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紀後期最值得誇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詩，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有史以來一個複雜文明的首次建立。這一文明並非建立在辛勤勞作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

——小林恩· 懷特

“三大發明即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古人並不知曉；我們應注意到，沒有哪個方面的發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結果而言，比三大發明更惹人注目。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1]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的這一論斷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他如此明智地選擇的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響比較起來，這三大發明對中國卻沒有什麼影響。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於是，印刷術用於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於著名的遠航外，並不像西方人那樣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這一重大差別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多元化，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中找到。新文明不僅為西方帶來了歷史性的轉變，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全球處於革命的新社會的影響下時，也為全球帶來了歷史性的轉變。

一、西方的多元化

“為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人們將自己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種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保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2]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這一分析，簡單而又準確地描繪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基本劃分：教士、勞動者和騎士。儘管這三個階層在歐亞大陸所有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於羅馬帝國崩潰且未能重新建立帝國組織，它們的地位和相互關係是很獨特的。在這些情況下，這三個階層的作用究竟如何，將根據它們所體現的三種制度來予以考慮。這三種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體，在這一政體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封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封建制出現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德意志君主已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但缺乏維持官僚機構、法院和軍隊所需的資金。當時唯一可供選擇的辦法就是將地產作為服務的報酬。但是，接受者們即封臣們傾向於將地產當作私人領地來管理。查理曼十分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是，在其軟弱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政權轉到了封臣們手中；封臣們的地產即采邑實際上已變為私有財產。這些強有力的封建領主再把他們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給那些依靠他們而不是依靠國王的追隨者。封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封建契約，規定了彼此間的某些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領主除提供封地以外，還應提供保護；而封臣則應根據當地習慣，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約40天。

在查理曼帝國崩潰後形成的各封建王國裡，這一封建化過程在迅速地進行。由於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當、合法的權益應該是來自王權，所以，封建主們小心地選擇一位合適的國王，即便他們無意尊重這位國王的統治權。但是，1000年之後，當西歐隨著外來侵略的停止而安頓下來時，國王們漸漸能夠維護自己的封建權利，並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在隨後幾個世紀中，國王與貴族間的鬥爭是西方政治歷史的實質。

圖99 采邑。封建制度的後繼者——采邑制度——依靠的是農奴們的自給自足。

正如封建制度隨著大規模的政治組織的崩潰而出現一樣，采邑制度隨著大規模的經濟組織的崩潰而出現。作為對這種經濟崩潰的反應，采邑成為靠農奴經營的自給自足的農莊；農奴不能隨便離開農莊，靠勞動養活教俗封建主集團。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則二十人，多則數百人。農奴與奴隸不同，他們既有義務，又有公認的權利。他們受到保護，擁有一塊土地，以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並享受許多宗教假日和收穫節日，以得到辛勤勞動後的暫時休息。作為回報，他們必須耕種耕地中留給封建主的那些田地，為封建主做家務及其他農田雜活，並將自己任何來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封建主。

由於遠距離貿易、集中式手工業生產、帝國貨幣等的實際消失，采邑必須滿足自身的幾乎全部需要。儘管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或可能是由於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采邑的技術同羅馬帝國時期的技術相比，一點也不原始。隨著帝國經濟的崩潰，奢侈品生產、灌溉工程、溝渠和公路系統也遭受損失。但是，自給自足的村莊，恰恰因為它們是自給自足的，所以並不需要帝國組織。它們以穩步增長的效率，在當地村與村的基礎上發揮作用。采邑儲存並改進了磨坊和打鐵工場，因為鐵可以在地方上生產，所以這時使用的鐵比以前更多。於是，中世紀西方的農業技術（如本章第三節所述）取得了更大進展，超過了希臘——羅馬的水平，對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至於天主教會，我們同樣發現了一個似乎有悖常理的發展，即恰恰因為羅馬的滅亡，教皇變得更為強大。教皇無須像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和安蒂奧克的主教們反對拜占庭皇帝的命令那樣同皇帝的統治作鬥爭。當某個皇帝試圖控制西方教會時，教皇基拉西烏斯（492—496年在位）送給他一封信，在這封著名的信中，他堅稱：“是主教，而不是俗權，應對教會的行政負責。”此外，拜占庭的皇帝們被穆斯林和其他敵人的攻擊搞得不知所措。這就使教皇們可以放手加強自己在西方的地位；他們這樣做時採取了兩種方式。首先，他們與崛起的法蘭克人結成聯盟，這最終導致800年時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其次，教皇派出傳教團，去改變北歐地區異教徒的宗教信仰。他們成功地組織了承認教皇權威的新教會——如597年成立的英格蘭教會，7世紀創立的倫巴第和弗裡西亞教會，8世紀建立的德意志教會。

當時西方新的多元化社會的組成部分有以下這些：一個不受皇帝支配的獨立的教會；代替皇權的封建君主和封建領主；代替羅馬時期奴隸種植園、分別開墾荒地的自治的采邑；以城市為根據地，在反對貴族、高階教士，最終是君主的過程中有效地行事的新興商人階層。這一社會，這一全歐亞大陸獨一無二的社會，在1000年後的500年中如何發展和適應，以及最終怎樣發展起海外擴張的力量與動力，是以下幾節所要討論的主題。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促使歐洲在中世紀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處的有利位置。歐洲因地處歐亞大陸西端，免遭了公元1000年後的多次大規模侵略。只要看一看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發生的一些事件——13世紀蒙古人肆意侵佔俄羅斯，15和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爾幹半島，柏柏爾人屢次進攻北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歐地處偏遠位置的重要性。由於免遭這種蹂躪，西歐同更易遭受侵略的東方地區相比，無疑享有極大的優勢。

同樣重要的是，歐洲擁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資源。北歐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大平原，它始於比利牛斯山脈西端，向東、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寬，最終形成了從黑海到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來的西盛行風徑直吹過這些橫跨整個歐洲的平原，進入俄羅斯。因此，地中海盆地以北的歐洲氣候較溫和，長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河流終年無冰，水量充足，為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鋸齒形的海岸線進一步加大了這一優勢，為內陸地區到達沿海口岸提供了較方便的通道。

當然，這些自然資源一直是人們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對適當技術的這一需要在各地和各時代都存在。例如，在20世紀，美國從明尼蘇達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薩比嶺鐵礦區獲得鉅額利潤，但印第安人在這個地區漁獵了幾千年，卻沒有利用這些礦石，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如今在中東、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開發的貯量豐富的油田，情況同樣如此。中世紀的西歐也是這樣，在那裡，先進技術首次使當地資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結果，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深遠影響，使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傳統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

三、技術的進步

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歷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一個原因是，西歐沒有奴隸制，而奴隸制往往抑制新的技術。另一原因是，很多地區都存在的邊疆環境需要節省勞力的裝置。中世紀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於技術的發展。在這一制度下，社會尺度表的範圍並非從“神聖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隸，而是從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農奴到莊園主；莊園主與農奴保持充分的接觸，對生產過程有一些真實的瞭解。因此，體力勞動獲得了一席地位，並受到尊重，這是古老的奴隸制文明所沒有的。

最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倫理，也促進了西方技術的發展；人道主義倫理本身是在反對古老的帝國社會的無人性中發展起來的。修道院裡的修士們堅持認為，體力勞動是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或者，如他們所說的：“勞動就是祈禱。”這些修士作為最早的指甲下有汙物的知識分子被載入史冊。他們最早將智慧和汗水連在一起，這樣做時，他們推動了技術的進步。透過建造修道院，他們將新拓居地的邊界推進到了北歐和東歐的森林中，而且，他們還引進了先進的農業方法。

西方特有的技術成就包括原始農業方面的基本發明。其一是“三田”輪作制；“三田”輪作制從8世紀起逐漸被人們採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因為使用這一耕作制時，任何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耕，而過去使用“雙田”制時，則有一半田地閒置。其二是重型輪式犁的發明；這種犁裝有鋒利的鐵頭，翻土深度可達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頭的後面是犁壁，這樣安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重型輪式犁與原始的爬犁完全不同，爬犁通常用於翻耕地中海盆地貧瘠的沙土；而重型輪式犁則使耕種歐洲中、北部地區肥沃卻又難以翻耕的窪地成為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馬力也有助於農業的發展。在古代，馬很少用於農業，因為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因此，馬過於用力拖拉重物時，往往會被勒死。不過，到10世紀時，人們發明了一種挽具，這種挽具套在馬的肩上，馬拖重物時不會被勒死，從而將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馬同過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動力來源。馬蹄鐵的發明也很重要，因為它不僅增加了馬犁地的效用，而且還增加了馬運貨物的效用。

最後，應該簡單地看一看極其重要的水車和風車。水車和風車在希臘——羅馬時期便已為人們所知道，但由於當時擁有充足的奴隸勞動力，缺乏終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區不存在這兩大障礙，所以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幾乎遍及每個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車原是專用於碾米的工具，中世紀時發展成一種普遍的原動力。於是，水力開始用於鍛錘和鍛爐風箱，用於大型鋸機和車床，用於織布的漿洗機、造紙的紙漿機和碎礦的搗礦機。的確，英格蘭1086年編纂的《土地調查清冊》登入了5000家磨坊。這就是說，每50戶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數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

四、發展中的經濟

與技術進步相一致的是相應的經濟發展。900年至1300年間，經濟穩步發展，然後出現了14世紀的經濟大蕭條。它由多種因素共同引起：首先是一連串的糧食歉收和饑荒，尤其是在1315年至1316年間；然後是黑死病，黑死病首次流行於1349年，奪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後又在數代人的時間裡週期性地爆發；最後是英法“百年戰爭”以及德國和義大利的其他鬥爭。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普遍地上升。

歐洲經濟的發展在各個領域中都很顯著。新的採礦法提高了歐洲中部和北部地區鹽、銀、鉛、鋅、銅、錫和鐵礦石的產量。同樣，大不列顛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波羅的海沿岸豐富的木材和松脂的開採範圍，這時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北部地區漁業的產量，尤其是愛爾蘭和挪威的鱈魚、波羅的海的鯡魚的捕撈量也大大增加。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農民首次開始耕種村莊周圍的荒地。令人吃驚卻又千真萬確的是：12世紀，法國只有約二分之一、德國只有三分之一、英格蘭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耕種，其餘的都是森林、沼澤和荒地。在小塊耕地的周圍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開墾的荒地。歐洲農民絡繹不絕地湧進這些無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燒燬灌木叢，抽乾沼澤地，準備開墾和耕種。

圖100 黑死病肆虐時的情形。

農民不僅耕種附近閒置的土地，而且還隨著人口的增長而移居廣闊無垠、人煙稀少的邊遠地區。正如美國發起過向太平洋沿岸遷徙的西進運動一樣，歐洲這時開始了向俄羅斯邊境挺進的東進運動。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亞地區有新殖民地1500個，由15到20萬移民經營。不僅日耳曼移民在損害東歐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的情況下渡過易北河，而且其他移民也正在強行進入穆斯林西班牙，還有盎格魯——撒克遜人正在進入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凱爾特人地區。

人口的增長，以及農業、採礦業、漁業和林業產量的提高，都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10世紀時，雖然歐洲各地已可見到商人，但他們經營的商品絕大多數是奢侈品。不過，到14世紀時，商業已從日常生活的邊緣發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當時交換的貨物有英格蘭的原羊毛、佛蘭德的用英國羊毛製成的毛織品、德意志的鐵和木材、斯拉夫地區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鋼，以及東方的奢侈品。雖然當時從事商業的人只佔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紀末期商業的巨大發展，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城市作為地方貿易和地方行政中心，開始慢慢地出現。義大利在這方面居領先地位，擁有威尼斯、阿馬爾菲和那不勒斯這樣的商業中心；這些商業中心的居民被倫巴第侵略者切斷了同內地的聯絡，於是開始出海謀生。後來，內地商路沿途和波羅的海沿岸相繼出現了一些城市。沿內地商路發展起來的大集市，對商品流通也很重要。這些集市中，以香檳地區的那些集市最為著名；香檳離佛蘭德、義大利和德意志的距離相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貿易量方面，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同中國、印度或中東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於擁有日益增長的自治權和政治力量，它們顯得十分獨特。恰恰因為它們是剛出現，且處於政治上分裂的歐洲而不是堅如磐石的帝國的框架中，所以市民們從開頭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其他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圖101 一幅繪於15世紀的透檢視，畫的是11世紀或12世紀的一個市場。中世紀婦女正在積極從事各種貿易活動，尤其是從事食物和衣物的交易。

當市民們獲得權力和財政資源時，他們通常能說服國王向他們頒發皇家特許狀，准許他們在一個單獨的市鎮內聯合起來。這種市鎮有權充當社團，有權用自己的社團印章簽訂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皇家特許狀還准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行會是自願社團，用以防護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例如，當時的慣例是，如果一個農奴逃到城市，在那裡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為自由人。正如當時的俗話所說的那樣：“城市的空氣使人感到自由。”

在某些地區，一批批城市聯合起來組成聯盟，這些聯盟不僅成為強有力的經濟實體，而且還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實體。例如，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們企圖強迫義大利北部的米蘭、佈雷西亞、帕爾馬、維羅納等富庶城市納稅，並接受帝國管轄時，這些城市便結成倫巴第聯盟。聯盟在教皇的支援下，成功地進行了反對皇帝的戰爭。同樣，1358年，波羅的海沿岸的各個城市——不來梅、呂貝克、斯德丁、但澤等約90個城市——組成了漢薩同盟，反對海盜，竭力主張在外國的商業特權，幾乎壟斷了北歐的貿易。

這一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和權力，這在歐亞大陸是獨一無二的。在歐洲之外，商人根本沒有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中國是文臣主管行政；日本是軍人治理國事；馬來地區和印度拉其普特人的一些國家是地方貴族料理政務，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當權的。是的，沒有一個地方，除了歐洲。在歐洲，商人不僅在穩步地獲得經濟力量，而且在穩步地取得政治權力；他們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一地支援商人利益以及後來的海外冒險事業。

圖102 圖中所繪為14世紀末的義大利銀行。

五、新的君主國的崛起

到10世紀時，西歐已遍佈封建小國；這些封建小國一點一點地蠶食已滅亡的查理曼帝國的土地和權力。以後幾個世紀中，西歐社會的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沖突。諸城邦有時結成諸如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之類的強大組織。因此，為了反對這些集團的專一主義利益，此時興起了一股勢力，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後繼者“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鬥。這些互相沖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種水平的同盟和聯盟，它們不斷變化，無限多樣。

廣義地說，查理曼死後，西歐政治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9世紀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一般說來是合作的。教皇幫助皇帝反對德意志世俗貴族；作為回報，皇帝支援教皇而不支援反對教皇權力的拜占庭勢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裡七世即位，教皇至高無上的時期開始了。到13世紀時，教皇英諾森三世實際捲入了歐洲各國的事務之中，國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廢黜。他宣稱：“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脫不了教皇的關注和控制。”在此後兩個多世紀裡，羅馬教皇通常被認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頒佈《教皇訓令》（1302年）時，教皇至高無上的時期突然戲劇性地結束了；在《教皇訓令》中，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堅定地闡明瞭關於教皇權力的學說：“……我們要宣告，要陳述，要解釋，要正式宣告，服從羅馬教皇的統治，是眾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幾個世紀中所能接受的東西，此時卻不再合人心意。諸君主及其顧問這時把王國福利看得比教皇的願望更重。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脅和虐待，受辱後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國大主教當選為教皇，稱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羅馬，而是以法國東南部的阿維尼翁為教皇駐地。此後70年間，阿維尼翁的教皇們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其前輩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

歐洲君主們的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與新興商人階層的非正式聯盟。市民們向君主們提供財政上的支援。他們還充當國王的內侍、監工、賬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等，以此提供管理才能。作為回報，新君主向市民們提供保護，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自治的地方當局的一些雜亂模式；這些自治的地方當局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度量衡和貨幣。隨著這些障礙物的消除，隨著皇家法律和命令的實施，出現了新的君主國。到15世紀時，這些君主國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英國、法國、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貝拉聯姻後的西班牙的領土。

這些大而新的政治實體在調動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資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雖然早期探險者絕大多數是義大利航海探險家，但他們的資助者都是新興的民族君主國而不是他們家鄉的微不足道的城邦，這一點絕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宮廷給哥倫布和達·伽馬以大力支援，英國和法國宮廷也緊隨其後，熱情支援卡伯特、韋拉扎諾及其他許多人。

六、文藝復興運動的蓬勃發展

中世紀西方的文化和智慧的發展，同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一樣意義重大，富有革新精神。從羅馬陷落到大約1000年間的幾個世紀，在幾乎不具備文化創造力的意義上說，構成了西方歷史上的“黑暗時代”。極度貧窮、危機四伏、與世隔絕，不可能產生文學、藝術和學術傑作。的確，修道院的修士們設法儲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們自然致力於儲存與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視了那些更為世俗的東西。結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會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對教會的一個補充，並依附於教會。

11世紀，主教們為了教育所轄教區內的教士，創辦了教會學校。一個世紀以後，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早期大學逐漸形成。這些大學的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是，它們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團體。此外，它們不像教會學校那樣只有一個文科，而是另外還有教會法規、民法、醫學和神學系。文科的全部課程包括三個低階學科（拉丁文法、邏輯和修辭）和四個高階學科（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12世紀，在博洛尼亞、巴黎和牛津出現了第一批大學。隨後一個世紀中，有人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薩拉曼卡創辦了一些大學；14世紀，又有人在中歐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維也納建立了一些大學。這些大學最初都是培養教士的機構。重視培養教士是很自然的，也是適合時宜的，因為當時教士壟斷了文化職業和行政職位。

隨著從大約1350年至1600年這一時期的文藝復興運動的蓬勃發展，教育和學術環境起了變化。文藝復興運動首先在義大利開始，並因此反映了當時義大利社會的狀況和價值觀。義大利是以蒸蒸日上的工業以及西歐、富裕的拜占庭和伊斯蘭教帝國之間有利可圖的貿易為基礎的一個活躍的都市社會。龐大的商人家族不僅控制了貿易和各種製造業，而且還控制了政治事務；他們對諸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米蘭和比薩之類的繁華城市起了決定性影響。正是這些商人家族成為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和作家的資助者。儘管這些資助者中不僅有教皇如尼古拉斯五世、庇護二世、尤里烏斯二世和利奧十世，而且還有公爵家族如米蘭的斯福爾扎，但是，商業家族的需要、私利和愛好卻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復興；因此，產生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現世主義和人道主義——文藝復興運動關心的是今世而非來世，注重的是異教經典而非基督教神學。

圖103 位於義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大學作為復興羅馬法的中心而出名。這幅刻在博洛尼亞大學一位法學教授的墳墓上的雕刻品，表現的是學生們正在聽他的一堂講座。

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

極有天才的列奧納多·達·芬奇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傑出人物。他代表了他所處的時代，這不僅是因為他在如此眾多的領域中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還因為他樂於突出顯示自己的天才。30歲時，他給米蘭公爵寫了以下這封信；這封信給米蘭公爵極深的印象，使後者僱用了他。*

1. 我為建橋制訂了計劃。橋要建得輕巧、穩固，以便於運輸，這樣就可以追逐敵人，時常打敗他們；而有些橋則要設計得非常堅固，無法被烈火和進攻所破壞，同時還要便於我們撤退和部署兵力。我也制訂了焚燬和破壞敵人橋樑的計劃。

2. 當一個地方被圍困時，我知道如何切斷引自溝渠的水源；我還懂得如何建造大量的橋，如何製造盾牌、雲梯和其他與軍事相關的器械……

……

4. 我還打算製造大炮。這些大炮應該便於運輸，能夠發射冰雹般的小石子，它們落地產生的煙塵能給敵人造成極大的恐懼、損失和混亂。

5. 為到達某一個固定地點，儘管也許有必要在溝渠底下或河底下行進，但我還有辦法透過洞穴和蜿蜒的秘道悄無聲息地到達那裡。

6. 我還能製造安全的、攻不破的裝甲車。這些裝甲車可以駛入備有大炮的敵人的密集行列中，而且，敵軍的陣營再龐大，也抵擋不了這些裝甲車。步兵可以安然無恙、不受抵抗地跟在裝甲車後面前進……

……

9. 如果戰鬥發生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許多既適合進攻又適合防守的引擎，還打算建造一些能抵擋最猛烈炮火和煙霧的船隻。

10. 在和平時期，我相信在建築方面，在建造公私用房方面，在將水從一地輸送到另一地方面，我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樣令您完全滿意……

如果有誰認為上述事物中有哪一樣是不可能實現或不能實行的，我很樂意在您的公園裡或閣下喜歡的任何地方進行試驗。再次對閣下表示最真誠的敬意。

• J. P. 和I. A. Richter eds., The Literary Works of Leonardo da Vinc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92，93.

文藝復興運動的現世主義和個人主義也反映在學術成就和教育中。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爾卡，即彼特拉克（1304—1374年），強調古典文學作為自我修養的手段和社會行動的指導所具有的價值。同樣，文藝復興時期成立的新寄宿學校，並不培訓牧師，而是培養商人的子弟。學校課程注重的是古典作品研究和體育運動，其宗旨是要教育學生們快樂、健康地生活，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文藝復興精神極為明顯地體現在藝術方面。由於教會不再是各種藝術的唯一資助者，藝術家們便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鼓勵，轉向除傳統的《聖經》中的題目以外的其他一些主題。雖然宗教題目通常依然出現，但是在諸如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和提香之類大師的作品中，創作重點越來越轉向旨在揭示靈魂內在奧秘的肖像畫，轉向旨在以醒目的色彩和形式來使人感到賞心悅目的繪畫。

文藝復興運動並不只侷限於義大利，16世紀時，它還將種種新事物傳播到了北歐。促成這一傳播的因素有兩個：一個因素是受僱於北方諸君主的義大利外交官和將領，另一因素是加快了圖書的發行和思想的交流的印刷機。由於識字現象在北歐比在歐洲的南部和東部地區更普遍，因而印刷業在北歐尤其有影響。大批的印刷品激起了公眾對政治和宗教問題的極大熱情，從而大大地促成了宗教改革及隨後的宗教和王朝戰爭。

最後，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文藝復興的意義何在？顯然，對人類、對人類所能做到的事情的新的強調，比起先前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於海外擴張。事實依然是，在西歐出現了思想的蓬勃發展，這種發展在歐亞其餘地區是不存在的。這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根本差別。

在中國，儒學繼續對社會起決定性影響。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權力，忽略改革創新，因而成為在各方面保持現狀的最佳工具。這種因循守舊、堅持正統觀念的氣氛阻礙了思想的繼續發展，有助於解釋為何中國在技術上落後於西方，儘管中國在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最初的輝煌成就。在這些早期發明之後，中國並沒有制訂出一套科學原理。

圖104 大衛像。年僅26歲的藝術家米開朗琪羅於1501年開始雕刻的大衛像成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的象徵，並被陳列在佛羅倫薩美術學院。這裡展現的細部，突出了雕像賴以成名的壓抑的情感和尊嚴。

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情況基本相同。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學院注重神學、法學和修辭學，但輕視天文學、數學和醫學。從這些學院畢業的學生對西方正在做的事情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去弄清楚。穆斯林土耳其人都不相信基督教異教徒能傳授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不時會冒出一位出類拔萃的、有遠見卓識的人警告說，這道思想鐵幕具有將奧斯曼帝國與附近基督教世界分隔開來的危險性。生活於17世紀上半葉的著名的土耳其目錄學家、百科全書編纂者兼歷史學家卡提比·舍勒比，就是發出這種警告的人之一。由於出身貧寒，他未能受到正規的高等教育。但是，這其實是塞翁失馬。他用不著以淺薄的、吹毛求疵的態度專心於代表當時的奧斯曼教育的穆斯林神聖學業。他自學成才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對西方學問不存先入之見的態度。

在舍勒比的著作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軍手冊，這本手冊是他在1656年土耳其艦隊於海上遭慘敗後編寫的。他在手冊前言中強調了掌握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的必要性：

對掌管國家事務的人來說，地理科學知識是必須掌握的。他們可以不知道整個地球是什麼樣的，但至少應該知道奧斯曼帝國和相鄰國家的地圖。這樣，當他們必須派部隊作戰時，就可以在熟悉情況的基礎上進行，從而使攻擊敵區、保護和守衛邊境地區成為一件更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學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的，即便他們是當地的老兵，情況也是如此。這樣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繪出自己家鄉地區的地圖。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證明學習這門科學的必要性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異教徒透過應用和尊重學問中的那些分科，發現了新大陸並侵佔了印度的一些市場。[3]

舍勒比看到了歐洲的知識進步與海外擴張之間的聯絡。在舍勒比1657年去世前寫的最後一部著作中，他警告自己的同胞，如果不放棄教條主義，他們很快就會“用張得像牛眼一樣大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他的預言被證明是有預言性的。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他們的宗教矇昧主義中，所以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基督教異教徒則憑藉他們的新知識，最終不僅成為新大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儒教帝國的主人。

七、西歐的擴張主義

4世紀至10世紀期間，歐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維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是，從10世紀至14世紀，這種局面卻戲劇性地顛倒過來，歐洲開始全線進攻（見地圖15）。各十字軍在西班牙、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蘭擊退了穆斯林，甚至佔領了基督教拜占庭帝國。與此同時，在歐洲東北部，德意志邊境地區的封建主正在侵佔易北河東岸地區。當德意志的擴張繼續向奧得河東岸伸展時，他們反對異教的普魯士人，形成了由條頓騎士指揮的十字軍東征。騎士們建立了許多要塞，並在要塞周圍安置德意志移民；這些移民為進一步擴張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隨即佔領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戰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紀末，過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佔據的廣大地區，這時都變成了德意志各階層——封建主、主教、市民和農民——的領土。

地圖15 中世紀西方的擴張（11—15世紀）

有個時期，人們曾認為，這些十字軍東侵實際上導致了中世紀後期每一種建設性的發展，其中包括貿易、城市和文化的發展。現在，這種說法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相反，人們普遍認為，十字軍東侵基本上是這些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術進步、商業復興、人口增長和人們普遍的精力充沛，十字軍東侵是完全不可能的。這些推動力繼續發展，並在14世紀大蕭條後開始加速，結果，使十字軍戰士的擴張主義運動擴大到海外領土。

基督教及其傳統的普救說、改變異教徒信仰的熱情和十字軍的好戰精神，是西歐向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早期探險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宗教方面的考慮。13世紀馬可·波羅的旅行使歐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國的存在，並渴望到達這兩個偉大的國家。他們還知道這些國家的人們並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們能與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紀長期流傳著有關祭司約翰的傳說；約翰被傳說為東方某一基督教國家的強有力的國王。幾個世紀來，基督教首領夢想與他建立聯絡，從東、西兩面大舉進攻伊斯蘭世界。歐洲人雖未找到祭司約翰，卻在非洲和美洲偶然發現了陌生的新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於征服、拯救、使之歸依的臣民。

在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許多動機中，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最強烈的動機。瓦斯科·達·伽馬向驚訝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到他們所在的地區，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樣，征服者貝爾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為了像所有男子漢都想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並發財致富”[4]。

圖105 這位身穿獨特的天主教教袍的耶穌會傳教士正在為新法蘭西的一個印度人施洗禮。法國耶穌會會士允許印度的一些基督教皈依者至少能保留自己的某些習俗，在這方面，他們比歐洲的大部分傳教士更寬容。

西方技術的不斷發展，也直接有助於海外擴張。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儀器、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上所取得的進步。1200年至1500年間，歐洲船舶噸位平均增加一到兩倍。600噸至800噸的圓體帆船，代替了150噸至200噸的長型單層甲板帆船。13世紀開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陳舊、低效率的邊舵。14世紀，葡萄牙人對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進同樣重要，它使船隻更適於迎風航行。船體結構和船帆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明，這時的船隻是把北歐、地中海和中東原先發展起來的技術革新的成果結合在一起，其結果是船體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敏，同時也更經濟，因為它減少了100個至200個划槳手及其食物和裝備，大大增加了存放貨物的空間。

造船方面的這些進步總是同航海技術的進步攜手並進。尤其重要的是對指南針、星盤和新地圖的日益有效的使用；這些新地圖是根據精確的羅盤方位和海岸線及港口的詳情繪製而成。與此同時，歐洲人在海軍裝備方面正佔據著決定性的、意義重大的領先地位。過去，海戰是指佔領敵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戰。16世紀的前20年，佛蘭德和德意志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種大炮能射出彈丸，摧毀300碼內的船隻。海戰發生了變化，由佔領敵船的肉搏戰變成了舷炮齊射的炮戰，使歐洲人能佔領並控制世界各大洋達4個世紀之久。歐洲人的優勢隨著1905年日本人在對馬海峽對俄羅斯人的劃時代的海戰勝利而結束。

伴隨著造船業、航海業和海軍裝備的發展而來的是商業經營方面的重要的新技術。義大利複式簿記的發明使隨時確定商業上的財務情況成為可能。另外，貨幣的日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為人接受的標準硬幣的鑄造，便利了商業經營。銀行和信用狀的發展以及中世紀基督教對禁止貸款和利息費用這一做法的逐漸放棄，也有利於商業經營。最後，歐洲人開始海外擴張後，股份公司的發展大大地鞏固了商業經營。這些股份公司以其有限責任，為投資提供了媒介，使歐洲大批資本用於海外冒險事業。東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夥人的資力有限，沒有一個最終能成功地與東印度和黎凡特的幾家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現存的哈得孫灣公司相競爭。

總之，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使歐洲具有強大、獨特的活力。這一活力究竟如何獨特，當我們察看15世紀歐亞大陸對伊斯蘭世界的擴張的各種反應時便可明白。如第十一章第五節所述，當時的伊斯蘭教以扇形從中東向四面八方擴充套件。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後，佔領了巴爾幹半島；然後渡過多瑙河，進軍匈牙利，兵臨維也納城下。同樣，在東方，富有魅力的巴布林率領突厥人，正從阿富汗向南推進，開始建立偉大的莫臥兒帝國，統治印度，直到19世紀英國人接管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蘭教正從東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內地穩步傳播。最後，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歐亞大陸的海上航線，即從紅海和波斯灣穿過印度洋、繞過東南亞、到達中國海的航線。

圖106 帆船的演變。在歐洲人能安全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之前，他們需要更大的、操縱起來更靈活的船隻。這幅圖表明瞭帆船從中世紀末期到15世紀的演變。技術上的改進包括建造更大的舵、設立更多的桅杆，以及對帆作新的安排。

由於伊斯蘭教的軍人、商人和傳教士所取得的這些進步，伊斯蘭教世界變成了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區。它佔領了這片大陸的戰略中心，而且，它愈擴張，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和西端的歐洲人就愈孤立。中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一包圍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從當時到現在，都對世界歷史的程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前所述，儘管鄭和的遠征清楚地表明，中國人擁有控制海洋的技術和財力，但他們卻自願地撤退了。蒙古人的統治結束後，明朝的中國人將自己與外世隔絕。中國商人階層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無力向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皇帝的敕令挑戰。因而，中國人將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轉向內部，慎重地放棄了在歐亞大陸、最終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先地位。

歐洲人的反應恰恰相反。蒙古統治下的和平使他們的地理視界開闊、商業野心變大，因此，蒙古帝國的突然崩潰使他們灰心喪氣，留下深深懷念。同樣，十字軍失去地中海東部前哨基地，伊兒汗國在波斯實行伊斯蘭教統治，突厥人征服巴爾幹各國，所有這些都使歐洲人無法到達黑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因此，他們實際上被困在歐亞大陸的西端。義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東部各港口繼續同阿拉伯商人發生貿易交往，將貨物轉船運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仍很繁榮。不過，雖然這一安排使作為經紀人獲得厚利的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感到滿意，但是其他歐洲人卻很不樂意。他們迫切希望找到某種方法，到達東方，分享財富。

由於他們有專門技術，有經濟實力，有豐富的思想，還有相對抗的君主國之間的競爭，他們的追求必定成功。歐洲沒有一個君主頒佈禁令，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相反，各民族君主國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另外，歐洲對外國產品有真正的需要，有強烈的要求，而且商人們完全有能力滿足這種需求。因此，即使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大陸，達·伽馬沒有繞好望角航行，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其他人也會這麼做。總之，西方社會已達到起飛點，準備起飛；當它起飛時，發現海路是暢通的，遂不可阻擋地擴張到全球各地。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由於現下對婦女在全世界不同社會中的地位有爭議，察看一下婦女在中世紀歐洲如何受剛出現的新文明的影響，是可以有啟發教益的。我們已看到，在舊石器時代漫長的數百萬年中，兩性之間的關係比此後的任何時候都更平等。隨著農業和文明的先後出現，婦女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平等地位，成為順從、依賴男性的人。不平等的程度因地區而異（如在希臘不同的城邦之間），也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如在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之間）。但是，在所有早期文明中，婦女肯定是“第二性別”。她們被束縛於“室內”工作，而男人則自由地從事“室外”工作；“室內”工作被認為是不太重要的，而“室外”工作則被認為是重要的、有創造性的。

圖107 佛羅倫薩的婦女們正在紡紗，織布，做針線活。這些活計佔去了婦女們的大量時間，有助於服裝的漂亮雅緻；佛羅倫薩的男男女女以其服裝的漂亮雅緻而聞名。

中世紀的千年中，當一種革命的新文明逐漸在西方出現時，這一模式仍在繼續。但是，有某些改變值得注意，而且對今天的女性具有某種意義。

女性在西方新文明中的地位主要由兩種制度——天主教會和封建制度——決定。在理論上，教會支援兩性之間的平等，就像它也支援種族平等和階級平等一樣。“因為你們信仰基督耶穌，都是上帝的孩子。”聖保羅寫道，“世界上沒有猶太人，也沒有希臘人；沒有約束，也沒有自由；沒有男人，也沒有女人；因為在基督耶穌看來，你們全都一樣。”[5]不過實際上，教會在性別問題上的態度是極為含糊不定的。它將女人視為夏娃，即亞當的妻子，因此是誘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礙。但是，教會也將女人視為天佑瑪麗、聖母、貞潔的女王以及上帝和人類之間的調解者。因此，中世紀的婦女發現她們自身的地位上下起落不定。在教會內部，婦女不能被授以牧師職，也沒有佈道的權利。

不過，教會的確提供了一個專門為中世紀婦女設計的重要機構，即女修道院。女修道院被稱為一個“階級機構”，[6]因為雖然不是出於嚴格的教會法規，但實際上這一機構卻要求想當修女的人隨身帶一份嫁妝來。儘管這份嫁妝不如一個丈夫所期望的多，但女修道院仍然主要是向來自貴族家庭、來自中世紀後期商人家庭的有錢婦女開放的。幾乎所有的中世紀婦女都結婚，而且在年紀很輕時就結婚。不過也有少數婦女找不到丈夫，或者是因為私生女身份或生理有畸形或沒有足夠的嫁妝，或者是因為甘願一輩子做基督的新娘而不做某個男人的新娘。

對於這些特殊情況，女修道院提供了除婚姻生活外的一種選擇。此外，修道院的隱居生活的確在某些方面比外面的生活優越。修女們比起自己世俗的兄弟姐妹們，通常能獲得更好的教育。如果一個修女特別有抱負、有才能，那麼她可以升至女修道院院長的職位，管理大地產，並對人數多達80名的修女承擔責任。這些修女中，有一些在侍奉聖父的過程中體驗到了寺院生涯所帶來的極大滿足感，有少數人還成為偉大的苦行的聖徒，受到人們的紀念。其餘的人除了在修道院的隱居生活中找到只有女修道院才提供得了的不受男權支配的自由外，還找到了自尊和社會的尊重。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有一些人滿腹牢騷地將自己視作社會棄兒：“我條件不夠好，配不上男人，所以只好將自身託付給上帝。”[7]

對中世紀婦女影響最大的第二種制度是封建制度。按照這種制度，封建領主將土地授予封臣，作為封臣服兵役的報酬，因此，封建制度創造了一個由男性居支配地位的世界。封建地產連同軍事義務被傳給單身的男繼承人。只有在沒有男繼承人的情況下，女人才能繼承。中世紀婦女的一生都在男人的監護下——首先是在她父親的監護下，然後是在她丈夫的監護下。如果丈夫死了，她就成為由封建領主監護的人；封建領主將自己所監護的人的地產收益佔為己有，直到她再嫁為止。封建領主可以決定她應該嫁給誰，所以對封建領主來說，將自己所監護的人的婚姻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或者反過來，向不想嫁人或想要自己選擇配偶的寡婦索取報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女貴族還得忍受閒散無聊、漫無目的的生活所帶來的煩惱。管理家務和照看孩子之類的事都交託給管家和保姆去做。因此，如果她們的丈夫去打仗或出席宮廷的會議，她們就會沒什麼事可做。大體上，這些女貴族的不幸命運就是充當締結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工具，然後為她們所嫁的人家生育繼承人。

村鎮中的勞動婦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開這種依賴他人的邊緣生活；因此，說起來好像矛盾的是，中世紀婦女地位的高低“大致與其財富和社會身份成反比”[8]。絕大多數農村女孩都會嫁人，並與自己的丈夫並肩從事每一種農活。少數幾個不嫁人的女孩通常都是出身於最貧窮的家庭，所以她們會離開自己的村莊，靠到城裡去做女僕或到鄰近村子中去當農家女傭來養活自己。以下這條中世紀時期的諺語反映了農村婦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辛勞：

天氣不好會使丈夫們有片刻的喘息時間，

而家庭婦女的活兒卻永遠也做不完。[9]

同樣，在城鎮中，婦女們幾乎活躍在各個行業中。從13世紀艾蒂安·布瓦洛所編的《行業手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該手冊登入了巴黎所有行會的規章。在所列舉的100個行會中，有86個行會均有婦女在工作。中世紀時，常在一些英語單詞後加上字尾“ess”或“ster”來描述婦女所從事的工作，這也表明了婦女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例如：

Webster：女織布工

Brewster：女釀酒工

Bakers：女麵包師

Laundress：女洗衣工

Seamstress：女裁縫

Spinster：女紡織工

Governess：女教師

中世紀婦女肩負與男性同樣的重擔和責任，但卻享受不到平等權利。在鄉村中，家庭主婦有幹不完的活兒，可是她們被排斥在所有決策機構之外。她們不能擔任鄉村公證員、堂區牧師、采邑法庭文書之類的職務。村裡地主們的會議，除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外，只准男人參加。擁有土地的已婚婦女須由丈夫作代表，參加所有的鄉村會議。同樣，在城鎮中，婦女們享有諸如擁有財產、加入行會和從商之類的經濟權利，但卻沒有任何相應的政治權利。因此，她們不能參與城鎮政府機構的選舉，也不能被推舉到城鎮政府機構中去。

兩性關係中這種根本的不平等，從中世紀歐洲通常的各種習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其一是頗為流行的毆打妻子的習俗。佛羅倫薩流傳的一句諺語是：“好女人和壞女人同樣需要棍棒的管教。”13世紀時，法國的法律條文規定：“在很多情況下，若男人傷害妻子，可以免受懲罰……當妻子傷害丈夫時，丈夫毆打妻子是合法的，只要別把她打死或毆殘就行。”[10]對通姦堅持傳統的雙重標準這一點，也表明了兩性關係中的不平等。國王、貴族和商人可以公開養情婦和私生子。但是，偷情的妻子卻會受到羞辱，受到嚴厲的懲罰，她們的情夫會被閹割或殺死。此外，上流社會的男人接近下層社會的婦女，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12世紀一本題為《典雅愛情的藝術》的小冊子，鼓勵對一個農家女孩想入非非的騎士“毫不猶豫地去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強行擁抱她”。

人們通常認為，婦女應滿足於做一些“適合女人做的瑣事”，而男人則應幹一些“大事”；這種看法同樣表明了普遍的兩性關係中的不平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5世紀30年代寫道，男人應把對“小事的關心”留給自己的妻子，使自己能自由地從事“一切適合於男人的、光榮的事業”。[11]

所有這一切使人回想起農業革命之後兩性關係的重大轉變；當時，婦女失去了平等地位，開始出現女性的不重要的“室內”工作和男性的重要的“室外”工作之間的區分。一旦這種區分被接受，它便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變得根深蒂固。這裡重要的是，這種區分不僅存留於相繼出現的古代文明，而且存留於西歐出現的新文明。中世紀末期，儘管有了技術進步、經濟活力和政治改革，但過去的習俗依然是歐洲婦女的沉重負擔。固有的性別歧視甚至在長達數世紀的技術、經濟和政治變革時期也依然存在。過去對現在的這一勝利是值得注意的，因為今天，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與之相同的模式還可覺察到；這一點，從1915年卡貝爾郡（位於西弗吉尼亞）教育委員會在學校公報上頒佈的以下“女教師行為準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1. 在合同期內不得結婚。

2. 不得陪伴男人。

3. 晚8點至早6點之間必須在家，除非參加學校活動。

4. 不得在鬧市區的冰激凌店閒逛。

5. 不得出城旅行，除非得到教育委員會主席的允許。

6. 不得與任何男性一起乘馬車或汽車，除非他是你的父親或兄弟。

7. 不得抽菸。

8. 不得穿色彩鮮豔的衣服。

9. 絕不可染髮。

10. 至少穿兩件襯裙。

11. 裙子不能短於腳踝以上兩英寸處。

12. 為保持教室整潔乾淨，每天必須至少清掃地板一次；每週必須用熱肥皂水擦洗地板一次；每天擦黑板至少一次；早7點生火，使教室到早8點時很溫暖。[12]

［推薦讀物］

關於蠻族入侵之後中世紀早期的著作，見第十二章的參考書目。聯絡全球的背景對中世紀歐洲做出重要的、振奮人心的研究的是：R. L. Reynolds所著的Europe Emerges: Transition Toward an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 600—1750（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61）。關於中世紀西方的優秀的通史著作是R. S. Lopez所著的The Birth of Europe（Lippincott出版社，1966）。

對封建制度的最好介紹是: J. R. Strayer所著的Feudalism（Van Nostrand出版社，1965）: 和M. Bloch所著的Feudal Society, 2 vol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1）。關於社會和經濟發展，參見J. LeGoff所著的Your Money or Your Life: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MIT出版社，1988）: R. H. Bautier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71）: R. S. Lopez所著的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1）: B. H. Slicher van Bath所著的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Arnold出版社，1963）: L. White Jr. 所著的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s（Clarendon出版社，1962）。關於君主國的興起，見B. Guenée所著的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Blackwell出版社，1984）。對文藝復興的優秀的概括性介紹是：W. K. Ferguson所著的The Renaissance（Torchbook出版社，1940）和P. Kristeller所著的Renaissance Thought, 2 vols.（Torchbook出版社，1961—1965），以及W. Pater所著的The Renaissance（Meridian出版社，1961）。最後，對於為何是西方而非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在海外擴張中居領先地位這一關鍵問題，在以下讀物中進行了分析：J. R. Levenson主編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 D. L. Jensen主編的The Expansion of Europe（Heath出版社，1967）: E. L. 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關於為何歐洲遙遙領先於其他大陸這一問題的最新著作是A. W. Crosby所著的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96），該著作強調了新技術和以數量術語估量世界的新智慧。

關於中世紀婦女的開創性研究見E. Power所作的至今仍有價值的概論“The Position of Women”該文收入C. G. Crump和E. F. Jacob主編的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Clarendon出版社，1926）, pp. 401—434。近期的重要著作有：S. Shahar所著的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Methuen出版社，1983）: F. and J. Gies所著的Women in the Middle Ages（Crowell出版社，1978）: S. M. Stuard所著的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出版社，1976）；S. H. Gross 和M. W. Bingham所著的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出版社，1983）。

［註釋］

[1]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aphorism, p. 129.

[2]Cited by R. 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Lippincott, 1967）, p. 146.

[3]Cited in manuscript by L. V. Thomas, 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29-1800.

[4]Cited by 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p. 19.

[5]Galatians 3：28.

[6]Eileen Pow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 G. Crump and E. F. Jacob, eds.,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Clarendon, 1926）, p. 413.

[7]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1275-1535（Cambridge University, 1922）, p. 31.

[8]F. and J. Gie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Crowell, 1978）, p. 232.

[9]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84.

[10]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46.

[11]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228.

[12]Republished in “Dear Abby” column by Abigail Van Buren,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