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1929年以前歐洲的革命與和解

我們未能將布林什維主義扼殺在萌芽狀態中，未能透過某種手段將當初已屈服了的俄國引入正常的民主制度之中，如今這已成為我們的重負。

——溫斯頓·丘吉爾，1949年4月1日

正當殖民地世界處於民族革命的痛苦中時，歐洲本身則充滿著社會革命。在整個歐洲大陸，舊秩序正受到懷疑，部分是因為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創傷，部分是因為俄國革命的影響。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歐洲歷史主要是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之間進行鬥爭的歷史。在蘇俄，共產主義在經歷數年內戰和外來干涉之後正在勝利地興起。在中歐，革命力量遭到鎮壓，各種非共產主義政權，從德國的自由魏瑪共和國到匈牙利的右派霍爾蒂政府，再到義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國家，已相繼出現。西歐未曾遭到如此猛烈的動盪，然而，即使在西歐，傳統的議會機構的權力也因經濟困難、大規模失業和內閣不穩而被濫用。到20世紀20年代末時，秩序似乎正在歐洲得到一定的恢復：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人口在減少，各種國際問題似乎也因《道威斯計劃》《洛迦諾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蘇聯致力於五年計劃而非世界革命而獲得解決。歐洲正在恢復到正常狀態，或者說看起來如此，直到大蕭條促成並導致了系列的國內和國際危機，並最終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

布林什維克於1918年3月3日簽訂了條件苛刻的《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見第三十六章第四節），希望最終能從戰爭轉到建立社會新秩序這一更合意的任務上來。但是，他們卻註定要再打三年仗，以對付反革命和外來干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進行反革命的是有產階級的成員——軍官、政府官員、地主和商人——他們出於種種明顯的原因而希望擺脫布林什維克。不過，各種非布林什維克左派的成員也同樣熱衷於反革命活動，他們中要數社會革命黨人人數最多。他們在需要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上同布林什維克意見一致，但卻非常憎恨布林什維克在革命最終到來的時候壟斷革命。他們視布林什維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變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為1917年11月25日選出的立憲會議中，布林什維克只佔175席，而社會革命黨人則佔到370席，其他各黨派代表佔159席。因此，非布林什維克左派帶頭組織地下反對活動，而右派分子則領導軍隊進行從哥薩克地區開始的公開叛亂。

圖260 蘇聯內戰期間，饑荒籠罩著農村。這是一組營養不良的兒童在擺好姿勢拍照。

這些反布林什維克集團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援和援助，後者這樣做是出於各種原因，如布林什維克為了世界革命所展開的強硬運動。布林什維克將外國財產收歸國有和拒付外債的做法自然也使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對其持敵對態度，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幫助干涉勢力和反革命力量。

在這些情況下，俄國邊境地區——阿爾漢格爾斯克-摩爾曼斯克北部地區、波羅的海諸省、烏克蘭、頓河地區、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在《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簽訂後不久便成立了幾個反革命政府。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戰線得到西方提供的軍事顧問和小股分遣部隊，還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和軍用物資。起先，布林什維克遭到一個又一個失敗，其原因僅在於舊的沙俄軍隊已四分五裂，尚沒有別的力量可以取代。國防人民委員列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紅軍。到1918年年底時，人數約達50萬。當全國各地發生叛亂、協約國軍隊在沿海地區登陸時，這支軍隊只得不時在24條不同的戰線上作戰（見第744頁地圖28）。

直到1921年，內戰和外國的侵略一直都還在一起蹂躪俄國。但令人意外的是，最後紅軍卻出於各種原因取得了勝利。也許最重要的原因是，布林什維克在爭取農民群眾的支援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布林什維克已經說服俄國農民贊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大多數農民對紅軍和白軍都極其不滿，他們寧願獨自待著。但在不得不作出選擇時，他們常常決定支援紅軍，他們認為，紅軍站在他們這一邊，允許他們保留從地主那裡奪得的土地。

農民和布林什維克

英國工黨秘書C. R. 布克斯頓於1920年6月訪問了俄國。他的關於俄國農民態度的報告，解釋了布林什維克取勝的原因，儘管他們只佔俄國總人口的少數。*

接待我的主人名叫亞歷山大·彼得維奇·埃米連諾夫。他屬於俄國的“中農”，他們佔全村人口的絕大多數。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被看作“貧農”。人們告訴我，“富農”僅有四五個……

革命前接待我的主人有8英畝田地——在該地區中居平均水平。現在，他至少擁有85英畝的田地。這是驚人的事實，隨著旅途的顛簸，我在心中反覆考慮這個問題。這的確很驚人，因為接待我的主人的情況是一個型別，這個型別的人不是數以千計，而且是數以百萬計……

“看那邊，”埃米連諾夫指著村邊無邊無際、連綿起伏的大平原說，“所有這些以前都是地主的土地。”……

“誰擁有這些土地？”我問道。

“各種各樣的地主。有一個是哥薩克人，有兩個是薩馬拉商人。有一個是德國人，名叫施密特，他從皇帝那裡買了這些土地。有些土地歸修道士所有。有一處是沙皇皇后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的地產。”

“他們現在怎麼樣了？”

“他們幾乎都跑光了，”他用一種平淡的口吻回答道，“有些人還在薩馬拉。但我想，他們大多數人都離開了俄國。”……

“農民們現在對所有這些是什麼看法？”我問埃米連諾夫。

“革命是一件好事情。每個人都贊成革命。他們不喜歡共產黨，但他們喜歡革命。”

“他們為什麼不喜歡共產黨？”

“因為他們老是使我們煩惱。他們是城裡人，不瞭解這個國家。委員們——有權有勢的人——接連不斷地到來。我們不知道如何應付他們。新的法令總是不斷地出臺。人們都糊塗了。你剛搞懂了一個法令，另一個不同的法令又出來了。”

“這裡的大多數人屬於哪個黨派？”

“哪個黨派也不是。他們是無黨派人士。”

根據我的判斷，農民們的普遍態度是他們在土地問題上很感激蘇維埃政府；他們贊同“人人平等原則”；他們經常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當成一種理想的人來談論。但是，他們經常抱怨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抱怨強制性的捐獻，擔心持續不斷且常常難以理解的法令和要求。他們認為政府應對所有這些弊病負責，也認為農民處在一個比城裡人低幾分的位置。

然而，儘管抱怨不斷，如果有機會選擇，一邊是高爾察克政府，一邊是蘇維埃政府，農民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他們贊成革命，而目前蘇維埃政權就是革命的體現。他們抱怨它，咒罵它，但是，當有機會推翻它時，他們又說“不”。

• C. R. Buxton, In a Russian Village（Labour Publishing Co. 1922）, pp. 14-15，19，21，26-27，47-48.

回想起來，長期的內戰和干涉對相關的所有黨派都是一場災難。它使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俄國農村荒廢，使俄國人民大批死於橫禍、飢餓和疾病。同樣嚴重的是新成立的蘇聯與西方世界之間的關係也在惡化。蘇維埃領導人加深了“資本主義包圍”這種馬克思主義式的擔憂，而西方政治家則對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的無用宣言過於認真。這種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從而毒化了隨後10年的國際關係，大大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二、共產主義在中歐的失敗

德國魏瑪共和國

當內戰在蘇俄猛烈進行時，歐洲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共產主義是否會向西方傳播。列寧和他的布林什維克同事們認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們的事業就會註定失敗。根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他們不能想象他們的革命會在單個國家，尤其是在以農業為主的俄國生存並紮根。因此，他們密切而滿懷希望地注視著中歐的事態發展——尤其是德國，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關鍵國家。如果德國變成共產主義國家，那麼它的工業實力和俄國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就會是不可摧毀的，革命的前途也就會有所保障。

最初，布林什維克的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實現。與俄國蘇維埃相類似的工人士兵委員會出現在包括柏林在內的歐洲城市。革命運動非常強大，共產主義似乎很有可能吞沒歐洲大陸，至少可以抵達萊茵河。然而，最終的結果卻並未產生一個蘇維埃德國，而是產生了一個資產階級的魏瑪共和國。

有幾個當時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解釋了這一重大結果：一個因素是戰前德國的繁榮，它使工人階級比較心滿意足、無心革命。誠然，1914年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歐洲最強大的政黨，但它很保守，專心致力於社會改革而不是革命。同樣重要的是德國農民的富庶，因此，布林什維克的“把土地分給農民”的口號雖然在俄國非常有效，但對德國的影響卻很小。而且，戰爭在德國革命的時候已經結束，這又與俄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對和平的要求也許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多地幫助了布林什維克，但在德國卻毫無意義。此外，儘管德國軍隊被打敗，但它絕沒有像1917年的俄國軍隊那樣士氣沮喪、進行叛亂。在德國，當最後的較量到來時，革命的反對者能夠號召可靠的軍隊支援他們。

最後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素是德國社會主義者陣線的分裂：激進派需要革命和蘇維埃德國，保守派既反對革命也反對蘇維埃。最後保守派佔了上風，因而，德國在1919年1月19日進行了國民議會而非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選舉。這樣，在德國出現的新國家就是民主的魏瑪共和國，而不是一個蘇維埃德國。

中歐的革命與反動

魏瑪共和國的建立確保了中歐其餘國家不會變成共產主義國家。然而，在許多年裡，歐洲的這一地區卻一直充滿著騷亂和起義。波羅的海和愛琴海之間廣大農民政治上的覺醒和活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騷動的一個原因是無數的農民新兵因其戰爭經歷而大大地開闊了視野。他們不僅觀察到了城市和農村生活之間的差別，而且觀察到了各國生活水平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的被推翻也給農民以深刻的影響。按照長期以來的傳統，這是喚起民族主義熱望和階級意識的震動。最後，長年戰爭所造成的空前破壞和苦難使革命形勢變得更趨嚴峻，尤其是在那些遭受失敗的國家裡。

這種革命騷動的具體表現因各國當地情況的不同而不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起到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那裡，1919年在庫恩·貝拉的領導下，創立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但因農民的敵意和羅馬尼亞軍隊的入侵，這一共和國只存在了不足一年。1920年2月，當羅馬尼亞軍隊撤離時，以霍爾蒂·米克洛什海軍上將為首的右翼政府在協約國的支援下宣告成立。霍爾蒂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裡一直執政，在這段時期裡，匈牙利是中歐唯一幾乎完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國家。

在其他大多數中東歐國家中，農民政黨道出了人民大眾的不滿。下列農民領袖曾在戰後數年中就職：1919年，亞歷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亞就職；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職；1926年，文森特·維託斯在波蘭就職；1928年，尤利烏·馬紐在羅馬尼亞就職。然而，由於他們奉行和平主義，不喜歡暴力，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長期保住自己的權力。他們很容易受到那些處於牢固地位的軍人和官僚的傷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脅時毫不猶豫地全力爭奪政權。農民領袖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律師和城市知識分子愈來愈控制了農民政黨。在這種領導下，各農民政黨通常代表富農的利益，與廣大貧農幾乎沒有什麼聯絡。

農民領袖一個接一個地被革職。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殺，鮑里斯國王建立了一個獨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暗殺，第二年，亞歷山大國王建立了他的獨裁政府。在波蘭，維託斯只維持了幾天就被約瑟夫·畢蘇斯基將軍除掉，後者統治了全國，直到1935年去世為止。1930年，馬紐被國王卡羅爾二世解除職務；卡羅爾二世一再建立和廢除內閣，直到10年後被迫逃離羅馬尼亞。

圖261 托馬斯·馬薩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首任總統。捷克斯洛伐克是兩次世界大戰間東歐唯一成功的民主制國家。

同樣的格局也在奧地利和希臘佔上風，出於種種原因，農民政黨從未在這兩個國家生根。奧地利最後於1934年建立了由陶爾斐斯總理領導的獨裁政府，希臘於1936年建立了由邁塔克薩斯將軍領導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權。這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整個中東歐就全處於獨裁統治之下，只有一個國家例外，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擁有某些可以說明其獨特性的有利條件：高水平的文化、從哈布斯堡王朝繼承下來的受過訓練的官僚、托馬斯·馬薩里克和愛德華·貝奈斯強有力的領導，以及能比以農業為主的東方國家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大安全感的均衡的經濟。

三、義大利成為法西斯國家

在東歐和中歐，正當布林什維主義、農本主義和傳統的議會主義為佔據首要地位而鬥爭之際，一個全新的“主義”——法西斯主義——正在義大利出現，它是歐洲戰後數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創新。布林什維主義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農本主義則是在19、20世紀之交隨著農民政黨的出現而逐漸登上政治舞臺的。相形之下，法西斯主義是1922年10月隨墨索里尼向羅馬的進軍才突然地、戲劇性地出現的。

義大利的戰後狀況為暴烈、誇張、反理性的運動如法西斯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時的義大利只經歷過兩代人的民族獨立和統一。實際上，議會政府是個腐爛的泥潭，黨魁們在裡面巧妙地操縱著各種短命的聯合集團。這個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在戰後數年中因嚴重的經濟混亂而被進一步削弱。數百萬復員軍人中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對外貿易和旅遊業在戰後歲月裡走向衰落。對外移民在過去幾十年裡起著保險閥和海外匯款來源的作用，這時卻由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限制性法規而逐漸停止。這種經濟壓力引起了民眾的不安，而巴黎和會對義大利所提要求的藐視則使民眾的不安更趨嚴重。由此導致的失望和受傷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種一觸即發的局面。

打算利用這一局面的是貝尼託·墨索里尼，他的父親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身份的鐵匠。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戰爭中，他因其煽動性的演說而首次引人注目。在演說中，他把義大利國旗稱為“只配插在糞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為社會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的編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他仍是一個革命者和和平主義者，但第二個月，他便在法國政府提供的資金的幫助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法國政府急切希望義大利成為它的盟國。這樣墨索里尼便有可能創辦自己的報紙《義大利人民報》，透過這份報紙，他開展了一場猛烈的干涉主義運動。

圖262 貝尼託·墨索里尼（照片攝於1939年，此時已是義大利首相）。

1915年9月，墨索里尼應徵參戰，在戰壕裡戰鬥了幾個星期後因受傷退伍。此後，他便湮沒無聞，直到1919年，他建立起第一個“戰鬥隊”，並組織了法西斯黨。統一和權力是墨索里尼反對當時政治混亂和社會衝突的口號。起初，他只是得到一小撮失意學生和復員軍人的支援，但在20世紀20年代初，他穩穩地迅速前進，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社會黨人的消極情緒造成了一個使墨索里尼能夠立刻填補進去的空白。同樣重要的是墨索里尼這時從實業家、地主和其他有產階級成員那裡得到了巨大的支援。對工廠和地產的奪取波及面甚廣，讓這些人惶恐不已，他們希望以法西斯暴力小組作為堡壘對付可怕的社會革命。政府和社會上的富人不但容忍這種暴力恐怖運動，甚至還秘密地給它以支援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體和教會利益的明確保證贏得了國王和教會的支援，從而為一場政變做好了準備。由於正規軍和警察已顯示了寬容的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著手動員他的黑衫黨黨員進行一次已被廣泛宣傳的向羅馬的進軍。黑衫黨黨員只需象徵性地向羅馬進軍，而墨索里尼則虎頭蛇尾地於10月27日乘坐一輛臥車抵達羅馬。

墨索里尼以技術上符合憲法的方式當上了首相，但很快變得明朗的是，他無意尊重憲法程式。最後的較量隨著1924年4月6日的選舉而到來。法西斯黨透過任意使用暴力小組，獲得了65%的選票，贏得了375席，而在這之前他們僅擁有35席。兩個月後，由於傑出的社會黨議員賈科莫·馬泰奧蒂被暗殺，墨索里尼面臨著重大危機。人們普遍懷疑，馬泰奧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殺害的，這一點後來得到了證實。但是，由於反對派的優柔寡斷和國王的堅決支援，墨索里尼躲過了這場風暴；到1926年秋，他認為自己已強大得足以採取攻勢。他解散了各種老的政黨，加強了新聞檢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組織。由於議會變成了一個透過法西斯議案的橡皮圖章，義大利已成為一黨制國家。

新的法西斯政權逐步形成了某些鮮明的特點。一個特點是成為法團主義的國家，議員的當選不是作為地區性選區的代表，而是作為行業和職業的代表。從理論上來講，它透過將勞資雙方一起置於國家善意的保護下，消除階級衝突。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的另一個特點是精心設計的市政工程規劃，這是為了提供就業機會，豎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物，以頌揚法西斯主義。過去的紀念碑得到了修復，許多城市被飾以龐大的新建築物、工人住宅和運動場。使旅遊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準時執行”的火車和分佈廣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西歐的民主主義問題

西歐不存在可與俄國內戰和中歐左、右派之間劇烈衝突相提並論的種種動亂。民主制度在西方有著更深的根基，因此，主要的社會結構更健全，並享有更多的民意支援。此外，西方列強已是戰爭的勝利者，而不是失敗者，這一事實進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不過，絕不能因此就認為西歐在戰後數年中沒有遇到困難。實際上，它也有許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本質來說是經濟問題，儘管它也帶來了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後果。西歐兩個主要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經歷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英國的主要問題無疑是長期而嚴重的失業率。戰爭結束後緊接著曾有過一時的繁榮，當時工廠加班加點地生產，以滿足被長期抑制的消費需求。但在1920年，經濟蕭條開始出現，到1921年3月時，已有200多萬人失業。20世紀20年代失業仍在繼續，在20世紀30年代形勢則變得更糟。因此，英國的不景氣實際上從1920年而不是從1929年就已開始，而且無間斷地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數百萬家庭都要靠國家救濟即通常所說的“失業救濟金”維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沒有就業機會的環境中成長的。這種情況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最後，失業者變得情緒低落，依賴失業救濟，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圖263 保守黨的斯坦利·鮑德溫在1926年大罷工時是英國首相。他那堅定、沉著的面部表情向許多投票人暗示了當時政府最需要的品質。

這些狀況必然會產生政治後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黨的衰落，當時工人們因為希望擺脫困境而愈來愈轉向工黨。因而，這種經濟危機往往使英國政界趨於兩極分化：有產階級一般擁護保守黨，工人階級支援工黨，中產階級則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每一個政黨都有自己醫治國家弊病的靈丹妙藥：保守黨提倡貿易保護；日益衰落的自由黨提倡自由貿易；工黨提倡資本課稅和重工業國有化。而最終的結果則是斯坦利·鮑德溫領導的保守黨和拉姆齊·麥克唐納領導的工黨一個接一個交替組閣，卻沒有一個內閣能夠大大改善國家的命運。

法國在戰後數年中也曾為經濟困難所困擾，不過，它的境況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數鄰邦都要好。法國有一個十分平衡的經濟，因此，它不像以農業或工業為主的國家那樣易受傷害。法國借戰爭的和平解決收回了擁有煤礦的薩爾盆地和擁有紡織工業及大量鉀鹼、鐵礦資源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從而加強了自身的經濟。與英國只有兩三個主要政黨的情況大不相同，法國擁有五六個政黨，因此，一屆內閣的生命力取決於它有無能力為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援而將這些政黨組成一個集團。這一點也說明了法國內閣與英國內閣比較起來換得更快的原因。從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黨是：左派的共產黨和社會黨，主要代表城鄉工人；中間派的激進社會黨，為中下層階級所支援；右派各黨，諸如共和民主聯盟和民主聯盟，通常具有濃厚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財團和高階金融界。

在戰後5年中，法國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諸黨基礎上的民族聯盟內閣統治。這一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萊，他決心要德國人賠償重建家園所需的費用。他的政策最終導致了1923年法國對魯爾的侵佔。這是一次代價昂貴、幾乎一無所獲的行動。到1924年初，1法郎的價值已從戰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點。1926年7月，普恩加萊組織了一個除社會黨和共產黨外其他所有政黨參加的“全國聯合會”內閣。普恩加萊採取了保守但卻嚴厲的措施，以緊縮開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底，法郎的幣值達到1法郎值4美分，並穩定在這個水平上。由於這只是戰前法郎價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國債。法郎的貶值吸引了許多旅遊者，尤其是美國人，同時還促進了法國商品的出口。普恩加萊的成功使他又當了三年總理，創下了兩次大戰之間的最高紀錄。

五、歐洲的穩定與和解

在大戰剛結束的幾年中，歐洲的外交為法國及其中歐和東歐的盟國所支配。由於奧匈帝國的消失、德國和俄國的衰竭，法國這時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頭號強國。德國和俄國顯然遲早都會設法重振旗鼓，所以，法國外交的目標就是為國家安全建立一個可靠、持久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以其《盟約》第十條為各成員國提供了普遍的安全，這一條款要求各成員國“尊重並維護國聯所有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和現有的政治獨立，反對外來侵略”。困難在於國聯缺乏實施這一條款所必需的力量。它本身既沒有武器，也沒有軍隊。法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就遭到了德國的兩次侵略，因此，它不願將其安全交託給沒有權威的國聯。法國轉向了較小的歐洲國家，這些國家在支援和平解決、反對修訂條約方面與它有著共同利益。它於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別與比利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協商建立了正式的軍事聯盟。

這一聯盟體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孤立德國來保護法國及其盟國。不過，大約在1925年前後，法、德兩國的關係有了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道威斯計劃》的實施暫時獲得成功，一方面也是因為兩國外交部部長即法國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國的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這兩位外長斷定，各自國家的安全可以透過直接談判和達成協議來加強。他們受到了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的鼓勵，後者還說服義大利人接受了這一觀點。結果產生了被稱為《洛迦諾公約》的一系列協定，於1925年10月簽署。

這些協定規定，德國可以加入國際聯盟，併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作為回報，德國同意不透過武力來謀求條約的修訂，和平解決同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一切爭端。德國的確保留了透過和平手段設法更改其東部邊界的權利，但它承認其西部邊界的永久性。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答應任何時候都尊重它們相互間的邊界，英國和義大利則保證遵守這一規定。

圖264 1923年德國遭受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變得一文不值，孩子們用成捆的紙幣壘積木。

《洛迦諾公約》在當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伯倫表達了那時普遍存在的一種觀點，他宣稱，公約標誌著“和平年代和戰爭年代之間真正的分界線”。同樣，白里安也發表了有關“洛迦諾精神”的動人演說：“洛迦諾精神”禁止了戰爭，用“調解、仲裁與和平”代替了戰爭。在這種樂觀主義的餘暉中，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議，提出各國保證擯棄戰爭、不把戰爭當作“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這一建議得到了實施，1928年8月27日，《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簽訂。由於公約只是宣告拒絕戰爭，並未規定製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個國家的簽署。雖然公約只依靠世界輿論這種道義上的壓力，但如此多的國家簽署公約這一事實便足以促成國際緊張局勢的進一步緩和。

同樣帶來希望的是對德關係的改善。1926年，德國被允許加入國聯，併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另外，關於德國賠款的支付問題，也達成了解決辦法。1924年，《道威斯計劃》就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給協約國造成損害的賠償問題開始了談判。談判以1930年的《楊格計劃》的簽訂而結束，規定德國在58年中支付賠款80億美元。

20世紀20年代末期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認為歐洲終於恢復到了正常狀態：德國和它以前的敵人似乎已經和解；德國加入了國聯；賠款問題似乎終於得到了解決；60多個國家已擯棄將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率正相應下降。甚至來自蘇聯的訊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為這個國家已於1928年開始實行一個創新而宏偉的“五年計劃”（見第三十九章第一節）。西方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這一計劃不切實際、註定失敗，但是，它至少可使蘇聯人的注意力從國際冒險活動轉移到國內經濟發展中去。因此，“洛迦諾精神”似乎是有意義、有內容的，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歐洲這時能安定下來，就像在19世紀時那樣享受幾十年的和平與繁榮。

[推薦讀物]

權威性地記述俄國內戰和對俄國干涉的著作有：E. H. Carr所著的三卷本著作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Macmillan出版社，1951-1953）；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G. F. Kennan所著的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Little，Brown出版社，1961）和D. Footman所著的Civil War in Russia（Praeger出版社，1962）。最新的和最重要的研究俄國革命及其隨後的蘇維埃政權的著作有R. Pipes所著的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Knopf出版社，1993）。

論及1918年及以後德國的重大發展的幾部著作包括：R. G. L. White所著的Vanguard of Nazisms：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 War Germany，1918-1923（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R. Coper所著的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in 1918-1919（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5）；W. T. Angress所著的Stillborn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23（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4）和C. B. Burdick與R. H. Lutz所編的文獻集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Praeger出版社，1966）。

近幾年最好地概括形成中東歐勢力的著作有：H. Seton-Watson所著的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1（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6）；L. S. 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59）和W. E. Moore所著的Economic Demograph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League of Nations出版社，1945）。

關於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的權威性的著作有：C. Seton-Watson所著的Italy from Liberation to Fascis 1870-1925（Methuen出版社，1967）；I. Kirkpatrick所著的Mussolini：A Study in Power（Hawthorne出版社，1964）；E. Wiskemann所著的Fascism in Italy：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Macmillan出版社，1969）；M. Gallo所著的Mussolini’s Italy（Macmillan出版社，1973）；D. M. Smith所著的Mussolini’s Roman Empire（Viking出版社，1976）和E. R. Tannenbaum所著的The Fascist Experience：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1922-1945（Basic Books出版社，1972）。

C. L. Mowat所作的全面而嚴謹的概括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18-1940（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5）和 A. J. P. Taylor所作的生動的記述English History 1914—1945（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5）分析了英國發展的各個方面。關於法國，見D. W. Brogan所作的詳細的介紹France Under the Republic，1870-1939（Harper & Row出版社，1940）；D. Thompson所作的更加明晰的描述Democracy in Franc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和見多識廣的記者A.Werth的許多著作，特別是France in Ferment（Jarrolds出版社，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