只不過是沒有決定性的小遭遇戰……馬拉松登陸戰的起因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出於希庇亞斯——被雅典人驅逐的僭主——的個人野心。他想辦法讓達提斯相信自己將在雅典獲得擁護者的熱烈歡迎，但事實並非如此。達提斯很快吸取教訓，並撤回軍隊。”

然而，馬拉松的挫敗並沒有削弱大流士的霸權野心。他與迦太基結盟，從而將勢力範圍擴充套件至地中海南岸，他向西西里派出一隊偵察部隊，並懷有徵服那裡的憧憬。此外，他還計劃控制黑海北岸，以佔領位於裡海西側的黑海沿岸國家。這一目標在他看來並不脫離實際：既然多個巴爾幹地區已經囊括在他的帝國之內，打到多瑙河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如此，他的大軍勝利抵達克里米亞、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直到第聶伯河。但沒料到的是斯基泰人發起了叛亂。面對阻礙大流士執意讓人留守，於是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行省，並派駐多個部隊。然而，他的烏克蘭行動卻很快擱淺。雖然不是明顯的失敗，這一行動卻難以為繼，歐洲的斯基泰人最終留在了伊朗帝國之外。

這一本可以改變古代世介面貌的征服計劃雖以失敗告終，大流士的伊朗帝國卻已然是整個古代最遼闊的帝國，在它的鼎盛時期，將當時邊界的不精確性考慮在內，其領土面積達到了1000萬、1200萬甚至1400萬平方公里。帝國的行政系統固然嚴謹且積極創新，但為了對一切實施監控，仍需要依賴帝國全境的交通和通訊手段。如此宏大的野心必須有“大規模建設”政策的支援。

大流士成了“建設者”，下令鋪設了多條公路。其中一條名為“皇家公路”，全長2400公里，連線了蘇薩和呂底亞舊都薩第斯。正如連線帝國三個都城——波斯波利斯、蘇薩和埃克巴坦那的公路一樣，它的路面也是以磚石鋪成。為保證中央政權與各省之間的流暢溝通，使皇家命令可以安全傳達到位，國王組建了一支二十四小時持續接力的信使隊，信使途經的山上也時常點燃烽火作為訊號。一些驛站建築因此以精心測算的間距拔地而起，以便於信使交接，也讓各種旅行者和商隊可以在中途停留休息。這一傳統將在伊朗長期延續，並在數世紀後，以沙王阿拔斯一世統治下那著名的999座沙漠旅行客棧達到頂峰。帝國國土上的道路網路系統和烽火通訊都是令人矚目的創新發明，並將被後世的其他民族，特別是繁榮時期的羅馬帝國效仿。

埃及也從大流士大帝的超大型工程中獲益。如果說大流士下令修復了坍塌的神殿、築造了新的恢宏建築，那麼他最具雄心的工程莫過於在尼羅河與紅海之間挖掘的運河，旨在將伊朗本土與“帝國寶地”連線在一起。事實上，第一條運河是由法老辛努塞爾特三世（前1878—前1855年在位）下令挖掘的，並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約前1304—前1213）統治下繼續沿用，隨後在某段不確定的時期廢棄[7]。大流士主導的這一工程被某些人稱為“第一條蘇伊士運河[8]”。它於公元前500年開始注水通航，尼羅河沿岸樹立的各種花崗岩石碑至今見證著它昔日的存在，如位於培爾—拉美西斯向南200公里處的卡布雷特的石碑，人們可以在上面讀到：“當這條運河遵照我的旨意被挖掘完工，如我所願，大小船隻得以從埃及行駛到波斯。[9]”

如此龐大的工程不僅是為了促進商業發展，更是著眼於大範圍的地緣政治。在印度旁遮普地區建造的伊朗艦隊如此便可從印度河駛入印度洋，回到波斯港口，接著再駛入紅海。很明顯，伊朗沙王意欲建設一條海運通道，將今天的印度次大陸與興旺發達的埃及連線在一起。其宏圖偉略可以與今天中國正在興建的新絲綢之路媲美。

帝國不僅要依靠交通網路發揮影響力，還要透過與其勃勃雄心相匹配的輝煌建築引人矚目。大流士秉持這一原則，特意將波斯波利斯建設成為遠超帕薩爾加德和蘇薩的世界中心和帝國強大實力的一面鏡子。這座從遠處一望可見的皇城擁有一座露臺寬闊、立柱雄偉的宮殿，城市位於平原深處，春季綠樹成蔭，花香四溢，夏季烈日炎炎。它本身便是世界性的體現，因為這裡居住著世界各國的匠人和勞工，他們都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來，並對其城市佈局和建築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10]。與希臘的衛城不同，這座城坐落在一塊長450米、寬300米的平臺上，依山而建。波斯波利斯的建設始於大流士，並在薛西斯一世和阿爾塔薛西斯一世統治下繼續進行，前後長達六十年。帝國國庫檔案中儲存的大量泥版也許體現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行政管理吹毛求疵和文牘主義的特點[11]”，但它們同時證明了那些男女藝術家、匠人或勞工（在工程量最大時期其人數總計一萬五千人）都不是奴隸，而是自由人，帝國行政機構向他們支付薪酬並提供食宿，他們都居住在皇城附近的市區，在那裡私人住宅、工坊、商鋪、儲水點等鱗次櫛比。

要進入這座130,000平方米的宮殿，需要經過一條可以騎馬攀登的雄偉樓梯，樓梯兩側的牆上雕刻有帝國各民族的形象。沿著樓梯可以進入那名聞遐邇的萬國門，對此大流士曾說：“全靠阿胡拉·瑪茲達，我建起了這座所有民族的大門。”任何從這扇大門透過的人只有到最後一刻才能一睹展現在他眼前的寬闊廣場的真容，如此使萬王之王才更富於君主威嚴，而來訪者的附庸身份也同時被強化。位於皇宮中央的廣闊平臺上的覲見廳是奢華與實力的象徵。這座最多可以容納一萬人的恢宏大廳呈方形，每側長75米，佔地5625平方米，由36根高20米的雪松立柱支撐，立柱上鑲嵌著金銀[12]。就在亞歷山大大帝準備將波斯波利斯付之一炬時，曾舉辦那著名宴會的覲見廳的立柱和房頂碰巧於火災之前坍塌下來。灰燼將一切都覆蓋封存——就像龐貝城，使得下面的石質建築部分在之後的幾個世紀得以儲存，並從19世紀起，在研究學者和考古學家的發掘下慢慢重見天日。

正是在這座具有象徵意義的大廳裡，大帝端坐在他的寶座上，借納吾肉孜節（即伊朗新年[13]，與春分是同一天）之際，接見帝國各族人民和各個國家的君主和代表。後者向他進獻祝福和禮品，並收到大帝回贈的獎賞，自大流士開始鑄造發行大流克以後，這些獎賞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這種貨幣。在此類節慶活動期間，波斯波利斯作為世界中心，炫耀著它的財富、它精美的藝術，以及最重要的——它強盛的國力[14]。一些學者斷言，隨後它將陷入沉寂，直到下一年的納吾肉孜節，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的活動從不止歇。

這些一年一度的、具有儀式性的慶典將風情迥異的各個民族彙集在一個適於溝通交流的地點，有助於增進帝國的內部凝聚力。

第三個中央集權的要素——除了各國民族自願、有序的共處——也是作為使帝國和諧穩定的嘗試並通常獲得成效的，便是大流士的貨幣政策，然而它卻常常被忽視或被貶低為一個微不足道的方面。事實上，大流士於公元前512年創立了“大流克[15]”，這一重8.4克[16]、帶有大帝人像、純金的單一貨幣可以固定匯率與白銀兌換。其新穎之處不在於鑄造一種貨幣，而在於確定其重量，在帝國全境統一發行，並規定金銀之間的固定兌換率，幾個世紀後人們將其稱為“完美的金銀復本位制”。誠然，大流克並不像我們當代社會中的貨幣那樣自由流通，因為當時的民眾大部分都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生活，在日常交換中也更傾向於以物易物。因此大流克通常專門用於整個帝國的商貿交易，在這一領域，它不僅被它所代表的政權強制使用，更憑藉其含金量和可兌換性而備受青睞。如此，它用於計算各省應向國庫進獻的貢賦、帝國對服務提供者和贏得榮譽者給予的回報和賞賜。最後，它還是古代世界訴訟案件中最常被應用的腐敗工具。如此，人們推測，它被大規模用於賄賂古希臘政治圈，以收買一些政客並唆使他們叛國，這也是各大帝國自19世紀以來不憚頻繁使用的政策和手段。史學家阿卜杜勒·侯賽因·扎林納—庫博提到阿契美尼德人的“黃金武器”並非毫無道理[17]。正因為此，在大流士死後，直至亞歷山大大帝的到來和阿契美尼德帝國的覆滅，其間大流克一直都是帝國的國際參考貨幣。

正如皮埃爾·布里昂所寫的[18]：“這是近東歷史上第一次，從愛琴海到印度河，從中亞到波斯灣和紅海，所有疆域都被統一在同一個國家政體內。這個帝國絕非面對一個沒落的中央政權之時，多個保持獨立的國家在形式上的組合，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帝國政體，並存續長達兩個半世紀之久。其中最大的悖論是這些波斯人竟在管理他們所征服的領土的同時讓極為豐富多樣的文化、語言、宗教得以留存。”這種策略和混合體在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甚至在後世的大帝國中都聞所未聞。今天我們會說它是一種讓千差萬別的實體和民族同生共處的意願和政策。誠然，萬王之王和他的總督們面對叛亂起義從不心慈手軟，但此類起義發生的次數極其有限。在這一方面，他們表現出的相對節制也比後世的過度殘暴更勝一籌[19]。

對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和地域的年輕人無差別的對待政策和教育也體現出一種融合與共處的國家意志[20]，特別是對於希望參軍入伍，甚至加入“長生軍”（大流士創立的機構[21]）的那些少年。他們五歲就可以加入組織，並必須接受三個月的愛國主義和品德教育，其內容以瑣羅亞斯德教的訓導和居魯士大帝的生平為基礎，旨在使他們效忠萬王之王。之後還有三個月的課程，其內容主要是保持身體健康和增強體力。接下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訓練。在這一系列教學結束後，成績優異者將得到國王的親自嘉獎。

在他統治的最後兩三年，大流士無法安享自己構建的江山，被迫著手應對“埃及問題”。儘管他已經被埃及民眾接納並加冕為法老，而且根據史學家記載，埃及在他的治理下國泰民安，並重現經久不見的繁榮景象，但人們對舊時代和被廢法老的懷念卻沒有因此消退[22]。一些暴動相繼爆發，一個名叫卡比沙的人（可能是利比亞裔）自稱法老。混亂的局勢逐漸蔓延至昔蘭尼加，大流士於是下令組織了一支遠征軍，並決定親自領兵。但他的去世將令這一討伐計劃提前終止。

公元前486年，六十五歲的大流士在三十五年的統治後因病離世。他的遺體經過埃及和巴比倫專家用防腐香料處理後被移入距離他在波斯波利斯王宮不到十公里的一個岩石墓穴中，這個位於帝王谷的陵寢共容納了四座阿契美尼德王室的墳墓。大流士選擇將自己的墓建在這個引人冥想的地方，直至今日我們仍可以前往探訪。墳墓的石刻浮雕有對他生前功績的描述，除此之外他還在上面號召他的臣民忠誠、順從，敦促他的繼承者不要向不公正妥協。他將自己塑造成扶弱濟貧、對抗權威的形象，並呼喚阿胡拉·瑪茲達保佑他的家族和祖國。

伊斯蘭革命期間，大阿亞圖拉霍梅尼命令法官拉薩迪克·哈勒哈利去搗毀波斯波利斯，所幸當時被任命的總理邁赫迪·巴扎爾甘[23]竟部署軍隊保護了這座古蹟。自那時起，伊朗考古部門就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護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遺址。

大流士的統治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成為締造伊朗民族認同的另一個神話，是“居魯士和大流士子孫”眼中祖國昔日輝煌的象徵。

---

註釋：

[1] 參閱Christiane et Jean Palou, La Perse antique, Paris, PUF, coll. «Que sais-je?», 3e édition, 1978, p.3。為了直觀地展現自己的功績，大流士以高大的形象出現，一隻腳踏在“假冒的巴爾迪亞”身上，身後跟隨著兩名武裝軍官，周圍另有九名俘虜。

[2] 在過去的歐洲君主制背景下，我們會說：“君權神授。”

[3] 哈桑·克胡博—納扎爾教授偏向於阿託莎。阿卜杜勒·侯賽因·扎林納—庫博則不做選擇。但對於大流士是居魯士的女婿以及其繼承人是居魯士外孫這一點不存在爭議。

[4] 參閱René Maheu et Jean Boissel, L’Iran, pérennité et renaissance d’un empire ,Paris, Éd. Jeune Afrique, 1976, p.189。《以斯帖傳》提到了帝國的一個首都蘇薩曾有龐大而具有影響力的猶太社群存在的記憶。

[5]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26頁）提到了帝國的“自然邊界”。

[6] 參閱Pierre Briant, Darius, les Perses et l’empire, Paris, Gallimard, coll. «Découvertes»,1992, p.89—90。伊朗史學家（參閱Abdollah Razi, Histoire complète de l’Iran, Téhéran, Éd.Eghbal, 1982, p.28; 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61頁）都贊同這一觀點，一些歐洲學者因為受到歐洲神話傳說影響太深，對此觀點不以為然。

[7] 根據希羅多德的陳述，法老尼科二世曾有意在公元前600年間對運河進行修復，但鑑於成本過高而半途而廢。

[8] 參閱Pierre Briant上文引用著作和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

[9] 參閱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 A History of Egypt, vol. 3: From the XIXth to the XXXth Dynasties, Boston, USA,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p.366; Barbara Watterson,The Egypti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7, p.186。

[10] 參閱Armin Aréfi, «Quand Persépolis était le phare du monde»,Le Point, 21—28 décembre 2017, n° 2364—2365; Frédéric Garnier, «Persépolis»,Géo-Histoire, octobre-novembre 2017; Yves Bomati, «Persépolis retrouvée»,Revue Grands Reportages, n° 206, mars 1999。

[11] 參閱Pierre Briant,Darius…, p.140。

[12] 作為比較參考，凡爾賽宮的鏡廳長73米，寬10米，高12米。

[13] 在阿富汗、塔吉克、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庫爾德地區也慶祝納吾肉孜節……

[14] 在1971年10月18日的波斯帝國建立紀念活動中，伊朗士兵穿著古代王朝的服裝在伊朗最後一位沙王和全世界國家領導人面前列隊走過，以反映伊朗昔日的強盛。

[15] 這個詞很明顯是對他名字的呼應，但它也令人想起波斯語中“財富”和“財產”兩個單詞。大流克上鑄有大流士的人像，像上他單膝跪地，手持一副弓箭。

[16] 參閱John E. Curtis et Nigel Tallis (dir.),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7]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71頁。

[18] 參閱Pierre Briant,Darius…，上文引用著作，第125—126頁。

[19]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一卷，第148—156頁。

[20] 1925年4月4日，加州大學亞洲學院院長亞瑟·波普的主題演講。

[21] 為保護國王而設立、擁有一萬名精銳士兵的常備軍。這一機構一直延續至阿契美尼德王朝結束，並在薩珊王朝統治下以另一種更小規模的形式重現。薩非王朝的阿拔斯大帝又重建這一部隊，隨後伊朗總理大臣阿米爾·卡比爾在19世紀為國王納賽爾丁沙配備了一支類似的私人護衛隊。在最後幾任沙王的統治下重現後，這一機構被伊斯蘭革命廢除。

[22]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61頁。

[23] 從1979年2月5日至1979年11月5日任伊朗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