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俄國

俄國渴望與西方的歐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來，俄國已從那裡獲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學說和最生動的快樂之源。

——彼得·Y. 恰達耶夫

在某種意義上說，考察歐洲對俄國的影響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為俄國畢竟是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人是歐洲的一個民族。但是，俄國位於歐洲的邊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衝地帶構成。出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不同。因此，一代代俄國思想家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標這一基本議題來拷問自己。

俄國同西方的關係通常一直是被動地接受的關係。只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俄國才能回報西方，先是回報以俄國偉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後又回報以布林什維克的革命產生的社會促進手段。但是，在20世紀以前，歐洲對俄國的影響比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大得多，而且，這種影響一直是俄國發展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國和歐洲

第一個俄羅斯國家於公元9世紀以基輔公國為中心發展起來（見第二十四章第二節）。這個早期的俄羅斯國家與歐洲其餘地區有許多聯絡。它不僅越過黑海與拜占庭進行大量的貿易交往，還越過波羅的海與西北歐進行大量的貿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紀時，雅羅斯拉夫大公同歐洲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親關係：他的妹妹嫁給波蘭的卡齊米日一世，他的兒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法蘭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爾三世。

在以後數世紀中，兩個決定性的發展結合起來孤立了俄國。一個發展是，弗拉基米爾大公在公元990年前後決定接受拜占庭東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羅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當時，這兩個宗教之間的差別並不很大。但是，由於有關羅馬教皇最高權力的教義及其不斷增長的實踐在之後數十年間的發展，這兩個教會最終於1054年分道揚鑣。俄國不可避免地開始捲入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長期不和。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後，情況尤其如此，因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國成為東正教唯一獨立的堡壘。這些事件使俄羅斯人自鳴得意、自以為是、自我孤立，他們藐視和忽視了正在改變歐洲其餘地區的偉大變革。

切斷俄國與西方聯絡的另一發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羅斯臣民承認可汗的宗主權，每年向可汗進貢，就不干涉他們的事務。不過，蒙古人的統治割斷了俄國與歐洲其餘地區大部分殘存的聯絡。這種聯絡的斷絕在蒙古人統治下的兩個世紀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海外擴張和商業革命時到來的。但是，與世隔絕的俄國基本上不受這些意義深遠的經濟運動和文化運動的影響。此外，蒙古人給俄羅斯社會留下了他們自己的印記。他們的思想和管理方法為後來的俄國沙皇建立半東方的專制主義統治鋪平了道路。而且他們的種族上的貢獻也值得注意——例如，17世紀末，莫斯科上層階級中有大約17%的成員具有非俄羅斯或東方的血統。

當俄羅斯人於15世紀擺脫蒙古人時，顯露出來的俄國文明完全不同於西歐的文明。在東正教影響並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意義上，這是一種和諧一致的文明。但是，它基本上也是一種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氣勃勃、如此擴張的商業、工業和科學的文明。那些較不盲從、較有遠見的俄羅斯領導人很快就看出他們的經濟和技術上的落後是對自己國家安全的一種無法容忍的威脅。因此16世紀的俄羅斯人同以後世紀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開始借用西方的東西，作為一種自衛手段。他們首先感興趣的是向西方借用軍事技術。

圖203 沙皇彼得大帝。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這一借鑑的過程。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極其巨大的幹勁頒佈了3000多條法令，其中許多法令由他親筆起草，幾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機關和軍隊，建立起供養其軍隊的工業，引入成千上萬的各種型別的專家，派出一批批年輕的俄羅斯人到國外去學習，並建立起許多學校——所有的學校都具有實用主義的性質：數學和航海學校、海軍學校、陸軍學校、密碼學校和居於最高地位的科學院。彼得大帝還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歐旅行，直接學習外國的種種制度和慣例。

透過所有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實現了他所說的開啟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戶”的目標。此外，在實際操作的意義上，他是透過打敗瑞典、獲取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而開啟這一窗戶的；在波羅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聖彼得堡——新俄國的象徵，而莫斯科則成為舊俄國的象徵。不過，這些變化是在遭到眾多群體激烈反對的情況下完成的。彼得不僅必須與群眾的冷漠和懷疑作鬥爭，而且還必須與保守的大貴族和教士的公開或隱蔽的反對作鬥爭。甚至他確已引起的一些變化也在兩個重要方面受到限制：這些變化就性質而言，基本上是軍事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變化，而且它們僅影響了全體居民中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中一些持贊同態度的成員。

圖204 聖彼得堡市——沙皇彼得大帝的“面向西方的窗戶”。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華、頗具魅力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繼續下去。葉卡捷琳娜認為自己及其宮廷是俄國歐化的媒介。她比獨斷的彼得有知識得多，積極地贊助文學、藝術、戲劇和報刊。她雖然不是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但樂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們的思想。事實上，她以自己是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而自豪，並常常引用啟蒙運動的箴言。在她統治期間，俄羅斯高等貴族已開始歐化。在彼得統治期間，他們蓄鬍子、穿著臃腫肥大的東方長袍，但在葉卡捷琳娜統治期間，他們在言語、服裝、住宅和社會職責方面模仿起凡爾賽宮廷。他們的子女也由法國家庭女教師教育，首先學習法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然後撿起只夠管理僕人用的少量俄語。因此，俄國的歐化不再僅限於技術方面，儘管它繼續限制在上層階級內。實際上，歐化的上層階級與作為農奴被束縛在莊園裡的農民群眾之間的鴻溝正愈來愈寬，愈來愈危險。

這一社會差異的嚴重性在俄國贏得對拿破崙大軍的巨大勝利之後變得很明顯。1815年至1818年間，一支俄羅斯佔領軍駐紮在法國。許多軍官對他們在其中生活了4年的比較自由的西方社會有著極深的印象。在那裡，他們吸收了當時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激進思想，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他們於1818年回到俄國時，發現沙皇的獨裁是無法容忍的。

這種情感說明了所謂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原因。這次起義爆發於1825年12月，即亞歷山大一世死後。其首領多半是希望廢除農奴制和專制制度、使俄國西方化的軍官。由於得不到群眾的支援，起義不幸地失敗了。當時，俄羅斯人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於西歐普遍的生活環境，所以，他們的確沒準備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準確地說，俄國缺乏商業、工業和已在西方政治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中產階級，而只有被禁錮、無生氣的底層農奴群眾——通常所說的“黑民”——與處於社會頂端的貴族和宮廷。因而，種種改革和十二月黨人所向往的西方式社會皆得不到群眾的支援。

俄國和西方之間這些基本差別的意義在於使俄國思想家們分成了兩派——西歐派和斯拉夫派。西歐派痛恨上述差別，把它們解釋為俄國發展速度較緩慢的一個產物。因此，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們極力主張其他統治者要和彼得一樣為趕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歐派關於人類文明一致性的基本看法。他們認為，俄國和西方之間的差別是根本的、內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進步程度方面的巨大區別。因此，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莫斯科公國時期的同質化社會加以理想化，並把彼得看作俄羅斯文明和民族團結的主要敵人。他們完全不認同西方社會的優越性，他們不接受西方社會，認為它是物質享樂主義的、無信仰的，並被衝突和革命撕裂了。

二、俄國和歐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爭的解決，不是由於一方說服了另一方，而是由於迅速發展和擴張的西方社會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壓力。這種壓力透過俄國和一些西方強國——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年）而得到戲劇性的說明。戰爭是在俄國的土地——克里米亞半島——上進行的，不過，俄國被打敗了，不得不接受恥辱的《巴黎條約》。這一條約要求俄國撤回它在黑海的海軍部隊，拆毀它在黑海沿岸的防禦工事。

克里米亞的失敗對俄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斯拉夫派來說，是一個嚴重打擊。與許多西歐派人不同——他們警告說俄國會因沒跟上西方的腳步而遭到失敗——斯拉夫派人很有信心地預言，俄國專制制度的優越性會導致一個可與1812年對拿破崙的勝利相媲美的勝利。實際上，克里米亞的失敗暴露了舊制度的腐敗和落後。俄國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時一樣勇敢地作戰，但是，形勢卻令人絕望：他們的步槍射程只有西方軍隊的三分之一。他們只能用帆船來對付英國和法國的汽船。他們沒有名副其實的醫療或食品後勤保障。

圖205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剛繼位時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派，但到1815年之後，他變得愈來愈反動。

舊制度所顯示的破產導致舊制度的變革。第一個變革是解放農奴；農奴甚至在戰爭前就躁動不安了。事實上，在1825年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統治的30年間，已爆發了500多次農民騷動。隨著克里米亞的災難，農奴們不斷上升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起來，尼古拉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把解放農奴當作代替革命的唯一辦法。他的《解放法令》（1861年3月1日）解放了農奴，將農奴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和貴族地主之間重新分配。這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比美國歷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意義更重大。在美國，《解放宣言》僅事關少數黑人，而在俄國，《解放法令》則涉及佔壓倒多數的人口。解放農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也被證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的數十年間，西歐因決定性地促成了俄國的工業化而進一步削弱了俄國的舊制度。在1917年投入俄國工業的5億英鎊的總額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國投資的。工廠工人的數目從1865年的38.1萬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萬人，進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萬人。到1913年，俄國生產的鐵和法國生產的一樣多，俄國生產的煤為法國生產的四分之三。

這些發展意味著與1825年十二月黨人時的俄國相比，1914年的俄國同歐洲要相似得多。然而，這些不斷增長的相似之處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國社會中的某些分裂和衝突。其中之一是農民群眾不斷增加的騷動和不斷增長的政治覺悟。他們絕沒有滿足於《解放法令》中的條款，他們覺得，這些條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給了貴族。在以後數十年中，隨著農民人數的迅速增加，他們對土地的渴望也相應增長，並變得越來越不滿足。農民不滿的另一個根源是難以忍受的沉重稅收負擔。他們不僅要為他們在1861年時得到的土地交納贖地費，而且還要繳納各種地方稅。此外，他們還要負擔俄國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因為很高的保護關稅使他們所購買的製成品的費用上升。農民對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強烈反抗日益頻繁，反映了農民不滿的範圍和強度。

農民的不滿由1901年組織起來的社會革命黨從政治上表現出來。社會革命黨的政綱要點是把國家和貴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與農民的騷動相一致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而出現的城市無產階級的騷動。俄國工業化的早期，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包括了對勞動力的嚴重剝削：16小時工作日、低工資、童工、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這些條件下，俄國工人與中歐和西歐的工人一樣，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因而，一個社會民主黨於1898年成立，正如類似的社會黨已在歐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樣。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也像其他社會黨那樣，分裂成修正主義派和正統派，即在這種情況下所稱的孟什維克和布林什維克。

20世紀初，除農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國還有一箇中產階級也對沙皇政權愈益不滿。反映這批人觀點的政治組織是立憲民主黨，通常以其縮寫名稱將其稱為卡德茨（Cadets）。該黨建立於1905年，其綱領與英國自由黨的綱領相似：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並設立一個類似於英國下議院的議會機構與它相平衡。立憲民主黨包括了俄國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當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後不得不接受一個民選議會（杜馬）時，立憲民主黨由於它對議會程式的瞭解而在審議方面起了領導作用。然而，立憲民主黨從未贏得過可與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擁護者相提並論的大批追隨者。一個原因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受到阻礙，俄國的中產階級人數較少。中產階級還因為國民經濟的很大一部分為外國勢力所控制而受到進一步的削弱。此外，立憲民主黨特別易屈服於沙皇獨裁政府的壓力，因為出於他們的中產階級背景，他們不太願意以暴制暴。

圖206 19世紀80年代，俄國農村的生活十分困苦。雖然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已於1861年廢除了農奴制，但是，農民必須向政府繳納49年的補償金，生活標準仍然很低。這幅畫描繪的是，農民們在政府機關外面耐心等待，而裡面的官員們卻在從容地享受著午餐。

20世紀初西方對俄國的影響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漸破壞了一個獨特的、和諧一致的社會；由此產生的種種壓力和衝突的反響終致成為1905年和1917年的偉大革命。在考察這些大變動以前，我們將概述日俄戰爭前俄國的亞洲政策；日俄戰爭為1905年的革命準備了舞臺。

三、1905年以前的俄國和亞洲

正如俄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由歐洲的經濟、技術優勢所決定的一樣，俄國和亞洲之間的關係則由俄國的優勢決定。出於這一優勢的緣故，16世紀至18世紀的俄國已能制服西伯利亞的部落民族，向東擴張到太平洋。但是，在東南部，俄國人由於強大的中華帝國而停止前進，不得不接受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見第二十四章第三節），被限制在黑龍江以北地區。

18、19世紀期間，俄國人重新向東面和南面推進，獲得阿拉斯加、阿穆爾河流域和中亞，從而建成了他們的帝國。獲得阿拉斯加只不過是較早時期橫跨西伯利亞、向較空寂的地區推進的一個繼續。但是，在黑龍江流域，俄國人戰勝了中華帝國，在中亞，他們把自己的統治強加於古老的穆斯林汗國。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為俄國在技術上穩步前進。雖然這種進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實際上是從西方得到的——但它足以使俄國人在與東亞的中國人和中亞的穆斯林交往時佔有決定性的優勢。因此，俄國人繼續擴充套件他們的帝國疆界，直至受到那些在技術方面不相上下或佔優勢的勢力的阻擋為止——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國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國人，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

俄羅斯人向阿拉斯加的推進是在彼得大帝統治期間開始進行的。這位西方化的沙皇對遠東和對歐洲一樣感興趣，因此，他挑選丹麥血統的海軍軍官維圖斯·白令船長率領一支探險隊於1728年和1740年前往美洲大陸。白令向東穿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洋，勘查了阿留申群島，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陸。白令探險的主要成就是，他們發現北美洲和亞洲在北太平洋水域是相連的。

俄國商人為有利可圖的海獺皮貿易所吸引，緊緊跟在探險者的後面。這些商人先剝削了阿留申群島的居民，然後，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了據點。阿留申群島的居民由於沒有武器，很容易受到攻擊和遭到無情的剝削。1761年，憤怒的烏姆納克島上的居民轉而進攻俄國商人，他們殺死了許多人，並迫使倖存者逃離。阿留申群島獲得了5年的獨立，在此期間，島民回到僅能維持生計的漁獵生活。但是，1766年，俄國人用僱傭軍對阿留申群島進行了報復，他們摧毀了村莊，殺戮了3000多人。在沉重負擔的逼迫下，阿留申島民重新開始獵殺海獺；俄國人貪婪地掠奪海獺皮，因為這些海獺皮能以收購價4倍的價格在中國出售。這種掠奪一直持續到阿留申島民和海獺被殺戮殆盡。

1799年，各種私營貿易公司聯合組成俄美公司。俄國在阿拉斯加的傑出領導人是亞歷山大·巴拉諾夫，他積極、獨斷地指揮各種活動達約30年的時間。他的主要問題是要把糧食從西伯利亞運過世界上風暴和霧最多的一個海洋。因此，巴拉諾夫派遠征隊沿著美洲海岸去建立能為阿拉斯加的貿易站提供補給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國人在舊金山以北的俄羅斯河旁建立羅斯堡，到1819年，他們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塊殖民地。

這一擴張導致了俄國與西班牙和美國的不和。實際上，俄國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1823年門羅主義的釋出。最後，俄國人決定放棄他們在美洲佔有的土地。皮毛貿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瀕於破產。俄國人擔心阿拉斯加太遙遠了，他們無法保護它不受美國擴張主義的侵害。他們預料自己遲早會失去這一地區，遂於1867年以720萬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美國，也就是說每英畝土地的價格不到2美分——這是一樁有史以來最划算的地產交易。

圖207 聖米歇爾東正教教堂，位於原俄國統治下的阿拉斯加首府錫特卡。

黑龍江流域

其時，俄國人在北美洲的活動重新引起他們對黑龍江流域的興趣。俄國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個出海口作為向他們的美洲殖民地供應物資的基地。他們的確有了鄂霍次克港，但這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這一港口每年一直冰凍到6月，而且幾乎不斷地被霧籠罩。因而，俄國人又重新將渴望的目光投向寬闊的、可通航的黑龍江，因為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已將他們從這條河邊趕走。

俄國人的興趣由於中、英之間1840年至1842年所謂的鴉片戰爭而得到進一步加強（見第三十一章第一節）。作為戰爭的結果，英國併吞了香港，並在長江流域有了極大的優勢。俄國人這時決心在黑龍江流域定居，以免英國人下一步獲得對黑龍江河口的控制，從而堵住他們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僅僅10年的時間裡，俄國人實現了他們在這一極其重要的地區的所有目標。他們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年輕的尼古拉·穆拉維約夫伯爵的野心和幹勁，他於1847年38歲時被任命為東西伯利亞總督。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軟弱，那時的中國與17世紀中將俄國人從黑龍江流域趕走的強大帝國相比，只是一個空殼子。

穆拉維約夫伯爵擁有總督的廣泛權力，但是，他仍越權派遣從事探險的遠征隊把俄國旗幟插到外國的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軍官奈維爾斯科伊船長（後來的海軍上將）在堪察加半島建立了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攆走薩哈林島（庫頁島）上的日本移民後，踏勘並佔領了該島，使汽船在黑龍江下水，鼓勵俄國殖民者定居黑龍江流域，並沿阿穆爾河河口和朝鮮邊界之間的海岸建立了許多貿易站。實際上，中國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國的做法，是俄國政府自己於1851年5月把所發生的事通知了中國人。

5年後，也就是1856年，戰事再一次在中國和英國之間爆發。中國人又遭慘敗，被迫接受《天津條約》（1858年），向西方商人開放更多的港口和做其他讓步。穆拉維約夫抓住這一機會警告中國人注意英國人控制阿穆爾河的危險，並提議俄、中兩國共同防守這一地區。結果是訂立《璦琿條約》（1858年）。

穆拉維約夫這時仔細地勘探了新贏得的地區，發現由於阿穆爾河下游區的結冰情況，控制該河的兩岸對航行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還在朝鮮邊界附近的海岸發現了一個極好的港灣。他不顧《璦琿條約》的規定，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城市（1860年），並意味深長地把它（海參崴）取名為符拉迪沃斯託克，即“東方的王后”。當時，中國已捲入與西方強國的進一步糾紛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佔領。俄國駐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納蒂夫伯爵作為調解人提供了幫助，成功地使同盟國在對中國不太苛刻的條件下撤離首都。作為對這一幫助的報酬，中國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1860年），把黑龍江的從烏蘇里江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以及從黑龍江河口到朝鮮邊界的整個沿海地區給了俄國。隨著贏得這些新的、遼闊的（存在到今天的）邊遠地區，俄國在遠東的擴張開始停止。這種擴張直到20世紀初才又重新開始，因為20世紀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試圖向南侵入朝鮮和中國東北，從而加速了與日本的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圖208 1904年，日本軍隊在日俄戰爭中的一場主要戰役中佔領旅順港的要塞。在這一場戰役中，日軍戰死1.5萬人，是俄軍死亡人數的10倍。

中亞

在此期間，俄國人也正在侵入中亞，不過，他們向這一地區的推進是直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時才開始的。之所以會耽擱，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可與北方有利可圖的皮毛貿易相比的經濟刺激。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亞的氣候和植被全然不同於俄國人所習慣的氣候和植被。緊靠著西伯利亞南部的是居住著哈薩克遊牧民的草原區。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點綴著供養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這些古老穆斯林汗國的肥沃綠洲。19世紀末葉以前，這些汗國在軍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亞部落要強大得多，能夠一直避免俄國人靠近。

在1827年至1854年的近30年間，俄國人征服了直到錫爾河的哈薩克草原，從而首次進入中亞。他們希望錫爾河充當一條永久的天然邊界，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遠離首都、渴求榮譽和晉升的地方指揮官野心勃勃，時常透過造成既成事實來迫使政府有所行動。擄掠集團的經常騷擾也致使俄國人不顧聖彼得堡的疑慮和英國的抗議，進一步奮力前進。

中亞穆斯林文明傳奇式的中心一個又一個地陷入開疆拓土的俄國人之手——塔什干於1865年陷落，布哈拉於1868年陷落，希瓦於1873年陷落，格奧克——傑彼於1881年陷落，梅爾夫於1884年陷落。這些猛烈的推進使得在印度的英國人大為驚恐，戰爭的危機和謠言一再發生。然而，這一世紀是在沒有公開衝突的情況下過去的，主要原因在於英、俄相隔的距離非常遙遠，運輸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間的鬥爭不是圍繞武器的較量，而是圍繞控制介於它們之間的國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進行的。

俄國的統治大大地改變了中亞。在積極方面，俄國人廢除了普遍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貿易，僅僅在撒馬爾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萬名奴隸。俄國人還鋪築鐵路，其中著名的是奧倫堡——塔什干鐵路線，它幫助俄國人進行征服和實現現代化。由於廉價的運輸和俄國紡織工業不斷增長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驚人的增長。1884年，在俄國人的倡議下，有300俄畝土地（1俄畝=2.7英畝）用於種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種植面積已猛增到9萬俄畝。俄國人還引進某些土地改革，包括減少農民的賦稅和農民對國家及地主所須履行的義務勞動。

另一方面，由於俄國人有計劃地徵用哈薩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數目減少，並出現了普遍的饑荒。俄國人沒有為土著的教育做什麼事，他們把這一工作幾乎完全留給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諸如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之類的領域，他們也不及在印度的英國人活躍。最後的結果是，在給中亞和沙皇帝國的其他地區一樣帶來許多變化的布林什維克革命以前，眾多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並沒有因為俄國人的到來而受到什麼影響。儘管有了鐵路建設和棉花栽培的傳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還是生活在為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裡。

中國東北和日俄戰爭

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興趣從中亞轉移到遠東。當時正在緩慢地接近完成的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為俄國的經濟擴張和政治擴張提供了新的機會。新任命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呈遞了一份報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報告中說，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將代替蘇伊士運河成為前往中國的主要商路。他預見到俄國將處於亞洲和西方世界之間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張建立中俄聯盟作為實現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1894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見第三十一章第一節）為維特所贊成的聯盟鋪平了道路。中國又輕易地被打敗，再三懇求英國和美國進行調解。英、美兩國的拒絕迫使中國接受了《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根據條約，中國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給日本。但是，俄國這時與德國和法國一起進行干涉，迫使日本人歸還了遼東半島。

這一幫助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國人與俄國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該條約規定在日本侵略的情況下相互援助，而且還將建造穿過中國東北地區、直抵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的中東鐵路的特許權授予一家中俄合資銀行。這家銀行名義上是一個私營公司，但實際上卻為俄國政府所擁有，歸俄國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它已在中國東北鋪設了總長為1596英里的鐵路。

1898年，為了對包括戰略港口旅順在內的遼東半島進行為期25年的租借，俄國跟中國談判；隨後，俄國開始了在遠東的下一步推進。兩年後，俄國人利用義和團運動期間的混亂佔領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俄國人這種穩步的侵略使得日本人大為驚恐，因為日本人對亞洲大陸有他們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獨立阻擋俄國人，所以決定透過獲得同盟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們與英國締結軍事聯盟（詳見第三十一章第四節），這一後盾增強了日本人的力量，他們決心向俄國進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議，俄國應該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佔優勢的利益”，作為回報，他們將承認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鐵路事業方面的特殊利益”。

對日本人的這一提議，俄國人的意見有分歧。財政大臣維特伯爵贊成接受提議，因為他感興趣的是經濟滲透，而不是帶有戰爭危險的政治吞併。但是，有影響的俄國冒險家們在朝鮮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專心一意地促進他們的個人財富。俄國軍界由於他們在旅順港的現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之間的漫長距離，想在朝鮮沿海一帶獲得一個基地。俄國某些政治家因為擔心國內不斷高漲的革命浪潮，贊成以一次“小小的勝利的戰爭”充當民眾騷動的避雷針。無疑，在他們的心目中，或者說在軍人的心目中，俄國將在與日本的戰爭中取勝。

這些冒險家、軍國主義者和政治家獨行其是，設法免去了維特的職務，實際拒絕了日本人的提議。由於有與英國的聯盟作保障，再加上擔心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即將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斷地發動了攻擊。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談判，三天後，他們未經正式宣戰就襲擊了在旅順港的俄國艦隊。

在隨後的戰役中，日本總是擊敗俄國。由於俄國軍隊在離歐洲俄國的工業中心數千英里遠的地方作戰，橫貫西伯利亞的單軌鐵路完全不能滿足他們的供應需要。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日本人包圍了旅順港，經過148天的圍攻，於1904年12月19日佔領了這座要塞。第二階段由在中國東北平原上的一系列戰役構成。日本人在這些戰役中也獲得了勝利，把俄國人趕到了瀋陽以北。然而，這些戰役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為俄國軍隊仍未受損，而且還隨著交通的改善得到增援和加強。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贏得了一個導致和平談判開始的壓倒性勝利。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在航行了相當於地球一週三分之二以上的距離後，於1905年5月27日到達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它立刻就遭到在數量和實力上均佔優勢的日本艦隊的攻擊。實際上，短短幾小時內，所有俄國艦船就被擊沉或捕獲，而日本人僅僅失去了幾艘驅逐艦。

圖209 俄國戰列艦博羅季諾號。在對馬島海域被日軍魚雷擊毀。

由於這一毀滅，特別是由於戰爭在國內很不得人心和1905年革命已經開始，俄國人準備議和。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談判，因為儘管他們贏得了勝利，但他們貧乏的資源卻已因戰爭負擔而被濫用。1905年9月5日，《樸次茅斯和約》簽訂。根據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最高的政治利益、軍事利益和經濟利益”，放棄在中國東北的所有優惠或獨家特許權，並將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割給日本，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轉與日本。這樣，日本人就阻擋住了俄國在遠東的擴張。直到40年後，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慘敗時，俄國才能夠恢復其在《樸次茅斯和約》中失去的領土。

四、第一次俄國革命和結果，1905—1914年

當日俄戰爭在遠東打響時，革命正在戰線後面的俄國內部傳播開來。革命的根源可以在農民、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長期的不滿中找到。這種不滿由於與日本的戰爭而日趨嚴重，因為與日本的戰爭一開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連串失敗後愈加如此。最後則發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謂“流血星期日”——皇家禁衛軍向赤手空拳在聖彼得堡冬宮前面請願的數千人開了槍。

流血星期日無可挽救地打碎了許多俄國人歷來所珍愛的沙皇仁慈的“小父親”形象。整個帝國的公民轉而反對沙皇政權，使1905年的俄國大革命突然發生。這一大動亂在帝國政府能夠再次行權以前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間，是革命浪潮興起的階段。所有的階級和勢力都起來反對獨裁政府：諸從屬民族要求自治，農民搶劫莊園主住宅、奪取地產，城市工人組織地方議會即蘇維埃進行革命活動，各地的大學生走出教室，黑海艦隊的水兵發動兵變、奪取他們的艦船。沙皇除了屈服外別無選擇，因此，他頒佈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它允諾給予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而且還准許俄國有一部憲法和一個民選的國民議會即杜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中，起義繼續處於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團結。主要由中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溫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的激進派則要求由制憲議會而不是沙皇的大臣來制訂新憲法。為了達到目的，激進派試圖透過組織更多的罷工和騷動來延長革命。然而這時政府已強大起來，能夠進行回擊。1905年9月5日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使許多軍隊能夠被派回國內去恢復秩序，而適時從巴黎和倫敦得到的4億美元貸款也大大地加強了搖搖欲墜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夠撲滅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進行的、危險的工人起義。其時，溫和派因長期的暴力行為而和激進派疏遠，正轉移到政府一邊。因此，到1906年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經過去。

圖210 1905年1月22日是一個血腥的星期日。當天，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軍隊向正在進行和平遊行、在聖彼得堡冬宮前請願的工人開了槍。這一事件發生後，沙皇政府與俄國工人階級之間的和解幾乎沒有機會可言。

從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個階段，是沙皇政權得到鞏固的階段。政府軍隊追捕緝拿激進派成員和反抗的農民，在有些情況下，還燒燬整個村莊。5月6日，政府頒佈了所謂的《基本法》。按照這一法律，沙皇被宣佈為專制君主，對行政部門、軍隊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選的杜馬可以與上議院一起分享立法權，而它的預算權則受到嚴厲限制。杜馬於5月10日開會，拒絕接受《基本法》，並激烈地批評政府。隨即出現了一個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馬。自由派杜馬成員以牙還牙，號召國民拒絕納稅，然而，響應是微弱的。事實上，到這時，革命的潮流已經衰退，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已走完了它的歷程。

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給俄國的歷史程序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俄國這時有了一個立憲政體，儘管杜馬權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屆杜馬經選舉產生，結果證明它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更敢於挑戰。於是，政府大幅度地減少選舉權，使分別於1907年和1912年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變得保守和屈從，合乎政府意願。不過，專制主義的沙皇獨裁政治的確隨著《十月宣言》的頒佈而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杜馬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隨著布林什維克革命的到來而被掃除為止。

1905年的種種事件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們對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做出了貢獻。蘇維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並已證明它們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機關的價值。誠然，1906年以後，一種平靜似乎降臨，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短暫的平靜。例如，舉行罷工的工人人數從1905年的100萬人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罷工人數又上升到100萬人，並在以後的兩年中保持在這一水平上。然後，所有的衝突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突然停止。但是，由於在前線遭到災難性的失敗，新的暴風雲又一次聚集起來，沙皇政權進入了它再也未能擺脫的一個新的動亂時期。因此，1905年的俄國革命作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推薦讀物]

論述俄國與西方關係的各個方面的著作有：D. W. Treadgold所著的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Vol. I，Russia，1472-1917（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3）；W. L. Blackwell所著的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1800-1860（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8）；T. H. Von Laue所著的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3）；M. Malia所著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From Peter the Great to Khrushchev（Whiley出版社，1964）和L. Hughes的最新研究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98）。

關於俄國在中亞的擴張，見G. V. Lantzeff和R. A. Pierce合著的Eastward to Empire：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McGill University出版社，1973）；E. E. Bacon所著的Central Asia Under Russian Rule：A Study in Cultural Change（Cornell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和S. Becher所著的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1865-1924（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