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西方擴張時的儒家世界

我們不必被中國人的成就迷住心竅，以致竟承認其帝國體制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好的。

——伏爾泰，1764年

與當時的中東和南亞的伊斯蘭世界相對應的是東亞的儒家世界。正如伊斯蘭世界為奧斯曼帝國、薩非帝國和莫臥兒帝國所統治那樣，儒家世界為中國所統治；其外圍是朝鮮和日本。這兩個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頗為相似：它們都是以農業為基礎、具有內向性的社會。它們的變化速度緩慢，且侷限在從較早時代承襲下來的基本結構內。另一方面，儒家世界因其無與倫比的統一性而與伊斯蘭世界大為不同。類似奧斯曼帝國境內各種巴爾幹基督教團體的那種頑固不化的少數派集團、類似莫臥兒帝國境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那種宗教不和，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的這種內聚性，並非當時才有的一種新現象；它從數千年前中國文明的早期階段起就有了，並一直持續到今天。實際上，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文明。

一、中國文明的連續性

中國文明之所以能綿延久遠，一個原因在於地理方面：它與人類其他偉大文明相隔絕的程度舉世無雙。地中海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羅馬連線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與中東、非洲和東南亞相互影響。相反，中國在其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四面一直被山脈、沙漠和遼闊的太平洋所隔斷。這種與世隔絕的意義在於，它使中國人能在較中東或印度諸民族更少面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國的文明更具連續性，也更為獨特——中國與歐亞其他偉大文明之間，有著較後者相互之間更為根本的差別。

中國的人口龐大無比，也有助於文明的連續性。中國從一開始起，就能供養很可觀的人口，因為那裡的土壤和氣候條件結合得都很好。每年天氣暖和的幾個月裡，季風雨降臨，使長江南岸的一些地區的農作物能一年兩熟；這種情況與中東和歐洲平均一年一熟的情況迥然不同。而且，中國水稻的畝產量比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種植的小麥或大麥的畝產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紀的人口調查結果是，中國漢朝擁有人口 5950 萬——比羅馬帝國在其疆界達到最大範圍時的人口還要多。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首次到達中國時，中國的人口為1億多，超過了整個歐洲的人口。到19世紀中葉西方用炮艦強行開啟中國大門時，中國的人口已激增到4億以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從美洲引進了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類的糧食作物。

如此巨大無比的人力資源，使得中國人能夠不管事態的發展如何，始終保持自己的特點。他們被蒙古人和滿人征服、統治過，也遭受過西方的一再打擊和破壞，但最終，由於人數和文化上的優勢，他們總能同化或者驅逐入侵者，總能選擇外來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國從未像歐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時或者像中東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時那樣，被迫接受來自外界的大規模變革。

構成中國內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著一種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各地區的中國人，儘管各自所操的方言彼此間猶如義大利語之於德語、瑞典語之於西班牙語，頗為不同，但都懂得這種書面語。其原因就在於，它由表示意義或物體的漢字組成。這些漢字的發音，在中國的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漢字，不管其發音如何，含義卻是同樣的。西方類似的情況是阿拉伯數字系統：例如，“8”這個數字在義大利語、瑞典語或英語中的發音是不同的，但“8”這個符號的含義在這三種語言中卻是相同的。這種共同的書面語是為中國提供統一性和歷史連續性的一種重要力量。實際上，它對整個東亞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為中國的文字書寫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為周圍包括日本人、朝鮮人和部分東南亞人在內的大部分民族所採用。

與共同的書面語有關的，是非凡的國家考試製度（科舉制度）。這一制度，中國推行了1300多年之久；他們透過考試，品評人才的優劣，為政府機構配備文官。“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句儒家箴言表達了中國人的基本信條：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依靠法律和制度——西方正是這麼做的——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中國的這一制度達到充分發展時，是由一系列的考試組成的：它們從下到上的順序首先是地區和縣城的縣試，然後是省城的鄉試，最後是京城的會試。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數學和政治時事等。不過，漸漸地，這些考試開始集中於文學體裁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的結果是形成一種制度，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尊敬和羨慕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一味順從的性格。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做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但是，促成中國文明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許是通稱為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面的遺產。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誨組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其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夫子”的拉丁語化的詞形——同中國大多數思想家一樣，主要關心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建立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幸福的社會。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還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哲學。正如個人應服從家庭那樣，家庭應服從皇帝。然而，皇帝又應當作慈父的楷模；這隻有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因此，孔子是一種偉大倫理傳統的創立者，這個傳統所在的文明，由此比任何其他文明更專注於倫理價值。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始於公元前1500年前後。以上這些因素都是解釋自那時以來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所必不可少的。中東的歷史有著明顯不同：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傳播了新興的希臘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種族、語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變化。印度的情況也一樣：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後，遭到穆斯林入侵；這些入侵都使印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歷史的發展則從未被這種地震般的劇變動搖過。儘管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並兩度為外來王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只是擾亂而並非改變中國。中國有史以來所經歷的，僅僅是侷限於傳統框架的王朝的興亡替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圖127 孔子施教圖。孔子正教給弟子們建立一個幸福、有序的社會的學說。

二、王朝的更替

這種週期性的改朝換代，可以用中國歷史中反覆出現的某些特點來解釋。每個新王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新王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並透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充套件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但漸漸地，王朝由於個別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墮落和貴族集團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爭而遭到削弱。這種腐化墮落和派別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著最終靠生產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賦稅趨於增長，還因為對外戰爭耗資巨大，而皇帝又採取了准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於是，隨著政府越來越懈怠，農業所必需的灌溉系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

因此，越來越陷入窮困的農民不得不承擔起日益加重的稅收負擔。當農作物歉收和饑荒也不可避免地到來時，爆炸點降臨：反抗政府稅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義爆發了。總有一天，這些區域性的起義會擴大為普遍的暴動。這些普遍的暴動轉而又招來遊牧民的入侵，尤其是因為帝國軍隊本身到這一階段已淪於勉強維持的境地。內部造反和外來侵略相結合，通常預示著新迴圈的開始——舊王朝瀕臨滅亡，新王朝日漸來臨。

中國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興起於黃河流域北部。那時，中國人已學會織造絲帛，發明了他們獨特的文字系統，掌握了製作美觀的陶器和青銅器的技術，並已開始根據文化上而非種族上的優勢明確區分“中國人”和“蠻人”。

圖128 商代晚期的亞醜鉞，兩肩有稜，弧形刃，器身為透雕人面，鉞正反兩面銘“亞醜”二字。

繼商朝之後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雖歷時很久，卻未能建立穩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結構略相似於中世紀的歐洲。周有許多封國，它們無視周名義上的最高領主地位，彼此征戰不休。不過，這種動亂不寧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國知識分子急急反省。他們對人性和社會本質的思索，終至形成了中國文明諸偉大的哲學體系和文學經典。儒、道兩派學說就是此時發展起來的；因此，與歐洲整個中世紀一樣長久的周的數百年，作為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時代，至今仍引人注目。

周以後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儘管存在時間短暫，卻用一個組織得很嚴密的帝國結構取代了周的分封制；這種帝國結構儘管偶爾也有失誤，卻一直持續到1911年最後一個王朝被推翻時才告終。該結構包括一個獨攬大權的皇帝、一個訓練有素的有效的官僚機構、一個軍用馳道網和北方的長城；所有這些使中國得以維持世界上最穩定、最持久的統治。

繼秦之後的漢朝（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東漢，25—220年），以向四方擴充套件中國疆域——西至中亞、北抵今天的中國東北地區、南達中南半島——而著名。漢帝國在範圍、人口、財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碼堪與當時的羅馬帝國相媲美。漢以後，經過一段時期的混亂，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後崛起。它們雖然有了某些變更和改進，但仍代表著傳統文明的繼續。

宋以後的元朝（1279—1368年）是獨特的，因為它是蒙古人而非漢人的王朝。實際上，這些蒙古人當時已侵佔了歐亞大部分地區，因此，那時的中國僅是一個東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龐大帝國的一部分。但是，這些蒙古統治者，人數上較之他們千百萬的中國臣民，少得可憐，而且得不到漢貴族和農民的擁護。他們以征服者身份進行統治，對漢人的制度或者漢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沒作什麼讓步。因此，當他們的軍事力量衰落時，其政權也就為起來造反的農民和心懷不滿計程車大夫所推翻。

漢人驅逐蒙古人後，又受到另外兩個王朝即漢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滿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統治。滿人跟蒙古人一樣，成功地統治了中國，因為他們在維持對政府機關的控制時，給漢人士大夫以顯赫地位和參政機會。傳統的制度和習俗——農業經濟、儒家生活方式、選拔政府官員的考試製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統治——一直在順利地、令人滿意地繼續著。

假如在普通的時代，這種秩序和持久或許可看作倖事。但是，這些世紀卻見證著一個生氣勃勃的新歐洲的崛起——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統治迅速擴大到全球的強大的民族國家崛起的世紀。在這樣一個時代，穩定成了禍事，而非幸事。中國不僅看起來，而且事實上也是相對靜止的、落後的。不斷變化和“進步”的觀念，儘管那時在西方被認為理所當然，但依然不合中國人的思想。明朝時中國人中止引人注目的海外遠征的決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國人與歐洲人對世界的態度的根本差別（見第二十一章第五節）。

三、與西方的早期關係

中國與西方之間，直到歐洲繼哥倫布和葡萄牙航海者遠航探險之後、進行海外擴張時，才持續不斷交往起來。1514年，葡萄牙商人與廣州通商，1557年，他們又在澳門設立了永久的商業根據地；這時，中國開始直接感受到生氣勃勃的新興歐洲的影響。這些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織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黃金；同時，作為回報，他們又推銷東印度群島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幹皮，帝汶島的檀香，爪哇島的藥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薑。歐洲的貨物一樣也沒捲入；原因很簡單，它們在中國沒有市場。這些葡萄牙人純粹充當著亞洲內部貿易的運貨人和中間人的角色。

17世紀早期，荷蘭人和英國人終於前來，向葡萄牙對中國貿易的壟斷地位發起挑戰。他們均未得到中國官方關於通商的許可，因此，在此後數十年中，荷蘭人和英國人一直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並進行非法貿易。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向所有國家開放貿易，不過，貿易地點僅限於廣州和澳門。英國人不久便獲得了這一貿易的最大部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日漸增長的商業和工業優勢，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設在印度的無可比擬的活動根據地。

圖129 俄國遠東擴張圖。俄國人橫穿西伯利亞地區，沿黑龍江設定貿易站，企圖開通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以基督教傳教士作為翻譯和顧問，中俄《尼布楚條約》於1689年簽訂。

當時，西伯利亞的俄國人也正在試圖開展同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人以同樣方式做出反應：嚴密地控制和限制貿易。《尼布楚條約》（1689年）和《恰克圖條約》（1727年）規定，俄國人可以在兩國的三個鄰接點經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隊前往北京。中國人允許他們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師和三名副牧師，不過，其教團在中國京城的人數限制在300人。在這些條件下，少數貨物得到交換——俄國用毛皮、皮革製品、紡織品、牛、馬和玻璃製品交換中國的絲綢、茶、漆器和瓷器。

在這些較早的世紀裡，中國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僅限於耶穌會會士努力傳佈他們的宗教信仰方面。耶穌會數世紀的傳教活動的最終結果已被證明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考試製度和儒家倫理觀給歐洲留下的印象，較之歐洲的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國人依然極度自信和自足。他們將西方商人限制在極少數海港和邊境貿易站；處理國際事務時，些許例外也僅僅是承認納貢關係；他們只是對耶穌會關於科學和神學的教導表示過一時的興趣，但這些教導最終還是為他們所拋棄和遺忘。有史以來，極少有一個民族面對未來如此自信，卻又對即將到來的風暴如此缺乏瞭解。

四、日本吸收中國文明

較之中國，日本在16世紀歐洲人首次出現時，顯然是一個邊緣國家。這並不意味著日本人是原始的；實際上，他們已發展起一個複雜的、生氣勃勃的社會。歐洲人剛剛到來時，日本人最初的反應是積極的——有許多人皈依基督教——但很快他們便開始反抗這些“粗鄙無禮的蠻人”，並在事實上斷絕了與後者的一切聯絡。但是，日本人最終認識到，鎖國政策並不可行，遂開始研究西方的方式，並加以改變，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超越了長久以來一直是他們老師的中國人。

就日本歷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顯。這方面，日本列島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為類似。不過，前者較後者更與世隔絕；分隔日本列島和大陸的水域最近處相距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峽最窄處僅寬21英里。所以，日本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所敗之前，僅遭受過一次外來入侵的嚴重威脅，那是在13世紀遭蒙古人入侵。因此，就日本離大陸的距離來說，日本人近到可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受益，然而，又遠到能夠隨意地對外界事物進行選擇和抵制。

圖130 源賴朝（1147—1199年），鎌倉幕府的創立者，日本第一位幕府將軍。他是日本一系列實際統治者的創始人。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移民來的蒙古人種，不過，其種族的形成也得力於原先居住在日本群島的體毛旺盛的阿伊努人，可能還得力於來自南洋群島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早期的日本社會由許多部族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襲的祭司酋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臺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個鬆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權。其首領成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陽神——被奉為民族之神。

6世紀，中國文明開始大規模地傳入日本，破壞了這種部族組織。自朝鮮傳入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這裡起了同基督教在歐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間所起的一樣作用。由大陸渡海而來的學生、教師、匠人和僧侶，不僅隨身帶來了新的宗教，還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變革的動力最終導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於645年，試圖仿照中國唐朝，把日本改變成一箇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模式，日本全國劃分成若干國和郡，分別由國司和郡司治理；國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國家議會任命。

籌劃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為了加強天皇的權力，而且，是在將它們與前部族結構相比較後才付諸實踐的。但實際上，日本人改變和調整了他們從中國借鑑的一切東西。他們允許世襲貴族保有大地產，從而限制了天皇的權力。他們借用了漢字，但發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統。他們借來了儒家學說，但修改了其道德標準，調整了其政治學說，以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時還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們以唐都長安為榜樣，在奈良和京都先後建立了新的京城，但無論寺院、樓閣、神龕或庭園，都確實無誤地具有日本特徵。

五、德川幕府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進的中國的帝國組織體制明顯地生效了很長一段時期。不過，到12世紀，它已為日本種種封建制所破壞和取代。一個原因是，國司們沉溺於京都的享樂，往往將自己的權力、職責委託給地方部屬。另一原因是，強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團體總是渴求著土地，並常以暴力奪取土地。這些趨向使納稅土地的數量減少，從而意味著使自耕農的稅收負擔增加。於是，自耕農們或者逃亡到北部邊境地區，用武力驅走那裡的阿伊努人，或者將自身連同土地寄託給莊園主。這使他們可以免除賦稅，得到保護，但付出的代價是自己轉淪為農奴。這一過程的最後結果是，到12世紀末，納稅土地僅佔全部耕地的10%甚或以下，地方政權已由新興的農村貴族接管。

同時，由於帝國軍隊的瓦解，農村貴族還成為居支配地位的軍事力量。大化改新規定，凡20歲至60歲之間的男性國民都必須服兵役。但是，應徵士兵得自備武器和給養，而且，其固定賦稅不予減免。這一規定被證明是難以實行的，於739年被廢棄。政府軍職成為通常由頹靡的宮廷貴族擔任的掛名職務。結果，對阿伊努人的戰爭由農村貴族指揮。他們成為騎馬武士，並逐漸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國軍隊。這時，一種封建關係在農村貴族和他們的隨從即“侍”（字面含義是“為人服務者”）之間發展起來。這種關係以一種理想化的道德規範即“武士道”為基礎。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權利和禮儀上的權利，作為回報，他們須絕對服從其主子的調遣。

到12世紀，日本為一些相互競爭的封建領主集團所控制。最後，一個封建領主脫穎而出，從天皇那裡取得了“徵夷大將軍”稱號，並有權指定自己的繼承人。此後，日本為一系列幕府將軍所統治。他們控制著軍事力量，而天皇繼續在京都過著隱居生活。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它對全國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868年王政復古和明治維新開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繼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統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權的物質基礎在於幕府直轄領地。它佔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佈在全國諸戰略要地的大莊園組成，提供了防範有可能心懷敵意的大名的控制點。幕府最高職務均由德川家族成員或其家臣擔任。天皇從幕府得到的財政收入能維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宮廷貴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沒有政治職責或政治權力。

圖131 江戶時代的武將德川家康下令建造的一座城池——名古屋城。

使嚴格、世襲的等級結構永存，是德川幕府為防止任何可能破壞其統治的變化而做出的部分努力。居這一等級結構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貴族。絕大多數日本人是農民，為第二等級；它包括無地的佃農以及擁有從1.25英畝至85英畝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這些農民生產了稻米，歸根到底，供養了貴族。實際上，貴族也是用稻米來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確認的最後兩個等級，依次為手工業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時，長期的和平與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財富大大增加。德川幕府透過提倡儒家朱熹學派，為其政權奠立思想基礎。因為儒家強調孝順長者、忠於上級的美德，認為任何社會集團裡都該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權是絕對的、無可爭辯的，這一點甚至比在中國得到了更為明確的表達。對德川幕府來說，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還強調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統地位的倫理基礎和一切守舊的品德。這種意識形態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於服從於幕府將軍或大名的利益而與社會緊密地融為一體。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和諧遠遠超過中國，從而為民族團結和民族活動提供了根本基礎，為日本19世紀的明治維新提供了便利。

六、與西方的早期關係

德川幕府維持現狀的政策，一度因西歐人的闖入而受到威脅。16世紀中期，最早來到日本的是葡萄牙商人，他們發現，經營中、日兩國間的貿易可牟取厚利。由於倭寇的騷擾搶劫，明朝皇帝禁止與日本的一切貿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國的黃金和絲綢交換日本的白銀和銅，使生意大為興隆。葡萄牙商人將傳教事業和貿易活動結合起來。方濟各·沙勿略和耶穌會其他神父於1549年抵達日本，經許可到民眾中間傳道說教。他們取得了罕見的成功，原因顯然在於，他們的福音傳教士的改宗方法滿足了當時慘遭蹂躪的農民的情感需要。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時，荷蘭商人，還有少數英國商人，與葡萄牙人並肩活躍於日本。這些歐洲人之間的激烈競爭使日本人獲得了新的行動自由。他們此時能對傳教士採取行動而無須擔心貿易損失。而且，他們的確想限制傳教士，因為他們擔心傳教士的成功會破壞日本的傳統社會。1614年，德川家康頒佈命令：所有傳教士都必須離境，他們的信徒（這時已達30萬）必須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這個命令得到了無情的執行。作為一種控制手段，德川幕府還強迫天主教徒隸屬某一佛寺；許多教徒因拒絕而被處死，傳教士也遭到殺害。但是，區別商業活動和宗教活動往往是很困難的。因此，日本人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1624年，驅逐所有西班牙人，因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無人，看起來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強迫所有葡萄牙人離境，僅留下了荷蘭人；荷蘭人對傳佈天主教從未表示過興趣。此後，荷蘭人成了得到通商許可的唯一的歐洲人，不過通商僅限於長崎港的出島上，並受到嚴格的限制。這一孤立主義政策到1636年被進一步擴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國，違者處死刑。隨後日本便開始了其長達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時期。

制定這一排斥所有外來影響、保持國內現狀一成不變的政策，是為了使德川幕府的統治永存。實際上，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統一，並像法國大革命以前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那樣，受到中央集權制政府徹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為了這種安全和穩定，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價。日本沒有經歷過西歐在這一時期中所經歷的種種使自己充滿活力的歷史變革運動；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繼續，沒有宗教改革運動或反宗教改革，沒有海外擴張。對日本人來說，和中國人一樣，兩個世紀的令人寬慰的閉關自守的代價是，制度和科學技術方面落後了。這一點，在19世紀中葉歐洲人強行闖入與世隔絕的東亞世界時，變得非常明顯；而且，這種明顯對日本人較之對中國人來得更快。

［推薦讀物］

美國曆史協會歷史教師服務中心提供了有用的帶註釋的參考書目：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1961）、C. O. Hucker所著的Some Approaches to China’s Past（1973）和J. K. Fairbank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1968）。有關東亞文化的原始資料有：W. T. de Bary等人所著的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和R. Tsunoda等人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

對整個東亞的權威性研究的著作是E. O. Reischauer和J. K. 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標準的中國通史的著作有W. Rodzinski所著的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4）和C. O. 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該書分析了為何中世紀中國的科技才能未能導致一場工業革命的原因。日本比較歷史的著作有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rev. ed.（Knopf出版社，1970）；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rev. ed.（Prentice Hall出版社，1944）和該作者的權威性著作，A History of Japan, 3 vols.（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

最後，有關東亞與西方的最初接觸，見D. F. Lach所著的多卷本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W. Franke所著的China and the West （Blackwell出版社，1967）；G. F. 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 A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C. R. Boxer所著的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1948）、C. R. Boxer所著的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51）和J. D. Spence所著的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Viking出版社，1984），後者透過利瑪竇的經歷，描述了兩種文化有趣的並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