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擴張中的西方文化：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人們只要想做，沒有什麼做不到。

——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

人們只有透過信仰，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才能回報上帝。

——馬丁·路德

……透過永恆的、不變的意圖，上帝始終決定著誰可以被拯救，誰將被毀滅。

——約翰·加爾文

中世紀後期，歐亞世界有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發展。一方面，伊斯蘭帝國和儒教帝國閉關自守，愈來愈僵化；另一方面，歐亞大陸西端正經歷著一場空前、徹底的變革。西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都在發生深遠的變化。結果，出現了一種充滿活力、擴張主義的新型文明——現代文明，它與歐亞大陸其餘地區——其實與全球其餘地區——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文明有著本質差別，從而開始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化程序。這一程序一直以一種加速度持續到今天，並決定著現代世界歷史的程序。

一、現代化

經濟學家把現代化定義為這樣一個過程：人類透過這一過程將增強對外部環境的控制能力作為提高人均產量的手段。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指出，現代化的其他特徵包括：對民眾的喚醒和激發、對現在和未來比對過去的更大的興趣，一種把人類事務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趨勢，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對科學和技術的益處的信賴。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說，這一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可抗拒地導致了歐洲對全球的支配地位。因為現代化為歐洲人不僅提供了優越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提供了優越的社會政治的內聚力和推動力。例如，少數英國商人和士兵之所以能征服和統治廣大的印度次大陸，更多的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社會政治結構脆弱，而不是因為英國的軍事技術。相反，意味深長的是，從未有過對事態發展的相反的可能性的推測——印度士兵和商人為了貿易和戰利品在英國登陸；這些貿易和戰利品曾是在印度發財的英國人的動機。那種認為印度人在英國可能會像羅伯特·克萊夫和沃倫·黑斯廷斯在印度那樣做的想法似乎十分荒謬，以致從未有人考慮過哪怕是極小的可能性。但它之所以是十分荒謬的，恰恰是因為英國社會和印度社會之間的差異——後者是不可救藥地四分五裂的，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隔閡比前者的要大得多。儘管克萊夫和黑斯廷斯能挑起伊斯蘭教徒反對印度教教徒、王公反對王公、地方勢力反對封建官僚，同時廣大農民仍然毫無生氣地待在自己的村莊裡；但是，印度任何克萊夫和黑斯廷斯式的人物無疑都將遇到由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政府和公民（包括特權階層、城鎮居民和農民）組成的統一戰線。

這就是差別，它對世界歷史意義重大，將傳統社會與經歷了現代化的社會分離開來。而且，這一現代化不是一次完成的事情，它一直、並以加速度持續到今天。正如我們在這一章和下一章將提到的，在中世紀後期和近代早期，現代化包括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經濟擴張、資本主義的出現、國家建設和海外企業。這些發展引起了偉大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相繼出現的政治革命形式上的鏈式反應（見第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這些革命對從17世紀到今天的人類歷史產生了影響。

二、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這個術語是有爭議的，它的意思是新生或再生，它由15世紀的知識分子創造，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時代代表了繼“黑暗時期”即他們所稱的中世紀之後古典文化的再生。這一解釋直到19世紀才為人們所接受，但是，今天的歷史學家已經不再認為這是中世紀的漆黑一團和文藝復興的炫目明亮相對立的一個時期。事實上，中世紀人們對古典的興趣並沒有完全消失，相反，中世紀的某些特徵在文藝復興時期還表現得非常明顯。因此，現代歷史學家雖然沒有丟棄“文藝復興”這個熟悉的術語，但是現在，卻把它定為從中世紀轉向現代文明——即大約從1350年到1600年——的一個過渡時期，而不是一個明顯的斷代時期或轉折點。

文藝復興最初起源於義大利，因此，它反映了當時義大利社會的情況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喧鬧的城市社會，以繁榮的工業和西歐與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蘭帝國之間利潤豐厚的貿易為基礎。義大利人是這一貿易的中間人，並由此繁榮起來。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隊已由300條“大船”、3000條小於100噸級的船和45條大帆船組成，配備的船員總計大約2.8萬人。威尼斯碼頭還僱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義大利其他城市，如佛羅倫薩、熱那亞、比薩和羅馬的情況也都如此。這些城市由大商人家族控制，這些家族控制了政治、商業和手工業。它們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和作家的贊助人。它們的需求、興趣和口味給文藝復興時期文化的復興打上了印記，儘管這些贊助人中也包括諸如米蘭的史佛拉這樣的公爵家族，以及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庇護二世、朱利斯二世和利奧十世等。這解釋了文藝復興時期現世主義和人文主義存在的原因——文藝復興關心的是今世而不是來世；它關注的是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學。

大多數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文學關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藝復興時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運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們不需要專心於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自身所固有的潛能。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1404—1472年）寫道：“人們只要想做，沒有什麼做不到。”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證實了這一格言。這位佛羅倫薩的貴族不僅是劇作家、詩人、文藝批評家、風琴演奏家、歌唱家，而且是建築師、數學家、考古學家，並且年輕時還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運動員。

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世主義和個人主義反映在它的學術和教育中。被稱為文藝復興文學之父的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年）強調古典文學作為自我改進和指導社會行為的一種手段的價值。同樣，文藝復興時期新創辦的寄宿學校培養的不是牧師，而是商人的兒子。全部課程強調古典文學的學習和體育鍛煉，其目的是教育學生健康、快樂地生活，做一個合格的市民。

圖132 達·芬奇《人體研究》中的一頁。真正的“文藝復興人”——列奧納多·達·芬奇。畫家、雕塑家和發明家列奧納多的著作《人體研究》（1492年）展現了他在多大的程度上領先於他所處的時代。

文藝復興的精神十分鮮明地表現在它的藝術中。因為教會不再是唯一的資助人，藝術家們受到鼓勵，把注意力轉向不同於傳統的聖經主題的事物。喬託（1267—1337年）的繪畫標誌著向自然主義的過渡。這種趨勢被馬薩喬（1401—1428年）更進一步向前推進；馬薩喬掌握了獨具特色的文藝復興時期透視法的創作。與中世紀的繪畫不同，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強調光和陰影的效果，表現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到15世紀中葉，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繪畫達到成熟階段。在佛羅倫薩，繼馬薩喬之後是桑德羅·波提切利（1444—1510年）和多才多藝的天才列奧納多·達·芬奇（1452—1519年），達·芬奇既是畫家，又是雕塑家、音樂家、建築師和工程師。因此，達·芬奇是“文藝復興的新人”的代表。1994年11月15日，他的72頁的筆記，即著名的《哈默手抄本》（Codex Hammer）在倫敦以3080萬美元的價格被出售。在這本手稿中，他思考天為什麼是藍的，山頂上為什麼會有化石。他還預言了潛水艇和蒸汽機的發明。

圖133 桑德羅·波提切利的著名畫作《春》。

大約到1550年，在經歷了輝煌成就的兩個世紀之後，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開始衰落。衰落的一個原因是1494年法國的入侵，它引發了其後數十年歐洲各列強捲入的戰爭，並使義大利半島遭受了嚴重破壞。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更基本的原因是瓦斯科·達·伽馬1498年5月20日在印度卡利卡特港的登陸使義大利遭受的經濟打擊。它結束了義大利人作為西歐和東方貿易中間人的有利可圖的壟斷地位。在1502年至1505年的4年中，威尼斯人在亞歷山大港平均每年只能獲得100萬英鎊的香料，而在15世紀的最後幾年中，他們平均每年獲得的香料高達350萬英鎊。相反，葡萄牙所進口的香料則從1501年的22.4萬鎊上升到1503年至1506年4年中的年均230萬鎊。

比這種商業衰退更為嚴重的是工業的衰退。幾個世紀以來，義大利一直向北歐和近東出口工業產品，尤其是紡織品，並從銀行服務業和海洋運輸業中獲取大量的收入。但是，到16世紀後期，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已超越了義大利人。義大利人受到行業規定的限制、稅收高和工資成本高的阻礙，未能生產出適應不斷變化的口味的產品。因此，1560年至1580年間，佛羅倫薩的毛織品產量平均每年是3萬匹，但在1590年至1600年間卻下降到1.3萬匹，而到1650年只有6000匹。同樣，威尼斯的毛織品產量大約在1600年時是2萬匹至3萬匹，但到1700年卻下降到2000匹。義大利和北歐國家之間的這種差距因殖民地貿易的日益重要而進一步加大；義大利城市由於沒有海外殖民地而被排除在殖民地貿易之外。

按照現在的說法，曾經是中世紀歐洲發達地區的義大利此時變成了欠發達地區。因此，義大利只能以向北歐國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麥、羊毛和生絲）來換取工業產品。這就意味著城市和貴族在義大利不再占主導地位，他們的重要性正為具有封建特徵的土地擁有者所替代。於是，文藝復興的經濟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三、文藝復興的遺產

文藝復興並不是僅發生在義大利的個別現象，它的新事物在16世紀傳到了北歐。這些傳播者是義大利的外交官、受北歐國家君主僱傭的意籍將軍和加快書籍和思想傳播的印刷製品。在北向傳播的過程中，文藝復興的特徵發生了一些變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主要體現在文學和藝術領域，在北歐則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領域。但這也不是絕對的，比如德國畫家阿爾布雷希特·丟勒（1471—1528年）和小漢斯·霍爾拜因（1497—1543年）的作品、芬蘭畫家凡·艾克和皮特·勃魯蓋爾的作品就很明顯。勃魯蓋爾是北歐最不正統和最具社會意識的藝術家。他從前輩的傳統主題——宗教事務和對處於奢侈環境中的商人家庭的描繪——中脫離出來，主要描繪農民日常生活的景色。他還用藝術來反抗西班牙人在荷蘭的統治，如他的繪畫作品《無辜平民大屠殺》描繪了西班牙士兵殺戮婦女和兒童的場景。

圖134 勃魯蓋爾表現西班牙士兵殘酷屠戮婦女兒童的《無辜平民大屠殺》。

北歐識字的人比東南歐地區的人更普遍，因此印刷品在該地區的影響特別大。大量的印刷品自然引起了大眾對政治和宗教問題的焦慮，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宗教改革和隨後爆發的宗教和王朝戰爭。印刷製品還刺激了早期現代歷史上全國性文學流派的發展。路德對《聖經》的翻譯奠定了德國現代文學的基礎。同樣，詹姆斯國王版的《聖經》和莎士比亞（1564—1616年）的戲劇奠定了英國現代文學的基礎。在西班牙，米格爾·德·塞萬提斯（1547—1616年）以其小說《堂·吉訶德》也為民族語言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法國，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和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年）充當了這一角色。這些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在1653年法蘭西學院建立時無疑得到了承認，建立這個學院的目的是正式規定民族語言的詞彙和語法。

最後，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說，文藝復興的重要性在哪裡呢？很明顯，對人的重新強調和對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強調，顯然比之前的中世紀的觀點更能導致海外擴張。另一方面，這一點很容易被誇大，因此需要認真地加以限制。事實上，歐洲的文藝復興並不是以科學為導向的。其代表人物對美學和哲學精神的重視更甚於客觀主義和懷疑主義。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紀的某些思想方式。他們堅持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們所說的能將其他金屬變成黃金的石頭。他們仍然相信占星術，並把它與天文學相混淆。

圖135 文藝復興時代印刷品的一頁。印刷製品使得文藝復興時代知識的傳播成為可能。但是，當時沒有什麼比《聖經》更能激發人們的思想。隨著1454年古登堡版《聖經》的發行，學者們能得到可靠的和標準的《聖經》，因此能對《聖經》進行討論和爭論，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伊比利亞海外擴張的先驅者絕對不是“文藝復興人”。例如，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代的人描述為一個剛硬、虔誠、具有騎士品格的苦行者，而不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儘管亨利是水手和地圖繪製者的慷慨資助者，但他對學術和藝術並不感興趣。據說，他資助薩格雷斯一所天文和數學學校的故事也是虛構的。因此，“新知識視線”迅速擴大的刺激作用，並不說明1500年以前歐洲向外擴張的根源，更多的是說明1600年以後知識爆炸所提供的推動力和不可抗力。的確，歐洲的擴張就其本身而言十分重要。事實仍然是西歐有一個知識蓬勃發展的時期，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則沒有這個時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本差異。

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學院強調神學、法學、修辭學，從而犧牲了天文學、數學、醫學。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不知道也完全沒有興趣瞭解西方正發生的一切。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基督教異教徒能教給他們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不過，常常會有一位極富遠見的人警告人們留意這張將奧斯曼帝國與臨近基督教世界分離開來的知識鐵幕的危險性。其中一個聲音來自卡提比·舍勒比——17世紀上半葉土耳其著名的書志編纂家、百科全書作家和歷史學家。由於家境貧寒，他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但這恰恰就是一件幸事，因為這使他免受了當時那種典型的奧斯曼教育，即對膚淺的、專業分類過細的穆斯林神學的專門研究。他的自學經歷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能接受西方知識的原因。

舍勒比的作品之一是一本篇幅短小的海軍手冊，此書是他根據1656年奧斯曼艦隊在海上遭遇的一次慘敗而編寫的。在該書的前言中，舍勒比強調了掌握地理科學和繪製地圖的必要性。

對掌管國家事務的人來說，地理科學知識是必須掌握的。他們可以不知道整個地球是什麼樣的，但至少應該知道奧斯曼帝國和相鄰國家的地圖。這樣，當他們必須派部隊作戰時，就可以在熟悉情況的基礎上進行，從而使攻擊敵區、保護和守衛邊境地區成為一件更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學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的，即便他們是當地的老兵，情況也是如此。這樣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繪出自己家鄉地區的地圖。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證明學習這門科學的必要性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異教徒透過應用和尊重學問中的那些分科，發現了新大陸並侵佔了印度的一些市場。[1]

舍勒比明瞭歐洲的知識進步與海外擴張的聯絡。舍勒比在他1657年臨死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中，告誡他的同胞，如果不放棄教條主義，他們將很快會“用張得像牛眼一樣大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他的預見是先知先覺的。土耳其人仍然固守著他們的宗教矇昧主義，他們像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基督教異教徒用他們的新知識最終不僅成為美洲大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代伊斯蘭教帝國和儒教帝國的主人。

四、德國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一詞像“文藝復興”一詞一樣容易使人產生誤解。馬丁·路德開始是一個改革家，但最終卻成為一個革命家，被迫用他的基本信念的道理反對和抵抗羅馬教會的基本理論。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釋為對教會某些弊病做出的反應，其中包括：許多傳教士的文盲狀況、有些牧師包括教皇的放蕩生活、對宗教場所的出售、（不受教會法律約束的）特許和（免除罪惡的）豁免。這些弊病很容易激怒人們，但它們只是新教徒進行宗教改革的藉口，而不是根源。的確，當宗教改革開始時，教會內部虔誠的天主教徒也開始了他們的改革嘗試，以改變這些情況。為了解釋這一打破一體化的古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變動，有必要透過這些弊病去考察某些已建立了數世紀之久的歷史力量的背景。

其中一個因素是，14世紀的“巴比倫監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當時法國國王腓力四世計程車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繼這一逮捕之後，是教廷遷至阿維尼翁，在那裡教皇不得已從屬於法國勢力。對教皇的威信損害更大的是14世紀末的“教會大分裂”事件。兩個教皇，一個在羅馬，一個在阿維尼翁，各自宣佈是聖彼得的合法繼承人，並把對方逐出教會。宗教改革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早些時候的異教徒如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的異端學說。後者於1415年在康斯坦茨會議的火刑柱上被燒死，但是一個世紀後，當路德宣傳與他相近的教義時，他的追隨者們仍然存在。

宗教改革還有其政治因素，如北歐國家中民族觀念的增強和與此相關的各國“新君主”的出現。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作外國人，他無權干涉國家事務和在本國疆域內徵稅。這成為宗教改革的最後力量——大眾對教會收稅和遍佈西歐的教會的巨大地產十分不滿。經濟上的爭奪和前面提到的政治因素一起將在以下章節中作更詳細的闡述。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產階層和國家君主的利益，導致他們覬覦教會巨大的地產和各種金銀珠寶、藝術作品和豪華傢俱等鉅額的可動產財富。同樣讓人垂涎的是以什一稅的形式從各個國家源源不斷地流入羅馬的稅收，出售教會財產獲得的資金，大量的訴訟費、特許費和豁免費等。

圖136 胡斯被送上康斯坦茨的火刑柱時的畫像。執行死刑後，他的骨灰被撒入了萊茵河，以避免其追隨者將它作為遺物收藏。這幅鋼筆畫出自烏爾裡希·馮·李赫特爾的《康斯坦茨會議紀事》（約1450年）。

歷史力量的這一結合最初在德國達到了爆發點。因為當時這裡聚集了一百多個公國——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縣城和公爵領地——它們的統治者太軟弱，無法抵抗強大教會的過度勒索。其中一個例子是，1517年，教皇決定在整個歐洲兜售大量的贖罪券，以獲得維修羅馬聖彼得教堂的費用。在德國引起宗教改革的這些贖罪券承諾赦免“你所有的罪惡、犯罪和放縱，不管這些罪孽有多大……因此，當你死的時候，懲罰的大門將被關閉，快樂的天堂之門將被開啟……”正是在反對這種“不受約束地宣揚赦罪”的過程中，當時還是維滕貝格大學牧師的路德將他的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到了教堂門口。他的大多數主張並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確表明，“上帝之語”並不在教會的說教裡，而在《聖經》裡，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會的權威。

圖137 馬丁·路德和維滕貝格改革派與薩克森的選帝侯約翰·弗雷德裡克（1532—1547年）在一起，此畫約作於1543年。左邊第一個為路德，前排右邊第一個為菲利普·梅蘭希通（此油畫作者為小盧克斯·克瑞雷奇，1515—1586年，德國人。規格為27-5/8×15-5/8英寸）。

教皇利奧十世把此事當作“修士們間的爭吵”來處理，但那些論文很快就被翻譯成了德語並被印出來，廣為傳播。公眾的熱烈反應表明，路德的論綱表達了全國民眾深感不滿的心聲。隨之而來的公開辯論使得路德清楚地說明了他的以信仰為核心的基本學說的革命含義——教會的宗教場所和宗教儀式並不是個人與上帝之間必要的中介。1520年12月，路德和教會徹底決裂，宣揚早些時候的威克里夫和胡斯的異端學說是“最信基督教”的教義，並將教皇的驅逐訓令燒燬；次年，他被召喚出席在沃爾姆斯召開的皇家議會。路德拒絕改變其主張，他說：“除非你們能用《聖經》或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服我。”皇帝強行透過了譴責這個頑固修士為異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薩克森的選帝侯弗雷德裡克在他的城堡為路德提供了避難所，使他免遭胡斯的命運。

在該流放地，隨後幾年路德忙於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和建立德國獨立的教會。國王查理五世由於捲入了與法國人和土耳其人的戰爭，無暇來徹底消滅這一正在傳播的異端學說。到1546年，他剛從戰爭事務中脫身，便開始鎮壓信奉路德教的王公以恢復教會的統一。他的這一做法得到了教皇的鼓勵，併為他提供了資金和軍隊。但是，路德派教徒在施馬爾卡爾迪克聚集起來，並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國國王的支援，該國王更關心他的王朝而不是宗教。雙方的鬥爭毫無結果地拖延著，直到簽署《奧格斯堡和約》（1555年）才告結束，該和約賦予德國國王選擇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並將其強加於他們的臣民的權力。這樣，德國宗教改革的最終結果就是在這個國家大致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幾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五、德國以外的宗教改革

《奧格斯堡和約》為各種異端學說的湧入敞開了大門。奧格斯堡教區承認路德教是天主教信仰以外唯一可以選擇的信仰。但是，新教教會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的新教派在歐洲大陸擴散。路德的個人解讀《聖經》的基本學說必然導致對《聖經》的不同解釋，從而產生各種新教派。例如，在瑞士，約翰·加爾文同路德一樣反對透過“善行”獲得拯救的教義，但也反對路德的透過“信仰”獲得拯救的說法。加爾文宣揚宿命論——每個人的命運在他出生前就由上帝決定了。“因此，根據《聖經》的明確教義，我們斷言，透過永恆、不變的意圖，上帝始終決定著誰可以被拯救，誰將被毀滅。”加爾文與路德的不同之處還在於，他主張教會應積極干預社會事務，以保證消滅各種異端學說、褻瀆神明的言行和邪惡行為。他在日內瓦主事時期（1541—1564年），他的長老院將這座城市改造成了一個基督教社群，它的嚴肅和神聖使遊客感到震驚。而且，印刷品的效力使得加爾文把日內瓦變成了改變宗教信仰運動的總部，並極大地影響了波希米亞、匈牙利、荷蘭、蘇格蘭、英格蘭等國和在海外的美洲13個殖民地。

新教中一支完全不同的教派是再洗禮派，它的宗教的和社會的激進主義使其遭受了天主教、路德教派以及加爾文教派的迫害。依據路德的每個人都應遵循自己的意識的理論，再洗禮會教徒要求完全的宗教自由，包括政教分離。同樣激進的是他們的社會學說——他們反對個人積累物質財富、反對階級和地位差別、反對服兵役和反對因發動戰爭而需交納的稅收。這些信條損害到了整個宗教和政治組織的權威，因此，再洗禮教徒在整個歐洲受到迫害和遭到大規模屠殺也就不足為怪了。胡特爾派和門諾派是他們中的倖存者，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才得以維持到今天。

決定一國宗教最重要的因素幾乎總是它的國王的決定。假如他支援與羅馬分裂，宗教改革就會取得勝利；如果他反對分裂，宗教改革就會失敗。有非常大的利益等著國王選擇支援新教教會。如果他成為全國教會的首腦，而不是接受教皇封賜的權力，他的政治權力就會增加。他的經濟地位也會提高，因為他可以沒收教會的土地和動產，還可以制止流向羅馬的稅收。儘管反對教皇有這些好處，但保持忠誠的國王和與教皇分裂的一樣多。一個原因是擔心遭受由教皇支援的查理五世的帝國軍隊的攻擊。另外，很多國王發現，如果他們保持天主教身份，可以從教皇那裡得到與成為新教徒國王可能得到的差不多的政治和經濟特許權。因此，在路德死後，歐洲的宗教地圖是各種教派大混合的局面。

這一宗教的版圖最終顯示，幾乎有一半的德意志邦國信仰了路德教派，此外還有波羅的海的日耳曼語地區、丹麥——挪威和瑞典——芬蘭的斯堪的納維亞王國。在英國，亨利八世仍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義的好教徒，他和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國王一樣，控制著天主教的牧師。但是，亨利最終還是建立了獨立的英國教會（1534年），因為他決定與來自阿拉貢的妻子凱瑟琳離婚。教皇沒有答應他的請求，因為凱瑟琳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姨媽，而查理的軍隊在幾年前剛洗劫了羅馬。因此，亨利成為新英國國教的首腦，為了確保貴族的支援，他將沒收的教會土地分給了他們。但是，在他在位時期，新教會仍然堅定地維持天主教的教義和儀式，僅有的改革是把《聖經》翻譯成英文。亨利的繼任者則根據他們個人的愛好進行了改革——愛德華六世（1547—1553年）轉向了新教，瑪麗（1553—1558年）又回到天主教，伊麗莎白（1558—1603年）則選定溫和的新教。

在荷蘭（包括現在的荷蘭和比利時），宗教爭端和政治爭端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長年的戰爭。荷蘭北部諸省的多數人都成為了加爾文教派的信徒，這與虔誠的天主教教徒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發生了衝突。政治上的差異也包括在這一衝突中，荷蘭人反對腓力二世干涉他們所認為的國內事務，還對他徵收的重稅和限制商業不滿。1566年，荷蘭人的抵抗爆發成為爭取國家獨立的第一次現代革命。當英國女王參與支援荷蘭反叛者時，這場革命轉而變成了國際戰爭。1588年，腓力二世做出反應，將由約130艘戰船組成的“無敵艦隊”向北派遣。但是，機動性更強的英國戰船迫使無敵艦隊向北繞過蘇格蘭，又向南回到了西班牙——回來的是一支被戰敗的、被摧毀的原遠征隊的殘餘。血腥的戰爭一直持續到1609年達成一項妥協辦法後才告結束；該辦法承認北部諸省以荷蘭共和國的名義獲得獨立，而南部比利時諸省仍處在西班牙的統治下。

圖138 《聖巴託洛繆慘案》由當時的新教徒畫家弗朗索瓦·迪布瓦所作。在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中，巴黎有3000名新教徒被殺，整個法國估計還有2萬人被殺。這場大屠殺使法國的宗教鬥爭從政治權力的爭奪變成了一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生死存亡的戰爭。

與此同時，加爾文派正在法國傳播，在這裡它的擁護者被稱為胡格諾派教徒。這裡的王朝不準備加入新教，因為弗朗索瓦一世透過《布羅格納條約》（1516年）幾乎完全控制了他所統治的地區的教會組織及其收入。他的繼任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殘酷地迫害胡格諾派教徒。只要擁有一本《聖經》就足以被指控為異教徒。亨利的死給了胡格諾派教徒一個機會，因為不論是太后凱瑟琳，還是她軟弱的兒子，都沒能像伊麗莎白在英國那樣得到大眾的支援。儘管凱瑟琳試圖找到和解辦法，但整個國家卻分化成對立的兩大派：不斷發展壯大的胡格諾派和人口占大多數的天主教派。隨之而來的宗教戰爭在聖巴託洛繆慘案（1572年8月24日）中達到頂峰，當時全國成千上萬的胡格諾派教徒被殺害。即使是這樣的殺戮也不能使新教信仰屈服，鬥爭仍在繼續；胡格諾派教徒得到了英國、荷蘭和德國新教團體的支援，而天主教派教徒則得到了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給予的人力和資金上的援助。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頒佈保障胡格諾派教徒心靈自由的《南特敕令》時，和平才得以恢復。在一個國家內給予兩種宗教以法律承認和合法地位，這種解決方法是歐洲宗教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可與允許一個國王在兩種宗教之間做出選擇的《奧格斯堡和約》相媲美。

六、天主教改革

以前，天主教改革被認為是“反宗教改革”，但是今天，歷史學家已經承認它並不僅僅是一場反新教運動。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路德時代，因此，天主教改革是與新教改革相似的一場宗教改革運動。在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初期，各國的天主教領袖開始整治教會中的弊病，重新提出一些精神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建立了新的宗教秩序，如嘉布遣修會（Capuchins），以此恢復對天主教的虔誠和促進社會服務。但是，這些早期的改革家趨於冥想和貴族化，未能喚起民眾或贏得羅馬高層教會的支援。直到路德的挑戰在德國變得非常嚴峻時，天主教的改革才成為一個有活力和有效力的運動。教會中的改革者對發動一場針對新教徒的反抗運動猶豫不決，擔心會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可挽回的分裂。教皇長期無視路德，認為他僅是過去眾多批判家和異教徒之中的一個，總是會被鎮壓或轉化過來的。直到16世紀末，教皇保羅三世（1534—1549年在位）和他的三個繼任者主持羅馬教會時，天主教教皇才意識到新教的重要性，並採取了適當的措施。

保羅三世採取的兩項措施，在決定天主教改革的程序和特點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是他召開了“特倫託會議”，該會議在1545年至1563年間斷斷續續地舉行；二是1540年他批准建立了耶穌會。“特倫託會議”的主要成就是以堅定的反新教派的措辭重申了傳統的天主教教義，並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消除教會中的弊病和恢復教會紀律。這些措施包括：禁止出售贖罪券，禁止任何主教佔有一份以上的薪俸，規定每個教區必須修建一座神學院培訓牧師，出版天主教教徒禁止閱讀的書籍的目錄。

耶穌會是由西班牙巴斯克貴族依納爵·羅耀拉（1491—1556年）建立的。羅耀拉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負傷，在養傷中他閱讀了各種宗教小冊子，從而引起了嚴重的信仰危機。他決心改變過去那種玩弄女性和惹是生非的生活，全身心地為上帝服務。他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起，按軍隊方式建立了耶穌會。它的成員不像早些時候的天主教改革者那樣過著冥思苦想的生活。相反，他們把自己看作耶穌的戰士，嚴格遵守羅耀拉最早在其《屬靈操練》中的規定，無條件服從“教主教會”。

正是這些耶穌會會士的風紀和戰鬥精神保障了“特倫託會議”改革措施的實施。許多成員擔任了異端裁判所的法官；異端裁判所建於1542年，目的是剷除任何地方出現的異端學說。其他成員建立了學校，培養新一代牧師和世俗民眾對神學的確信和信心，這使得新教徒感到十分畏懼。耶穌會會士和外交官主要負責消滅奧地利、巴伐利亞和波蘭這些國家的新教派勢力，在這裡該會轉化了許多異教徒。除在歐洲與基督教異教徒進行鬥爭外，耶穌會會士還將他們的做法擴大到全世界，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異教徒中傳播上帝的福音。耶穌會會士——如在日本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在中國的利瑪竇、在印度的羅伯特·德·洛比利和在美國的教父雅克·馬凱特——的職業生涯體現了他們活動的性質和內容。

七、宗教改革的遺產

宗教改革的遺產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了教義上的爭執和互不相容，從而導致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戰爭。由此造成的西歐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迫使爭論不休的各宗教派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任何一個教會想要獲得全世界的壟斷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從此，各教派逐漸接受和履行宗教的寬容；這是一個十分緩慢且爭論不休，以致至今仍未完全完成的過程。宗教改革在涉及個人地位的問題上同樣是模稜兩可的。路德支援以個人的方式來解讀《聖經》，但是，當這導致再洗禮會教徒的激進主義和農民暴亂時，他又呼籲各國當局消滅“燒殺掠奪的民眾”。然而，強調閱讀《聖經》的確提高了大眾的識字率，為宗教以外的書籍和思想的傳播敞開了大門。

宗教改革在對婦女地位的影響方面也是含糊不清的。在某些方面，宗教改革促進了婦女的進步。新教派領袖拒絕接受中世紀天主教信奉的禁慾是道德高尚的觀念。相反，他們認為婚姻生活至少有三個好處：生兒育女、滿足性慾，以及伴侶間的相互幫助和照顧。這種對婚姻和家庭的態度促進了單一的男女道德標準的新概念，也促進了同樣新穎的觀念，即將結婚的新郎或新娘有權拒絕原定的婚姻。當然，這種新舊觀念的轉變是緩慢的和不穩定的。新教的神學家極力反對男女間的通姦行為，但實際做法卻遠遠落後於這些規定。同樣，如果小夥子沒能挑選到合適、“相配”的妻子，他們將會被認為是愚蠢的“可憐蟲”，這種當時盛行的觀念往往為父母們所強調。

新教派的主要領袖從來不考慮婦女地位，也未對此進行過系統的重新評價。他們強調夫妻之間應相敬相愛，但又認為丈夫在家庭中的首要地位是理所當然的。路德對這一點說得很明確：“男人有寬廣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而女人有狹小的胸膛和肥大的臀部，因此，女人更應待在家裡、坐著不動、操持家務、生兒育女。”[2]

與主流新教派有著很大不同的是一些激進的分支教派，如羅拉德派、再洗禮派和平均派。他們主張離婚自由，允許女人參加教會管理機構和佈道，甚至有點支援男女之間的性自由。這些派別超越了他們的時代，不僅是出於政治原因，而且還有技術原因。英國平均派領袖格拉德·溫斯坦利承認家庭之外的性自由會給母親和孩子以傷害，“因為男人會離開他們，認為她們不如別的女人……當他經歷了這種快樂之後。因此，你們女人們就得小心……為了追求他們的自由，他們會尋找別的女人”[3]。溫斯坦利承認在沒有有效的節育措施之前，只有男人才有性自由。

最後，就宗教改革的直接遺產而言，它把中世紀統一的教會拆散成大量當地的地方性教會——有些是國家級的，有些是王侯級的，有些是省級的，有些則侷限在一個城市。所有這些地方教會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由世俗統治者控制。不管教會是仍堅持天主教教義，還是擁護新教信仰的一個派別，都是世俗當局控制著神職人員的任命和教會的財務。宗教改革直接的和決定性的遺產是權力由教會向政府的轉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改革代表了現代民族國家發展程序中的一個階段——這是下一章的主題。

［推薦讀物］

關於這一時期標準通史的著作有：W. K. Ferguson所著的Europe in Transition: 1300—1500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62）: E. Breisach所著的Renaissance Eruope: 1300—1517 （Macmillan出版社，1973）；全球通史的著作有：J. L. Abu-Lughod所著的Before Europe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9）；E. Troeltsch所著的Protestantism and Progres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ism to the Modern World （Beacon出版社，1966）和E. I. Eisentein所著的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vol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9）。

關於這幾個世紀歐洲婦女的地位問題，S. M. Wyntjes的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見R. Bridenthal和C. Koonz所編的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 pp. 165-191）作了總結；R. Baintond的兩項研究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nd Italy和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France and England（Augsburg出版社，1971 and 1973）對這一問題作了詳盡分析。

［註釋］

[1]Cited in manuscript by L. V. Thomas, “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50-1800.”

[2]Cited by S. M. Wyntjes, “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1977）, p. 174.

[3]Cited by C.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Viking，1972）, p.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