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1931年因一顯著特徵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歲月。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崩潰和失效的可能性。

——阿諾德·J. 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在安定下來，處於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產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衰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並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這一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形之下，1929年以後的幾年則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為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在西方經濟名副其實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格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它確實使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於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一者襯托著另一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受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產主義

布林什維克一旦居於俄國主人的地位，就面臨著挑戰，要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如他們久已宣傳的那樣。他們很快便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任何模式可循。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1]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盛行於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徵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個特徵是強行徵用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產品。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供工業製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著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於是它立即被摒棄了。農民們拿起武器，反對無償的徵收。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已陷於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於1914年至1921年間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旱災，它造成了俄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更多的人只是靠著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於1921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NEP），這一政策允許區域性地恢復資本主義。農民們被准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工廠。農民和新商人都能僱傭勞力，並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不過，列寧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對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新經濟政策成功地應付了數年戰爭留下的直接危機。到1926年，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自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仍未達到戰前人均水平。布林什維克領導人面臨著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實現他們所計劃的“前進兩步”。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列寧似乎已經認定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是為社會主義指出的最佳之路。列寧逝世後，尼古拉·布哈林是新經濟政策最傑出的倡導者。布哈林個性溫和、熱情，對體育、科學、藝術和政治都感興趣。他相信新經濟政策的市場關係能“發展為社會主義”。他支援這一路線，因為它幾乎不需要強制，而且注重他所鍾愛的原則：“我們的經濟是為消費者存在，而不是消費者為經濟存在。”[2]

儘管布哈林是列寧最中意的布林什維克領導人，也最受歡迎，但他的觀點卻沒有佔上風。他不是“官僚結構的建造大師”[3]斯大林的對手。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共產黨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實權力量，他利用黨的總書記身份使自己成為黨和國家的主人。在經過相當大的動搖之後，斯大林決定放棄新經濟政策，支援工業和農業都由莫斯科控制和管理的中央集權經濟。這不僅意味著政府對工廠繼續經營管理——像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情況一樣——而且意味著政府透過農民土地集體化對農業進行控制。

蘇聯計劃經濟

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由國家計劃委員會制訂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成員由政府任命，他們根據莫斯科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草擬每個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雖然與後來由計算機制訂的計劃相比簡單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要求土地集體化。很多農民——特別是富農——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會燒燬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佈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對此進行了報復：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村莊，把他們關進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儘管有許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政府仍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田產都被合併到24.24萬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圖265 列寧的接班人約瑟夫·斯大林。

雖然蘇聯政府成功地消滅了幾乎所有的私人農場，但集體化農業的產量卻被證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蘇聯農場用比美國農場多出50%的土地耕種，用10倍的人力勞作，但其產量卻只有後者的四分之三。造成這一懸殊的一個原因在於，與美國的氣候相比，蘇聯的氣候對農業要不利得多。另一個原因是蘇聯政府對發展工業更感興趣，因而使農業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蘇聯農民在每英畝土地上使用的機械和肥料只相當於美國人的一半。不過，蘇聯農業的主要困難還是來自莫斯科的極度控制。蘇聯官員告訴農民們種什麼，何時種，何時育苗，施多少肥料，何時收割。而農民們則寧願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辛勤勞作，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按照自己認為的最佳方式耕種，然後在公開市場上以他們所能得到的最高價格、而不是以政府為集體農莊農產品制定的低價格出售他們的任何產品。因此，私人土地雖然只佔總耕地面積的3%到5%，卻生產了25%到30%的蘇聯農產品。

圖266 蘇聯農民參加群眾大會，慶祝新買的拖拉機到達他們的集體農莊。

與農場不同，斯大林計劃經濟下的大多數工廠都不是作為合作社經營的，而主要是歸政府所有和經營的。除了為工業提供必需的資本外，政府還為促進最高產量而採取了“胡蘿蔔加大棒”的做法。工人和經理都必須完成某種定額，違者將被罰款或開除。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超額完成定額，就會得到獎金。工會雖可以成立並得到承認，但並未獲得罷工的基本權利。蘇聯工業迅速增長，因為政府提取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國民收入用於再投資；相比之下，美國則只提取了六分之一。而且，在計劃經濟中，政府能夠隨意分配投資資本。因此，蘇聯工業總產品中大約有70%是資本貨物，30%是消費品；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則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一非凡的激增不僅是因為蘇聯生產率的提高，而且還由於大蕭條所造成的西方生產率的下降。而且，蘇聯國民生產總值（GNP）——其中除了工業產量外還包括落後的農業產量——在1928年至1952年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這一發展速度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任何國家。從世界實力平衡的角度來看——這是斯大林主要關心的——蘇聯在全球工業總產量中所佔的份額從1921年的1.5%增長到了1939年的10%和1966年的20%。

這裡應該強調的是，蘇聯經濟發展的代價是由蘇聯公民來承受的，他們被迫為將來而努力工作，忍受當下的貧困，而不管他們自己的願望是什麼。消費品不僅匱乏，而且昂貴並質量低劣。蘇聯國民生產總值一直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6%至48%。按人均計算，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大約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二，因為蘇聯的勞動力比美國多四分之一。

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對蘇聯人民來說，五年計劃是一件禍福兼有的事情。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它們使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強大起來，從而大大有助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希特勒。五年計劃還把國家從一個落後的社會變成一個現代社會。識字率方面，1897年為28.4%，1926年為56.6%，經過若干五年計劃，提高為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醫療衛生方面，在1913年至1961年間，外科醫生的人數從2.32萬人增加到42.57萬人；預期壽命從32歲上升到69歲；嬰兒死亡率從273‰下降到32‰。同樣，在社會服務方面，五年計劃則為蘇聯公民提供了免費醫療、養老金、疾病和殘疾津貼、產假、帶薪休假和兒童補助等。

但是，俄國人民也忍受了五年計劃所帶來的負面經歷。其中最具破壞性的是布林什維克與農民聯盟的終結，而正是這一聯盟才使1917年的革命成為可能。土地集體化期間的野蠻壓制是無法讓人很快忘掉的。此後，農民們不再與政府合作，他們將強加給他們的集體農莊視為外來的東西——從而形成了他們在自己小塊土地上的高生產率與在集體農莊土地上的低生產率的鮮明對照。農業上的低生產率反過來又損害了蘇聯工業的成就。由於農業的產出不足以資助工業化所需的消耗，工廠工人也受到了榨取，被迫為一系列五年計劃付出高額的代價。當蘇聯政府每年拿出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再投資，便意味著低工資和消費品短缺。一位蘇聯工人的反應很典型：“他們假裝在付給我們工資，於是我們也假裝在工作。”

五年計劃不僅對蘇聯而且對世界都產生了混雜的影響。這一影響對西方世界和對不發達國家是不同的。西方人起初懷疑蘇聯為新社會制訂的計劃，許多人都認為它們一定會失敗。隨著一系列五年計劃的展開，懷疑為真正的興趣所代替。但是，那些有足夠興趣訪問蘇聯的西方人通常卻又都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不說是幻滅的話。他們對蘇聯人的襤褸衣衫、單調食物、糟糕住房和稀缺消費品感到震驚。反映在一黨制政治結構中的個人自由缺乏、工會受束縛、教育受統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嚴格控制同樣使他們感到震驚。儘管蘇聯的五年計劃取得了成就，但蘇聯社會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卻似乎並不是一個值得效仿的社會主義樂園。不過另一方面，大多數西方人也都承認，沒有五年計劃下的工業增長，蘇聯就不可能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希特勒做出那麼大的貢獻。

不發達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應則不同。對他們來說，蘇聯在30年內成功地將自己從一個落後農業國轉變成世界第二大工業、軍事強國。使這一驚人變化成為可能的種種制度和技術讓這些民族極為關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既是一個歐洲大國，也是一個亞洲大國。它的邊界從朝鮮起，沿中國黑龍江、蒙古、中國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漫長邊界的另一邊，很少有與蘇聯中亞諸共和國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相類似的成就，包括灌溉工程、紡織廠、機械廠、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和教育計劃，後者使識字率由1914年的約2%上升到1940年的75%和1960年的90%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蘇聯實驗的混雜影響變成了幾乎完全負面的影響。我們將會看到（見第四十四章第三節），近幾十年來，蘇聯的計劃經濟漸漸地落在了西方市場經濟的後面，而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則因仍然明顯缺乏。結果也就導致了蘇聯這一超級大國的解體和消失，於20世紀90年代初為獨立國家聯合體所代替。

二、大蕭條

經濟崩潰的根源

1929年初，美國似乎日趨繁榮。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在1921年時平均僅為67（1923年至1925年為100），但到1928年7月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則上升到126。給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美國股票市場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個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從151上升到286，通用電氣公司的股票從268上升到391，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165上升到258。實業家、學院經濟學家和政府領導人都表示對未來充滿信心。財政部長安德魯·W.梅隆也於1929年9月向公眾保證：“現在沒有擔心的理由。高企的景氣將繼續下去。”[4]

圖267 1929年10月29日，人群聚集在紐約華爾街，當天的股市暴跌。美國的大蕭條耗盡了美國原本可用於歐洲投資的資本。

然而這種自信卻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場的價格跌到了最低點，世界範圍的經濟蕭條隨之而來，而且其強度和時長都是空前的。造成這一意外結局的一個原因似乎是嚴重的國際經濟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債權大國時發展起來的。英國在大戰以前已是債權國，但它將來自海外投資和貸款的收入用來支付長期的入超。相反，美國則通常都是出超，而且出於國內政治原因使關稅保持在高水平，這種出超也就被加大。此外，20世紀20年代，因不少國家支付戰爭債務，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美國的黃金貯藏量在1913年至1924年間從19.24億美元增加到44.99億美元，佔世界黃金總貯藏量的一半。

有幾年時間這種不平衡都因美國在國外的大規模貸款和投資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間，美國平均每年的對外投資總額達到11億美元。當然，這種情況最終加強了不平衡，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由於支付款到期，債務國不得不削減從美國的進口，美國某些經濟部門，尤其是農業，也就受到了損害。此外，有些國家不得不拖欠債務，這就動搖了美國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國經濟的不平衡與國際經濟的不平衡一樣嚴重，其根本原因在於工資落後於不斷上升的生產率。從1920年至1929年，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只上升了2%，而工廠中工人的生產率卻猛增了55%。同時，農民的實際收入也由於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跌、租稅和生活費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減少。1910年，每個農場工人的收入不到非農場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時，這一比例已低於30%。農村的貧窮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當時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美國銀行業體系的弱點是促成1929年股市崩潰的最後一個因素。當時，有許多獨立的銀行在經營，其中一些缺乏足夠的財力來戰勝金融風暴。因此，當一家銀行倒閉時，恐慌傳播開來，儲戶便會紛紛趕到其他銀行去提取存款，從而也就引發了一個破壞整個銀行業結構的連鎖反應。

美國繁榮中的貧窮

就其強度、範圍和持續的時間而言，大蕭條是史無前例的。它對美國的影響可見於下面這段於1932年2月召開的國會委員會上所做的陳述。*

正如我（俄克拉何馬城的奧斯卡·阿美林格）所說的，在最近三個月中，我訪問了這個極其富裕、美麗的國家的約20個州。以下是我聽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在華盛頓州，我聽說，整個夏季和秋季肆虐該地區的森林大火，是失業的林場工人和破產的農民故意引起的，他們想作為消防人員賺點實實在在的錢。離開西雅圖的那個晚上，我看到的最後一件事是，許多婦女在大超市的棄貨堆裡找尋剩餘食物。蒙大拿的一些市民告訴我，數千蒲式耳的小麥丟在田裡無人收割，因為小麥的價格很低，幾乎無法支付收割小麥的費用。在俄勒岡，我看到幾千蒲式耳的蘋果爛在果園裡。只有絕對無瑕疵的蘋果才能賣得出去，一箱蘋果200個，賣40美分到50美分。與此同時，今冬數以百萬計的孩子卻因父母的貧困而吃不到一個蘋果。

當我在俄勒岡時，波特蘭的俄勒岡人為這一事實感到惋惜：數以千計的羊羔被牧羊人殺了，因為羊在市場上賣的錢還不夠支付運輸它們的費用。俄勒岡的牧羊人將羊肉餵了鵪鶉，而我卻在紐約和芝加哥等城市裡看到人們在丟棄的罐頭聽裡找剩肉。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芝加哥餐館的一個人。他給我講了他養羊的經驗。他說他今年秋天殺了3000只羊，把它們拋到了峽谷裡，因為用船運一隻羊要1.1美元，而他賣一隻羊當時還得不到1美元。他說，他已養不起這些羊了，又不能讓它們捱餓，所以只好將它們殺了拋進峽谷裡。

西部和西南部的路上擠滿了飢餓的搭便車者。每一條鐵路線旁都能見到無家可歸者燃起的營地篝火。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堅硬的路上行走。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在最近的這次麥子和棉花大跌價中變得一無所有的佃農。在阿肯色州的克拉克斯維爾和拉塞爾維爾之間，我讓一家人搭了車。那家婦女在破舊的外衣下緊抱著一隻死雞。當我問她從哪兒得到這隻雞時，她先告訴我，她發現這隻雞死在路上，接著又用冷幽默補充道：“他們承諾我的鍋裡會有一隻雞，現在我得到了我的那隻……”

農民因工業人口的貧困而變得貧困，工業人口也因農民的貧困而貧困。他們都沒有錢去購買對方的產品，因而我們才會在同一個國家的同一個時期出現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這種情況。

•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72nd Congress，1st Sessi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2）, pp. 98-99.

世界範圍的大蕭條

美國股票市場的崩潰始於1929年9月。一個月內，股票的價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數幾次短暫回升外，下跌持續了三年。在此期間，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262下降到22，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從73下降到8。到1933年，工業總產量和國民收入暴跌了將近一半，商品批發價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貿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蕭條的獨特性不僅在於它的烈度，還在於它的世界性影響。美國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們在國外的短期貸款；毫無疑問，這造成了種種後果。1931年9月，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制，兩年後，美國和幾乎所有大國也都這樣做了。工業和商業的崩潰與金融世界的崩潰極為相似：不包括蘇聯的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從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下降了36.2%。在前幾次危機中，最大的下降幅度是7%。國際貿易的衰退更為急劇，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這裡還應該指出，在過去，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幅度是7%，出現在1907年至1908年的危機中。

社會和政治後果

這些經濟大災難引發了同樣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大規模的失業，已達到了悲慘的程度。1933年3月，美國的失業人資料保守的估計為1400多萬，相當於全部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國，失業人數將近300萬，在全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與美國大致相同。德國的情況最糟，工會成員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失業，另外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專職工作。

如此大規模的失業大大降低了各國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國，也廣泛地存在著苦難和貧窮，尤其是在早期階段，當時受託負責救濟的是一些資金不足的私人機構和地方機構。在德國，由於失業者所佔的比例較高，挫敗感和衝突感更為強烈。最終，這些因素使希特勒獲勝成為可能，因為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必然會產生深刻的政治後果。

阿道夫·希特勒是奧地利一位海關小官員的兒子，早年曾去維也納，渴望成為一名畫家。他靠從事各種最卑賤的工作來餬口，過了5年悲慘的生活——這是據他自己說的，似乎言過其實了。希特勒從維也納流浪到慕尼黑，在那裡，他於1914年進入巴伐利亞軍團服役。戰爭結束後，希特勒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這一戰鬥組織，不久便成為該黨的領袖，即元首。在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民族主義和反閃族的煽動性演說之後，他和陸軍元帥魯登道夫一起參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舉行的一場暴動。這場暴動被警察輕易鎮壓下去，希特勒被關押了9個月。當時，他35歲，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一部誇張的長篇自傳體回憶錄，在其中，他發洩了對民主政體、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仇恨。

圖268 在1927年紐倫堡的一次納粹黨集會上，阿道夫·希特勒停下他的敞篷車，接受周圍人群的歡呼。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納粹運動只是帶給魏瑪共和國紛爭的眾多問題之一。

獲釋後，希特勒繼續從事鼓動工作，結果卻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選舉中，他的納粹黨僅獲得14個席位和90.8萬張選票；在1928年5月的選舉中獲得的席位和票數則更少——12席和81萬張選票，佔總票數的2.6%。1930年9月的選舉是一大轉折，當時納粹黨獲得了107席和640.7萬張選票，佔總票數的18.3%。希特勒獲得支援的方法是許諾打破失業問題和《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以及攻擊猶太人是從事剝削的資本家和信奉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者。希特勒在之前幾年裡一直在為這一政綱奔走遊說，但反響卻極小。但是現在，大蕭條為他贏得了狂熱的聽眾，擁戴他為元首，因為他為他們的不幸找到了替罪羊，為個人和國家願望的實現提供了行動綱領。此後，希特勒平步青雲。在1932年7月舉行的選舉中，他贏得了1379.9萬張選票和230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為內閣總理，開始像墨索里尼一樣用宣傳和恐怖統治德國。

圖269 掌權後不久，納粹政府便開始騷擾德國猶太人的生意，要求非猶太裔的德國公民不要從猶太人的商店中購買商品。

大蕭條使希特勒的勝利成為可能，不過，這絕不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是由於其他因素的結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煽動才能、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提供的援助和對手們的短視——他們低估了希特勒，未能聯合起來反對他。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正好使希特勒能把總統和總理的職權收歸他一人掌握。第二個月，納粹黨代表大會在紐倫堡召開，希特勒宣佈：“德國今後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確定。”

國際後果

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在將1932年的國際形勢與洛迦諾時代的國際形勢進行比較後說道：

出於某種原因，由於某種難以確切指出的東西，世界近兩年正在倒退。各國相互之間非但沒有更加接近，非但沒有增進友好的程度，非但沒有在向穩定的和平邁進，反而還採取了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懼和危險的態度。[5]

張伯倫所不能確定的“某種東西”就是大蕭條及其各種國際和國內影響。洛迦諾時代的各種國際協定，尤其是關於賠款和戰爭債務的國際協定，已無法實行。不久事情就變得很明顯，各國政府由於被不斷衰退的經濟和日益嚴重的失業推到崩潰的邊緣，已不能履行幾年前所作的承諾。

大蕭條的另一個影響是使始終存在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到妨害國際關係的程度。各國的自衛措施都採取了諸如較高的關稅、更嚴格的進口限額、結算協定、貨幣管制條例和雙邊貿易協定之類的形式。這些措施必然會引起各國間的經濟摩擦和政治上的緊張關係。為了轉變這一趨勢，人們做了各種嘗試，但都沒有成功。1933年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一次使人沮喪的大失敗。“經濟獨立”即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逐漸成為一個被普遍採納的民族目標。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為裁軍所作的種種嘗試逐漸停止，讓位於各種大規模的重整軍備計劃。始於1932年2月的裁軍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20個月，但卻與經濟會議一樣沒有取得任何成效。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漸漸逝去，各國都將越來越多的力量用於重整軍備。這一趨勢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軍火製造不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還提供了就業機會。例如，美國的失業人數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時才大大減少。同樣，希特勒也是因為實行了龐大的重整軍備計劃，才得以迅速解決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

這時正在積聚起來的武器裝備遲早會得到使用，但使用它們還需要某種理由。“生存空間”便是最明顯的理由。這是希特勒新創的術語，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軍事領導人也使用了類似的說法和論點。按照這一學說，失業和普遍存在的苦難是由生存空間的缺乏引起的。少數幾個幸運的國家奪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煙稀少的海外領土，使其他國家沒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解決這一問題最明顯的出路就是擴張，必要時也可使用武力，以糾正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國反對“先發”國時所使用的論點。

大蕭條不僅破壞了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還以同樣的程度不偏不倚地破壞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由這一事實看來，上述論斷顯然是不正確的。不過，生存空間的意識形態的確促使“後發”國人民團結起來，支援各自政府的擴張主義政策。並且它還為那種公開宣稱其目的是為窮人提供食物、為失業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來合乎道義的理由。

引起張伯倫於1932年所說的“猜疑”“恐懼”和“倒退”的各種力量就這樣結合起來。在隨後幾年中，這些力量完全破壞了已於20世紀20年代達成的和解，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推薦讀物]

R. Munting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SSR（St. Martin’s出版社，1982）是對五年計劃的來龍去脈一個很好的簡明的概括。重新評價新經濟政策和五年計劃的著作有：S. Cohen所著的Rethinking the Soviet System（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5）；M. Lewin所著的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Pantheon出版社，1985）；C. Bettelheim所著的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2 vols.（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6，1978）和S. Brucan所著的The Post-Brezhnev Era：An Insider’s View（Praeger出版社，1983）。分析五年計劃的全球影響的著作有： E. H. Carr所著的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Macmillan出版社，1954）；C. K. Wilber所著的The Soviet Model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70）和R. Pipes所著的Communism：The Vanished Spect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4）。

分析大蕭條的著作有：J. K. Galbraith所著的The G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5）；G. Rees所著的The Great Slump：Capitalism in Crisis（Harper & Row，1971）；C. P. Kindleberger所著的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5）和J. A. Garrity所著的The Great Depress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關於希特勒的上臺，W. L. Shirer所著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60）作了勇敢的敘述；而有分量的傳記作品有A. Bullock所著的Hitler：A Study in Tyranny（Harper & Row出版社，1952）和J. Toland所著的Adolf Hitler（Doubleday出版社，1976）。關於希特勒上臺的環境，R. F. Hamilton所著的Who Voted for Hitle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2），H. A. Turner，Jr.所著的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5）和D. Abraham所著的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1）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註釋]

[1]Cited by 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 Vol. 2（Gollanez，1937）, p. 605.

[2]Cited by S.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Oxford University，1985）, p. 77.

[3]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W.W.Norton，1968）, p. 517.

[4]H. E. Salisbu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1953.

[5]Cited by J. K.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1955）, pp. 2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