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擴張：經濟增長和國家建設

……中世紀後期最可誇耀的不是那時的大教堂、史詩或經院哲學，而是有史以來首次建立的一種複雜文明。這種文明並非建立在揮汗如雨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動力為基礎。

——小林恩·懷特

因此，對一個想維持統治的君主來說，他必須學會如何不做善事，並根據情況需要來決定是用還是不用這一知識。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

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看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於西歐文明的現代化。當時，識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躍，民眾覺醒和參政的程度是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然而，對西歐現代化程序有著更直接貢獻的則是同時發生的經濟擴張和國家建設。它們提供了歐洲重大的海外擴張所必需的資源和動力。對當今世界歷史仍產生影響的歐洲這一擴張的發生並不僅僅是因為哥倫布向西航行發現了新大陸。11世紀時，維京人也曾發現北美大陸，並花了大約100年的時間來維持他們在那裡的拓居地，但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相比之下，在繼哥倫布之後，歐洲各國的人們成群結隊、勢不可擋地湧入南、北美洲。11世紀和15世紀的這種不同反應表明，在這之間的500年中，出現了某種發展，它使歐洲能夠並急於向海外擴張。這些發展包括經濟擴張和國家建設。

一、擴充套件中的經濟

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連續不斷的。從900年至1300年，經濟穩步增長，但到14世紀時卻出現了衰退，這是多種因素結合所致：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1315年和1316年時，糧食歉收和饑荒的程度尤為嚴重；黑死病——它首次發生於1348年至1349年，奪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此後它又週期性地發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和德、意等國國內的其他衝突。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即又開始復甦，並從那時起，其發展的趨勢通常是向上的。

因此，西歐經濟除了在14世紀曾衰退過，在中世紀早期幾個世紀以後，一直保持相當穩定的增長。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後，外來入侵隨著馬扎爾人和維京人終止進攻而告停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使西歐免遭東歐那種因接二連三的外來猛攻所致的破壞；這種外來猛攻在東歐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土耳其人慘遭失敗時才告終止。這一點也部分地說明了10世紀至14世紀間中歐和西歐人口顯著增長的原因。當時，這些地區的人口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今天看來似乎不足掛齒，但在當時，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所無法與之相比的。人們努力改進農業技術以支援人口的增長，而糧食的增長轉而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途徑有兩條。一是發展細耕農業，即改進耕作方法。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從8世紀起，逐漸採用三輪制的耕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佔耕地總面積的二分之一減至三分之一，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率。更有效地使用馬力也幫助了農業的發展。在古代，馬在農田裡派不上什麼用場，因為那時所使用的軛在馬使勁拉東西時，會將馬脖子扼得透不過氣來。此外，由於沒有釘固蹄鐵，馬常常折斷蹄子，成為廢物。不過，到10世紀時，歐洲發明了架在馬肩上、不會扼住馬脖子的馬頸圈。另外，還發明瞭馬蹄鐵和串聯式馬具；後者可用來使一對以上的馬共同拉一車貨物。最後的結果是，速度較牛快、能力較牛強的馬從此以後成為農業經營中必不可少的動力之源。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另一條途徑是發展大面積耕種；開發以前未耕種過的土地。12世紀時，法、德、英三國得到耕種的土地僅分別佔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這一事實頗令人吃驚，但卻是千真萬確的。當時，其餘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澤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種的地區的周圍是大片尚未開墾、有待拓居的區域。歐洲的農民絡繹不絕地進入這些空無人跡的區域，清除森林，燒掉灌叢，排幹沼澤，為犁和鋤頭開路。農民們不僅耕作他們所在地區中的處女地，而且還向東遷移，進入東歐和南歐人口稀少的廣大地區。正如美國曾有過西抵太平洋的西進運動那樣，歐洲也有過東達俄國邊界的東進運動（見地圖17）。

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剩餘的糧食由船從新墾農田運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則向新開闢地區提供所需的各種工具和製成品作為回報。於是，商業繁榮，城鎮興起，尤其是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經濟的這種發展極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歐開始崛起；這一趨向後來幫助英國人和荷蘭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僅歐洲內部的貿易在發展，歐洲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在發展。這時的國際貿易的發展也是隨著維京人終止劫掠活動而開始；維京人多次侵襲歐洲的恐怖氣氛曾在9世紀和10世紀籠罩從北極區到西西里島的歐洲沿海地帶。國際貿易發展的另一動力來自從11世紀起的十字軍東侵。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參加了這一次次的遠征；他們回國後仍垂涎於自己在東方所見到和享受到的種種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軍東侵還使歐洲人從穆斯林手中奪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樣成為東、西方貿易的大通道。國際貿易發展的第三個原因是，13世紀時蒙古帝國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統一強加給遼闊的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歐洲的商人，尤其是義大利人，利用當時的和平、安全和妥善護養的線路，幾乎直接與東方進行貿易。

圖139 農夫耕作圖。自8世紀以來，三輪制的耕作方法提高了生產率，增加了產量。

貿易關係的擴大和加強產生了重大影響。歐洲經濟適應國際貿易的程度開始遠遠超過東方諸較為自給自足的帝國的經濟。歐洲的消費者和生產者變得習慣並依賴於外國的商品和市場。隨著人口的增長，交易的規模也開始逐漸增大。人口壓力加之諸國家和城邦之間的競爭的促進力，驅動商人們去尋找新的產地、新的路線和新的市場。他們的競爭態度與同時代的中國人截然不同；中國人雖曾航海數千英里，但完全是出於非經濟方面的原因（見本章第五節）。他們對貿易毫無興趣，只是將諸如長頸鹿之類的奇珍異獸帶回自給自足的祖國，以取悅他們的皇上。出於明顯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歐洲完全做不到自給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國產品。這一需要與迅速發展的經濟活動及蓬勃的經濟活力一起，最終使歐洲人航行於各大洋，使歐洲商人遍佈每一個港口。

二、技術的發展

隨著經濟的擴充套件，歐洲的技術也發展了，並提供了擴張所必需的物質和技術，因為歐洲人如果沒有適當的海船和航海裝置，原本是不可能抵達印度和美洲的。歐洲人在這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技術上的成功，原因在於，中世紀時期，他們在改進各種工具和技術方面穩步地取得了雖並不驚人但卻極其重要的進步。

正如小林恩·懷特教授所說，“中世紀後期最可誇耀”的是“非人力的動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為碾谷、伐木、排幹沼澤和礦井而發明並使用的水車和風車，是這種非人力動力的典型。其他有用的發明包括木匠用的刨、曲柄、獨輪小車、紡車和運河閘門等。確實，希臘人和羅馬人儘管在哲學和藝術上成就極高，但在以機器力量減輕人類的辛苦勞作方面，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所取得的成績，卻不及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短短數世紀裡所取得的。

圖140 1500年的造船術——一個加強歐洲擴張的技術進步的例項。

希臘學者、天主教樞機主教貝薩里翁曾在1444年寫過一封信，對中世紀時西歐人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作了有趣的說明。這位學者原先在羅馬住過多年，義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給拜占庭摩里亞自治省當時的統治者君士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去信，建議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義大利學習手工業技術。他們還應學習義大利語“以熟悉信上所說的東西”。貝薩里翁對排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機的印象尤為深刻。他提到了“鋸木頭用的自動鋸機和運轉得極快、極整齊的水車”。他對水力風箱也念念不忘，他寫道：“在冶煉和分離金屬時，他們用的是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須用手操作，便能膨脹和收縮，將金屬從原先泥土似的無用物質中分離出來。”貝薩里翁還談到，在義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學到鍊鐵知識，這種知識對於人類極為有用且必不可少”。這封信作為一個證據，其意義十分明顯：中世紀時，西歐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個東方人首次建議應派學生去西方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藝”。[1]

就歐洲的海外擴張來說，最重大的技術進步表現在造船、航海裝置、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與這些進步緊密相連的是航海術的進步。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來自地中海地區。那時，中國人似乎已擁有指南針，但是，至今不能確定，歐洲人是從中國人還是從作為中間人的阿拉伯人那裡獲得指南針的。雖然羅盤對航海者來說是一種最有用的儀器，但使用時還須得到其他幾種儀器的配合。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製刻度盤，早在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航海中予以使用。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就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止一個。雖然用沙漏可以大致估算時間，但要精確計算時間，只有待到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動原理時。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彙編和地圖的幫助。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圖是最早頗準確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標明瞭精確的羅盤方位及關於海岸線和港口的詳細情況。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諸高度發達的軍事強國時，他們具有一個先決性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佔優勢。在16世紀的前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鑄成的火炮很輕，容易安裝在船上，且具有強大的火力。新火炮長5英尺至12英尺，能發射重達5磅至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同樣重量的鐵丸，擊毀300碼射程內的船體。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設裝備40門炮。

圖141 熟練技術工人是中世紀城市商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此圖展現了佛羅倫薩一家工廠鑄造大炮的情景。

這些發展給了歐洲人一個決定性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並控制世界諸大洋。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武裝自己的船隻，但他們的船並不是為架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致東方人的設計早已過時。因此，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日本人於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勝利之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無人挑戰的主人。

與海洋技術方面的進步同樣重要的是，歐洲人發現了世界海風氣流系統。哥倫布從葡萄牙航海者那裡得知，他可以隨信風向西航行，並確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風帶他回家。同樣，達·伽馬也從當地航海者那裡瞭解了印度洋上季風的基本規律。到1522年繼歐洲人的第一次環球航行之後、麥哲倫的船只回到西班牙時，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風氣流系統都已為歐洲人所知曉。現在他們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在取得造船技術方面的進步和掌握大氣環流的規律之後，歐洲人便能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的優勢，橫跨大西洋，獲取美洲新大陸的財富了。當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亞半島一樣伸入大西洋，但是，數世紀以來，西非的貿易一直是直接向北穿過撒哈拉沙漠到達地中海來進行的。東非的索法拉港口也進行海外貿易，但這種貿易自然只是向東跨越鄰近的印度洋來進行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島（哥倫布航海的出發點）離美洲還要遠3000英里，中國就更遠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幾個因素一起決定了哥倫布是一個歐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亞洲人。

三、資本主義的出現

各種因素都決定了哥倫布是一個歐洲人，因此，正是歐洲經歷了從美洲大量湧入的金銀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刺激。這些金銀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紀歐洲銀的儲量增加了兩倍，金的儲量增長了20%。除了這筆從美洲大陸飛來的橫財之外，歐洲也因眾多海外事業而變得更加富有。利潤從奴隸貿易、香料貿易、殖民地的進出口貿易乃至海上掠奪中源源而來。這種外在的經濟繁榮與前面提到的內部商業競爭和技術進步結合在一起，導致了歐洲經濟中貨幣使用的極大增長。

貨幣化削弱了羅馬帝國崩潰後發展起來的封建秩序。一旦農奴們知道可以透過逃到發展中的城市或東部邊疆開墾的土地上而獲得自由，農奴制的束縛就再也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地主們不得不修改他們的要求，否則就有失去勞動力的風險。西歐農奴越來越多地用貨幣而不是勞動支付地租，這樣一來，封建領主就變成了地主，農奴則變成了自由農民。農奴制的衰落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它創造了一個流動性更強的社會；這個社會能夠積累資本，提供組織，解放探險、征服和移民事業所需的勞動力。歐洲各國海外事業的成功程度與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程度成正比，這不是偶然的。

同樣，貨幣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裡的手工藝和商業封建行會。行會對工藝、定價和交易等做法都有嚴格規定，它並非為了賺錢，而是為了維護傳統的生活方式。行會會員接受“公平價格”的觀念，認為以犧牲同行來獲取利潤是不道德的，是絕對違背基督教教義的。但是，這些觀念和做法隨著企業家的出現被破壞了。這些企業家繞過行會，自己購買原材料，提供給鄉下閒著的、靠計件工資從事勞動的手藝人。這種“外包”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利潤，而不是“公平價格”。企業家們在支付原材料和人力費用上盡力壓低價格，而在出售產品時則儘可能抬高價格，以確保其投資回報的最大化。

歐洲經濟的改變不僅是因為貨幣的使用日益廣泛，而且還因為鑄造出各地通用的標準硬幣，以及銀行和信用票據的發展。佛羅倫薩城於1252年率先鑄造金幣弗羅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國家也都紛紛仿效。早在12世紀時，義大利便已出現種種形式簡單的匯票。漸漸地，首先在義大利，其後在北歐，出現了一些強大的金融家族。

圖142 科西莫·迪·美第奇（1389—1464年），佛羅倫薩的銀行家和政治家，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都是該城最富有的人和最成功的政治家。該畫像由本託姆所繪。

於是，在歐洲所發生的，是歷史性地轉向一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經濟制度，即今天我們所稱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被定義為“……一種以牟利為動機，以各種精心設計的、往往是間接的方法、透過利用大量的資本積累來賺取利潤的制度”[2]。

資本主義的出現是劃時代的。它不僅僅影響了經濟，還影響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儘管在中世紀早期，貨幣還處於邊緣，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紀晚期，它已為歐洲日後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中，沒有一個是建立在成長的觀念上的。它們的目標僅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過去較好的物質生活水平。但是，從此以後，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利潤被用來再投資，以增加用於生產的資本量。利潤的“資本化”，即剩餘價值被轉化成更多資本，正是“資本主義”一詞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資本家”不再滿足於餬口，他們渴望擴大財產。因此，他們在消費需要得到滿足後也不會停止努力。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精神”被16世紀最富有的銀行家雅各布·富格爾概括成一句話：“只要我能賺錢，就讓我賺錢吧。”

為了“賺錢”，富格爾和他的同伴銀行家們需要有向貸款收取利息的自由。但是，中世紀的教會長期以來一直在譴責導致高利貸的利息，說它是一種道德罪惡，“在上帝看來是一種最醜惡、最可憎的罪惡”。不過，到1548年，一些教會成員正懇求承認“適度的、可接受的高利貸”。這種改變很快就讓位於這種犬儒的態度：“獲取高利貸的人下地獄，不這麼做的人只好去貧民窟。”如果在死後下地獄和生前受窮苦之間做選擇，無疑高利貸會勝出。因此，正是富有的歐洲銀行家們組織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貿易，獲取了源源不斷的利潤。

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相當於今天的跨國公司。這些新組織是進行經濟動員和經濟滲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錢做投機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個前途之險而如願以償。對個人來說，有風險的僅在於他用以買進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錢，對於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損失，他都無需進一步負責。而且，各投資者無需相識，無需彼此信賴，也無需關心市場的具體情況和公司的方針政策。具體的經營管理都委託給根據其責任心之強弱和經驗之多寡而選拔出來的董事們，而這些董事又可以挑選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業務。這種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種分散的人——倫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萊姆的捕鯡魚人、安特衛普的銀行家或約克郡的地主——將他們的儲蓄金投入各種商業冒險事業；從而能輕而易舉地動員起歐洲資本，將大筆大筆的鉅款投入各種海外事業。東方的商人由於受到自己或合夥人財力的限制，由於從家人或熟人中挑選經理，所以，誰也無法期望與強大的、非個人的合股公司競爭。合股公司成為歐洲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執行的工具。世界貿易為東印度公司、地中海東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孫灣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於是，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一位美國歷史學家這樣總結道：在歐洲的海外擴張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而是那些擁有資本的企業家。他們雖是留在國內港口的商人，但他們“負責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維持了殖民地的供給……開闢了新的市場，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個歐洲富裕起來……”[3]

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在現代早期主宰了世界的經濟，而且時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則中找到：利潤或死亡。為了逃避死亡，數世紀以來，資本家們通常會用兩種方式追求利潤最大化：減少工人工資和透過改進技術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第一種方法曾被廣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為如果要工人們活著、健康、從事生產，顯然必須給他們最低的工資保障。第二種改進技術的戰略則可以無限期地繼續下去。事實上，事態的發展正是如此：技術革新不斷地以加速度進行著，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早期歐洲資本家能以不斷革新的技術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經濟，同樣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資本家能以他們的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和跨國公司繼續控制世界經濟。正如幾個世紀前歐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將市場滲透到中東和遠東一樣，今天，同樣的內在動力驅使跨國公司把工廠從一個大陸移向另一個大陸，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門，甚至在北京富有歷史意味的天安門廣場附近也建起了一個可容納500人的肯德基餐廳；在那裡可以看到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紀念堂。而且在北京的新餐廳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只不過是用中文寫成的廣告詞：“好到吮手指”。

圖143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像。

四、新君主的崛起

同時期“新君主”的出現與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可以相提並論，他們建立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結構。到15世紀末，民族君主國的趨勢已很明顯，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國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結構都已非常強大。這些統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隨著火炮的誕生而來的軍事技術革命。封建領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後面抵抗皇室的權威。只有民族君主擁有購買槍支、火藥、子彈和為此提供必要的後勤保障所必需的財政資源和行政機構。

新君主的另一個動力之源是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君主們從商人階級那裡得到必要的財政支援，也得到能幹、恭順的官員，為不斷擴大的國家官僚機構配備工作人員。作為回報，皇室力量的鞏固幫助市民們結束頻繁的封建戰爭，廢除五花八門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各自都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它們設立了許多徵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這麼多，如果船載穀物沿塞納河行駛200英里，花費的錢將達所載穀物售價的一半。因此，對企業主來說，消除這樣的國內壁壘顯然是一大恩惠。君主們還特許一些日益完善的皇家法庭，以支援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援整個行業，像法國的戈布蘭掛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援。

和所有的政體一樣，新君主們自然也有他們的辯護者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科洛·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馬基雅維利親眼目睹了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各城邦之間殘酷無情的競爭，認為政治就是權力鬥爭，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他在《君主論》一書中，為渴望統一分裂的義大利半島、擺脫法國和西班牙入侵者的君主們提供了一些指導。他用冷酷無情的現實主義，抵制任何道德的制約，闡明瞭政治與宗教和哲學的不同。

民族君主們執行以《君主論》的觀念為基礎的戰略，必然會與歐洲的兩大機構——教會和帝國——發生衝突。透過聯姻引起轟動性的西班牙王朝的崛起更是加劇了這一衝突。斐迪南和伊莎貝拉把他們的女兒胡安娜嫁給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這一聯姻的結晶——查理——繼承了統一的西班牙王國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大陸和義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屬地。他還繼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歐的土地（奧地利、施蒂里亞、卡林西亞、卡尼奧拉的公爵領地和蒂羅爾州）。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瑪麗——還將勃艮第領地、法蘭克——孔德、盧森堡和富饒的尼德蘭留給了他。為了成為這一龐大帝國的君主，查理於1519年被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儘管法國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國君主亨利八世反對。這樣，在19歲時，查理五世便成為7個世紀前查理曼帝國解體以來治下領土最大的一位君主。

一時間，西歐世界似乎又要在一個廣大的國際機構下統一起來。但是，歐洲其他王朝，特別是法國的瓦盧瓦王朝決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權。其結果是一系列半宗教半王朝的長期戰爭。隨之而來的是更具災難性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一場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為爭奪歐洲大陸的控制權而發生的戰爭。三十年戰爭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因為他們處於軍紀渙散、常常拿不到軍餉的僱傭兵的蹂躪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亞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結果，城市和鄉村哀鴻遍野。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的領土條款並未能維持很久，但它們總的影響是明確的。此後，單一主權國家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單元，人們根據外交實踐中普遍接受的原則處理國家之間的關係。於是開始了一個由無限制主權的國家組成的、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一個從威斯特伐利亞會議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國際社會。

五、擴張前夜的西歐

現代世界的歷史主要由歐洲的海外擴張和隨後在20世紀中歐洲諸帝國的解體所主導。歐洲重大的擴張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種歷史力量——技術的進步、人口的增長、由此帶來的經濟生產力和資源的增長、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的出現以及新君主國的興起——的產物。正是這些歐洲君主國向合股公司發放了特許狀並支援他們——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他們的皇家海軍。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就為哥倫布和達·伽馬提供了他們取得這些成就所必需的支援。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制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複合體的意義，透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歷史，可以得到有力的說明（見地圖20）。1405年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明朝宦官的指揮下進行的。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取得的成就之大令人吃驚。第一支探險隊由62艘船組成，共載約2.8萬人。一般的船寬150英尺、長370英尺，而最大的船寬180英尺、長444英尺。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英尺、長120英尺的“聖瑪麗亞號”——相比，是名副其實的浮動宮殿，而“聖瑪麗亞號”又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要大一倍。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給人以深刻印象。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到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別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我們應該記得，在這一時期，葡萄牙人只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他們才抵達維德角。

地圖20 15 世紀早期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的航海

然而，中國這些非凡的遠航探險到1433年卻由於宣德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為什麼要它們停止正如為什麼會使它們首先開始那樣，至今仍是個謎。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倘若在歐洲，這種停止是完全無法想象的。中國的皇帝能夠並的確釋出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只有一些相互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互相競爭著，而且，沒有任何帝國當權者會阻止它們這樣做。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這種權力和聲望保證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實施的。此外，歐洲有與外界進行貿易的傳統，歐洲對外國產品有真實的需要和強烈的需求，而中國則完全不是如此。

圖144 中國臺灣一座古堡中的壁畫，描繪的是鄭成功橫渡臺灣海峽。

總之，歐洲有一種強大的推動力——一種牟利的慾望和機會。西歐的這種獨特性在當時歐洲人和中國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1618年時，張燮寫道：“如果和那些蠻族人接觸，你就像摸摸蝸牛的左角，根本沒有什麼可怕的。人們唯一真正應該擔心的事情是掌握應對海上風浪的方法，最可怕的危險是那些渴望利潤且貪得無厭的想法。”[4]與此相反，葡萄牙船長喬·裡貝羅則在1685年吹噓道：“從好望角往前，我們不願意讓任何事情脫離我們的控制，我們急於得到從索法拉到日本的 5000 裡格的廣大土地上的一切東西，沒有一個角落我們不佔領或不想控制。”[5]

在中世紀，這些被孤立和侷限在西歐人中間的發展已結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促進了西歐人面向海外的天生傾向。那時，十字軍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的據點已喪失；蒙古帝國已崩潰；奧斯曼土耳其人已擴張到中歐，逼抵維也納城下。歐洲商人因為原先由蒙古人強加秩序的地方又騷亂迭起而再不能穿越中亞。黑海也因為土耳其人將它改變成穆斯林獨佔的區域而向信奉基督教的商人關閉。不過，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並未受到什麼影響。義大利商人繼續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的港口與阿拉伯商人相會，收購歐洲公眾所需要的種種商品。雖然這種情況對牟取中間人厚利的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頗為稱心如意；但是，其他歐洲人則大為不滿，他們熱切地尋找能直接抵達東方的途徑，以分享這筆厚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中世紀後期會出現許許多多為突破或繞過將歐洲人限制在地中海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訂的計劃。那時的歐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繪的那樣，像一個靠他人“透過牆上的縫隙餵養的巨人”[6]。但是，這個巨人的力量和知識正在增長，牢獄的圍牆已不能長久地禁錮住他。

［推薦讀物］

對歐洲社會變成擴張主義的原因做出總體闡述的著作有：E. L. 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 E. R. Wolf所著的Eru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2）；M. Beaud所著的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83）；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J. Baechlev, J. A. Hall 和M. Mann編輯的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Basil Blackwell出版社，1987）和F. Braudel所著的重要的三卷本研究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81—1984）。

對近代早期歐洲經濟的發展做出分析的著作有：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1—1963）前三卷；B. H. S. van Bath所著的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F. Braudel所著的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Harper & Row出版社，1973）和H. I. Miskimin所著的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9）。分析這一時期歐洲技術進步的研究有：L. White, Jr. 所著的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和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MIT出版社，1968）；還有C. M. Cipolla所著的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Pelican出版社，1969）和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Pelican出版社，1970），後者主要論述槍支、帆船和鐘錶。下列經典著作對歐洲經濟和技術的變化作了引起爭論的闡述: R. H. Tawney所著的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Mentor出版社，1926）；M. Weber所著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Scribner’s出版社，1948）和較近期出版的A. O. Hirschman所著的The Passion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

J. Needham所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6）論述了為什麼是西方而不是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在海外擴張中領先的問題，特別是第4卷第3部分論及了包括明朝航海在內的中國航海技術。關於這一問題的其他著作有C. G. F. 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 J. R. Levenson所編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和J. M. Blaut所著的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uilford出版社，1993）。後一本書在挑戰“歐洲奇蹟”這一觀念和強調海外土地在刺激歐洲佔據全球領先地位的作用方面獨樹一幟。

［註釋］

[1]A. G. Keller, “A Byzantine Admirer of ‘Western’ Progress：Cardinal Bessarion，”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1955）, pp. 343-348.

[2]S. B. Clough and C. W. Cole，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D. C. Heath，1952）, p. 66.

[3]T. K. Rabb,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istorical Journal, XVII（1974）, p. 676.

[4]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University，1971）, p. 533.

[5]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University，1971）, p. 534.

[6]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Growth of Capitalism（Murray，1925）, p.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