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印度

印度是一個巨大的非西方社會，它不僅受到西方武器的進攻和打擊，而且為西方武器所蹂躪和徹底征服；它不僅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其後為西方行政官員所統治……因此，印度與西方相處的經歷比中國或土耳其更痛苦、更恥辱，比俄國或日本與西方相處的經歷要痛苦、恥辱得多。

——阿諾德·J. 湯因比

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為雅利安人、希臘人、西徐亞人、土耳其人和莫臥兒人所侵略。每一批侵入者都給這塊巨大的次大陸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印度傳統社會的發展。英國人的歷史作用是分裂並改造了這一傳統社會。其他侵入者主要是造成社會頂層的變化，但英國人的影響下至村莊一級都能感覺到。造成英國人與先行者們之間差別的原因可以在英國社會能動、擴張的性質中找到，這種性質逐漸破壞了相對靜止而自足的印度社會。要了解這一侵入和改造的過程，首先必須研究傳統印度社會的性質。然後，我們將考察英國影響的性質和印度對這種影響的反應。

一、印度的傳統社會

在工業以前的時代，傳統印度社會的基本單位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是村莊。在村莊內部，重要的不是個人，而是聯合家庭和種姓。這種組織的集體形式不僅是社會穩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對家庭、種姓和村莊的忠誠是首要考慮的問題，而這阻礙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照從古以來的習俗，土地被認為是君主的財產；君主有權收取全部產品中的一部分或這部分等價物。這就構成田賦。田賦是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也是耕種者的主要負擔。交納給國家的產品份額因時期而不同：從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莊為單位的集體負責以產品或貨幣來交納田賦，農民只要交納他的一份賦稅，就擁有使用土地的世襲權利。

運輸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莊往往會在經濟和社會上變得自給自足。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鐵匠、書記員、村鎮牧人、祭司和教師及占星術家。陶工用陶輪生產農民所需要的簡單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築物和犁；鐵匠製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書記員處理法律檔案，寫出不同村莊的人們之間互通的信件；村鎮牧人白天放牛，晚上把牛歸還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師常常由同一個人兼任；占星術家為播種、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事項指明吉時。這些工匠和專門職業者以近似物物交換的方式為他們的村莊服務。他們提供服務的報酬是從耕種者家庭得到穀物，或從村裡得到供他們自己使用的免稅土地。種姓制度把這些世襲、傳統的職業和職責分工變成了義務。

圖216 印度班傑羅部落社群的一群男人正與村中的老者進行討論。

村莊的政治結構由一個每年經選舉產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會構成，今天稱作鄉村自治委員會（即Panchayat, “Pancha”的意思是“五”）。鄉村自治委員會通常由種姓首領和村裡的長者組成；他們定期開會，來執行地方審判，收集賦稅，讓村裡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統得到維修，設法使工匠和其他專門職業者得到供養，殷勤地招待途經村莊的旅行者並給他們提供嚮導。除了交納田賦和滿足對強迫勞動的不定期需求外，村莊與外界沒有什麼交往。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使得每個村莊除少數必需品如鹽和鐵之外，基本上不依賴印度的其他地區。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質而言是非工業的。相反，它們或者是宗教中心如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或者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爾和德里；或者是商業中心如米爾扎布林，它位於從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路上。

一些印度作家往往把這一傳統社會浪漫化，描繪出一幅鄉村生活的田園詩情景，說這種生活以緩慢而令人滿意的節奏平靜地一代一代繼續下去。誠然，集體組織如聯合家庭、種姓和鄉村自治會的存在為農民提供了心理和經濟上的安全感。每個個體都認識到在其當地村莊中的責任、權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強大到足以維持秩序、足以將田賦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麼，農民群眾確實過著安寧、滿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維持秩序，因此，村民們受到貪婪的稅吏和強盜團伙冷酷無情的敲詐勒索。17世紀莫臥兒帝國崩潰時的情況就是如此。然而，甚至在如此艱難的時期，印度村莊在任何基本方面都沒有被改變。單個單個的地區遭到蹂躪，但最後，耕種者又回來恢復其傳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二、英國的征服

英國人到來之前，印度的村莊是相對恆定而自足的。但是，在探討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響之前，我們將考察他們為什麼能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不太費力地征服整個印度。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在葡萄牙的阿爾布克爾克於16世紀初佔領果阿之後的250年裡，歐洲人僅能堅守沿海的少數根據地。然後，在短短數十年間，勢力均衡決定性地改變了：整個印度次大陸受到英國的統治。

導致這一結果的一個原因是，莫臥兒的力量和權威已衰落（見第十八章第三節）。這使穆斯林軍閥和地方總督能在各地區宣告獨立、建立個人王朝。同時，信奉印度教的人透過組織一個將中心設在浦那城的強有力的馬拉塔聯盟來堅持自己的權利。馬拉塔人贏得對整個德干高原的控制，然後，約1740年前後，開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臥兒人。因而，18世紀時，隨著各種官員試圖把自己的職位轉變為世襲的諸侯權位，隨著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而與印度或外國的任何勢力私通，印度處於無政府狀態。因而，英國人能夠挑撥一個印度王公反對另一個印度王公，直到他們成為整個半島的主人為止。這種情況全然不同於中國；在中國，清朝的結構仍然完整無損，從而迫使所有的外國人與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強大的商人階級的興起；這一商人階級的經濟利益與西方公司的經濟利益有著密切關係。這些公司能比較自由地在印度經商（它們在中國幾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紀時，印度的經濟很少受到貿易的影響，因為貿易主要限於香料和紡織品。但是，17世紀時，除了硝石外，還有各種商業性作物如靛藍、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這一貿易的中心。當時這裡出現了富裕的本土商人，他們控制了當地經濟，並在莫臥兒官員腐敗、無能的統治下變得越來越不安分。這些商人中一個叫賈嘎特·塞特的人，收買了那些本該遵照孟加拉的“納瓦布”——總督——的命令列事的將軍的忠心。在普拉西戰役中（1757年），這些將軍避免與英國人作戰；英國人在這場重大的遭遇戰中僅死傷了75個人。正如一位印度歷史學家所說的，普拉西是“一筆交易，而不是一場戰鬥”。

英國人這時是孟加拉的實際統治者，不過他們繼續在形式上承認傀儡納瓦布。1764年，東印度公司在擊敗莫臥兒軍隊之後，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這些富裕的地方徵稅的權利。這為謀取利潤和露骨地敲詐提供了許多機會，英國代理人充分利用了這些機會。透過增加賦稅、控制貿易和接受本土官員的許多“禮物”，他們為自己和在倫敦的上司積聚了財富。

由於在孟加拉的立足點，英國人得到了在印度進一步擴張所必需的基地和資源。他們開始向北推進，尋找天然邊界。在東北面，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尼泊爾，他們擊敗了廓爾喀人，後者從此以後站在英國人的一邊戰鬥。同樣，在西北面，他們最後戰勝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錫克人。因而，到19世紀中葉，英國人成為整個印度的主人。

圖217 一位印度藝術家所繪的詹姆士·託德（約1880年），他正乘坐一頭皇室的大象走在儀仗隊中。

三、英國的統治

我們已看到，東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區時，進行了殘暴的剝削。這些暴行在英國引起公眾的看法；這一點，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國會在1773年和1784年透過了置公司於倫敦政府監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繼續經商，它的僱員和士兵繼續在印度進行管理和戰鬥，但是，公司是在國會和英國政府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職責。這一安排歷經各種修改，一直持續到1857年印度起義。

這場起義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稱的民族運動和獨立戰爭。事實上，它主要是為某些心懷不滿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軍事暴動，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國人的損害。1848年至1856年的總督達爾豪西勳爵攆走了許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間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團也是不滿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極大的擾亂，因為當時引進了鐵路和電報，開辦了西式學校，某些基督教傳教士進行了侵略性活動，法律上認可了寡婦再嫁，並廢除了諸如殺嬰和寡婦殉葬——寡婦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這類習俗。印度兵，即在英國軍隊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於長期在遙遠的地區作戰並得不到這種服役的額外津貼而不滿。採用塗有牛脂和豬油的子彈是使起義爆發的火星，因為用牛脂和豬油塗子彈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使這場起義在某些分散的地區呈現民眾起義的規模。

當起義於1857年5月10日開始時，英國人感到很意外，被迫採取守勢。但是，起義主要限於北方，並沒有擴大到全國。即便在北方，大多數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於英國人，並提供了不可計數的援助。因而，大約4個月後，英國人能夠反攻；到1858年7月，起義已被鎮壓。雙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殺了許多俘虜，英國人燒燬了村莊，並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村民。

在鎮壓起義之後一個月，國會透過了結束東印度公司的統治、用君主的統治取而代之的“印度法令”。從此以後，統治印度的是一個巨大的統治集團，其基礎在印度，其頂點即印度國務大臣在倫敦。英國對印度統治的效率反映在印度官員的構成中：1900年時，在印度的英國文職行政官員總共有4000人，而印度的文職行政官員有50萬人。1910年時，印度軍隊由6.9萬名英國人和13萬名印度人組成。少數的英國士兵和官員統治了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次大陸。

圖218 一位茶農在他的種植園中。作為英國統治的象徵之一，這些位於錫蘭和印度東北部的大茶園，尤其是阿薩姆的大茶園，是英國封建領主的主要財源。它們也是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南亞次大陸大片森林被砍伐的部分原因。

四、英國的影響

英國對印度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從英國人到達印度尋找市場和商品起，情況自然會這樣。19世紀，人們對諸如黃麻、含油種子、小麥、棉花等原材料的需求極大。這些商品透過新建的鐵路網被運送到海港；鐵路網到1870年時全長4000英里，到1939年時全長4.1萬英里。蘇伊士運河的通航使貨船在倫敦和卡拉奇之間行駛的距離從1.08萬英里縮短到6100英里，從而為印度原料的出口提供了便利。因而，印度成為世界重要的原料產地。由於這些原材料的價格很高，整個19世紀印度的貿易都是順差。

印度原本應將剩餘資本用於發展現代工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直到今天，這仍使印度處於不發達國家的嚴峻狀態。英國並不試圖促進印度的製造業，而且在某些關鍵領域如紡織業還積極地加以阻撓。因此，印度沒有機會建立關稅以保護本國的新興工業，抵抗從英國工廠源源流出的廉價機械製造品。印度經濟歷史學家將這一現象稱為“流產的現代化”。印度已進入國際市場，並賺取了大筆資金，但其過時的國民經濟卻沒有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英國人及其同夥“從一個僵化農業社會的表面攫取了經濟作物”[1]，從而取代了發生在歐洲的經濟現代化。

圖219 印度統治者們的面孔。旁遮普邦卡普卡拉官邸的網球聚會，此相片攝於1894年。

與此同時，由於西方的醫療科學、衛生措施和饑荒救濟安排，印度的人口從1872年的2.55億上升到1921年的3.05億。在歐洲，早些時候也發生過類似的人口增長，但被城市中湧現的新工廠吸收了。因為在印度沒有出現這樣的工業化，幾百萬新增人口只能重新返回農業。他們自然對土地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直到今天，這仍然是印度經濟中最尖銳的問題之一——大多數第三世界經濟體也是如此，因為它們也經歷了“流產的現代化”，且出於同樣的原因。

英國的統治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對印度產生了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始於1823年，當時英國任命了一個公共教育委員會以決定教育政策。在以後數十年間，一種國家教育制度被制定出來，它包括大學、培養教師的師範學院、中學和為群眾開辦的地方小學。1885年至1900年間，大學和學院的學生人數從1.1萬上升到2.3萬，中學的學生人數從4.29萬上升到6.33萬。同時，印刷機的採用大大促進了印度的文化生活。梵文著作成為公共財產而不再是被婆羅門小心翼翼地守衛著的專利品。報紙不僅以英語，而且以近代的各種印度語言出版。

這些發展深深地影響了印度的文化氛圍。但它們沒有影響到群眾，群眾仍然是完全未接受教育的。最初，它們也沒有影響穆斯林，穆斯林仍然普遍地敵視新的學校和書籍。因而，英國教育幾乎被為數不多的印度教上層階級所專有。但是，這足以引起一個已持續到現在的連鎖反應。英國教育在印度人中創造了一個熟悉外國語言和文化、接受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意識形態的新階級。這一接受西方教育的階級，利用歐洲的意識形態來攻擊英國的統治，並組織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最終導致了印度的獨立。

五、印度的民族主義

英國的智識影響刺激了印度思想、文化方面的高漲和創造力，這種高漲和創造力通常被稱為印度復興。要正確評價這一運動的意義，就應該注意到，當英國人出現時，印度教處於相當受壓迫且混亂的狀態。在穆斯林統治的前700年中，印度教受到輕視，被看作是一個從屬種族的偶像崇拜的宗教。它缺乏威望、組織和積極的領導。但是，當英國人推翻莫臥兒的統治時，印度教700年來首次處於與伊斯蘭教平等的地位。當英國人開辦學校時，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大不相同，熱切地成群湧向學校。如此，他們在兩個方面得益：他們在新的官僚機構中擔任職務，他們由於與西方的交往而再次啟用了智識。

圖220 19世紀早期印度的織布場景。

西方的刺激在印度教徒中間引起了三種反應或三種學派，不過，它們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有著許多相一致的地方。第一種反應是全心全意、不加批判地親西方、反傳統：西方的一切都被認為是更優越、更可取的。

第二種反應是完全地拒絕。西方無可否認地是更強大的，然而，它的思想是顛覆性的，它的風俗是令人厭惡的。沒有一個真正的印度人——無論他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應該向這個邪惡的西方妥協。相反，他們應該儘量避免與外國人接觸，應該以傳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這種觀點的支持者認為種姓統治是不可改變的，他們無保留地接受印度教經典的權威，並反對廢除殉節風俗或殺嬰風俗這類改革。

對西方的第三種、也是最通常的一種反應是居於崇拜和徹底拒絕之間的折中。它接受西方的世俗主義和知識的精華，但也試圖從內部改革印度教，試圖在擺脫印度教腐朽和粗俗的非人性做法的同時保持它的基本真理。這一學派的傑出領袖是被廣泛地尊稱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漢·羅伊。他於1772年出生於一個虔誠的婆羅門家庭，由於看到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場面，他與父母斷絕了關係。他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掌握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梵語，然後又學習英語，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強烈地吸引住，為了閱讀《聖經》原文而學習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羅伊拒絕基督教的正式教義而接受它的人道主義啟示。羅伊還向梵社（神社）——由他創立的一個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釋了印度教。梵社是歐洲啟蒙運動學說與《奧義書》哲學觀點的一個綜合物。

印度人的印度

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者，他要求英國人離開印度，並提出“印度人的印度”的口號。這種民族主義的感情在下面這一選自提拉克1906年演講的片斷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一個事實是這個外來的政府已毀了我們的國家。起初，我們都感到驚奇。我們幾乎頭暈目眩。我們本來以為統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我們好，這個英國政府是從天而降，把我們從成吉思汗和帖木兒人的侵略中拯救出來，如他們所說的，不僅從外來的侵略中，而且從自相殘殺的內戰中拯救出來。我們有一段時間很高興，但是，事情很快就很清楚，是這個國家建立的和平導致了這一切……——他們阻止我們自相殘殺，這樣外國人就可以殺我們所有的人了。在這個國家建立英國的和平和統治，是為了讓外國政府剝削這個國家。如今，這種英國的和平和統治的效果正逐漸被人們意識到。不幸的是，我們沒能更早地認識到這一點……英國的教育、不斷增長的貧困和對統治者們的更加熟稔讓我們和我們的領袖睜開了眼睛……你們的工業被徹底摧毀，被外國統治摧毀；你們的財富流出國外，你們的生活降低到沒有人能忍受的最低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你們還有什麼其他良方可用來幫助自己嗎？良方不是請願，而是抵制。我們說，準備好你們的軍隊，組織好你們的力量，然後開始幹吧，這樣他們才不能拒絕你們的要求……每一個英國人都知道，他們在這個國家裡只是一小撮；他們每一個人的事就是欺騙你們，讓你們相信你們是軟弱的，而他們是強大的。這就是政治。我們已被這種政策欺騙得太久了。新的政黨要你們做的是，意識到這一事實：你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不會幫他們徵稅和維持和平。我們不會幫助他們用印度的鮮血和金錢在我們的疆界以外即印度外面打仗。我們不會幫助他們進行司法管理。我們會有自己的法院，而且，時候一到我們將不再交稅。你們能聯合起來這樣做嗎？如果你們能，從明天起你們就自由了……

• B. G. Tilak, 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Ganesh and Co.，1923）, pp. 55-67.

拉姆·莫漢·羅伊不僅是印度宗教復興的先驅領袖，也是印度政治覺醒即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驅領袖。民族主義運動在印度是一種新現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著文化統一和地區割據，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愛國主義感情。民族主義能在英國的統治下發展起來，有著幾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在於英國人的“優越感”——英國人深信他們是種族的精華，由神註定要永久統治印度。這種種族主義在起義以後特別強烈，在各個方面顯示出來——在軍隊和官僚機構中，印度人不論其條件如何，都不可能升遷到某些職銜以上；在社會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絕在某些旅館、俱樂部和公園之外。在這些情況下，印度人將會不可避免地反對這種逐漸形成的文化觀念和民族意識。

英國人還由於他們強加於印度半島的前所未有的統一而激發了民族主義。整個印度首次處於一個統治者之下。英國人還用他們的鐵路、電報和郵政設施鍛造了一種有形的統一。同樣重要的還有，在採用英語作為受教育者的共同語言之後，出現了語言的統一。

英國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學和政治思想整體引入印度，也促進了印度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個人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原則，不可避免地變得對外來的英國統治不利起來。印度的領袖們不僅運用西方的政治原則，而且運用西方的政治技術。報紙、講臺上演說、編寫小冊子、群眾集會、規模龐大的請願——所有這些都被用作民族主義磨坊制粉用的穀物。

拉姆·莫漢·羅伊以他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為印度的民族主義打下了基礎。這第一代印度民族主義者是英國的讚賞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後，這些“溫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領導的極端派的挑戰。提拉克是一個鬥志昂揚的戰鬥者，他試圖把民族主義事業從上層階級的運動改變為人民群眾的運動。這也許可以解釋他為何頑固支援印度教的許多社會習俗。他甚至還組織了一個母牛保護會，並支援童婚。但同時，他也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工會組織的自由、平民軍隊的創立、普選權以及沒有性別差別的自由義務教育而奮鬥。提拉克以“教育、鼓動、組織”“好戰，不要行乞”和“自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將得到它”之類的口號在全國贏得了追隨者。

19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饑荒和瘟疫促使不滿情緒增長，這一點幫助了提拉克的改革運動。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激起印度的戰鬥精神。後一事件特別振奮人心，被看作對西方優越論的駁斥。儘管這一民族主義運動很普遍，但它幾乎只是一場律師、記者、教師和商人的中產階級運動。這些人更熟悉的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查爾斯·達爾文，而不是他們的鄉村民眾同胞的痛苦、不滿和熱望。很自然，民族主義領袖和未受教育的農民之間沒有什麼友好關係。這一鴻溝繼續存在到戰後時期才由莫漢達斯·甘地越過。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意識到其人民實質上的宗教觀點。他宣傳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觀念，而是被他賦予了政治含義的宗教概念（見第三十八章第四節）。

總之，西方對印度的影響全然不同於它對俄國或中東的影響。在俄國的情況下，西方施加了決定性的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但是，俄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強大和獨立的。另一方面，近東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過，出於戰略上的原因，奧斯曼帝國設法將它的獨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形成對照的是，印度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被英國徹底地征服。英國的統治在孟加拉維持了近兩個世紀，在旁遮普維持了一個多世紀。面對歐洲文明中那些最吸引人的成分，印度人從來就沒有挑揀的特權。它比亞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區更無選擇地承受西方權力和文化的影響。

[推薦讀物]

綜述印度歷史文獻的著作有R. I. Crane所著的小冊子The Hisotry of India：Its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8）。原始資料集有W. T. de Bary所編的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0）。非常寶貴的參考書是J. E. Schwartzberg所編的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

好的印度通史的著作有：P. Spear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5）和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全面研究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的著作有：R. P. Masani所著的Britain in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P. Woodruff所著的The Men Who Ruled India，2vols（Jonathan Cape出版社，1954—1955）；H. Furber所著的John Company at Work（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1）和M. D. Lewis所編的反映各種觀點的閱讀材料集The British in India：Imperialism or Trusteeship（D. C. Heath出版社，1962）。

最詳細地研究歐洲對印度的影響的著作是L. S. S. O’Malley所著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關於印度的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的傾向，見A. Seal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8）；B. T. McCully所著的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dian Natio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40）；A. Ward所著的Our Bones Are Scattered：The Cawnpore Massacres and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Henry Holt出版社，1997）；J. R. McLane所著的Indian Nationalism and Early Congres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和該作者的文獻集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Indi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

[註釋]

[1]Cited by E.Stokes, “The First Century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India: Social Revolution or Social Stagnation,” Past & Present（February，1973）, p.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