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終結

總而言之，侵略給盛極之後停滯不前、似乎註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擊。這使我們聯想起當今世界殘酷的轟炸，它摧毀了搖搖欲墜的古老建築，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為現代化的城市。

——羅伯特·洛佩茲

古典時期，偉大的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文明，在歐亞核心區居統治地位。然而，邊遠地區的遊牧民，最終踐踏了這些文明，並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程序。在這些帝國貌似堅固的外衣下，潛伏著必將導致衰微和最終崩潰的禍根。技術停滯不前，生產力受阻。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古典文明在3世紀至6世紀遭到蠻族的猛烈衝擊。

遊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響因地而異。中國北部和印度北部雖遭蹂躪，但仍保持了各自獨特的文明；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因與遊牧民族相距遙遠而得以倖免；拜占庭和波斯帝國勢力強大，足以擊退侵略者；而西方卻長期屢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京人的侵略，因此，舊秩序遭到破壞的程度比歐亞大陸其他地區遠為嚴重。然而，反諷的是，正是這種破壞，成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為在舊文明的廢墟中，能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明，一種更能適應變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旨在分析為什麼古典文明會衰落，以及為什麼西方會是一個例外——它漸漸開創了一條走向世界統治地位的新路。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如上所述，諸古典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在於它們的生產技術相對停滯不前，而這又使生產率低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描述了這種技術發展的停滯狀態：

史前至近代初期，技術上缺乏重要發明的情況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開始時，世界擁有的幾乎每一項重大成就，都已為歷史發端期的人們所知曉……史前一定有某個時期……與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一樣，技術進步，發明眾多。但是，在人類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較長一段時期內，這種盛況卻不復存在。[1]

凱恩斯的看法是完全成立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更早期的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挽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挽具才被髮明。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寺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景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隸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可是，直到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而且即便那時，水磨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能將古典文明從其生產技術的昏睡狀態中喚醒。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以及所謂“希臘火”（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燬敵船和攻城器械的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也不能解決諸古老文明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來增加財富。但是，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這正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如前所述，一種惡性迴圈由此開始。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衰落是兩個佳例，對此我們掌握了較多的資訊。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曆史的週期性。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著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不應忘記，羅馬帝國在技術上比中世紀歐洲更為落後。農業上，它通常採用一種耕種和休閒交替的休耕制，潛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這時，馬軛還沒有發明，只得用牛耕地拉車；水磨雖已出現，但似乎數量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穀物。然而，技術如此落後的農業，卻要支撐起一個比中世紀任何國家都要龐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層建築。沒有一箇中世紀王國像羅馬帝國那樣，既要供養一支專業常備軍和拿薪水的官僚階層，又要負擔土地貴族和教會的開支。[2]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迴圈。但是，技術卻停滯不前，其根本原因在於，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怎樣去創造更多的新財富。從建造金字塔、通靈塔、大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除了需要有效的組織和高壓統治外，還需要某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而所有的農業文明都未能得到這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它們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原因。

圖64 西哥特人國王阿拉里克二世編纂的《羅馬法彙編》早期手稿中的一頁。這一頁畫的是一位蠻族國王、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這樣一部法規彙編有助於儲存羅馬法中的各項原則。

奴隸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術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隸從事勞動，一般比設計、製造新機器簡單，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時的發明家製造某些新裝置，通常不是為了節省勞力，而是為了娛樂，或為了進行宗教儀式。公元1世紀，亞歷山大時期的希羅用他掌握的有關蒸汽動力的知識，製造出一種能開啟聖堂大門的裝置。同樣在這一世紀，羅馬皇帝韋斯巴薌禁止使用一種廉價的可豎起石柱的機械，並說：“讓我為普通百姓提供點食物吧！”儘管這種情感也許是值得稱讚的，但實際上，這種觀點卻使古典時期帝國的城市變成了鄉村的寄生蟲，而不是產業中心。

圖65 一名中國貴族的長指甲，他把指甲蓄得這樣長只是為了證明他不是一個體力勞動者。

另外，奴隸制對勞動持否定態度，也阻止了技術的發展。勞動既然是奴隸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為辱。即使在奴隸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區，這種輕視勞動的觀念依然存在。在中國，人們熱衷於蓄長指甲就是例證。社會階層等級分明，自然導致上層階級輕視勞動，鄙視勞動者，而奴隸制只不過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念。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述的那樣：“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們既不從事手工業，也不經商，因為這種生活毫無高貴可言，對性格的完美是不利的。”公元65年，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給盧齊利烏斯的一封信中，對體力勞動表示了同樣的輕蔑，認為，體力勞動者應當“俯首垂目，畢恭畢敬”，他寫道：

眾所周知，有些東西僅僅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讓充足的陽光透過透明的玻璃照進房間；浴池下層結構及其嵌在牆上的管道，能發出熱量，使池內上下水溫相等……還有速記，它能記下最快的演講，手舌並駕齊驅。但所有這些都是最卑賤的奴隸發明的。哲學則處於更高的地位，她並不訓練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導師……是的，我說，她絕不是一個為庸常所需而製造工具的手藝人。[3]

正是這種哲學家與工匠的分離，阻止了歐亞大陸諸文明的技術發展。因此，也正是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維與工匠的實踐經驗及傳統知識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偉大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從而為人類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但是，由於明顯的社會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相互影響在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高雅的知識分子沒有興趣，而下層工匠又缺乏動力。

這種技術上的停滯狀態，說明了近代以前幾千年中，歐亞大陸帝國曆史週而復始的原因。各帝國興亡的模式基本相同。沒有一個帝國能加以突破，以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覆迴圈與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工業社會迥然不同。W. W. 羅斯托在以下這段話中描寫了在英國以工業革命開始劃時代的、開拓性的“起飛”以前，諸農業文明所具有的這一共同特徵：

……技術上的種種限制規定了農業文明無法突破的最高限度。這些文明並不缺乏發明、革新和某些較高的生產率，但它們對所處的自然環境的確缺乏系統的認識；這種認識能使發明成為多少有點規律的發展趨勢，而不是對過去遺留的特別成就的繼承……

由於生產率的這一最高限度，僅食物生產就佔去了75%甚至以上的勞動力，而收入除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費外，絕大部分用於非生產性或低生產性開支，如建造宗教紀念碑和其他紀念碑，從事戰爭，以及維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於窮苦百姓，或為了土地你爭我奪，或把偶爾剩餘的一點收入揮霍在鋪張的婚禮或葬禮上。當時的社會價值觀與人們易得到且能領悟的有限的見識相適應，社會結構則趨於等級化……[4]

二、蠻族的入侵

3世紀至6世紀是歐亞大陸普遍遭受入侵的時期，這時的入侵不亞於公元前2千紀使用青銅和鐵製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千紀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過渡一樣，3世紀至6世紀的入侵結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紀文明的到來（見地圖9）。

地圖9 歐亞大陸的蠻族入侵（公元4—5世紀）

遊牧民的遷移方向一般是自東向西，因為歐亞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著東方的遊牧民（見第四章第四節）。主要的入侵路線都起自北京附近，沿著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草原走廊，止於中歐匈牙利平原。這也就是為何如此眾多的遊牧民族抵達今匈牙利後，不再四處遷移。他們以匈牙利為基地，襲擊周圍各歐洲國家。

諸文明中心和周圍遊牧民之間的相互影響日益增長，是導致入侵的基本因素。在許多文明中心，遊牧民被當作奴隸或僱傭軍使用，而這一點，常常是帝國京都內的軍事政變或蠻族僱傭軍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諸遊牧民族逐漸定居於帝國邊境鄰近地區，是導致入侵的另一因素。遊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轉變，通常使人口增加，經濟、軍事力量增長；當帝國的弱點為入侵提供獲勝希望時，這種新的軍事力量就會被釆用。入侵還常常是一系列爆炸性反應的最終結果。攻不破中國長城，或者遇上障礙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聯盟，往往使遊牧民轉而西進。接二連三的入侵猶如不斷向西的一連串衝擊波，最終使遊牧民湧過奧克蘇斯河、多瑙河或萊茵河。

由於侵略範圍遍及歐亞大陸，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國漢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薩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攻擊；突厥——蒙古人通常又被稱為匈奴人。羅馬帝國因地處這條入侵線路的西端，除了時常遭受周圍蠻族的進攻外，還遭受沿線各民族的進攻。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羅的——斯拉夫人、維京人和突厥——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後果和入侵者成分一樣多種多樣。在中國，公元220年，曹丕篡漢，漢帝國滅亡。接著，出現了三個獨立的王國：長江以北的魏國、南部的吳國、西部的蜀國。相爭幾十年後，魏的權臣於265年建立了一個新王朝即晉朝。晉朝統一了整個中國。316年，一批新的入侵者佔領中國北半部，晉王室南逃至南京，從那裡統治長江流域及漢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區。從此，中國出現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中國為止。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史學家稱這幾個世紀為“亂世”。

我們以後將看到，與中國情況相似的西羅馬帝國在政治、文化和種族方面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中國北方卻沒有發生這種變化，這主要是因為這裡的中國人在數量上遠遠超過蠻族侵略者。當時的北方乃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因此，能夠吸收並同化遊牧民而不用經歷根本變革。其實，在這幾個動亂的世紀裡，為了躲避蠻族的劫掠，許多中國人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是中國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國化了。因而，北方的部分野蠻化因中國文化的向南擴張而被抵消，從而，為中國從北到南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縱深。這樣，589年，當隋朝重新統一全國時，中國又恢復了正常的歷史程序，具有同漢代時一樣的獨特中國性。

匈奴蠻族

公元3世紀至6世紀間，歐亞大陸諸古典文明被蠻族入侵者所踐踏。在以下節選的文章中，中國史學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漢帝國的匈奴遊牧民。*

匈奴人居住在北方，是一個遊牧民族。他們飼養各種動物，其中以馬、牛和羊居多；諸如駱駝和驢之類的其他動物，數量相對少些。他們經常遷徙，去尋找水和牧草；他們沒有城市、住宅或農田。不過，土地卻在不同的部落群體之間進行劃分。

匈奴人沒有任何書面語言，因而所有的協定或承諾均由口頭做出。小孩子們學習騎羊、射鳥和射松鼠。當他們再長大一些的時候，就開始射狐狸和兔子。肉類而非穀物是他們的主要食物。所有體格健全的男子都是技術高超的弓箭手和各自部落的騎兵隊成員。

在正常情況下，當日子相對好過時，匈奴人靠照料牧群謀生，並透過捕獵來擴大牧群。當生活較為艱難時，所有的男子就學習打仗的本領，積極準備發動進攻。可以說，這就是匈奴人的天性。如果敵人相距較遠，他們便使用弓和箭，如果敵人近在咫尺，則改用刀和矛。當他們確信會獲勝時，便發動進攻，但如果他們認為戰況於自己不利，便逃之夭夭而不以為恥。他們總是唯利是圖，不懂得講究誠信和禮儀……

從君王到普通百姓，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動物肉類為食，以動物毛皮為衣，將動物毛皮改制成服裝。年輕強壯的人享有吃最好食物的優先權，而上了年紀的人只能吃一些殘羹剩菜。他們高度評價年輕和力量，輕視年老和虛弱。父親去世後，兒子將娶其繼母為妻。同樣，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其嫂子為妻……

單于（統治者）清早要朝拜東昇的旭日，傍晚要膜拜月亮。在座位的安排上，坐在左邊、面朝北方的人最受尊重。死者被埋入棺中，並陪葬以金、銀和衣物。但是，墳墓上不用樹作標誌，送葬者也不穿喪服。一旦單于駕崩，大約100名寵臣和愛妾將被處死，好讓他們的靈魂伴隨單于。

在軍事戰鬥中，匈奴人仔細觀察月亮的大小。當月亮大而亮時，他們就發起進攻，當月亮小而暗時，他們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殺死一個敵人，就會被獎賞一杯酒，外加他從被殺者那裡獲得的任何有形的財產。如果他俘獲了一個男人或女人，那麼俘虜就成為他的奴隸。因此，在戰場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為自己的物質目標而勇敢地作戰，他們就像飢餓的兀鷲一樣向自己的物質目標匯聚。不過，如果遭到挫折，他們又像流雲一樣迅速散開。他們最得意的戰略是先把敵人誘入一個預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後將其包圍。戰鬥之後，將死亡戰友屍體帶回家的戰士將繼承死者所有的物質財富。

• From Dun J. L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D.Van Nostrand, 1967）, pp. 211—213.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至於印度，遭受侵略的時間要晚得多：中國陷於“亂世”之際，笈多王朝正處於鼎盛時期。不過，5世紀時，東支匈奴人，即所謂的“白匈奴”，渡過奧克蘇斯河，向南推進，到達印度；西支匈奴人則越過俄羅斯平原，挺進歐洲。在匈奴人的猛烈進攻下，笈多王朝於6世紀前半葉崩潰。有關後半個世紀的情況，現在瞭解得很少，只知道階段性的入侵仍在繼續。另外，大規模遷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數之多足以組成新的文化和社會群體。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其普特人，這是一個勇敢堅強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其布達納區即以其名稱命名。拉其普特人屬軍事貴族，不久被吸收成為印度剎帝利種姓，即武士貴族。他們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統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實際上，直到19世紀，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們仍是一個傑出的民族。

拉其普特人的經歷意義重大，有助於說明印度儘管經受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動亂和侵略，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種姓制度所同化，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適應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況。因此，同中國一樣，印度在經歷了動亂時期之後，又出現在歷史程序中，它在古典時期形成的文明雖有輕微的變動，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不過，歐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這裡發生了鉅變，而不是調整。這一地區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為數最多，他們佔領了中歐和東歐，即從波羅的海到多瑙河、從萊茵河到俄羅斯平原的廣大地區。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組成，其中較重要的是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倫巴第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使用極為相近的語言，彼此之間都能溝通。但對羅馬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部落的統一意識非常薄弱。他們像反對他們共同的仇敵一樣，相互間你爭我鬥，因而使羅馬帝國能如此長久地倖存下來。

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風俗，應當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因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它們成為西方新興文明的基本組成部分。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將日耳曼人描寫成畜牧民族，他們以牲口的數量來估計財富。事實上，偷牛是引起他們內部爭鬥的主要原因。日耳曼人的社會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最上層為世襲貴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數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擁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沒有土地的人只好當佃農，替貴族勞動；最底層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隸的階層，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單獨出賣。這種奴役形式同羅馬帝國的隸農制相似，是中世紀盛行於西歐的農奴制的雛形。

在日耳曼部落，主要權力來源於自由民大會。如果有“王”的話，“王”由民眾大會選舉產生。指揮作戰的軍事首領的產生亦如此。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據繼承權來選舉“王”，但選舉軍事首領則依據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種又長又直的寬尖雙刃劍，多用於砍殺，而不是刺殺。青年人經過正式儀式，便獲得了佩劍的權力，中世紀由扈從晉升為騎士的儀式就起源於此。每位傑出的武士首領都有一批年輕的隨員，即一支扈從隊，他們戰時守衛在首領身旁，效忠他，服從他；首領則向他們提供武器、給養及一份戰利品。這種制度有助於後來封建制的形成，因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騎士對封建領主忠誠的基礎上的。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寫成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賭棍，另一方面又盛讚他們高尚的道德標準，並將這些道德標準奉為羅馬人的典範。他還強調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嚴冬時節，日耳曼人喜歡成群結隊地走門串戶，挨家逐戶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為止。這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情景，作為封建權益的一部分，國王或貴族應邀連續許多天參加為他和他的隨從舉行的宴會。

日耳曼部落中的婦女們比起羅馬帝國中的婦女們，其處境要好得多。塔西佗提到，日耳曼婦女繼承並控制財產，而且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年代，都享有和丈夫不相上下的地位。“據傳說，婦女們使已經動搖和屈服的［日耳曼］軍隊重整旗鼓。”

塔西佗還提到，日耳曼婦女積極參與部落事務。“人們甚至還相信女性具有某種預知未來的神力，從不會輕視她們的意見，也不會認為她們的答覆不很重要。”[5]因此，日耳曼部落中婦女的境況比同時代羅馬婦女和後來中世紀婦女的境況要好，因為羅馬婦女被限制在家庭中，而中世紀婦女則須按照基督教教義，做到虔誠和順從。

圖66 匈奴時期中亞的赤陶塑像：騎馬人。這尊塑像系巴黎的私人藏品，表現的可能就是匈奴人的首領阿提拉本人。

早在公元前1世紀，這些日耳曼人就開始進逼羅馬帝國的邊境。不過，當時羅馬軍團十分強大，穩守邊境毫不費力。隨著帝國的衰微，軍隊受到削弱，羅馬人對邊境的控制也頻頻告急。因而，只得採取外交手腕，調唆一個部落反對另一個部落。同時出於無奈，還讓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駐紮在羅馬境內，以此作為他們反對境外其他部落的報酬。羅馬人能控制他們的盟友多久，這種政策就能維持多久。4世紀，當他們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時，閘門便被衝開。

進攻是由令人膽寒的新侵略者——匈奴人——發起的，歐洲人對他們聞所未聞。他們可怕的外貌以及精心設計的恐怖政策，使羅馬人和日耳曼人聞風喪膽。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把他們描寫成“幾乎粘在馬上”的人，“體態奇形怪狀，相貌奇醜無比，不由使人認為他們是雙足野獸……”

一經激怒，他們就奮起作戰，排成楔形隊形，發出各種狂叫聲，投入戰鬥；他們敏捷靈活，有意分散成不規則隊形，兵鋒所至，殺戮駭人……他們沒有固定住處，沒有家，沒有法律，沒有穩定的生計；他們乘坐著大篷車，像難民一樣四處流浪……他們沒有人能說出自己的起源，因為母親懷他在一處，生他在遙遠的另一處，撫育他又在更遠的一處。[6]

很明顯，是其他遊牧民迫使匈奴人離開他們的發源地——中亞牧場，向西遷移，並於372年渡過伏爾加河。在俄羅斯平原，他們迅速擊敗最東邊的日耳曼族的東哥特人。接著，又脅迫鄰近的西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尋求避難。西哥特人在亞拉里克的率領下，進軍義大利，並於410年洗劫了羅馬城；這一事件在當時轟動整個帝國，但不久之後，洗劫羅馬城的事件又再度發生。

最後，西哥特人在高盧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營紮寨，建立了羅馬帝國境內的第一個日耳曼王國。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後塵，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襲擊羅馬帝國東、西部諸省。452年，他們在令人畏懼的首領阿提拉的率領下，突然出現在未設防的羅馬城門前。據說羅馬教皇利奧一世說服了匈奴人的這位首領，羅馬城方倖免於難。不論怎樣，阿提拉的確沒有攻城而是掉頭北上。一年後的一個早晨，人們發現他死於動脈破裂，身邊還躺著一天前剛和他結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後，他的帝國隨即崩潰，匈奴人從此從歐洲歷史中消失。

圖67 拜占庭人之所以能在公元717—718年間擊退阿拉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進攻，其原因之一在於他們擁有一件秘密武器——希臘火。希臘火是由石油、硫黃和瀝青混合而成的一種極易燃燒的物質，即使落在水面上也能燃燒。在這幅14世紀的影象中，拜占庭的海軍正在用銅管向敵艦噴灑希臘火。

不過，匈奴人的大肆破壞，粉碎了羅馬帝國對西部諸省的控制，實際上，這時日耳曼部落可以隨意越過邊境，移居帝國境內。汪達爾人渡過萊茵河，經由高盧和西班牙，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王國。從新建的基地出發，他們轉而由海上進攻，455年，一支汪達爾人遠征隊洗劫了羅馬城。與此同時，勃艮第人佔領了羅訥河流域；法蘭克人則正在高盧北部擴張，並深深紮根於那裡；407年，當最後一批羅馬士兵撤離英格蘭時，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迅速侵佔了該地。當地的凱爾特族居民逃進蘇格蘭和威爾士山區，盎格魯——撒克遜人從此成為英格蘭的主要民族。正是在這些相繼崛起的日耳曼王國的控制下，西羅馬帝國崩潰了。476年，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日耳曼人首領奧多亞塞廢黜，這一事件標誌著西羅馬帝國的終結。

歐洲事態的發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羅馬帝國同中國漢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一樣，最終屈服於蠻族。而且，6世紀時，帝國的崩潰給西方造成的後果，似乎與中國的情況相同。589年，隋朝最終統一了中國，大約與此同時，法蘭克國王和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統一歐洲。

法蘭克人起源於萊茵河下游，5世紀時由此移居高盧北部。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中，他們只充當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溫王朝的國王當政時，才成為西方最強大的民族。墨洛溫王朝最傑出的國王是克洛維（481—511年在位），他聯合法蘭克各部落，打敗羅馬人、拜占庭人和西哥特人，把從比利牛斯山脈經高盧到德意志的大片領土統一到一起，形成王國。克洛維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這不僅使他贏得教皇的支援，而且得到了當地高盧——羅馬人的援助。墨洛溫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羅馬帝國，並透過增加萊茵河東岸法蘭克人的領土，擴大帝國的版圖。

圖68 一塊公元6世紀的象牙雕版，其畫面將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描繪成基督教信仰的捍衛者。從公元500年至1100年，拜占庭帝國一直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同樣具有恢復帝國的雄心。在西羅馬帝國土崩瓦解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卻因強大的海軍勢力、豐富的財源以及首都的險要位置而安然無恙；它的首都位於歐亞兩大陸間的海峽的岬角上。雖然蠻族的侵略摧毀了羅馬城，但君士坦丁堡卻倖免於難。實際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存在了約1000年。在那些世紀中，東羅馬帝國發展起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由希臘、羅馬、基督教及東方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為了強調這一獨特性，東羅馬帝國通常又被稱為拜占庭帝國，如此命名是因為，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在西部諸省成為一些日耳曼王國後，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權自然只限於原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即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這種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所不能接受的。查士丁尼血統上雖是伊利里亞人，感情深處卻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語說話、思維，決心收復西方領土，恢復原羅馬帝國。他的一位將領貝利薩留率領一小支裝備精良的部隊，一年內就佔領了北非的汪達爾人王國。他還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回了西班牙東南部；經過18年的艱苦奮戰，又征服了義大利的東哥特人。這樣，20年間，幾乎整個地中海又變成了羅馬的一個湖。查士丁尼說，他希望“上帝將羅馬人因怠惰而喪失的那片帝國領土授予我們”。

四、蠻族對西方的不斷入侵

但是事與願違，西方並沒有步中國之後塵，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蘭克人和拜占庭人剛剛形成的脆弱的帝國結構，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亂和分裂之中。蒙古內部的動亂又一次迫使避難的遊牧部落沿著入侵歐洲的路線向西行進。就像他們的匈奴祖先一樣，這些在西方開始被稱為阿瓦爾人的蠻族以匈牙利平原為基地，向四面八方發起襲擊。他們把日耳曼族的倫巴第人趕到了義大利（568年）；倫巴第人又把拜占庭人從亞平寧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驅逐出去，從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復原羅馬帝國的夢想。阿瓦爾人還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進入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則佔據了從亞得里亞海到黑海的廣闊地帶。

8世紀時，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溫王朝，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重新點燃起西方恢復帝國統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維的繼承者們命運悲慘，他們被稱為“庸王”，即“一事無成的國王”。不過，佔據了“擁有實權的下級”職位、意志堅強的宮相們卻維持著王國的團結。其中以外號“鐵錘”的查理·馬特最為傑出，他從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後執政。他的最大功績是，在圖爾戰役（732年）中打敗了侵佔北非和西班牙，且已挺進法蘭西南部的穆斯林軍隊。

圖69 查理曼：法蘭克國王（768—814年），西羅馬帝國皇帝（800—814年）。

馬特的兒子即矮子丕平不甘心充任“一事無成”的國王的宮相，於751年廢黜墨洛溫王朝末代國王，建立了所謂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國王，在768年到814年的長期統治中，他不斷征戰，擴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遜人，打敗了匈牙利的阿瓦爾人，吞併了義大利的倫巴第人王國，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脈以南地區。到8世紀末，其帝國已從北海擴充套件到比利牛斯山脈，從大西洋擴充套件到東歐的斯拉夫地區，查理曼成為西方無可爭辯的征服者。800年聖誕節，教皇利奧三世為他舉行加冕稱帝儀式，以承認他的最高地位。據查理曼的秘書和傳記作者敘述，加冕那天，集會的民眾大聲高呼：“生命和勝利，永遠屬於偉大上帝的受冕者，羅馬人溫和的皇帝查理·奧古斯都！”

這一情景說明，人們仍抱有恢復帝國統一的夢想，但這也只能是夢想。查理曼死後不久，來自南方、東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沒了整個歐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盜和冒險者征服了克里特島和西西里島，襲擊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區，給海上貿易以嚴重破壞。在東方，來自中亞的另一支遊牧部族馬扎爾人，於895年到達匈牙利平原，他們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爾人，侵襲了周圍各國。

圖70 出土於1904年的北歐海盜船“奧斯伯格號”，是世界上儲存最好的維京人的船隻。現陳列在挪威奧斯陸的維京人船舶博物館中。

北歐人即維京人的侵略範圍最廣。相對於陸上的遊牧民來說，他們就是海上的遊牧民。維京人制造了一種船來代替馬匹，這種船吃水淺，速度快，靈活性強。挪威的維京人正是乘這種船向西航行，到達冰島、格陵蘭島和北美洲的。他們和從丹麥來的同胞一起，襲擊了不列顛群島和歐洲西海岸，甚至強行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劫掠了地中海兩岸。由於瑞典東面臨海，這裡的維京人渡過波羅的海，到達俄羅斯一些河流，並順流而下，經入海口，進入裡海和黑海。

這樣，整個歐洲被這些大膽的侵略者團團圍住。起初，8世紀末和9世紀，他們只是一味掠奪，並摧毀了無數寺院和城鎮。北歐人乘坐那種吃水淺的船，能溯河而上，進入遙遠的內地，因此，很少有地區倖免於難。當時的教堂裡，常可聽到這樣的祈禱：“啊，上帝，把我們從這些北方人的懲罰下拯救出來吧！”到10、11世紀時，維京人開始在海外地區定居下來，佔領並統治了法蘭西北部大半地區和不列顛群島。但是，無論他們定居何處，最終都被原有的基督教國家所吸收並同化。例如，法蘭克國王為進一步防止維京人的劫掠，於911年承認他們的首領，並授予他所謂的諾曼底公爵的稱號，諾曼底一詞源於定居那裡的北歐人。第一任諾曼底公爵羅倫的後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於1066年成功地侵佔了英格蘭。

與此同時，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京人的三面夾擊下土崩瓦解，西歐再次成為屠宰場。10世紀為最黑暗的時期。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似乎從未有過如此悲慘的現狀，面臨如此淒涼的前景（見地圖10）。

地圖10 蠻族對西方的不斷入侵（9—10世紀）

五、西方的巨大例外

縱觀這些標誌著古典時期向中世紀過渡的侵略活動，很明顯，歐亞大陸各地區所受的影響迥然不同。由於地理上相隔遙遠，侵略者鞭長莫及，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擾。拜占庭帝國因擅長外交、財源豐富、海軍強大，幾個世紀內成功地擊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反對外來侵略也很成功，薩珊王朝是在公元226年取代帕提亞人王朝的。薩薩尼亞人喚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復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組織穿戴沉重的鎧甲的騎兵部隊，統一了全國。因而，波斯能擊退奧克蘇斯河沿岸遊牧民的進攻浪潮；但同拜占庭的戰爭弄得雙方兩敗俱傷，皆輕易成為即將到來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犧牲品。

如前所述，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並不太好。兩者均遭到蠻族的蹂躪，不過都儲存了各自在古典時期形成的獨特文明。因此，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漢代的中國人，若在公元8世紀初復活，那麼一定會感到非常舒適、自在。他們將發覺當時的唐朝與過去的漢朝大致相同，他們會注意到兩朝語言相同、儒家學說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國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這使西方歷史發展的獨特性顯得更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人於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歐洲復活，他們將會為居住在這一古老帝國許多地區的諸日耳曼民族，為嶄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驚。他們將會發現有幾種新的日耳曼語和羅曼語取代了拉丁語，上裝和褲子代替了古羅馬人的寬外袍，新興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羅馬諸神；他們還會發現，羅馬的帝國結構已為一群新的民族國家所替代，古老的謀生之道正受到新的農業技術、新的貿易、新的行業的挑戰；這種新貿易是與世界上一向無人知曉的地區進行的貿易，而種種新行業則使用一些無須傳統的人力畜力驅動、可節省勞動力的奇特機器。

這無疑說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沒，被一種嶄新的東西所接替。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國南方），或是擊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庭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卻倖存下來（如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獨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無法復原，儘管在這幾個世紀內，曾多次有人力圖恢復。

恰恰是這一獨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對它的起因必須予以重視。如本章第一節所述，技術停滯不前是諸古典文明結構上的一個主要弱點。那麼，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這一弱點，為什麼只有西歐的文明會垮掉呢？

只要把西歐的制度及經歷與歐亞其他地區作一比較，就能得出這樣一些結論：首先，古典時期，西歐並不像其他地區如中國那麼富饒。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夏季幾個月裡，季風給東亞大部分地區帶來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歐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幾個月裡。出於這一原因，加上緯度較低的地區能獲得較多的太陽熱，東亞就具有較長較集中的耕作期，許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東亞的主要農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種植的小麥、黑麥和其他糧食作物，每英畝產量要高得多。據估計，單位面積裡生產的稻米所含的熱值，是小麥所含熱值的5倍。結果，中國的生產率大大高於西方，中國的人口，自農業出現至今，也相應比西方稠密。生產率及人口上的優勢，轉而又使中國能更好地維持帝國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更有力地抗擊蠻族侵略者，必要時，還能吸收並同化他們。

其次，西方缺乏可與中國相媲美的文字系統，也沒有中國的科舉制度。這種文字系統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這一科舉制度使中國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強了穩定性。最後，羅馬帝國邊境上的敵人更難對付。由於地處入侵路線的最西端，歐洲實際上在所有遊牧民族的進攻中都首當其衝。此外，羅馬帝國的近鄰日耳曼人比中國西北邊境上的遊牧民人數更多，而且，與帝國相鄰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國的蠻族近鄰更為先進，軍事威脅更大，更長久。出於所有這些原因，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時間，遠遠超過在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持續的時間。因此，西歐出現了獨特的結局——羅馬帝國結構及其古典文明無可挽回地消亡了。

這一結果意義十分重大，被認為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規模的毀滅為早應發生的技術革命掃清了道路。一位歷史學家最近對羅馬帝國的滅亡作了如下結論：

總而言之，侵略給盛極之後停滯不前、似乎註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擊。這使我們聯想起當今世界殘酷的轟炸，它摧毀了搖搖欲墜的古老建築，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為現代化的城市。[7]

圖71 這塊羅馬帝國晚期的象牙雕版描繪了耶穌受難的場景。帝國晚期的藝術正處於從此前的古典藝術到此後的中世紀藝術的過渡階段。

但是，這裡所說的“文化”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並無差異。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只是它們能設法從這些侵略中倖存下來，重新變得生氣勃勃。但是，這僅是舊生命的延續，而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卻能獲得新生，出現一個嶄新的開端。

回顧歷史，這一嶄新開端的重要性十分明顯。古代時期，中東曾是創始力的中心，幾千年中，許多主要發明都由此傳播出去。但是，到了古典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出自歐洲、印度和中國，中東卻遠遠落在後面。其原因就在於中東的古代文明經歷公元前2千紀的侵略後倖存下來，而邊緣地區的古代文明卻被毀滅，從而為新的開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現——掃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紀文明的過渡也是如此。但這一次，所有地區的古典文明都倖存下來，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無束縛地朝新的方向奮進，在中世紀發展起新的技術、新的制度、新的觀念，簡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這種新的文明，如早期農業文明必然戰勝部落文化一樣，遠遠勝過歐亞其他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停滯不前”的文明，從而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

［推薦讀物］

以下作品中論及帝國的興衰問題：S. W. Eisentadt主編的The Decline of Empires（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和C. M. Cipolla主編的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Methuen出版社，1979）。P. Brown所著的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Harcourt出版社，1971）, S. Magzarino所著的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Faber and Faber出版社，1966）和F. W. Walbank所著的The Awful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Liverpool出版社，1969）闡述了對於羅馬衰落的不同觀點。

以下書中討論了羅馬帝國的入侵者：R. MacMullen所著的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7）: E. A. Thompson所著的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Clarendon出版社，1948）: O. J. Maenchen-Helfen所著的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3）: T. S. Burns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4）: G. Jones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Viking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以下書中分析了入侵之後的發展：J. D. Randers-Pherson所著的Barbarians and Romans: The Birth and Struggle of Europe, A. D. 400—700（University of Oklahoma出版社，1983）: W. C. Bark所著的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強調了西方中世紀初期的創造性；R. S. Hoyt主編的Life and Thought in Early Middle Ag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出版社，1967）將這一時期詮釋為過渡和轉變的時期。近期，M. Grant在Dawn of the Middle Ages（McGraw-Hill出版社，1981）一書中又提出了此論點。

［註釋］

[1]J. 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Harcourt, 1932）, pp. 360—361.

[2]A. H. M. Jon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History, XL（October 1955）, p. 220.

[3]Cited by F. Klemm,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Allen ＆ Unwin, 1959）, p. 23.

[4]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Norton, 1962）, pp. 311-312.

[5]Cited by 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11.

[6]Cited by M. Hadas, A History of Rome（Doubleday, 1956）, pp. 204-205.

[7]R.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M. Evans, 1967）, p.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