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生身有五樂（一樂生中國，二樂為男子，三樂為士人，四樂為太平，五樂聞道義），居洛有五喜（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體）。

——邵雍（理學家，1011—1077年）

隋、唐繼承了漢文化，使中國文明繼續沿著傳統的道路發展。因此，中國文明的過程與羅馬崩潰後西方正在形成的獨特變化形成了鮮明對照（見第八章第三至五節）。隨後100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

從6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海上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穩定既是好事，又是壞事。說它是好事，是因為比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會，中國社會在這1000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說它是壞事，是因為中國是如此成功和舒適，以致它雖未完全停滯不前，但卻相應地保持不變。不過，在這同時，如下章所述，西方由於自己的技術成就、經濟活力以及社會和政治的多元化，正在發生著變化。而所有這一切，形成一種最終導致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動力。結果，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勢不可擋的擴張主義弄得四分五裂。儘管結局如此，但我們不該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貢獻，引領著世界。

一、隋朝和唐朝

隋朝（581—618年）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8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後，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它們都沉重地壓迫人民，都遭到了眾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以致都幾乎是其創立者一死王朝便崩潰了。

秦朝統治者的偉大貢獻是：統一全中國，修建直道和開挖運河，修築長城，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擴大並鞏固疆土。隋朝統治者的成就與此非常相似，且同樣竭盡全力。他們重建部分失修的萬里長城，開挖後來被稱為“大運河”的龐大運河系統的主要河段。這一大運河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線起來的迫切需要。但是，為此付出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是如此昂貴，以致應對這一事業負責的隋煬帝失去了民眾的支援，損害了自己的王朝。

拓疆擴土的一系列戰爭，同樣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些戰爭使帝國的疆域擴大到包括臺灣、印度支那的安南和佔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肅在內的地區。但是，征服朝鮮最北部領土的企圖卻慘遭失敗；當時的朝鮮分成三個王國。連續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撓的朝鮮軍擊退。於是，不滿計程車兵發動兵變，而全國各地的農民也因賦稅過重而起來造反。隋煬帝逃到南方，618年被縊死。幾個覬覦王位者隨後展開爭奪，獲勝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國和西方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最輝煌的朝代。

唐朝最明顯的成就是帝國擴張。透過一系列大的戰役，它的疆域甚至超過漢朝。唐朝在中亞建立了中國的宗主權，控制整個塔里木盆地，並越過帕米爾高原，控制奧克蘇斯河流域各國，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區。當時世界上，只有中東穆斯林阿拉伯的帝國能與唐朝匹敵。

由於在國內重新建立起強大的中央政府，中國便有可能進行對外征服。早先，漢朝被強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這些地方家族積聚起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大地產，在這上面建造堡壘式的莊園，成功地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佛寺的出現進一步促進了國家的分裂，這些佛寺因擁有廣闊的、面積不斷增長的土地，也向帝國政府提出了挑戰。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出瞭解決這種政治分裂的辦法，即實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給每個強壯的農民大約19英畝土地。這並不是去剝奪大家族所佔有的土地，而是透過其他途徑獲得土地，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農民得到政府的贈與地，而實際上，並非他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不過，“均田制”的確對削弱大家族的勢力、加強唐朝統治有所幫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產的增長。它也增加了國家稅收，因為雖然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稅，但廣大小農卻要納稅。此外，農民們還得接受軍事訓練，組成一支常備軍，從而加強了帝國政府的軍事地位。

唐朝還透過發展一支能管理全國的精幹的官僚隊伍，來鞏固帝國政權。之前隋朝已恢復漢朝在競爭性統考的基礎上選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據儒家“徵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種種問題”的基本信條，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而拒絕採納西方透過改變法律和制度來處理國家事務的典型方式。這一制度完全形成後，由在一連串複雜的儀式中舉行的一系列考試組成。首先是地方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2%的考生能透過地方考試，參加幾星期後的縣城考試。有幸透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在省城的鄉試；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的考生能透過這一“籬笆”，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透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一級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階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圖90 一尊塑於隋朝初期的立於蓮花基座上的立佛像。這幀作品由砂石雕成，且有著色痕跡（現存中國山西省天龍山，規格為68.5×17.8×15.24釐米）。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數學和政治事務。不過，漸漸地，這些考試開始集中到文章體裁和儒家正統觀念上。最終結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士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它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一方面，這一制度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敬佩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殺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做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1905年，它最終被徹底廢除。

圖91 6世紀的中國粗陶塑像，現藏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唐朝首都長安是一座約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僱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這段短暫時期外，唐朝統治下的中國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思想自由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得最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開放，致使許多外國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於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在漢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和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因此，佛教的影響迅速增長，並於唐朝初期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財富，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它還從根本上促成了理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後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唸和依靠自己，是唐後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國化的另一特徵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來控制，甚至賄賂和拉攏寺院和廟宇。

圖92 唐朝（618—907年）坐佛像。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控制的企圖失敗了，最後，政府採取了徹底迫害的政策。佛教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完全與世隔絕，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於寺院在數世紀裡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國雖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樣完全消失，但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這種迫害僅限於佛教機構和僧侶，並不包括普通訊徒，就如同西方類似形勢下發生的情況一樣。就中國文明的全面發展而言，佛教介入的最終結果是微不足道的。雖然佛教對中國的哲學、玄學、藝術和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它並沒像基督教改造歐洲社會那樣，從總體上改造中國社會。

在最後一個半世紀的統治中，唐朝統治者面臨一個王朝衰落時通常會遇到的種種問題。帝國開支超過稅收。同樣，人口增長大於土地供給，農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塊土地。“均田制”被破壞，富貴人家再次在損害農民的情況下擴大其地產。由於稅收制是以人頭稅為基礎，支付不斷增長的帝國開支的捐稅負擔，都落在農民頭上，而這時農民佔有的土地正在減少。

圖93 唐朝皇帝唐太宗（598—649年）墓中的浮雕：颯露紫（昭陵六駿之一）。

唐朝皇帝又設法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統治，但這是一個形勢不斷惡化的時期。京城中官員的無能和富有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連續的乾旱和普遍的饑荒，使許多州發生叛亂。朝廷謀取了地方軍事首領和邊境地區各種“野蠻”民族的支援。但是，這些人很快就擺脫朝廷的控制。他們無視朝廷的命令，為爭奪註定滅亡的王朝的繼承權，相互之間展開鬥爭。結果，907年，一個叛軍首領廢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長安城。此時帝國已四分五裂，開始了為時半個世紀的所謂“五代”時期。最後，一位有才幹的軍事將領重新統一全國，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宋朝。宋朝（960—1279年）和唐朝都持續了大約三個世紀。

二、宋朝的黃金時代

同漢朝和唐朝統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對外關係方面顯得十分被動。他們從未發動過大的戰役，去恢復帝國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區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從遊牧民族控制下收復北京和長城之間的領土。但是，他慘遭失敗，所以他的繼承者放棄了對這一地區的要求，甚至每年向遊牧民“送禮”，這實際上是變相的納貢。因此，宋朝從未收復東北領土，也沒收復西北領土，而西北地區可提供前往西方的陸上通路。

這是宋朝的一個致命弱點，使宋朝易受遊牧民的入侵。雖然“送禮”政策實行了一個半世紀，但當宋朝皇帝輕率地試圖收復東北領土時，災難降臨了。他非但沒有輕易取勝，反而慘遭失敗，從而導致了遊牧民對中國北部的大規模入侵。宋朝的防禦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國中部的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因此，宋朝的後半期（1127—1279年）被稱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被稱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復邊陲各地，後來又丟失了北半個中國，這遭到中國後來歷史學家們的嚴厲譴責。雖然這種批評是不可否認的，但中國文明有許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領域，於唐、宋幾個世紀內達到頂峰，這也是事實。在這幾個世紀中，除了出現許多學者撰寫的無所不包的各朝歷史外，還出現了佛教經文和儒家經典的大百科全書；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的傑作大批湧現；寫在書卷上的書法藝術同繪畫一樣受到高度評價；精美的瓷器幾乎如玻璃一樣薄，一樣透明；印刷術的發明價值連城，被利用來複制和發行大批佛經；科學技術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進展（見第九章第二節）。

圖94 用木版印刷的《漢書》（漢朝的歷史）的書頁。印製於1208年至1224年間。這本書是宋版印刷的最好範例之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的商業革命。這場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國經濟生產率的明顯增長中找到。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世紀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

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如此迴圈往復不已。貿易量也隨著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而上升。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管理為中心的大城市。

比起國內貿易的突飛猛進，對外貿易的增長更為明顯。自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更是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當然，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產率。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也加速了海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在亞洲諸海中活動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絡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成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海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不過，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產生爆炸性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見本章第四節）。

三、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儘管南宋的統治僅維持了近一個半世紀，但這一個半世紀卻相對安寧、繁榮。與此同時，中國北方則由金統治，其建立者為滿族的祖先。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抵禦將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南宋沒有意識到蒙古人的極有害的力量，反而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去援助蒙古人。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蒙古人立即以入侵中國南部相報復。由於蒙古人忙於侵佔其他地方，所以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於一次海戰時，宋朝終於滅亡。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並未因早期同中國的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化。這些蠻族征服者做出的第一個反應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併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一箇中國顧問陳述了這種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徵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石糧食。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1]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背景在語言、習俗和法律方面將他們與其臣民隔開。

他們還有意僱用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他們所不信任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都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了一箇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透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外籍官員的數量之多表示不滿，認為他們已使政府的文職機關變成一個國際官僚機構；他們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在內的各種外國宗教表示不滿（見第十二章第四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於其性質和持續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東北平原的交通要衝，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跨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義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

圖95 忽必烈狩獵圖。身著白色毛皮外衣的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武士一起在狩獵。注意畫面上山後的駱駝商隊。

不管商人帶多少銀子到中國去，中國的君主將統統拿去，存入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受這種紙幣。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2]

有才幹的忽必烈死於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幹的鐵穆耳。但是，鐵穆耳死得很早，他之後的皇帝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於宮廷生活。朝廷內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鬥爭，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氾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只因起義領袖間的競爭，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麼長久。最後，一位能幹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他像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藉天賦的才幹，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於是，1368年明朝建立，一直統治到1644年。

四、明朝的民族優越感與回縮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兩朝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治理有序、社會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少有的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理學”的新的儒家玄學佔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那時，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因此，許多學者著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30—1200年），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由於對這兩者都不滿意，他轉而又研究儒家經典。憑藉其非凡的綜合才能，他做出了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與儒家學說結合在一起的一種解釋，一種更令人滿意、更切合他那個時代的解釋。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他教導說，宇宙受自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將和過去一樣明亮。因此，邪惡是疏忽和教育有缺陷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恰如阿奎那很快將亞里士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入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融入理學。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無所不包、令人信服的思想，進一步阻止了哲學的發展。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外來的前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著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絕對的權威。“自哲學家朱熹的時代以來，”明朝一位學者說，“真理對世人來說已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著作，要做的只是實踐。”[3]

自朱熹評註的儒家經典成為文職人員考試的根據以後，理學成為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其結果是為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個學術性理由。雖然這一理由從根本上有助於獨特而歷史久遠的中國文明的延續，但其代價卻是形成了壓制外界所有的獨創性和新觀念、顯得荒謬可笑的因循守舊。

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歸因於理學，也歸因於所謂的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一股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官僚帝國中同時佔有土地和官職的勢力。作為地主和放債者，貴族控制著鄉村和城鎮的經濟生活。土地和資本的稀缺使他們能強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頻繁的自然災害使破產的受押人實際上成為當地貴族家庭的契約農奴。明朝後期，擁有幾千家這類契約農戶的貴族家庭屢見不鮮。

這些貴族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確，這就是中國“貴族”一詞所表示的含義。實際上，擁有土地是先決條件，它能為多年的學習提供必需的資金，使學習者成為社會地位的擁有者，獲得在官僚機構中謀一席職位的合格條件。因此，地方貴族和帝國官僚之間的聯絡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援的。新到一個省份任職的政府官員，時常發現當地的方言很難懂，這時只得完全依靠當地貴族的指點和引導。

明清兩代的中國是由官僚和貴族——如果能對這兩者作富有意義的區分的話——共同統治的。帝國當局和地方貴族都對維持於彼此有利的現狀十分感興趣，他們為此而合作。較早時候的一些王朝偶爾試圖強行重新分配土地，或進行其他類似的改革，而明清統治者卻小心地避免向貴族對農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戰。

對比起來，發人深省、頗有意義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約束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一個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別。在西方，正如下章將提到的，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增強這種自治權。在中國，的確存在著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然而，不像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性影響。其根本原因，就如第八章第五節所述，在於中國歷史的持續性，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1年帝國曆史結束。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團，在理學的一些觀念的支援下，能消減或減弱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多元化的文明；在這一文明中，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是被埋沒，而是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中國穩定的根源

中國文明的古老和穩定總是給外國觀察家們留下深刻的印象。19世紀中期在中國任職的英國領事官員T.T. 梅多斯，根據第一手觀察資料做出如下解釋。*

中華民族作為同一個民族，其歷史空前悠久，人口不斷增長……其真正原因可以歸結為三個信條和一種制度……這三個信條是：

1. 必須靠道義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質力量來治國。

2. 讓最賢能的人為國家效力是妥善治理國家所必需的。

3. 如果君主道德敗壞、肆意放縱自己，從而導致高壓的暴政，那麼人民有權廢黜這樣的君主。

一種制度是：

公職競爭考試的制度［科舉制］……

（嚴格地說來，長期以來一直是競爭性的）公職考試製度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原因：正是這種考試製度維護了其他一些事業，並使這些事業能有效地進行下去。全國凡是當父母的，都能理解這種考試製度的用意，所以，這種考試製度誘使父母們向自己的兒子們傳授文學的基本知識，其中包括以上所引用的三個信條，以及有利於培養較高精神境界的其他許多知識。透過這種考試製度，所有賢能的人都被招募到小心地保持考試製度純潔性的政府中來。這種考試製度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國家中最貧窮的人，也只能說，如果他命運不濟，那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們並沒有設定任何不公正的障礙來阻撓他的提升……

通常的中國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礎上：它不是一個專制政府。它所維持的軍隊和警察，無論在人數上還是在事實上，僅夠鎮壓派別叛亂，而完全不足以鎮壓一個表示厭惡的、憤怒的民族。但是，儘管這一政府並不實施暴政，但它在形式上和機制上卻是一個純粹的獨裁政府。在一個地區內，地方行政官是專制獨裁的；在一個省裡，總督是專制獨裁的；在帝國中，皇帝是專制獨裁的。民眾沒有立法權，沒有自行收稅的權利，沒有投票使統治者落選的權利，也沒有限制或者停止政府開支的權利。因此，他們有造反的權利。造反在中國是阻止專斷的、邪惡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種古老的、時常運用的符合憲法的正當手段。

•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Smith, Elder, 1856）, pp. 23，24，401-403.

這種爆炸性的影響，在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這裡的帝國機構太封閉、約束力太強。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以行會頭領為首的地方行會。但是，這些行會頭領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證明，並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船商也在港口首領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首領同樣需對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政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製品、服裝和酒等。另外，政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如鹽和鐵等。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建立自由企業的機會，束縛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墮落，因為朝廷官員可以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操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圖96 中國將軍石像。它是北京城外通往明朝皇陵的墓道兩旁的一些護衛石像中的一尊。

中國統治集團限制性的內向政策的另一例項是竭力反對海外經營。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已慢慢遷移到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裡的中國人大約有2萬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人。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將其控制範圍擴大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上。正是這一年，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相距不遠的中國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殺，並譴責所有的海外中國人都是拋棄祖先墳墓的人，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同樣，1712年，皇帝頒佈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佈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中國人將不許回國。這一中國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隨時準備著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15世紀早期明朝航海業的異乎尋常的歷史，提供了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抱消極態度的最富戲劇性的例項。這些航海其範圍驚人，顯示了確實證明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居領先地位的技術優勢。隨之而來的是，皇帝下達的禁止進一步海外探險的命令和官方對這一命令的立即執行（見第九章第一節）。

雖然皇帝下禁海詔書的確切動機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頒佈禁海令，僅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正是體制結構和向外拓展的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由此，不可避免的結局是偉大的“天朝”在數世紀內黯然失色，而西方蠻族此時卻嶄露頭角。

五、中國文明在日本

由於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不間斷地延續到近代，它們以諸西方國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種方式控制了東亞。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已成為西方特點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只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不可能存在，遊牧民便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都一直是最不依賴中國這一大國而自立的國家，因此，在東亞歷史和世界歷史上，起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本章後幾節將敘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發展。

日本歷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為相似。不過，日本群島比不列顛群島更與世隔絕：它們離朝鮮半島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峽最窄處只有21英里寬。日本人在“二戰”中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於13世紀受到蒙古人的外來侵略的嚴重威脅。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隨意選擇和拒絕。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感和警惕。儘管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長於借鑑的民族，但所處的與世隔絕的位置，令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致相當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圖97 從古墓出土的泥塑的穿盔甲的武士像。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諸島的阿伊努人，有助於該種族的形成；由南方遷移來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可能也有助於該種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臺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個鬆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由朝鮮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陸渡海而來，隨身除了帶來新的宗教信仰外，還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那些遊歷“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後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他們對變革的推動，最終導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於645年開始，它試圖以中國唐朝為模式，將日本改變成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區，由從天皇和國家議會那裡取得權力的總督和地方行政官統治。此外，以天皇名義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分給農戶耕種。新的擁有土地的耕種者須向中央政府納土地稅和勞務稅，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後者有時包括服兵役。

實施這些和其他一些變革的目的是加強帝國的權力；與更早時候的氏族結構相比，這些變革的確起了這樣的作用。但實際上，日本天皇還遠不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無可爭辯的首腦。強有力的世襲貴族強行對這種中國式的、最終將導致其垮臺的行政機構作某些變更。雖然任命官員可能同中國一樣要透過考試，任人唯賢，但實際上，舊貴族仍成功地獲取了顯要地位和權力。同樣，舊貴族還保留著大片土地，這些土地通常是免稅的，成為國家行政體制外的采邑。在這期間，藤原家族完善了兩頭政治，即雙重政府體制。他們實際統治國家，為天皇選擇皇后，擔任行政和軍事的高階職務。而天皇則過著奢侈的隱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與民眾接觸，他的主要職責是保證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繼承，延續不斷。這種雙重政府體制在中國是沒有先例的，始終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來，直到19世紀日本的國門被歐洲人開啟為止。

在文化領域，日本以同樣的方式修改了中國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但發展了他們自己的書寫體系；借鑑了儒家學說，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標準，調整了它的政治學說，以適應他們的社會結構。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時，日本人還接受了佛教，但對之作了修改，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長安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後在京都建立了帝國新都。但其中的廟宇、樓閣、神龕和花園都具有日本的特徵。帝國朝廷成為高度發展的文化和藝術活動的中心。11世紀，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說《源氏物語》中，以輕快的筆調描寫了宮廷生活。但這部小說也反映了一個日漸頹廢、幾乎完全熱衷於追求美感和肉慾的社會。這種墮落在下個世紀中變得更為嚴重，它有助於新的封建時期的到來；在新的封建時期，政權從帝國朝廷轉入強有力的鄉村武士的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進的中國的帝國體制，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有效地起作用。不過，到12世紀時，這種體制已被日本的種種封建制度所破壞和取代。一個原因是，各省統治者太喜歡京都的各種娛樂活動，往往將他們的權力和職責授予地方部屬。另一個原因是，有勢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團體對土地總是垂涎欲滴，經常用武力強佔土地。只要免稅制度繼續存在，他們就想開墾荒地。這些傾向使納稅土地的數量減少，意味著擁有耕地的農民的捐稅負擔增加；於是這些農民或是逃亡到北部邊境地區，用武力趕走居住在那裡的阿伊努人，或是將自己連同土地一起交託給擁有采邑的貴族。這樣，他們可以免稅，並得到保護，卻因此變成農奴。結果，到12世紀末，納稅土地只佔整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權力被新的農村貴族所接管。

與此同時，由於帝國軍隊的瓦解，農村貴族成為居統治地位的軍事力量。大化改新規定所有20歲到60歲的男人服兵役。但是，這些應徵士兵必須自帶武器和糧食，而且還不免除固定的捐稅負擔。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於739年被廢除。國家軍事職務通常由軟弱的宮廷貴族擔任。結果，反對阿伊努人的戰爭由農村貴族進行。他們已成為騎兵武士，其軍事戰鬥力逐漸增強，最後完全超過了帝國軍隊。這時，在這些農村貴族和他們的侍從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為人服務的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封建關係。這種關係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為基礎。武士在法律和禮儀上享有特權，但反過來必須絕對效忠於他們的封建領主。

圖98 圖為京都眾多美麗的園林之一。京都是足利將軍的都城所在。

到12世紀，日本已由互相競爭的各封建領主集團控制，這些封建領主為控制儘可能多的土地而你爭我奪。結果，大地主即“大名”興起。16世紀初，這樣的大名有幾百個，他們都企圖獲得統治全日本的霸權。

七、日本的回縮與孤立

大名控制時期，經濟迅速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手工業之外，農業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進步，國家某些地區農作物的畝產量明顯地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生產率的提高使貿易更加繁榮，使物物交換轉變成貨幣經濟。15、16世紀，在各戰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廟所在地，城鎮逐漸形成。在這些城鎮中出現了日本的行會即“座”，它們同西方的行會一樣，企圖得到某些貨物的生產或運輸的壟斷權，得到從事某種貿易或職業的壟斷權。他們向地方當局繳納酬金，以此獲得這些壟斷權，從而為行會成員爭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日本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加快了內外貿易的發展。早在12世紀，富有進取心的日本人就已開始大膽地渡海到朝鮮和中國，為貿易和海上掠奪作準備。他們漸漸擴大了活動範圍，到14世紀末葉，這些海盜兼商人已活躍於整個東南亞。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佈各地，尤其是分佈在印度支那、暹羅和菲律賓。

如同早些時候在西方類似的環境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這一趨向無間斷地繼續發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會步西歐之後塵，發展成為近代擁有海外帝國的、統一的民族國家。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與外界隔離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強國對東南亞和東亞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擴張主義的自然程序。如果西方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很可能會在臺灣和東南亞各地區獲得立足點。然而這時，除了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國內的驚人作用外，還有西方海上軍事技術的明顯優勢，使日本人感到驚恐。為此，17世紀初，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使日本退縮到幾乎完全與世隔離的境地之中。

鎖國政策規定，所有傳教士必須離開日本，其信徒必須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結果，所有外國人不得不離開日本，只有少數中國人和荷蘭人例外，他們獲准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在長崎港的出島上經商。另外，鎖國政策禁止日本國民出國，違者處以死刑。這樣，日本開始了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

最終結果，日本沒有成為近代擴張主義的民族國家；相反，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圍牆”，擋住了外界的影響，保護了日本的封建制度。為了尋求穩定，德川幕府從中國引進了儒家思想和制度。他們採納了儒家的由四個階層——武士管理者、農民、工匠和商人——組成的等級制。他們還借用了儒家哲學，強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合適關係。他們還在江戶建立了一個有影響的儒家學派，因此，日本人民漸漸地為中國哲學的倫理道德標準所影響。雖然佛教仍是大眾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儒教已慢慢地成為日本最強大的思想力量。

日本同中國一樣，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制度變得陳腐、僵化。不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差別：日本並不像中國，沒有形成極強大的、堅如磐石的帝國結構。更準確地說，德川幕府只是彌補了裂痕，因此，19世紀西方入侵時，與中國不同，日本能做出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反應。

［推薦讀物］

第八章的參考書目中已列出了關於中國歷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礎上還應加上由美國曆史協會歷史教師服務中心發表的、關於參考書目的說明性文章：J. K. Fairbanks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出版社，1968）。這個參考書目列舉了諸如官僚國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以及階級結構和流動性之類主題的近期著作。

關於220—1644年間中國歷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是：W. Bingham所著的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Waverly出版社，1941）: E. A. Kracke所著的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3）: J. T. C. Liu所著的Reform in Su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9）: C. O. Hucker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1368—1644（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1）: E. Balazs所著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4）。以下兩卷分類的專題論文集分析了相關學術研究的趨勢：A. F. Wright主編的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3）: J. K. Fairbank主編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7）。另一本有用的書是：J. M. Menzel主編的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Heath出版社，1963）。最後，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一書分析了為何中世紀中國在技術方面的成就沒有導致工業革命的發生。J. Needham所著的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9）一書對此也有所論及。對於那些認為Needham的不朽著作過於浩瀚的人來說，更易理解但卻很可靠的記述是：R. Temple所著的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7）。主題與此相關的另一本讀物是：P. Snow所著的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88）。最後，W. H. McNeill所著的The Pursuit of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2）一書從全球的角度分析了這幾個世紀中中國的成就。

關於日本，美國曆史協會歷史教師服務中心發表了一個方便而通用的參考書目，即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Washington出版社，1961）。詳細闡述的標準書目是B. Silberstein所著的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2）。關於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學思想的寶貴資料在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一書中得到提供。英國學者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修訂版（Appleton出版社，1944），及其權威性的三卷本的A History of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撰寫了規範的通史。最好的介紹性的報告是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Past and Present的修訂版（Knopf出版社，1953）。

［註釋］

[1]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 1, 140.

[2]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London, 1914）, p. 154.

[3]Cited by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per ＆ Row, 1943）, p.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