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歐洲的政治革命

一旦充分自由這個抽象概念進入個人和民族的頭腦，就沒有什麼比它更難以控制的了。

——G. W. F.黑格爾

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不僅建立在歐洲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歐洲政治革命的基礎上；政治革命的實質是結束了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由神註定的這種觀念。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於人民，也不再認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來首次在一個比城邦更大的規模上顯示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眾已覺醒並行動起來，不僅參與了政治，而且把這樣做看作自己固有的權利。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各種表現形式和世界性的影響。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經濟革命一樣，也是分為幾個階段發展起來的。我們曾提到，經濟革命開始於英國，然後擴充套件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後來再擴充套件到世界其他地區。政治革命也一樣：17世紀的英國革命標誌其開始，隨後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標誌其更進一步的發展。然後，它在19世紀時影響了整個歐洲，最後，在20世紀席捲了整個世界。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並行發展並非偶然。實際上，這兩種革命是密切聯絡的。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治革命，因為它創造了新的階級，他們擁有新的利益，並且擁有使這些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識形態。如果我們簡要地追溯一下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過程，這將變得很清楚。

中世紀初期，西歐有三個界限分明的社會集團：組成軍事貴族階層的貴族、構成教會和知識顯貴集團的教士，以及從事勞動以供養以上兩個上層階級的農民。隨著商業的發展，中世紀社會等級的這種狀況由於一個新成分即城市資產階級的出現而開始改變。隨著這一階級的財富增長、人數增多，它對各封建階層的特權、對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許多限制，日益不滿起來。因此，資產階級與民族君主政體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裡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制、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限制，轉而起來反對國王。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著古典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意識形態——的成功。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藉以為自己獲得它所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制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隨著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居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他們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利益與僱主的利益並不相同，他們的境遇只有透過自己方面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19世紀後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而在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念，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種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意識形態。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於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近代初期，效忠的物件則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忠心地服從於新的民族事業。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和民族教育制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意識形態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到了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前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種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無法與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極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怎麼和睦的一些社會。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種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也許是一個可以說明為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和睦會造成社會易受攻擊的突出例子。印度社會當時仍然是一盤散沙，各個族群和信仰互相分隔，為各個地方效忠的勢力互相爭鬥，所以它很容易成為犧牲品。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裡，這塊擁有上億人口、擁有燦爛文明和古老歷史傳統的巨大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階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著。當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驚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面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驚異。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興高采烈地湧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制服他們的兄弟。”[1]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必然意味著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正如整個世界感受過斯蒂芬森的機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機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的影響。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誌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令人興奮的檔案的直接結果。

二、英國革命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是17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衝突中找到。這場衝突後來演變成一場公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勝。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士紳們的歡迎。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透過建立國教英國聖公會切斷基督教會與羅馬的聯絡，並在這一過程中，分配了原屬於天主教會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財產。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贊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代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與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費掉這種信譽。他們企圖把英國聖公會的教義和儀式強加給所有的人，從而引起不信奉國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敵視。他們還企圖擺脫國會進行統治，但遇到了困難，因為國會控制了國家的資財。他們試圖透過出售進出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許多製造行業中的專賣權來繞過這一障礙。這帶來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經營其行業的繼承權”[2]。

當蘇格蘭人舉行起義，反對查理將英國聖公會教義強加於他們的企圖時，危機降臨了。為了獲得鎮壓起義的資金，查理被迫召開國會。而這一於1640年召開的“長期國會”不但不理會查理對金錢的需求，反而提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要求。他們要求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和徹底改組英國聖公會。查理拒絕服從；1642年，在保皇的“騎士黨”和清教徒的“圓顱黨”之間爆發了戰鬥。

英國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平靜下來，直到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時為止。那幾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動人心的事件構成了英國革命。英國革命經歷過五個階段。1642年至1645年的第一個階段為內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保皇黨人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組織的著名的新模範軍擊潰。在1645年至1649年的第二個階段間，獲勝的清教徒分裂為溫和派和激進派，類似的情形後來在1792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有重演。克倫威爾領導的溫和派戰勝了約翰·利爾伯恩領導的激進派。當查理於1649年被處死時，克倫威爾當上了被稱為共和政體的英格蘭共和國的首腦。

在1649年至1660年的第三個階段裡，克倫威爾和他的清教徒追隨者們極其有效、虔誠地統治著英國。在這段時間裡，各種封建權力受到抑制，宗教問題得以解決。克倫威爾死於1658年，繼他之後擔任共和政體的護國公的是他的兒子理查德。理查德是個庸碌無能之輩，而且，國民已對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簡樸生活感到厭倦。因此，斯圖亞特王朝得以復辟。結果，從1660年至1688年的第四個階段被稱為王政復辟時期。

圖189 在英國內戰當中，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新模範軍”打敗了國王的軍隊。在1649年處死國王查理一世之後，克倫威爾掌管著短命的英格蘭共和國，征服了愛爾蘭和蘇格蘭，並從1653年開始成為護國公，直到1658年去世。

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沒有取消、也無力取消共和國的種種改革。但是，他們的確試圖恢復個人統治。這一努力加之他們追隨法國王室、鼓勵天主教，使他們愈來愈不得人心。最後，詹姆斯二世隨著1688年光榮革命的到來被推翻；光榮革命標誌著英國革命的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新的統治者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奧蘭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闡明國會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權利法案》。這一法案規定：國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提高稅收或保持軍隊；若沒有法律手續，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雖然這些規定並不意味著英國已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直到19世紀後期確立普選制時，才實現這一目標；但是，1689年的這一法案確實一勞永逸地確立了國會的最高權力，並在這一情況下結束了幾乎早半個世紀前就已開始的英國革命。

從世界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並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英國革命實質上是中產階級的事。支援國會的商人和小貴族主要考慮兩個目標——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財產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關於這些事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許多衝突的觀點得到闡明和熱烈的辯論。例如，就宗教來說，當時有許多新教派相繼出現，其中包括公理會教派、浸禮會教派和貴格會教派。當時，長老會教徒正在力圖將他們的教派建立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所有公民實行其教規。這些宗教分歧顯然必須得到調解，否則國會的勝利就會受到破壞，國家本身也許會垮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教義被制定和確立。這不僅基於權宜之計，也基於原則。人們開始普遍同意，試圖強迫人們接受某種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無效的。誠然，英國聖公會仍然是官方的、受國家支援的教派，其成員在擔任政府職務和其他方面受到優待。但是，總的講，當時已確立這一原則：良心的自由應授予所有既不威脅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儀式的基督教徒。

關於人權和財產權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一問題甚至比宗教問題更明顯地在清教徒中間劃分出左翼和右翼兩派。分裂是隨著新模範軍的普通士兵開始感到他們的利益正受到官員和國會的忽視而逐漸發生的。他們的想法由平均派明確地表達出來；平均派是對一個主要由城市中下層階級和農村佃農發起的群眾運動的蔑稱。的確，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體而透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個國家中最高的權力”。[3]

如果國會如此樂於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麼，使國會與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麼呢？答案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著“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生在英國的男子都應當……對議員（國會成員）的選舉有發言權”。[4]因而，爭端就在立憲議會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贊成民主政體者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贊成，是因為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選票引起社會改革，而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因害怕這類改革，則堅決反對平均派。

事實上，17世紀在英國進行著兩種革命。第一種是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小貴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社會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種是中下層階級和佃農的社會革命；中下層階級和佃農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給窮人以豐富的食品，具有小財產所有人階層的眼光。17世紀英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了，就像後來18世紀法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一樣。在前後兩種情況下，領導者都缺乏獲取勝利所必需的人數優勢、組織和成熟度。他們的時機到19世紀後期才來臨，那時工業革命已培養出大量的有階級覺悟的城市無產階級。城市無產階級又發展起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自己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

三、啟蒙運動

17世紀英國發生大變動以後，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是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他們將過去基本上看作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只是到了他們的時代，人類才終於從黑暗走進光明。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由於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將比前一代更好。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透過利用人類的理性力量。這種對理性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個基本特點。實際上，進步和理性是兩個關鍵的概念。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則是那些被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切莫將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因為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系統的思想家。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記者。他們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隨筆和歷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性。

圖190 約翰·洛克（1632—1704年），是人民權利的維護者，他反對那些認為自己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

這些哲人受被牛頓證實的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著不僅控制物質世界而且控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將理性應用於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性的檢驗。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於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制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的猛擊。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透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其中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號是自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這種對政府幹涉的反對，是對嚴格管制經濟生活（通常稱為重商主義）的一種反應。在國家建設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是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祉只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圖191 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提出了啟蒙運動中一些最深刻的社會和倫理問題。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號是“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寬容。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並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結果產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不過多數人都是自然神論者，他們樂於贊同上帝存在並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運轉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色彩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穌的復活、基督的神性和《聖經》中的神啟。這裡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確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詞語——“社會契約”。關於統治的契約論並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係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他將統治看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間的一個協議。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把統治權看作只是一種“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利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壞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實際上，哲人們並不把自己看作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作人類的成員。他們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定律相當的普適法則。

雖然哲人們並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恆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確實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愛好思考的人們。他們的最大的直接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於其統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也已用於為人民謀利。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制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口才的，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性的口號，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劃分成少數大地產是很危險的”，等等。但是，葉卡捷琳娜和其同時代的君主們並不僅僅談論改革。葉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為促進普魯士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制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更是為了將其帝國改造得與新的原則相一致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不過，儘管這些統治者擁有極大的權力，取得的成就卻很有限。他們的繼承者常常破壞他們的成果，而教士和貴族則毫不退讓地反對威脅其既得利益的種種改革。

四、美國革命

我們不應誇大仁慈的專制君主貫徹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所取得的實效，因為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運動才大大地影響了歐洲的大眾。但在1789年以前，在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已爆發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提供了將新學說付諸行動的一個實驗性的示範。

圖192 為了反對1774年制定的《強制法令》，第一次大陸會議號召美國人參加大陸聯盟，該聯盟發誓與英國人斷絕商業往來。第二年在倫敦印製出版的這幅畫表示了若弗吉尼亞人拒絕報名參加可能發生的情況。畫的背景處是一個絞刑架，上面掛著一袋羽毛和一桶瀝青。

我們早先提到（見第二十五章第三節），十三個殖民地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以駕馭，它們的民選議會總是與倫敦派來的總督和其他官員不和。我們還提到，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決定性地打敗了法國，並透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獲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國殖民地。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們所取得的巨大的共同勝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這一勝利在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又引發了新問題。一個新問題是，由於法國進攻的危險已消除，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精神正在不斷增強。另一個新問題是，英國政府在獲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後，決定加緊對帝國組織的控制。這種加緊在早期階段也許是可行的，但這時，在消除法國的威脅之後，殖民地居民確信他們能夠照料自己並有充分的權利這樣做。因而，美國革命基本上起因於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這兩種相互衝突的要求。

在美利堅殖民者當中，並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贊成暴力革命。事實上，他們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保守主義者僅僅希望恢復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於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那種鬆散關係。但是，激進主義者則要求在他們與英帝國的關係中能夠發生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事務的變化。他們還要求殖民地內部出現有利於平民百姓的政治權力的轉移。對這一點，保守主義者激烈反對。他們不想引進民主政體；相反，他們希望像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一樣，保持上層階級的領導。最後，由於不列顛無能的官員屢犯大錯，激進主義者得以獨行其是。

托馬斯·潘恩論美國革命

托馬斯·潘恩的《人的權利》（1791年）是對美國革命有力的讚美。它是對埃德蒙·伯克的消極的《關於法國革命的感想》所作的回應。潘恩是他那個時代希望更多的革命會開啟“人類的新紀元”的典型。*

阿基米德所說的機械力量可用於理性和自由：“如果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地球。”

美國革命在政治上展現了正是這一理論在機械上所展現的東西。舊世界的所有政體是如此根深蒂固，獨裁和舊習是如此有效地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以致在亞洲、非洲和歐洲都沒有改革人們政治條件的開端。自由在全球遭到獵殺，理性被視為叛逆，恐懼奴役著人們，使他們害怕思考。

但是，所有的真理所要求的、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出現，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本性。太陽不需要銘刻就能自別於黑暗，美國政府一旦將自己展現在世介面前，專制主義就會感到震驚，人們就會開始思考調整。

但是，如果不是伴隨著在政府的原則和實踐方面的革命，美國的獨立只會被認作是從英國的分離，是無足輕重的事情……

如果人類想永遠有幸擁有全世界的和平、文明和商業，不透過對政體的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所有的君主政府都是好戰的。戰爭是他們的交易，劫掠和財富是他們的目標。只要這樣的政府繼續存在，就絕對不可能有一天的和平。所有君主制政府的歷史不就是一幅人類悲慘生活的圖畫，難得有幾年休養生息嗎？在厭倦了戰爭和厭倦了人類的屠殺之後，他們坐下來休息，並稱之為和平。這肯定不是上帝想要給人類的環境……

世界上先前發生的革命都沒有吸引大多數人的東西。它們所改變的只是人和辦法，而不是原則，且在通常的執行中起起落落。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也許不妨被稱為一場“反革命”。早期的征服和專制剝奪了人類的諸權利，現在人類正在恢復這些權利。全人類諸事務的潮流向著相互間相反的方向有漲有落，所以在這方面也是如此。以道德學說、普遍和平體制和不能取消的固有人權為基礎的政府，正藉助於一股比依靠暴力由東方卷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強勁的衝力，從西方卷向東方。它不會引起個別人的興趣，而會引起進步中的各民族的興趣，並承諾給人類一個新紀元。

•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London，1972）, pp. 1-5.

導致革命的步驟眾所周知，無須詳述。首先是1763年時宣佈禁止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移民。這原是作為在能夠制訂出有條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項臨時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為移居者和投機商的人則以為自己將為了英國少數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遠排除在外。然後，英國政府施行了一系列財政措施，公佈了“糖稅法”“駐兵法”“印花稅法”和“湯森稅法”；其目的是為了將英國繁重的稅收負擔轉嫁到美利堅殖民者肩上。這些徵稅在英國人看來，尤其是考慮到近來擊敗法國人戰爭所帶來的花費以及將來保護美利堅邊疆所必需的預算，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於都受到這些稅收的影響，一致加以反對。他們召開了一次大陸會議，組織對英貨的抵制，直到這些財政措施被取消為止。但是英國政府又實行另外一系列欠考慮的措施，引發了一場導致革命的新風暴。

一連串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東印度公司對茶葉的壟斷、波士頓茶黨案、作為對在波士頓港口的破壞行為的懲罰的《強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們所熟悉的。當時，1774年，英國國會還透過了《魁北克法案》，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規定了一個政府體制，並劃定了魁北克的邊界；邊界內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領土，即現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在捍衛《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說的東西很多，但是，美利堅殖民者譴責它是為了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擋他們向西擴張的又一道不可容忍的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組織了對英貨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當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前往康科德搜奪那裡的秘密軍需庫時，戰鬥開始了。正是在這次戰鬥中，有人在萊剋星頓草坪打響了“聲聞全世界的槍聲”。結果是英國軍隊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波士頓。次月即1775年5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召開時，就需要處理一場真正的戰爭，於是開始招募一支美利堅軍隊。

圖193 1773年12月16日發生的波士頓茶黨案。1773年，為了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運到美國的茶葉交稅，“自由之子”組織的成員將自己假扮成印第安人，並將貨船上的茶葉倒入海中。

大會仍不情願與宗主國實行最後的決裂。但是，隨著戰鬥的蔓延，要求獨立的情緒不斷高漲。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動性的小冊子《常識》。《常識》在殖民地各地得到傳閱，它大大有助於大會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獨立宣言》的決定。一旦軍事行動開始充分進行，法國對革命者的援助被證明是決定性的因素。戰爭的前兩年，法國並沒有正式捲入，不過，它把軍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殖民地。1777年決定性的薩拉託加戰役中，美利堅人所使用武器的90%都來源於法國。第二年，法國與起義者訂立同盟，向英國宣戰。荷蘭和西班牙加入法國一方，而歐洲其他大部分強國則組成武裝中立聯盟，以保護它們的貿易不受英國海軍的攻擊。法國海軍和一支擁有6000人的法國遠征軍的援助，大大有助於喬治·華盛頓所率軍隊的勝利，並大大促成了英國最後於1781年在約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正式承認了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其邊疆向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

圖194 1779年的一幅漫畫描繪了美國革命的最終結果。

從世界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新型的國家。《獨立宣言》已宣佈：“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於是，美國人民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透過了旨在使這一宣言不僅在紙面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實現的種種法律。他們沒收並分配了親英分子的大地產，將公民權擴大至所有成年男子（但不包括婦女）都擁有選舉權。許多州政府透過了禁止輸入奴隸的法律。已建的教會被廢除，宗教信仰自由成為國家的法律。十三個州都正式透過了包括人權在內的憲法，這一憲法保證公民天賦的權利。

這些變化並不像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那麼廣泛和深刻。這些較後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促成了較美國革命多得多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然而，美國革命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美洲的建立，在歐洲被廣泛地解釋為：它意味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是切實可行的——一個民族有可能建立一個國家，有可能制定一種建立在個人權利基礎上的切實可行的政體。於是，美國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徵，作為一塊沒有歷史負擔和枷鎖的新大陸而受人羨慕。

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較英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較早的變革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並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法國革命不僅標誌著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標誌著民眾的充分覺醒。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引人注目，但對各階層人們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的確，“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待在舞臺兩側，這時則大踏步地走到舞臺前方，此後更是一直留在那裡。

為什麼這一鉅變會發生在法國呢？其根本原因是：法國雖是啟蒙運動的故鄉，但在拿破崙登場前，卻並不是由開明專制君主統治的。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低效和不公正的國家，以致統治機構搖搖欲墜地陷於停擺狀態。正是政府的這種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都屬於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0萬。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0多萬農民、約400萬城市商人和工匠等。因而，前兩個等級僅佔總人口的2%，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並因政府庇護而享有大部分好處。儘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的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的肩上。後者佔總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產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1720年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農民的收入來源）則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因此特別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漲了22%。相比之下，資產階級並沒在納稅方面感到困頓，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都從物價上漲、從1713年至1789年間增長了5倍的法國貿易中獲得了不小的收益。然而，資產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並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階職位之外。簡言之，資產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

圖195 這幅作於18世紀末期的漫畫諷刺了法國的社會結構。它描畫了一個戴著鐐銬的窮人；窮人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供養著貴族、主教和議員。畫中的貴族正在宣揚封建權利，主教手中拿著有關宗教迫害和僧侶特權的文書，而議員則拿著一份檔案，上列貴族統治的議會的權利。

貴族革命

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性質就是如上所述。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越來越激進。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於1787年。然後，它透過資產階級階段和民眾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了一個反動，導致拿破崙執掌政權。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復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被王室奪走的政治權力。國王的地方特別行政長官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國各級統治權。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1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因此，不難理解，當路易十六由於支援北美革命的大量支出而陷於經濟困難時，貴族就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復權力。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土地所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產徵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就開始發難了。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於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決定如此重大的改革。由於財政十分困難，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貴族以為他們能控制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盤算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掀起了一個巨大的革命浪潮。這一浪潮將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確立的制度和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並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從一開始，第三等級就是最有生氣、最具決定性的。第三等級佔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0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耶特侯爵），都站到了第三等級一邊。中產階級的代表還有一些改良主義的想法。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制度，並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該如何實現這一變革的一般思想。中產階級的代表還擁有政府迫切需要的現金，並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爭取他們希望得到的各種權益。

平民們透過迫使國王路易把三級會議改變成國民議會而贏得他們的第一個勝利。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變，因為只要決議是在等級的基礎上作出，第三等級就永遠處於三分之一的少數地位。而一旦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組成國民議會，平民（包括他們在另外兩個陣營中的盟友）就會處於多數。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上猶豫不決，但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並宣佈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於6月23日投降了，下令將三個等級合併為一。

國王的讓步並不表示他內心的轉變。他繼續重視所謂的“王后黨”——瑪麗·安託瓦內特的反動顧問們的勸告。國王的真正意圖在他於7月11日解除雅克·內克的職務時暴露無遺，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與此同時，忠實於國王的幾個軍團則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國王正準備用武力解散議會的謠言迅速傳播開來。而且，似乎也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國王這樣做。國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決心。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國民議會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義而得救。民眾進行了決定性的干預，發動了第三階段即民眾階段的革命。

民眾革命

這時拯救法國革命的民眾並非街頭群氓。實際上，他們是由店主和作坊老闆組成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傳播訊息，組織示威遊行，而手下不識字的僱工和職員們則追隨他們的領導。革命是在內克被免職以後爆發的，暴動的民眾湧上街頭，要求更廉價的麵包，並抬著身披喪服的內克的半身雕塑像遊行。7月14日，他們攻破並拆毀了巴黎一座用作監獄的王室古堡——巴士底獄。這一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因為巴士底獄這時已很少被使用。不過，巴士底獄在平民的心目中則是壓迫的象徵，此時這一象徵被摧毀了。“巴士底日”在法國如同“獨立紀念日”在美國那樣，現在仍得到慶祝，其原因就在於此。

巴士底獄的陷落標誌著民眾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的干預挽救了資產階級，從此以後，後者不得不在關鍵時刻依靠街頭暴民提供“一劑革命良藥”。這樣的時刻在後來的歲月裡有過許多次，如資產階級為爭得權力而進行反對國王、反對特權階層、最後反對整個歐洲的舊秩序的鬥爭時就是如此。

民眾革命不僅發生在巴黎，也發生在農村。農民在長期苦難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獄的振奮訊息的激勵下，拿起了武器。在農村的許多地方，他們拆除籬笆，奪取土地，燒燬莊園主的住宅。面臨這種革命形勢，國民議會中的貴族和教士只得屈服於現實，和平民一起投票贊成廢除封建制度。在1789年著名的“八月的日子”裡，透過了廢除一切封建稅、免稅特權、教會徵收什一稅的權利，以及貴族擔任公職的專有權的法規。在國民議會所規定的其他許多重要措施中，較突出的是沒收教會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透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圖196 1789年7月14日，群眾蜂擁攻入巴黎的一座監獄——巴士底獄。雖然這一事件的實際效果只是救出了獄中的少數人，但它卻標誌著巴黎的民眾首次改變了革命的程序。

這份宣言闡明瞭關於自由、財產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人生來就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一律平等……整個主權的本原根本上仍存在於國民……法律是公意的表達……自由是指能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最後一個條款表明，資產階級並沒有失去對革命方向的控制：“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除非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時基於公正和預先補償的條件，任何人的財產皆不可受到剝奪。”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宣言被印成許許多多的傳單、小冊子、書籍，並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使“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傳播到整個歐洲，最後傳播到整個世界。

國王路易決不願意接受8月4日的徹底改革或宣言的革命原則。但是巴黎暴民卻再一次戰勝了王室的反對。10月初，以婦女為主體的飢餓民眾襲擊了巴黎的麵包鋪，然後向凡爾賽的王宮進軍。在這些民眾的壓力下，路易同意將宮廷遷到巴黎。王室成員住進了杜伊勒裡宮（巴黎的一座宮殿），在那裡，他們實際上成為囚犯，而國民議會則設在附近的一所騎兵學校裡。10月的騷動確保了對8月法令的批准，也大大增加了巴黎暴動民眾的影響力。王室和國民議會在民眾行動面前漸無招架之力。

戰爭和恐怖

雖然巴黎的國王實際已無權力，但許多教士和貴族決心恢復他們失去的財產和特權。其中有些人逃亡國外，在國外努力設法使外國列強捲入反對法國革命政權的糾紛中去。他們的努力是成功的。國民議會中的激進派即吉倫特派也贊成戰爭，因為他們相信一個共和國可以由此在法國得以建立，革命學說可以由此傳播到整個歐洲。隨著奧地利和普魯士站在反對法國一邊，戰爭於1792年4月爆發。最初，倉促應戰的法國人被擊潰，但是，無數的志願者在全國性的愛國主義浪潮中成群結隊地湧到法國的旗幟下。同時，巴黎暴動民眾加入反對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奧地利籍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的行動中。在民眾的壓力下，國民議會於8月10日暫時停止了國王的職權，號召人們參加國民公會的選舉。

經男子普遍選舉產生的國民公會於1792年9月21日召開，在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即保衛祖國、反對奧地利——普魯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功。革命熱忱和群眾支援相結合迸發的力量，被證明是不可抵擋的，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被趕出了邊境。1793年，英國、荷蘭和西班牙加入了反法聯盟。革命者的反應是進行著名的全民總動員。人民起來保衛祖國。14支軍隊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將領們的指揮下，奔赴戰場。在“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的鼓舞下，法國民眾軍隊以破竹之勢前進。到1795年，敵人的聯盟已被粉碎。

其時，國民公會愈來愈向左轉，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僅是因為它經普選產生，還因為對戰爭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熱情。到1793年6月，吉倫特派已由激進的雅各賓派取代。這時，居支配地位的統治機關是救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以革命熱情和熱烈的愛國精神任用和罷免將軍，鼓舞群眾參加英勇的行動，實施對外政策，對無數的問題立法，並透過一個無情的恐怖統治時期來鎮壓反抗。許許多多的人因叛國罪或者僅僅因愛國精神不夠而受到指控，並被送上了斷頭臺，即當時所稱的“國家剃刀”。

但是，恐怖統治失去了控制，革命開始“吞滅它自己的兒女”。在不斷的權力鬥爭中，一個接一個革命領袖繼路易和安託瓦內特之後被送上了斷頭臺。對資產階級來說，同樣擾亂人心的是革命的社會激進主義不斷增長。無套褲漢（字義上指不穿上流社會那種緊身短套褲的人們）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個更平均主義的國家。他們相當於英國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們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由政府管控物價和工資，並建立一種社會安全體制。這類措施完全超出法國資產階級的計劃。因此，法國資產階級同英國資產階級一樣，努力阻擋革命向左的方向發展。在英國，結果是平均派被擊敗，克倫威爾上臺。在法國，無套褲漢先是於1795年受到一個由五名督政官執掌的督政府的控制，後又於1799年受到拿破崙·波拿巴的控制。

圖197 1793年1月21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

拿破崙

拿破崙作為在義大利取得輝煌成就的將軍而贏得聲望，他利用自己的聲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為1799年至1804年的第一執政，後又作為1804年至1814年的皇帝，統治了法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法國的15年統治有兩個特點：國內改革和軍事戰役。前者鞏固了革命成果，後者在鄰國激起了一種民族主義反應，並最後導致他的垮臺。

就國內政策而論，拿破崙可比得上開明的專制君主。他感興趣的是技術層面上的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雖然他對國家實行獨裁統治，但卻有效地統治了國家。他把法律編整合法典，將行政機關置於中央集權制下，組織國民教育體系，建立法蘭西銀行，並就法國的教會和國家間的關係與教皇達成協議。拿破切實的功績使他受到普遍的歡迎。渴望復辟舊制度或認為拿破崙背叛了革命的政敵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數人都因他結束騷亂並建立起一個可信任的強力政府而向他歡呼。

拿破崙因不斷地推動戰爭而浪費了這種友好親善。作為一個軍事天才，他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達到成功的頂峰，他已使法國的疆界越過萊茵河伸展到呂貝克，越過阿爾卑斯山脈伸展到羅馬。歐洲的其餘地區由法國的附屬衛星國或盟國組成。只有英國仍保持獨立並對法國懷有極大的敵意。

拿破崙在其所有徵服地區都貫徹法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則。他廢除封建制度和農奴制，承認所有公民的平等，實施其著名的《拿破崙法典》。雖然各地的既得利益集團坐立不安，反對這些變革，但變革也在許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援。資產階級和許多知識分子也贊成這些變革。但事實上，它仍是一種外來的統治，某些地方如有必要，須用武力強制才能推行。拿破崙的非法國臣民終於漸漸對徵購、賦稅、徵兵、戰爭和關於戰爭的謠言感到厭煩。法國的統治通常意味著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但是，人們更關注行政管理的法國特性而非其質量的時刻還是到來了。

換句話說，人們已經成為民族主義者，而且他們的民族主義已發展為反抗拿破崙統治的運動。這解釋了義大利的動亂、西班牙的武裝抵抗和德國日益增強的民族團結。對拿破崙來說，最致命的是他於1812年侵入俄國時所遇到的俄國各階層人士的激烈抵抗。這種抵抗正像冰天雪地一樣，造成拿破崙大軍的災難性毀滅。從俄國冰凍的平原上開始，拿破崙的事業便一落千丈，並不可避免地在厄爾巴島上結束了。因而，法國革命的意識形態對其創始人發生了反作用。拿破崙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而覺醒並充滿熱情，然後又在其導師背叛自己的原則時轉而反對其導師。

從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召開的維也納會議，重新炮製了拿破崙垮臺之後的歐洲地圖；指導這一會議的原則有三個——合法性、遏制和補償。根據合法性的原則，法國、西班牙、荷蘭和義大利諸國的君主均恢復王位。根據遏制的原則，與法國接壤的國家都要儘可能地強大起來。荷蘭得到比利時，奧地利得到倫巴第和威尼斯，普魯士除了得到薩克森的部分地區外，還得到沿萊茵河的一些地區。得勝的同盟國以各種領土補償自己——挪威劃歸瑞典，馬耳他、錫蘭和好望角劃歸英國，芬蘭、比薩拉比亞和波蘭的大部分地區劃歸俄國，達爾馬提亞和加利西亞（以及倫巴第和威尼斯）劃歸奧地利。在預想到以後的事件時，應注意到德國和義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國是一個由39個邦組成的鬆散的德意志邦聯；義大利是一個包括9個邦的“地理名詞”，奧地利因控制著倫巴第和威尼斯而在這9個邦居統治地位。

六、民族主義

我們已研究過的三個偉大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對世界史的意義是什麼呢？於1821年率領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個不識字的希臘游擊隊首領對這一問題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稱：

依我看，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的所作所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瞭解的情況很少，人民曾認為國王是地球上的神，認為國王有理由說自己不管做什麼都做得妙。透過現在這一變化，統治人民更困難了。[5]

這位游擊隊首領以這種樸實的語言不僅概括了法國革命的實質，也概括了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實質。我們已經看到平均派、後備民兵和無套褲漢是如何使世人瞭解了世界真相。這種政治上的覺醒意味著一場深遠的社會革命。有史以來第一次，積極、有組織的民眾開始投身於政治。這一革命在興盛於19世紀的許多“主義”中表現出來。在本章的餘下部分，我們將考察其中的三個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從那時起已對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程序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民族主義是近代歐洲歷史上的一種現象。它並沒以可辨的形式存在於中世紀。中世紀時，羅馬帝國的普濟主義既存在於天主教會，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屬於天主教會；也存在於拉丁語，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語；還存在於神聖羅馬帝國中，雖然神聖羅馬帝國已經搖搖欲墜。因而，在那些世紀裡，民眾應該忠於國家這一點是無人知曉的。相反，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區如勃艮第或康沃爾的居民，只是最後——如果實在要說的話——才是法蘭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個發展逐漸改變了忠誠這一尺度。一個發展是各種方言的興起和這些方言在文學表達方面的運用。另一個發展是若干國家教會脫離了天主教會。最後一個發展是西歐的一些王朝建立並鞏固了幾個性質相同的、獨立的大國——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這些發展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基礎，雖然18世紀末以前，人們一直把國家與君主本人混為一談。例如，馬丁·路德認為“主教們和諸侯們”構成了“德國”，而路易十四則聲稱法蘭西國家“完全屬於國王本人”。

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開始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時，才呈現出其近代的形式。西歐資產階級是以國家的名義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的，因此，國家不再是國王、國王的領土和國王的臣民。更確切地說，國家這時由公民（僅指19世紀末葉以前有財產的公民）組成，“這些公民居住於一個共同的地區，在其共同的政府裡擁有發言權，並意識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實的）遺產和其共同的利益”[6]。

民族主義的這種近代形式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期得到了最大的促進。革命的領袖們為了從歐洲舊政權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動員國民軍隊——由有政治覺悟的公民組成的軍隊，他們樂於並渴望為祖國而戰。法國革命還以其他幾種方式促進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它要求所有法國公民都說法語即“中央的或國家的語言”，來代替許多地區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學網，來教授法語和灌輸對國家的熱愛。法國革命也促進了報紙、小冊子和期刊的出版，這些讀物寫得粗淺、通俗，因而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國革命還創立了像國旗、國歌和國家節日那樣的民族主義儀式和象徵。所有這些發展使得民族主義能夠壓倒人們對宗教和地區所承擔的傳統義務。

我們前面已提到，對國家的這種息息相關之感從法國傳到了鄰國。它是透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然擴散而傳到鄰國的，而且，也是對法國侵略和統治的一種反應。民族主義因工業革命而得到進一步促進，因為工業革命憑藉其新的大眾媒體（便宜的報紙、書刊和小冊子），有可能對公民進行有效的、無所不包的教導。因而，民族主義成為19世紀歐洲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以後又成為20世紀世界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隨著19世紀的逝去，民族主義的性質起了變化。它起初是一種人道的、寬容的信條，這種信條不是建立在各種民族主義運動相競爭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這一概念的基礎上。但是，在19世紀後半葉，它變得愈來愈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其原因在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於俾斯麥用馬基雅維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稱的“鐵血”戰爭成功地統一了德國。

圖198 在這幅關於維也納會議的政治漫畫中，法國外長塔列朗只是觀測風往哪邊吹。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猶豫不決，而俄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的君主則因神聖同盟而舞到了一起。薩克森國王扶著他的王冠，日內瓦共和國向撒丁王國表示敬意。

民族主義在1815年以後立即強烈地表現出來，因為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領土解決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數百萬人或者陷於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統治。德國人、義大利人、比利時人、挪威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許多民族的情況就是如此。其必然結果是，1815年以後，在歐洲各地爆發了一系列民族反抗運動。希臘人於1821年成功地進行了起義，從土耳其人的統治下贏得了獨立。同樣，比利時人於1830年也進行了反抗，擺脫了荷蘭的統治。義大利人在經歷了1820年、1830年和1848年的三次失敗起義之後，在1859年至1870年間建立了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德國人在普魯士的領導下，於1866年擊敗奧地利，於1870年至1871年擊敗法國，然後，建立起了他們的德意志帝國。

到1871年，民族主義的原則已在西歐獲勝。但是，在中歐和東歐，哈布斯堡帝國、沙皇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仍是“各民族的牢獄”。不過，這些牢獄中的居住者正變得愈來愈難以控制，因為民族主義運動已在他們四周圍取得成功。這三個帝國的統治者已認識到民族主義將給他們的多民族國家帶來的後果，因而試圖透過各種限制性措施、透過故意在一些從屬民族中挑撥離間，來遏制民族主義。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無限期地奏效。這些帝國組織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爾幹臣民開啟的。到1878年，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和黑山人已贏得獨立，1908年，保加利亞人也贏得了獨立。更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的愛國者加夫裡洛·普林西普暗殺。這一重大事件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結果是中歐和東歐的所有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均遭到毀滅。結束這場大戰的一些和平條約（將在第三十六章第六節中探討）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出現了幾個新的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它們表明了以往的一些從屬民族這時已能獨立存在。不管怎麼樣，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已在整個歐洲獲勝。而在隨後幾十年中，就像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看到的那樣，民族主義的思想開始使歐洲海外殖民地諸從屬民族的億萬人民覺醒並行動起來。

七、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歐洲第二個影響世界的偉大思想，其主要特點是把個人從階級、社團或政府的約束中解放出來。它的興起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著密切關係。不過，在中歐和東歐，由於那裡的中產階級很軟弱，自由主義為一些開明的貴族所採納。還有，自由主義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歐發展起來的，就其信條和支持者來說，實質上仍是一種中產階級的運動。

自由主義的學說在英國革命期間首次被明確地提出來並得到貫徹。當時，這些學說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王室任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準確地說，貫徹這些學說包括議會對統治權的控制、獨立政黨的存在，以及對反對黨的必要性及其權利的承認。另一方面，由於公民權受到財產條件的限制，構成人口絕大部分的中下層階級和勞動者無投票權。因而，17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增進了中產階級的利益。

自由主義隨著美國革命而得到進一步的解釋和應用；美國革命期間，在限制奴隸制、擴充套件宗教信仰自由、擴大公民權和確立立憲政體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1791年所採用的聯邦憲法是以分權原則為基礎，也就是讓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互相牽制和平衡，目的在於制止暴政。《人權法案》保證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因此，美國憲法同英國的解決辦法一樣，都是透過限制公民權、透過規定對總統和參議員的間接選舉和對不同時期政府各部門的選舉，仔細地保護有產階級的利益。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個激進的民眾運動在任何時候都無法獲得對整個政府的控制，都不會引起危險的變革。

在自由主義信條方面，比美國革命更進步的是法國革命。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典範陳述，因為它以響亮的詞語宣佈了個人自由權。但是，法國自由主義主要也是一種資產階級運動。《宣言》同法國革命者所採納的所有憲法一樣，強調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因此，拿破崙那部已被證明是最持久、最有影響的著名法典，明確禁止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出現的自由主義採取了立憲議會政體的制度形式，關心平等的公民權利，不過，並不關心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隨著19世紀的逝去，自由主義同其他歷史運動一樣，在性質上起了明顯的變化。在群眾透過接受愈來愈多的教育和參加工會組織而變得更加自信的同時，自由主義不可能再繼續主要關心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轉為一種更加民主的自由主義。投票箱前的平等補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紀末葉，成年男子的選舉權已在西歐大部分國家起作用。甚至備受推崇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對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干預一向被認為干涉了自然法則的作用，是有害的、無效的。不過，就勞動者而論，這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基本事實並不相符。公民自由權和選舉權不能使勞動者免受由失業、疾病、傷殘和老齡所引起的貧困和不安全，因而，他們利用選舉權和工會組織迫切要求實行社會改革。在這種壓力下，一種新的、民主的自由主義發展起來，它承認國家對全體公民的福利所負的責任。因此，西歐各國由德國帶頭，紛紛採納了種種社會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養老金，最低工資法，疾病、事故和失業保險，以及有關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的法規。民主的自由主義的這些改革是已成為我們當今時代標誌的福利國家的前奏。

圖199 公民平等是革命時期的一個主要標記。這個平等女神像手裡拿著一本《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和個人權利，社會主義則強調社會和社會的集體福利。自由主義聲稱社會是自然法則的產物，否認透過立法人為地增進人類幸福的可能性，而社會主義則認為人類透過理性的思考和行動能決定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此外，社會主義堅持認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因此，如果特別地建立一個社會，其目的在於促進集體福利而不是促進個人利益、促進合作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形式而不是促進競爭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形式，那麼，當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簡言之，社會主義強調的是集體的社會和有計劃的社會變革，而不是個人和自由放任主義。

改革社會的種種計劃絕不是我們當今時代所特有的。從文明興起以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直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由於這種情況，各時代的預言者和改革者都提倡促進社會正義和社會平等的種種計劃。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要求實現一種貴族式的共產主義、一種共產主義哲學家的專政。在中世紀時期，英國農民領袖約翰·保爾告訴其追隨者：“我的善良的人們，直到所有的商品為人們所共同擁有時，直到既沒有農奴也沒有紳士、我們人人平等時，英國的事情才能辦好，才能在任何時候都會辦好。”[7]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騷動和激情自然激勵人們提出更多促進公共福利的方案，但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最終的結果卻是相對保守的克倫威爾和拿破崙的勝出。

19世紀早期，出現了一派新的朝氣蓬勃的社會改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傑出的人物是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年）和傅立葉（1772—1837年）與英國企業家羅伯特·歐文（1771—1858年）。儘管他們的建議極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點。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所設計的模範社會的原則和明確的活動方式上，但是，對於這些模範社會將如何取代現存社會的問題，他們從未認真地考慮過。例如，聖西門曾試圖謀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援。傅立葉曾於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等候人們對他在報上請求支援的呼籲作出響應，白白等候了12年。這些改革者肯定沒有從革命或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進行思考。實際上，他們幾乎沒有考慮過自己精心製作的藍圖如何才能付諸實踐。正是出於這一原因，他們才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

現代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1818—1883年）幾乎在每個方面都根本不同於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唯心主義者。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研究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和確切作用，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則制定模範社會的種種藍圖。馬克思根據自己的歷史研究，堅信資本主義將因階級鬥爭而被推翻，並被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代替。他之所以會得出這一結論是因為他相信，付給工人的工資不夠他們去購買他們所生產的東西。這種不充足的購買力最終必然導致工廠倒閉、失業、購買力進一步下降和最後的全面蕭條。此外，馬克思認為，這種蕭條將變得日益頻繁、日益嚴重，直到最後失業的無產階級在絕望中被迫起來革命為止。這樣，資本主義就將由社會主義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義已由資本主義取代一樣。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是抗蕭條的，因為隨著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僱主、利潤，從而也就不再存在購買力的不足。

馬克思並未將自己限制在理論和寫作之上。在他的一生中，為組織和鼓動工人們，他將知識活動同各種嘗試結合起來。他的《共產黨宣言》（1848年）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在1864年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即通常所稱的第一國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這一團體接受了馬克思關於無產者為了以社會主義方式改革社會而奪取政權的綱領。它以自己的宣傳工作和參加各種罷工的行動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但是，它於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為其成員除了有社會主義者以外，還包括缺乏紀律性、經常不和的各種浪漫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1889年，社會黨國際即第二國際在巴黎成立。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當時，已出現於各國的許多社會黨都加入了該組織。第二國際迅速發展，到1914年，它由27個國家的社會黨組成，總共擁有1200萬工人成員。就其學說和行動而言，第二國際比第一國際溫和得多。側重點有了這一改變的原因在於，組成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本身正在背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所謂的修正主義。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側重點的這一改變。一個因素是，在西歐各國，選舉權逐漸擴大，這就意味著工人能利用選票而不是利用子彈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另一個因素是，1850年以後，歐洲的生活水平穩步上升，這往往使得工人們更樂於接受資本主義。德國修正主義領袖伯恩斯坦表達了這種新觀點，他宣稱，社會主義者應該“為更好的未來少工作一些，為更好的現在多工作一些”。換句話說，這一新策略就是透過漸進主義的改革手段來獲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透過革命來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並非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願意跟著這種修正主義走。

圖200 卡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哲學最終戰勝了歐洲其他流派的社會主義學說，但他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引來了各種各樣的解釋、評論和修訂。

他們當中有些人仍忠實於他們認為是馬克思學說的東西，所以，大部分社會黨都分裂成了“正統”派和“修正主義”派。不過，修正主義者更適合時代的趨勢，通常控制著他們各自的政黨。的確，他們能組織起強大的工會運動，能在選舉中贏得數百萬張選票。事實上，到1914年，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的社會黨已在各自的國民議會中比其他任何政黨都擁有更多的席位。

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第二國際為它的修正主義付出了代價：其大多數成員被證明他們首先是民族主義者，其次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響應了各自國家政府的主張，結果是數百萬工人戰死在壕溝兩側。因而，第二國際被扯碎，雖然戰後它又復興，但再也沒能獲得其從前的力量和聲望。

然而，社會主義並沒有隨著第二國際的四分五裂而漸趨消失。實際上，俄國社會主義者即通常所說的布林什維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建立起有史以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府。此外，布林什維克組織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向第二國際即社會黨國際挑戰。由於欠發達國家的農民和工人沒有享受到發達國家的工人所享受的繁榮和自由，所以馬克思主義只在前殖民地贏得了很多追隨者。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兵燹之後尤其如此。近年來，馬克思主義已失去了許多吸引力，因為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在世界各地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社會與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光輝理想被證明是大相徑庭的。

九、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婦女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但結果卻是有好有壞的。基本原因在於，女性沒有堅持要求革命綱領正式接受和體現她們的需求。相反，她們滿足於做男性控制的政治運動中的輔助者。在權力鬥爭中，她們的支援當然是受歡迎的，但在贏得勝利之後，她們即被忽略了，並被迫回到革命前的從屬地位。這一模式在從17世紀的英國革命到20世紀的俄國和中國革命的所有現代革命中都表現得很明顯。

圖201 1789年10月5日，巴黎婦女們向凡爾賽宮進軍。第二天，王室被迫和她們一道回到巴黎。此後，法國政府將在亂民暴動的持續威脅下開展工作。

法國革命的各個階段清楚地表明瞭這一模式是如何形成的。革命之前，法國婦女和全歐洲的婦女一樣，婚前接受父權，婚後接受夫權。孔多塞侯爵是法國革命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公開主張女性應該擁有與男子相同的財產權、投票權、工作權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權的人之一。但是，侯爵的思想超越了他那個時代。人們更容易接受盧梭的觀點：盧梭在他的《社會契約論》中闡述了進步的政治觀點，但在他的小說《愛彌兒》（1761年）中，他卻建議女人“衣著儉樸，在家中辛勤勞作，永遠不要到需要講話的公眾集會上去……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情景比一位母親被孩子們圍著、指揮用人幹活、為丈夫謀得幸福生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條更感人、更讓人尊敬呢？”

革命開始時，中產階級的婦女向三級會議提出了她們的書面要求。她們要求確保婦女的嫁妝不被丈夫肆意揮霍，確保婦女不遭受丈夫虐待，要求國家為因經濟貧困而賣身的婦女提供工作，要求建立為婦女增加就業機會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是，婦女沒有將她們的要求堅持到底，因此，1789年8月26日國民會議透過的《人權宣言》沒有提到婦女的權利。工人階級婦女則更強硬，因為巴黎沒有面包，她們在捱餓。1789年10月，她們向凡爾賽宮進軍，並將王室帶回巴黎，稱他們是“麵包師、麵包師的妻子和麵包師的孩子”。

到1790年時，婦女們已在出版自己的報紙，要求獲得選舉權、參加集會的權利、擔當法官的權利和提出離婚的權利。這些要求被包含在1791年由婦女領導人公佈的《女權宣言》中。1793年春天，當國王以叛國罪被處死、法國遭到5支外國軍隊入侵時，女性表現得最為活躍。處於困境的巴黎政府號召婦女參加保衛祖國的鬥爭。她們熱烈響應，在醫院裡卷繃帶，為士兵們製作襯衫、長褲、帽子、襪子、手套。一些人甚至自願參加了革命軍隊的戰鬥。

共和政府為此表示感謝，透過了一系列法律：使離婚合法化，使婚姻成為公民的契約，承認妻子擁有一部分家庭財產，為女孩和男孩提供免費的小學義務教育。在其活動鼎盛時期，“共和國革命婦女”的成員穿著長褲，腰間別著手槍，頭上戴著紅帽，在街上游行。

一年後，當外國入侵的危險過去之後，對婦女革命者的反擊又開始了。一個具體的事件是結束物價控制，減少麵包配額。工人家庭在受苦，而牟取暴利者卻在炫耀他們新獲得的財富。當成千上萬的絕望男女拿起武器時，會議召集了正規軍幷包圍了起義的街區。1793年的民主憲法被廢止了，剛剛授予婦女的大多數權利也被廢止了。拿破崙透過在他的《法典》中重新恢復父親和丈夫的絕對權威鞏固了這一反擊。

出現反覆的根本原因是，女權事業在婦女自身中缺乏群眾的支援。革命期間，她們主要是對自己階級的需求而不是對自己性別的需求作出反應。她們上街遊行主要是為了社會改革和經濟救濟，而不是為了女性的權利。當法國革命和在此之前的英國革命一樣拒絕社會重組和轉向保守之後，婦女作為女性所獲得的利益隨著她們作為工人所獲得的利益一起被沖走了。除孔多塞外，革命的高層領導人都全力擁護盧梭的主張，認為婦女應待在家裡。他們承認並稱贊婦女在革命中所做的貢獻，但是，革命結束後，這些政治領導人又發表演說，認為將來婦女的貢獻應在家裡，而不是在外面。

法國革命期間形成的女權主義主題在革命後並未被忘記。整個19世紀，歐洲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婦女恢復了這些主題。女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出版了自己的書籍雜誌，建立了國內和國際婦女聯合會的網路。這些組織提倡婦女的教育，反對國家控制的娼妓制度，援助孤兒和未婚母親，反對酗酒，發起和平運動，稱戰爭是男人政治最終的表達方式。因為其進展微乎其微，在19世紀後期，女性運動的積極分子得出結論：除非婦女在平等的基礎上與男性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力，她們的目標就無法實現。從此，選舉權成為所有國家主張婦女應有參政權者的一個主要問題。這一問題在20世紀取得快速發展，以致婦女享有選舉權的國家從1900年的1個增加到1910年的3個、1920年的15個、1930年的21個、1940年的30個、1950年的69個、1960年的92個、1970年的127個和1975年的129個。

圖202 早期女權主義運動的成員——20世紀初的一位婦女參政論者。

選舉權並不像預想的那樣是解決婦女問題的萬應靈藥。在投票日投下的一票並不會自動授予政治權力。幾乎沒有婦女被選入代表機構，最終在行政當局謀得職位的婦女就更少。事實上，國際婦女運動在贏得選舉權後活力大減。這種停滯狀態一直持續到“二戰”，當時幾個具有決定性的新因素結合在一起，給女權運動注入了活力。這些新因素的起源和性質以及它們對全球婦女的影響，將在本書最後一章進行分析。

[推薦讀物]

比較和解釋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著作有C. Brinton所著的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蘭登書屋，1958）和R. W. Postgate所著的閱讀材料集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Harper & Row出版社，1962）。

關於英國革命，見P. Zagorin所著的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54）和C. Hill的研究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Clarendon出版社，1962）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Viking出版社，1972）。關於啟蒙運動，見R. B. Mowat的概述The Age of Reas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4）；E. Cassirer所著的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1）和F. E. Manuel編著的檔案集The Enlightenmen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

研究美國革命的著作有：P. Maier所著的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73）；L. H. Gipson所著的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1763-1775和J. R. Alden所著的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5-1783，後兩部著作見“New American Nation”叢書（Harper & Row出版社，1954）。關於美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見M. Kraus所著的The North Atlantic Civilization（D. Van Nostrand出版社，1957）和G. D. Lillibridge所編的The American Image Past and Present（D. C. Heath出版社，1968）。

在論述法國革命的數千冊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J. M. Thompson所著的The French Revolution，2nd ed.（Blackwell出版社，1966）和J. H. Stewart所著的閱讀材料集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Macmillan出版社，1951）。R. R. Palmer所著的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2vol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9，1964）對分析1760年到1800年間西方世界的革命運動具有特殊意義。更新的研究有：O. Connelly所著的French Revolution——Napoleonic Era（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79）；L. Hunt所著的Politics，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和G. Rude所著的The Crowd in History：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社，1981）。

現有論述民族主義的多卷本文獻問世，較綜合地概述這一問題的著作有：B. C. Shafer所著的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55）和K. R. Minogue所著的Nationalism（Basic Books出版社，1967）。關於自由主義的書目也很多，儘管綜合性研究的著作幾乎沒有。其中著名的著作有：H. J. Laski所著的The Rise of Liberalism（Harper & Row出版社，1936）；J. R. Pennock所著的Liberal Democracy：Its Merits and Prospects（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50）；J. Sigmann所著的1848： The Romantic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urope（Harper & Row出版社，1973）和J. S. Schapiro的附帶閱讀材料的簡要綜述Liber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D. Van Nostrand出版社，1958）。

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層出不窮，多數作品都充滿爭議。最近的有：D. McLellan所編的對馬克思影響的評價Marx：The First Hundred Years（St. Martin’s出版社，1983）；A. S. Lindemann所著的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T. Bottomore所編的有用的參考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3）和C. Wright Mills所著的平裝本相關閱讀材料集The Marxists（Dell出版社，1982）。

最後，關於女性作用的總體看法，見R. Bridenthal和C. Koonz所著的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的相關章節。更詳細地論述這一點的著作有： R. J. Evans所著的The Feminists：Women’s Emancip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America and Australia 1840-1920（Barnes & Noble出版社，1978）；P. Stock所著的Better Than Rubies：A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Putnam’s出版社，1978）；C. Banks所著的Faces of Feminism：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ail Movemen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和J. Kelly所著的Women，History and Theory（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5）。

[註釋]

[1]Cited by G. Wint, The British in Asia（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 p. 18.

[2]Sir Edwin Sandys，in a speech in Parliament. Cited by J. L. Laski, The Rise of Liberalism（Harper & Row，1936）, p. 117.

[3]P. Zagor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1640-166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I （1955）, p. 903.

[4]A. S. P. Woodhouse, Puritanism and Liberty（Dent，1938）, p. 55.

[5]T. Kolokotrones and E. M. Edmonds, Kolokotrones，Klepht and Warrior（London，1892）, pp. 127-128.

[6]B. C. Shafer, 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5）, p. 105.

[7]Cited by D. W. Morris,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Social Revolt（George Allen & Unwin，1949）, p.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