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對今天的啟示

文明：詛咒還是福音？

每個文明中都不乏厚古薄今的詩人和思想家。他們認為史前時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響的“高尚的野蠻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天地之初”，在令人驚歎的人類生存的初期，人間是一個樂園。印度史詩中就有一些段落讚美了不存在種姓制度、人類可以自在和安心地生活的田園詩般的過去。同樣，公元前8世紀的希臘詩人赫西俄德也敘述了很久以前的黃金時代，然後描繪了人類不斷衰落的命運，從白銀時代和黑鐵時代一直追蹤到作者所處的悲慘的現時代。

人類最初生活在樂園中這一觀念是有某種史實根據的。就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而言，文明到來以前的諸部落民族在獲得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資源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權利。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相等是新石器時代村社的特徵。但是，當諸部落民族成為農民之後，他們就不再享有自由獲得土地的權利，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勞動成果。他們的特定義務因地區的不同而不同，但無論在哪裡，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在按國家、教會、地主和高利貸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稅之後，農民剩下的勞動成果只有一半或更少，僅夠他們勉強維持生存。歷史學家們估計，在全球諸文明中，上層統治階級僅佔總人口的1%至2%。不過，無論在哪裡，他們都侵佔了整個國民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這一事實說明了為何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幾乎每年都會爆發農民起義，為何沙皇俄國會在1801年至1861年間遭到1467次起義的破壞，使農奴最終獲得解放。

文明的到來不僅使經濟關係，也使政治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早先新石器時代的村民無論在內部還是在外部僅受到少量制約。但是，文明到來之後，部落首領和長者被國王或皇帝和包括宮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員、法官、書記員和會計在內的一個始終存在的官僚機構所取代。同這一帝國行政機構關係密切的是同樣作為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徵的教會統治集團。祭司即“專職專家”代替了早先是“業餘專家”的薩滿教僧，從而使官方神學和祭司統治集團的形成成為可能。這種神學和祭司集團都起了支援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作用，它們賦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領袖以神的約束力和神的屬性。例如，埃及的法老就不僅是國家的統治者，而且是“活著的神”。這種神權和世俗權力的結合為現狀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援，因為很少有人既敢冒今生當即受罰的危險，又敢冒來世永久受罰的危險。

這種由文明引起的文化變化是根本的、持久的。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文化是自主的、單一的。所有成員都享有共同的知識、習俗和見解，而且其生活方式的維持也不取決於外界。但是，隨著文明的到來，一個更為複雜的新社會出現了。除了村社農民的傳統文化外，現在又有了種種新文化，即通曉神秘書寫藝術的書吏的文化，知曉上天秘密的祭司的文化，擅長繪畫和雕刻的藝術家的文化和懂得如何與沙漠和大海以外地區交換商品的商人的文化。因此，不再存在單一的文化，而是發展起所謂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高雅文化可以在城市的學校、寺廟和宮殿中找到；低俗文化則可以在鄉村中找到。高雅文化透過哲學家、神學家和文人學士以書面形式流傳；低俗文化則在目不識丁的農民中口口相傳。

各種文明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雖然具體內容不同，但基本方面卻都相似。它們都以諸如印度的《吠陀》、佛經，中國的諸子經典和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之類的“聖書”為基礎。由於這些經文是知識的基礎，它們對教育起了決定性影響。任何想要獲得成功的人都必須記住大部分經文。這些聖書還被用來加強人們的忠誠與服從意識。若拒絕接受官方學說或者向社會秩序挑戰，就會被認為是不赦之罪，今生來世均將受到懲罰。在所有高雅文化中佔據突出地位的“地獄”，對那些敢於反對世俗或宗教首領的人來說，是永久的集中營。

所有文明的低俗文化也都基本相同。各地農民都擁有相當多的關於飼養牲畜和栽培植物的實踐知識。他們都把勤勞看作美德，瞧不起身體虛弱、極易疲勞的城裡人。所有的農民都想擁有一塊土地、幾頭牲畜和基本的種田及做工的工具。這些東西意味著獨立和安全，因此，為了得到它們，所有的農民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頑強地抵制外來干涉，不論這種干涉是來自地主，還是來自今日由政府管理的集體。不過，鄉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關係卻抵消了農民的這種“討厭的個人主義”。好的鄰居除了樂於幫助鄰居蓋房，參加喬遷宴、收穫節和其他社群活動外，還總是樂於在別人需要時給予幫助和同情。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關係通常會很緊張。一方面，農民們有優越感，認為鄉村生活和農業勞動與城市生活和各種職業截然不同，在道德上是“善的”。另一方面，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又隸屬於城市。地主、稅吏、教會行政管理人員和士兵通通來自城市。他們的傲慢和專橫十分清楚地表明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雖然顯貴們實際上是靠剝削農民才過上富裕生活的，但他們卻把這說成是由於他們自身精神品質和道德品質較好。幾千年中，農民們不可避免地把顯貴們對他們的這些看法深藏在心底，變得卑躬屈膝和順從起來。

顯然，文明的到來對人類的平等來說是一種倒退。不過，文明也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和成就。按歷史觀點看，儘管出現了所有這些不公平和剝削，但歷史卻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這一方面，情況頗類似於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最初導致了令人痛苦的社會分裂和人類苦難，但最終卻決定性地促進了人類的生產力和福利。文明的到來也是如此；新石器時代中普通部落成員所過的生活，很可能比文明社會中普通農民或城市工人所過的生活更完美、更自在。但是，恰恰因為部落文化是輕鬆閒適、毫無緊迫感的，所以比較而言，也是無成效的。雖然稅吏、祭司和地主的要求很苛刻，但他們也有效地促進了生產。各大河流域農村人口的劇增便是生產率得到提高的確鑿證據。生活標準也隨著人口的增加而提高。君主和高階官員，無論是世俗的還是教會的，無疑都享有部落首領們永遠也想象不到的各種食物和飲料，以及華麗的服裝和豪華的宅第。新興的中產階級——商人、書吏、低階官員和教士——也能過上和今天的中產階級差不多的舒適優越的生活。甚至普通民眾的境況——如果不從心理社會學的角度而單從物質方面來看——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

由於有了書寫這門新藝術，文明使知識的不斷累積和代代相傳成為可能。各門科學，包括數學、天文學和醫學在內，都能紮根並繁榮起來。富裕的上層階級的出現，也為建築師、雕塑家、畫家、音樂家和詩人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提供了機會。諸如希臘的帕臺農神廟、印度的泰姬陵和法國的巴黎聖母院之類的傑作，便是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這種創造力帶來的結果。

這些寶貴的進展使少數人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多數人。歸根到底，為高雅文化付出代價的是多數人。但是，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重要的是人類的確取得了進步。而且，正是數千年間積累起來的這些進步，最終讓我們透過科學技術戰勝自然，獲得巨大的生產力，從而使多數人和少數人一起受益。

的確，現在仍有千百萬人未受教育、患有疾病和受飢餓煎熬。但是，這種情況完全不同於14世紀中葉；那時，佔歐洲總人口1/3—1/2的人被黑死病奪去生命。這種情況也不同於1846年和1876年：1846年，有100萬愛爾蘭人因馬鈴薯患枯萎病而餓死；1876年，有500萬印度人因糧食歉收而餓死。這些瘟疫和饑荒的犧牲者不可能獲救，因為那些時代中的人們缺乏必需的知識。

今天，我們已擁有必需的知識，因此，我們有擺脫數千年來的災禍的潛力。可悲的是，這種潛力還沒發揮出來，但事實依然是，它的確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過去人類的不同文明使種種進步成為可能。因此，現在我們可以回答這一問題：文明是詛咒還是福音呢？——在過去，文明既是詛咒又是福音。至於將來怎樣，則取決於人類是將過去文明中積累起來的知識用於破壞還是用於建設。

［推薦讀物］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已寫了關於文明的相對價值的一些發人深省的書：Chang Kwang-Chih所著的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V. Gordon Childe所著的Man Makes Himself（Mentor出版社，1951）；R. Redfield所著的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to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6）: L. A. White所著的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ll出版社，1959）以及W. Goldschmidt所著的Man’s Way（Holt出版社，1959）。另外，著名哲學家K. Jaspers在其著作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53）和Man in the Modern Age（Doubleday Anchor出版社，1957）中表述的觀點也值得關注。還有一些觀點見於W. W. Wagar所著的Building the City of Man（Grossman出版社，1971），以及H. Baudet所著的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