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全球統一性的開始

美洲的發現……確實帶來了一場最實質性的［變化］。由於美洲為歐洲所有的商品提供了一個異常廣闊的新市場，從而引起了新的社會分工和藝術進步——這在歐洲古老經濟的狹窄範圍內是永遠也不可能發生的……新大陸的白銀似乎是以這種方式成為交換的主要商品之一，透過它，舊大陸兩端的貿易得以繼續，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透過它，使世界上原本相距遙遠的部分彼此關聯在一起。

——亞當·斯密

從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比較關鍵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裡，歐洲探險者的地理大發現揭示了新大陸的存在，從而預示了世界歷史的全球階段的來臨。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人憑藉他們在海外活動中的領先能力，崛起為全球霸主。這些世紀中發展起來的某些全球性的關係自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緊密起來。因此，1500年至1763年的這些歲月是全球開始統一的時期，是從1500年以前時代的地區孤立主義到19世紀歐洲的世界霸權的過渡時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發展於各領域的全球性關係的確切性質和程度（見地圖25）。

地圖25 1763年西方崛起時的世界

一、新的全球性視野

歐洲的海外擴張和陸上擴張的第一個最明顯的結果是，人類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地理知識不再侷限於一個地區、一塊大陸或半球。整個地球的形狀首次被瞭解和繪入地圖（見地圖22）。這項工作主要是由帶頭從事越洋探險的西歐人進行的。在葡萄牙人於15世紀初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以前，歐洲人僅掌握有關北非和中東的準確知識。他們關於印度的知識是模糊的；關於中亞、東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識則更模糊。美洲和澳大利亞的真實存在當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說南極洲的存在了。

但到1763年，情況已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海岸線，包括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個非洲的海岸輪廓以及南亞和東亞的海岸，都已詳細程度不等地為人們所瞭解。在某些地區，歐洲人的知識已超出海岸線的範圍。俄羅斯人相當熟悉西伯利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當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區。在格蘭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區，徒然地尋找黃金和傳說中的城市，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利用獨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路線，在更北面的地區廣泛地漫遊。

圖167 狗人。根據馬可·波羅的報告中對安達曼群島居民的描繪，這些人的頭、眼睛和牙齒長得“像狗的一樣”。

不過在另一方面，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仍未探明；澳大利亞雖然其西海岸已被荷蘭航海者發現，但整體上也幾乎尚未為人們所瞭解。同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內地基本上仍是塊空白；中亞的情況也一樣，13世紀馬可·波羅的記敘仍是關於中亞的知識的主要來源。總的來說，歐洲人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已獲得有關世界大部分海岸線的知識。在下一時期中，他們將侵入幾塊大陸的內地，還將探察南、北極地區。

二、人類、動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擴散

歐洲人的發現不僅導致新的全球性視野，還導致新的全球性種族分佈。實際上，1500年以前，存在著世界範圍的種族隔離。黑種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數島嶼上，蒙古種人聚居在中亞、西伯利亞、東亞和美洲，高加索種人集聚在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今天，這一格局已徹底改變，其改變的程度甚至達到一半的非裔人口生活在非洲之外地區。到1763年，截然不同的種族分佈格局已清晰可辨。俄羅斯人開始慢慢越過烏拉爾山脈，遷徙到西伯利亞。種族組成方面的更大變化是向美洲的大批移民——對歐洲人來說是自願的，非洲人則是被迫的。

來自歐洲和非洲的大規模遷移把美洲從純蒙古種人的大陸改變成世界上種族成分最混雜的地區。黑人的遷移持續到19世紀中葉，使奴隸的總數達到1000萬左右，而歐洲移民的人數也一直在穩步增長，到20世紀初因每年有近100萬人的到來而達到一個很高的程度。最終的結果是，如今，居住在美洲大陸的是作為主體的白種人與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與白人的混血兒以及黑白混血兒（見第三十五章第一節和地圖26）。

地圖26 世界的種族分佈

由某些種族的人口減少和遷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種族格局已為人們所非常熟悉，以致現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而，其中極為重大的意義也就被普遍忽視。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所出現的情況是，歐洲人提出了佔有大片新地區的要求；在後面一世紀中，他們向這些地區移民——不僅是美洲，而且還有西伯利亞，最終還有澳大利亞。如果我們設想一下，最先到達並拓殖這些人口稀少的大陸的是中國人而非歐洲人，那麼，我們便能看到重新繪製世界種族地圖的重大意義。那樣的話，華人佔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可能會更接近於二分之一，而不是現在的六分之一。

圖168 印第安藝術家用繪在亞利桑那州德爾繆依爾託峽谷石壁上的巖畫，記錄了西班牙騎兵到來的情景。馬是西班牙賣給美洲的幾種馴化過的動物中的一種。

人類諸種族的混合必然相應伴隨著動植物的混合。除了少數無關緊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動植物都是由史前時期世界各地的人們馴化出來的。它們從各自發源地向外的傳播一直緩慢地進行到1500年；這時，它們開始由橫跨地球的人們在各大陸之間來回移植。各種馴養的動物，尤其是馬、牛和羊，是東半球的一個重要貢獻。美洲大陸沒有可與之媲美的動物。那裡的美洲駝和羊駝相對而言沒有什麼價值。當然，美洲大陸的確擁有巨大的野牛群，總數估計在4000萬到6000萬頭。印第安人獵殺它們作為食物，也用獸皮，但他們每年只殺30萬頭左右，這一數字遠遠低於其自然死亡率。歐洲人起初殺野牛只是為了吃肉，1871年以後，他們開始將牛皮製成商用皮革，屠宰量隨即上升為每年300萬頭，到19世紀末時，大批屠殺使野牛達到了瀕臨滅絕的程度。現在的野牛只剩下受到精心照管的區區幾群，美洲的消費者開始用家牛作為肉源。

美洲印第安人還貢獻出非常豐富的糧食作物，特別是玉米和馬鈴薯，此外還有木薯、番茄、鱷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種的蠶豆、南瓜和筍瓜。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產的全部肥料中，有約一半是供它們用的。除這些糧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還培植了兩種主要的經濟作物：菸草和棉花，以及在現代藥物學上佔有顯著地位的幾種美洲土生藥材。他們貢獻了製作可卡因和普魯卡因用的古柯葉、製作麻醉劑用的箭毒、提取奎寧用的金雞納樹皮、製作鎮痛劑用的曼陀羅以及製作輕瀉劑用的藥鼠李。

當然，動植物的交換並不限於歐亞大陸和美洲之間。整個世界都曾捲入這種交流，澳大利亞的情況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澳大利亞現今是世界上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麥之類初級產品的主要輸出者，而所有這些農牧產品都來源於從外界移入的物種。盛產橡膠、咖啡、茶葉和菸草的印度尼西亞與盛產蔗糖和菠蘿的夏威夷的情況也是如此。

今天，全球範圍內人類之間、動物之間和植物之間的混合仍在繼續，只不過是以一種加速度在進行，就像輪船和噴氣式飛機取代獨木舟和帆船一樣。這種混合經常是意外發生的，所以其結果有時是災難性的。例如，每天都有各種海洋生物隨船的壓載艙從地球的一端運到另一端。當船靠港後，億萬有機體被傾倒出來，進入新的棲居地，有時它們會取代當地的生物。科學家檢驗了到達俄勒岡庫斯灣的159艘日本貨船的壓載艙，在這些壓載艙的水裡發現了367個不同種類的動植物，它們絕大部分是以幼體的形式存在。“我們發現了蝦、螃蟹、魚、藤壺、海膽、海星、蟲、水母、蛤、蝸牛，實際上是所有系列的海洋生物……被引入新環境中的物種可能有5%到10%能在那裡生長。”[1]

壓載艙絕不是控制物種擴散的唯一問題。迅速增長的全球貿易和旅行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擴散力量。這些物種附在活著的動物、植物和種子上，也附在運送這些貨物的輪船、飛機、卡車上，被傳播到全球各地。當然，這種擴散是雙向的，既從美國向外擴散，也從外向美國擴散。拖鞋帽貝（一種海產貝類。——編注）就是19世紀80年代隨一船牡蠣無意中從美國輸出到歐洲的；美國白蛾現在正在蠶食中國中部大片地區的樹木；來自美國東南部的松材線蟲正在殺死日本的黑松樹。

三、全球性的經濟關係

到18世紀的後一段時期，規模巨大的洲際貿易已在歷史上首次發展起來。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義大利商人就已在歐亞大陸一地區和另一地區之間販運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絲綢、寶石和香精。到18世紀末，這種有限的奢侈品貿易轉變為基於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大規模貿易。大西洋貿易的規模尤為巨大，因為美洲大陸的種植園先生產了大量菸草和蔗糖，後來又生產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在歐洲銷售。這種種植園實行單一經營，所以它們進口各類必需品，如穀物、魚、布匹和金屬製品；同時還必須輸入勞動力，從而導致了繁榮一時的三角貿易：歐洲的朗姆酒、布匹、槍炮及其他金屬製品被運到非洲，非洲的奴隸被運到美洲，美洲的蔗糖、菸草和金銀被運到歐洲。

圖169 殖民者正與當地居民做交易。

這一時代新的、大規模的全球性貿易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東、西歐之間的商品交換。這裡，西歐又得到了種種原料，尤其是做麵包用的穀物，需求量很大，這是因為人口增加，並且大量可耕地變為牧場。在從事波羅的海谷物貿易的主要港口但澤（今格但斯克），黑麥、大麥和燕麥的價格在1550年至1600年間分別上漲了247%、187％和185%。這種情況促使穀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蘭和匈牙利銷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價格在這數十年間通常是進口商品價格的兩倍。波蘭、匈牙利、俄國，最後還有巴爾幹半島各國，得到了紡織品、武器、金屬製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為回報，它們提供了穀物、牛、獸皮、船用補給品和亞麻。它們也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透過採用西班牙人在美洲獲取金銀的同樣方法——剝削土著勞動力——而獲得的。

歐洲與亞洲的貿易比不上與美洲或東歐的貿易，其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歐洲的紡織行業反對從亞洲各國進口棉織品。這些外國產的棉織品由於分量輕，顏色亮，價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歐洲非常受歡迎。它們開始被大量進口。但是很快，本地紡織界和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擔心為支付外國棉織品而造成的金銀流失會危及國家安全——提出了反對。這些人為了保證禁止或削減進口印度棉布的法律獲得透過，對他們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夠的壓力。

圖170 北京宮廷接待了由彼爾特·萬·霍恩率領的荷蘭貿易使團（1668年）。

限制歐洲與亞洲的貿易的第二個原因是，難以找到能在亞洲市場上出售的物品。這個問題從古典時代起就有了；那時，羅馬帝國為支付中國的絲綢和印度的紡織品而耗盡自己的黃金。16世紀、17世紀和18世紀時，情況還是如此，亞洲仍然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而歐洲則勉強地用金銀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亞洲產品。歐洲直到18世紀末葉發展起動力機器時才解決與亞洲貿易中的這一問題。那時的形勢正好相反，因為歐洲能使機織的廉價紡織品充斥亞洲。但是，在那之前，東西方貿易由於亞洲只願意接受歐洲金銀、很少接受歐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阻礙。

這種新的世界性經濟關係的意義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國際分工已大規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單位。美洲和東歐（與西伯利亞一起）生產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亞洲提供各種奢侈品，而西歐則指揮這些全球性活動，並愈益傾全力於工業生產。

亞當·斯密談歐洲的擴張

在其所著的世界名著《國富論》（1776年）中，亞當·斯密對殖民地的影響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提到，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歐洲諸殖民宗主國的財富（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

美洲的發現和經由好望角抵達東印度航線的開闢，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重要的兩件事。它們的影響一直都非常巨大，但是，在這些發現之後短短的兩到三個世紀中，它們影響的整個範圍尚無法確定。人類的智慧無法預見，人類今後將從這些重大事件中獲得哪些利益或遭受哪些不幸。這兩個事件某種程度上把世界上相距最遙遠的部分關聯在一起，使它們能互通有無，增加彼此的快樂，促進彼此的工業，因此，它們的總體趨勢似乎是有益的。

同時，這些發現的重要結果之一是將重商主義提升到了一個顯赫的、光榮的、從未達到過的程度上。重商主義的目標是透過貿易和製造業，而不是透過土地的改良和耕種，是透過城市的工業，而不是透過農村的工業，來使一個大國變得富足。但是，因為有了這些發現，歐洲的商業城鎮不再只是世界一小部分（這部分指歐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區，以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製造者和運輸者，現在已成為為數眾多的、興旺的美洲耕種者的製造者，也是亞洲、非洲、美洲幾乎所有國家的運輸者和某種程度上的製造者。兩個新世界都對它們的工業開啟了大門，每個都比過去的更巨大、更廣闊，其中一個市場每天都在越來越大地發展。

的確，擁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與東印度進行貿易的國家享受著這一巨大貿易的全部榮耀與光輝。不過，其他國家儘管有各種意在排擠它們的令人厭惡的限制，也常常能享受到這一貿易的實際收益的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對其他國家工業的實際促進比對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國工業的促進還要多。僅就亞麻布一項而言，據說，這些殖民地的年消費額可達300萬英鎊以上，當然，我不敢保證這一資料的準確。但是，這一巨大的消費量幾乎全由法國、佛蘭德、荷蘭和德國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僅提供一小部分。向這些殖民地提供的大量亞麻布的資本每年都在其他國家的居民中分配，且為他們提供收入。

•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Edinburg，1838）, p. 282.

新的全球性經濟在原料生產區提出瞭如何得到足夠的勞動力供應的問題。美洲種植園透過大規模輸入非洲奴隸解決了這一問題。因此，非洲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專門從事種植園農業的那些地區——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島和美國南部——為數非常多。早期歐洲人為解決勞動力需求問題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遺產，這些地區至今仍由於始於殖民地時期的基本問題——種族歧視和不發達問題——而遭受嚴重破壞。當前，美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加勒比海島嶼的種族衝突是長達四個多世紀的橫跨大洋的奴隸貿易的最終結果，而整個拉丁美洲的不發達則只不過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對於西北歐的經濟依附關係的繼續。

為參加這一新的全球性經濟，美洲付出的代價是實行奴隸制，東歐付出的代價則是實行農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價勞動力供應，以便為生利的西歐市場生產商品。在此之前，波蘭和匈牙利貴族要求農民提供的勞動是最低限度的——一年義務勞動3天至6天——因為不存在增加產量的誘因。但是，當面向市場的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時，貴族就很快響應，大幅度地將義務勞動的時間增至每週一天，到16世紀末已增至每週6天。為了保證農民繼續承擔這種勞役，還透過了越來越嚴格的限制農民自由遷移的法律。最終，農民被完全束縛在土地上，從而成為沒有遷移自由的農奴，受到貴族的強徵勒索。

非洲也受到新的全球經濟的深刻影響，成為美洲種植園的奴隸勞動力的來源。非洲的奴隸制在跨洋貿易之前就已存在，奴隸被用作士兵和農夫。奴隸也隨黃金一起被出口，他們沿著古老的商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達地中海沿岸，從這裡被用船運走，絕大多數被運往中東地區。據估計，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之前，有350萬到1000萬非洲人是以這種方式被賣掉的。

葡萄牙人是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先鋒，他們最初是把非洲人賣到西班牙、義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務和農活。然而，其數量和不久後被運到美洲大陸種植園工作的大批奴隸相比微不足道。當地的印第安人無法滿足種植園的用工需要，因為他們染上了來自歐洲的疾病，正在滅絕。種植園主起初想僱歐洲的契約工人，但是，他們工資太高且自由散漫，於是就改用了非洲奴隸；第一批奴隸是在哥倫布首次遠航後不久被運來的。16世紀20年代在秘魯發現銀礦和40年代在巴西建立甘蔗種植園以後，奴隸的數量激增；而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群島建立起新的生產菸草、大米和咖啡等作物的種植園以後，奴隸的數量更是進一步增加。有關奴隸總數的估計相差很大，最新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67年間，有1200萬到2000萬奴隸被迫運離非洲。結果，到1850年，在美洲，非洲裔奴隸的人數是白人的3倍至4倍。

奴隸貿易對非洲的影響因地區而迥然不同。安哥拉和東非受損失嚴重，因為那裡的人口一開始就比較稀少，經濟上常常接近於僅能餬口的水平，所以，即使損失的人口很少，其影響也是毀滅性的。相比之下，西非經濟上較先進，人口較稠密，因此，奴隸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麼具有毀滅性。從整個大陸來看，由於運走奴隸的時期從1450年延續到1870年，而被運走奴隸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總人口據估計有7000萬至8000萬，故人口方面的影響並沒有預想的那麼大。不過，奴隸貿易對非洲從塞內加爾到安哥拉的整個沿海地區和方圓四五百英里的內地，有一種腐蝕性的、擾亂性的影響。攜帶朗姆酒、槍炮和金屬器具等貨物的歐洲奴隸販子的到來，引起了一個連鎖反應：侵襲內地獵取奴隸。各種各樣的集團為了控制這種有利可圖的、軍事上起決定作用的貿易而相互征戰。有些組織和地區如阿散蒂聯盟和達荷美王國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組織和地區如約魯巴、貝南文明區和剛果王國則日漸衰落。奴隸貿易總的影響肯定是破壞性的。

然而，奴隸貿易除包括佔有奴隸外，的確還包括貿易。非洲人親自把自己的同胞賣給歐洲人後，作為回報，不僅得到了酒和火器，而且還得到了某些實用和具有經濟產出的商品，包括紡織品、工具和供當地鐵匠鋪和作坊使用的原料。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一個更重要的積極影響是，從美洲引進了新的糧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蘿和菸草被葡萄牙人引進非洲後，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間傳播開來。因此，現在一直在議論這個問題：用這些新食物實際上能供養大量的人，其數目或許會超過在奴隸貿易中失去的人口總數。另一方面，奴隸貿易並不是引入新作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新作物近幾個世紀中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傳播，不論有沒有奴隸制，它們無疑都會像傳播到中國內地一樣傳播到非洲內地。

圖171 巴西和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是奴隸勞工的一大需求源。此圖顯示，奴隸們正在榨取甘蔗，製造蔗糖，這些糖隨後被出口到歐洲的消費市場。

在各大陸中，亞洲受到的影響最小，因為它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已強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間接的征服。亞洲大部分地區完全沒有注意到正在沿海地區湧現的那些堅持不懈的、令人討厭的歐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數沿海地區和東印度群島的某些島嶼感覺到歐洲早期經濟擴張的影響。就整個亞洲而論，亞洲的態度由中國皇帝乾隆在答覆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的一封信時作了最好的表達，他說：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其實天朝……種種貴重之物……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2]

歐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經濟的影響，但是，所受到的影響全是積極的。歐洲人是世界貿易最早的中間人。他們開闢了新的外洋航線，提供了必需的資本、船舶和專門技術。自然，他們從奴隸貿易、甘蔗和菸草種植園以及東方貿易中得益也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為歐洲民眾所獲得，茶葉的情況可表明這一點；茶葉於1650年前後被引進英國時，每磅的價值大約為10英鎊，然而一個世紀後，它已成為普通消費品。比對生活水平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貿易對歐洲經濟的刺激。以後我們將會提到，18世紀末葉開始進行的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從海外事業中積聚起來的資本和海外市場對歐洲製造品日漸增長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這一期間，歐洲突飛猛進，迅速上升到世界經濟首位。總的結果是積極的，因為世界分工導致世界生產率的增長。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經濟增長一直持續到現在。但是，從一開始起，西北歐就作為世界創業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損害了其他地區。從當前的種族衝突、富國與窮國間的顯著差異，以及農奴制在整個東歐和奴隸制在整個世界留下的傷痕中，都可清楚地看出這種損害所包含的內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關係

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全球性的政治關係同經濟關係一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西歐人不再被擴張中的伊斯蘭教圍困在歐亞大陸西端。相反，他們已透過贏得對印度洋的控制，從南面包圍了伊斯蘭世界，而俄羅斯人則已透過征服西伯利亞，從北面包圍了伊斯蘭世界。與此同時，西歐人還發現了美洲大陸，為經濟開發和殖民開闢了大片領土。他們也因之蓄積起巨大的資源和力量。

所有這一切說明，世界均勢已發生了根本的、重大的變化——一個可與先前人口平衡方面的變化相比較的變化。以往，伊斯蘭世界一向是主動出擊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並推進——伸入東南歐、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亞和東南亞。現在，一個能以全球規模而不僅僅是以歐亞大陸規模起作用的新中心已崛起。在這個新中心，先是從伊比利亞半島，以後是從西北歐，一條條貿易和政治影響力的路線向各方伸展，圍繞整個世界——向西到美洲，向南繞過非洲，向東到印度並繞過東南亞。

歐洲人到1763年時並未實際控制所有這些地區。但他們已有效地支配著那些人煙稀少的地區——美洲、西伯利亞以及後來的澳大利亞——儘管他們在世界各大陸進行的實際佔據要等到19世紀才開始。在非洲和亞洲，西歐人在這一時期僅獲得一些沿海據點，只有一個例外：荷蘭人侵入好望角和東印度群島。在別處，諸土著民族非常強大，且有高度嚴密的組織，不允許在美洲和西伯利亞發生的情況在他們那裡重演。

例如，在西非，由於氣候惡劣，歐洲人無法滲透到內陸。他們還受到沿海地區酋長們的阻撓，因為作為內地部落與歐洲人之間的中間人，酋長們處心積慮地想保住自己這一有利可圖的地位。在印度，在達·伽馬於1498年到達以後的250年中，歐洲人一直被疏遠。在這兩個半世紀裡，他們能在少數港口經商，不過，顯然是經土著統治者勉強同意才得以這樣做的。在中國和日本，如同俄羅斯人在進入黑龍江流域時所發現的那樣，歐洲人侵略領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圖172 18世紀的貿易和帝國都要靠海軍來維繫和保護。這些海軍沿著各條航線巡邏，保護本國船隻免遭海盜與走私者的騷擾和敵軍的進攻。這幅畫（1735年）由彼得·摩奈米繪製，描繪的是停靠在葡萄牙里斯本港進行補給的英國帆船艦隊的船隻。英國和葡萄牙是主要的貿易伙伴，英國用羊毛交換葡萄牙的酒。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政治領域和在經濟領域一樣，1763年的歐洲正行進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歐亞大陸上一個比較孤立、無關緊要的半島。它已在海外和陸上擴張，確立起對人煙稀少、軍事上軟弱的美洲和西伯利亞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東、南亞和東亞，歐洲人必須等到19世紀時才能宣稱他們的統治。

五、全球性的文化關係

歐洲文化的強加和歐洲政治統治的強加一樣，取決於各土著社會的狀況。例如，歐洲文化能整個遷移到美洲，是因為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滅了，或者已被攆走。然而，即便是偶然來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殘餘物的跡象。例如，用土磚砌造房屋，用沒有鋸過的松樹原木作為桁條（即椽子）。同樣，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於印第安部落，用兩塊毛毯縫合在一起、正中開領口製成的龐喬頭篷也是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區普遍信奉的羅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義和慣例與印第安人的信仰和習慣的混合物。雖然印第安人已放棄當地諸神的名字，但他們把這些神的特性分派給聖母瑪麗亞和聖徒們，期望天主教萬神殿中的這些偶像能像他們的神那樣，治癒疾病、控制天氣和使他們免受傷害——他們相信，他們的神以往這樣做過。在拉丁美洲的菜餚方面，也許可以找到受印第安影響最明顯的跡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圓餅和各種辣菜都是以印第安兩大名產蠶豆和玉米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的傳播外，歐洲人對非洲和歐亞諸土著文化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長們把歐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沿海貿易站。在中東、印度和中國古老的文明中心，諸土著民族如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對歐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沒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雖與基督教歐洲人關係最密切，但卻極看不起他們。甚至在17世紀、18世紀土耳其人本身每況愈下時，他們仍毫不猶豫地表達對基督教異教徒的輕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對法國大使突然嚷道：“難道我不知道你嗎？你是一個邪異教徒［不信安拉的人］，是一頭豬、一條狗、一個吃糞的傢伙！”[3]

同樣，在印度大陸，當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於1560年引進宗教法庭時，諸土著民族的反應是非常消極的。從1600年至1773年，因持異教觀點而被處火刑的受害者有73人。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種不一致性：它監禁、拷打和以火刑處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異端觀點的人，同時，又阻止寡婦自焚，而自焚按當時印度教的標準則是一種高尚的行為。此外，歐洲冒險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為進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對西方基督教徒的評價。1616年，有人對英國牧師特里先生說：“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時常酗酒，基督教徒時常幹壞事，基督教徒時常打人，基督教徒時常辱罵別人。”[4]

圖173 西方船隻到達中國天津。

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在學問上的造詣，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反應起初較好（如第十九章第三節所提到的）。耶穌會會士成功地贏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數學者和一些皇室成員。然而，即使是具備天文學、數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能幹的耶穌會會士，也沒有給大多數中國學者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都不認同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就當時中國民眾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確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只有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居民都是瞎子。假如是這種態度，那麼我們也就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諸如天文學之類的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圖174 印第安人一旦得到了歐洲的武器，諸土著民族內部的衝突就變得傷亡更大。這幅版畫（1657年）描繪的是一位休倫武士，他扛著一杆槍，穿著一種用樹枝編成的緊身鎧甲，它能在受到滑膛槍彈的襲擊時提供輕微的保護。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刻。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遲至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5]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其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與此同時，歐洲知識分子又被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記載所強烈吸引。他們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儒家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軍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崇為模範的文明。例如，伏爾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讚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幾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透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贏得統治權”[6]。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正在中國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於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在1776年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藝術等的研究報告》中。該書第11卷於1786年問世，裡面幾乎僅收錄關於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產毛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並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古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愛的人。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學會閱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產生編年史和詩歌，並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7]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開始熱衷於印度文化。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穌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像萊布尼茨被中國哲學迷住那樣，著迷於印度哲學。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佈：“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的詞彙更多，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種優美得多。”[8]

圖175 一位基督教傳教士試圖複製的古代漢字。

六、歷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與19世紀的歐洲統治世界之間的一箇中間階段。在經濟上，這一時期，歐洲人將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充套件到世界各地，儘管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大塊大陸的內地。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於以後幾個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個單一整體。震撼歐洲的著名的七年戰爭未曾影響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洲、非洲內地、中東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東亞。雖然歐洲人已牢牢地控制了西伯利亞、南美洲和北美洲東部，但到當時為止，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卻僅擁有少數飛地，在遠東，他們只能作為商人從事冒險活動，而且，即使是以商人身份活動，他們也必須服從最具有限制性、最專橫的規章制度。

在文化上，這是一個眼界不斷開闊的時期。整個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總的來說，歐亞大陸諸古代文明給歐洲人的印象和影響較後者給前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深。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陸和文明時，他們有一種瞪大眼睛的驚訝感覺。他們在貪婪地互相爭奪戰利品和貿易的同時，還表現出某種謙卑。他們有時甚至經歷了令人不安的良心反省，如在對待西屬美洲的印第安人時所顯示的那樣。但是，在這一時期結束以前，歐洲對世界其餘地區的態度起了顯著變化。歐洲的態度變得愈來愈粗暴、冷酷和褊狹。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紀堯姆·波蒂厄抱怨說，在萊布尼茨時代曾強烈地使歐洲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中國文明，“如今幾乎沒有引起少數傑出人物的注意……這些人，我們平日視作野蠻人，不過，在我們的祖先居住在高盧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帶的數世紀以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們卻僅僅使我們產生極大的輕蔑”。以後各章將論述歐洲人為何開始感到自己勝過這些“劣種”，以及歐洲人如何能將自己的統治強加於他們。

[推薦讀物]

論述近代早期歐洲擴張的普遍影響的著作有：I. Wallerstein所著的多卷本The Modern World System（Academic出版社，1974ff.）；W. P. Webb所著的The Great Frontier（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2）；P. D. 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E. F. Frazier所著的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rn World（Knopf出版社，1957）；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和C. Ponting所著的、論述生態影響的著作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St. Martin’s出版社，1991）。

更為詳細地論述歐洲影響的著作有：E. Reynolds所著的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出版社，1985）；S. J.和B. H. Stein所著的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S. W. Mintz所著的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Viking出版社，1985）；A. W. Crosby，Jr.所著的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enwood出版公司，1972）和A. G. Price所著的The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Clarendon出版社，1963）。

分析相反的過程——海外擴張對歐洲的影響的著作有：F. D. Lach所著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J. E. Gillespie所著的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Vol. 91 in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1920）；A. I. Hallowell所著的“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IX（1957）, pp. 210-217；L. S. S. O’Maley編輯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A. Reichwein所著的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出版社，1925），和P. J. Marshall和G. Williams所著的The Great Map of Mankind：Perceptions 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

[註釋]

[1]Cited by F. Whyte,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Oxford University，1927）, p. 38.

[2]Cited by A. C. Wood,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1935）, p. 230.

[3]Cited by L. S. S. O’Malley，ed.,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 p. 51.

[4]H. Blount,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 in J. Pinkerton，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X（London，1808-1814）, p. 222.

[5]Cited by D. 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October 1945）, p. 440.

[6]Cited by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 p. 152.

[7]Cited by O’Malley, Modern India, p. 546.

[8]Cited by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