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非洲

不論怎樣，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復返；白人必須面對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新形勢。

——簡·克里斯蒂安·斯穆茨

歐洲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響遠遲於對歐亞大陸的影響。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擴張之前，歐洲列強就已將它們的統治加於印度、東印度群島和北非大部分地區。法國分別於1830年和1881年奪取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英國則於1882年佔領了埃及。歐洲人向南入侵的時間通常較晚，原因多種多樣，其中包括氣候惡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礙，以及非洲人那種與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相比更具優勢的組織和更為有力的抵抗。另外，與墨西哥和秘魯擁有金銀的情況不同，這裡缺乏誘使歐洲人進入內地的可剝削的財富。因而，19世紀末葉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區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歐洲的影響。不過，在19世紀最後20年中，歐洲列強卻追回了失去的時間。他們實際瓜分了整個非洲大陸，掠奪了它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到1914年時，非洲諸民族在許多方面都已受到歐洲人的影響，甚至比亞洲人所受到的影響還要大；不過，內地的許多村民仍過著基本上未受到歐洲侵略者影響的生活。

一、奴隸貿易

對歐洲人來說，幾個世紀以來，非洲最有價值的資源就是奴隸，而這些奴隸在沿海港口便可獲得，無須深入內地。奴隸制這時在非洲已是一個成規建制。戰俘被迫成為奴隸，債務人或犯有嚴重罪行的人也淪為奴隸。但是，這些奴隸通常被當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們享有明確規定的權利，他們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襲。因此，人們通常認為，與歐洲人組織的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相比，非洲傳統的奴隸制度比較溫和。然而，這種說法可能過於離譜。埃德華·雷諾德教授針對這種錯覺警告道，他不認為“殘酷和非人道的奴役是西方的專利。奴隸制度以其包括剝奪生命在內的極端形式是非洲和西方所共有的……雖然非洲奴隸制度有著不同的起源和影響，但這一事實不應該讓我們否定奴隸制度的本質——對人的剝削和征服”[1]。同樣不能否定的是，若沒有非洲酋長們的參與，整船整船的非洲人也不可能被運到美洲的奴隸種植園；這些酋長圍捕自己的非洲同胞，把他們賣給等候在海邊的歐洲船長，從而獲得可觀的利潤。

圖227 這幅18世紀後期的雕版畫表現的是在非洲沿海的歐洲奴隸販子，圖示著痛苦、非人道的奴役過程的第一步。

儘管如此，事實仍然是，歐洲人所進行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在數量和特性上都與非洲內部存在的傳統奴隸制度完全不同。歐洲的奴隸制度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經濟、而非社會的制度，它在非洲的情況也正是如此。西方的奴隸販子和奴隸主都是純粹受經濟利益驅動的，他們都準備讓奴隸勞作至死，如果這樣做比更仁慈地對待他們更有利潤的話。當歐洲人開始大規模捲入非洲的奴隸貿易時，種族主義又加強了這種非人格性。也許是出於潛意識的合理化，他們漸漸地開始鄙視黑人，認為他們是天生低劣的人，因而命中註定要為他們的白人主子效勞。潛意識的合理化可能還體現在歐洲人用宗教為奴隸貿易所作的辯護中，他們認為，奴役確保了非洲異教徒轉向文明和真正的信仰。

葡萄牙人以這種自鳴得意的精神將成千上萬的非洲奴隸用船運回本國。但這隻啟動奴隸貿易新的重大階段的一個小小序幕；該階段始於1510年，當年向美洲大陸運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隸。這次冒險非常成功，因為美洲，尤其是甘蔗種植園，迫切需要勞力。奴隸市場幾乎不受限制，其他幾個國家也捲入了這一貿易，希圖分享厚利。控制奴隸貿易的16世紀時是葡萄牙，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荷蘭，18世紀時則是英國。大約40個歐洲要塞分佈在西非沿岸；它們用來防禦敵對的貿易國，用來關押等著運過大西洋的奴隸。

奴隸販子最典型的航線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滿載貨物的船隻從本國港口駛向非洲；這些貨物有鹽、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後將這些貨物換成由非洲當地人從內地運到沿海地區的奴隸。再把這些不幸的受害者裝進條件惡劣的船艙，沿著所謂的“中央航路”運過大西洋。在目的地美洲大陸，這些奴隸不是當即被全部售出，就是被圈起來零售。最後一段航程是船隻滿載種植園的產品如糖、糖漿、菸草、稻米等返回本國。

圖228 美國內戰之前穿梭於非洲和美洲之間的奴隸貿易船的平面圖。

由於貿易風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時間短，平均是60天。然而，在這一航行中，奴隸的平均死亡率從10%至55%不等，它取決於旅程的長短、流行病的出現次數和奴隸待遇的好壞。奴隸的待遇幾乎都包括難以忍受的擁擠、令人窒息的炎熱和糟糕的食物。在此之前，即從內陸到沿海的過程中，奴隸的死亡率甚至更高。突擊隊為了尋找強壯的青年男女而掠奪村莊、拆散家庭。俘虜們被迫從早到晚在酷熱和大雨中趕路；他們穿過茂密的叢林或乾燥的平原。到達沿海地區的倖存者則像牛一樣一絲不掛地被趕進市場。然後，他們又被烙上公司或買主的名字，趕進要塞，等待著運過大西洋。因此，毫不奇怪，雖然向美洲種植園提供的奴隸在1200萬到2000萬人之間，但非洲損失的人口據估計卻是這一人數的4倍（見第二十五章第三節，關於對非洲的全面影響的部分）。

歐洲人對這些駭人聽聞的做法全然不顧，繼續買賣非洲人達4個多世紀。由於這樣做能獲得鉅額利潤，各大既得利益集團都堅決反對任何控制或廢除奴隸貿易的建議。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長就反對，因為他們用一個強壯的奴隸可換得20到36英鎊。這些非洲領導人在奴隸貿易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的參與對歐洲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歐洲人被限制在沿海地區，並承受著25%到50%的死亡率。非洲經紀人不僅從這種貿易中獲得鉅額利潤，而且也竭力反對所有廢除這種貿易的建議。但不管廢除奴隸貿易的運動如何，非洲大地上確實發生過反對歐洲人的暴動。確實有少數非洲酋長曾試圖阻止對他們同胞的這種可恨貿易，但是，他們沒有機會，因為那些繼續這種貿易的酋長得到了火器，威脅著少數試圖洗手不幹的酋長。因此，這些少數持不同意見的酋長陷入了一種無法逃避的困境。

同樣，美洲的種植園主，尤其是18世紀在英國議會中佔有重要席位的巴貝多種植園主，也支援奴隸貿易。另外，歐洲諸既得利益集團，不論是販奴者還是國內各酒商和產品製造商，都擁護這種奴隸貿易。據估計，英國一年運往非洲的產品價值100萬英鎊，而歐洲其他國家為了同一目的也運去了同等數量的產品。這一支出所得的利潤非常大，因此，18世紀，像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爾這樣的城市主要是依靠這一交易繁榮起來的。著名的廢奴主義領袖威廉·威爾伯福斯正確地評論道：“利益能給人們的眼睛蒙上一層厚厚的膜，即便雙目失明也不過如此。”[2]

儘管存在著這些難以應付的障礙，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從事廢奴運動。1787年，他們在英國成立了廢除奴隸貿易協會。1823年，為了結束奴隸貿易與奴隸制度，他們又成立了反對奴隸制度協會。工業革命的進步援助了這些廢奴主義者，它正在使奴隸制過時。因為不斷進步的技術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事實上，廢奴主義者認為奴隸貿易已經失效，因而堅決認為在非洲能發展起一種更加有利可圖的“合法”貿易。

1833年，議會終於透過了一項在英國本土徹底廢除奴隸制並向蓄奴者提供2000萬英鎊賠償費的法令。英國政府進而說服歐洲其他國家以它為榜樣，允許英國軍艦截獲掛有別國國旗的販奴船。有一個時期，英國動用了海軍四分之一的力量，以配有9000名水兵的56只艦船，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邏。直到美洲大陸各國逐漸廢除奴隸制時——海地、美國和巴西分別於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廢除奴隸制，古巴大約也在1888年廢除奴隸制，此後還有一些別的國家相繼廢除奴隸制——徹底成功才指日可待。

當非洲西海岸的奴隸貿易正被取締時，在中非和東非，阿拉伯人仍在繼續這一貿易，儘管其規模要小得多。遠在歐洲人出現之前，阿拉伯人就已開始從事這一貿易，而整個19世紀中，甚至在進入20世紀以後，他們還在進行這一貿易。被俘的奴隸或被迫穿過撒哈拉大沙漠抵達北非市場，或被帶到東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運往桑給巴爾、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這些奴隸中的許多人都是在印度洋諸島嶼上的丁香種植園和甘蔗種植園中工作。這一貿易比西非沿岸的貿易更難禁止。儘管英國海軍在紅海和印度洋上巡邏，但這一貿易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圖229 位於肯亞拉姆島東南海岸邊的希拉的星期五清真寺。這一斯瓦希里建築後期的典型建築屬於19世紀早期的作品。它是當地僅存的一座建於20世紀以前的帶尖塔的清真寺。拉姆島上的斯瓦希里居住區始建於約15世紀，享有一段富庶昇平的時期，並在19世紀達到頂峰。

二、探險時代

廢奴運動直接促成了對這塊“黑暗大陸”的探險和開發。廢奴主義者希望進入奴隸被俘的內地，取消奴隸貿易。他們試圖在那裡發展起“合法的”即正規的貿易，以取代奴隸貿易。與此同時，由於對地理學愛好的日益增長，歐洲人極其渴望瞭解未經勘探過的地區。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使19世紀一些非凡、有趣的探險家來到非洲。

對非洲大陸進行系統的探險始於1788年“非洲協會”的成立。這一協會以英國著名科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為首，其宗旨是“促進科學和人類的事業，探測神秘的地理環境，查明資源，改善這塊不幸大陸的條件”。協會首先把注意力直接放在尼日盆地和西非的勘探上。

對尼日河上游一次損失慘重的商業性探險證明，那裡缺乏商業機會，於是，人們將興趣轉到了東非。尼羅河的源頭問題是東非的重大問題。敵對的當地人、巨大的沼澤地和無數的急流使所有逆尼羅河而上直達其源頭的企圖成為泡影。1856年，兩位英國人約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頓從非洲東海岸向內地進發，他們發現了坦噶尼喀湖、維多利亞湖，最後順尼羅河而下，穿過埃及進抵地中海。

探險家中的傑出人物是戴維·利文斯敦，他走遍了非洲大陸。還有一位是亨利·斯坦利，他在1877年到達了剛果河在西海岸的河口。兩年後，斯坦利再次來到剛果河畔，但這次他是作為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代理人而非探險者來到這裡的。這時，已從探測非洲的時代轉入瓜分非洲的時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歐洲列強在非洲只佔有一些無關緊要的地區。它們主要是海港、設防的貿易站，以及少量毗鄰的地區，後者是貿易的附屬地，而非領土擴張的基地。隨著歐洲奴隸貿易的結束，大多數沿海據點實際上已被廢棄，因為合法的貿易不足以維持它們。這一早期時代的歐洲領導人都反覆申明他們反對獲取殖民地。

1870年後，種種因素（見第二十六章第七節）的結合使這種反殖民主義的態度完全改變。這時，殖民地被看作宗主國的財產，未被佔領、毫無防禦的非洲大陸變成了帝國主義者渴望爭奪的焦點。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是帝國主義爭奪非洲的領軍人物。起初，他主要對東非感興趣。但在斯坦利於1876年至1877年間考察剛果盆地之後，利奧波德立刻看到了這一巨大中央地區的潛力。其實，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這一機會，但他未能得到英國的支援。1878年，斯坦利開始為利奧波德效勞，第二年回到剛果。1879年至1880年間，斯坦利同酋長們簽訂了許多條約，將至少9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移交給“國際剛果協會”；“國際剛果協會”是在利奧波德的指導下成立的一個新組織。這些酋長根本不知道簽訂這些條約和接受象徵性報償便意味著永遠失去他們部族的土地。傳統上，非洲酋長是受託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賣土地就像市長出賣“他的”市政廳一樣。然而，這卻是歐洲人在整個非洲大陸的標準做法，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利奧波德種種詭計的直接後果是，1884年至1885年在柏林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為進一步瓜分非洲領土作出了若干規定。會議同意：任何國家若要兼併土地或建立保護國，應該先將其意圖通知其他國家；對領土要求的承認必須取決於有效的佔領；各種糾紛應透過仲裁予以解決。由於會議對領土擴張的國際法規達成了協議，整個非洲大陸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完畢。在剛果，利奧波德為了消除對其事業可能存在的批評，於1887年買下了所有非比利時人的產業。他的各種強迫勞動的方法殘忍得令人難以置信，以致剛果人口在利奧波德所統治的1885年至1908年間減少了一半（從2000萬人下降到1000萬人）。有關這些暴行的訊息漸漸洩漏出來，利奧波德不得不於1908年將他的剛果領地轉交給比利時政府。過去曾為私人財產的領地這時變成了比利時的殖民地。政府採取措施結束了那些暴行，不過變相的強迫勞動依然存在。

在西非其他地區，法國人最為活躍。他們設想出一個龐大的計劃，企圖從象牙海岸、達荷美和剛果河北岸的老貿易站出發，向內地推進，建立一個從阿爾及利亞到剛果、從塞內加爾到尼羅河乃至紅海的法屬西非帝國。由於德國人和英國人在西海岸也擁有據點，法國人在爭奪內地的競賽中不得不迂迴繞過他們的對手。他們大體上是成功的。只有奈及利亞的英國人和喀麥隆的德國人能有效地向內地擴張。西非其他所有地區，連同遼闊的撒哈拉大沙漠，這時都變成了由巴黎統治的法國大領地。

英國人和德國人於1886年和1890年簽訂協定，解決他們之間在東非的領土要求。德國人繼續保有被稱為德屬東非保護地的廣大地區，英國人則保留英屬東非保護地和烏干達保護地；德屬東非保護地在1919年以後更名為坦噶尼喀，英屬東非保護地後來則被稱為肯亞殖民地。

與此同時，姍姍來遲的義大利人也加入了對非洲領土的爭奪。他們設法獲得了紅海沿岸兩個土地貧瘠的殖民地：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蘭。後來，1896年時，他們進行了更大的冒險活動，派遣了一支軍隊去征服衣索比亞王國。信奉基督教的衣索比亞人較非洲大多數其他地區的人能進行更有效的抵抗。他們的國王曼涅裡克擁有一支由法國軍官訓練、用法國武器裝備的8萬人的軍隊。他能打敗1萬人的義大利小部隊，因而他的王國仍不受歐洲人的統治。到1914年時，除西海岸的賴比瑞亞這個小共和國外，衣索比亞是整個非洲大陸上唯一獨立的國家。即使是建立於1847年的賴比瑞亞（名字取自拉丁語Liber，意為“自由”），儘管是獲得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拓居地，卻由於財政崩潰和內部混亂，到1911年時也已成為實際上的美國保護地。

圖230 這是一張拍攝於1890年法屬剛果的照片。照片中當地的黑人按照攝影師的要求扛著象牙擺出姿勢，後來這張照片被製成明信片。

這種史無前例的領土擴張的最終結果是：整個非洲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只有賴比瑞亞和衣索比亞這兩個脆弱國家例外。為什麼歐洲人能如此輕易地瓜分非洲，一個原因是他們能使非洲人反對非洲人（正如他們在征服美洲時用印第安人對付印第安人一樣）。另一個原因是非洲人進行的是正面戰，這使他們成為歐洲人殺傷性火炮的刀俎之肉。在戰場上被打敗後，他們通常撤回到築有城牆的城市，但面對歐洲人的火炮攻擊時仍束手無策。如果他們進行的是游擊戰，憑藉他們對地形的熟悉和當地人的支援，本可以堅持很長時間，足以使歐洲人因代價太高而放棄征服。實際上，非洲人無法抵擋河上的戰船、海岸的戰艦、每秒發射10多發子彈的加特林機關槍和馬克西姆機關槍。

圖231 莫舒舒一世是賴索托王國的國王和創立者。並不是所有的班圖民族都像恰卡那樣好戰。莫舒舒一世原是一個分部落班圖——索托族的王子，他帶領臣民擊退了祖魯人的進攻，並領著他們遷到南部非洲的一座山上的要塞裡。在那裡，他透過外交手段和堅定的決心創立了一個一直維持到現在的小國家。1868年，這個王國成為英國的巴蘇陀蘭保護國。1966年，這個王國獲得獨立，取名為賴索托王國，由莫舒舒一世的曾孫莫舒舒二世統領。

儘管存在著這些絕對的劣勢，非洲人卻絕不是百依百順的工具。在一些地區，他們進行了足夠的抵抗，極大地減慢了“歐洲”軍隊推進的速度。對西非的征服花了25年的時間，而象牙海岸部分地區、馬裡、尼日、奈及利亞東部和北部，以及茅利塔尼亞的動盪則一直持續到20世紀前20年。非洲這一抵抗的領導人今天都已成為非洲新興獨立國家的民族英雄。

四、歐洲的影響

經濟影響

瓜分非洲出於明顯的經濟動機，因此，毫不奇怪，伴隨而來的是劇烈的經濟變化。歐洲不再滿足於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隸。工業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隸，因為技術已提供了大量的機械。西方需要的是在非洲內地所發現的原料，因為它現在擁有提取這些原料的技術手段。

隨著在金伯利發現金剛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蘭發現黃金（1884年），對非洲資源的開發邁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羅得西亞（今辛巴威）和剛果也發現了同樣大量的礦產財富：前者是金和銅，後者是金、銅和金剛石。西海岸的許多地區都盛產熱帶森林產品，如棕櫚油、橡膠和象牙等。根據探險者的報告，我們得知，內地有些高原不僅氣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結果，歐洲移民者蜂擁而入，尤其是南羅得西亞和東非。不久以後，他們就在這些地區獲得了最理想的農業地產。

為了運輸當時生產的礦物和農產品，歐洲人著手在非洲鋪設鐵路網，正如他們早先在亞洲所做的那樣。鋪設這些鐵路是為了便利產品出口，而不是為了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在擴大生產和修建交通工具的刺激下，貿易達到了使傳統的物物交換讓位於貨幣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隸、沙金、羽毛和象牙同歐洲人交換鹽、料器、布匹、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等。到19世紀末時，英國銀幣、奧地利元和美元已在這裡普遍使用。

所有這些經濟上的發展自然對本土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氣候溫和的高原區的居民由於土地被白人移民侵佔，受到的影響最深。在某些情況下，整片地區被劃為白人的保留地，即便是在閒置的狀況，非洲人也不能在那裡耕種。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種植園裡勞動，領取工資；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上，為他們勞動，以取得為自己耕種一小塊土地的優先權。在其他地區，非洲人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到礦山上去幹活。如果非洲人拒絕提供種植園和礦山所需要的勞力，那麼，白人就會採用各種強迫勞動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徵收人頭稅，迫使非洲人為了掙錢交稅而去幹活。上述種種發展削弱了非洲人傳統的自給自足經濟。他們不再僅僅為養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非洲人日益被捲入貨幣經濟中，並受到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因此，歐洲經濟影響的結果是雙重的：一是使非洲人捲入世界範圍的貨幣經濟中；二是直接或間接地使他們從屬於在任何地方都是“老闆”的白人。

文化影響

同商人、投資者、移民一起從歐洲來的還有歐洲的傳教士。他們對非洲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因為他們是最早有意識地試圖改變非洲文化的歐洲人。其他人對非洲文化的影響是間接和偶然的，如他們強迫非洲人離開祖先的村莊、到城市或礦山去工作時的情況就是如此。但傳教士卻是帶著改變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開目的來到這裡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運用了三大工具：教育、醫學和宗教。

提供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學校是每個傳教站的必備專案。這些學校特別有影響，因為大多數殖民政府都將教育交給了傳教士。在許多方面，教會學校就其影響而言是建設性的：他們經常教學生如何建造較好的房屋，如何改進自己的農業方法，如何遵守健康和公共衛生的基本原理。他們不僅向學生傳授歐洲語言，還教學生用非洲語言進行閱讀和寫作。傳教士改變了非洲語言的書面形式，從而為非洲本土文學打下了基礎。絕大多數選擇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會學校受過教育。

圖232 傳教士到一個祖魯村莊訪問。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充溢著“在我們的時代向全世界宣講福音”的工作熱情，在非洲進行傳教就是這一熱情的一個主要發洩渠道。

另一方面，這些學校不可避免地對非洲人民產生了一種破壞性的影響；它們常常教導學生，傳統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錯誤的。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學生不太聽從父母和長輩的教導，而更多地聽從他們認為應予以尊敬的歐洲老師的教導。此外，教會學校使用的是歐洲課本，講授歐洲多於講授非洲。事實上，在法國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歷史教科書就是以講述“我們的祖先高盧人”的課文開頭的。教會教育鼓勵個人主義，這與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毫不奇怪，受過幾年此類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願意返回他們的村莊。相反，他們在殖民政府、傳教團或私人企業中尋找工作，從而進一步地脫離了他們的傳統文化。

傳教團還將醫學知識和醫療器材帶入非洲，挽救了許多非洲人的生命。不過，除了救人之外，醫學還迫使非洲人對有關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傳統思想提出了疑問。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靈但卻毫無作用之後將病人治好。因此，人們不再指望靠傳統的宗教來應付一切緊急情況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儘管大多數非洲人仍堅持他們過去的信仰，但傳統的宗教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有效地將非洲人的整個生活方式結成一體。

醫學醫生和祈雨醫生

西方傳教士給非洲帶去的不僅是新的宗教，還有新的文化。新舊之間的衝突在戴維·利文斯敦（醫學醫生）和當地祈雨醫生之間的下面這段爭論中闡明得很清楚。*

祈雨醫生：你不應該蔑視我們的知識，即使你對它一無所知。

醫學醫生：我不蔑視我不懂的東西；只是認為你們的說法——你們有能影響降雨的藥物——是完全錯誤的。

祈雨醫生：這恰恰是人們在談論自己不懂的問題時的說話方式。當我們第一次睜開眼睛時，我們發現我們的祖先製造了雨，我們便步他們的後塵。你們為玉米來到庫魯曼，你們灌溉花園，你們可以不需雨；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沒有雨，牲畜將失去牧場，奶牛將無法產奶，孩子們將羸弱而亡，妻子們將投奔能降雨、有玉米的其他部落，我們整個部落將解散和消亡，我們的火焰將熄滅。

醫學醫生：我非常同意你對雨的價值的評論，但是，你不可能用藥物對雲彩施魔法。你等著看到雲彩來了，然後使用藥物，並把只屬於上帝的功勞歸於自己。

祈雨醫生：我用我的藥，你用你的；你我都是醫生，醫生可不是騙子。你給病人下藥，有時候上帝喜歡用你的藥治癒他，有時候不——病人就死了。當他治癒時，你將上帝的功勞歸於自己。我也是一樣。有時上帝賜予我們雨水，有時候不。當他賜雨時，我們把它看作魔法的功勞。當病人死掉的時候，你並不會失去對藥物的信心，不下雨的時候我也一樣。如果你希望我不再使用我的藥物，為什麼繼續用你的呢？

醫學醫生：我只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對活著的生物用藥，即使沒有治癒也能看到效果；你假裝對雲彩施魔法，可它高高在上，你的藥根本無法對它起作用。通常，雲彩在一個方向，而你的煙朝向另一個方向。上帝自己就可以命令雲彩。只要嘗試著耐心等待，沒有你的藥，上帝也會賜予我們雨水。

祈雨醫生：嘛哈拉——嘛——咔啪——阿——阿！哎，直到今天早晨我始終認為白人是聰明的。誰曾嘗試飢餓？死亡難道是愉快的嗎？

醫學醫生：你能做到一個地點下雨而另一個地點不下嗎？

祈雨醫生：我不想嘗試。我想看到整個國家一片蒼翠，所有的人都很愉快；女人們拍手稱快，向我獻上花環以表謝意，她們高興地喊叫著。

醫學醫生：我認為你既欺騙他們，也欺騙自己。

祈雨醫生：好吧，那麼，我們倆是一對（意為兩人都是無賴）。

以上只是他們推理方法的一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中，一旦充分理解他們的語言，我們就能看出它們是相當尖銳的。這些爭論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我試圖用我能想到的每一個方法去讓哪怕是一個人相信他們是錯誤的，但卻從未成功。他們相信作為魔法的藥物是無限的。爭論的總的結果是產生這樣的印象：你對下雨這件事根本漠不關心；我們極不願意看到這種認為我們對他們的福祉毫不在意的觀念傳播開去。

• 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J. Murray，1857）, pp. 22-25.

政治影響

對傳統部族當權者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來自非洲人中受過西方教育的那個階層；這一階層在幾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往往不僅向當地酋長挑戰，而且向歐洲官員挑戰。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西方學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應用於歐洲而不應用於非洲。他們在受僱於政府和私人時經常遭到歧視，這一點也驅使他們發動政治運動。通常他們只能是歐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職員，或者殖民地行政機構中職位最低的官員。此外，他們也無法明白為什麼他們在獲得所需的教育和經驗之後，僅僅因為自己的黑皮膚而仍處於從屬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會喚起民族主義，就因為它強調了個人的判斷力和主動性。安哥拉一家雜誌的作者闡明瞭這一點，他說：“告訴一個人他能隨意解釋《聖經》，就是向他暗示一種過分的自治權，使他變成反叛者……一個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傾向於——並不是說積極投身於——反抗文明的民族。”[3]

[推薦讀物]

關於非洲通史，見第二十二章的參考書目和P. D. Curtin所著的全面概括該地區歷史文獻作品的著作African History, No. 56（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64）。最新的概括奴隸貿易的著作是E. Reynolds的有見識的研究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 Trade（Shocken出版社，1985），該書提供了註釋詳盡的參考書目。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89，Vol. 30，No. 1中專門研究“Atlantic Slave Trade: Scale，Structure and Supply”這一主題的特別部分是更新的研究。分析1500年以後1000萬非洲人如何離開他們的故鄉以及他們對新環境如何反應的著作有：M. L. Kilson和R. I. Rotberg所編的The African Diaspora：Interpretative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6）和G. W. Irwin所著的Africans Abroa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Diaspora in Asi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uring the Age of Slavery（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7）。關於廢奴運動，見E. Williams所著的Capitalism and Slave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44）；R. Anstey所著的The Atlantic Slavery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1760-1810（Humanities出版社，1975）和S. Miers所著的Britain and the Ending of the Slave Trade（Longman出版社，1975）。

探險者們的描述提供了開發非洲大陸的豐富多彩的資料。M. Perham 和J. Simmons合著的African Discovery：An Anthology of Exploration（Faber & Faber出版社，1942）適當地收集了這類資料。C. Hibbert所著的Africa Explored：Europeans in the Dark Continent（Penguin出版社，1985）對非洲探險的歷史作了有趣的概述。

概括瓜分非洲的著作有：A. Boahen所著的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John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和T. Pakenham所著的The Scramble for Africa（蘭登書屋，1991）。最後，關於西方對非洲的影響的著作有：P. D. Curtin所編的Africa and the West：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ul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72）；R. W. July所著的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Praeger出版社，1968）和A. D. Roberts所編的The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

[註釋]

[1]E. Reynolds, 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1985）, p. 13.

[2]Cited by H. Russell, Human Cargoes（Longman，1948）, p. 36.

[3]Cited by T.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New York University，1957）, p.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