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毀滅之前，人類不可能看到可與這一災禍相比的災難……這些人［韃靼人］對任何人都沒有一絲憐恤，他們虐殺婦女、男人和兒童，剖開孕婦之腹，戕其胎兒。

——伊本·阿西爾
（穆斯林歷史學家，1160—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為驚人的發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從遼闊的原居住地中亞向四處擴張。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歷史成就是，他們共同改變了遊牧民與文明之間的傳統關係。幾千年來，遊牧民們一直居住在文明地區的外圍地帶，貪婪地豔羨著文明民族的繁華。但是，隨著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這種傳統的平衡狀態發生了急劇變化，遊牧民成了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統一者和主人，而不僅僅是草原上的動物飼養者。

在這幾個世紀中，突厥人和蒙古人耀武揚威，幾乎佔領了除遙遠的邊緣地區日本、東南亞、南印度和西歐以外的整個歐亞大陸。這些令人震驚的擴張明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000—1200年），突厥人興起。突厥人先是充當阿拔斯王朝的僱傭軍，隨後便統治了這個王朝。他們賦予行將滅亡的伊斯蘭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並擊敗拜占庭和印度斯坦，將其疆土擴張到小亞細亞和印度北部。第二階段，即13世紀，蒙古人開始入侵。蒙古人不僅吞併了中亞、東亞和俄羅斯，而且侵佔了穆斯林中東，從而突然終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擴張。最後一個階段（1300—1500年），蒙古帝國崩潰。蒙古帝國的崩潰為突厥人的復興，為伊斯蘭教突厥人再度進入基督教歐洲和印度斯坦掃清了道路。

本章將一一敘述這三個階段，以及它們對整個世界歷史的意義。

一、突厥人的入侵

突厥人是一個語言群體，而不是一個種族群體。他們都因說突厥語系的某種語言而共同聯結在一起。雖然他們是一個種族上混雜的民族，但一般說來，他們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種人，而不像蒙古種人。到6世紀中葉，他們統治了從蒙古草原到奧克蘇斯河即阿姆河的廣大平原地區。從8世紀起，由於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並在怛羅斯打敗了中國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突厥人對奧克蘇斯河對岸傑出的阿拔斯王朝的反應，同日耳曼人對萊茵河對岸的羅馬帝國的反應極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響：野蠻的突厥異教徒屈服於高階文明的誘惑，皈依了伊斯蘭教。與此同時，如同以前日耳曼人進入羅馬帝國的軍事機構一樣，突厥人開始進入哈里發王朝的軍事機構。作為具有高度靈活性的騎兵射手，他們很快就表現出過人的軍事素質，在哈里發軍隊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隨著哈里發王朝的日漸衰弱，突厥僱傭軍同日耳曼僱傭軍一樣，變成了主人而不是僕人。他們在巴格達廢立統治者，並將哈里發們相繼監護起來。大約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爾柱人——順利越過邊境，進入穆斯林地區，不久便獨攬了那裡的政權。1055年，當哈里發宣佈塞爾柱酋長託格盧爾·貝伊為“蘇丹”即“有權力的人”時，這一政權被正式承認。儘管哈里發名義上仍是帝國的首領，但實際的統治者從此便是突厥人蘇丹。在好戰的突厥人的領導下，伊斯蘭教帝國的邊境這時進一步擴張到兩大地區。

一個地區是小亞細亞；幾個世紀以來，小亞細亞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庭勢力抵抗阿拉伯伊斯蘭教多次進攻的堡壘。但是，1071年，塞爾柱人在小亞細亞東部的曼齊刻爾特戰役中大獲全勝，俘虜了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四世。這一戰役是中東歷史上決定性的轉折點。先前受腐敗的拜占庭官吏剝削的小亞細亞農民，這時歡迎突厥人的到來，感到鬆了口氣。因此，11世紀至13世紀，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地區，從希臘和基督教地區變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區，而且一直存留到現在。此外，拜占庭因小亞細亞的喪失，變得內部空虛；小亞細亞作為一個行省，過去曾為帝國提供了大量稅收和大批軍人。君士坦丁堡這時就像一個架在枯瘦軀體上的大腦袋。因此，1453年君士坦丁堡衰亡的原因應追溯到1071年。

在塞爾柱人向西推進到小亞細亞時，其他突厥人也向南開啟一條出路，朝巨大的寶庫印度進軍。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叫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茲尼為基地，幾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區進攻，最終吞併了旁遮普，此後，旁遮普一直是穆斯林地區。馬哈茂德熱心於搗毀印度教徒的神廟，砸碎他們的偶像，因而得一綽號“偶像破壞者”；他的這一熱心以伊斯蘭教信條為基礎：對神作任何肉眼可見的描畫，都是有罪的。馬哈茂德及其追隨者受極端的伊斯蘭教一神論的激勵，來到印度，不僅為了掠奪，而且為了改變異教徒的信仰，或消滅他們。另外，這裡還涉及社會衝突問題，即兩個不同社會的衝突：一個社會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個社會則以種姓制度為基礎，而這一種姓制度又以不平等為先決條件。因此，正是從這時起，這裡開始了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鬥爭，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半島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跟在馬哈茂德後面的還有來自阿富汗的其他突厥入侵者。他們向南挺進至古吉拉特，向東進入恆河流域。1192年，他們攻佔了德里，並將德里作為印度突厥蘇丹的王國首都。在這些戰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壞，大批僧侶遭屠殺，以致佛教在其發源地從此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突厥人之所以能不太費力地征服一個人口遠遠超過他們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印度人還在使用過時的軍事戰術。這些戰術在1500年前對抗亞歷山大時即已被證明是無效的。印度步兵通常是一群渙散的暴民，而他們自吹自擂的象隊，對抵抗穆斯林騎兵毫無用處。印度的種姓制度同樣具有破壞作用，而且是一個更為致命的弱點，它使參戰的人僅限於“剎帝利”，即武士階層。其他人都未經過訓練，而且對作戰也毫無興趣，這主要是因為階級分化將壓迫者地主同農民分隔開來，使社會等級更加支離破碎。因此，人民大眾或是採取不關心的態度，或是歡迎侵略者，信奉他們的宗教。這種情況後來反覆多次出現。在現代，英國統治者能像前突厥人蘇丹那樣，從德里統治印度，原因也就在於此。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突厥人成為伊斯蘭世界的統治者的同時，遙遠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領正在開始他的征服生涯；這一征服最終導致了歷史上最大的帝國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ghiz等），原名鐵木真，生於1162年，是一個較小部落首領的兒子。鐵木真9歲時父親中毒身亡，結果，這位未來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慘。鐵木真精通部落政治這門複雜的藝術，除了自身的勇猛外，還兼具忠誠、狡猾和無情的背叛這些不同的品性；正是由於這一點，他能克服早年的低下地位，在轉而反對自己的首領並消滅所有對手之後，最後能將操蒙古語的不同部落統一在一起。1206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長會議上，他被推舉為全蒙古大汗，得尊號成吉思汗，意為“世界的統治者”。

現在，他能夠滿足野蠻的遊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奪慾望。據說他曾說過：“人類最大的幸福在勝利之中：征服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奪取他們的財產，使他們的愛人流淚，騎他們的馬，擁抱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在這方面，成吉思汗與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們沒有任何區別。那麼，為什麼只有他註定成為歐亞大陸絕大部分地區的統治者呢？這個問題特別令人感興趣，因為，作為一個蒙古人，成吉思汗沒有其他遊牧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過100萬人，這最多隻能為他提供12.5萬名軍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為近乎名副其實的“世界的統治者”呢？

圖82 元太祖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成吉思汗首先靠的是所有遊牧武士都具備的一個內在優勢——即他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就是一系列戰鬥行動的不斷演習。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備新馬作為補充，能在極少休息、進餐的情況下騎馬連續行軍幾天幾夜。他們將“閃電戰”引入13世紀的世界。據說，他們在匈牙利平原作戰時，三天走了270英里。他們用皮袋裝水；皮袋沒有水時，又能充氣供游泳渡河時使用。他們通常靠農村供養，不過必要時，也喝馬血、馬奶。從小學到的打獵技術，使他們能控制長距離飛奔的馬群。蒙古人最喜歡的戰術是假裝潰逃，誘使敵人一連好幾天追逐他們，結果只能是受騙中計，遭到伏擊、全軍覆沒。其他戰略戰術還有：將樹枝拴在馬尾巴上，揚起灰塵，或者讓假人騎在多餘的馬上，給人以大部隊在行軍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這種弓比英國人的長弓更具殺傷力，其穿甲箭能在600英尺內殺死敵人。這是蒙古騎兵使用的一種可怕的武器；他們能在騎馬飛奔時射出所配備的30支箭。其他裝備包括鋼盔、輕便獸皮盔甲、馬刀，有時還有一支帶掛鉤的長矛和一把釘頭錘。蒙古馬僅在空曠的牧區吃草，漫長的嚴冬裡沒有避寒之地，也沒有乾草或穀物作為補充飼料。這使它們雖然體格不很高大，但卻非常能吃苦，且適應性強。成吉思汗還進一步用多半從漢人那裡學來的新技術和新裝備來加強自己的軍隊。因此，成吉思汗為無與倫比的騎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這種武器在攻佔帶有防禦工事的城市時，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還是從事間諜活動和心理戰的能手。戰前，他們儘量收集有關敵人的道路、河流、防禦工事、政治和經濟狀況等方面的情報。他們還派間諜散佈蒙古勢力強大，任何抵抗都無濟於事的謠言，使敵人士氣低落。戰鬥中，他們採用恐怖戰術，以削弱敵人計程車氣。他們強迫戰俘站在隊伍前列向自己人進攻，而且攻城時稍遇抵抗，便將全城居民屠殺殆盡。

即使擁有軍事天才和最佳的戰爭機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現在適當的歷史關頭，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漢朝或唐朝，統一強大的中國可以輕而易舉地制止他；最強盛時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但是，13世紀初期，歐亞大陸的力量對比卻完全不同了。中國這時已分成三個小國：統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党項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國的西面，是建立在綠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基礎上的喀拉汗國；喀拉汗國西邊，奧克蘇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國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這時均處於衰落時期。

1205年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為附庸國。1211年他進攻中國的北方，佔領了長城以北地區，然後於1213年，突破長城防線，進入黃河流域。到1215年，他已劫掠佔領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圍攻城市的中國人和知道怎樣開發和管理農業社會的外國人的幫助。按照自己的總體戰略，成吉思汗此時轉而進攻周圍遊牧部落的領土。1218年，成吉思汗滅西遼，至此他已接近了花剌子模邊境，並於1219年至1221年佔領了這個國家。富饒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馬爾罕和巴爾赫均慘遭搶劫，居民們被大批屠殺，只有熟練工匠倖免於死，被送往蒙古。

與此同時，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對他的統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揮對西夏王朝的戰役，並獲得勝利。這是他的最後一次戰功，不久以後，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遺囑，他被埋葬在他生前選擇的家鄉的一棵大樹下。為了確保墳墓的位置不被發現，護送屍體到現場的人全被殺害。

三、蒙古帝國

汗位空缺兩年後，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臺繼位為大汗。在位期間（1229—1241年），他繼續對歐亞大陸兩端約相距5000英里的中國和歐洲征戰。在中國，1234年蒙古人殲滅了北方金朝的殘兵，隨即進攻南宋。宋兵頑強抵抗，戰爭持續了45年，最終南宋亡國。與此同時，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奉命率兵15萬人向西進攻歐洲。1237年秋，他越過伏爾加河中游，進攻俄羅斯中部各公國，佔領了一個又一個城鎮，其中包括當時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拔都已逼近波羅的海沿岸城市諾夫哥羅德，但他擔心春雪可能將騎兵困在泥濘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兩年以後，1240年夏，蒙古人從高加索基地再次進攻俄羅斯南部，到12月，佔領了俄羅斯古都基輔。蒙古人對當地居民極為殘暴，當時一位僧侶記載說，倖存者寥寥無幾，他們“非常羨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繼續西侵，進入波蘭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亞的利格尼茲，大敗德意志軍3萬人；然後，穿過冰封的多瑙河，佔領薩格勒布，最後到達亞得里亞海岸。至此，蒙古軍隊控制了從亞得里亞海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廣大地區。1242年春，蒙古傳來窩闊臺大汗去世的訊息，於是，拔都穿過巴爾幹地區，撤回伏爾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國；因其帳殿金色，故名為金帳汗國。

圖83 13世紀波斯人所著的蒙古歷史書中的插圖：成吉思汗的朝廷。成吉思汗坐在王位上，他的三個兒子站在左邊。其中一個兒子窩闊臺於1229年繼承了其父的王位。

窩闊臺的繼承者們決定完成對中國南部的征服和取代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國，蒙古人同中國人的大規模戰鬥打打停停地持續了數十年，最後，1277年，蒙古人佔領了南方大港廣州。新大汗忽必烈將帝國首都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到華北的北京。然後，他又發動了新的戰爭：從陸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緬甸，經水路進攻爪哇和日本。

與此同時，其他蒙古軍隊在中東橫衝直撞，於1258年佔領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據說除少數技藝高超的工匠被送往忽必烈的朝廷外，該城的80萬居民大多被屠殺。似乎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蒙古人繼續向埃及和北非進擊，從而完成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征服。不過，1260年，埃及馬木留克軍隊卻在巴勒斯坦出人意料地大敗蒙古人。這次失敗標誌著蒙古帝國在中東開始由軍事勝利走向衰敗，就像其在日本和爪哇的類似失利標誌著它在遠東的衰敗一樣。由於不能進一步擴張，蒙古帝國便迅速瓦解，其瓦解幾乎同其建立一樣迅速。

四、蒙古帝國的衰落

蒙古人衰敗的基本原因在於，相對於被征服民族，他們人數太少，過於原始。正如普希金所說的那樣，蒙古人是“沒有亞里士多德和代數學的阿拉伯人”。因此，他們一旦下馬，定居下來享用掠取物，就很容易被同化。在這方面，蒙古人與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擁有自己的語言和宗教信仰，這一語言和信仰為其屬國人民所樂於採用，併成為帝國統一的強有力的紐帶。蒙古人沒有阿拉伯人先進，絲毫不具備這種優勢。恰恰相反，蒙古人採用了比他們更先進的屬國的語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從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這就是其帝國創立後不久即崩潰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將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的決定，恰好表明了這一同化過程。他在中國人設計的宮殿裡進行統治，舉行復雜的儒教儀式，建立新的孔廟，因此，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式的皇帝。作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國名義上的君主，其實他的權力僅限於中國。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與他爭奪大汗王位，經過四年的鬥爭，忽必烈才取得勝利。後來，他的控制著突厥斯坦的堂弟海都也與他爭位，從而引發了長達40年的內戰，最後以雙方相持不下而告終。因此，蒙古帝國的毀滅，不僅是由於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還由於王朝內部的爭鬥。

在忽必烈成為中國皇帝的同時，旭烈兀也變成了波斯的統治者。他以大不里士為都，建立了所謂的伊兒汗國（伊兒汗一詞意為“附屬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統治者從屬於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繼承者尊伊斯蘭教為國教，這反映並促進了伊朗——伊斯蘭教環境對蒙古人的同化。同樣，高加索山另一邊的金帳汗國也自行其是，接受了當地東正教文化和正統的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不久以後，只有蒙古本土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著純蒙古血統，他們接受佛教的影響，漸漸湮沒無聞。

甚至馬可·波羅在偉大的忽必烈手下供職時，便已預見到了蒙古的衰落；這說明他具有敏銳的洞察力。馬可·波羅在描述自己的遊歷時，對蒙古人被其所征服的民族所同化的情形作了如下重要分析：

關於真正的韃靼人［蒙古人］的風俗習慣，我所告訴你們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但是，我必須補充說，在這些日子裡，他們大大地衰退了；因為那些定居中國的人以近乎崇拜的方式接納了這個國家的習俗，而放棄了他們自己的習俗；而那些定居黎凡特的人則接受了薩拉森人的習俗。[1]

五、突厥人的復興

由於蒙古人人數極少，他們不斷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後，隨著蒙古帝國的分裂，這些穆斯林突厥人迅速地嶄露頭角，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們在哈里發王朝中那樣。一批批軍事冒險家，這時在為控制歐亞大陸中部平原而進行的鬥爭中得勢或垮臺。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兒，歐洲人稱為泰摩蘭。他於1370年佔領撒馬爾罕，由此向各處出擊：首先消滅了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兒汗國，然後打敗了俄羅斯的金帳汗國和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土耳其人；甚至還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決心將首都撒馬爾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戰鬥之後，他都要送回滿載戰利品的車隊，以及工匠、藝術家、占星術家和文人。鼎盛時期，帖木兒帝國的疆土從地中海延伸到中國；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準備入侵中國。他去世之後，其帝國的分裂比蒙古帝國還要快。

繼帖木兒之後，最顯著的發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勢力在印度和拜占庭的擴充套件。13世紀，在蒙古人的威脅所構成的壓力下，德里的突厥人蘇丹只加強自己在印度北部的地位。14世紀，隨著這一威脅的消除，他們開始向南擴張，抵達吉斯德納河，佔領了印度半島三分之二的領土。接著，在帖木兒的侵襲結束後的一個時期裡，印度北部和中部出現了幾個小國，這些小國由突厥人統治，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力量來恢復德里蘇丹的統治。同時，伊斯蘭教勢力對印度大部分地區的擴張，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印度教教徒建立了印度教大國維查耶那伽爾，其領土包括吉斯德納河以南整個印度地區。這就是16世紀，當另一個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臥兒帝國——從外部強行統一印度半島時，這裡所存在的分裂狀況。

圖84 帖木兒王朝天宮圖。

其時，在中東，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損害拜占庭的情況下，使伊斯蘭教的疆土不斷擴充套件。這些來自中亞的入侵者，乘塞爾柱帝國衰微之時，進入該帝國，在小亞細亞的西北角定居下來，那裡距分隔歐亞兩洲、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峽不到50英里。1299年，這些土耳其人的首領奧斯曼擺脫塞爾柱君主的統治，宣佈獨立，並將他的國家從地位低下的小國，發展成為以其名命名的、偉大的奧斯曼帝國。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佔領殘留在小亞細亞的拜占庭領土。由於基督教農民對拜占庭當局的不滿，以及從中東各地蜂擁而來、同基督教異教徒作戰的伊斯蘭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著，土耳其人渡過達達尼爾海峽，首次插足歐洲，於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個要塞。他們選擇了一個幾乎沒有比這更好的時機進軍歐洲。這時，敵對的基督教教會之間的衝突，拜占庭、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諸國間的對立，將巴爾幹半島弄得四分五裂；而且這些國家均處於衰落時期。另外，同小亞細亞的農民一樣，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農民也對統治者不滿。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經分裂，它即使願意，也無法援助巴爾幹半島各國；何況，天主教教徒和東正教教徒之間早已存在著隔閡，他們並不願意予以援助。這便為奧斯曼土耳其人掃清了道路，事實上他們也充分利用了這一大好時機。

1362年，土耳其人佔領阿得裡安堡，1384年，奪取索非亞，從而包圍了君士坦丁堡。然後，1402年，帖木兒打敗並俘虜了他們的蘇丹，隨後幾十年，他們被迫轉移。但是，帖木兒的統治只是曇花一現，1405年他的去世使奧斯曼土耳其人獲得自由，得以重建他們的統治，繼續對外侵略。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終於攻陷君士坦丁堡，成為多瑙河以南、除威尼斯控制的幾座沿海堡壘以外的整個巴爾幹半島的主人（詳見第十二章第四節）。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義

1000年至1500年間，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個結果是在歐亞大陸出現了新的力量對比；在這一力量對比中，伊斯蘭教是主要的、決定性的力量。15世紀末葉，當西方開始海外擴張時，伊斯蘭教已在陸上朝四面八方擴張。奧斯曼土耳其人正渡過多瑙河進入中歐；中亞除東部邊緣地區外，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莫臥兒人將開始實際上對整個印度半島的征服。在歐亞大陸外，伊斯蘭教正從兩大中心穩步傳入非洲大陸的內地。它從北非沿海地區穿過撒哈拉大沙漠傳入西非；在這裡，許多黑人穆斯林王國蓬勃興起。同樣，它從東非沿海一帶的阿拉伯殖民地傳入內地各國，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亞王國；這一王國後被伊斯蘭教征服，並皈依了伊斯蘭教。

阿拉伯和印度商人還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在這裡，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區一樣，皈依伊斯蘭教比較容易，因為這一新的宗教儀式簡單，適應性強。一個人若想成為穆斯林，只需反覆唸誦這樣一句話：“我證明，除安拉外別無神靈，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當地的習俗和傳統僅僅加了伊斯蘭教儀式，便被接受，並變得神聖。因此，這一宗教信仰的傳播不是靠劍，而是靠商人們不引人注目的工作；這些商人透過學習當地居民的語言，接受當地的習俗，同當地婦女通婚，改變自己新的親屬和商業夥伴的信仰，來爭取當地居民。到15世紀末，伊斯蘭教已向東最遠傳到菲律賓的棉蘭老島。若把東南亞看作一個整體，那麼，主要的穆斯林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樣，是那些貿易交往最為活躍的地區：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

在這5個世紀中，伊斯蘭教傳遍歐亞大陸，使其領土幾乎增加兩倍，對世界歷史的程序產生了重大影響。7、8世紀，在初期擴張階段，伊斯蘭教已將地中海變成了伊斯蘭世界的內海；而在晚期擴張階段，它又使整個印度洋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內海。這意味著當時，尤其是1295年波斯伊兒汗國信奉伊斯蘭教以後，從亞洲運往歐洲的所有貨物，實際上都是沿著穆斯林所控制的陸路或水路運輸的。因此，1240年後的幾十年裡，雖然蒙古帝國使歐亞大陸間的安全旅行和貿易成為可能，但這幾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擴張階段中的一個插曲；而在這一時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著中亞和中東，在中國和西方之間築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蘭教的繼續擴張，還使它成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僅僅是中東的勢力。這一點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世界事務的程序。現在印度半島之所以並立著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政治集團之所以在東南亞影響甚大，伊斯蘭教之所以成為非洲的一股強有力的、迅速發展的勢力和在全世界有10多億信徒的信仰，原因皆在於此。

圖85 1248年至1354年期間建於格拉納達的摩爾人國王的宮殿艾勒漢卜拉宮。遍及歐亞大陸的著名伊斯蘭教建築表明公元1000年至1500年期間伊斯蘭教得到廣泛傳播。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遠的意義，還因為他們促進了歐亞大陸內那種相互得益的交流。眾所周知，在技術領域裡，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導致了一連串中國發明的傳播，其中包括火藥、絲綢、機械、印刷術和鍊鐵高爐等（見第九章第二節）。在伊兒汗國統治的波斯，也可看到這種相互得益的交流的情況；波斯因所處的地理位置，受到了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影響。我們知道，中國炮兵在蒙古軍隊中服役時，曾去過波斯。我們還知道，有位名叫傅夢之的人曾在波斯傳播中國的天文學原理；中國醫生曾在伊兒汗朝廷裡工作；中國藝術家曾對波斯的微型繪畫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歐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和外交領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義大利商人生意十分興隆；伊兒汗國從他們中間徵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譯，讓他們肩負著各種使命前往歐洲。其中當然有馬可·波羅，他在護送一位蒙古公主從中國到波斯、同伊兒汗國的大汗結婚以後，繼續向威尼斯航行。

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歐亞大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緊密地融合為一體的作用。當時的中國觀察家汪力（1314—1389年）已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對展現在自己眼前的這種前所未有的融合作了如下非凡的敘述：

……四海之內已成一家，文明到處傳播，不再有任何障礙……許多人［新到中國的人］忘記了自己的故鄉，快樂地生活在我們的江河湖泊之間。他們在中國定居很長時間後，有些人上了年紀，子女也增多了；由於遠離故土，他們不再要求以後葬回故鄉。無疑，各民族之間的兄弟關係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2]

最後，由這種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機會，僅被正在歐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這一點具有深遠的意義，直到現在，仍對世界歷史的程序產生影響。歐亞大陸所有其他文明都過於一成不變。最初，伊斯蘭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適應和改變新的東西。儘管伊斯蘭教有它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原始背景，但卻非常善於借鑑已被確認的偉大文明，創造出新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東西。但是，在伊斯蘭教教義與希臘唯理論哲學及科學之間也存在極深的隔閡。哈里發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援古代經典作品的翻譯，信奉唯理論者的學說，認為《古蘭經》是人創造的，並不是永恆的。但是，他的後繼者們卻與他完全不同，他們支援保守的神學家，這些神學家將所有科學的、哲學的推斷都當作異端邪說和無神論來加以排斥。

從人們開始相信尋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為重要的意義上說，這是經院哲學的勝利。這種經院哲學在蠻族入侵後的中世紀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當時羅馬教皇對智力活動已起決定性影響，神學被公認為各門科學的“皇后”。如今，在伊斯蘭教世界，隨著蠻族——十字軍、柏柏爾人、貝都因人、塞爾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現了同樣的發展情況。在這裡，如同在西方一樣，人們面臨著巨大的災難，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於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經院哲學最終受到挑戰並被取代；而在伊斯蘭世界，它卻一直居統治地位至19世紀末。

伊斯蘭教著名的神學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學的矛盾》中，猛烈地攻擊了整個世俗學派。他認為，神的啟示是真理的本源，人們應該運用智力來領悟到：必須用對上帝的信賴來摧毀和取代自信。正統派反應的程度在偉大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將歷史看作關於諸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科學，而不是當時傳統的編年史和有關某一事件的記錄。然而，這位學識淵博、富於創造力的思想家卻把哲學和科學當作無用和危險的東西來加以排斥。他說：

應該明白，哲學家所持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自然哲學的問題對我們的宗教事務或日常生活來說，無關緊要，因此我們不必加以理會……任何研究它［邏輯學］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規，且研究了《古蘭經》的解釋和法學之後，才應從事這項工作。不懂穆斯林諸宗教學科的人，是不應致力於此項工作的，因為缺乏這一知識的人，幾乎無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蝕。[3]

因此，在伊斯蘭世界中，智力的發展與創新停止了；在歐洲諸大學蓬勃發展的同時，伊斯蘭教學校卻滿足於死記硬背權威性的教科書。800年至1200年，伊斯蘭世界遠遠超過西方，但到16世紀時，這種差距已經消失。此後，西方迅速發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蘭教世界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西方和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之間，也呈現出類似的差距。原因很簡單，只有西方實現了趨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轉變。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蘭教征服，陷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中國雖然反抗蒙古人的統治，並於1368年將他們驅逐出去，但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優勢感——一種對外國以及蠻族的所有東西近乎本能的敵意和輕蔑。1480年，俄羅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統治的勝利，但長久的創傷依然存在。這個國家已拒絕西方吹來的清新之風達兩個半世紀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習俗已為莫斯科大公國和東正教的專制主義鋪平了道路。

在這一般格局中，唯獨西方是個例外。只有西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出現了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現代文明。這一新文明立即表現出自身的優越性，不僅傳入歐亞大陸，而且傳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節），蠻族侵略的毀滅性衝擊，是形成西方這種獨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讓新觀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榮。後面幾章首先介紹位於伊斯蘭教世界兩側的傳統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後分析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推薦讀物］

關於突厥人在不同地區的入侵，見T. T. Rice所著的The Selju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 C. Cahen 所著的Pre-Ottoman Turkey（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1968）: S.Vryonis, Jr. 所著的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72）: J. A. Boyle主編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5, 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M. Nazim所著的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討論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所著的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 （McBride出版社，1928）, J. J. Saunders主編的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

關於蒙古擴張主義的動力，見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中的不同文章，以及他寫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1963年8月，pp. 55-68。R. Grousset所著的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 Life of Chingis-Khan（Viking出版社，1972）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幾篇傳記，包括一篇通俗報道: B. Y. Vladimirtsov所著的The Life of Chingis-Khan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0）中進行了學術研究: H. D. Martin所著的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Johns Hopkins出版社，1950）一書擅長於蒙古軍事組織方面的論述。J. J. Saunders所著的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Harper & Row出版社，1972）, J. A. Boyle所著的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1）和B. Spuler的權威性評價即其所著的The Mongol Period（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95），對蒙古帝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了更廣泛的研究。

［註釋］

[1]R. Latham, trans.,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 1958）, p. 71.

[2]Cited by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3]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Pantheon, 1958）, pp. 25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