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非洲

在樹木茂盛的尼日河谷，
在蜿蜒曲折的沃爾塔平原，
在乞力馬扎羅山的山肩上，
覆蓋著像冰一般光澤的白雪。
這裡是廣袤而難以捉摸的非洲，
那個很久以前的非洲。

——米歇爾·德阿隆（迦納詩人）

隨便看一眼世界地圖即可明白，非洲位置居中。它北與歐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狹窄且容易渡過的水域，在歷史上起了交通幹線的作用。東面的西奈半島是通向亞洲的橋樑，而紅海比地中海更狹窄、更易透過。雖然印度洋浩瀚無垠，但季風可以使東非和南亞之間的來回交往非常便利。

然而，歷史上，人們卻錯誤地認為非洲與歐亞大陸和世界其餘地區相隔絕。這種感覺中的與世隔絕，使這塊大陸的歷史程序受到了影響。在歷史學家們強調這塊大陸的與世隔絕的同時，他們還強調非洲在這一時期中從外部世界借鑑了許多東西；不過，交流是雙向的，只有當有意義的接觸和交往發生時，交流才得以存在。本章將考察非洲的內部發展以及它與外部世界的聯絡。

一、地理環境

綜觀非洲大陸，其南北兩端是小而肥沃的狹長地帶。這些狹長地帶很快讓位於廣闊無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綿延起伏的草地，北部以蘇丹草原最為著名：“蘇丹”在阿拉伯語中意為“黑人之國”。然後是熱帶雨林；對外面的人來說，穿越熱帶雨林最稠密的地區，比穿越沙漠還難。

非洲大陸極為巨大，且富於變化。其地理上的多樣性對非洲人來說始終是一個挑戰，但它從未被看作一個障礙。從歷史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在非洲地理條件最差的區域，諸土著民族也創造了重要的文明和文化。

非洲時常被人為地劃分為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但是，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大陸的歷史上絕不是一道分界線，也不是一個障礙物。在非洲所能察覺到的種種障礙物，對外面的人來說，是一道屏障，使非洲在大陸歷史的早期階段難以穿越和征服。不過，非洲並沒與世界的其餘地區相隔絕；縱橫交錯於全非洲的許多商路將非洲諸社群聯結起來，而且，這些商路還經由紅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將非洲與外部世界聯絡在一起。非洲在早期階段就建立了一個高階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這一組織有效地控制了貿易、商路和市場，並使潛在的侵略者通常無法迫近。

在考察非洲大陸的政治組織時，非洲的歷史學家們時常非常強調中央集權的王國、國家和帝國。除了有組織的國家之外，非洲還存在許多團體，它們一直是分散的，但逐步發展起能很好地起作用、妥善地為當地人服務的適當的治理結構。例如，現代奈及利亞數以百萬計的伊博人就從未建立過中央集權的國家。

二、農業和鐵器

人們時常認為非洲的技術和農業是從歐亞大陸引進的。最近的考古研究正在改變我們對非洲的這些發展的看法，因為考古研究表明，非洲許多地區早在公元前就開始開採鐵礦，掌握了冶鐵知識。不同地區開始開採鐵礦的時間如下：在現代坦尚尼亞的湖泊地區，是公元前7世紀；在梅羅伊（Meroe），是公元前5世紀；在西非的諾克（Nok），是公元前4世紀；在東非的北部大湖地區，是公元前3世紀。這些情況表明，可能很多地區都是獨立地發展對鐵的利用，而不是從外部世界引進鐵。鐵的這些早期使用者很可能將對鐵的利用保守秘密。不過，公元2世紀至5世紀期間，冶鐵技術透過已學會使用鐵的班圖農民傳播到非洲中部、東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區。

圖108 在歐洲人來非洲之前很久，非洲人就已使用鐵製工具。這幅插圖取自戴維·利文斯通所著的《最後的日誌》，表現的是非洲人正在鍛造鋤頭。

班圖諸民族從西非到中非、東非和南非的運動時常被說成是一種遷移，但是，這是小部分班圖民族的逐步遷移，他們時常與自己所滲入的地區的人們通婚。到公元前5世紀時，班圖人已到達現代的剛果（金），但是公元2世紀至5世紀期間鐵的廣泛使用，使班圖人能更迅速地遷移到非洲大陸南部的其餘地區。

鐵的出現對非洲的影響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對歐亞大陸的影響一樣廣泛。包有鐵頭的鋤和裝有鐵頭的斧使農業有可能擴充套件到非洲的森林地帶，正如更早時候鐵的使用使農業進入中歐、恆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森林地區一樣。結果是提高了農業產量，有了可用於貿易目的的剩餘產品。正如在歐亞大陸一樣，這轉而導致社會分化——導致諸民族分裂為取代簡單親屬關係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因此，大約公元9世紀前後，出現了明確的國家機構，這些國家機構進行軍事管理和行政管理，擁有維持這類管理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圖109 一位現代非洲畫家繪製的非洲傳統農業技術圖。圖的前景左側是兩位婦女正在一個大石臼裡碾米，而遠處的男人們正在鋤地和收割。

非洲的技術進步使這塊大陸的種族成分受到影響。採用農業和冶鐵技術並從中得益的，是易接近的黑種人，而不是不易接近的桑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種人；他們憑藉鐵製的工具和武器，在損害桑人和布須曼人的情況下向南推進。這種擴張主義在班圖人那裡表現得特別明顯；班圖人是一個主要操黑人語言的集團。他們從中心發源地喀麥隆高原出發，於公元初滲入剛果盆地；在那裡，他們發展了與人口稀少的桑人狩獵者的一種共生關係。公元600年至900年間，他們從剛果盆地向東南推進，到達肥沃、開闊的大湖地區。然後，他們在損害桑人的情況下繼續向南穿過熱帶大草原。這些遷移說明，為什麼歐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種族集團，而早1000年時，他們卻同高加索人、桑人和俾格米人一起非常公平地分享這塊大陸。

非洲農業

在7000年前撒哈拉乾涸成沙漠以前，這片地區曾支援了一個畜牧社會，這裡放牧著成群的綿羊、山羊和牛。這裡的人們用鐮刀狀物和葉片狀物來打魚和放牧；這些鐮刀狀物和葉片狀物如今已在古代遺蹟中被發現。

現在還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些人何時開始種植作物，但我們的確知道，農業系統在這一地區不斷發展，供養了擁有廣闊市場和貿易中心的眾多村莊居民。市場和貿易中心有助於產生非洲文化，如諾克、貝南、迦納、馬裡以及蘇丹和東非的其他王國的文化。

植物和非洲諸民族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正如其他地方人們中的情況一樣；這種關係可以追溯到人類的起源。雖然農業大約在公元前6500年前後出現在埃及，但是，用於大面積採集的整套工具和糧食作物的出現卻可以追溯到1.8萬年前。有證據表明，這些整套工具是非洲的，而不是近東的。埃及的考古證據表明，6500年前該地區最早的農夫也放牧綿羊、山羊和牛，並在涼爽的季節種植諸如大麥、雙粒小麥、亞麻、小扁豆和鷹嘴豆之類的作物。

在西非森林地區，也有證據表明那裡很早就馴化諸如油棕、豇豆和薯蕷之類的作物。這種馴化並不表明這些作物是外來的。例如，在熱帶大草原地區培育的水稻就被認為是當地原產的。此外，在衣索比亞培育的大多數作物都是非洲本地的，沒有從外地引進的證據。

三、伊斯蘭教

非洲曾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影響，後者在公元7世紀侵佔整個北非，然後以商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東海岸擴張。從這些沿海的基地開始，伊斯蘭教對非洲諸民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伊斯蘭教影響最明顯的是體現於生活的外表——姓名、服飾、家庭擺設、建築風格、節日，等等。此外，它也表現在農業進步和技術進步上，農業和技術的進步是因與外界更為廣泛的交往引起的；例如，在東非，阿拉伯人從印度引進了水稻和甘蔗。

圖110 坐落於廷巴克圖的迪京格熱伯（Djinguereber）清真寺。這座由泥土和木頭建成的建築是一座具有典型的蘇丹西部風格的清真寺。清真寺獨特的塔樓是伊斯蘭教存在的象徵。它證明伊斯蘭教曾經由陸上商路傳到中非和西非的廷巴克圖等地方。

伊斯蘭教還將非洲經濟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歐亞大陸廣泛的商路閘道器聯在一起，從而促進了貿易。穆斯林比起羅馬人，使用的駱駝要多得多，並相應增添了幾條橫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貿易量。他們從北非的基地出發，向南運送布匹、珠寶、貝殼念珠和佔首要位置的鹽；鹽是整個蘇丹的急需品。作為回報，非洲人向他們提供象牙、奴隸、鴕鳥羽、製作香料的靈貓和最重要的，來自尼日河上游、塞內加爾河和沃爾特河的黃金。這些黃金最終多數流入歐洲，其數量很大，對於調整中世紀歐洲同東方的貿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蘇丹和北非之間的貿易對雙方都很有利，因此，到1400年時，整個西非商業道路縱橫交錯，貿易中心星羅棋佈。

與此同時，一種相類似的貿易模式正在東非形成。沿海地區的穆斯林經紀人派代理商前往內地，從今天辛巴威所在的地域收購象牙、奴隸和黃金，從加丹加收購銅。這些商品是透過當時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業航道運出去的。以後幾個世紀中，他們還從內地獲得了鐵礦石，用船裝運到印度南部，製成所謂的大馬士革劍。反過來，非洲人用自己的產品換得了中國和印度的布匹、各種奢侈品，尤其是中國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區還能發現這些瓷器的遺蹟。這種貿易是東非沿海一些繁榮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礎。因此，我們看到，地中海使北非與中東和歐洲諸民族之間長達好幾個世紀的相互影響成為可能，同樣，印度洋使東非與中東、印度、東南亞甚至遠東諸民族之間類似的相互影響成為可能。

現在，談談伊斯蘭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蘭教還大大地促進了蘇丹的文化生活。隨著《古蘭經》學校的建立，識字的人越來越多。學者們可以在蘇丹各大學裡從事更高深的研究。在這些大學中，廷巴克圖的桑科爾大學最為出色，為非斯、突尼西亞和開羅的其他穆斯林大學所仿效。學者們習慣於自由出入這些學校和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大學，在某些導師的手下從事研究。

信奉伊斯蘭教還加強了蘇丹各王國政治上的團結。傳統上，蘇丹各王國的統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親屬關係的集團或家族，以及有親屬關係並承認血統上同屬某一偉大祖先的其他集團對自己效忠。但是，當王國擴大為帝國時，這種親屬關係作為帝國組織的基礎，顯然不能勝任。帝國擴充套件的疆域越遼闊，皇帝與大部分臣民的關係就顯得越不合。地方首領不可能被當作忠實的封臣予以信賴，相反，他們往往領導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國的統治。伊斯蘭教透過加強帝國的行政機構，幫助解決了這一制度上的問題。穆斯林學校和大學培養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組成有效的帝國官僚機構。這些人不受親屬聯盟的支配，他們的切身利益同皇權拴在一起，他們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為皇權服務的人。

四、貿易與蘇丹諸帝國

伊斯蘭教的征服給橫貫撒哈拉沙漠的貿易以新的推動力，並使這一貿易與伊斯蘭世界連在一起；伊斯蘭世界的貨幣制度依賴黃金。最早與橫貫撒哈拉沙漠的貿易的發展聯絡在一起的是迦納帝國（約公元400—1200年）（見地圖16）。這一帝國由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草原上的、操索寧克語的非洲人建立。雖然我們不知道迦納帝國建立的確切日期，但早在公元5世紀時它便已存在。迦納帝國的名聲遠遠超出撒哈拉地區，並遠播到巴格達。曾在位於該城的阿巴斯哈里發宮廷中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爾法扎裡，將迦納描述成“黃金之國”。

地圖16 非洲大陸的帝國和商路

穆斯林在帝國的貿易和行政管理中起了關鍵性作用，但是，國王控制了帝國的貿易，並在王國中執行審判。儘管有穆斯林的存在，但國王仍堅持自己祖先的宗教。

11世紀中葉迦納帝國達到鼎盛階段，接著便開始衰落。宗教衝突和毀滅性的戰爭中斷了帝國的貿易活動。快到12世紀末時，迦納又失去了對金礦開採區的控制。此外，這一地區諸如沙漠化和過度放牧之類的環境因素，也迫使農民和商人分散開來，向更為適宜的地區遷移。

隨著迦納帝國的衰落，它讓位於馬裡帝國（約1235—1670年）。馬裡在這一時期的擴張和聲望靠的是兩位能幹的統治者：曼薩·穆薩（Mansa Musa，1312—1337年在位）和曼薩·蘇萊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年在位）。在曼薩·穆薩的宮廷，伊斯蘭教的地位已很穩固。馬裡的名聲在1324年曼薩·穆薩到麥加去朝聖之後傳播開來。朝聖途中，曼薩·穆薩四下贈送黃金和大量禮物。路過埃及時，他散發的黃金是如此之多，以致阿拉伯歷史學家們將他的訪問記載為1324年埃及最重要的事件。朝聖歸來時，曼薩·穆薩隨身帶回了虔誠的學者和傳教士。一些重要的商業區就這樣成為重要的教育中心。曼薩·穆薩歸來後透過更誠篤地信奉穆斯林的宗教，來純化伊斯蘭教。儘管馬裡取得了商業和政治上的成就，但由於內部政治問題和外來攻擊，它還是開始衰落。蘇丹西部諸大帝國中的最後一個是桑海帝國（1350—1591年）。該帝國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紀。除了它地處肥沃的蘇丹草原這一地理位置外，還有橫貫撒哈拉沙漠的貿易，都促成了這一王國的興起。此外，王國坐落在尼日河兩岸，也為漁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當桑海發展成為帝國時，它的人民被劃分成三個專門職業階級：索庫人（通常是漁民）、杜爾人（通常是農民）和戈人或加比比人（通常是獵人）。

圖111 在赤道非洲發現的鐵製錢幣的實物。

桑海在14世紀末葉擺脫馬裡的統治取得獨立並開始擴張以前，一直是一個小王國。當它成為帝國時，僅享有一個世紀的輝煌，即從15世紀下半葉到16世紀早期數十年的輝煌。

桑海的擴張和這一帝國的鞏固可歸因於兩位皇帝：桑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亞·穆罕默德（1493—1528年在位）。後者利用廷巴克圖的戰略位置，復興了對帝國至關重要的貿易。阿斯基亞明白伊斯蘭教的重要性，所以努力爭取穆斯林社會的支援。他與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學者交往，鼓勵教育。在廷巴克圖，他設在桑克爾清真寺的大學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其中一位學者給我們留下了對廷巴克圖的智力活動的描述：

從馬裡省到馬格里布最偏遠的地區，若論社會公共機構的穩固、政治權利、道德純潔、人身安全、對外邦人的體貼和同情、對學生和學者的謙恭有禮……在那些日子裡，廷巴克圖是無與倫比的。

周遊過這一地區的摩爾歷史學家利奧·阿非利加努斯也寫道：

這裡儲備了大量的醫生、法官、教士和其他有學問的人，這種儲備是靠國王慷慨地支付種種費用來維持的。在這裡，潛水員撈上來的巴巴里［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蘭教地區］的手稿和書籍，能賣出比其他任何商品都高的價錢。

儘管不乏財富和知識，但這一帝國仍因內亂和摩洛哥的侵襲而衰落。到16世紀末，桑海只是早先其自身的一個影子而已。

這些帝國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點。它們都主要以貿易為基礎，因此，每個帝國都擴充套件自己的權力，向北控制食鹽進口，向南控制黃金買賣。每個帝國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都來自對這些商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買賣的徵稅。徵稅所得的收入使帝國的行政管理逐步變得更為先進。因此，桑海帝國比起原先的兩個帝國要更為複雜。它劃分為界限明確的幾個省，每個省都設有一名長期任職的總督。桑海帝國還可以炫耀的是，它開始擁有職業軍隊，甚至還擁有幾個部——除了分管帝國撒哈拉邊境地區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外，還分管財政、司法、民政、農業和林業。

馬裡帝國和桑海帝國之所以能發展貿易，提供一個訓練有素的官僚階層並促進智力活動，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伊斯蘭教的影響。伊斯蘭教還將蘇丹由非洲的一個與世隔絕的地區改變為伊斯蘭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14世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將馬裡也包括在他的旅行範圍之內；這一旅行向東最遠到中國。1353年6月，白圖泰到達馬裡的首都，帝國的行政管理和人民的習慣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說：

圖112 西非諾克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製雕像（高36釐米）；從約公元前900年至公元200年前後，諾克文化繁榮於西蘇丹。像上圖這樣的陶製鑄件的式樣表明，這些雕像也許有木製原型。

黑人們具備一些極好的品質。他們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的蘇丹不寬恕任何犯有最輕罪行的人。他們的國家絕對安全。在那裡，不論旅行者還是居民都無須害怕強盜或暴力者。在他們國家去世的白人，即使留下數不清的財產，也不會被沒收。相反，他們將其財產交給白人中可信賴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繼承人前來繼承為止。他們小心地遵守做禱告的時間，專心致志地聚眾祈禱，並以此教育他們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裡十分擁擠，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塊落腳之地進行祈禱。[1]

在蘇丹諸帝國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儘管伊斯蘭教起了主要作用，但應該指出，它主要還是一種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變成了穆斯林，而鄉下人基本上仍忠實地保持傳統的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許多皇帝及其帝國行政機構對伊斯蘭教的依靠，既是促使帝國強大的原因，又是導致其衰微的根源。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伊斯蘭教曾有過很多貢獻，但它的基礎比當時去過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過的觀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狹窄。因此，危機時期，以城市為中心的帝國會突然分裂，迅速崩潰。

蘇丹諸帝國的另一個弱點是，易受北方柏柏爾人的攻擊；這些柏柏爾人或是尋找非洲黃金的發源地，或是企圖將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強加於別人。1076年，狂熱的阿爾摩拉維德人推翻了迦納帝國。同樣，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毀了桑海帝國。桑海帝國的滅亡，標誌著蘇丹帝國時代的結束。用17世紀廷巴克圖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從那時起，一切都改變了。危險代替了安全，貧窮代替了富裕，不幸、災難和暴力代替了和平……”[2]

五、王國與諸侯國

上面提到的三個帝國，是非洲中世紀最著名的政治產物。不過，在非洲大陸其他地區，還存在著其他各種不同的政治結構。例如，在東南非，存在著某些同蘇丹相類似的情況。正如蘇丹以出口黃金聞名於世一樣，東南非也以同樣原因聞名於印度洋盆地。正如一種貿易模式養育了蘇丹諸帝國和北非諸國一樣，到15世紀時，另一種貿易模式也供養了內地的莫諾莫塔帕帝國和沿海的基盧瓦城邦。

“莫諾莫塔帕”一詞，由葡萄牙人用國王的稱號“姆瓦納莫塔帕”改變而成。這個帝國包括辛巴威和莫三比克的許多地區，因而，同蘇丹諸帝國一樣，控制著產金區和通往沿海地區的道路。正是莫諾莫塔帕的君主們建造了辛巴威大神廟；這座神廟四周的圍牆高達32英尺，為皇家舉行正式的禮儀提供了適當的環境。在沿海地區，基盧瓦港的商人統治者控制著從莫諾莫塔帕到穆斯林商船的貨物流動；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於印度洋，甚至遠航到中國海。“基盧瓦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個城市的建築都是第一流的。”伊本·白圖泰——這位對馬裡帝國也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者——這樣寫道。[3]

圖113 貝南國王和隨從像，奈及利亞出土，成像於約公元前1680年至前1550年。

正如蘇丹諸王國被北方的柏柏爾侵略者劫掠一樣，莫諾莫塔帕和基盧瓦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的掠奪。在瓦斯科·達·伽馬於1497年繞好望角航行後的10年內，葡萄牙人洗劫了東南非許多沿海城市，並繼續留在印度洋，好像它是葡萄牙的一個湖似的。達·伽馬首次航行時並未發現基盧瓦島，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艦隊曾在此避過難。5年後，另一支艦隊用無情的掠奪報答了當地人的好客。一位遠征隊員描述說，他們沒有遇到驚愕的居民的反抗，便佔領了這座“有許多堅固的、高達數層的房屋”的城市。然後，“教區主教代理人和方濟各會的一些長老帶著兩個十字架，唱著感恩讚美詩，列隊登上岸去。他們走進宮殿，放下十字架，艦隊隊長做了禱告。然後，大家開始搶劫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糧食”[4]。

後來，葡萄牙人沿贊比西河進入上游地區，以相似的方式破壞了莫諾莫塔帕帝國。他們先佔領了沿河各戰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擴充套件其影響，直到1628年發起不可避免的最後進攻為止。葡萄牙人憑藉自己的火器，輕而易舉地擊敗了莫諾莫塔帕的兩支軍隊，但是，有幾個頑強的小王國仍在前帝國的廢墟上倖存下來。

結論

與通常的看法相反，在歐洲擴張之前的這一時期中，非洲絕不是與世隔絕的。由於伊斯蘭教帶來的推動力，從7世紀起，外部聯絡和內部關係開始增多。地區間的貿易因更有效的交通工具而增長。雖然駱駝在北非已被使用，但從7世紀起，這種使用變得普遍起來。中亞的雙峰駝與阿拉伯駝或單峰駝的雜交，繁育出了兩種駱駝：一種是步伐緩慢、能負重遠行的駱駝，另一種是步速更快、可用作信使的駱駝。

圖114 一個16或17世紀製作的、繪有耶穌受難圖的銅十字架。在下剛果的基潘格省出土。

貿易的增長也促進了航海術的發展，並使阿拉伯人能在進行東非與印度洋、紅海和地中海沿岸諸國之間的貿易時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艦隊。整個非洲大陸的商業城鎮也有了驚人的發展：西基馬薩（Sidjimasa）成為橫貫撒哈拉沙漠的貿易的中轉站；開羅成為東方穆斯林和西方穆斯林以及草原地區的貿易的中心；奧代古斯特（Awdaghust）成為連線北非和草原地區的中心市場。在東非沿海地區，穆斯林商人在摩加迪沙、馬林迪、蒙巴薩、基盧瓦和索法拉的商業城鎮中定居下來。

用於貿易的產品種類繁多，其中包括諸如鐵、亞麻、棉花、樹膠和靛青之類的原材料；諸如高粱、稻米、黃油、粟、橄欖油、鹽和魚之類的給養品；諸如黃金和象牙之類的奢侈品。

在1500年前的幾個世紀中，非洲大陸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1500年以後，世界的其他部分在發展方面超越了非洲。正如我們在下一卷中將提到的，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1500年之後非洲的內部發展和破壞性的外部聯絡。

英國的非洲學學者托馬斯·霍奇金寫道：

如果考慮到伊斯蘭教思想氛圍和基督教思想氛圍之間的差別，14世紀廷巴克圖的一位市民可能會發現，自己待在14世紀的牛津城裡時也感到比較安適。16世紀，他或許仍能找出這兩座大學城之間的許多共同點。但是，到19世紀時，兩城之間的鴻溝則變得很深了。[5]

霍奇金提出的這一論點，描述了一個肯定不是非洲所獨有的程序。從前幾章看，地區之間的差異顯然是世界範圍的常見現象，其原因很簡單：西方在現代化中居領先地位，因而跑到其他所有社會的前面去了。不過，事實仍然是，西方與非洲之間的差距比西方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要大得多。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對倫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確是衰落了，但是，它們並沒像廷巴克圖那樣，衰落到實際上已經消亡的地步。

［推薦讀物］

瞭解非洲歷史的有用讀物是J. F. A. Ajayi和M. Crowder主編的Historical Atlas of Africa（Longman出版社，1985）。在非洲地理方面，可以參考W. A. Hance所著的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G. W. Hartwig和K. D. Patterson共同主編的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Duke University出版社，1978）。

可以提供原始資料彙編的是B. Davidson主編的The African Past: Chronicles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Little, Brown出版社，1964），還有P. J. M. McEwan主編的Afric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目前最具權威性的講述西方入侵前的非洲史的書籍有：P. D. Curtin以及其他人所著的African History（Little, Brown出版社，1978）；J. D. Fage所著的A History of Africa（Knopf出版社，1978）。更為詳細的著作還有：R. Oliver和J. D. Fage共同主編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年起，八卷本）；UNESCO主編的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1年起）；以及P. J. C. Dark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Benin Art and Technology（Oxford：Clarendon出版社，1973）。

有關非洲藝術的著作有：M. Posnansky主編的Prelude to East Africa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6）: J. F. A. Ajayi和M. Crowder共同主編的History of West Africa第一卷（Longman出版社，1985年第三版）；B. Davidson所著的The Prehistory of Africa（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1970）；B. Davidson所著的The Africa Genius（Little, Brown出版社，1969）；以及B. H. Dietz和M. B. Olantunji合著的Musical Instruments of Africa（John Day出版社，1965）。關於伊斯蘭教在非洲歷史上的作用，參見以上所列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N. Levtzion所著的Ancient Ghana and Mali （Methuen出版社，1973）；後者是對已知材料的一種透徹研究。

［註釋］

[1]Cited by C. M. Cipolla,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Pelican, 1970）, p. 105.

[2]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 H. A. R. Gibb（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pp. 329-330.

[3]Cited by T. Hodgkin, “Kingdom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Dawn of Africa History, ed. R. Oliver（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43.

[4]Cited by B. Davidson, Africa in History（Macmillan, 1968）, p. 63.

[5]Cited by B. Davidson, Africa in History（Macmillan, 1968）, p.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