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西方擴張時的伊斯蘭世界

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土耳其人）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 布朗特，1634年

要回答為什麼哥倫布不是中國人或阿拉伯人這個問題，就一定要了解當時伊斯蘭世界和儒家世界的情況。在本章和下一章裡，我們將分析為什麼儘管中國和中東也都是高度發達和富足的地區，卻沒有出現西歐的擴張現象。我們將會看到，悖謬的是，正是這種富足和高度發達的水平使得他們自鳴得意、自我滿足，因而不能適應變化的世界。

一、現代伊斯蘭帝國的崛起

如果1500年一位觀察者在月球上觀看地球，他對伊斯蘭世界的印象一定會比對基督教世界的印象深刻得多。這位神話中的觀察者首先會對伊斯蘭世界的遼闊版圖，然後會對它不斷進行的擴張印象深刻。最早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半島上在宗教領袖穆罕默德領導下第一次團結起來的阿拉伯人。穆罕默德認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去警告人們“末日審判”終將來臨，去告誡他們忠實的報答是上天堂，邪惡的懲罰是下地獄。他要求信徒們履行一定的儀式，即伊斯蘭教的“五功”（包括每日祈禱、施捨、齋戒和去麥加朝聖等）。這些儀式和《古蘭經》的規訓合在一起，不但提供了一種宗教信仰，而且提供了一種社會法規和政治體系。信徒們感到他們彼此都是有共同使命的兄弟，這有助於團結當時還很渙散的諸阿拉伯民族。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後，阿拉伯人衝出了阿拉伯半島，並迅速擴張到中東的拜占庭帝國和薩珊王朝。然後他們向東擴張到中亞，向西方穿過北非，進入西班牙。到750年穆斯林擴張第一階段結束時，世界上已出現了一個從比利牛斯山脈到印度西部、從摩洛哥到中亞龐大的伊斯蘭帝國（見地圖19）。750年至1500年間，穆斯林又進行了第二階段的擴張。在這一時期，他們向西進入中歐，向北穿入中亞，向東突入印度東部和東南亞，向南深入非洲腹地；因此，伊斯蘭世界擴大了一倍，其面積遠遠超過歐亞大陸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東端的儒家世界。

地圖19 1500年前伊斯蘭教的擴張

不僅1500年左右，伊斯蘭世界是佔地最為廣闊的，而且那一時期以後，它還繼續大力向外擴張。那一時期裡，向外擴充套件疆域的並非如通常所以為的那樣，只有西歐。在基督教世界抵達海外的同時，伊斯蘭世界也正在陸上進行擴張。16世紀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獲取立足點，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陸征服一個帝國。不過當時，奧斯曼土耳其人——一個初居中亞並皈依了伊斯蘭教的民族——也正在闖入中歐。他們侵佔了匈牙利，並於1529年圍攻位於歐洲中心地帶的哈布斯堡帝國的首都維也納。同樣在印度，莫臥兒帝國傑出的皇帝也正在穩步地向南擴充套件自己的帝國，直到他們成為幾乎整個半島的主人。在其他地方，穆斯林的信仰繼續在非洲、中亞和東南亞傳播。

伊斯蘭教的不斷擴張，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有力地改變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過，穆斯林並不像基督教徒那樣慣於使用強制的手段——與這些措施相比，穆斯林商人和傳道士溫和的傳教說教要有效得多；他們在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中尤為成功。通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勸人改宗和推銷商品結合起來。商人的職業使他與所要勸服的人們建立起經常而密切的聯絡。此外，這裡沒有種族歧視，因為即使商人與村民們不屬於同一種族，他多半還是會娶土著女子為妻。這種通婚常常導致該女子的家庭成員接受伊斯蘭教。很快，孩子們也需要有宗教教育，於是學校建立起來，不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學，異教徒的孩子也一樣。他們學習《古蘭經》和伊斯蘭教的教義及禮儀。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伊斯蘭教自它創立之時起，在爭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遠為成功。即使在今天，伊斯蘭教在非洲與基督教的鬥爭中也不僅僅是佔據特有的優勢，因為它不僅極好地適應了非洲的各種土著文化，而且還十分順應當地普遍存在的對外來白種主人的基督教身份認同感。

除了不斷擴充套件疆域外，1500年前後的伊斯蘭世界還以它的三大帝國——地跨中東、北非和巴爾幹半島的奧斯曼帝國，波斯的薩非帝國和印度的莫臥兒帝國——而聞名於世。這些帝國當時都已臻於強盛，統治著伊斯蘭教的中心地帶。

這些帝國的崛起某種程度上歸功於火藥的發明及其在火器和火炮上的應用。這些新武器加強了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力量，正如它們與此同時加強了基督教歐洲的中心力量一樣。不過，火器絕不是可以說明這三個伊斯蘭帝國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領極有才幹，當時的形勢特別有利於他們去征服各自的帝國，這兩點同樣重要。現在，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這些因素是如何結合起來，使這三個伊斯蘭帝國得以崛起的。

奧斯曼帝國

建立這一以他們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國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來自中亞（而閃米特阿拉伯人則來自阿拉伯半島）、廣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數世紀裡，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斷地徙入中東富饒地帶。他們早在8世紀時就來到中東，滲入伊斯蘭教帝國，最初是充當僱傭兵。10世紀時，蒙古西征的壓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東，其中包括一支塞爾柱突厥人。這些新移民在1071年具有決定意義的曼齊克爾特戰役中大敗拜占庭軍隊，突破了小亞細亞沿托羅斯山脈的傳統邊界——該邊界已保護羅馬和拜占庭帝國達 1400 年之久。這一勝利使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成為塞爾柱帝國的一部分，只將西北角留給了拜占庭人。

不過塞爾柱帝國後來也經歷了衰落，分裂成許多獨立的公國或蘇丹國。13世紀後期，一撥撥新來的突厥移民使局面變得愈益混亂，其中有一夥人定居在塞爾柱帝國最西北的邊緣地帶，那裡距分隔歐亞兩大洲的戰略要地達達尼爾海峽還不到50英里。1299年，這夥人的首領，一個叫奧斯曼的人，向塞爾柱帝國最高統治者宣佈他的獨立；從這一低微階段開始，以這位原無名氣的奧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奧斯曼大帝國發展了起來。

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亞細亞奪取剩餘的拜占庭地區。到1340年，整個小亞細亞已在伊斯蘭教勢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過達達尼爾海峽，在加利波利建立要塞，從而獲得了他們在歐洲的第一個立足點。他們要想進攻歐洲，幾乎找不到比這更有利的時機了。當時，整個基督教世界衰落和分裂：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奪去了許多基督教國家居民的生命；災難性的百年戰爭使英法兩國無力動彈（這場衝突的起訖日期頗值得注意：戰爭開始於1337年，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們對小亞細亞的征服；結束於1453年，這一年土耳其人攻佔了君士坦丁堡）；義大利諸國因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長期爭鬥，也無力反對土耳其人；巴爾幹半島則由於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異教的鮑格米勒派三者間的宗教鬥爭，以及早已過了全盛時期的拜占庭帝國、塞爾維亞帝國和保加利亞帝國相互間的競爭而被無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與小亞細亞一樣，巴爾幹半島上的基督教農民也對其統治者極度不滿，以致他們對土耳其人的猛烈進攻很少抵抗或者不加抵抗。

這些情況解釋了奧斯曼人從他們在小亞細亞的基地向外擴張所取得的驚人成功。1384年，他們攻佔索非亞，其後不久，控制了整個保加利亞。5年後，他們在歷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戰役中大敗南斯拉夫人的軍隊，致使塞爾維亞帝國滅亡。這些勝利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的領地團團包圍。1453年，這座受圍困的首都被攻佔，從而結束了長達千年的拜占庭帝國的歷史。

圖123 蘇萊曼清真寺是伊斯坦布林最好的清真寺之一，其高度超過了位於伊斯坦布林第三座大山上的金角。它以其建立者——制定法典者蘇萊曼的名字命名，在建築師錫南的組織下於1557年建造完成。錫南是一個奴隸身份的新兵，他一步步升遷，最終達到了較高的位置，死後就葬於此清真寺。

接著，土耳其人又南下進犯伊斯蘭富國敘利亞和埃及。經過一場旋風似的大戰，他們於1516年佔領了敘利亞，次年佔領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後階段的征服是在中歐進行的。他們在著名的蘇丹蘇萊曼一世的率領下，渡過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中，一舉擊潰匈牙利君主國。3年後，蘇萊曼率軍圍攻維也納，但被打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驟雨陣陣，使他無法將笨重的火炮運至前線。土耳其人儘管受到這一挫折，但後來仍又取得了一些小的進展：1570年攻佔塞普勒斯島，1669年奪得克里特島，並在此後10年中，從波蘭手中奪取了烏克蘭地區。

奧斯曼帝國在臻於鼎盛時，的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帝國。它的中心地帶是土耳其的小亞細亞，但大多數人口是由南面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西面的巴爾幹半島上的基督教徒構成。奧斯曼帝國地跨三大洲，擁有人口 5000 萬，而那時英國只有人口500萬。無怪當時的基督教徒對這一不斷擴張的奧斯曼帝國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一團日益旺盛的火焰，不管遇上什麼，都緊緊抓住，並繼續燃燒下去”[1]。

圖124 蘇萊曼一世征伐匈牙利人。

薩非帝國

這一時期的第二大伊斯蘭帝國是波斯的薩非帝國。它和小亞細亞一樣，曾為塞爾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亞細亞突厥化了，而波斯卻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種族和文化。這很可能是因為波斯與從前曾為基督教拜占庭帝國之一部分的小亞細亞不同，早在7世紀穆斯林擴張的第一階段就已接受了伊斯蘭教。因此，波斯沒有像小亞細亞那樣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躪，波斯社會也沒有在人數相對較少的突厥行政官員和士兵的統治下發生根本的變化。

塞爾柱突厥人對波斯的統治從約公元1000年維持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時。這些新來的蒙古統治者稱為伊兒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在約1300年前後，變為穆斯林。蒙古人毀壞了許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當長久的破壞；這一倒退直到1501年薩非王朝建立時才告終止。

薩非王朝的君主們是數世紀裡波斯最初的土著統治者；伊斯瑪儀一世是這一新王朝的締造者，他在位24年，靠自己的軍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統一了整個波斯。他宣佈什葉派信奉的伊斯蘭教為國教，並無情地鎮壓了敵對的遜尼派。波斯人認為自己是什葉派，這就將他們與大部分是遜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圍其他穆斯林區別開來。

薩非王朝的統治者中最傑出的是國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隊，使波斯軍隊現代化。在他的統治下，波斯成為一個國際公認的強國。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紛紛派使節前往波斯，請求與波斯結成反對奧斯曼帝國的聯盟，就是一個明證。實際上，在那些年代裡，這兩個伊斯蘭國家在歐洲各國的外交上都佔據突出地位。例如，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曾與蘇萊曼一世合作，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開戰；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室又與波斯人合作，反對他們的這兩個共同敵人。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國家之間的這些關係在當時被譴責為“不虔誠”和“瀆聖”；但事實是，奧斯曼帝國和薩非帝國已成為歐洲任何外交家都無法忽視的世界強國。

莫臥兒帝國

正如薩非王朝兩位傑出的統治者在波斯建立了一個“民族”王朝那樣，莫臥兒王朝兩位傑出的統治者巴布林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締造了一個“民族”王朝——這對印度教佔優勢的地區中的穆斯林統治者來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長時間。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伯穆斯林掀起，他們於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區。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內地，所以，他們對印度的影響很有限。

第二次入侵浪潮發生於公元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開始從阿富汗境內的根據地不斷地侵略印度之時。這些侵略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四個世紀，使生命和財產遭到巨大損失。最後的結果是：在北印度，建立了許多伊斯蘭王國，而在南印度，則繼續存在著一批印度教國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種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們並未像小亞細亞的人那樣伊斯蘭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於，從北方下來的突厥人與印度原有的千百萬人相比，僅是微不足道的少數。他們能填滿的只是政府和軍隊中的高階職位，種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仍要靠他們的印度教臣民來充當。確實，在某些地區，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蘭教，尤其是一些低階種姓——他們想透過這一新宗教擺脫剝削。然而，當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隨著莫臥兒人的到來而開始時，印度事實上仍是一個印度教佔壓倒優勢的地區。

這些新來的人也是突厥人，他們的首領是偉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兒（別名為“跛帖木兒”）的直系後裔、引人注目的巴布林。1526年，巴布林率領裝備火繩點火滑膛槍和火炮的1.2萬人的小部隊，打敗了印度的10萬大軍。他乘勝佔領德里，作為他的新都。1530年，巴布林去世，但他的兒子們繼續走他的道路，帝國迅速發展。在巴布林的孫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統治期間，帝國臻於鼎盛。

阿克巴是莫臥兒王朝的皇帝中最傑出的一位。他征服了西方的拉傑布達納和古吉拉特、東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幾個小國，使帝國領土大為擴充套件。當時，莫臥兒人的統治已從喀布林和克什米爾擴大到德干高原，後來，在奧朗則布（1658—1707年在位）的統治下，更進一步擴大——幾乎擴大到印度半島最南端。除了赫赫戰績外，阿克巴還是一位興趣廣泛、多才多藝、極為了不起的人物。他雖未受過教育，但多思好問、才思敏捷；對此，就連那些熟識他的耶穌會會士也不得不表示欽佩。他活動範圍之驚人，會使人聯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這位俄國沙皇一樣，酷愛機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對火力更大的槍炮的設計，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學習繪畫，熱愛音樂，是打馬球的好手，而且會演奏各種樂器——鍋鼓是他最喜愛的一種。阿克巴甚至創立了自己的一種全新的宗教“丁——伊拉赫教”，即“神聖宗教”。它的教義是折中主義的，糅合了許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內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義。阿克巴希望，共同的信仰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團結起來，但實際上，它對國家並沒產生什麼影響。這一宗教過於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眾，甚至在宮廷也沒有多少皈依者。

圖125 泰姬·瑪哈爾陵或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陵墓。1632年至1653年，沙·賈汗為他的寵妃泰姬·瑪哈爾建成了這座陵墓。它坐落在莫臥兒首都阿格拉城的亞穆納河南岸，至今仍是莫臥兒建築的瑰寶。

然而，阿克巴藉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東西，在他結束對印度教徒的歧視、規定他們與穆斯林地位平等時卻得到了。他廢除了印度教徒前往聖地朝拜時須繳納的香客稅，取消了對印度教徒的人頭稅——這種稅，所有伊斯蘭國家都向它們國內的非伊斯蘭教徒徵收。阿克巴還讓印度教徒擔任國家高階職務；印度教徒不再把莫臥兒帝國當成敵國。阿克巴夢寐以求的新印度——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一個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組成的分裂的國家——開始出現。

二、伊斯蘭帝國的輝煌

軍事力量

這三個伊斯蘭帝國都是頭等軍事強國。關於這一點，在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12月發給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一世的呼籲書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證明。這份呼籲書的內容是請求土耳其人進攻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領、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蘇萊曼於1526年做出響應：渡過多瑙河，侵入匈牙利，從而減輕了弗朗索瓦所受到的壓力。這僅僅是土耳其人多次遠征中的一次；這些遠征不僅援助了法國（順便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領土和戰利品），而且還援救了路德教異教徒——因為土耳其人的遠征使哈布斯堡皇室的注意力從德意志轉移到受威脅的多瑙河邊界區。穆斯林的軍事力量竟然大大有助於正處在關鍵性的形成階段的新教事業，確實有悖常理。

穆斯林軍隊在火炮裝備方面通常落後於歐洲軍隊。他們靠歐洲人供給最先進的武器和最富有經驗的炮手。不過，這種差異僅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無力抵禦進攻的情況，對伊斯蘭帝國來說，並不存在。伊斯蘭軍隊可以獲得足夠的大量裝備，只是這些裝備並不像當時最好的歐洲軍隊裝備那樣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作。穆斯林特別是土耳其人十分精明，出錢買了西方的火炮並僱了炮手，但他們缺乏技術和工業，無法跟上西方裝備的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伊斯蘭世界的龐大兵力給歐洲觀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據估計，阿克巴時期，整個印度常備軍總數達100多萬人，較1914年時的印度軍隊多一倍以上。而且，這些龐大的軍隊在諸伊斯蘭帝國臻於鼎盛時，都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由於明顯的地理上的原因，歐洲人對土耳其軍隊非常熟悉，與他們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經驗。這種經驗使歐洲人對土耳其軍隊印象深刻，並很尊敬。蘇萊曼一世統治期間，哈布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的報告是頗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貝克參觀了一所土耳其兵營，之後，他在給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像哈布斯堡皇室和奧斯曼帝國］那樣不同的世界之間的鬥爭必定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呢？我一想到這一點就不寒而慄……在他們方面，他們所屬的帝國極為富有、資源未受損耗、使用武器熟練、軍隊富有作戰經驗、勝利接連不斷、甘願忍受艱苦、團結一致、秩序井然、紀律嚴明、崇尚節儉、時刻警覺。在我們方面，則是國庫空虛、習慣奢侈、資源耗盡、精神頹喪、軍隊缺乏作戰經驗且桀驁不馴，將領們貪得無厭、無視軍紀，到處是胡作非為，人們沉溺於酗酒和淫逸放蕩，而最糟的是，敵人習慣於勝利，我們習慣於失敗。這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會導致怎樣的結果，難道我們還不清楚嗎？對我們的敵人來說，唯一的障礙是波斯；波斯地處這些侵略者的後方，迫使他們必須謹慎行事。他們對波斯的畏懼使我們獲得一段喘息的時間，但這僅僅是暫時的。[2]

行政效率

所有伊斯蘭國家的皇帝都對他們的臣民有著絕對的權力。因此，國家行政管理的好壞取決於帝國首腦的才能如何。16世紀時，伊斯蘭國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說，蘇萊曼、阿拔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阿克巴擁有一支組織得很好的官僚隊伍，官吏的品級用騎兵的軍銜來表示。在莫臥兒帝國的行政部門任職待遇優厚，且有望得到迅速晉升，因而，吸引了印度和國外最優秀的人才。據估計，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國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餘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後，其財產由皇帝繼承，其職位成為空缺。這種做法減少了貪汙腐化和世襲佔有等弊病，而這些弊病當時正困擾著西方各國。

阿克巴向所有臣民開放他的官僚機構，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標準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貝克對奧斯曼帝國的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確切地作了相同證明：

蘇丹在任命官員時，並不重視那些因擁有財產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據是非曲直來考慮每件事，並仔細考察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職人員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晉升，這一制度確保了各種職位就是應該分給那些有才能的人……因此，土耳其人普遍認為，榮譽、重要職位和法官職務是作為對傑出才能和卓越貢獻的報答。如果有誰不誠實、惰怠或粗枝大葉，他就會繼續留在該階梯的最低一級，成為人們蔑視的物件……我們的思想與此不同，在我們那裡，空著的職位決不留給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標準是出身；顯赫的出身才是公職晉升的唯一關鍵所在。[3]

經濟的發展

就經濟標準而言，近代初期諸伊斯蘭國家用現在的話來說都是發達國家。無疑，當時的西歐人也這樣認為；他們為了抵達傳說中遙遠的印度和香料群島，願意面對任何艱難和危險。奧斯曼帝國離西歐人的老家較近，是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經濟之地。它幅員遼闊，這就保證了它實際上能做到自給自足。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比奧斯曼帝國更令人著迷的是遙遠、奇異的印度。印度能織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紡織品，尤其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無與倫比的細紋棉織品。從羅馬帝國早期起，印度就是使歐洲的金銀不斷外流的國家。

穆斯林商人對南亞貿易的控制，與伊斯蘭帝國的財富一樣，具有重要意義。香料貿易尤其重要；香料在只曉得用鹽處理食品、對其他食物儲存技術知之甚少的世界裡是極受歡迎的。好幾個世紀裡，香料與其他許多商品如中國的絲綢和印度的棉織品一起，由人們沿著南、北部的兩條商路來回運送。北部的路線是從遠東穿過中亞而抵達黑海沿岸和小亞細亞諸港口；南部的海路是從東印度群島和印度沿著印度洋、再上溯波斯灣或紅海而抵達敘利亞和埃及諸港口。隨著蒙古帝國的崩潰，中亞的局面變得非常混亂，1340年以後，北部的商路實際上已被關閉。此後，大部分商品都彙集到此前受控於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沿此運往各地。

這一貿易大大有助於伊斯蘭世界的繁榮。它不僅以關稅形式提供了政府稅收，而且還為與貿易直接或間接聯絡的、成千上萬的商人、職員、水手、造船工人、趕駱駝者和碼頭工人提供了生活來源。印度商品賣給亞歷山大的義大利中間人時，其漲價幅度已達20倍以上，這一事實可以說明牟利的程度。

葡萄牙人於1498年闖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這一可獲厚利的貿易的大部分。但是，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的商品優良或者經商手段高明，而是由於他們的海船和槍炮佔有優勢。實際上，我們將發現，葡萄牙人最初境況窘迫，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用來換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從墨西哥和秘魯的礦井中源源湧來的大批金銀才將他們從這一窘境中解救出來。

三、伊斯蘭帝國的衰落

16世紀的伊斯蘭世界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蘇萊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統治的帝國至少堪與世界其他帝國相匹敵。然而，17世紀時，這些帝國開始衰落。到18世紀，它們已遠遠落後於西歐，而且至今仍然落後。

一種解釋是，統治這些帝國的王朝都很腐敗。1566年，謝里姆二世繼承蘇萊曼一世，他懶惰、愚鈍、放蕩，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稱他為酒鬼謝里姆。在阿拔斯以後的波斯和阿克巴以後的印度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不過，王朝的沒落並非造成伊斯蘭國家遭摧毀的唯一因素。所有歐洲王室都有過昏聵無能、不負責任的統治者，但他們的國家並未因此而衰亡。

圖126 勒班陀戰役於1571年10月7日在希臘沿海爆發。在這場16世紀規模最大的海戰中，西班牙人和他們的義大利盟軍在奧地利的唐·約翰的指揮下，一舉擊潰了土耳其艦隊，從而消除了奧斯曼人對西地中海的威脅。

對於伊斯蘭世界的種種不幸，還有一個較根本的解釋：它缺乏歐洲的動力。它未經歷過（我們將在第二十二、二十三章提到的）這些世紀中正在使歐洲社會發生徹底變革的種種影響深遠的變化。例如，在經濟領域，無論農業、工業、金融方法或商業組織，均未發生根本變化。如果在17、18世紀時，有位旅行者進入伊斯蘭國家，那他一定會看到早500年時十字軍戰士已目睹的經濟慣例和經濟制度。正如巴斯貝克所說的，只要統治者精悍、開明，專制帝國就能順利、有效地發揮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麼，朝臣、官吏和軍官們就會勾結起來，詐欺社會的生產階級，不管後者是農民、工匠，還是商人。他們的敲詐勒索無人管束得了，扼殺了私營企業和個人活力。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為肆意搜刮者的攻擊物件。因此，商人們都藏匿自己的財產，而不是公開投資，以擴大自己的買賣。

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

18世紀末英國領事和商人威廉·伊頓在奧斯曼帝國待了許多年。他那關於奧斯曼帝國情況和機構的吸引人的報告，反映出自全盛時期以來奧斯曼帝國已衰落到何種程度。*

出於這些原因，普通常識即便是對受過教育的人來說也知之甚少，每個人都應該瞭解自己的事務和專業知識，有了這些知識，任何其他人的干涉都被認為是愚昧無知和不合時宜的。擁有普通科學常識的人，即在基督教歐洲被認為是極為常見和有用的人，在奧斯曼帝國是沒有名氣的。除工匠外，如果有人去關心如何鑄造大炮、建造船隻之類的事情，人們會認為簡直和瘋子差不多。這種狹窄的視野導致的必然結果是，不論是文科教授還是理科教授都是十分無知的，且這種極端荒謬的言論還和他們的種種推測交織在一起……

從穆夫提（伊斯蘭教教法說明官或宗教領袖）到農民，人們普遍認為共有七重天，地球被一根大鏈子固定地懸掛著；太陽是一個巨大的火球，至少也和奧斯曼帝國的範圍一樣大，它形成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地球提供光和熱；月食是因為一條巨龍想吞食月亮而引起的；固定不變的星星是用鏈子掛在最高一層天空中的……

他們用不同的蔑稱來區分不同的基督教國家。土耳其人常用來稱呼那些非奧斯曼人及其國家的名詞有：

阿爾巴尼亞人	賣下水的人
亞美尼亞人	吃垃圾的人，扛包的人
波斯人和巴爾幹人	懶漢
基督徒	偶像崇拜者
荷蘭人	乳酪販子
英國人	無神論者
佛蘭芒人	皮條客
法國人	沒有信仰的人
喬治亞人	好吃懶做的人
德國人	瀆神的異教徒
希臘島民	傻瓜
義大利人或弗蘭克人	雜交人種
猶太人	汙穢的狗
摩爾多瓦人	懶惰的人
波蘭人	傲慢無禮的異教徒
俄國人	瘋狂的異教徒
西班牙人	懶人
韃靼人	吃腐肉的人
瓦拉幾亞人	吉卜賽人

有一樁真事：幾年前有一個博學的法官瞎了一隻眼。他得知當時君士坦丁堡有一個歐洲人會製假眼，做的假眼和真的一樣，就立即去買了一隻。但是，當他把假眼安到眼窩中時，他勃然大怒，立刻去找造假眼的人，罵他是個騙子，因為他用假眼根本就看不見東西。造假眼的那人生怕到手的錢又被討回去，就向法官保證，不久之後他的假眼就能和真眼一樣看東西了。法官平靜下來，撒謊的人得到了回報。做假眼的人立即處理完剩下的假眼存貨，離開了那些希望用他的假眼看到東西的土耳其人……

• W.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London, 1809）, pp. 190-193.

帝國衰微的又一症狀和原因是，穆斯林對西方有一種優越感：妄自以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當時，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或許能從邪教徒即異教徒那裡學到些什麼。他們這種態度，部分是源於宗教偏見，部分是源於伊斯蘭教在過去的驚人成就。伊斯蘭教已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教派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有關基督教歐洲的東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學者都看不起，表示出一種傲慢。1756年，當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奧同盟成立——它標誌著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時，卻得到了草率無禮的通知：奧斯曼帝國政府“對一頭豬與另一頭豬的聯合”[4]不感興趣。這種態度，在16世紀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8世紀，則無異於自取滅亡。

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所帶來的最有破壞性的後果之一是，在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之間，特別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學領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鐵幕。實際上，穆斯林學者對於帕拉切爾蘇斯在醫學方面，維薩里和哈維在解剖學方面，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的劃時代成就一無所知。不但他們不瞭解這些科學進步，而且穆斯林科學本身已停止發展，並對未來的新發現幾乎沒有什麼動力。

可以說明伊斯蘭帝國何以衰落的最後一個因素是，這三大伊斯蘭帝國都是陸上帝國。它們的締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臥兒人都屬沒有航海傳統的民族。他們的帝國是向內面向中亞的陸地，而不是向外面對大海。這些帝國的統治者對海外貿易極不感興趣，因此，當葡萄牙人開始奪取印度洋商路的控制權時，他們的反應卻很小，甚至根本沒有反應。

這種形勢的意義在於，歐洲人能在不遭受穆斯林反對的情況下，成為世界商路的主人，而以往歐亞之間的大部分貿易一向都控制在穆斯林手裡。這一影響是深遠的，因為對世界貿易的控制使歐洲人極大地富裕起來，並進一步促進了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於是，一個惡性迴圈也就逐步形成：西歐因從事世界性貿易而愈來愈富裕、愈來愈擁有生產力和動力、愈來愈實行擴張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伊斯蘭帝國則因很少參與新的世界經濟而仍處於靜止狀態，並愈來愈落到後面。

［推薦讀物］

與本章直接相關的是J. J. Saunders所編的極好的資料集The Mosle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T. W. Arnold所著的The Preaching of Islam, rev. ed.（Constable出版社，1913）詳細描述了自穆罕默德時代至19世紀末伊斯蘭教的傳播。

關於諸伊斯蘭帝國，見H. A. R. Gibb和H. Bowen所著的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 1 and 2（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0，1957）: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eld and Nicolson出版社，1972）；多卷本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Cambridge出版社，1968ff.）: N. Itkowitz所著的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0）；筆法輕鬆的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和R. Dunn所著的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後者對伊斯蘭世界作了發人深省的概述。

最後，關於穆斯林諸帝國的衰落，見J. J. Saunders的The Problem of Islamic Decadence, Jounal of World History 7（1963）, 701—720: T. Stoianovichs的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 Slavic Review, 21（December 1962）, 623-632, 和B. Lewis的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見C. M. Cipolla所編的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ethuen出版社，1970, pp. 215-234）。

［註釋］

[1]Mehmed Pasha, Ottoman Statecraft: The Book of Counsel for Vezirs and Govenors, W. L. Wright, ed. and trans.（Princeton University，1935）, p. 21.

[2]C. T. Foster and F. H. 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London，1881）, pp. 221，222.

[3]C. T. Foster and F. H. 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London，1881）, pp. 154，155.

[4]Cited by W. Eton，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London，1809）, p.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