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中東

毋庸置疑，在過去大約一個世紀中，近東的所有社會變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起因於我們西方社會的影響以及西方技術和思想的侵入。

——H. A. R. 吉布

西方對中東的影響完全不同於它對俄國的影響，中東諸民族的反應也同樣不同。誠然，捲入其中的是一種新型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集合體，可是，還存在著一個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期間征服了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諸民族、諸宗教以及種種相沖突的集團的一個聚集體。我們在第十八章中已提到，這個帝國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種族集團的基礎上作為一個神權國家被組建起來的。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臘正教居民群、羅馬天主教居民群和猶太居民群——能在他們各自教會領袖的領導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紀以來，各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和各基督教民族（例如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一直以半自治的、自給自足的居民群並肩生活在一起。儘管有個別非穆斯林民族在服裝、行為、居住區和稅收上遭到不公平待遇，但是，每個居民群只要承認蘇丹的權力、向帝國國庫納稅，就能夠擁有自己的教會、語言、學校和地方政府。

這一鬆散的帝國組織的意義在於西方的思想和壓力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和環境，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所以，在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時，必須考慮各種地區環境和各種地區反應的明顯差異。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現在將不是整個地考察奧斯曼帝國，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個主要地區——以基督教居民為主體的巴爾幹半島、穆斯林土耳其居民居統治地位的小亞細亞和擁有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亞細亞以南各行省。

一、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

巴爾幹諸民族在土耳其統治下生活了四個多世紀。人們通常認為，這段時期充斥著苛政，被壓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機會。這一闡釋並不符合實情。巴爾幹各民族在人數上大大超過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少數土耳其人。他們是眾多聚居的群體，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如果他們渴望反抗，他們會給土耳其人帶來更大的麻煩。然而，在早期的世紀裡，土耳其人統治巴爾幹半島基督教臣民時遇到的麻煩並不比統治亞洲穆斯林臣民時更多。

原因在於，土耳其征服者與從前統治過巴爾幹各國的拜占庭皇帝、法蘭克貴族、威尼斯貴族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嚴格而公正，稅負很輕，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歐洲所未有過的信仰自由。然而，18世紀、19世紀期間，這種形勢發生了劇變。這一時期中，由於奧斯曼的勢力和實力已經衰落，出現了普遍的腐敗和敲詐勒索；這種情況又驅使此時身受壓迫、心懷怨恨的巴爾幹基督教徒拿起武器進行自衛。當時，出於各種原因，巴爾幹諸民族正受到來自西方的種種影響，併為這些影響所喚醒。

巴爾幹諸民族較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任何種族集團更早、更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於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響。由於巴爾幹各國在領土上與歐洲的其餘地方鄰近，人、商品和思想較易於從多瑙河、亞得里亞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邊集中到巴爾幹半島上。西歐對進口糧食不斷增長的需求促進了巴爾幹半島的農業，尤其是促進了新的殖民地產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這些商品的出口又反過來有助於巴爾幹一個本土商人和海員階層的成長。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量和產量。重要的製造中心出現於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裡，工匠們能在儘可能少地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最後，商業和工業的興起促進了亞得里亞海沿岸和在愛琴海群島之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幹商船隊運走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製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錶、槍炮和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於，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中產階級，他們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這時已變得腐敗、無能。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國外，並時常僑居那裡，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把自己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許多人都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巴爾幹同胞的前途取決於儘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夢魘般的統治。

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佈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對其同胞智識上的覺醒做出了貢獻。他們透過以下方式達到這個目的：以本土語言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併為本民族的年輕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是一種教育，而且是一種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啟蒙運動的影響。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崙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壯觀場面印象極深。一個同時代希臘革命者的證言如下：“總的來說，法國大革命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然而，當拿破崙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採取解放自己的措施。”[1]

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覺醒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古典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激發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後是塞爾維亞人，他們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此外還深受匈牙利南部廣大塞爾維亞新拓居地的影響。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這些有利條件提示了巴爾幹其他民族復興速度較緩慢的原因。保加利亞人與西方沒有直接的聯絡，並定居在靠近奧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馬其頓東部堅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羅馬尼亞人遭受著巴爾幹半島上獨特而尖銳的社會分化之苦，這種社會分化產生了有教養的上層社會和無生氣的農民群眾。阿爾巴尼亞人因為其原始的部落組織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三種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況最壞。

圖211 俄土戰爭——這幅19世紀的版畫描繪的是騎馬的哥薩克宮廷衛隊。

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從19世紀初葉到20世紀初葉，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後，從土耳其人那裡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1815年時才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其後是羅馬尼亞人，於1859年贏得自治，於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1878年獲得自治，至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幹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於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儘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於1913年交出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所剩下的全部領土，僅保留了從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峽周圍的一塊飛地。

如此，奧斯曼帝國的邊界自1683年起從維也納城牆開始退縮，至1815年退縮到多瑙河，至1878年退縮到巴爾幹半島中部，至1913年退縮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隨著帝國的退縮，巴爾幹諸獨立國家——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1912年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起而代之。西方透過提供革命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透過刺激準備在這一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的中產階級的成長，決定性地促進了巴爾幹各民族的復興。

二、土耳其人

西方對土耳其人的影響比對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影響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各種因素可以解釋這一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蘭教並缺乏一個本土的中產階級。

如果說巴爾幹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構成與西方的一種聯結，那麼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就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障礙，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著互相對抗和衝突的漫長曆史。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產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官（這幾乎總是意味著他們是激烈地反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住自己的職位和晉升感興趣）。當我們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土耳其人這種狀況的意味也就十分明顯了。土耳其人中沒有這樣一批商人，因而，他們中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輕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了西方的意識形態。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一政變的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團。

圖212 這幅畫描繪的是巴爾幹的基督教徒作為貝爾格萊德衛戍部隊正對國王米蘭一世宣誓效忠。

然而，在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被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在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儲存就必須採用歐洲的軍事技術。19世紀後半葉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輕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了西方的意識形態。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一政變的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團。

“歐洲病夫”

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被認為是“歐洲病夫”。為什麼說它是病夫，這在英國商人和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士的下列記述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描述了自己努力使卡拉奇的總督對開發專案感興趣和總督給予否定答覆的過程。*

我猜想我可能被描述為一個尋找特許權的人，或一個代理商。我的生意的實質就是讓東方人買他們不想要的東西——從火柴到鐵路的任何東西。我賄賂他們，讓他們買我的商品；他們賄賂我，讓我開出比我實際收到的數額更多的票據（這些票據是由奧斯曼政府支付的）。於是，我們雙方都能賺錢……

“如果你能開發”［我對他說］，“貴帝國的商業和物質資源，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將擁有共同的利益。基督教徒將會支援你的帝國，把它作為他們繁榮的源泉。”

“我們土耳其人”［總督回答說］，“不知道如何賺錢；我們只知道如何花錢。你想引入一種體制使基督教徒能從我們和我們的國家榨取所有的金錢，並據為己有。誰從鐵路、港口和碼頭所有這些特權中獲利了？法蘭克人、猶太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但絕不會有一個穆斯林。你還記得我幫你修築的從杜羅格萊德到莫羅伯利斯的鐵路嗎？法蘭克人乘坐它去旅行，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賣票，最後，所有的錢都流到猶太人那裡。但是，土耳其人要鐵路做什麼？土耳其人從中得到了多少？”

我應該說，“就像特許權安排後流到您殿下口袋裡的錢一樣多”。但是，我忍住沒有這樣公開反駁，而是讓總督繼續說下去。“這個國家是一道湯，”他說，“每個人除了想喝它之外別無他求。我們以合適的、古老的方式用大勺子喝湯，你們在湯碗底上鑽些小洞，用管子往外吸。然後，你們提議說，用勺子喝湯的做法不文明，應該廢除。因為你們知道，我們沒有鑽洞，不明白用管子喝湯的伎倆。”

“但是，殿下您肯定親身體驗了奧斯曼帝國從商業事業中得到的好處，而且……”

“哦，我是用管子吸過，”總督說，“但是，我還是更喜歡用勺子喝湯。”

•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2nd ed.（Edward Arnold，1908）, pp. 94-97.

圖213 1877年，奧斯曼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本圖選自1877年4月14日的《倫敦新聞報》。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傳教士在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到1875年，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00人。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餘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於整個帝國的外國大學裡，可以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後，於186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該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商路上。當時，奧斯曼政府正絕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他們於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已達2億英鎊。他們每年約需1200萬英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項等於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外國勢力除去控制土耳其的財政以外，還控制了其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採礦企業和市政事業。

儘管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精確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實際上，這種打碎是由在西方學習過的土耳其軍官實現的——在西方他們認識到阿卜杜拉·哈米德蘇丹反對一切改革的政策是過時的、危險的。1908年7月，這些軍官威脅說，如果蘇丹不接受憲法，他們將向君士坦丁堡進軍。蘇丹被迫接受了。

圖214 開鑿蘇伊士運河。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土耳其軍事領導人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但是沒有取得什麼成功。他們試圖提倡忠於奧斯曼帝國和奧斯曼蘇丹，但是他們越是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越多。這時，要拒絕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性迴圈。這一惡性迴圈使奧斯曼帝國在1914年前一直陷於混亂之中；1914年，土耳其人作出了加入同盟國的重大決定，這一決定預示著奧斯曼帝國的滅亡。

三、阿拉伯人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崙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起就已開始。拿破崙的真正目標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海軍將領納爾遜在亞歷山大附近殲滅拿破崙的艦隊之後，拿破崙放棄他的目標回國了。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著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崙除了將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線起來這一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臺印刷機。

拿破崙在他出徵埃及的短暫時間裡，還粉碎了埃及既有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為天才的阿爾巴尼亞冒險家穆罕默德·阿里當政鋪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歷史意義在於，他是第一個意識到西方技術的意義並有效地利用它來為自己的目標服務的中東統治者。他的成就很多，且都是革命性的。他開始興建埃及近代的灌溉系統；引進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為國家最大的資源；重新開放亞歷山大港；鼓勵對外貿易；派學生到國外去學習；開辦各種學校，儘管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了一所翻譯學校，在1835年至1848年間將大約2000本歐洲著作譯成阿拉伯語。穆罕默德·阿里還聘請外國專家幫助他建立起中東第一支新式的陸海軍。他甚至勇敢地試圖在埃及建立一個現代工業結構，而且他的確在開羅和亞歷山大興建了大批工廠。不過，這些企業最後由於國內的不足之處和歐洲諸強國反對埃及擴張和工業化而失敗。

不過，這些成就一度使埃及轉變為一個可怕的強國。穆罕默德不太費力地侵佔了阿拉伯半島、蘇丹、克里特島和包括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及敘利亞在內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地區。他的計劃是要在小亞細亞以南的奧斯曼行省以外創立一個阿拉伯帝國。但是，這是英國不能接受的；英國寧願一個軟弱的奧斯曼帝國而不是強大的阿拉伯帝國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線。穆罕默德為外力所迫，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屬地；不過，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襲、自主的統治者。大國的利益延遲了阿拉伯的統一和獨立，而且將繼續延遲一個多世紀。

圖215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在這幅畫中，這位著名的埃及總督被描繪成了一位騎手。

[推薦讀物]

文獻指南有：R. H. Davison所著的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9）以及B. Lewis 和P. M. Holt所著的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

巴爾幹和近東地區的通史著作有：L. S. 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58）；B. Jelavich所著的兩卷本History of the Balkan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和B. Lewis所著的The Middle East：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2000 Years（Scribner出版社，1996）。關於西方文化對中東的影響，見D. Lern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Free出版社，1958）；B. Lewis所著的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University of Indiana出版社，1964）和他的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Norton出版社，1982）。關於西方的經濟影響，見C. Issawi所編的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6）以及J. R. Lampe 和M. R. Jackson所著的Balkan Economic History：1550-1950（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

[註釋]

[1]Ch. Photios, Apomnemoneumata peri tes Hellenikes Epanastaseos ［Memoirs on the Greek Revolution］，Vol. I（Athens，1899）,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