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1500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至此，我們已專門論述了歐亞大陸的歷史。現在，我們轉向世界的非歐亞大陸部分的歷史。這樣分別論述的原因在於，所論述的諸民族的歷史基本上是互不相干的。1500年以前，世界的歐亞大陸與非歐亞大陸部分之間沒什麼交往。那數幾百萬年間的人類歷史就範圍而言，實質上是地區性的歷史，而不是全球範圍的歷史。一旦人類分散到各個大陸，他們彼此之間就失去了聯絡，隨後幾千年中，他們與世隔絕地生活在各自的大陸上。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悖論的現象：人類技術的進步既是人類早先分散各地和與世隔絕的主要原因，又是人類後來互相交往和重新統一的主要原因。

我們早些時候（在第一章第三節中）已提到，當我們舊石器時代的祖先學會使用工具、縫製衣物和控制火時，他們便有能力離開通常所認為的他們原先的故鄉非洲，向四處遷移，佔據除南極洲之外的所有大陸。但是，一旦在新的家鄉安居下來，他們就無法與留在老家的親戚們保持聯絡，因為他們的技術太原始了，無法來回航行，越過將各大陸分隔開來的海洋。在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連線西伯利亞與阿拉斯加的陸橋和東南亞與澳大利亞之間的中轉島嶼被淹沒之後，情況尤其如此。出於這一原因，人類各居留地必然在地區性的孤立狀態中存在數百萬年。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造船和航海技術取得種種進步時；這些進步使中國人能繞東南亞航行，穿越印度洋，同樣，也使西歐人能繞非洲南端和南美洲航行，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這樣，世界諸民族重新建立了彼此間的直接聯絡，從而開始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的全球性階段。

由於歐洲人在海外探險中佔主要地位，歷史教科書著重強調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強調了他們的發現以及隨之產生的影響。這種態度對全球歷史來說是不適當的。全球性的觀點不僅要考慮擴張中的西方，而且要考慮西方擴張所至的諸地區。畢竟，這些地區的民族構成了人類的一個相當大的部分，因此，他們的發展不能被忽視。另外，非歐亞大陸的國家、民族和制度在決定西方擴張主義的結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樣，也是十分重要的。鑑於這些原因，本書接下來的兩章將敘述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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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歐洲擴張前夕的世界

……一場西方藉以發跡的技術革命戰勝了當時所有其他文明，並強行將它們聯合成一個差不多是世界範圍的社會。西方劃時代的發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後透過輪船利用海洋，統一了整個有人居住的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

——A. J. 湯因比

公元500到1500年的中世紀1000年中，世界均勢發生了深刻變化。開始時，西方是歐亞大陸的一個騷亂的前哨基地，因帝國的崩潰和一再發生的侵略而遭到毀壞。遲至12世紀時，英國編年史家馬姆斯伯裡的威廉還表達了這樣一種孤獨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劃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們的敵人將其中一部分——亞洲——佔為他們的世襲家園；我們的祖先認為它的面積等於其他兩部分之和是正確的。從前，我們的宗教就是在這裡伸展出它的分支，所有的使徒除兩人外也都在這裡死去。但現在，這些地區若還有基督徒活著的話，他們是靠土地勉強維生，並向其敵人納貢；他們在默默地期待著我們帶給他們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們的敵人用武力佔領了它200多年，這對基督教世界威脅更大，因為它曾供養了那些最高貴的靈魂——只要拉丁語還存在，他們的著作就能使《聖經》免於蒙受時間的鏽跡。第三部分是世界剩餘的地區——歐洲。我們基督徒僅居住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裡，因為誰願將基督徒的名聲給予那些居住在遙遠的海島上、像鯨魚似的在冰海中謀生的野蠻人呢？世界的這一小部分雖屬於我們，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戰的突厥人和薩拉森人：他們已佔據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達300年之久，並期望著吞沒其他地區。[1]

但是，到12世紀時，歷史潮流已開始轉變。西方正在開發內部資源，發揮內在活力；這首先在長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異教徒的十字軍東征中表現出來，後來又在對世界各地的海外擴張中表現出來。對比之下，明朝的中國正撤回到與世隔絕的境地；而奧斯曼土耳其人則在從印度洋驅逐葡萄牙人未獲成效之後，傷心地斷定：“上帝賜給我們的是陸地，海洋則是賜給基督徒的。”同樣說明問題的是下面這一事實：莫臥兒帝國的建立者巴布林在其著名的《自傳》中，從未提到過葡萄牙人；莫臥兒海軍也未曾試圖恢復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優勢。這樣，世界的海洋空蕩蕩地留給了西方人，他們迅速利用了這一大好機會。這一事實對世界事務的意義在1625年一位奧斯曼帝國觀察家的下述評論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現在，歐洲人已開始瞭解整個世界；他們將船隻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國的貨物常常運到蘇伊士，再由穆斯林發往世界各地。但現在，這些貨物卻被裝上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船隻，運到了弗朗吉斯頓［西方基督教國家］，再從那裡運往世界各地。他們將自己所不需要的東西運往伊斯坦布林和其他伊斯蘭教國家，以五倍的價格出售，從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蘭教國家，黃金和白銀變得越來越少。奧斯曼帝國必須控制葉門沿岸地區和從那裡經過的貿易；否則，不久以後，歐洲人將統治諸伊斯蘭教國家。[2]

圖122 這幅由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繪製的卡塔琳娜的肖像畫提供了16世紀歐洲存在非洲奴隸的證據。卡塔琳娜是居住在當時歐洲的金融中心安特衛普的葡萄牙經濟部長若昂·布拉達奧的僕人。丟勒在1520年至1521年逗留低地國家期間成為布拉達奧的朋友。

如果將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馬姆斯伯裡的威廉所作的分析作一比較，全球均勢的根本變化會變得十分明顯。確實，這一變化是根本性的，它標誌著西方佔優勢的近代時期的到來。

前古典時期和中世紀時期都是以遊牧民的陸上侵略為開端的；這些遊牧民利用其優越的機動性，趁帝國衰弱之際，闖進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開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樣的機動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動，因而可以自由地開始全球規模的活動。

除了未受到挑戰的海上優勢外，西方人還擁有更為重要的、全面的技術優勢——這一優勢在以後幾個世紀中穩步增長。因而，16世紀時，歐洲人憑藉航海帆船和海軍大炮，享有像鐵製武器優於銅製武器那樣的優勢，而到19世紀時，他們的輪船、製造工業和機槍，又使他們擁有更像農民優於獵人那樣的優勢。因此，猶如班圖人取代布須曼人一樣，歐洲人無情地建立了他們的全球霸權。在這一過程中，歐洲人使各大陸相互間發生直接交往，從而結束了世界歷史中的歐亞大陸階段，開始了全球性階段（見地圖18）。

地圖18 1500年前後世界上的文明區域

［註釋］

[1]Cited by W. Clark, “New Europe and the New Nations，” Daedalus（Winter，1964）, p. 136.

[2]Cited by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