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編

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與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來的幾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獲得成功。實際上，這兩種表面矛盾的趨勢是互相加強的。全球的一體化前所未有，導致了西方的技術、觀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擴散。但是反過來，也正是這種擴散逐漸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權。諸殖民地民族正在有選擇地採納西方文明來對西方進行更有效的抵抗。因此，1914年以來的世界歷史既是西方成功的歷史，又是西方衰落的歷史。

這兩種趨勢結合在一起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會是如此混亂。瀏覽一下報紙或電視的標題就可看出，北京、開羅和新德里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與巴黎、倫敦和華盛頓一樣重要。無論何處，迄今為止沉寂的廣大民眾正在佔領歷史舞臺，大聲喊出他們的要求，而這在幾十年前則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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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影響

用亞洲人的觀點來看，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民族共同體內的一場內戰。

——K. M. 潘尼卡（印度外交官、歷史學家）

1914年秋，正當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之際，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評論道：“燈光正在整個歐洲熄滅。”他的評論的確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確程度比他所能預見的還要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戰註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個歐洲變成廢墟。它毀滅了數世紀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羅曼諾夫和奧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這樣的貴族政治論者所朦朦朧朧意識到的新領袖、新制度和新意識形態。1918年的歐洲不同於1914年的歐洲，就像1815年的歐洲不同於1789年的歐洲一樣。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標誌著曾在19世紀如此徹底、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歐洲的終結。到大戰結束時，歐洲的控制已明顯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戰。儘管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挑戰在世界大多數地區都被成功地阻止了，但這種緩解只持續了20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完成了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一削弱過程，使諸歐洲帝國四處狼藉。

不僅從歐洲歷史的角度，而且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也都是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引人注目。本章的目的是要分析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過程和全球性影響。

一、戰爭的根源

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和約》包括一項條款，這項條款明確指出這場戰爭是“由德國及其盟國的侵略”引起的。這一“戰爭罪行”的條款不僅僅具有學術價值，它還被協約國用來證明它們向戰敗的同盟國提出支付賠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結果，它激起了一場熱烈、持久的爭論，結果導致了數以千計的文章和著作，以及總計達6萬多份檔案的出版；所有這些都選擇站在某一方，持續地爭論誰應對戰爭負責。到20世紀30年代中葉，這場論戰才平息下來，出現了相對學術性的研究，較少關心“戰爭罪行”，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引起戰爭的歷史條件和力量。如今，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會區分曾在數十年裡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殺後躁動的數星期中開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五個：經濟上的競爭、殖民地的爭奪、相互衝突的聯盟體系、無法調和的民族主義熱望和不可逆轉的軍事時間表。

經濟上的競爭

我們首先來考慮經濟上的競爭，當時歐洲大多數強國都捲入了關稅戰和對外國市場的競爭。例如，1888年至1889年義大利和法國之間、1879年至1894年俄國和德國之間、1906年至1910年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之間均爆發了關稅戰。由於19世紀後期德國工業化的速度異常迅速，英國和德國之間展開了最為激烈的經濟競爭。1870年，英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1.8%，德國僅佔13.2%。但到1914年時，英國工業產量所佔的比例卻已下降到14%，而德國則略微上升到14.3%，稍大於英國所佔的比例。德國工業產量的這一短時激增意味著它同英國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十分激烈。要確切說明這一經濟競爭的政治影響是不可能的，不過，它的確使兩國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它還透過刺激海軍軍備競賽而進一步促成了國際緊張局勢。這兩個國家都竭力叫囂，必須建立起海軍力量，以保護貿易航線和商船運輸。1897年，由海軍上將馮·提爾皮茨著手進行德國新的造艦計劃，這在沒有根本改變勢力平衡的情況下，加劇了英德兩國的緊張關係。德皇建造強大海軍和最強陸軍的決心大大地促成了戰爭的最終爆發。

圖246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德國一流海軍實力的代表是無畏戰列艦，這是正在船塢中的無畏艦。

殖民地的爭奪

經濟上的競爭和國內的困難還激起了對殖民地的爭奪，因為對新殖民地的追逐可以確保剩餘資本和產品有受保護的海外市場。由於德國人直到1871年國家統一之後才參與殖民地爭奪，所以，他們特別積極，要求建立一個與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相稱的帝國。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標對準了葡萄牙、荷蘭和比利時這樣一些小國的眾多殖民地，並堅決認為德國必須擁有“顯要的地位”。但是，德國人發現，他們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地區都受到了遼闊的英國殖民地的阻擋，他們痛罵英國人是“狗佔馬廄”的自私鬼。

圖247 海軍上將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1849—1930年）負責將德國海軍建成一支可以向英國皇家海軍挑戰的部隊，這反映了德皇威廉二世想讓德國在歐洲列強中擁有顯著地位的慾望。

然而，殖民地競爭絕不只限於英國和德國。19世紀後期，幾乎所有的強國都捲入了這場對絕對統治權的爭奪，因此，它們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再三發生衝突：英國和德國在東非和西南非、英國和法國在暹羅和尼羅河流域、英國和俄國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國和法國在摩洛哥和西非。這些對殖民地的爭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0年間產生了日益緊張的氣氛。

相互衝突的聯盟體系

這些殖民地的競爭轉而又促成了互相沖突的聯盟體系的形成，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戰爭。聯盟體系始於1879年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與奧匈帝國締結兩國同盟條約之時。這是一個防禦性的盟約，旨在保護德國免受法國人的攻擊，因為後者想收復1871年失去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這個條約還旨在保護奧匈帝國免受俄國人的攻擊，因為後者在巴爾幹半島同奧匈帝國接連不斷地發生衝突。1882年，兩國同盟因義大利的加入而變成三國同盟。它的目的還是防禦：保護義大利免受法國的攻擊，因為意、法兩國在突尼西亞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當時，三國同盟無論宗旨盟約條款，都絕不是侵略性的。德國和奧匈帝國都是志得意滿的強國，它們主要感興趣的是維護歐洲大陸的現狀。

但是，從另一方的立場來看，三國同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國和俄國看來，它是一個控制歐洲，使法、俄孤立並易受攻擊的強勢集團。另外，法國和俄國在好幾個地區的殖民地問題上都與英國有較大分歧。結果，1894年法俄同盟締約成立，它的兩個目的是反對三國同盟和抵制英國對殖民地的爭奪。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協約和1907年英俄協約的簽訂而成為三國協約。實質上，這兩個協約是事實上的殖民地協約。例如，英、法同意承認各自在尼羅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在波斯劃分勢力範圍（見地圖27）。

地圖27 1914年的歐洲

這樣，歐洲所有強國這時都已加入兩大敵對的聯盟體系，這給國際關係帶來了種種災難性的結果。每當發生重大爭端時，兩大集團的成員即使對爭端持懷疑態度，也不得不支援直接參與爭端的盟國；否則，它們就會擔心己方的同盟會瓦解，使自己陷於孤立而遭受危險。因而，每次爭端往往都會擴大為重大的危機，而兩大聯盟的所有成員國則不論願意與否都將被捲入其中。

無法調和的民族主義熱望

另一個背景原因是歐洲被統治的少數民族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望。這種壓力足以使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動盪不安，那裡的法裔族群仍不服從德國人的統治。但在中歐和東歐，它卻是一場噩夢。由於對民族自決的要求日益增長，那裡的多民族帝國正處於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險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國，居統治地位的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覺醒的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羅塞尼亞人、波蘭人、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內的許多斯拉夫民族的對抗。因而，不難理解，哈布斯堡官員認定，帝國要存續下去，就必須採取強硬措施。考慮到好戰的塞爾維亞人——他們正大聲要求與多瑙河對岸獨立的塞爾維亞統一在一起——情況的確如此。所以，在斐迪南大公於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愛國者刺殺後，苛刻的條件便被送到了貝爾格萊德。不過，塞爾維亞的背後是俄國，而俄國的背後是法國和英國。同樣，奧匈帝國也有德國支援，理論上還有義大利支援。因而，民族自決與相互衝突的聯盟體系的結合使歐洲陷入大屠殺之中。

不可逆轉的軍事時間表

最後一個背景因素即不可逆轉的軍事時間表，使得薩拉熱窩刺殺事件後事態向戰爭方向發展的趨勢極其難以扭轉。19世紀後期是歐洲軍事技術透過科學和軍事的結合獲得大飛躍的時期。舊式武器正得到改進，新式武器包括潛水艇和飛機被引進。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德國的克虜伯公司、法國的施奈德——克盧索公司等私人軍火公司煽動了全球範圍的武器競賽：他們透過賣武器給一個國家，引起恐慌，導致鄰國也競相購買。大國的軍事領導人透過大量定購最新式武器來尋求安穩。然後，他們利用鐵路網來協調日益膨脹的軍火庫，以準備詳細的動員計劃；透過這一計劃，大量的軍需物資和數以百萬的應徵士兵將被運往戰爭前線，反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敵國聯盟。

一旦啟用動員計劃——不管它具體是什麼——的按鈕被按下，人員和物資就會按計劃自動、大規模地運輸；任何反向的命令都不可被接受，因為那樣會使人員和物資的流動被堵塞，國家在由此導致的混亂之中處於無防禦狀態。結果，任何當局，不論是皇帝還是首相，都無法扭轉大的動員令。這種歷史學家所謂的“軍事時間表的緊急狀態”，已被證明是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刺殺事件之後那些尋求和平解決的人所面臨的一大障礙。我們可以清醒地看到，在8月4日真正開火之前，當時的外交家還有幾周的寬限期。今天，這個寬限期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現代武器發射技術可以在幾分鐘內跨越諸大陸，而數以千計的自動作戰系統——各自擁有釋出指令的計算機——在發動核武器大戰時，幾乎沒給人類的參與留下任何時間。

二、薩拉熱窩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併的波斯尼亞省首府薩拉熱窩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亞的一個塞爾維亞族青年學生，名叫加夫裡洛·普林西普。他行刺絕非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後是塞爾維亞秘密組織“不統一毋寧死”，即眾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於1911年成立于貝爾格萊德，其公開宣稱的目的是實現“民族理想：團結所有的塞爾維亞人”。塞爾維亞政府並不支援這一組織，認為該組織的確十分危險、激進、好戰。但這並不妨礙黑手社建立起一個進行有效鼓動和恐怖活動的地下革命組織。

圖248 （上）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薩拉熱窩。（下）在這一天較晚些時候，皇儲夫婦被塞爾維亞人培訓和指使的青年革命分子刺殺，點燃了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刺殺發生之後，奧匈帝國的警察抓住其中一個兇手。

不幸的弗朗茨·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訪問波斯尼亞首府，使這些塞爾維亞革命者有了可乘之機。當大公及其妻子在陽光燦爛的6月28日星期天早晨開始訪問時，至少有六名刺客身帶炸彈和左輪手槍等候在指定的路線上。就像命中註定的一樣，當隊伍在街的拐角處停下來時，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兒。他掏出左輪手槍，連開兩槍，一槍射向弗朗茨·斐迪南，一槍射向波斯尼亞總督波西奧萊克將軍。可是第二槍射偏，擊中了大公夫人。醫生還未來得及搶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7月23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包含若干苛刻的條件。塞爾維亞7月25日的答覆幾乎接受所有條件，但拒絕奧匈帝國官員在塞爾維亞領土上參與調查該案的要求。奧匈帝國立刻斷絕同塞爾維亞的外交關係，並於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

俄國為了報復，於7月30日命令全國總動員。第二天，德國向俄國發出為期12個小時的最後通牒，要求停止總動員。德國沒有得到答覆，於8月1日向俄國宣戰，並於8月3日向俄國的同盟國法國宣戰。就在同一天，德國入侵比利時，開始了實際的戰爭行動。英國人在德國捲入後開始干預，但他們這麼做，公開的藉口並不是與法國的秘密軍事承諾，而是對德國人入侵比利時的反應，這更宜為英國公眾所接受。這樣，歐洲列強在薩拉熱窩刺殺事件過去5個星期時就已開始互相進攻。

三、戰爭的歐洲階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線的消耗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雙方諸民族都滿懷信心地期待著一場短暫而又勝利的戰爭。但是，他們不久便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持久而殘酷的折磨之中，在這場戰爭中損失的財富和傷亡的人數是前所未有的。造成這一血腥僵局的原因是：防禦性武器從戰爭一開始就優於進攻性武器。傳統的進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護下發起衝鋒。但是，這在深壕溝、鐵絲網、巧布的地雷和機槍掩體相結合的防禦設施面前卻完全無效。因而，前四個月中西線的傷亡人數為：德國70萬人、法國85萬人、英國9萬人。與各總參謀部的計劃相反，西線的戰鬥這時變成了陣地戰和消耗戰。

不過在俄國戰線和巴爾幹戰線，情況則並非如此，在那裡，路程遙遠，又缺乏運輸工具，必須採取靈活多變的運動戰。為了減輕西線上法國人的壓力，俄國人一開始就以驚人的速度和強有力的攻勢攻入東普魯士。這一戰略很奏效，導致德國人從比利時調集了四個師去支援東線。但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德國人就已透過徹底擊潰進入東普魯士的兩支俄國軍隊而解決了問題。德軍指揮官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利用其良好的鐵路網，集中兵力首先進攻俄國的一支軍隊，然後進攻另一支軍隊。到9月中旬時，東普魯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與此同時，在巴爾幹戰線上，奧地利人正遭受著屈辱的挫折。在薩拉熱窩差點喪命於普林西普的子彈之下的波西奧萊克將軍急於搗毀“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萬人渡過德里納河，進入塞爾維亞。但是，他遭到了35萬塞爾維亞軍隊的抵抗，他們當中90%的人是參加過1912年至1913年巴爾幹戰爭的老兵。在不到兩個星期中，這些塞爾維亞人就迫使奧地利人在損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況下退回到德里納河以西。9月，波西奧萊克再次發動進攻，並於12月2日佔領了貝爾格萊德。但是，塞爾維亞人再次進行反攻，到這個月底時，塞爾維亞指揮官得意揚揚地宣佈：“在塞爾維亞的領土上不再剩一個自由的敵軍士兵。”[1]

1915年：東線上俄國的退卻

1915年的一些戰役為德軍新任總司令埃裡希·馮·法金漢所左右。鑑於西線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漢把兵力集中到了東線，力圖擊敗俄國人。5月1日，德奧聯軍發動進攻，戰績卓著，至夏末時已平均推進了200英里。俄國除軍事上共傷亡250萬人外，還丟失了15%的領土，損失了10%的鐵路，失去了30%的工業，喪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專制政權遭到了使它再也無法復原的打擊。

西線的消耗戰仍在繼續。法國的霞飛將軍堅信，密集的炮火轟炸加上大部隊的正面攻擊必將帶來勝利。但是，接二連三的進攻並未使戰線發生變化，結果只是人員傷亡慘重。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參加了著名的達達尼爾戰役。當土耳其加入同盟國後，達達尼爾海峽便對協約國自動關閉，致使大量急需物資難以用船運到俄國。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國戰艦和4艘法國戰艦組成的分艦隊炮聲隆隆地駛進了達達尼爾海峽。協約國的船隻因遭到來自水雷和海岸炮火的重創而被迫撤退。接著，協約國又試圖在加里波利海灘從陸路攻取達達尼爾海峽，但是，面對毀滅性的機槍火力，只獲得了幾個淺灘立足點。土耳其人牢牢地把守住了海灘上的高地，直至協約國最後面對事實，於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

達達尼爾海峽的失敗和俄國戰線上的慘敗一起，促使保加利亞於1915年10月14日加入同盟國。這一介入意味著塞爾維亞人的末路。10月6日（原文如此），德國、奧匈帝國和保加利亞軍隊以壓倒優勢的兵力從三面進攻塞爾維亞。到年底時，整個國家全被佔領。

義大利決定加入協約國的陣營，使協約國的力量得到加強，從而彌補了巴爾幹半島上的這些失敗。儘管義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國的盟友，但戰爭一開始他們就決定保持中立。絕大多數義大利人都贊成這一方針，尤其是因為奧匈帝國佔據了亞得里亞海對岸“未收復的”領土。協約國這時慷慨地提出將這些領土以及戰勝土耳其後的另外一些領土分給義大利。這一誘餌被證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義大利簽署了《倫敦條約》，同意在一個月內加入戰爭，作為對協議國在領土方面所許下的諾言的回報。

圖249 向西線進擊的法國軍隊。這種場面的塹壕戰是20世紀第一次大型國際衝突的特徵。戰壕由帶刺的鐵絲網和機槍保護，給防守者以優勢。

1916年：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

到1916年時，同盟國在軍事上的好運已達到頂點。它們雖然控制了從漢堡到波斯灣的這塊歐洲大陸，但仍不能把一個和平解決方案強加於協約國。為了獲得這樣一個協議，1916年2月，德國人發動了對法國要塞凡爾登的全面進攻。英國人則以對索姆河西北地區的攻勢進行反擊。但是，防守再次被證明比進攻更有優勢。1916年的這兩次戰役使德國死傷約85萬人，英法死傷約95萬人。然而，任何一方向前的推進都未超過7英里。

與此同時，俄國軍隊在勃魯西洛夫將軍的領導下，在東線展開了一次成功的攻勢。德國人在凡爾登戰役中的失敗和勃魯西洛夫的進攻所獲得的意外成功促使羅馬尼亞於1916年8月27日站到了協約國一邊參戰。同盟國這時決定教訓一下羅馬尼亞，以警告其他企圖效仿羅馬尼亞做法的中立國。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軍隊以壓倒優勢的兵力突然襲擊了羅馬尼亞。到這一年年底，羅馬尼亞人已丟失了三分之二的國土，其中包括他們的首都。

羅馬尼亞捲入戰爭使希臘成為巴爾幹半島上唯一的中立國家。但在1917年6月27日，希臘也站到了協約國一邊參戰，從而為1918年進攻馬其頓、迫使保加利亞退出戰爭鋪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敗主義

與此同時，西線可怕的流血戰仍在繼續，並且絲毫沒有減弱。1916年，德國人曾在凡爾登採取攻勢，而現在，1917年，協約國卻處於領先地位。大膽的尼韋勒將軍這時接替了謹慎的霞飛將軍。尼韋勒以極大的熱情鼓吹一種新型的閃電戰，說這種閃電戰能以極少的傷亡贏得勝利。儘管法國和英國的許多軍事將領對此都持反對意見，但尼韋勒的進攻型戰略還是被接受了。

當時，德國人已用領導東線部隊的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漢。在經歷了前一年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的毀滅性打擊之後，他們決定在西線繼續採取守勢，而在海上展開無限制的潛艇戰。他們希望由此迫使英國因飢餓而投降，把法國孤立在歐洲大陸上。德國人十分清楚，潛艇戰將有招致美國參戰的危險，但他們孤注一擲，以為英國將在美國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敗。

我們不久就將看到，這一冒險差點兒獲勝，儘管它最終帶來了災難。但是，陸上的防禦戰略卻使德國人獲益匪淺。為了鞏固和加強各條戰線，興登堡將其部隊撤回到一個新的設防陣地（興登堡防線），它更直、更短，築有更多的防禦工事。這一撤退徹底打破了尼韋勒的進攻計劃，但他仍堅持實行這些計劃。法國、英國和加拿大軍隊按照預定計劃躍出壕溝發動進攻，但卻遭到了自大戰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興登堡的防禦戰略對德國人非常有用。他們使協約國蒙受了40萬人的傷亡，而己方只傷亡了25萬人。

到這時，歐洲各民族已經進入了歷史上最具毀滅性、最殘酷的戰爭的第四個年頭。人們儘管付出了種種犧牲，遭受了種種災難，但還是看不到戰爭的盡頭。厭戰和失敗主義情緒不僅出現在戰壕中，而且也出現在兩大陣營的平民百姓當中。其中一個最驚人的表現是：1917年7月19日，德國國會以212票對126票透過了《和平決議》。在奧匈帝國，1916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去世，年輕的皇帝卡爾一世繼位，他開始了秘密議和。同樣在英國，前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寫了一封公開信，預言若不採取某種方法結束衝突，西方文明將崩潰。

四、戰爭的全球階段：1917年的俄國革命

1917年因兩個重大的事態進展——俄國革命和美國參戰——而被證明是決定性的一年。這些事件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最初主要為歐洲問題而開戰，實質上是歐洲的事務，這時轉變成全球範圍的戰爭。誠然，1914年8月21日日本已參加這場戰爭，但它只是私自佔據了太平洋上幾個分散的德國殖民地。而現在，美國的加入則意味著捲進來一個非歐洲大國，而這迅速地決定了戰爭的結果。

美國參戰和俄國革命還引進了一種立即產生世界性影響的新意識形態元素。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和列寧的革命口號就其影響而言是普遍而具有破壞性的，它們與諸如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命運或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諸從屬民族的命運之類的歐洲區域性議題不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歐洲階段轉變到全球階段。

1917年的二月革命

1917年，俄國爆發了兩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俄歷2月），結束了沙皇專制統治，成立了臨時政府；第二次在11月（俄歷10月），推翻了臨時政府，確立了蘇維埃政權。第一次革命是一個使每個人大吃一驚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發了罷工和暴動，原因是運輸工具不充足，從而導致食品和燃料極度缺乏。當局命令軍隊前去維持秩序，但士兵們卻發生譁變，同示威者親近起來。始終對杜馬疑慮重重的沙皇懷疑它與此事有牽連，於3月11日下令將其解散。杜馬領導人拒不服從這一命令，因而，沙皇發現他不再能夠強迫杜馬服從自己。實際上，這種無權化本身就是革命。俄國不再擁有一個起作用的政府。當沙皇尼古拉二世於3月15日讓位給他的兄弟米哈伊爾，而米哈伊爾又於第二天放棄了皇位時，這種形勢就既是事實上的，也是法律上的。

為了避免為街上的激進分子取而代之，必須立刻建立某種新的機構。3月12日，臨時政府成立，管理國家，直到能透過選舉產生立憲會議。新政府由自由黨人格奧爾基·李沃夫公爵領導，立憲民主黨領導人保爾·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部長，唯一入閣的社會黨人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任司法部長。這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中間派內閣，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改革。實際上，它的確宣佈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宣佈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認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會、宗教或種族方面的歧視；它還透過了勞動法規，其中包括八小時工作日。儘管臨時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這些成績，但它從未紮根於這個國家。它拼命奮鬥了八個月，卻未能提供適當的行政管理。最後，這一新政府並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專制政權在3月時那樣孤立無助地崩潰了。

兩次革命之間

1917年3月至11月是臨時政府和人民黨的革命團體即蘇維埃之間為權力而鬥爭的時期。在這場鬥爭中，臨時政府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拒絕考慮絕大多數俄國人所需要的兩樣東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長們堅持認為，土地重新分配這樣的重大改革必須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並有權決定這一基本問題的立憲會議召開時才能進行。同樣，政府也不願結束戰爭，因為俄國對它的盟友負有某些不可推卸的義務。這些論點是切合實際、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卻是自殺性的。臨時政府懇求人們忍耐，而蘇維埃則要求立刻實現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爭取人民大眾。

蘇維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當時工人們選舉產生了工人代表會議即蘇維埃，以協調他們反對沙皇專制統治的鬥爭。儘管蘇維埃當時遭到了鎮壓，但它們作為鼓動和直接行動的機構已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它們恰恰具有臨時政府明顯缺乏的品質——同人民大眾的密切關係。

非常自然的是，蘇維埃隨著戰爭所引起的危機而再次出現。出於其起源和成分的緣故，它們一點也不像臨時政府那樣過於拘謹，非要等到選舉之後才進行和平談判和土地分配不可。它們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表達了人民大眾的心聲，因此，得到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援。蘇維埃不僅出現於城市，而且很快出現於鄉村和軍隊。因而，蘇維埃運動迅速地遍及全國，並在實際上發展成為一種不斷地向彼得格勒（前聖彼得堡，後很快又稱為列寧格勒）政權挑戰的基層政府。鄉村蘇維埃在組織人們奪取貴族的財產；城市蘇維埃在支援人們不斷地上街示威遊行和舉行暴動；士兵蘇維埃則在逐漸地奪取軍官的權力，達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須經其副署後方才生效的程度。

圖250 俄國革命犧牲者葬禮的那天各色旗幟的全景——1917年3月23日，彼得格勒。

起初，選入蘇維埃的代表主要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布林什維克在其領導人從瑞士返回之前仍處於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寧回到彼得格勒並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綱”，提出了立即實現和平、將土地分給農民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從即將發生的事情來看，列寧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邏輯的。但實際上，這些要求在蘇維埃內部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中，甚至在一些布林什維克中，都引起了許多異議。尤其引起爭論的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要求。這在當時似乎是十分荒謬和不負責任的。然而，時間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因為戰爭持續得越久，公眾的不滿情緒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還顯得怪誕的口號，半年之後聽起來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時，許多人都在準備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戰鬥，以擺脫臨時政府，因為臨時政府阻礙了人們獲得極為嚮往的和平和土地。

輿論轉變的最早跡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部長米留可夫的被迫辭職。米留可夫極力主張俄國繼續進行戰爭，這使他極不得人心，結果就是下臺；李沃夫和克倫斯基組成了新臨時政府。新臨時政府一直執政到7月20日。從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響的掌權者形象出現的克倫斯基組成了一個以他自己為總理的新政府。到這時，國民的傾向已完全轉向左派，以致新部長們大多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被認為是俄國政治激進分子的時代就此一去不返。為了反對列寧及其布林什維克，克倫斯基這時正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合作。

1917年的布林什維克革命

克倫斯基聲稱，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擺脫極端分子”。在努力制止對財產日益加重的侵奪時，他警告說，將來的立憲會議對7月25日以後進行的土地轉讓不會予以承認。他還試圖透過對某些罪行重新採用死刑的辦法在武裝部隊中恢復某些紀律。這些措施自然使得克倫斯基極不受布林什維克和其他激進分子的歡迎。此外，隨著輿論越來越轉向左派，布林什維克這時在蘇維埃中也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到10月時，他們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佔據多數。列寧這時斷定，推翻克倫斯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已經來臨。起義日期被定在11月7日。

圖251 1919年，列寧與托洛茨基（敬禮者）在莫斯科紅場上。此照片出自赫曼·阿澤班克攝製的紀錄片。托洛茨基的組織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紅軍取得1918年至1920年俄國內戰的勝利。到1921年時，由於戰爭、革命和內戰，俄國經濟已瀕臨崩潰。

然而實際的革命卻是高潮突降。布林什維克的軍隊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佔領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點——火車站、橋樑、銀行和政府大廈。這裡沒有戰鬥，因為11月時的克倫斯基如同3月時的尼古拉二世一樣，幾乎沒有什麼虔誠的支持者。不過布林什維克輕易的勝利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就得到了所有俄國人民或至少說大部分俄國人民的支援。最終於11月25日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的組織成分就證明了這一點：社會革命黨人佔370個席位；布林什維克佔175個席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佔40席；立憲民主黨佔17席；孟什維克佔16席；各民族團體佔86席。立憲會議於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開，儘管它在舉行了一次會議之後就被這時已掌握軍權的布林什維克驅散了，但是它的結構還是揭示了各黨派當時各自擁有多少追隨者。

新的布林什維克政府採取的首批措施中的一個就是履行和平的諾言。1918年3月3日，它同德國簽署了《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該和約嚴厲的條款要求俄國交出波蘭、波羅的海沿岸諸省、芬蘭、烏克蘭和高加索部分地區。交出的地區包括6200萬人口和125萬平方英里的領土；更具災難性的是，這些地區蘊藏著俄國四分之三的鐵和煤。它們還包括俄國一半的工廠和三分之一的產糧區（見地圖28）。

地圖28 革命中的俄國（1917—1921年）

這樣，俄國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新的布林什維克統治者著手創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五、戰爭的全球階段：美國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威爾遜總統立刻號召他的同胞嚴守中立。這一呼籲得到了普遍的贊成，因為絕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希望捲入這場戰爭。然而，到了1917年時，威爾遜本人卻正在將這個國家引向戰爭。從中立到參戰這一轉變的一個原因是政府的備戰運動，並以1916年6月3日透過的《國防法》而達到高潮。運動期間的軍事宣傳有助於在心理上為全民族參戰作準備。另一個因素是由於潘喬·維拉襲擊新墨西哥州而引起的美國對墨西哥的武裝干預（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這次干涉雖然沒有帶來什麼結果，但它帶來了軍事行動的興奮刺激感，同時卻沒有過多的痛楚和犧牲。贊成介入戰爭的還有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他們一直在用賒銷的方式向英國和法國提供軍用物資，如果他們的顧客戰敗了，他們也將破產。德國無限制的潛艇戰導致美國人員和船隻的損失也加速了美國的參戰。最後，1917年3月沙皇政權的垮臺使美國有可能加入民主國家的聯盟，反對中歐的獨裁政權。

圖252 1917年4月2日，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向國會宣讀他的參戰諮文。他預言道，“許多個月火一般的考驗和犧牲就在我們的面前”。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促使威爾遜總統於1917年4月對德國宣戰。在《十四點和平綱領》中，他具體、詳細地陳述了戰爭的目的，其中包括反對秘密外交、訂立“公開和約”、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國際貿易壁壘、削減軍備、根據必須同等重視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和諸殖民勢力的要求的原則公正裁決殖民地的全部要求、運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處理中歐和東歐各從屬少數民族的問題。

美國的參戰具有多大的決定性，在表36.1中所列舉的有關交戰國生產率的統計數字中表現得非常清楚。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不僅在軍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均佔有決定性的優勢。在1918年3月，共計84889名美軍到達西線，6月，這個數字上升到306350人。這樣，協約國的指揮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軍。不出所料，1918年同盟國一個接一個地投降了。

表36.1 交戰國軍需品的生產量

F. Sternber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Day, 1951）, pp. 166-167.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ld. Copyright 1950 by Fritz Sternberg. Copyright renew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宣告結束——這場戰爭歷時4年零3個月多，涉及30個主權國家，推翻了4個帝國，產生了7個新的國家，死亡人數為：戰鬥人員約850萬，非戰鬥人員約1000萬，直接經濟損失達1805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1516億美元。

圖253 1918年11月最後幾個在西線陣亡的英國士兵中的一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殺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歐洲衰弱和動盪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和平解決

和同盟國各國簽訂的和約有：1919年6月28日對德國的《凡爾賽和約》、1919年9月10日對奧地利的《聖日耳曼條約》、1920年6月4日對匈牙利的《特里亞農條約》、1919年11月27日對保加利亞的《納伊條約》和1920年8月10日對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對世界歷史來說，這一全面和平解決有三個特點是十分重要的，分別是：建立了國際聯盟，將民族自決的原則應用於歐洲，以及未能將這一原則應用到歐洲以外地區。

國際聯盟的組成有兩個基本目標。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維護和平。它的成員國應互相承擔對侵略的共同防禦、將爭端提交仲裁或調查爭端，以及在仲裁之後三個月內避免戰爭。國聯的第二個目的是關心國際範圍的衛生、社會、經濟和人道等問題。由於這一目的，國聯建立了專門的機構，如衛生組織、智識合作委員會和國際勞工組織。總的說來，國聯在履行其第二個職責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在改善國際勞動條件、促進世界衛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隸貿易作鬥爭、克服經濟危機等方面被證明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國聯並未能維持和平，而正是由於維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這一失敗也就意味著整個組織的終結。

圖254 為了讓土耳其退出戰爭，協約國支援阿拉伯人擺脫土耳其獲得獨立的努力。參加1919年巴黎和會的代表包括幫助領導阿拉伯人造反的英國上校T.E.勞倫斯和中東地區的代表。照片中的人是：侯賽因國王的第三個兒子費薩爾王子（前景）、T. E. 勞倫斯上校（中間那排右二）和巴格達的陸軍准將努日·巴薩·薩義德（左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解還具有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重新劃分歐洲邊界的特點。重新劃分歐洲邊界這一點在《十四點和平綱領》中已明確提出，並透過各種和平條約而正式得到落實。最終結果是歐洲地圖被大幅度修改。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毫無疑問歸還給了法國。俄國由於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等獨立國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區。獨立的波蘭在前俄國、德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割讓的諸省領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在前哈布斯堡帝國的版圖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戰前的塞爾維亞、黑山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各色前哈布斯堡帝國疆域組成。羅馬尼亞因從奧匈帝國、俄國和保加利亞獲得領土而使其面積增加了一倍多。最後，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剩餘的地區則出現了奧地利和匈牙利這兩個小國家。

民族自決的原則在劃分新邊界時並不是在任何場合都受到尊重。的確，關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數可觀的日耳曼少數民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數民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俄羅斯少數民族，還存在憤憤不平的抗議。然而，儘管存在這些偏差，新邊界卻遠比舊邊界更符合民族主義願望。少數民族的數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要少得多（見地圖29）。

地圖29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1923年）

儘管調停人通常將民族自決的原則運用於歐洲，但他們卻絕對不在歐洲以外地區這樣做。這種差別對待在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中可以清楚地覺察出來，綱領明確地闡述了應該如何滿足歐洲各種少數民族的願望，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綱領》第五條宣稱：在殖民地，“當地居民的利益，應與管治權待決的政府的正當要求，獲得同等的重視”。這裡重要的一點是，它提到的是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願望”。不用說，正是歐洲人自己在決定著這些“利益”是什麼，因而其結果也就是變相形式的帝國統治，即所謂的託管制度。

《國聯盟約》第22條把從同盟國手中獲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在現代世界的緊張形勢下還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這一條款規定：“這些民族的監護應該委託給那些先進民族，即因其資源、經歷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擔這一責任的民族……同時，這一監護應由他們作為‘受託者’代表國聯來執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受託者”來“監護”的規定並沒有擴大到獲勝的協約國的殖民地，雖然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許多方面都處於相似的發展水平或缺少發展。

七、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全球，所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並沒有減弱。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仍然統治著與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為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看上去要更完整。

不過，在這一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於它開啟了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機和對殖民地控制的日益減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都能產生大量的回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其全部對外投資。這一反轉的趨勢從美國所具有的新的金融實力中可以看出來。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為40億美元，但到1919年時，它已成為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到1930年時，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在工業上，與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為歐洲的許多工業區都已遭到破壞，而美國的工廠卻在戰時極大需求的推動下，如雨後春筍般驚人地發展起來。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產量至少佔世界工業總產量的42.2％，這一產量大於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產量。因此，歐洲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歐洲已不再像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工廠。這兩方面的領導權都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爭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使歐洲內部遭到摧殘。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各個角落。然而，戰爭的浩劫卻使歐洲人士氣沮喪，失去信心。在歐洲大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在受到懷疑和挑戰。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著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憤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寧這兩位非歐洲人的指導。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引起了一場民主願望和期許的狂熱。1918年12月，當威爾遜踏上歐洲血染的土地時，廣大民眾以發狂的熱情把他當作“人類的國王”“救世主”“和平王子”來歡迎。他們貪婪地聆聽著他的有關和平和安全的遠景規劃。

與此同時，另一個拯救福音則正從東方傳來。數百萬死傷者和城鄉冒著煙的廢墟使得廣大民眾易於接受進行革命和實現社會新秩序的號召。為了模仿布林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遊行。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林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為各地的人們所接受。匈牙利剛剛屈服。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將它點燃。”[3]

最後，歐洲的霸權也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因為這次大戰對海外殖民地產生了影響。歐洲列強的一個集團同另一集團血戰到底的慘狀不可彌補地損壞了白種主人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認為幾乎是神定的有色人種統治者了。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居民作為士兵或勞工加入戰爭，同樣具有破壞性。印度幾個師在西線和美索不達米亞作戰；許多身著法軍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國北部作戰；大批的中國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後方的勞動營裡服勞役。不用說，有過如此經歷後返回家園的殖民地居民對歐洲領主顯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恭順。

革命思想還因與戰爭行為有關的宣傳而在殖民地中得到傳播。誠然，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願望”。但在戰時，這是一個極其細微的差別。“民族自決”這一革命術語已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記。同樣具有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洲的知識分子已為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激勵。他們引用過伏爾泰、馬志尼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話。但現在，他們的後裔很可能會引用馬克思和列寧的話。1919年7月25日，孫中山為這一轉變提供了證據，他宣佈：“如果中國人民希望自由的話……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中的唯一的夥伴和兄弟就是蘇俄工農紅軍。”[4]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這些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深刻的政治結果。但在當時只有少數幾個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而美國黑人領袖W. E. B. 杜波伊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於1918年寫下了以下這一有關即將到來的世界的非凡預測：

這場戰爭既是一個結局，也是一個開端。世界上深膚色的人們決不再僅僅佔據他們以前所佔據的地方。在他們所佔據的地方，遲早將出現獨立的中國、自治的印度、代議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僅僅是供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非洲。從這場戰爭中，還將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美國黑人民族。[5]

[推薦讀物]

最新的許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的著作有：G. F. Kennan所著的The Fateful Alliance：France，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antheon出版社，1984）；J. Joll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gman出版社，1985）和G. Barraclough所著的From Agadir to Armageddon：Anatomy of a Crisis（Holmes and Meier出版社，1981），後者強調了導致薩拉熱窩事件的阿加迪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並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的暗示。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廣泛的意義，見H. Holborn所著的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Knopf出版社，1951）；M. Ferro所著的The Great War 1914-1918（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73）和J. Winter所著的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95）。

最詳盡地研究俄國革命的著作是E. H. Car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3 vol（Macmillan出版社，1953）。也可見H. Salisbury翻譯的Black Night，White Snow：Russia’s Revolution，1905-1917（Doubleday出版社，1978）。文獻資料有J. Bunyan和H. H. Fishe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18（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34）以及R. P. Browder和A. F. Kerensky所著的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1917，3 vols.（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也可見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P. Dukes所著的October a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9）分析了俄國革命對全球的影響。

關於《凡爾賽和約》，見A. J. Mayer的權威性研究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Knopf出版社，1967）；N. G. Levin，Jr.所著的、揭示性地分析美國的作用的著作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n’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和A. Walworth所著的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W. W. Norton出版社，1986）。

[註釋]

[1]Cited by J. C. Adams, Flight in Winter（Princeton University，1942）, p. 29.

2. Cited by 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3（Doubleday，1922）, p. 451.

[3]C. Seymour，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 4（Houghton Mifflin，1928）, p. 389.

[4]Cited by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Day，1953）, p. 364.

[5]Cited by R. Emerson and M. Kilson, “The American Dilemma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Rise of Africa and Negro America,” Daedalus, Vol. 94（Fall 1965）, p. 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