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國和日本

歷史學家如果瞭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也就掌握著遠東近代史的線索。

——費正清

遠東是歐亞大陸上最後受到歐洲擴張影響的主要地區。中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國、近東和印度之後才受到這一影響，是出於各種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是，遠東無疑是歐亞大陸上距離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並不像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與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位於更東和更北面。或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治者。而且，由於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裡也沒有本土商人願意與歐洲人合作。

因此，遠東這兩國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絡限制在僅僅是斷斷續續的貿易之中，且對其進行嚴格的監管。但到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卻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後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方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兩個遠東國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響，不過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採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手段，並將它們用於自衛及後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中國卻不能重新組織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戰。然而，中國太大，太具有凝聚力，不可能像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那樣被徹底征服。這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在此之後的數十年中，中國仍處於動盪不定的狀態之中。

一、中國的開放

4000多年中，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發展起一個獨特、自治的社會。這一社會同亞洲其他社會一樣，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統治。這一明顯以自我為心、自我確信的社會認為世界其他地區都是低等、從屬的。

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繼葡萄牙人之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也是由海路到達中國；而在北面則出現了俄國人，他們是從陸路到達黑龍江流域的。中國人堅決避免同所有這些入侵者親近（見第十九章第三節），他們將貿易關係限制在少數幾個港口，拒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

火攻船和猴子

在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配備老式武器的中國人沒有任何機會打敗裝備蒸汽炮艦和火炮的英國人。這一點在中國人試圖奪回寧波這座城市時得到了證明。英國歷史學家阿瑟·韋利利用同時代人的中文資料描寫了最終的慘敗。*

［中國］將軍的參謀機構中有許多文人，在發動進攻（1月30日）的前10天，將軍命令他們撰寫捷報。他們呈遞了30篇文章，將軍按其文才大小的順序進行了排列。第一位歸繆嘉轂，他寫了一篇詳細而生動的有關各種英雄事蹟的報道。列在名單上第二位的是何士祁（一位相當有名的書法家），他呈報了一篇文字造詣很高的文章，其中充滿了經典的比喻和機敏的措辭。

總攻的訊號將是點燃火攻木筏，向英國船隻發射過去；火攻木筏漂向英國船隻，在它們起錨前將它們點燃……英國艦船上的小艇在這些燃燒著的火攻木筏到達前很久便已出發，將它們擊成兩半——這是一種難以操作的作戰行動，導致幾個水手被嚴重燒傷——然後使它們擱淺。大約幾英里外的另一支火攻木筏分遣部隊一見到從其他火攻木筏升起的火焰便也提早點火；但是還沒等到第二支分遣部隊的火攻木筏發出有一半，參戰的中國非正規軍便遭到了從英國戰艦上發出的小艇的進攻，隨即他們就逃跑了。

有人建議：應該在一些猴子的背後拴上鞭炮，然後將猴子扔到英國船隻的甲板上。受驚的猴子會帶著火焰迅速向各個方向逃散開去，此時如果能夠碰巧跑到彈藥庫，那麼整艘船都將灰飛煙滅。19只猴子被買了回來，並在進攻前被成群地帶到了前沿陣地。在中國人的進攻失敗後，它們跟隨撤退的軍隊來到了諸暨。“事實是，”貝青喬說，“沒有一個人敢向外國船隻靠近到足以將猴子扔到甲板上，所以這一計劃也就從未付諸實施。”隨後諸暨後防高地的中國殘餘軍隊被打敗，引發了恐慌，人們紛紛從這座城裡逃走了，其中包括負責這些猴子的馮先生。由於沒人去照管這些猴子，它們最終都在馮先生廢棄的前屋裡餓死了。

• A.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George Allen & Unwin，1958）, pp. 165，169，170.

由於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40年至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年至1860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1894年至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受到的屈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開啟大門，結束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它製造了一個新的中國，所產生的影響至今仍能在遠東乃至全球感受到。

英國之所以能率先開啟中國的大門，是因為它在印度擁有強大的基地，並控制著諸海洋。英國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國設在經商道路上的無數障礙。促使中、英兩國交戰的直接問題是鴉片貿易。17世紀，歐洲水手將吸鴉片的惡習傳入中國，這一惡習便從各港口迅速蔓延開去。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解決了英國支付中國產品的貨款問題。在此之前，英國人一向不得不支付黃金和白銀，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商品很少感興趣。但現在，鴉片市場完全改變了貿易平衡，而對英國人有利。清政府曾於1729年和1799年頒佈法令，禁止鴉片進口，但這一貿易非常有利可圖，以致中國官員接受賄賂，允許走私。

圖221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的武裝帆船根本不是英國炮艦的對手。這場戰爭以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而告終。

當中國人試圖強行禁止鴉片交易時，便爆發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通常所稱的鴉片戰爭。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堅定正直的人。林則徐查封了2萬箱價值600萬美元的鴉片，並當眾予以銷燬。這一舉動引起的糾紛導致了中國戰船與英國戰艦的衝突；1840年6月，戰爭爆發了。以後的戰爭程序清楚地表明瞭中國人毫無希望的軍事劣勢。英中兩國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茲特克人之間的力量差距還要大得多。16世紀至19世紀期間，歐洲的軍艦和大炮已得到巨大發展，而中國人的軍事技術仍停留在比阿茲特克人的技術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清政府宣佈投降，接受了《南京條約》，這是後來蠶食中國大部分主權的一系列眾多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

按照《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並開放五個對外通商口岸。《南京條約》並未結束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摩擦。為增加貿易量，歐洲人想要更多的讓步，而中國人則認為，這些條約向歐洲人承認的特權太多。因此，毫不奇怪，1856年戰爭再次爆發了。這次戰爭的起因是中國官員關押了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中國船隻上的中國水手。當清政府拒絕釋放這些水手時，英國人炮轟了廣州城。法國人以一位法國牧師被殺為藉口，也加入了這次戰爭。英法聯軍不可抵擋，中國人被迫在1858年與1860年簽訂了更多的不平等條約。

圖222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在北京的清廷裡操縱著中國的權杖。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屈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適應他們的需要，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平之後，日本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確的要求，而中國也聲稱對朝鮮擁有宗主權。雙方軍隊發生衝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被擊潰，1895年4月，北京被迫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一些領土給日本。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面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幾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吞併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劃分了中國本土。它們建立了“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優先權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域和這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東北地區、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清王朝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緩慢、勉強地進行改革和革命的。

二、中國的改革與革命

日本擊敗中國引起了年輕的光緒皇帝的注意，他意識到有必要進行徹底的改革。1898年夏，他頒發了一系列被統稱為“百日維新”的改革法令。它們將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領導之下，建立以歐洲學問為基礎的新學校，鼓勵西式生產方法，按西方方式建立一支由應徵者組成的新式軍隊。這些措施始終停留在紙上，因為軍隊支援始終維護舊秩序的皇太后。這時，她廢黜了年輕的皇帝，親自攝政；廢除了變法法令，殺害了六位維新派領導人。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保守派獲得了所有的權力。他們積極地引導社會和政治上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排外的秘密團體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統治者的鼓動下，組織了地方民兵以抵抗外國的侵略。這些團體中最為著名的是義和團，即人們通稱的義和拳。義和團因得到官方的默許開始襲擊外國人，到1900年時，華北的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和外國人被殺。當歐洲海軍分遣隊開始在天津登陸時，義和團便向所有的外國人宣戰，並且包圍了北京的外國公使館。但在幾個月內，八國聯軍救出了公使館人員，帝國朝廷逃離首都。中國再次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和約，其條款包括進一步承認商業特許權和賠款3.33億美元。

圖223 中國廣東的監獄，即將被處決的義和團的拳民。

“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清楚地表明，試圖透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使中國現代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辦法是從下面進行革命；這一革命於1911年爆發，它最終推翻了清朝，以共和政體來取代。

革命派的領導人和思想家是孫中山（1866—1925年）。同此前著名的維新派領導人相比，孫中山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並不是上流社會的文人，事實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並不少於他所受到的中國教育。孫中山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這裡受外國影響的時間長於中國其他任何地區。他13歲時來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裡，住了五年，並在一所英國教會寄宿學校唸完了中學。然後，他進了香港皇仁書院，畢業後又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1892年獲得醫學學位。因此，孫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學教育，他完全可以憑著這一點獲得財富和地位；但他卻同情貧苦大眾，總是為他們的福利牽腸掛肚。

孫中山懷著這種感情，不久便放棄了自己的職業。1895年中國慘敗於日本這一點使他確信，這個國家的政府已腐敗透頂，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孫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中國商人的支援。在國內，只有少數學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而廣大民眾仍麻木不仁。在廣東，小規模的革命黨人起義雖遭鎮壓，但在1911年10月10日，漢口一家炸彈製造廠的意外爆炸，導致了附近清朝軍隊的兵變。儘管缺乏配合，革命運動仍迅速席捲全國。這時在美國的孫中山立刻回國，並於1911年12月29日被臨時革命議會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圖224 孫中山（1866—1925年）是中國1911年共和革命之父。

儘管孫中山名義上是領導人，他卻未能控制全國。孫中山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國民黨；1913年4月國會選舉時，國民黨獲得了大多數席位。但是，實際權力掌握在官僚和軍閥手中，他們幾乎一直無視名義上在北京統治這個國家的民國政府。相反，他們殘酷地掠奪農村，把中國拖進了野蠻的無政府動亂狀態中。1926年以前的民國初期若干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之一。

以下幾個因素可以解釋中國這一革新嘗試的悲慘結果。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內地許多年來未受到與西方交往的影響。內地相當於一個巨大的貯藏所，幾十年中仍持續為這個國家提供著傳統思想的文官候選人。這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官僚階層，而他們專心於儒家經典著作，因此，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爭技術。其次，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除佛教外，中國沒有或幾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儘管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確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後於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他國家。最後，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年青一代也應負部分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一些與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他們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

三、日本的現代化

歷史學家提出了幾個關於中國和日本面對西方挑戰所作出的不同反應的解釋。日本群島地理位置的緊湊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它也使這個國家容易遭受和認識到外國的壓迫，不像中國內地諸省長期以來很難受到西方的影響。此外，日本有向偉大的中國文化世界借用某些東西的悠久傳統，因而，19世紀在同樣地借用西方世界的東西時，發生的衝突較少、痛苦較小。過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國知識”為口號，適應了經過挑選的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現在，日本又以“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為口號，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東西；因此，同中國的鐵板一塊的特點相比，日本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區地形加強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主義。日本的商人階級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更強的經濟實力，而且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它在西方入侵的緊要關頭迅速擴大了自己的勢力。日本軍人處在社會的最高層，而不像中國軍人那樣處在社會的最底層。這意味著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方軍事技術影響、並對此反應更迅速的統治階層。總之，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多元化的體制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國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對這一入侵作出反應。

儘管存在著這些基本差別，日本卻同中國一樣，19世紀中葉以前一直與世隔絕。德川幕府逐一地斷絕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聯絡。到17世紀中葉時，唯一保留的聯絡是與少數荷蘭商人的接觸；他們被限制在出島上經商（見第十九章第六節）。德川幕府領導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與世隔絕、一成不變，以便使他們的統治永存。但是，儘管他們作出種種努力，還是有了某些發展；這些發展漸漸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力量對比，打破了現狀。德川幕府統治下的長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商人階層的實力增強。人口從1600年的1800萬猛增到1725年的2600萬。城市人口的增長不均衡：1700年，江戶（今東京）的人口接近100萬，大阪和京都的人口各達到30萬。人口的劇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勵商人和富農將剩餘資本投於新的生產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們向農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裝置，而將製成品拿到市場上出售。產品的增加導致了商品的廣泛交換，這種交換又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

因此，日本社會正處於轉變之中。它正經歷著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化，而這又導致了政治上的緊張局勢，並在美國海軍准將佩裡迫使日本開啟貿易大門時達到極限。日本人之所以很樂於在西方的影響下改造他們的社會，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充分認識到這個社會需要改造。

1853年7月8日，海軍准將馬修·佩裡在江戶港拋錨，轉交了菲爾莫爾總統的一封信，要求經商特權、設立加煤站和為失事船上的美國人提供保護。佩裡在日本待了不到一週就離開了，走之前，他警告說，翌年春天他會回來聽答覆。1854年2月，當他再次來到日本時明確表示，要麼簽訂條約，要麼交戰，二者任擇其一。日本人被迫讓步，並於3月31日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條款規定，開放港口，用於美國船隻的維修和補給；向美國失事船員提供適當的待遇並將他們護送回國；在日、美兩國中的任何一方認為必要時允許選派領事，並答應給予美國以最惠國待遇。

依照這一條約的條款，美國將非常精幹的湯森·哈里斯作為第一任領事派往日本。哈里斯憑藉他那非凡的機智和耐心漸漸贏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並於1858年簽訂了《通商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要再開放四個通商口岸；雙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國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權和刑事治外法權；禁止鴉片貿易；給予外國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國簽訂這兩個條約後不久，日本又同荷蘭、俄國、英國和法國締結了類似條約。這樣，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國一樣，這時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對這一入侵的反應完全不同於中國。

圖225 1853年，佩裡司令在遞交了菲爾莫爾總統的信後，與幕府官員交談。

西方入侵的首要影響就是促使德川幕府陷入了倒臺的危機之中。由於簽訂了那些條約，幕府遭到了兩種互相沖突的壓力：一種來自要求履行條約各條款的外國列強；另一種來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即通常所稱的薩長同盟，利用了人民的這一情緒。1858年至1865年間，他們以“尊王攘夷”為口號向歐洲人及其僱員發動了進攻。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臺，為所謂的“明治維新”掃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權力和封地被剝奪，他們的地位為薩長諸氏族所取代；薩長諸氏族從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義控制了全國。正是為這些氏族服務的青年武士們，這時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領導，使日本能夠成功地實行現代化。與中國的文人學士完全不同，日本的新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已在某些領域受到阻礙，他們願意並能夠對此做些事情。

並不奇怪的是，即使在日本閉關自守的幾個世紀中，日本領導人也竭力去了解歐洲發展的情況。事實上，允許荷蘭人繼續留在日本經商，主要是為了向他們瞭解外部世界的情況。幕府和諸氏族都提倡軍事工業，維護學習外國語言和外國課本的學校。當時，總的知識水平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在自然科學方面，物理學已從化學中分離出來；在醫學方面，學生們在諸如外科學、兒科學、產科學和內科學之類的專門領域裡受到培養。在長崎海軍學校，只有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基礎打牢之後，才開始教授航海和射擊課程。換句話說，日本人對西方文化始終更具鑑別力，更易產生反應。根據上述背景，不難理解：為什麼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於中國人。

圖226 1890年，在山縣有朋主政期間，日本首屆國會召開。畫中，佩劍的明治天皇坐在右邊的華蓋下。皇后和她的侍女們在左上方。這幢兩層的建築位於日比谷公園西角，1891年1月被大火焚燬。同年10月又建造了一幢新的國會大廈。

日本的新領導人僅僅對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增強民族力量的成分感興趣。例如，在宗教領域，明治時期的領導人贊成神道教成為國教，因為神道教認為國民性與天皇是一致的，認為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裔。換句話說，神道教促進了民族統一，激勵了愛國主義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現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這些屬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確規定，其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而不是發展個人。它實施義務初等教育，因為國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國教育家來到日本創辦學校和大學；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出國學習，回國後在新學校任教。但是，為了既確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確保思想的一致性，國家對整個教育體系實行了嚴密的監督。

在軍事方面，日本人廢除了舊時的封建徵兵制，創造了以歐洲最新模式為基礎的現代化軍隊。他們在德國軍事代表團的幫助下徵募了一支陸軍部隊；在英國人的指導下建立了一小支海軍部隊。明治領導人預見到，這些新軍隊需要現代化經濟為它們提供軍需品。因此，他們透過發放津貼、購買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來確保所需工業的建立。政府領導人不僅注意支援輕工業如紡織工業，而且注意支援重工業如採礦業、鋼鐵工業和造船業，因為後者是提供軍需品所必不可少的。這些企業建成後，政府通常以極低的價格將它們出售給各種享有特權的私人行業。少數富裕家族，即通常所稱的財閥，以這種方式扼制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日本人還仔細審查了他們的法律制度。與此同時，日本實行了各種政治改革，使自己至少具備了議會制政體的外觀。首先成立了內閣和樞密院，然後，於1889年頒佈了憲法。該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但在每種情況下，政府只要願意便有權制止這些權利。這一憲法只是為日本提供了議會制的門面，同時維護了寡頭政治的統治和對天皇的崇拜。實際上，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第三條還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

隨著憲法和司法改革的採用，日本人能夠迫切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他們完全可以認為這時的日本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佔有一席，不再需要治外法權，不再允許其他國家對其主權的侵犯。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日本人說服英國和美國在五年之內結束其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同年，日本人出人意料地贏得了侵略中國的勝利。從此以後，不再有任何理由將日本看作一個劣勢國家，其他列強也步英、美之後塵，很快放棄了它們的特權。到1899年時，日本已獲得對其國土上的所有外國人的法定裁判權，在這種情況下，它成為亞洲第一個打破西方操控的國家。

四、日本的擴張

在完成自身的現代化之後，日本開始向亞洲大陸擴張。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古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遠東當時是國際競爭焦點。講究實際的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一明確結論：每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日本首先對朝鮮發動了擴張行動。如本章前面所述，日本打敗了中國，並於1910年吞併了朝鮮。

在戰勝中國之後，日本人面臨著遠為強勁的對手——俄國；俄國人正向南推進，進入中國東北和朝鮮。正如前章（第二十八章第三節）所述，日本提出和解，但被俄國拒絕；日本發動進攻並贏得了對俄的勝利；根據《樸次茅斯和約》（1905年9月5日），日本獲得了庫頁島南半部和俄屬遼東半島的租借權，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認。

回顧起來，這場戰爭是遠東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毫無疑問，它確立了日本的強國地位，改變了遠東地區的力量對比。但更有意義的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國家，而且是一個大帝國。這對整個亞洲產生了振奮人心的影響。它向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萬人表明，歐洲的統治並不是神定的。自征服者時代以來，白人第一次被打敗，一種熱切的希望席捲了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從這個意義上說，日俄戰爭是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非歐洲民族充分覺醒的序幕。

[推薦讀物]

關於背景參考材料，見第二十一章的參考書目。最全面地概述西方對東亞的影響的著作有： E. O. Reischauer，J. K. Fairbank和A. M. Craig合著的East Asia：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rev. ed.（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和J. K. Fairbank所著的China，A New History（Harvard出版社，1992）。還有G. M. Beckmann的極好的研究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Harper & Row出版社，1962）和J. K. Fairbank所著的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 Row出版社，1986）。關於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最重要的著作是下面這部帶有說明文章的文獻集：Ssu-ye Teng和J. K. Fairbank所著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4）。

關於西方對日本的影響的著名的著作有：R. Tsunoda所著的文獻集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和G. B. Sansom的分析這一問題的著作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Knopf出版社，1950）。同樣值得注意的著作有：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rev. ed.（Knopf出版社，1970）；J. Halliday所著的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Pantheon出版社，1975）和W. W. Lockwood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1868—1938（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4）。

關於西方在遠東的外交，見W. L. Langer所著的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1902，rev. ed.（Knopf出版社，1956）。關於中國和日本對西方入侵的不同反應問題，見N. Jacobs所著的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Hong Kong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和F. V. Maulder所著的Japan，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