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起義

自日本戰勝俄國那天起，亞洲各國人民就抱有擺脫歐洲壓迫的希望；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終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獨立運動……如果我們要恢復自己的權利，就必須訴諸武力。

——孫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地區出現了革命的浪潮。雖然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裡，但正是戰爭本身直接促進了革命。最終結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達到了他們提出的大多數目標，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只獲得了憲法上的適度讓步。這些起義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0年中最終摧毀歐洲諸帝國的大動亂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所有反對歐洲人統治的殖民地起義中，土耳其人的起義最為恢宏、最為成功。大戰期間，他們遭到了慘敗，接著，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戰協定與和平條約。然而，他們很快便挽回了敗局，在武裝衝突中擊敗了他們的敵人，贏得了一個新條約，有著較為有利的條款。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國中，只有落後且被輕視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獲勝的協約國，迫使它們接受對媾和條約所作的修改。要理解這一異乎尋常的結果，就必須回顧一下戰時有關奧斯曼帝國的複雜外交活動。大戰幾年中，英國是大部分中東外交活動的主要幕後推手，它應對三組時常相沖突的協約——與其盟國的協約、與阿拉伯代表的協約以及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協約——負責。

協約國之間的條約共有四個：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協定》、1915年4月26日的《倫敦條約》、1916年4月26日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和1917年4月的《聖讓-德莫里耶訥協定》。這些條約將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峽及小亞細亞東北的大部分地區分給俄國；小亞細亞西南地區分給義大利；美索不達米亞和海法及阿卡港口周圍的飛地分給英國；敘利亞沿海和俄國勢力範圍以東的內地分給法國。這些密約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死刑執行令，它們留給土耳其人的僅是其故國北部的2萬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密約與英國當時正同阿拉伯和猶太代表締結的某些協議直接牴觸。

圖255 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

1914年11月，當土耳其加入同盟國後，英國人便同阿拉伯領導人麥加王子埃米爾·侯賽因協商軍事聯盟。作為對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報，英國人同意承認戰後各阿拉伯國家的獨立。但這一承諾與英國人對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羅斯柴爾德勳爵所作的許諾相沖突。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早在19世紀末期已作為對愈演愈烈的反閃族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在歐洲猶太人中間發展起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於1897年成立於巴塞爾，曾多次請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允許他們在巴勒斯坦即猶太教《聖經》中的祖國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定居點。由於土耳其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和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趁機要求協約國允許他們在奧斯曼帝國滅亡之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他們獲得了成功：1917年11月2日，貝爾福勳爵寫信給羅斯柴爾德勳爵，宣稱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損於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人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事情……”很明顯，這一《貝爾福宣言》與對侯賽因的承諾和協約國之間瓜分奧斯曼帝國的秘密條約都是相沖突的。

最終的結果是簽訂了《色佛爾條約》（1920年8月10日）；根據該條約，法國得到了敘利亞託管地，而英國除保護國埃及外，還獲得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義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島，希臘因其首相韋尼澤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獲得了愛琴海上的幾座島嶼、東色雷斯以及士麥那（今伊茲密爾）地區的五年管轄權；五年後，對士麥那地區的最後處置將由公民投票決定。亞美尼亞和漢志王國的獨立得到承認。最後，蘇維埃俄國由於同協約國干涉勢力發生武裝衝突，由於公佈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們所簽訂的秘密條約，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君士坦丁堡這一戰略要地仍處於土耳其的主權之下，不過，土耳其海峽將被解除軍事管制，置於國際控制之下。

這些條款與過去給予阿拉伯人的許諾完全相反，與協約國公開聲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完全相反，以致在整個中東引起了武裝抵抗的浪潮。諸因素的結合使得土耳其人能夠徹底廢除《色佛爾條約》，而阿拉伯人則也在經過十年的頑強鬥爭之後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讓步。

土耳其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後來被稱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的人格。他因在反對協約國的戰爭中成功地保衛了達達尼爾海峽而成名。停戰後，他帶頭反對《色佛爾條約》。他願意放棄舊帝國的阿拉伯諸省，但拒絕接受割讓小亞細亞及放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的條款。在1919年10月的選舉中，凱末爾的支持者贏得了多數席位。1920年1月召開的議會接受了凱末爾的計劃。1920年4月，議會宣佈罷黜蘇丹——他實際上是君士坦丁堡的一個協約國囚犯——並建立了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共和國。

年輕的共和國不僅要與蘇丹作鬥爭，還要與獲勝的協約國作鬥爭。它之所以能打敗這樣的對手，是因為凱末爾富有靈感的領導，是因為土耳其人民團結在他的周圍，尤其是在1919年春希臘軍隊登陸士麥那以後。凱末爾巧妙地利用協約國之間的嚴重分歧與它們分別締結條約，從而孤立了士麥那的希臘人。1922年9月，凱末爾騎著馬勝利地進入士麥那。不僅是希臘軍隊，連世代居住在那些沿海地區的希臘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就處在一個能夠要求修改《色佛爾條約》的有利位置上；經過長期談判，1923年7月24日簽訂的《洛桑和約》使他做到了這一點。在創立新土耳其之後，凱末爾轉而致力於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鉅的任務。凱末爾毫不留情地清除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制度，在變革的巨大洪流中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首都從易受攻擊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林）遷移到小亞細亞中心地帶的安卡拉；廢除了哈里發制；取締所有的宗教社團和寺院；與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一起採用一部憲法；給予婦女以選舉權，並允許她們參加議會。至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去世時，新土耳其已經確立。

圖256 穆斯塔法·凱末爾在乘專列離開伊斯坦布林前往安哥拉（現安卡拉）時在車窗前的留影。

二、阿拉伯中東

就在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毀《色佛爾條約》之際，阿拉伯人正在頑強地抵抗指派給他們的受託管理國。與《侯賽因協定》相反，敘利亞——黎巴嫩已作為託管地分給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已成為英國的託管地，而埃及則已完全由英國人控制。對阿拉伯國家這種橫暴的瓜分行徑必然導致騷動，因為戰爭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感情。

一種共同的模式在戰後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發展了起來。首先，在和平條約剛簽訂後的幾年中爆發反抗和武裝起義。然後，英國和法國逐漸恢復秩序，重申它們的權力。最後，它們允許不同程度的自治，雖然沒有完全使民族主義者滿意，但確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維持了一種不安定的和平。

圖257 1920年，猶太殖民者在前往巴勒斯坦定居點的途中。

在巴勒斯坦，情況比較獨特，因為那裡的形勢很快就惡化成由英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三方參加的一場苦鬥。阿拉伯人堅持認為，有關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違背了先前給予阿拉伯人的許諾。1921年，英國人試圖透過分出巴勒斯坦的內地部分成立獨立的外約旦國家來撫慰阿拉伯人。這樣就免除了所有關於建立猶太人家園的託管條款。

然而，在巴勒斯坦本土，隨著猶太移民的不斷湧入及憂慮重重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回擊，這種三方間的衝突變得日趨激烈。託管條款第六條要求英國為猶太人的遷移“提供方便”，並“鼓勵在這片土地上設立猶太人定居點”。但是，同一條款中還規定，“居民中其他幾部分人的權利和地位”將受到保護。顯而易見，英國人當時認為這兩條規定未必矛盾。他們預料，猶太人的遷移永遠不會達到侵犯阿拉伯人“權利和地位”的程度。他們未能預見到1933年希特勒上臺將產生的影響。猶太移民從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總人數從1919年的6.5萬人上升到1939年的45萬人。

只要猶太人的湧入始終適度，阿拉伯人也不會提出強烈的反對。其實，他們確曾歡迎過有錢、有幹勁、有技藝的猶太人。他們自己也已從猶太人在恢復土地肥力、建立工業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創造的種種成功中大大得益。但是，當移居的小溪變成一股洪流時，阿拉伯人便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阿拉伯人指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反閃族主義而失去自己的國家。“反閃族主義是一種可悲的西方病……我們不是反閃族主義者，我們也是閃族。然而，這個西方的問題如今卻要我們付出代價來予以解決。你們認為這樣做公正嗎？”[1]

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攻擊變得愈益頻繁和猛烈。英國的反應是在這些大暴動之後派出了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幾個委員會已對情況進行了調查，他們企圖滿足三方不同且相互衝突的利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熱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要求和英帝國的利益，所以他們的建議始終搖擺不定。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書》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內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提出對猶太人遷移和土地購買加以明確的限制。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拒絕了英國人的建議，巴勒斯坦的矛盾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在原地踏步。

三、印度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當時可預見的將來內似乎都十分牢固。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覲見儀式。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眾口一詞的效忠宣誓。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援英國參戰。王公們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鬥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過了29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於戰爭本身的影響——不光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號產生了影響，還有海外服役的經歷也擾動了數十萬計程車兵，他們帶著新思想和新觀念回到故土。戰後初年的一系列災害也促成了動亂：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1918年至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個原因是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

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最傑出的人物。成立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1914年以前並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三十章第五節）。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眾支援的中產階級運動。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他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9萬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將崩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甘地還號召人民聯合罷工或抵制英貨。甘地勸誡人們用家裡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復興鄉村工業。他本人就曾繫了一條土布腰帶，當眾操作紡車。甘地教導說，將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並按其行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圖258 “偉大的靈魂”“聖雄”莫漢達斯·K. 甘地，他是現代印度之父。

另一位民族主義領導人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這時也正在同甘地一起起到重要作用。他是一位富有律師之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後，他投身於為自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鬥爭，成為甘地的追隨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於他這位神秘、苦行的領袖。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堅信科學技術是將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

印度民族主義者發生了分裂，不僅在尼赫魯與甘地之間，也在敵對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兩大集團之間。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直到1935年以後由孟買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真納向穆斯林民眾大聲呼籲說“伊斯蘭教正處於危險之中”。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的許多穆斯林認為，同他們的印度教鄰居相比，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的人與他們的共同之處更多。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後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四、中國

在中國，孫中山於1911年建立了共和國，組織了他的政黨國民黨（見第三十一章第二節）。儘管孫是總統，是名義上的國家首領，但實權卻掌握在官僚和軍事領導人手中，他們作為軍閥控制著這個國家。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和中國的領袖。在他的領導下，在修建鐵路、公路，建立工業，改進公共衛生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但是，蔣介石的改革方案有著嚴重的漏洞，這些漏洞最終被證明是致命的。亟需的土地改革被忽視了，因為農村地區的國民黨被反對任何變革的地主所控制。蔣介石一黨制的獨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反對黨黨派不可能透過法律手段堅持自己的權利，革命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國民黨政權享有長期的和平，那麼，它的這些弱點也許會逐漸得到克服。但是，它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它有兩大死敵：國內的共產黨人和國外的日本人。

圖259 1937年，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在中國西北的陝西發表演說。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其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的綱領吸引了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孫中山曾與共產黨緊密合作，但蔣介石不；他強烈反對共產黨人的激進社會主義。他發動了五次“圍剿戰役”，但共產黨因其“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爭取了廣大農民而倖存下來。毛澤東是一位傑出的共產黨領袖，他無視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絕了只能依靠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他根據對農村的直接考察斷定，占人口70%的貧農是“革命的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對莫斯科來說純屬異端邪說，但毛自行其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建立了獨立的軍隊和政府。

在與蔣介石的“圍剿”進行了數年鬥爭之後，毛最終衝出包圍，到達西北諸省，在那裡艱苦奮鬥，建立了根據地。由於他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日本人在東部沿海的進攻削弱了蔣的政府，他漸漸地擴大了他的根據地。日本人的侵略和共產黨的強大加在一起最終迫使蔣介石於1949年逃往臺灣地區，毛澤東成為中國大陸的領導者。

[推薦讀物]

全面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起義的著作有：H. Kohn所著的The Age of Nationalism：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Harper & Row出版社，1962）的相關部分；M. Edwardes所著的Asia in the European Age，1498-1955（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和J. Romein所著的The Asian Century（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2）。

M. Kent所編的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84）分析了涉及中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外交。關於凱末爾統治下的土耳其的復興，見S. R. Sonyel所著的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Sage出版社，1975）。

關於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覺醒，見N. Safran所著的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Z. N. Zeine所著的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t the Rise and Fall of Feisal’s Kingdom in Syria（Khayat出版社，1960）；A. Hourani所著的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和S. G. Haim編著的Arab Nationalism：An Anth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4）。

關於印度的傑出人物的著作有：M. K. Gandhi所著的An Autobiography：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eacon出版社，1957）和All Men Are Brothers：Life and Thoughts of Mahatma Gandhi as Told in His Own Words（UNESCO，1958）以及E. Erikson所著的Gandhi’s Truth（W. W. Norton出版社，1970）和Toward Freedom：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Harper & Row出版社，1941）。

關於中國的傑出人物的著作有：H. Z. Schiffrin所著的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1911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9）；E. Hahn所著的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Doubleday出版社，1955）和M. Meisner所著的Mao’s China（Free出版社，1977）。論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期最有用的著作有：L. Bianco所著的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1）；H. R. Issacs所著的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nd rev. ed.（Atheneum出版社，1968）和J. E. Sheridan所著的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Free出版社，1975）。

[註釋]

[1]Cited by W. R. Polk, “What the Arabs Think,” Headline Series, No. 96，p.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