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一個橫跨十二個世紀的帝國

第三章

“歷史上第一份人權宣言”

在他的家鄉“波斯”，居魯士（伊朗人稱呼他Kouroche，而不是Cyrus）在安善王國樸素的“王宮”中長大。色諾芬在複述他的傳奇時提到了他那反射著無瑕靈魂、充滿仁慈的俊美面容。他的父親——“小”國王岡比西，他的母親——曼丹妮王后，以及他那些老師都給他灌輸瑣羅亞斯德教的道德準則，將他培養成一個優秀、公正、強大的國王。到了成年時期，他得到了紮實的軍事培訓，成為一個出色的騎手、弓箭手、擊劍手，以及經驗豐富的戰略指揮者。與此同時，他在團結互助、尊重他人和人人平等方面的價值觀也逐步形成了。

他已經完全具備了統治者的素質，但耐心謹慎的他仍在外祖父傳召他時前往埃克巴坦那覲見，以示服從和尊重。他次次都安然無恙地返回，並掌握了有關這個江河日下、渴望復興的帝國各方面的情況。

公元前559年岡比西的離世開啟了居魯士的統治。即位後，他迎娶了一位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公主卡桑達恩，並與她育有多個孩子，其中包括他的王位繼承人岡比西二世、羅克珊娜和阿託莎，後者日後將與大流士大帝成婚，並生下居魯士的孫子薛西斯一世，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這是一條關鍵的血脈鏈條。

時年二十歲的居魯士身邊集結了一批年輕的波斯騎士，他定期刺探情報，獲取日漸衰敗的阿斯提阿格斯宮廷的資訊。對阿斯提阿格斯多年來一直深懷仇恨的哈爾帕格也在等待背叛他的最佳時機，併成為居魯士最熱忱的擁戴者之一。他甚至請求居魯士發起叛亂，好解放米底王國。畢竟，居魯士因他母親的關係也是一位米底王子。

阿斯提阿格斯雖然從自己的間諜那裡聽到一些風聲，但並未破解其中的秘密，為了試探他的外孫並確認此附屬國對自己這個君主的臣服，阿斯提阿格斯傳召居魯士到埃克巴坦那覲見。這次，居魯士放肆地答道：“是的，阿斯提阿格斯，我即將來到你的宮殿，甚至比你期望得還要快。”面對這一被他視為辱罵的回答，阿斯提阿格斯立刻派出強大的遠征軍，以剿滅這個無法無天的“小國王”，並委任……哈爾帕格為大軍統帥，而後者終於得到報仇雪恨的機會。接下來的情節不難猜想。當兩軍相遇——一支較弱，但士氣高漲，另一支裝備精良，人數更多，幾乎所有米底士兵都跟隨他們的指揮官臨陣倒戈，歸順了居魯士。得知這一背叛，憤怒的阿斯提阿格斯重新集結了一支軍隊，由他親自率領。但於事無補，他很快戰敗被俘。

等待他的是怎樣的下場呢？根據戰爭慣例，他應該被處死或賜死。儘管居魯士對這個陰險血腥的外祖父極其反感，但還是赦免了他，賜予他與其身份相稱的待遇。鑑於他仍具危險性，居魯士為他指定了一處寢宮，並派人日夜看守。

居魯士的仁慈舉動既出於他所接受的浸潤著人道主義的教育，也出於一種政治考量。與其迫使米底人服從他的統治，他更希望使他們心悅誠服，以建立一個各個不同服飾和宗教的種族都能和平共處的“世界帝國”。實現他這一政治藍圖的第一環節，便是米底人與波斯人在同一疆域內的融合。

如此，這位波斯米底人（大家從此如此稱呼他）對埃克巴坦那的遠征變成一場勝利大進軍。沿途的各個宗族和部落都歡迎他的到來，加入這位“雅利安人的統一者”的隊伍中。在橫穿埃蘭國土時，居魯士宣佈除了他原有的都城帕薩爾加德以外，蘇薩將是他的第二個都城[1]。當他在勝利的歡慶中進入埃克巴坦那時，他宣佈這將是他的第三個都城。他作為安撫者與召集者的名聲早已傳入阿斯提阿格斯的舊都，令他的駕臨盛況空前。在這最好的預兆下，居魯士的輝煌將持續三十年。

埃克巴坦那的淪陷既不是一個秩序的崩潰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崩潰，而僅僅是“一個王朝的更替[2]”。居魯士保留了原有的核心架構，米底的整個行政系統、宮廷、傳統、文化均維持原狀。祭司們可以繼續開展他們的宗教活動。宮廷和行政語言也沒有改變，它與波斯語的差別本也不太大。波斯人還模仿米底人——所以也就是埃蘭人——的著裝方式。兩個王國的統一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一個全新的波斯米底文明就此形成。“權力過渡如此平靜，以至於周圍的鄰邦以為米底國中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只不過是一個比阿斯提阿格斯更加野心勃勃、兇悍狂暴的新國王剛剛掌權罷了[3]。”

這些“鄰邦”想錯了。在妥善安置了新政權後，居魯士將目光投向了世界帝國藍圖的第二個環節：富足的呂底亞。那裡的君主是他的舅公克羅伊斯（前560—前546年在位），邁爾姆納德王朝（前685—前547年）的第四任國王，梭倫[4]和泰勒斯的學生。自從三十五歲即位以來，他使他的國都薩第斯憑藉其商路交叉口的地理位置成為一個強大的金融城市，當然，這也多虧湍流從“金山”特摩羅斯山衝下來的大量金沙。這種金屬為他引來了包括斯巴達在內的一些希臘城邦以及埃及等眾多盟友，並令“呂底亞成為架在東西方之間的收費橋[5]”。與其他鄰邦不同，克羅伊斯對居魯士的崛起十分擔憂，因為他從中看到地區的不穩定因素，於是不顧他們之間的王朝聯姻[6]和他作為居魯士舅公的情分，克羅伊斯首先發起挑釁。儘管德爾斐神諭告誡他，他的進攻將導致一個大帝國的覆滅，但出於對神諭的誤讀，他決定與希臘、塞普勒斯、埃及和巴比倫組建聯盟，所有這些盟友都承諾會對他提供援助。在公元前547年的一些小勝仗後，克羅伊斯於公元前546年與居魯士的主力軍隊在卡帕多西亞的普泰里亞[7]交鋒。埃及法老承諾的十二萬人援軍始終沒有兌現，而居魯士的軍隊卻創新地採用了呂底亞人從未見過的動物——駱駝，以及一百多駕每駕由兩名弓箭手駕馭、由披甲戰馬牽拉的戰車，這一切加速了戰爭的終結。克羅伊斯感覺情勢不妙，於是趁即將到來的冬季休戰期，放棄卡帕多西亞，退守國都薩第斯，以為憑藉城牆的防守便可高枕無憂。然而，居魯士卻出乎意料地無視預計的休戰，帶領大軍朝他挺進。驚慌失措的呂底亞人亂了陣腳，被迫在他們都城周圍的平原上作戰，不堪波斯米底人的重創，他們退回至薩第斯城內，以為這座背靠峭壁的堡壘之城固若金湯。然而居魯士計程車兵利用城牆上的一處縫隙殺入城內，迫使克羅伊斯逃進神廟避難。在十五天的鏖戰後，克羅伊斯終於於公元前546年12月7日投降，並請求面見戰勝者。

對克羅伊斯投降後的幾個小時，後世有多種敘述，但常常臆想多於現實，浪漫超出歷史，在傳奇與“黃金題材[8]”之間搖擺。儘管如此，克羅伊斯逃過了呂底亞懲治戰敗者的傳統習俗——根據這一習俗，戰敗者必須被火燒死以清洗他的失敗和在眾目睽睽下的恥辱。多虧了居魯士，他讓這位失勢的國王做他的參謀，並像對待阿斯提阿格斯那樣善待他。克羅伊斯在距埃克巴坦那不遠的地方獲得了一處領地和親王的宅邸，並攜家眷和貼身侍衛一同居住[9]。

在政治規劃方面，他將豐饒的呂底亞變成他帝國的一個省，並像被他征服的米底一樣，將呂底亞的行政系統全盤保留，只不過將一名波斯人任命為總督，其協管助手為一名呂底亞人，負責商貿活動。如此，戰敗國在這一事變後既沒有遭受羞辱，也並非完全屈從於他人。這是一種政治手段還是新的意識形態？時間將證明二者可以兼而有之。

征服巴比倫是居魯士的下一個目標[10]。在迎接這一宏大的挑戰以前，他先征服了敘利亞和大馬士革，以及居民大量流失的猶太王國，鑑於當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將其居民成批流放至巴比倫[11]。

居魯士心之所向的這個巴比倫早已不是尼布甲尼撒統治下的那個輝煌的巴比倫了。但它仍是一個權力與魅力的宏大象徵，並保持著對美索不達米亞的控制。作為“古時的紐約[12]”，它始終是重要的商隊中心，與薩第斯相當的貿易集散地。巴比倫從商貿活動中賺取了巨大財富，但其社會的極端不平等與這巨大的財富總量形成鮮明的反差。這裡腐敗猖獗，統治階級上上下下和眾多馬爾杜克——漢穆拉比強令巴比倫帝國臣民崇拜的大神——神職人員都涉及貪汙受賄。這裡士氣低落，民怨沸騰，當居魯士二世發起巴比倫征服戰時，他的聲譽讓一部分巴比倫民眾重拾希望。

當時，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女婿那波尼德正在統治著這座城市。在對權力失去興趣並將本地的神祇一一逐出城外（為此他被冠以大逆不道之名）後，追求孤獨默禱的那波尼德退隱到坐落在其都城和孟菲斯之間的泰馬，這令民眾十分擔憂，因為他將攝政權交予他的兒子伯沙撒（又叫巴爾達查），後者尤其以他對女色和物質財富的追求而著稱。面對波斯米底的威脅，那波尼德決定返回巴比倫。這座城市為他的歸來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但這無法令人忘記國家所陷入的危機。此外，一股支援居魯士的力量已經發展壯大，他在征服埃克巴坦那和薩第斯時所展現的寬厚仁慈更助長了這股力量。

獲知這一情況後，居魯士於公元前539年越過底格里斯河，帶領大軍朝巴比倫進發。他選擇蘇薩的前總督，巴比倫人戈比亞斯作為先遣部隊的統帥[13]。為了讓民眾放心，或是為表現對其統帥更大的信任，他讓他的親生兒子，王儲岡比西協管軍隊。

位於底格里斯河畔，與未來的塞琉西亞對望的俄庇斯是兩軍首次交鋒的舞臺。在兩日的血戰後，由叛逃的敵軍將士不斷擴充的居魯士軍隊殺到了名為“米底牆”的城牆前，這一防禦工事是尼布甲尼撒為抵禦外敵入侵在距巴比倫幾鏈[14]的地方主持修築的。聽到這一訊息，因害怕落入敵軍之手，那波尼德再次將守城的任務丟給他的兒子伯沙撒，自己則離開巴比倫向著阿拉伯的領土逃去。得知他的逃逸，居魯士立刻帶上一支精銳部隊緊追過去，並將他擒獲。隨後，居魯士賜予他一個榮譽頭銜，並將他發往卡曼尼亞（今天的克爾曼）。他將在那裡的舒適流放中了此一生[15]。

解決了那波尼德，居魯士還剩下一個最棘手的問題：攻克巴比倫。面對他速戰速決的迫切心情，戈比亞斯向他提議利用橫穿巴比倫的幼發拉底河[16]，只要降低水位，便可從河床潛入城內，如此那些高聳的防禦工事便成了擺設。在實際操作上，需要在城外挖出多個蓄水池，以便在既定時間將河水引入池中，使河床乾涸。居魯士為這個別出心裁的主意折服，決定採納這一建議。經過多日的秘密挖掘，一條巴比倫人始料未及的通道於夜間為入侵者開啟。戈比亞斯和他的手下潛入了這座酣睡中的城市。只有王宮還在迴響著縱情狂歡的吵鬧聲，伯沙撒儘管對局勢隱隱擔憂，卻還是邀請了上千名賓客前來赴宴，美酒流淌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從耶路撒冷聖殿搶來的黃金和白銀酒器中。居魯士的命令清晰而明確：“攻城行動要像夏夜橫掃乾燥草原的大火一樣迅速！”他的命令得到了執行。面對這些不速之客，措手不及的王宮衛兵進行了奮勇的抵抗。當混亂蔓延到宴會廳時，伯沙撒還沒來得及獲知騷動的原因，戈比亞斯便給了他致命一擊。

那波尼德的巴比倫就這樣滅亡了。世界上最大的城邦如“紙牌壘成的城堡”一般轟然倒塌，幾乎沒經過什麼戰鬥就落到了居魯士的手中。透過這一領土的併入，他締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帝國。

十七天後，即馬西班月三日（10月3日），在民眾已經恢復日常生活、俘虜得到釋放、無人遭受一絲冒犯的情況下，居魯士舉行了盛大隆重的進城儀式。他與兒子岡比西對巴比倫的保護神以及王國其他城邦的神祇完成了祭拜大典，以此安撫馬爾杜克和其他神祇的祭司。死去的那波尼德日後也得到了厚葬。對居魯士來說，這是一個體現他全新管理模式的機會：沒有征服者，也沒有被征服者，有的只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互尊互敬基礎之上的持久聯合，而他將是這一切的象徵和保人。

正是古人給我們留下的這些仁慈寬厚的形象鑄造了“解放者”居魯士的傳奇。一些史實很可能融合了早期的傳奇，又由希羅多德和其他編年史作者轉述出來。對此皮埃爾·布里昂做出了相當中肯的評價：“以這些文字為基礎，構建出一個具有模範形象的居魯士，這非常符合猶太文學的做法。在古希臘的傳統文學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特別是在色諾芬的作品中，被征服的族群都對居魯士的統治‘心悅誠服’（《居魯士的教育》第1卷，第1章，第4段；參照狄奧多羅斯史書第9卷，第24段）。因那波尼德對神不敬而群情激憤，巴比倫人甚至會在他們祭司的帶領下自願向有道義的國王居魯士開啟城門，接受這位‘解放者’的統治。這種傳統的表述與波斯的官方宣傳想要塑造的形象如此吻合，令人不禁生疑。[17]”

誠然，居魯士公元前539年的閃電勝利有賴於他果敢的個性、快速的決策、急切的求勝心態和敢於冒險的風格，這一切使他成為一個朝氣蓬勃、目光遠大（即將放眼世界）的年輕君主。然而，正如皮埃爾·布里昂指出的：“公元前540至公元前539年的戰爭恐怕只是一系列敵對行為的最後階段，而我們卻很遺憾地對這一系列敵對行為的細節一無所知。這也意味著，公元前539年巴比倫一役的速戰速決或許只是一種幻景。”逃避職責、對神不敬的那波尼德與虔誠的居魯士之間的對比，至少與翹首期盼“解放者”並很快臣服的民眾一樣令人難以置信。“波斯國王居魯士在盛大的慶典中進入巴比倫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巴比倫人對他的歸順毫無保留；在其形式和方式上——與亞歷山大公元前331年進駐巴比倫十分相似——更像是被征服的城市被迫履行對新主人表忠心的義務。”

上述的所有論點當然都只是一些假設。但鑑於對居魯士的描述趨向聖徒傳記，而民族認同感通常建立在聖徒傳記的基礎上，所以這些假設似乎是站得住腳的。龍塞斯瓦列斯隘口戰役中的羅蘭難道不是整個法蘭西民族眼中英勇無畏的象徵？拿破崙的武功對於榮軍院的擁戴者是如此偉大光輝，但對被征服甚至被消滅的民族來說，他們是否能有同感呢？對於居魯士，民族的功勳使他在一片遼闊疆域上實行的霸權成為正當，同時使他得以弘揚一種世界主義和我們後來所說的“人文主義”精神。而這種精神被很多評論家竭力強調。

儘管如此，上述觀點並無意掩蓋那些理應歸功於居魯士的大膽創新和造福社會的決策的歷史事實。

但在巴比倫，居魯士沒有做任何改變。“巴比倫的整套系統（在他看來）過於複雜、脆弱，使他無法在眼下嘗試任何結構上的改革。[18]”將戈比亞斯任命為巴比倫總督後，他下令將那波尼德逐出的本地神祇都請回他們各自的神位，並在這些城市恢復原有的宗教。他想要向被征服的民眾表明外國的神並不比他們自己的神更好，他們有權繼續崇拜自己的神。這些使宗教聖地免受搗毀的原則被刻在泥版上，並將指導建立一套在尊重信仰和保護聖地基礎上的帝國宗教政策。

隨後，居魯士封兒子岡比西為巴比倫國王，其統治疆域涵蓋敘利亞、巴勒斯坦和腓尼基。這一帶有象徵性的政治舉措使他自己得以自稱“四方之王”，這一四方到當前為止包括美索不達米亞、波斯、米底、埃蘭、呂底亞、敘利亞和猶太。戈比亞斯去世後，另一位曾在那波尼德手下任職的巴比倫人被授予這個城市的總督職位。

居魯士此刻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遠，投向埃及。但他選擇先解決希伯來人的生存問題，這些人自公元前597年、公元前586年和公元前581年三次被流放到巴比倫後一直期待著他們的先知預言的解放者[19]。事實上，巴比倫被居魯士征服後，壓迫猶太族群的規定已經被取消。他們已經自由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透過手工勞動和商貿活動成功緻富，並不願放棄自己在這裡精心建立的商業網路。而另一些人的心中卻只有一個渴望：回到祖先的土地，他們的家鄉，重建耶路撒冷聖殿。新政權賦予每個人選擇自己命運的權利。選擇離開的人用了兩年時間準備重返聖地之旅。到了商定好的出發日期，大篷車隊朝著同在阿契美尼德統治之下的猶太方向浩浩蕩蕩地駛去。根據伊朗史學家羅昌嘉爾的敘述，返鄉隊伍中包括四萬兩千三百六十名希伯來人，另有七千三百三十七名男女僕從和奴隸。熱拉爾·以色列在這一基礎上補充有八百三十六匹馬、二百四十五頭騾子、四百三十五頭駱駝和六千七百二十頭驢，用於馱運富人的行囊。此外，遵照居魯士（從此以後被希伯來人稱為耶和華的“受膏人”[20]）的命令，洗劫耶路撒冷時搶掠的那些金銀餐具將一律歸還。他還向他們發放了足以維持到迦南的食物。最後，居魯士下令重建耶路撒冷聖殿，且費用由他承擔。這一工程於公元前536年啟動，直到公元前515年3月12日大流士大帝統治期間方才竣工。

這一時期開啟了伊朗人與希伯來人之間的長久同盟，一直持續到7世紀薩珊王朝被穆斯林軍隊推翻，隨後其友誼多次重建，直到巴列維王朝。

結束了大型征服戰，居魯士決定返回埃克巴坦那，鑑於由不同語言、文化、傳統、宗教的國家組成的這個帝國內部實在是千差萬別，多元複雜，他急需將帝國的組織架構落實到位。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要將多元的族群融合到一種後來所謂“共同體”（Koine）[21]中來。如此，他將國土以行省劃分。在此之前，岡比西獲封巴比倫尼亞及其附屬地區國王，許斯塔斯普被任命為包含希爾卡尼亞和安息的東方“雅利安人”之地的管理者，帝國的其他區域都保留了原有的君王。居魯士作為“四方”之王、“萬王之王（Shah-in-shah）”，負責整體的協調統一。每個省、每個君王都擁有自己的宮廷、自己的行政秘書處、自己的財政部和自己的軍隊，不過統帥軍隊的將軍需要居魯士的首肯方可得到任命。鑑於這些官職都不是世襲的，每人都需要憑自己的才能贏得他的信任。所以這可以看作帝國的一種量材錄用體制。一些監察御史，作為“國王的耳目”每年進行巡視，然後向居魯士彙報，以確保總督們都恪盡職守。一套由日夜兼程接力傳書的信使組成的極其高效的通訊網路保證了各個區域與中央權力之間的溝通。

為尊重帝國內的語言多樣性，亞拉姆語被指定為官方語言。鑑於地方政府有權用本地語言起草報告，因此帝國選派了一些“中間人”，負責翻譯和傳達這些報告和居魯士下達的命令。

在軍力方面，帝國擁有五萬正規軍，在“四方之王”的徵召下，帝國各個民族都有義務向中央政府增補足夠的新兵。

整個帝國是在將多元化與實地情況統籌考慮的情況下精心建立起來的。伊朗帝國就此誕生，鑑於居魯士本來是波斯國王，其他國家便將之稱為波斯帝國。它將存續到7世紀阿拉伯入侵，並在隨後的日子以各種形式再度崛起。

當前是將征服巴比倫和解放希伯來人時所宣佈的治國方針制度化的最佳時機。人們可以在居魯士圓柱上讀到這一內容，這件長23釐米的黏土文物在歷史上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22]，其上的楔形文字撰寫於公元前538年。圓柱是大英博物館組織在馬爾杜克主神廟原址上進行挖掘時，由英籍的亞述後裔考古學家霍爾木茲德·拉薩姆於1879年3月發現的。於是，它至今仍收藏於大英博物館。

圓柱上的文字部分首先介紹了居魯士的家譜，接著是對巴比倫征服戰的簡要敘述，其中暗示了對希伯來人的解放[23]，但對於這一點考古界存在爭議。圓柱上特別突出了幾條政治方針和道德準則：所有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崇拜任何東西的自由，自然因此擁有信仰自由。他還在文字中宣佈對私有財產的尊重：“我命令，任何房屋都不得被拆毀，任何居民都不得被掠奪。”居魯士為他和平維護者的身份而自豪：“我使天下四方得以生活在安定和平之中……”

它是像伊朗主流觀念認為的和伊朗國家領導人常常提起的歷史上“第一份人權宣言”嗎？誕生於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其上宣示的原則在那個對這些理念頗為陌生的古老年代，以其創新精神獨樹一幟。有些人將《漢穆拉比法典》[24]與之相提並論，但這一以282個法條彙編為主要內容的典籍卻與之相去甚遠。居魯士圓柱上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和道德層面。撇除那些顯而易見的聖徒傳記性質的敘述，它所包含的反奴役、尊重人民信仰和生命財產安全的宣言所表達的立場堅定而又罕見。

對伊朗人來說，居魯士圓柱具有一種象徵意義。伊朗最後一位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曾在1970年舉行的隆重儀式上向聯合國贈送了一件複製品。他也曾在1971年波斯帝國成立兩千五百週年的慶典上對其詞句和普世價值進行了讚頌。2010年，大英博物館同意將其出借給伊朗。居魯士圓柱的到來在德黑蘭成為一件空前盛事。它在首都機場受到了“官方”迎接。數十萬人聚集在從機場到伊朗國家博物館的道路兩旁，鼓掌歡迎。展覽於2010年9月12日由伊斯蘭共和國總統主持開幕，在展期延長一次後，終於2011年4月11日閉幕，觀展人數超過五十萬。這一具有象徵性的文物已經變為一件人們競相崇拜的聖物。

完成了對巴比倫的征服和“世界帝國”的構建後，居魯士回到了帕薩爾加德。他在那裡修建了自己的王宮，儘管日後被亞歷山大大帝摧毀，但其恢宏遺蹟留存至今。他還命人為他建造了雄偉的陵墓，對此那位自稱希望與他——至少在建立世界帝國的慾望方面——旗鼓相當的馬其頓征服者沒敢妄動。

這時，居魯士的目光轉向了輝煌的埃及，這個至今尚未被戰爭波及的帝國。他命他的兒子王儲岡比西為遠征進行準備。同時，定居在裡海與鹹海之間勇猛粗野的馬薩格泰人部落騷動頻發。他們由一位女王托米麗絲領導，當時女王的丈夫剛剛去世。居魯士的妻子卡桑達恩也在不久前亡故，於是居魯士便向托米麗絲求婚。面對後者的拒絕，他決定出兵“平叛”這一位於其帝國邊境的地區。這真是大錯特錯。托米麗絲的兒子在被居魯士羈押後自殺身亡。氣得發瘋的托米麗絲將兒子的死歸罪於居魯士，並集結了所有兵力對萬王之王發起進攻，居魯士戰死沙場。但恐怖並未就此止歇，根據希羅多德的敘述：“托米麗絲命人將一隻革囊盛滿人血，並在波斯人的死屍中找到居魯士的遺體。接著，她命人將居魯士的人頭浸入囊中，在褻瀆其遺體的同時她說出這樣的話：‘是的，我仍然活著而且獲得了勝利，而你，敗在了我的手下，因為你用卑劣的計策讓我兒子離我而去。但我會讓你飽飲鮮血。’[25]”

就這樣，“最偉大的征服者和最慷慨寬宏的人[26]”於公元前529年逝世。岡比西將居魯士的遺體帶回帕薩爾加德，將其葬在居魯士為自己修建的陵墓中。

這一雄偉壯觀的建築在數世紀後仍屹立不倒，並像圖斯的菲爾多西陵墓一樣成為朝拜的聖地。每到“居魯士紀念日”，特別是納吾肉孜節，即伊朗新年時，數千伊朗民眾依照古老的傳統習俗前往祭拜，希望在聖地開始新的一年。

居魯士大帝的故事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宗教寬容，以及他對包括被征服族群在內的所有人的信仰和財產的尊重，這一切使他成為“伊朗性”的傳奇締造者之一。誠然，他那東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27]、覆蓋了中亞和裡海以西、方圓八百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帝國疆域至今仍令人驚歎，但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本身更加使人著迷。

伊朗人，特別是年輕人——儘管對這兩個歷史人物的生平細節知之甚少——習慣自稱為居魯士和大流士的兒女或後代（法爾贊德）。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引以為豪的理由，也是與他們的過去不可割裂的聯絡，一段使他們可以創造未來的記憶。

---

註釋：

[1] 他和他兒子岡比西都從未在此居住。首位在此長期居住的君主是大流士一世。

[2]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07頁。

[3] 參閱Gérard israël, Cyrus le Grand, fondateur de l’Empire perse, Paris, Fayard, 1987,p.127—128。

[4] 梭倫（前638—前559年），雅典政治家和立法者，常常被視為古希臘民主的建立者，與哲人和學者米利都的泰勒斯（約前624—前547年）等並稱為“希臘七賢”。

[5] 參閱Yves Bomati et Houchang Nahavandi上文引用著作，第48頁。

[6] 參閱上條。

[7] 參閱Kevin Leloux, «La bataille de (la) Ptérie. La Lydie face à la Perse (ca. 547 av. J.-C.) », in actes du 9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des Cercles francophones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Belgique, Liège, 23—26 août 2012, t. III, vol. 2, 2017, p.407—415。

[8] 埃德加·富爾的提法。阿卜杜勒·侯賽因·扎林納—庫博（上文引用著作的第116—121頁）對此做出了非常透徹的批評分析。

[9] 克羅伊斯作為備受傾聽的參謀，在陪伴居魯士近三十年後，到居魯士死後岡比西統治時期才去世。

[10] 根據巴比倫的史料記載，這個想法於公元前546年萌生，並於公元前539年實現。

[11] 參閱下條。

[12] 參閱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24頁。

[13] 色諾芬在《居魯士的教育》（第四章，第6節，1—11段）中提到了戈比亞斯：那是一個渴望為自己兒子復仇的亞述人，那波尼德曾因嫉妒那個少年出色的狩獵成績而將其殺害。

[14]鏈，舊時計量距離的單位，約合200米。

[15] 參閱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在《駁斥阿比安》（第一章，第150—153段）中對這一史實的敘述。

[16] 參閱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一章，第190段）。要對這一戰爭的東方史料有更多瞭解，請參閱W. W. How et J. Welle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Appendice I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參閱Pierre Briant上文引用著作。也可參閱Dominique Briquel的一篇文章«Sur un passage d’Hérodote: prise de Babylone et prise de Véies»,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Budé, Paris, 1981, p.293—306。

[18] 參閱Gérard Israël上文引用著作，第241頁。

[19] 參閱《以賽亞書》第44章28段：“論塞魯士（居魯士）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一個名叫居魯士的人將征服巴比倫並解放猶太人。）《以賽亞書》第44章第27段：“對深淵說：‘你幹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幼發拉底河將乾涸，讓居魯士的軍隊得以透過。）《耶利米書》第51章第30段：“巴比倫的勇士止息爭戰。”

[20] 參閱《以賽亞書》第45章第1段：“我耶和華所膏的居魯士，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

[21] 古希臘詞，用於稱呼從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到公元前1世紀在地中海盆地周圍形成的希臘化社群。

[22] 參閱John Curtis, The Cyrus Cylinder and Ancient Persia，由Neil MacGregor作序，居魯士圓柱由Irving Kinkel翻譯，2013年由大英博物館授權於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2月25日在印度孟買希瓦吉國王博物館展出，參閱W. Eilers, «Le texte cunéiforme du cylindre de Cyrus»,Acta Iranica, t. II, 1974。

[23] “至於巴比倫的居民，他們受到並非天意的壓迫，我已減輕了他們的疲勞，讓他們擺脫了束縛。”（http://www.livius.org/a/1/mesopotamia/cyrus_cylinder_scan.pdf）。

[24] 《漢穆拉比法典》是刻在多個石柱上的法律彙編，其中一個石柱被收藏在盧浮宮。該法典主要涉及私法與刑法問題，特別是“報復法”的執行問題。漢穆拉比是巴比倫第一帝國的創立者，其統治時期為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

[25] 對於居魯士大帝的死亡背景，某些史學家稍有不同看法。參閱在美國出版的波斯語文化月刊上刊登的M. Bouroumand, «Regards sur les Achéménides, I, Le Règne de Cyrus le Grand et sa capitale, Pasargades»,Azadi, n° 102, juillet 2018, p.251 sq。

[26] 參閱Guy Rachet, Le Soleil de la Perse, Paris, La Table Ronde, 1992，題詞部門。

[27] 參閱D. Rochangar，上文引用著作，第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