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世紀文明使歐亞大陸實現整體化

羅馬時期和漢朝以後所出現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東亞之間的相互影響極為複雜。它包括了沿許多路線進行的多種專案的雙向交流；其交流量隨時期的不同而變化……儘管交流十分困難，但至少舊世界的人類已長期生活在一個比我們所原以為的更加整體化的話語範疇之中。

——小林恩·懷特

正如一個正在形成的歐亞大陸整體化把古典時期與古代時期區分開來一樣，如今，一個成熟的歐亞大陸統一體又把中世紀與古典時期區分開來。過去，技術的改進，尤其是鐵器的大規模生產及其對生活各方面的多種影響，促成了歐亞大陸早期階段的統一（見第四章）。現在，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展，又使歐亞大陸完全的統一成為可能。但是，這些世紀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龐大的帝國。它們不僅像古代時期那樣，佔據著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時期那樣擁有整塊的地區，而且還橫亙好幾個地區，地括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部分陸地。

眾所周知，亞歷山大大帝對恆河流域或中國一無所知；歐亞大陸兩端的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彼此之間實際上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聯絡。其原因是亞歷山大帝國主要侷限於中東，而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實際上被限制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中世紀最早形成的伊斯蘭教帝國，到8世紀中葉，已將國土從比利牛斯山脈擴充套件到印度洋，從摩洛哥延伸到中國邊境。以後幾個世紀裡，伊斯蘭教進一步擴張到中亞、東南亞和非洲腹地。13世紀的蒙古帝國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其版圖包括朝鮮、中國、整個中亞、俄國和中東大部分地區，它是歐亞大陸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

諸帝國疆土如此空前遼闊，消除了由來已久的地區孤立。這時，歐亞各地區之間已有可能發生直接的聯絡並相互影響。本章將敘述由此產生的新的商業聯結、技術聯結、宗教聯結和知識聯結的性質。

一、商業聯結

古典時期，歐亞大陸商路兩端的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存在，促進了貿易的全面發展。相反，這些帝國的崩潰，則破壞並削弱了這種貿易。不過，中世紀時期，伊斯蘭帝國和蒙古帝國的相繼出現，又使這一貿易再度興盛，並達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統一了整個中東地區，而中東是所有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的樞紐；這裡既有通往黑海和敘利亞各港口的陸路，又有穿過紅海和波斯灣的水路。其中渡過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馬拉巴爾沿海地區的貿易尤為繁榮。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數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錫蘭各港口定居下來，用船將馬匹、白銀、鐵器、亞麻布、棉花和毛織品從西方運到東方，以換取絲綢、寶石、柚木和各種香料。

穆斯林商人繼續航行，從印度和錫蘭到達馬來亞沿海的卡拉巴爾（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達蘇門答臘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則穿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北上，抵達中國南方的坎富（廣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計劃是：9、10月份離開波斯灣，乘東北季風航抵印度和馬來亞，再及時趕到中國海域，乘南季風航達廣州；在廣州度過夏季，然後乘東北季風返回馬六甲海峽，穿過孟加拉灣，次年初夏回到波斯灣——來回航程耗時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來到廣州後，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樣，在此定居下來。地方當局允許他們自治，於是，他們選舉出自己的首領，負責維持其居住區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後裔，像後來的馬可·波羅一樣，在中國行政機構中任職。到758年，穆斯林人數眾多，足以進攻廣州，結果，中國人關閉了對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開放，廣州繼續成為穆斯林商人經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們被中國的造反民眾所殺。從此以後，穆斯林商人和中國商人便在馬來亞的卡拉巴爾通商。

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國的港口再次對外開放。宋朝期間，中國人在造船業和航海業上取得巨大進步，12世紀末，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元朝（1271—1368年）後，中國的船隻體積最大，裝備最佳；中國商人遍佈東南亞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馬可·波羅護送一位蒙古公主繞經東南亞去伊朗時，目睹並描寫了中國航海業的盛況；50年以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乘中國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國時，也目睹並描寫了這一盛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也值得注意，它表明這一時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主導地位。進口商品除細紋棉織品外，還有中亞的皮革、馬匹以及南亞的優質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礦石外，還有書、畫，尤其是瓷器、絲綢等產品。

明朝（1368—1644年）期間，中國的航海活動達到極盛，以15世紀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顯著但卻短暫的海上優勢為頂峰。例如，1405到1433年間，一位名叫鄭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隊七次下西洋。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功績卓著，是史無前例的。首次遠航約2.8萬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錫蘭及卡利卡特。歸途中，蘇門答臘的一支海盜船隊企圖攔劫，結果全軍覆沒。後來幾次航行的航程更遠，最遠曾達非洲東海岸、波斯灣和紅海海口。中國人還去過印度洋上30多個港口，每到一處，他們就勸導或強迫當地統治者承認明朝皇帝的宗主權。而這一切發生時，葡萄牙人還只是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直到1445年，他們才到達維德角（見地圖11）！

地圖11 15世紀早期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的航行

圖72 17世紀製作的皮製壁畫，描繪了宋朝時期沿海港口的興盛景象。

1433年，皇帝突然下詔終止了這些著名的遠航。遠航起訖的原因至今仍是個謎。據推測，遠航的發起，可能是為了彌補蒙古帝國崩潰所造成的陸上對外貿易的損失，也可能是為了提高明帝國朝廷的威望，或是為了尋找一位遁世隱居當和尚的前任皇帝。另據推測，遠航的終止，或是因為耗資過甚，或是由於宮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間歷來存在的相互傾軋。無論如何，中國人的撤離在東亞和南亞海域留下了權力真空區。於是，日本倭寇騷擾搶劫中國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復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優勢。儘管阿拉伯人善於經商，但他們一盤散沙，缺乏資源，沒能像中國人一樣建立起強大的海軍。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時，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他們的西方海上霸權。

與此同時，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14世紀中葉，義大利一本小冊子透過描寫一條起自頓河河口的塔那、橫穿中亞的商路，概述了蒙古治下和平時期商業的重大意義：

據來往於這條大道的商人們說，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在從塔那到中國的路上行走，是絕對安全的……你可能認為，從塔那到薩萊（位於伏爾加河下游）的這段路，沒有其他任何路段安全。然而，即使這段路最糟的時候，如果有60個人同行，那也會感到如同待在家裡一樣安全。[1]

1264年，忽必烈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都中都（今北京），自動向歐洲商人開啟了中國的大門；這些商人通常沿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經商。最早來到忽必烈新朝廷的歐洲人並非外交使節，而是兩個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然而，首次到達香料發源地印度和東印度群島，比到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價值。香料向來透過兩條路線運往歐洲：或經由紅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東部各港口；或進抵波斯灣，再由商隊將貨物運到這些港口。第一條商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將香料運到埃及，威尼斯人再從亞歷山大港將貨物運往歐洲銷售。第二條商路由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兒汗國）蒙古統治者和熱那亞人控制；熱那亞人在港口轉運站等候香料。

圖73 馬可·波羅在宮廷中覲見忽必烈。

不過，熱那亞人不願意僅僅在黑海航行。他們乘小巧的輕舟從亞速海溯頓河而上，隨後可能是坐牛車穿過狹長的地帶，到達伏爾加河，再從這裡前往裡海和波斯。這樣，熱那亞人便能到達波斯灣，直接去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在那裡他們發現，香料在原產地非常便宜，而過去幾個世紀中，一批批經紀人在東南亞生產者和歐洲消費者之間牽線搭橋，從中牟取了鉅額利潤。

在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時期，陸上貿易的恢復卻是短暫的。一個原因是，1368年蒙古人被趕出中國，蒙古帝國全面崩潰，從而使中亞再度分裂，導致歐亞大陸間的貿易中斷。更重要的是，伊兒汗國的合贊汗（1295—1304年在位）改宗伊斯蘭教，自然切斷了歐洲人去香料群島的運輸路線。從此，幾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紅海至尼羅河的航線，用船運輸，這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經紀人獲得鉅額利潤。但是，有些歐洲人不願繼續支付昂貴的價款，尤其是他們現已知道香料的產地及價格；因此，他們開始尋找避開穆斯林這一障礙的新道路，結果，達·伽馬開闢了一條環繞非洲的劃時代的航線。

二、技術聯結

伊斯蘭帝國和蒙古帝國，不僅促進了歐亞大陸間的貿易交往，而且加速了技術的傳播，三角帆船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一種高大的三角形縱帆帆船，一直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卻使用一種橫帆帆船，這種帆船在氣候惡劣時較易於駕駛。不過，阿拉伯帆船操縱起來更加靈活，能逆風航行，並能在河流和狹窄的水域裡搶風轉變航向。出於這個原因，它不久便在地中海東部諸地區代替了橫帆帆船。到11世紀，它已成為整個地中海通常的運輸工具。儘管這種三角形帆船是由阿拉伯人隨穆斯林入侵傳入地中海的，但在今天它卻被稱為“拉丁”或“三角”帆船。後來，這種帆船又從地中海傳到大西洋。15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設計師，將橫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後桅相結合，製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氣裡航行，使哥倫布和達·伽馬的遠洋航行成為可能。

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寫道：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人們將看到，這些發明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顯著；這三大發明古人並不知道，它們的起源，即使現在仍模糊不清，無人知曉。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名人，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2]

培根正確評價了三大發明的歷史意義，而這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雕版印刷是一種把要印的書的每頁分別刻在每塊木板上的印刷術。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國佛教經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它由一位普通工匠試製成功；1041年至1048年間，這位普通工匠製作了用泥土焙燒而成的活字。以後幾個世紀中，中國人用木頭和各種金屬活字代替了泥活字。這些發明由中國傳到中東，再經中東傳入歐洲。1423年，歐洲人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歐洲人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書——《谷登堡聖經》。

早在唐朝（618—907年），中國就用火藥製造煙火。1120年，中國人發明了一種武器，即“突火槍”，它由一根粗毛竹筒塞滿火藥製作而成。這幾乎就是金屬管槍的前身。金屬管槍大約出現於1280年，不過現在沒人知道它最先是由中國人發明的，還是由阿拉伯人或歐洲人發明的。

約公元前240年，中國的一本書中，最早明確提到了磁力，但以後幾個世紀中，指南針僅用於巫術方面。不過，到1125年，指南針開始被用於航海，顯然是來中國的阿拉伯商人學會使用這種儀器，並將其傳入歐洲的。

除這三大發明外，中國人傳給歐亞大陸各鄰邦的東西還很多。105年，中國人發明了紙，為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先決條件。751年，被帶到撒馬爾罕的中國戰俘將造紙術傳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將它傳入敘利亞、埃及和摩洛哥。1150年，造紙術傳入西班牙後，又從那裡傳到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到之處，羊皮紙被取代。事實證明，造紙術的價值十分顯著：過去，用羊皮紙製作一本《聖經》，至少需要300張羊皮。

傳遍整個歐亞大陸、具有深遠影響的其他中國發明是船尾舵、馬蹬和胸戴挽具等。船尾舵大約於1180年與指南針同時傳入歐洲；馬蹬使中世紀歐洲穿戴沉重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胸戴挽具與過去的頸環挽具不同，是套在馬肩上，使馬能全力拉東西而不會被勒死。最後，中國人還栽培了許多植物和水果，它們通常由阿拉伯人傳遍歐亞大陸。這些植物和水果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鵑花、茶香玫瑰、翠菊、檸檬、柑橘等；柑橘至今在荷蘭和德國還被稱為“中國蘋果”。

圖74 木製的中國活字：四個活字印模上刻有表示言語和音節的漢字。

三、宗教聯結

中世紀不僅以橫貫歐亞大陸的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術交流為特徵，而且還以宗教信仰的空前傳播為特徵。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們於古典時期末開始傳播，中世紀時期繼續流傳（見第四章第三節）。但是，中世紀諸世紀中，最重要的宗教變革是伊斯蘭教的出現。除其教義（這將於下章敘述）外，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後，突然從阿拉伯半島向外廣泛傳播，對歐亞大陸和非洲廣大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傳播（詳情以後敘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632年至750年，伊斯蘭教首先傳遍中東地區，然後向西傳到比利牛斯山脈，向東傳到中亞地區；最終結果，實際上是把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的一個湖。第二階段，從1000年至1500年，在這幾個世紀中，伊斯蘭教進一步傳播，傳入印度、東南亞和非洲，使印度洋也變成了穆斯林的一個保護區。

伊斯蘭教領土的巨大擴張，自然使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們感到驚恐；他們這時實際上已被孤立在歐亞大陸的西端。這一點，也是13世紀蒙古人崛起時基督教世界統治者們的反應頗為矛盾的原因。蒙古騎兵所予以的屠殺使他們喪魂落魄。但是，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樣，情況並非一片漆黑，因為蒙古人也征服了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穆斯林。因此，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們希望自己能使異教的蒙古人也像以前異教的馬扎爾人和維京人那樣皈依基督教。

圖75 15世紀阿拉伯人的手稿，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畫的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女兒法蒂瑪。

教皇派出了兩個傳教團，前往設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傳教士們試圖說服可汗信仰基督教，參加教皇對伊斯蘭世界的十字軍東征。但是，由於傳統的巫師或薩滿教僧在朝廷中很有勢力，傳教團沒能使可汗皈依基督教。不過，他們成功地收集到了關於蒙古習俗和軍事策略的第一手可靠情報。他們還瞭解到，從哈拉和林往東走20天，就會到達神秘的中國領土。歐洲人知道中國不僅很富裕，而且不信奉伊斯蘭教，因而有可能成為反對穆斯林的同盟國。

由於中國是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1264年忽必烈從哈拉和林遷都中都，即今天的北京。最早來到首都的歐洲人是前面提到的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忽必烈對他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如果說忽必烈提出這一要求是由於他對基督教的熱情，那是頗可懷疑的。更有可能的是，他要為自己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才，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實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

四、擴充套件中的視野

隨著蒙古帝國的崛起，歐洲人對世界的認識有了很大的突破。蒙古帝國的存在，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哥倫布和達·伽馬的航海使人們的視野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表明，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比得上歐洲，而且還超過歐洲。這也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因為東方這時也開始瞭解西方。馬可·波羅既讓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瞭解了西方。

馬可·波羅的新世界

中世紀歐亞大陸的統一，主要是靠商人，他們在從地中海到中國和東南亞的這一路線上來回旅行。以下摘自馬可·波羅遊記的若干片段，明確描述了中世紀人們視野的開闊程度。*

至於這一城市（大都，即現代北京）的規模，人們一定知道，它方圓24英里，每一面長6英里……共有12扇城門，每扇城門上都有一個漂亮的大城樓……街道筆直寬闊，你們可以沿著街道從一端看到另一端，也可以從一扇城門看到另一扇城門。整個城市，到處都有美麗的宮殿，還有許多極好的大旅店和大量精美的房屋……

先讓我們談談載著商人們往返於印度諸小島之間的［中國］船隻。你們一定知道，這些船用杉木製成，只有一個甲板，但卻有50個或60個船艙，商人們每人一間，悠閒舒適地待在裡面。每艘船隻有一個舵，但有四根桅杆，有時船上還有兩根額外的桅杆，人們可以很隨意地將它們豎起或放倒……每艘大船至少需要200個海員［有的船需要300個］。這些船的確規模巨大，因為每艘能裝載5000筐到6000筐胡椒。

日本是東部公海上一個很大的島嶼，距大陸1500英里。島上的居民皮膚白皙，文明開化，外貌好看。他們崇拜偶像，不依賴於任何人。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他們擁有無數的金子。

如果從印度尼西亞出發，沿南部到東南部之間的航線航行1500英里，你們就會到達一個叫爪哇的大島。島上經驗豐富、熟悉情況的海員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方圓3000多英里。它隸屬於一個偉大的國王，不向世界上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納貢。島上居民都崇拜偶像。這個島極其富庶，盛產黑胡椒、肉豆蔻、松香、姜、蓽澄茄、丁香和其他各種香料……

當你們離開錫蘭島，向西航行大約60英里時，你們就會到達瑪巴省，它被稱為印度之都，位於大陸，是印度最富庶的地區……居民都崇拜偶像，很多人崇拜牛［神牛］，因為牛是一種非常優秀的生物。他們從不吃牛肉做成的任何東西，也絕不會屠宰牛。

• H. Yule ed. and trans.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Scribner’s, 1903）, vol. 1, pp. 423-426: vol. 2, pp. 249-250，253-254.

地圖12 中期歐亞大陸整體化（約1300年）

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殖民；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技師應聘從事水利工程建設。有資料記載，中國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視察，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1278年，生於北京的聶斯脫利斯教徒拉班·巴爾·索馬曾旅行到伊兒汗國朝廷巴格達，被蒙古人從那裡派往歐洲，尋求基督教對其反對伊斯蘭教的援助。他於1287年出發，去過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會見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中世紀時期，遊歷範圍最廣的旅行家是伊斯蘭教徒伊本·白圖泰（1304—1377年）。他從自己的家鄉摩洛哥出發，去麥加朝聖，然後取道撒馬爾罕前往印度，又作為法官和使者從印度被派往中國。回到摩洛哥後，他又繼續北上到達西班牙，隨後又南下進入非洲內地，到達廷巴克圖。到他最後返回摩洛哥定居時，已至少旅行了7.5萬英里。

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旅行家是著名的馬可·波羅。當他父親和叔叔第二次旅行去中國時，他也一同前往，於1275年到達忽必烈的朝廷。他給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並以各種身份為忽必烈服務了17年，遊歷了全國各地。作為一個官員，途經之處，他特別注意觀察當地的居民和資源，他曾記下這樣的東西：“有一種黑石塊，像別的石頭一樣，從山裡挖掘出來，但可以像木頭一樣燃燒。”1292年，他護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繞過東南亞，穿過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兒汗國大汗結婚。到達波斯後，馬可·波羅繼續西行，於1295年回到了闊別25年的家鄉威尼斯。不久，他在與熱那亞的戰鬥中被俘，於獄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見聞。

他講到了帶有花園和人造湖的大汗宮廷，裝戴銀挽具和寶石的大象。他還講到了一些大道，它們修得高於周圍地面，易於排水；在大運河上，商人船隻每年川流不息；各個港口，停泊著比歐洲人所知道的還要大的船隻；並談到了生產香料、絲綢、生薑、糖、樟腦、棉花、鹽、藏紅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馬可·波羅還描寫了他護送中國公主到波斯去時，訪問和聽說過的所有神話式的國度——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索科特拉島、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桑給巴爾和阿比西尼亞。

書中的一切彷彿離奇古怪、言過其實，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百萬先生”，因為“他開口閉口總是說百萬這個、百萬那個”。其實，他向16世紀中葉的歐洲人提供了有關中國最為全面可靠的資料。這本書題名為《世界見聞錄》並非偶然。實際上，這部著作使西方人對世界的瞭解範圍突然擴大了一倍。馬可·波羅就和兩個世紀後的哥倫布一樣，為同時代人開闢了嶄新的天地。的確，正是他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著偉大的探險者們，在伊斯蘭帝國封鎖陸上道路之後，直接尋找一條海上航線，繼續前進。

［推薦讀物］

論及歐亞大陸內各種相互影響的最重要的著作有J. Needham所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的第一卷: J. H. Bentley所著的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 J. L. Abu-Lughod所著的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9）。以下著作描述了海上貿易: G. F. Hourani所著的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1）: P. D. Curtin所著的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 K. N. Chaudhuri所著的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Needham著作的第四卷第三編闡述了中國人的航海事業，包括明代的航海活動。以下著作對陸上貿易進行了分析: G. F. 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 P. Yung所著的The Silk Road: 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6）。C. G. F. 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對歐亞貿易進行了概括的分析。關於技術交流的基本著作是剛剛列舉的Needham的多卷本研究成果。

以下著作論及馬可·波羅和其他旅行家的經歷：R. E. Latham翻譯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出版社，1958）: L. Olschki所著的Marco Polo’s Precursors（Johns Hopkins出版社，1943）: I. de Rachewiltz所著的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1）: R. Dunn所著的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一書提供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迷人的全景。

［註釋］

[1]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I（London, 1914）, pp. 152，154.

[2]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Book I, aphorism, p.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