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文明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孔子

與印度文明的鬆散和間斷相比，中國文明的特點是聚合和連續。中國的發展情況與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國人到來之後所發生的情況不同，沒有明顯的突然停頓。當然，曾有許多遊牧部族侵入中國，甚至還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不是中國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語言、習俗或畜牧經濟，而是入侵者自己總是被迅速、徹底地中國化。

一個原因在於中國較與世隔絕，它僅僅受到西北遊牧民的侵略。中國無須與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先進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種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中國人一開始就全是蒙古人種，遊牧入侵者和中國人東擴至太平洋、南下至越南過程中所同化的較原始部落也是。因而，中國人在他們整個歷史上享有同一種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時期，這種同一性如我們將看到的，得到進一步加強，因為中國人統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種極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而印度則不同，那裡今天仍有14種“民族語言”，英語是其中的一種，用尼赫魯的話來說，它在其他13種語言中起著“聯結”的作用。

在中國，與文化同一性一樣重要的是，各時期都存在著驚人的政治上的統一。這種統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於中國文明——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文明——的獨特的現世主義。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蒼天獻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職責比起他的統治職責，始終居於次要地位。因而，存在於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中的教士與俗人之間、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巨大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也沒有與印度史詩相當的東西，因為印度史詩飽含玄學，其內容多與個人的靈魂得救有關。中國人的經典都強調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尤其是強調家庭成員之間、君臣之間的關係。這種對現世的強烈偏好為政治組織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堅固的、根本的基礎。而這一基礎又由於中國人在這些世紀裡實行一種獨特的制度——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任文官——而得到進一步加強。與這類似的情況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過了2000年才出現。

以上所述的這些歷史背景情況，可用來幫助說明本章所要闡述的中國文明和中國歷史。

一、過渡時期

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王朝軟弱無力，封建主相互混戰不休，表面上是個多事的時期（見第三章第五節）。不過，這也是一個社會經濟發生根本變革，從而明確地、永久地決定中國發展程序的時期。變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樣，是由於鐵得到採用。鐵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後才大量出現。但是，到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4世紀時，它已給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標記。

鐵發生影響的模式為人熟知。比以往工具生產效率更高的新式鐵製工具使農業有可能從起初的黃河發源地向南擴充套件到森林茂密的長江流域（相當於從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擴充套件到恆河流域）。鐵製工具還促進了在大河流域地區興修大批的排水工程、為遠距離運輸大批商品而進行的運河開挖以及在西北乾旱地區進行的打井灌溉工程。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生產率有了巨大增長，生產率增長轉而又促進貿易和工業，並最後使大部分經濟商品化。貨幣在較早時候就已開始使用，通常以貝殼的形式出現。現在又出現了銅幣，並日趨廣泛地應用於各經濟部門。在經濟商品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階級。他們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靠封建主；相反，他們組成新的貨幣貴族，並很快向封建主至高無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隨著經濟商品化，土地成為可以自由買賣的一種財產。富有的商人獲得了大筆地產，貴族們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像過去那樣向村社頭領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農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隨經濟變革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變革，即封建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商品化為各封建國家的統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政資源。由於當時新開墾的土地的管理不屬於封建關係範圍之內，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諸侯們的府庫。除此之外，諸侯們還為了牟利，愈來愈對鹽鐵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壟斷。結果是，諸侯們能夠把從前分給貴族們的封地轉變為由他們自己派官員管理的行政單位。這一發展過程是很緩慢的，可是在其發生的地方，大大增進了統治者的財力和權力，並相應地削弱了周王朝。實際上，秦統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個中國，一個基本原因就在於他們率先採取了上述這些措施，並因此而得益。我們將在本章第三節論述秦朝。

二、哲學家和經典

我們前面論述的混亂和改革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思想家，迫使他們重新評估自己的傳統，或將其拋棄，或使之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因而，東周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大變動、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它使人聯想起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和印度的佛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類似情況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於中國文明具有注重現世的性質，所以中國傑出的思想家都傾向於首先當注重實際的政治家，對爭取各國統治者接受他們的觀點很感興趣。他們在旅行和辯論的過程中，吸引信徒，逐漸形成各種哲學學派。當時思想十分活躍，以致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時期。這裡，我們將探討存在過許多世紀、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幾家學派。

雖然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膽的改革者，但他們幾乎全都認為在遙遠的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渴望能從這一黃金時代得到啟發。這一傾向在大多數文明中都可見到，但是，對過去的意識和崇拜在中國人中表現得特別強烈。因此，他們小心地儲存和研究較早時期的著作，認為這些著作是處理私事和公眾事務所必不可少的。

圖56 孔子像（中國明代刻本）。

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五經”，它們由詩歌、民間傳統思想和歷史文獻組成。在研究並利用這些經典的哲學導師中，最為傑出的是孔子。他的影響深遠且持久，所以過去2000多年間，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個詞即“儒教”來概括。孔子於公元前551年出生於一個貧困的下等貴族家庭，他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當時面臨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到處都是分封割據的混亂狀態，無論在宗教還是世俗方面，都沒有一種較高的權力可以贏得國民的忠誠。這種情形驅使孔子周遊於諸國朝廷之間，希望尋得一位統治者，能採納他關於理想政治的見解。他確實得到過幾個較小的職位，但他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轉而教育年輕人，希望他們能較有效地貫徹他的訓導。

孔子終於發現自己的特長並加以發揮。他證明自己是一個具有罕見的熱情和擅長教育的教師。現存史料把他描寫成一個引人注目、魅力四射的人——明智，仁慈，感傷於時局的荒唐，深信自己能夠恢復社會的寧靜，同時具備一種含蓄的幽默感。孔子的學說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損害現存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過，在他堅持統治者有統治權力的同時，他還堅持統治者應在合理的道德原則基礎上進行統治。他和柏拉圖一樣，要國王做賢者，認為如果他們具有君子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就能成為賢者。

孔子在迷信嚴重、恐懼超自然物的時代裡，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當時的人們堅信夢的預兆意義，堅信種種占卜術，也堅信死者的靈魂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孔子雖然承認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學說中基本上對它們持存而不論的態度。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說，“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學說在他生前並沒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說貫徹了。但是，它們最終還是流行開來，併成為國家的正統信條。一個原因在於，他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接受現狀，這自然受到上層統治者的歡迎。另一原因是，他強調道德原則，認為道德原則是恰當地行使權力的先決條件。最後，在孔子去世兩個多世紀後，隨著漢帝國的建立，官吏們變得不可或缺，而孔子的學說正為他們提供了一門官場哲學。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學者在提醒漢朝的締造者時所說的：“馬上得天下，安能馬上治之？”

孔子的學說

儒家首先是一個解決日常生活中各種問題的實用性道德體系。它主要強調禮儀和社會責任，這一點可從以下幾節中看出來：*

5個人

透過禮儀規則，可以塑造性格。

禮儀規則是塑造人的性格的工具。它們可以消除人的一切任性的行為，增加人的天性中的美好的東西。用禮儀規則來要求自己，可以不犯錯誤；用禮儀規則去要求別人，可以使人不入歧途。

家庭

一個超越常人的人必須做到：父母健在時，盡心奉養父母；父母過世後，全心供奉父母。他主要想的是如何在一生中不使父母受辱。

孝道有三個等級：最高階是給父母帶來榮譽；次一級是不使父母受辱；最低一級是僅僅能養活父母。

父母健在時，要對他們表示尊敬和愛戴；父母過世後，則要對他們表示傷痛和悲哀——這就履行了活著的人的全部義務。

政府

好的政府能做到使近的人感到快樂，遠的人受到吸引。

民為貴……君為輕。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當君主樂於遵守禮儀規則時，他的臣民就樂於聽從他的召喚來為他服務。

如果君主要求他的臣民擁有某些品質，那他自己就必須首先擁有那些品質；如果君主想要他的臣民棄絕某些品質，那他自己就要先棄絕那些品質。

教育和藝術

要維持一個教育體系，一個難點就是要確保社會對教師的尊重；只有確保了這一點，教師所教的知識才會得到尊重；而知識得到尊重，人們才知道如何尊重學習。

學者應當不斷追求有德性的東西，並在藝術中找到娛樂。

音樂產生人性所不能沒有的快樂。

• M. M. Dawson, The Ethics of Confucius（Putnam’s, 1915）, pp. 2—5，167—168，255—257.

公元前2世紀，孔子的學說被宣佈為帝國的官方教義或官方信仰，其經典著作成為學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物件。直到2000多年後，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覆滅為止，孔子學說一直在中國居統治地位。實際上，即使那時以後，孔子的影響也還繼續存在，因為民國總統蔣介石極力主張要尊崇儒家思想，要運用其原則來解決民國所存在的問題。直到現在，中國臺灣地區仍將孔子的生日作為教師節來慶祝。

孔子學說之後，中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是道家學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兩家學說正好相互補充，滿足了中國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學說強調的是禮儀、順從和社會責任，而道家學說則強調個人的種種奇念怪想和順從大自然的偉大模式。這一模式被解釋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學說的信徒現被稱為道教徒。順從道的關鍵在於拋棄志向，避開榮譽和責任，在沉思冥想中迴歸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骼、強壯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腦袋，而理想的統治者則應該“使其人民矇昧，無慾求……填飽他們的肚子……無為而治”。

與孔子學說和道家學說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學說。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實踐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學家；他們關心的是改革社會，以加強他們所尊奉的諸侯的力量，使諸侯們能進行戰爭，用武力統一國家。他們認為貴族是過去遺留下來的、諸侯們所無法依靠的無用的人，該用國家的軍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眾則應被強迫從事生產勞動。他們把商人和學者看作可有可無或多餘的人，因此不可寬容待之。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詳細的規定，法律是專為促進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導統治者行為的不應是受儒家學者讚美的仁慈和公正這些傳統美德，而應是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需求。

法家的這些原則被秦統治者成功地用來征服其他諸侯，建立第一個帝國。然後他們又用一貫無情的手段將嚴密的組織擴大到全國，不過，其結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引起了一個反作用，使帝國在其創立者去世後沒幾年就被推翻。法家學說信譽掃地，而儒家學說則成為永久的正統信條。從此以後，儒家學說獨佔社會尊重和政府職位。這樣，其他學派也就被漸漸淡忘了；道教因為吸收了民間流傳的各種迷信和有關精靈、惡魔的傳說，成為未受過教育的群眾的宗教，雖然受到儒家文人學士和官員的鄙視，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寬容。

三、秦帝國

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三次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大革命。第一次發生於公元前221年，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帝國；第二次發生於1911年，它結束了帝國，建立了共和國；第三次發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

策動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國的領導人。秦地處中國西北部的渭河流域，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於秦國獲得勝利，因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區難攻易守。秦統治者可以進攻東面的其他國家而無後顧之憂。地處邊遠地區的位置也使秦軍隊由於經常要對蠻族作戰而處於戰備狀態。事實上，秦人是最早用鐵製武器取代青銅武器、用騎兵取代戰車兵的中國人。秦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6年，秦佔領了四川的產糧大平原；這大大地擴大了秦的地盤，增強了秦的力量，使秦與其他列國的關係有點如同早先馬其頓與諸希臘城邦的關係那樣。最後，秦統治者都是些能幹而又野心勃勃的現實主義者，率先應用法家學說，將所有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圖57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憑藉上述這些有利條件，秦統治者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屬地，征服了周圍一個又一個國家。當時的人們恐懼地稱“秦為野獸”，把秦無情的擴張比作“蠶食”。到公元前221年，秦統治者成為全中國的主人，他採用了始皇帝的稱號。始皇帝就是“第一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將為“第二個皇帝”，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這位新皇帝開始將早先在本國取得輝煌成功的法家學說應用到全中國。他廢除了所有的分封制國家和王國，將廣闊的國土劃分為若干郡縣，每一郡縣都配備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並向中央政府負責的官員。他還解除了除原秦國軍隊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裝；下令遷徙各國的舊貴族到首都，以便監視他們；並把秦原來的衛戍部隊派到全國各地。此外，這位新皇帝還透過統一度量衡和貨幣來實行經濟集中化。

從後來的歷史看，中國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廢棄了早先在諸王國發展起來的寫法眾多的語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國都能理解的統一文字。這種統一文字由於中國文字所具有的性質，被證明是一種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統一的黏合劑。這種文字不是以表示一個詞的語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號為基礎，而是由大量的書寫符號即漢字所組成，每一漢字表示一個物體或一個抽象概念。這種方法正同於西方的數字表示法。儘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號“5”的意思是什麼。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們有意義而無固定的發音。它們和數字一樣，可以表示概念，但每個讀者唸的時候卻可以根據自己的方言發音。因之，秦朝這種新的統一文字（它經過數次修改後一直存在到現在）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能閱讀並理解的，儘管他們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聽不懂。基於同一原因，這種文字也是外國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過教育的日本人、朝鮮人或越南人都能閱讀漢文，但不會說一個漢字。這種文字對中國後來的民族統一，對中國文化乃至對整個東亞的影響來說，其重要性是不難想象的。

圖58 秦朝第一個皇帝秦始皇陵墓中出土的真人大小的兵馬俑（公元前246——前210年）。

圖59 跪射武士俑。

秦王朝的這些改革侵害了許多既得利益集團，引起了激烈的反對。就文人學士而言，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法家的學說和政策是他們最憎惡的。因此，始皇帝決定下令“焚書”，使文人學士喪失知識方面的靠山。於是，幾乎所有的經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書，如醫學、農業和卜筮方面的書，給儲存了下來。但是，“焚書”計劃實際上失敗了，因為那些文人學士不惜冒一切風險把書藏起來，或者在交出之前將它們整本地背下來。後來，秦王朝覆滅之後，傳統文獻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於先前藏下的書和老人們的回憶而恢復原狀。不過，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時期所特有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知識方面的損失由於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所帶來的顯著經濟效益而得到補償。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促進了經濟發展。修築的驛道網以首都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邊遠地區。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驛道，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兩輪車的車軸長度——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車輪在鬆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車轍，使每一輛車子要麼循著現有的車轍走，要麼以新的車軸來適應之。秦始皇還利用國家的統一和力量將疆界向南擴充套件到現在的越南。在西北面，擊退了遊牧部落；為了防止他們捲土重來，還修築了舉世聞名的長城。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為了完成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仍要談起這一事實：有100萬人為修築長城而死去，長城的每一塊石頭都值一條人命。正如文人學士詛咒皇帝“焚書”那樣，老百姓都為築長城的事詛咒皇帝。

正是這種普遍的憎惡，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幹的繼承人，成了民眾奮起造反和秦始皇去世不久秦王朝很快覆滅的原因。不過，秦的統治雖然如此短命，卻給中國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記。中國已由分封制的國家改變為中央集權制的帝國，並一直存在到20世紀初。如果說中國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而來，那是恰當的。

圖60 中國萬里長城的一段。長城最先修建於公元前3世紀的秦朝，圖中所示為明朝重修的磚牆。

四、漢帝國

秦始皇一舉廢除了分封制，不過，繼秦而起的漢皇帝更重實際且更為謹慎，他先略微恢復一點分封制，然後再將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開頭時，他將封地授予他的兒子們和近親，不過這些封地的面積比從前周時期的封建國家的面積要小；而且，它們被散置在由國家官員直接治理的州縣之間。後來，公元前127年時，漢皇帝又下了一道詔令，規定嫡長子只可繼承封地的一半，餘下的封地分給其他子弟。於是，封地不斷縮小，其重要性也不斷下降，僅僅成為大地產。秦始皇建立的帝國結構又漸漸恢復，只是沒有原先的恐懼和壓迫。因之，漢帝國繁榮了4個世紀，約相當於羅馬帝國的統治時間。

漢帝國的領土也和羅馬帝國一樣遼闊。在最初的60年間，漢統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復國家的力量和鞏固王朝的統治。但是，到了“好戰的皇帝”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帝國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擴充套件。南面的部落地區被併吞，不過在帝國的這一部分地區開始由操漢語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經過了長達好幾個世紀的中國人移居該地區和當地諸民族被同化的過程。最大的擴張發生於西面，在那裡，中國探險隊穿過中亞，與印度西北部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絡，從而大大增加了取道絲綢之路的貿易量（見第四章第二節）。

圖61 漢代墳墓中出土的壁畫牧馬圖（摹本）區域性。

遊牧匈奴在騎兵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擁有取之不盡的馬匹。事實上，中國人為了他們騎兵部隊所需的馬匹，也只好與遊牧部落進行貿易交往。但是，中國人擁有一種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們在戰國時代後期發明的弩。弩上裝有鉤弓弦的機栝，一扳扳機，就射出矢來。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遠，穿透力也更強。由於這種武器和大帝國可排程的種種資源，漢朝時期的中國疆域已開始初步呈現出現在所具的規模。

漢帝國不僅在領土範圍上，而且在人口數量上，也可與羅馬帝國相比較。公元1年的人口調查（據說是比較準確的）表明，漢帝國有約1220萬戶人家，總人口是約5960萬人。而奧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時期羅馬帝國的人口據估計是，在歐洲有3000萬人至5000萬人，在亞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萬人。

圖62 東漢時期的一個綠釉陶製塔樓模型（規格為87.6×35.6×38.1釐米）。注意它與後來中國佛塔的相似處。

居漢帝國之首的是皇帝，他不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權力，而且還要對其臣民的物質福利和富足負責。對皇帝本人尊嚴的強調體現在他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體現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長時間的儀式中，體現在為每一種場合所規定穿的龍袍上，體現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監和嬪妃侍候在他身邊，有漂亮的馬車供他去旅行，還有宏大的陵墓供人們日後用莊重的儀式去安放他的遺體。

居皇帝之下的是兩名丞相，相當於現代的總理和首相。他們經常與皇帝接觸，負責政府的實際運作。在他們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職責：宗教禮儀，宮殿警衛，照管御用車馬，懲處罪犯，接受外國領導人的敬意和貢物，記錄皇族、宗室的名籍，徵收國家稅收，管理帝國財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還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縣、鄉的地方官僚機構。基層官吏承擔如下任務：徵收捐稅（包括穀物、紡織品或現金），捉拿罪犯，維護公路、運河和糧倉，提供驛馬和一連串的驛站來維持帝國的郵政。

據說，公元前1世紀時，官僚機構中共有官吏13萬名，平均每400或500個居民僅攤到1名。與總人口相比，官吏的數目是很小的；在中國整個歷史上，這也很典型，可以解釋為帝國政府所起的作用頗有限。中國有句諺語說，“治大國如烹小鮮：過猶不及”。因而，在現代世界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為社會服務的職責，中國曆代政府均不承擔，上述九卿的職責可以清楚地表明這一點。更確切地說，中國政府的主要作用在於徵收捐稅、保衛國家免遭外來進攻和鞏固王朝不受內部顛覆。

官僚是個特權集團，但不是世襲的。漢時期，發明了一項獨特的制度，就是透過全國競爭性考試來選拔文職人員。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種帝國大學，招收的學生是專為政府部門培養的。學校不斷擴大，到公元前1世紀下半葉，學生總數達3000人；在漢代結束前，學生總數已達3萬人。當考試這種形式後來獲得充分發展時，就分成三種級別（鄉試、會試、殿試）舉行；透過一種級別的考試就可以獲得一種相應的學位。這三種學位大致相當於西方大學中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原則上，所有的人都可參加考試，可實際上，由於投考者需經過長期的學習，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備資格。不過另一方面，村莊、氏族或行會的捐贈也常常使窮人的孩子得到求學的機會。

考試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所以帝國實際上是由儒家學者根據儒家原則來進行治理。每個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鄉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證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職位在當地發展家族勢力。結果，形成一個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應靈敏的程度遠遠超過現代以前的任何別的行政制度。實際上，文職人員的選拔視功績而定，是中國帝國制度從秦始皇起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一個主要因素。不過，科舉考試製度還有另外一面。由於它是以只承認一家學說為基礎，這就產生一種頑固的正統觀念，並引起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傲慢，而這些東西正是若干世紀後當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現時，中國陷入困境的一個原因。

雖然中國跨入近代以後由於科學和工業的落後而受到極大損害，但在漢時期，情況則完全不同。那時，中國在技術上與歐亞其餘地區並肩而行，在許多領域還處於領先地位，並一直維持到最近幾個世紀。在漢時期的數百年間，中國最重要的發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馬的使用效率的馬肩軛、鑄鐵技術、造紙術和陶器上釉術。破布製成的優質紙從公元105年起就有了，並很快取代了書寫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條。但是由於紙不像木片那樣經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認為，某些書的散失應歸咎於紙。不過，最終使瓷器得以產生的陶器上釉術的發明是一個純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僅達到藝術創作的水平，而且從講究衛生出發也是一大進步；因為光滑的瓷器比從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製器皿更易保持清潔。

漢時期在文學方面的卓越貢獻主要表現在撰寫歷史上。歷史著作是一個指望用過去的經驗來指導現在的民族所歡迎的。中國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裡已包含有大量的各種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紀時，出現了一部其內容比那時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複雜得多的歷史著作。

這部歷史著作就是《史記》。《史記》是父子兩代人合寫的，不過通常認為原作者是兒子司馬遷，因為他寫了這部書的主要部分。司馬遷作為朝廷的史官，有博覽國家所藏圖書和檔案的權利。此外，他還廣泛地周遊了全國各地，周遊期間，利用了各地藏書樓的資料。所以他撰寫的這部史書與其說是一部有獨創性的著作，不如說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觸到的史料的彙編。只是在撰述他所處時代的各種事件和人物時，他才表達個人的看法，寫出有獨到見解的歷史。正如他謙虛地解釋的：我的敘述僅僅是使過去傳下來的材料系統化，因而，這不是創作，只是如實地表述。

這種方法有其明顯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見到的戲劇性和前後統一的風格。不過另一方面，它確也為後世收集和儲存了取自當時的圖書和檔案的數量驚人的史料。《史記》總共約52萬字，實際上是一部綜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篇，包括編年史、諸王朝年表、漢朝名人傳記和有關禮儀、音樂、占星術、天文學、經濟、外國風土人情等的各種論述。後來的中國史學家對司馬遷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國綿延幾千年的編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的大量史料。

圖63 西漢時期（公元前2世紀）製作的陪葬用的直立侍從俑。

所有的中國史學家也都相信“天命”這一觀念。他們認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誠這些美德，就可以上天代表的身份進行統治。當皇帝不再表現出這些美德，並施暴政於國家時，他就會被自動地剝奪天命；那時，反對他的叛亂就不是一種罪行，而是上天藉助反叛者給予他的懲罰。因此，中國史學家雖然也意識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種社會和經濟因素，但總認為這些因素與他們所相信的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因素——統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質——相比，處於次要地位。於是，中國的編史工作傾向於彙編各種原始資料而不是讓史學家本人對各種問題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書的組織結構則是建立在根據天命的作用所解釋的諸朝代的盛衰興亡這一基礎上。

五、帝國的衰落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為一再重複的王朝迴圈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迴圈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確是呈迴圈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裔，很可能就會變得軟弱無能、放蕩不羈。雖然有時也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迴圈。

不過，比王朝迴圈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迴圈。這種迴圈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宮殿、宮廷鋪張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佔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著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割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藉與其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這樣也就形成一個惡性迴圈——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饑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而與此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從而又招致遊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正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這實質上是西漢時期的模式。“好戰的皇帝”漢武帝贏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把中國的疆界遠遠地擴充套件到中亞。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也使帝國的資源耗損過度。為了應付危機，他採取了種種措施，包括貨幣貶值、出賣官爵，和重建國家對鹽、鐵、酒的壟斷經營。雖然在他統治期間，他仍能設法對付支出，但他的後繼者們由於納稅自耕農的數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規模的起義爆發了，甚至在朝廷裡，各種預兆也被解釋為上天的警告，說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實際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暫時地篡位（公元9—23年）。王莽原是很有權勢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約30年。他大膽處理根本的經濟問題，下令將私有大地產收歸國有，重新分配給納稅的農民。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遠了他，他們激烈地反對這個篡位者。在這同時，黃河下游的災變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驅使破產的農民加入盜匪和叛亂活動。遊牧部落也趁機利用這種混亂局面入侵中國。公元23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被殺。繼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漢皇帝的一位遠親。

東漢（公元25—220年）的歷史基本上與西漢相同。在兩漢交替之間的長期戰爭中，許多舊貴族和大地主被消滅。因此，在王朝復興後的開始階段，稅收是足夠的。但是，納稅農民又開始被壓榨，於是，向下的螺旋運動又一次開始。大規模起義爆發了，形勢與羅馬最後階段的情況頗為相像。自耕農的大批死亡也毀壞了原先的農民應徵軍，使其為職業軍隊所取代。職業軍首先忠於的是他們的將領，因而將領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們也公然蔑視政府，他們逃稅，並用種種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來擴大自己的地產。無依無靠的農民們為了躲避蠻族入侵者或政府稅吏，只好淪為地主們的實際上的農奴，以求得經濟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莊園改造為家堡，實際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統治。他們的莊園基本上自給自足，所以貿易相應衰落，城市相應縮小。公元220年，漢朝在紛亂的農民起義、軍閥政變和遊牧部落的侵襲中退出歷史舞臺。中國進入長期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正和西方羅馬帝國崩潰後的情況相似。

［推薦讀物］

最好的關於中國的通史是E. O. Reischauer和J. K. 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 C. O. 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W. Rodzinsi所著的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5）。如想了解更多相關的細節，可參閱正在出版的十卷本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8）。

關於中國的思想和宗教發展的一手資料的彙編可以參閱W. T. de Bary等所編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描述最著名的中國文化名人的書有H. G. Creel所著的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John Day出版社，1949）；以及A. Waley所著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llen & Unwin出版社，1938）。關於現代社會以前的中國的日常生活，可以參閱M. Loewe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utnam出版社，1968）和J. Gernet所著的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最後，還可看J. Spence所著的消遣性作品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Knopf出版社，1974），其中包含了許多關於1661年以來中國皇帝的作品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