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臘——羅馬文明

雅典的學生已成為其他人的老師，雅典已使“希臘人”一詞所指示的不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種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論述三大古典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篇幅最長的。原因之一在於，本章將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這兩個雖截然不同但互有聯絡的文明合在一起敘述。在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方面，西方同單一文明的印度和中國根本不同。所有這三大文明都是從範圍有限的中心發源地擴充套件到囊括整塊周邊區域——從希臘半島擴充套件到地中海西部，從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從黃河流域延伸到中國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三章中所提到的，鐵製工具為農業擴大到森林茂密地區，為商業和殖民地拓展到新的沿海地區，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使文明的擴充套件成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時代，這一共同模式不復存在。印度和中國的新興文明地區通常仍從屬於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區，而西方則不同，羅馬發展起軍事上的優勢，因而不僅征服了巴爾幹的希臘本土，而且還征服了古代中東的西部地區——小亞細亞、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在征服過程中，羅馬使西方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開啟了一種新型的——儘管是與過往關聯的——西方文明。希臘和羅馬這對姊妹文明的歷史和性質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形成時期，公元前800——前500年

隨著公元前12世紀多利安人的頻頻入侵，希臘墮入“黑暗時代”（見第三章第五節）。這一時期的希臘以農業為主，實行部落制和貴族政治，活動範圍僅限於愛琴海區域。到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切都起了變化。部落組織讓位於城邦；其他社會階層起來向貴族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臘殖民地逐漸遍佈整個地中海沿岸。所有這些發展使希臘世界在其形成時期內大變樣，併為古典時代掃清了道路（見地圖7）。

地圖7 古典時代中東和歐洲地區的諸帝國

希臘地區的地理特點是促成這些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希臘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沒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而具備這些天然條件，併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是支撐如中東、印度和中國所建立的那種複雜帝國所必需的。在希臘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只有連綿不絕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且還把農村地區隔成了互不相連的小塊。因而，那種可作為區域合併基礎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臘人是沒有的。相反，在遭受入侵之後，他們在孤立的村莊裡安居下來。這些村莊通常坐落在易於防衛的山地或高崗附近，這些高地既可作為神殿的所在地，又可作為遭遇危險時的避難處。移居地總體上被稱為“城邦”，而避難處則被稱為“衛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設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從而吸引來更多的移民，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城市。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相對隔絕且極其獨立。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依靠自給型農業、牧業和漁業。但是，到公元前8世紀初，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因人口壓力而遭到破壞。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事之。到公元前5世紀時，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盛的希臘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與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見第四章第二節）。

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個最後改變整個希臘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船把以穀物為主的各種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臘本土，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和陶器之類的製成品。這種貿易使希臘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希臘的土壤較適於經營橄欖園和葡萄園，而不適於作為麥田，所以，既然小麥可以進口，多岩石的山坡也就可以用來種植葡萄樹和橄欖樹，故土地的開墾面積大大增加了。因此，轉向商業性農業，使能夠養活的人口比以前經營自給型農業時增長2倍至3倍，同樣，製成品也增加了，大量希臘陶器的發掘證明了這一點，而且這樣的發掘不侷限在地中海周邊，還深入內地，例如俄國中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北部。與此同時，希臘商船隊在往返運送貨物方面也獲得很大成功。那時的貨物與奢侈品截然不同，體積龐大，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運銷各地，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希臘人率先用硬幣作交換媒介，硬幣日漸廣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進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

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著獲利，也意味著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只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種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使民眾吵著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裡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與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援。於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讓擁有土地的貴族獨掌政權的傳統政治制度。

公元前7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於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步兵所取代。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形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創新削弱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同時，對那些能夠在方陣服役的個體農戶和工匠來說，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也獲得了提升。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後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公元前7世紀，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援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援，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利而進行統治的人，但是，這一名稱不帶有道德譴責的含義。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援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儘管並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0年前後，斯巴達人的祖先多利安人侵佔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公元前8世紀下半葉，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他們為自身安全而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識上的促進，只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國家組織得像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於荒野等死，只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裡接受訓練。所有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消。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製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切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制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它也使得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系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圖36 斯巴達武士銅像。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型別的社會。雅典人不是紮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夥入侵者，他們自誇是阿提卡的本地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於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於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後來朝愈益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採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淪為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並永遠禁止債務奴隸制。在政治領域，第一次准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他讓富裕商人有機會擔任執政官，透過設立更偏向民眾的新型陪審法庭，還削弱了貴族的戰神山議事會（最高法院）的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於，在組織上為以後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後的30年裡，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鬥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種情況下，約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並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的子孫繼承了他的位置，但是，他們個個昏庸無能，所以鬥爭更為尖銳複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劃分而不是基於氏族血緣關係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準備議案外，還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於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軍事化社會。

二、古典時代，公元前500——前336年

伯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與斯巴達人的戰鬥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辭中宣稱：“我們的城市向全世界開放……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這番自我誇耀的話有充足的依據。公元前5世紀，雅典使斯巴達和其他所有的希臘城邦黯然失色。這是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的黃金時代——古典希臘的黃金時代。

雅典當時之所以能居於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為它在打敗龐大的波斯帝國這場重大戰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前不久幸運地發現了勞里昂銀礦。他們得到這筆財富後決定建立海軍，並建造了200餘艘最新式的三層划槳戰艦；這支艦隊在隨後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戰爭的根源在於，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這些城邦的內部事務，使它們於公元前499年發動了反對波斯的起義。它們向希臘本土的城邦求援，並得到了積極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時波斯帝國正擴充套件到歐洲東南部，從北面威脅希臘。小亞細亞諸城邦儘管得到來自愛琴海對岸的海軍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還是被波斯帝國制服了。接著，波斯皇帝大流士決定對希臘本土頑固抵抗的希臘人進行懲罰，他派出一支遠征軍，於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馬拉松登陸。雖然雅典人由於諸城邦之間的敵對，幾乎是獨自作戰，但他們的方陣還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大大提高了希臘人計程車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在希臘人中，看到波斯服裝、看到穿波斯服裝的人而敢於直面，這些人當屬最早；在那時以前，單是波斯人的名字就足以讓希臘人聞風喪膽。”

圖37 米太亞德獻給宙斯的青銅頭盔，用來紀念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對波斯人的勝利。

十年後，波斯人又捲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最後一人。雖然波斯人攻入並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他們；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臘聯合艦隊尾隨其後，贏得又一次海戰的勝利。不久，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陸續擺脫波斯人的統治，希臘人成為統治中東的龐大帝國的戰勝者。

希臘人的勝利有著重大影響。首先，使希臘人免遭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點，為人類文明做出其獨特的貢獻。希臘人的勝利，特別是雅典海軍的勝利，也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划船投入戰鬥的劃手都是無財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貧民這時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時期（公元前461——前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卻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做出詳細決定。伯里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後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員由抽籤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里克利完全有理由在他的演說中自豪地宣稱：“雅典是希臘的學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於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在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確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願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里庇得斯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這一海上強國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與斯巴達這一陸上強國發生衝突。戰爭綿延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一直未能突破用來連線雅典和大海、保護雅典物資供給的長城。而雅典人一方，由於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他們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麼也未能保全下來。”於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於擊毀長城；而雅典於公元前404年因受到圍困、飢餓逼迫，只好宣佈投降。雅典的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其上的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遭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並在以後十年裡稱霸希臘本土；但緊接著，血腥的相互爭鬥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並用暴力統一希臘。公元前338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於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舉世聞名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這個時代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次偉大勝利。

伯里克利在殉國將士葬禮上的演說詞

雅典領導者伯里克利留下了對偉大的黃金時代中的雅典城邦文化的經典描述。他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將士的葬禮演說中，作了如下著名的敘述：*

我們的政體並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的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裡，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不做排斥他人的事，所以在私人交往中，我們不會互相猜疑，也不會因鄰人做了他喜歡做的事而生氣……我們喜愛美麗的事物，但我們的趣味很單純，所以我們修養心性而不喪失男子氣概。我們不用財富相互吹噓、炫耀，而是用財富來做真正有用的事情。在我們那裡，公開承認自己貧窮並不丟臉，丟臉的是不去設法擺脫貧窮。雅典公民不會因為要照顧小家而忽視國家，甚至連我們當中從事商業的人也有很好的政治觀點。如果一個人對公眾的事不感興趣，那麼我們不會將其視為無惡意的人，而會將其視為無用的人；所以，如果說我們中間沒有幾個人是政策制定者，那麼可以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明智的政策判斷者。照我們的看法，行動的巨大障礙不是討論，而是在先於行動的討論中獲得的知識還不夠。因為我們有一種先於行動的獨特的思考能力，而且，還有一種獨特的行動能力……

總之，我要說：雅典是希臘的學校……

我已遵照法律，用我認為合適的詞語，致了規定的悼詞。對烈士們的英勇事蹟，也在某種程度上作了稱讚。烈士們已被隆重地埋葬，現在唯一要做的是，讓烈士的遺孤們在長大成人以前一直受到公家的救濟：這是真正的獎品；在經歷這樣的鬥爭之後，希臘像授花環一樣，將這一獎品授予她活著或死去的兒子們。

• B. Jowett，trans.,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Tandy-Thomas, 1909）, book 2, pp. 35-46.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臘的奇蹟”“希臘的光榮”——這是人們在提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表示稱讚的說法。

我們將會看到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溢美之詞大半也都是應得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希臘“天才”的基礎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裡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優於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所以，只有將希臘人的歷史發展與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歷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臘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首先，希臘人住的地方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後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戰爭的結果使希臘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並雙收其利。

城邦的出現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臘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當然，城邦制並不是希臘人獨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於城邦的組織。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後都被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吞併，只有希臘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臘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緣政治基礎（見本章第一節）。另一個原因是，希臘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並發展自己的經濟。確實，希臘人為城邦的各自為政付出了沉重代價：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後來自羅馬。不過，在此期間，他們也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幾個世紀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是希臘在公元前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希臘古典文明並非純粹原生。它和其他所有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往，在此就是中東文明。不過，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數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心智特徵。這些特徵歸結起來，就是開放的心態、智識的好奇、學習的熱情、常識的方法。希臘人時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觀光者的身份到國外去旅行，這時他們總是保持著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臺前加以考察。柏拉圖在《申辯》一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抵制——“……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他說：

雅典人啊，不要以為我現在是在為我自己而申辯，我是在為你們而辯……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很難再找到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打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隻牛虻，整天到處叮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像我這樣的人，那麼對你們自己造成的損害將會超過對我的殘害。[1]

圖38 希臘世界最大的廟宇之一——宙斯神殿。

這種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如此強烈而盛行的形式來說，情況是這樣的。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獨有的，存在的要義就是完滿地表達此時此地的人格。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臘人能夠自由而富有創意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這些作品至今仍意義非凡、扣人心絃。

希臘人這些獨有的特點在他們的宗教思想和實踐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希臘人把神看作實際上是和他們自己很相似的，區別僅在於神更有力量、更長壽、更美麗。由於信奉這樣的神，希臘人覺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統治，感到安適自在。希臘人和諸神的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平等交換。他們祈禱和獻祭的目的，是指望諸神能對他們表示好意。正如希羅多德所說，這種宗教關係是透過“普通的神龕和祭品”而不是透過教會組織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來維繫的。儘管荷馬的《伊利亞特》和赫西俄德的《神譜》概述了當時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臘宗教從未明確地制定出統一的教義或聖書。與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宗教相比，希臘宗教的這一特點非常明顯。據美索不達米亞人對事物起源的解釋，人類是主神特地創造出來、為諸神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的，因而，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等責任實際上也就構成人類存在的理由。這與公元前6世紀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的觀念是多麼不同。他說：

人認為，神也是生出來的，會說話，有形體，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馬或獅子也跟人一樣，有手，能用手畫畫，能從事藝術活動，那麼，馬會把神的模樣畫得像馬，牛會把神的模樣畫得像牛，每一種動物都會把神的身體描繪得跟自己一樣。衣索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黑皮膚、扁鼻子；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髮。[2]

古典希臘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滲透到城邦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釋了物質世界、日常獻祭活動和各種社會制度，也是激起詩人和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臘廟宇都是地方和民族文化的中心。多少出於偶然，有許多廟宇專精於發展特定的技藝。最先成為有技術的醫生的那些奇蹟創造者，就是在科斯島上，在崇拜傳說中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著名醫生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寫的醫學論文極度客觀，他對每一病例的診斷都以客觀觀察為根據，避免將疾病的起因或治療與巫術混為一談。在論及“聖”病羊癇風時，他寫道：

我覺得，這種被稱為聖病的疾病並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聖。它和其他疾病一樣，有自然的原因。人們之所以認為它神聖，是因為不瞭解它……實際上，所有事物在這方面全一樣，都有前因可找。[3]

同樣，演員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先是演戲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儀，進而漸漸地創作出意義深遠的悲劇和令人捧腹的喜劇。這種文藝只有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才能發展起來，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節日，便由國家出資上演劇本，並組織公民集體觀看。雅典戲劇發展的平衡和正常狀態應歸於劇作者與觀眾的密切聯絡。埃斯庫羅斯在取得薩拉米斯戰役勝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據該戰役所改編的《波斯人》一劇。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劇中常常提到諸神，可是他主要關心的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高尚而可欽佩的人、勇敢地面對自己所不能駕馭的力量的人、作惡多端的人、受到嚴厲懲罰的人。俄狄浦斯面臨大難時勇於受苦的英雄主義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創作的悲劇的實質，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義，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臨的一些問題。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對傳統的宗教很不感興趣，那麼歐里庇得斯則是持積極懷疑的態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畫諸神的缺點，諷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長於批評，是個一心一意為那些不受歡迎的事業而奮鬥的戰士。他支援奴隸和外國人的權利，極力主張婦女解放，抨擊對戰爭的頌揚。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劇充滿對社會的譏諷。他本人是個嚮往美好的舊時代的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領袖和政策。在《呂西斯忒拉忒》一劇中，他描述了一群婦女，因被沒完沒了的殺戮嚇壞了，拒絕和她們的丈夫同房，直到他們放棄戰爭為止。在《騎士》一劇裡，阿里斯托芬透過一個將軍試圖勸服一個賣香腸的人去奪取民主派領袖克里昂的職位，嘲諷了民主制度。[4]

賣香腸的人：請告訴我，像我，一個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經具備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在市場中買賣的鍛鍊，蠻橫無理。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格。

將軍：不夠格？看來你似乎有一顆太好的良心。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老天爺做證，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幸運兒！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麼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幾乎不識字。

將軍：唯一麻煩的就在於你什麼都知道。適於做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絕好機會。

希臘藝術也是城邦文明的獨特產物。由於神廟成為城邦文化的城市與宗教的核心，藝術和建築在神廟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現。這些神廟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護神的住所，如雅典衛城的帕臺農神廟就是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築的侍女，諸神的廟堂均用雕刻加以裝飾。雕刻大師如菲迪亞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僅在神廟的牆壁和三角楣上進行雕刻，而且也為神廟內部塑造雕像。希臘的一切藝術都體現了希臘人平衡、和諧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將帕臺農神廟與埃及的金字塔或美索不達米亞的塔廟作一比較，或者將希臘雕像與那時以前中東各族較為粗糙的、不自然的雕塑品作一比較，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

當我們將希臘人的哲學思辨與其他民族的哲學思辨作一比較時，也會發現類似的差別。在世界的本質這一問題上，公元前6世紀小亞細亞沿岸的愛奧尼亞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首先起來向傳統的超自然的解釋挑戰。他們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麼組成的”這一根本問題。泰勒斯推測萬物始源於水，因為液體、固體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的始基是火，因為火非常活躍，能轉變成萬物。阿那克西美尼主張氣為萬物的始基。他論證說，氣稀薄化，便成為火；氣逐漸凝聚就次第成為風、雲、水、土、石頭。據現代科學看來，這些觀點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們不求助於以諸神的干預為基礎的解釋，而是透過自由地運用理性來提出問題、尋找答案。

圖39 雅典衛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中心，又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後繼者於公元前5世紀末葉最終建成。位於這幅圖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臺農神廟，它的左邊是伊瑞克提翁神廟。

約公元前5世紀中葉，隨著希臘社會的情況日漸複雜，哲學家們將他們的關注點從物質世界轉移到人和有關人的各種問題上。智者派的傑出代言人普羅塔哥拉便表現出了這種新的興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異，所以，世上絕沒有絕對真理可言。對人的強調使智者派譴責奴隸制度和戰爭，並支援民眾的大部分事業。但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希臘人，特別是那些保守派，對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很顧忌，擔心它會危及社會秩序和道德。蘇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當時政治的腐敗和正確生活準則的完全缺失使他深為憂慮。他永無休止地和朋友們談話，發展起一套辯證科學，即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見解，直至確立普遍公認的真理。他堅持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有關絕對真理、絕對善或絕對美的觀念。這些將為個人行為提供永久性的指導，與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形成鮮明對照，後者經常為私人和公共的腐敗提供藉口。

圖40 希臘著名思想家蘇格拉底的頭像。

圖41 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的頭像。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貴族，他和他的朋友們對雅典引以為豪，卻並不信任雅典人民。當雅典民主政體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這種不信任加深而為仇恨。因此，柏拉圖的目標是要實現一個既能維持貴族特權、又可為貧苦階級接受的社會。他的“理想國”把人分為四等：護國者、哲學家、士兵和勞動群眾。這種等級劃分是永久的，柏拉圖用一則神話即“高尚的謊言”作為其理論根據，這則神話說，這四個等級是神用金、銀、銅、鐵四種金屬創造出來的。柏拉圖曾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接受他的學說，付諸實踐，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願，他只好回到雅典，給一批批弟子講學，達40年之久。

這一歷史時期的另一位偉大思想家是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開始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是，老師去世後，他創辦了萊森學院。亞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識分類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義者；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他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識，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泛，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卓越貢獻主要在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諸領域，他實際上是這些學科的創始人。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偉大學者，他尋求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秩序。他認為，整個自然界，最低階的是礦物，位於礦物之上的是植物，位於植物之上的是動物，人類處於最高階。這一分級證明，人類劃分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隸是天經地義的。他說：

……有些人生來就註定應該服從別人，另有些人生來就註定應該統治別人……戰爭的藝術是一門關於獲取的自然藝術，因為它包括狩獵；是一門用來對付野獸和那些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願服從的人的藝術。這種戰爭當然是正義的。[5]

論述古典希臘就不能不提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他們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各種激動人心的事件，並在敘述過程中，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型別——歷史。希羅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淪於波斯人統治下的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中間，以後來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的慘敗的雅典。希羅多德把雅典人的這一重大勝利歸因於他們的民主政體，所以，他的《歷史》一書是最早謳歌民主政體的一篇偉大頌辭。這部作品隱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贊同的某希臘人的幾句話來說明。那個希臘人在對波斯國王談及自己的同胞時說：

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於你的臣民畏懼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戰逃脫，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於敵手。[6]

與希羅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寫的歷史是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在這場戰爭中，雅典經過27年的苦戰，最後屈膝投降了。希羅多德頌揚了雅典的勝利和榮耀，而修昔底德則分析了雅典的失敗和苦難。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將軍，領導過雅典軍隊。但是，他堅決抑制自己的情感，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實事求是地弄清這場災難的原因。雖然他從未用過“社會科學”一詞，可是，他的某些話實際上已表明，他正在試圖創造一門社會科學。他寫道：

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親自看見的，或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記憶不完整。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瞭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歸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隻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7]

在描述了希臘人在如此眾多領域裡的非凡成就之後，也須指出他們的一些缺點。一個缺點是存在奴隸，他們和客籍民（居留在希臘城邦中的外邦人）構成居民的大多數，但是，他們絕無雅典公民權。另外，希臘婦女的社會地位也很低，就像在地中海和中東的其他國家中那樣。在雅典，婦女的境況比其他城邦的婦女更糟：她們不能擁有財產，也沒有包括投票權或擔任陪審員的權利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利。丈夫們掌控著子女們的一切，甚至連殺害哪個嬰兒，也全由男方決定。諸如律師、醫生和戲劇演員之類的職業，不準婦女們從事，奧林匹克競賽會也不準婦女們參加。一些最傑出的劇作家和哲學家寫到女性時都說她們天生低賤，並警告說，如果女人獲得太多的權力，便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女性要保住面子，就必須一直把自己關在家裡。伯里克利勸告寡婦們說：“女人最大的光榮就是做到讓男人們極少議論自己。”狄摩西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種女人時絕妙地總結了這種赤裸裸的性別歧視，他說：“我們有情婦讓我們取樂；有小妾和妓女供我們滿足情慾；還有妻子替我們生育後代。”[8]

在希臘文明中，就像在古代的其他所有文明中一樣，隔離女子的嚴格規定僅適用於上層社會的女子。家境不富裕的女子無法做到終日閒坐在家、躲避世人。她們不得不出去幹活，幫著養家餬口。在街上和市場裡很少能見到有錢人家的女子，但是，勞動婦女卻四處可見。她們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場售貨，或在富人家中做用人、保姆或侍女，以掙錢補貼家用。亞里士多德曾在書中道出了階級對婦女生活性質的決定作用：窮人家沒有奴隸，所以他們不得不允許自家的女人走出家門，拋頭露面。

雖然這些缺點是基本的，但是，評價古典希臘，不應看它哪些沒做到，而應看它做了什麼。如果這條標準可以確立，那麼古典希臘的貢獻及其歷史意義也就極其明顯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多種形式的藝術、文學和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心的強調——所有這些構成了古典希臘留給人類的光輝遺產。

四、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6——前31年

由於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臘文化普及到整個中東，形成一個新文明，希臘化時代一詞就來源於此（見第四章第三節）。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繼承其父親腓力二世的王位後，首先嚴厲地鎮壓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臘城邦只好預設他的統治；接著，於公元前334年，他率領馬其頓士兵向東方的波斯人發動進攻。渡過赫勒斯滂海峽（今達達尼爾海峽）後，首先侵佔小亞細亞，然後攻佔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330年，佔領大流士的國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個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繼續東進至興都庫什山和大夏，再從那裡向印度進發，深入旁遮普。只是由於士兵們拒絕再前進，亞歷山大才不得不從印度退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他在那裡患惡性瘧疾病逝，終年33歲。

圖42 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的頭像。

亞歷山大病逝後，他的部將為爭奪對龐大帝國的控制權而長期彼此征戰；到公元前3世紀初，形成三個王國。一是馬其頓王國，它回覆原狀，成為一個疆域不大、希臘化的民族王國，雖未能直接統治其南面的希臘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這些地區。另外一個是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王國，它自然資源豐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堅固的屏障，是三個王國中維持最久的一個。最後一個是塞琉西王朝統治下的王國，它由帝國的亞洲諸行省組成，是三個王國中疆域最廣的一個。正因為這些王國擁有大量土地物產，它們只得跟周圍許多敵人進行連續不斷、難以取勝的戰爭。它們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讓給印度國王旃陀羅笈多，接著又將小亞細亞割與凱爾特族入侵者，將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割與帕提亞人。最後，公元前1世紀，羅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舊帝國遺留下來的行省，征服了馬其頓和埃及，從而結束了希臘化時代，開始了羅馬時代。

雖然亞歷山大的帝國是短暫的，但繼其而起的諸王國卻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個世紀，在這期間，中東也希臘化了。埃及和亞洲諸行省土地富饒，提供了種種前所未有的機會；成千上萬的希臘商人、行政官員、教師、專門職業者和僱傭兵受這些機會的吸引，從各自的城邦移居那裡。從而，為新的希臘化文明——一個實際上各方面都與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創造物——奠定了基礎。

城邦遭到破壞，日漸衰微，所以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希臘城邦為了生存下去，試行建立同盟。亞該亞同盟包括除斯巴達以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各城邦，埃託利亞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幾乎整個希臘中部。雖然它們常被描繪成聯邦組織，但實際上只是些中心權力機關沒什麼權力的同盟。它們過於軟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諸城邦在羅馬軍團到來之前，只能在鄰近一個或另一個帝國的勢力範圍內活動。

就後起諸王國的城市來說，它們與古典時代的希臘城邦完全不同。它們內部由於希臘移民與土著民族間的差別而分裂。而且，它們總是完全從屬於一個或另一個帝國。如果城市居民由於暴虐的國君——或者更壞，由於懦弱的國君——而遭難，城市也無能為力。實際決定不是由公民大會，而是在法庭或戰場上做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積聚財富，貪圖享受，讓貧民和奴隸自己設法謀生。於是，舊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會內聚力為自私自利和階級鬥爭所取代。

圖43 這是波斯波利斯的國庫中的一幅浮雕，描繪的是正在接受貢品的大流士一世。注意國王前面的香爐和進貢者表示敬意的姿勢。大流士手持的權杖和荷花是他王權的象徵。他的兒子和繼承人薛西斯站在他的身後（公元前491——前486年）。

經濟狀況和經濟制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希臘本土不僅政治晦暗，而且經濟衰落。過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種製造品來換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種糧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4世紀時，這些殖民地已紮根下來，發展了自己的工業、葡萄園和橄欖園。

雖然希臘本土經濟衰微，但許多希臘人卻因移居此時向他們開放的中東而致富。他們以冒險精神和先進的商業、金融方法做出許多貢獻。他們發現了波斯王朝積蓄的大量金銀財寶，使之流通；採用或更廣泛地使用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車、螺絲鑽子和水壓機等技術發明。希臘人還掌握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和國有企業，包括灌溉系統、礦山、採石場、鹽田、“皇田”和製造華美織物和陶器的工場。結果，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地區貿易和生產率獲得相應增長。不過，收入的分配極為不當。雖然投機商利用收益的增長大發其財，但奴隸數目增加，自由勞動者的地位下降。總之，這是一個不僅生產率不斷提高，而且經濟不平等和社會衝突也日漸加劇的時期。

希臘化時代的普通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心理上也受到了衝擊。隨著許許多多的人被逐出傳統的環境，他們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過去，在舊城邦，生活比較簡單。法律、道德、宗教和義務全有明確規定，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無定形的世界之中。而且希臘化城市也常因種族、文化以及階級的分裂而陷於四分五裂的境地。統治者採用諸如救世主和保護人之類的稱號，努力培養個人效忠的神秘氣氛。但是，這種手段並不能持久地解決問題。每個人都仍然面臨著面對當時壓倒一切的非人的力量該如何處世立身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反應傾向於擺脫俗務，由理性轉向神秘主義。這反映在當時頗為風行的傳奇式的冒險活動和烏托邦的文學中。作者們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不是希臘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盡頭五彩繽紛的仙境。這一時代的小說中，描寫印度洋島上烏托邦社會的小說特別受歡迎。這些烏托邦社會有幸享有能滿足一切物質需要的天然財富，居住在島上的人過著“簡單而有節制的生活……沒有妒忌和鬥爭”。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也反映在當時諸如犬儒主義、懷疑主義、享樂主義和禁慾主義之類的哲學中。這些哲學雖然有許多方面殊為不同，但通常關心的都是追求個人幸福，而不是社會福利。

如果說哲學是有教養的上流社會的宗教，那麼下等社會的宗教則很不相同。下等社會信奉源自東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諾斯替教、埃及的母親神伊希斯和迦勒底人的星相宗教。所有這些宗教都允諾來世的救贖；都令人寬慰地保證天國的到來，以滿足受苦大眾的感情需要。因而，古典希臘的現世主義和理性主義此時讓位於神秘主義和修來世。

考慮到哲學和宗教的這些反理性主義的趨向，會使人吃驚地注意到希臘化時代在科學方面取得的進步超過了17世紀以前任何別的時期。這部分地是由於亞歷山大的征服提供了經濟良機。大大擴充套件的市場激發人們改進技術，從而提高產量，增加收益。後起諸王國間以及它們與外部強國間連續不斷的戰爭產生了對較複雜的武器的需要。希臘科學與中東科學（不僅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科學，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印度科學）間的直接交流也同樣起了促進的作用。最後，希臘化國家的馬其頓統治者是在希臘學問享有盛譽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慷慨地支援科學研究。埃及的情況尤其如此。埃及的亞歷山大圖書博物館實際是歷史上最早由國家供養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臺、實驗室、解剖室、植物園、動物園和一個藏書達50萬冊至70萬冊的圖書館。當時，還曾發生過早期“人才流失”的現象，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哲學家、數學家、醫生、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天文學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藝術家和詩人，由於受適意且激勵人的氣氛、極好的裝置、免費的膳宿和令人羨慕的薪酬的吸引，紛紛來到埃及。

圖44 這是一尊羅馬人複製的希臘化時期的雕塑傑作——拉奧孔。據傳說，拉奧孔是一名祭師，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將希臘人的木馬運進城。這尊雕像描繪了他所受到的懲罰：護佑雅典人的女神雅典娜派來幾條巨蟒，它們當著嚇呆了的特洛伊人的面，吞食了拉奧孔和他的兩個兒子。

在數學方面，歐幾里得是以《幾何原本》而聞名的最傑出的人物。在天文學方面，希帕恰斯發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儀器，並編制了最早的星座圖表。托勒密根據希臘化時代的天文學知識編輯而成的書，一直是文藝復興時期以前最有名的著作和權威的教科書。最有獨到見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個瞭解到宇宙的宏大規模，認為居於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陽而不是地球。他的觀點，支援的人寥寥無幾，被看作與日常經驗相違，是邪惡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說”體系在整個中世紀時代仍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天文學的進步促進了科學地理學的發展。主持亞歷山大博物館的埃拉託斯特尼計算出地球周長為2.47萬英里；這距實際數值僅相差202英里，直到18世紀才得到訂正。他還畫了一張標明緯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圖，根據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漲落推斷出諸海相連，歐洲、亞洲和非洲組成一個巨大的島嶼。

希臘化時代，科學的卓越貢獻多半在醫學和力學方面。博物館鼓勵人們從事解剖學研究，因而醫生們此時首次瞭解到心臟在血液迴圈中的作用、脈搏的重要性、感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的功能以及大腦的腦回。這方面的知識，大都是透過百科全書式的偉大醫學家蓋倫傳佈開來；他的著作給人以深刻印象，以至於直到近代以前，醫生們都不敢對他表示疑問，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力學方面的傑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體靜力學即後用來檢驗金屬純度的浮體定律的創立者。他還發明瞭戰爭中用的精巧的機器，制定了螺旋、滑輪和槓桿原理；關於後者，據說他有一句豪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

總之，希臘化時代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打破了歷史上形成的東、西方各自獨立發展的模型，將它們合二為一。現在，人們首次想到把整個文明世界當作一個單位。起先，埃及人和馬其頓人是以征服者和統治者的身份去東方的，他們強制推行希臘化模式。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自己也發生了變化，使隨後產生的希臘化文明成為一個混合物，而不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植物。最後，東方的宗教也傳播到西方，大大地促進了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歐洲的轉變。

五、早期共和國，至公元前264年

其時，希臘諸城邦仍像過去那樣彼此征戰不休。它們組織了一些同盟，如亞該亞同盟和埃託利亞同盟，但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同盟是持久的、有效的。儘管得到過許多警告，但互不團結的希臘人還是忽視了羅馬人日益崛起的勢力。羅馬人在擊敗他們在地中海西部的勁敵迦太基人之後，轉而東征。他們先是征服馬其頓和業已分裂的希臘城邦，然後侵佔了整個希臘化東方。

為什麼羅馬人能夠成為整個地中海乃至整個歐洲的主人？實際上，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早期歷史有許多相似處。兩者均起於同一種族，正如印歐語系的亞該亞人和多利安人是沿巴爾幹半島進入希臘那樣，印歐語系的拉丁人是沿義大利半島抵達臺伯河南岸。羅馬是那時形成的拉丁人共同體中的一個，位於臺伯河旁可以方便地涉水過河的地勢最低處和小船能夠抵達的地勢最高處。其戰略位置頗同泰晤士河旁的倫敦，使羅馬一開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宜於經營商業和接受外來影響。

主要的外來影響來自先前從海外移居義大利的兩個文明民族——伊特魯斯坎人和希臘人。伊特魯斯坎人可能來自小亞細亞，於公元前800年前後移居臺伯河北面，然後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們的統治被推翻之前，他們將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諸神，有關拱門和拱頂的知識，以及透過檢查動物內臟來占卜的典型的東方習俗傳給了羅馬人。希臘人出現於伊特魯斯坎人到來之後不久，他們在義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包括塔倫坦、敘拉古和那不勒斯。他們對拉丁人的貢獻有字母表、若干藝術與神話、某些宗教觀念和習俗，其中還包括其本體取自希臘神話的羅馬諸神。希臘神話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彌斯成為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圖45 我們對伊特魯斯坎人的瞭解，多半來自他們的喪葬藝術。這尊描繪一對伊特魯斯坎夫婦的雕像是石棺的一部分。

約公元前500年，羅馬驅逐了它的最後一個伊特魯斯坎國王，開始成為獨立城邦。在短短几年裡，它征服了周圍諸民族，控制了從亞平寧山脈到海岸的整個拉丁平原。羅馬城邦形成時期的制度與早期希臘城邦的制度相似。最初，國王擁有帝權，即最高權力，只有由貴族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和僅能對立法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民眾大會對國王具有一定約束力。後來，如同在希臘那樣，君主政體被廢除，貴族成為社會的統治者。從前由國王掌握的帝權這時轉到兩名執政官手中；執政官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總是由貴族擔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機關，也是貴族團體，甚至在接納若干平民後其性質仍然不變。

當羅馬完成希臘城邦力所不及的事業，即征服和統一整個半島時，羅馬與希臘城邦的發展出現了很大不同。羅馬能夠征服義大利半島，而諸希臘城邦卻沒有一個能統一希臘本土，更不用說整個巴爾幹半島了，這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兩者地形顯著不同。巴爾幹半島山巒重疊，實際上，“巴爾幹”這一名字就是從土耳其語的“山脈”一詞派生而來的。希臘到處是交叉重疊的山脈，而義大利卻只有一條南北走向、中間沒有橫斷山脈、不難翻越的亞平寧山脈。因而，義大利半島沒有給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地區，相應就更易於統一和保持統一。而且，由於沒有像巴爾幹那樣的山脈，羅馬公路網——例如，有名的阿庇烏大道就是順著靴子狀的義大利半島從羅馬一直通到靴子跟部的布朗迪西恩——就將整個義大利聯結成一體。實際上，阿庇烏大道現仍存在，1943年英國和美國軍隊在義大利南部登陸時還使用過。

羅馬人獲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對待義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開明。早先，雅典向希臘同伴徵收貢物，且從不給予他們公民權。而羅馬，則准許半島約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其餘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權，即一種大而不充分的特權。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僅在於不能控制對外關係，不能強徵人們服兵役。這一政策挽救了羅馬，因為在迦太基的漢尼拔在半島上轉戰南北、所向披靡的關鍵幾年裡，羅馬的義大利諸同盟者仍對羅馬保持忠誠。

最後，羅馬人獲勝還由於他們擁有優勢的兵力，發明了高明的戰略。在與鄰邦作戰時，他們認識到，傳統的由8000人組成的方陣過於龐大，難以指揮，尤其在多山地區作戰時。所以，他們將軍隊組織成120人一支的“支隊”；30支支隊，即3600人，組成軍團。軍團還配有騎兵保護其側翼。除傳統的頭盔、盾、長矛和劍之外，羅馬人還用有效的進攻型武器即鐵尖標槍來裝備軍團。作戰時，軍團士兵先從遠處將標槍擲向敵人，然後巧妙地利用敵人隊形的缺口進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羅馬人已奪得義大利中部，並向南推進，兵臨地處半島“足背”、繁榮的希臘殖民城市塔倫坦城下。塔倫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臘伊庇魯斯的國王，被漢尼拔譽為其將才僅次於亞歷山大。皮洛士獲得了兩次“皮洛士勝利”，但是他承擔不起為此付出的重大損失，而羅馬人雖然損失更為慘重，卻有75萬義大利戰鬥人員作其後備。所以，皮洛士於公元前272年撤退，臨走時，他頗有見識地說：“我為羅馬和迦太基留下一個多好的戰場！”僅過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羅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島交戰。

在論述布匿戰爭——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詞叫布匿克斯，故名——之前，須先提一下羅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趨向。平民們曾為得勝的軍團提供人力，所以他們處於要求政治上得到讓步的有利地位。當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時，他們就採取罷工這種新穎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滿足為止。平民們運用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個好處是，有權選擇被稱為保民官的官吏來保護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會選舉產生，平民大會還關心與群眾有關的其他事務。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讓步包括：寫下法律條文，公之於眾；限制任何個人所能擁有的土地的數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義大利的霸主羅馬正在經歷一個民主化的過程。可以設想，這一民主化過程原本會使羅馬最終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民族國家。不過，這種可能性即便實際上是存在的，也會由於此時把羅馬捲入其中的一系列海外戰爭，而被有力地消除。戰爭將羅馬改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不過，戰爭也深刻地改變了羅馬國內的制度，民主化趨向的夭折是許多災難中的一個。

六、後期共和國，公元前265——前27年

羅馬從義大利半島上的一個共和國轉變為一個龐大的帝國，是突然而驚人的，這使人聯想起亞歷山大的征服。確實，馬其頓和羅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來解釋它們的急劇擴張。它們都發展起優良的軍用器械和高超的軍事技術，而且，與波斯帝國和諸後起的希臘化國家不同：後者社會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卻都享有社會生氣勃勃、團結成一體這一極其重要的優勢。

羅馬的勁敵迦太基，最初是建於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於幾乎壟斷了地中海西部的中轉貿易，它逐漸變得富強起來。它倚仗活動範圍廣闊的艦隊和僱傭軍，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島西部。最初，羅馬和迦太基之間沒有任何直接衝突，原因很簡單：一個是陸上強國，另一個是海上強國。但是，當羅馬人征服義大利南部時，衝突發生了：西西里島距羅馬人新獲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而迦太基對西西里島的影響又日漸增長，這使羅馬人深感憂慮。

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前241年）迫使羅馬人第一次轉向海上。他們建立起一支海軍，透過變海戰為甲板上的近身格鬥，頑強地挫敗迦太基人，奪取了西西里島。這時，兩大強國間的殊死鬥爭已不可避免。羅馬花了20年時間征服波河流域的凱爾特族部落，從而增加了農民士兵的後備軍。迦太基為了補償西西里島的喪失，就加強對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為基地，迦太基偉大的戰略家漢尼拔於公元前218年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大膽入侵義大利，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18——前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戰役中，尤其是在偉大的坎尼戰役（公元前216年）中，擊敗羅馬人。可是，羅馬同盟軍對羅馬的忠誠使他未能獲得最後勝利。當羅馬軍在迦太基附近登陸時，所向無敵的漢尼拔奉召從義大利返國馳援，在本國終遭失敗。羅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對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締結和約，結果，僅保留一小塊本國領土、城牆和十艘艦隻——僅夠驅逐海盜。迦太基人儘管遭到這一災難性的失敗，可在經濟上卻獲得非凡的復甦。但是，這隻能使羅馬驚恐，無情地發動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前146年）。結果，迦太基被攻佔，城市遭到徹底的毀滅，殘存人口悉數淪為奴隸。

隨著這三次布匿戰爭，羅馬墜入一個連鎖反應：征服導致進一步的征服。一個原因是羅馬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後，它成了地中海頭號強國。此外，征服能帶來明顯的好處，從每個新行省可獲得源源不斷的戰利品、奴隸和貢物。最後，存在與遼闊的帝國疆域相聯絡的不可避免的支援和挑戰。例如，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援助漢尼拔，所以，羅馬滅掉迦太基後，就轉而攻擊馬其頓。接著而來的馬其頓戰爭只是羅馬人在中東幾大強國——馬其頓、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臘城邦的埃託利亞同盟和亞該亞同盟——之間巧妙地挑撥離間所引起的一系列戰爭中的頭一場。

這樣，羅馬人迅速地接連蹂躪、併吞了馬其頓、希臘、小亞細亞的帕加馬、比希尼亞和西利西亞，然後是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最後，於公元前30年併吞埃及。羅馬人還以這一方式接管了東方諸後起的希臘化國家。不過在亞洲，他們僅在地中海沿岸一帶獲得若干行省，整個內地則淪陷於帕提亞，因而帕提亞成為羅馬在東方的主要對手。當時，尤里烏斯·愷撒有很高的聲威，他於（公元前58——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峽與地中海之間的整個高盧。最後，公元1世紀時，羅馬開始對不列顛的長期佔領，並在克萊德灣和福斯灣之間修築一道防禦工事，鞏固佔領地。羅馬人在北歐的統治範圍大抵如此。

羅馬對待新獲得的行省並不像早先對待義大利同盟者那樣寬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諸行省總督只要向羅馬本國送交大量的貢物、稅款、穀物和奴隸，就可以為所欲為，結果導致了肆無忌憚的剝削和敲詐勒索。西塞羅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總督蓋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島的惡政（公元前73——前71年），這種惡政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並不罕見。他說：

透過一種新的無原則管控，從農民錢袋中榨取無數的金錢；對待我們最忠實的盟友，就像對待民族死敵一樣；折磨和處死羅馬公民，好像他們是奴隸一般；罪大惡極的罪犯可以用錢買得無罪釋放，而最正直、最誠實的人卻……未予審問即被判罪、遭到放逐；聽任設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盜和冒險家的攻擊。讓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們的盟友和朋友給活活餓死；尤使我們民族蒙受巨大恥辱的是，裝備精良的艦隊被擊毀，化為烏有。著名的古代藝術品，其中有些還是富有的國王們的禮物……全被這位總督劫奪、掠去。他不僅如此對待城市的雕像和藝術品，而且還洗劫最神聖、最受崇拜的聖殿；如果一個神，其神像的製作工藝超過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那他就決不會留給西西里人民。[9]

圖46 共和國時期的一對羅馬伕婦的半身雕像。雖然有些人認為雕像表現的是小加圖（Cato the Younger）和他的女兒波西亞（Porcia），但沒有確鑿的證據證實這種說法。

這些政策對羅馬本國也有不利的影響，幾乎就像羅馬對諸屬地的影響一樣。由於漢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壞，以及戰爭期間長年在海外服役，義大利許多小農遭到破產。廉價穀物和成群奴隸又源源不斷地從征服地流入羅馬，故農民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賣給新的極其富有的階級。那些富人急欲積聚大地產，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經營農業仍是有身份的人的唯一體面的職業。所以在義大利，公元前2世紀時，為在外地主所有、由奴隸們勞作的大莊園不斷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入城市，住在骯髒的屋子裡，再一次與奴隸們競爭工作機會。官方關心的只是向他們提供“麵包和馬戲”，以免發生騷動。城市生活儘管也不安穩，但至少是令人興奮、有吸引力的。雖然詩人們大聲讚美鄉村生活的種種美好，可農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們繼續成群結隊地湧向被當時的歷史學家薩盧斯特稱為“公共廁所”的羅馬。

羅馬帝國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經濟方面一樣，也是苦澀的。早期的民主化趨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揮的戰爭節節勝利、其威望和權力大大增加而轉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層民眾也不再成為民主政府的基礎，因為他們總是樂於出賣自己的選票或支援那些答應幫他們解除困境的煽動者。此外，軍隊的性質也起了變化，成為一種破壞性力量。帝國的職責要求建立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徵召有產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滿足帝國的需要。所以，凡是志願當兵的皆可入伍，破產農民開始長期服兵役。結果，羅馬軍團由平民軍隊變為職業軍隊。此時，士兵們首先效忠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指望從指揮官那裡分得一份戰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將軍們愈來愈開始把交給他們指揮的軍團看成自己的附庸軍，利用附庸軍來大發個人之財。

帝國的擴張也給文化帶來破壞性影響。原先，羅馬人傳統的美德也就是貧窮、勤勉的農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當大量財富開始源源湧入首都時，有關節儉、禁慾和勤勞的古老說教很快被遺忘了。瘋狂的金錢爭奪、暴發戶故意炫耀的揮霍浪費，以及對人類一切社會準則的冷漠無視，成為共和國末期的主要特徵。當時有人曾抱怨說：“羅馬已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在那裡，情婦的價格高於耕地，一盆醃魚的價格高於耕地人。”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明白，從公元前146年布匿戰爭結束至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結束這一時期，是一個充滿危機——階級鬥爭、奴隸起義和愈演愈烈的軍人干政——的時期。開始時，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蓋約·格拉古勇敢地進行了一場改革運動。他們試圖利用自己由競選獲得的保民官的地位來實施溫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堅決反對，並不惜使用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連同他的支持者約300人一起被殺。12年後，蓋約也被迫自殺，元老院恢復了它的統治。

格拉古兄弟的命運表明，溫和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此時，帝國因上層將領的爭權奪利和下層奴隸的起義而四分五裂。最重大的起義是公元前73年爆發的斯巴達克起義。整個帝國制度一時搖搖欲墜，但最終，斯巴達克還是被打敗了，通向羅馬的大道兩旁滿是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起義追隨者。

最後的勝利者是高盧的征服者尤里烏斯·愷撒，他建立了一支強大、忠實的軍隊。公元前49年，他渡過將高盧和義大利分隔開來的魯比孔河，在一系列輝煌的戰役中擊敗了由其對手龐培指揮的元老院的軍隊。此時，愷撒成了帝國無可爭辯的主人。至於愷撒會運用到手的權力做些什麼，我們無法知曉，因為公元前44年，他被舊寡頭政治的代表人物謀殺了。

愷撒死後，他的養子和繼承人屋大維與政治冒險家馬克·安東尼進行了一場長達13年的爭權奪利的戰爭。屋大維在亞克興角的海戰（公元前31年）中打敗了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從此他一人總攬政權。那時他才33歲，偉大的亞歷山大在這一年紀時已與世長辭，而屋大維則又活了44年；在這期間，他為帝國的黃金時代、長達200年的和平和穩定奠定了基礎。

七、早期帝國，公元前27——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和“大元帥”的尊號，象徵羅馬已由共和國轉變為帝國。雖然屋大維聲稱他更喜歡共和國“第一公民”（元首）的稱號，但實際上他像皇帝一樣行事，在損害元老院和公民會議的情況下集大權於一身。他創立了由他親自監督的中央集權制度，直接控制諸行省總督，嚴厲懲罰總督中犯有貪汙受賄、敲詐勒索等罪行的人。他規定收稅標準，使收稅成為國家的職責，而不再是貪得無厭的包稅人私人的事。他嚴密控制軍隊，讓士兵們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們直接對他宣誓效忠。他還建立了一支常備海軍，鎮壓海盜，保護帝國各地間商品和軍隊的運送。

開始以奧古斯都聞名的屋大維透過這些措施，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確保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能維持200年之久。確實，奧古斯都之後的四個皇帝——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卡利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克勞狄（公元41—54年在位）和尼祿（公元54—68年在位）——都是不稱職的。但是，帝國經受住了他們的暴政，並在此後“五賢帝”——涅爾瓦（公元96—98年在位）、圖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安東尼·庇護（公元138—161年在位）和馬可·奧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統治下繁盛起來。在“五賢帝”統治期間，羅馬帝國的疆域達到最大範圍，其文化處於極盛時期。

當時，從福斯灣到克萊德灣的防禦工事是帝國最北面的邊界線。萊茵河和多瑙河則是東北面的天然邊界線，這條邊界線進一步向東繞過多瑙河的北面囊括整個達契亞（今羅馬尼亞）。小亞細亞和埃及是羅馬的屬地，不過這兩地間的邊界線緊靠地中海沿岸，把一大塊內地留給帕提亞人，公元224年後，這塊內地歸薩薩尼亞人所有。同樣，在北非，羅馬人以撒哈拉沙漠為南部邊界線，控制了埃及和大西洋間的沿海地區。

圖47 這一花崗岩引水渠乃羅馬帝國所取得的最偉大成就之一的一個例項，建於圖拉真統治時期，至今仍在使用中。

這一有著牢固天然邊界線的巨大地區構成了一個繁榮的、實際上自給自足的經濟單元。在這數百年間，促使帝國經濟繁榮的有各種因素，包括誠實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穩定的幣制、大規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國內外廣泛的貿易等。國內的自由貿易保證來自埃及的小麥、紙莎草紙和玻璃製品，來自敘利亞的亞麻布、毛織品和各種水果，來自小亞細亞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來自義大利的酒、油和各種製成品，來自高盧的穀物、肉類和羊毛，以及來自西班牙和不列顛的各種礦物，能暢通無阻地銷往各地。羅馬人還從帝國外面進口某些商品：波羅的海地區的琥珀、毛皮和奴隸，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黃金和奴隸，以及佔有重要地位的亞洲的各種奢侈品，其中包括香料、寶石、調味品和最受歡迎的絲綢（見第四章第二節）。由於國內外貿易殷盛，主要商品和奢侈品從近至高盧、遠至中國的地方源源湧入首都，其數量之多，使主要商品足以保證100萬人的衣食穿用，使奢侈品足夠滿足西方世界統治者的揮霍浪費。

在文化方面，羅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連同它所帶來的一切擴充套件到中歐和西歐。這方面，羅馬人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和希臘人在中東所起的作用相似。公元前3世紀，也就是亞歷山大之後，希臘人建立了許多城市，將希臘文化傳播到遠至印度和中亞。現在，羅馬人也建立了許多城市，如不列顛的倫敦和科爾切斯特，高盧的奧頓和瓦依松，以及德意志的特里爾和科隆。這些城市，佔地面積從20英畝至500英畝大小不等，比起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較為骯髒的山頂要塞和村莊，有了明顯的改進。甚至這些城市中奴隸的住處也比當時本地村民的茅舍要衛生。此外，這些城市還擁有使人身體舒適的公共澡堂、令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劇場，以及住宅區、公共市場和商店。這些城市不但構成了帝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細胞，而且還構成了帝國文化的基本細胞。

當然，帝國最偉大的城市是羅馬。它佔地5000英畝，其人口據估計，公元2世紀時有100多萬。遊覽者會注意到，在貧民居住的擁擠的住房裡沒有任何衛生裝置，替代它們的是精心設計的設有大理石座位、飾以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廁所。結果帶來一個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便壺都放到街上。這種情況是常見的，羅馬法中多處提到這一習俗。還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沒有任何照明裝置，遇到沒有月光的夜晚，整個首都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裡，無人敢冒險外出，只有富人們例外，因為他們外出時，有奴隸手舉火把護送，保護他們免遭強盜的攻擊。白天街道上人來人往，嘈雜極了。小販大聲叫賣貨物，兌換錢的人敲著硬幣，修補匠敲打錘子，玩蛇人吹奏長笛，乞丐向過路人哀訴自己的不幸。夜間的羅馬也不安寧。由於白天禁止運輸車從街上透過，太陽一落，立即出現一長列由運貨馬車、馱畜和趕馬車人組成的隊伍。這一夜間運輸使羅馬人註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們富裕得可以住到與世隔絕的別墅裡去。

這種環境下的生活之所以還過得下去，是因為國家提供了大眾娛樂活動。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賽車和角鬥賽。羅馬豪華的公共浴室也為較好地度過閒暇時間提供了條件。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裡先時期的公共浴室佔地32英畝，卡拉卡拉時期的公共浴室佔地27英畝。這種公共浴室比起結構簡單的浴池，其服務專案當然要多得多。它們除提供熱水浴、溫水浴和冷水浴以外，還設有運動場所、休息室、花園和圖書館。總之，它們是規模宏大的“運動俱樂部”，它們絕妙地促進了“健全的頭腦寓於健康的身體”這一理想的實現。

最後，羅馬在這幾個世紀裡也是帝國文化的中心。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自希臘，尤其是在文學、藝術和哲學諸領域。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羅馬人因愛好實踐，故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比較典型的是，羅馬人雖在理論科學上沒什麼建樹，可在開挖溝渠、鋪設下水道網、建造橋樑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築得極好，其底層是置於堅硬泥土中的大石頭，中層為沙礫，上層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細地修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能排入公路兩側的溝渠內。這些出色的公路連同途中的橋樑因建造得好，故一直使用到中世紀，有些甚至使用到現在。同樣，羅馬的建築物也和希臘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築物，如浴室、圓形劇場、運動場和凱旋門等。羅馬的新型建築材料——混凝土、磚和灰泥——使羅馬人為大型建築物修建宏偉的拱頂結構成為可能。

圖48 安東尼·庇護圓柱上的浮雕，描繪的是被騎兵包圍的羅馬步兵。

也許羅馬人在思想上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們的法律是基於理性而不是習俗。羅馬人最早的法律是於公元前450年前後制定的《十二銅表法》，這是一部簡單、保守、代表農業民族的成文法。隨著商業和帝國的發展，生活日益複雜，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滿足需要。外國人在羅馬可能遭到關押，他的財產可能被沒收，就是一個典型的問題。若遇上這種情況，該適用什麼法律呢，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存在這樣的觀念：一個民族無論去何處，總攜帶它自己的法律。羅馬人設立專門法庭來審理這類案件。多次審理的結果使他們認識到，外來民族中有許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只有少數幾條。因而他們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萬國法》，即國際法。他們認為這部法律對羅馬人與非羅馬人皆可適用。

《十二銅表法》也規定了羅馬婦女的從屬地位，她們必須服從家庭中最年長的男性繼承人即家長的權威。這一法律制度包括了夫權原則；按照該原則，丈夫是一家之主。因此，丈夫享有絕對權力，其中包括決定家庭全體成員生死的權力和將家庭成員出賣為奴隸的權力。但是，羅馬婦女與希臘婦女不同，她們享有繼承和獲得不動產的權利，而且不經監護人同意就能處理不動產。此外，羅馬婦女也不像她們的雅典姐妹那樣被牢牢地關在住宅區內。從共和國到帝國的過渡時期存在種種變化，所以作判斷是要冒風險的。不過，可以有把握地下結論說，羅馬婦女比起希臘婦女，其境況要好些，雖然她們依然明顯地從屬於男人。

八、後期帝國，284—476年

羅馬的偉大時代隨著公元180年馬可·奧勒留的去世而告結束。他的前任們有一段時間是將繼承權傳給確有才能的養子們，這一制度使極有才能的統治者得以一個接一個地上任。但是，馬可·奧勒留卻讓他的親生兒子康茂德作繼承人，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康茂德無視其作為帝國首腦應盡的職責，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觀看車賽和角鬥賽。公元192年年底，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後的統治者絕大部分和他一樣不稱職。那時，奧古斯都為保護首都安全而創立的訓練有素、報酬優厚的禁衛軍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衛軍支援時才能掌權。從公元235年至284年這一段時期裡，有過20多個皇帝，可只有一個是自然死亡。中央的分裂必然會削弱邊境的防禦。西方的邊遠行省遭到諸日耳曼部落的蹂躪，東方的邊遠行省受到薩薩尼亞人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國的侵犯。

圖49 君士坦丁大帝的頭像（306—337年）。

公元3世紀，帝國的衰微由於堅強而有才幹的皇帝戴克裡先（284—30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先後即位而一度中止。他們為加強帝國統一採取了不少政策，對各方面實行嚴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項，是應種種急需而逐步實施的。由於某些農田無人耕種，帝國就要求村莊為這些被放棄的土地交納集體稅。由於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帝國就頒佈有名的物價敕令（公元301年），規定數千種商品和勞務的最高價格，價格根據商品質量和勞務種類的不同而不同。由於利息率不斷猛漲，就將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間，利息率的高低取決於所冒風險的大小。某些產品的短缺引起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種糧食和諸如鐵、青銅、武器、軍隊裝備和馬之類的“戰略物資”。對這些方面的控制實質上一直擴大到等級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個士兵的兒子繼續當士兵，除非他不適宜服兵役。同樣，農業勞動者必須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務農。這一趨勢後來擴大到所有被認為是必不可少或後繼無人的行業。

在這一困難時期採取的另一政策是實行分割槽治理。帝國經濟狀況的惡化證明這樣做是必需的。戴克裡先將國土劃分成兩部分，東半部歸他自己管轄，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當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個新都時，這一劃分進一步強固了。新都選擇這一地點是很鼓舞人心的，因為這座不久後被稱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於海峽兩端狹窄而易於防守，併為抵達地處邊區的極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座偉大城市，成為羅馬和西部帝國滅亡後的數世紀裡，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引以為自豪的首都。

較後的數世紀裡，對後世有深刻影響的另一政策與基督教和帝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有關。君士坦丁做出了透過與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鎮壓基督教來謀求穩定和統一的重大決定。這表示歷時數世紀的對宗教的一貫態度和做法已告結束。帝國後期階段，苦難的日常生活使愈來愈多的人轉向各種救世宗教以尋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臘化東方所發生的情況一樣（見本章第四節）。對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讚美神秘的東方諸神的各種宗教性團體為世界觀、行為準則以及如何免除罪惡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釋。

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為成功。它提出了“一個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義，來代替多神教的希臘、羅馬諸神和一神教的東方膜拜儀式。基督教帶來了救世主耶穌——耶穌不是神話中提到的迷宮裡的曖昧人物，儘管他是上帝的兒子，卻令人驚歎地過著塵世生活——的安慰：“我給你們帶來了所有人都將獲得極大歡樂的訊息。”基督教還保證拯救信徒的靈魂，但是，它不是透過許諾一個星光燦爛的來世，而是透過基督本人復活所預示的個人的復活，使信徒醒悟過來。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基督教在一個混亂不寧的時代，在老百姓感到無家可歸、為生活所拋棄之時，提供了友誼。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們的聚會常被稱作“阿加比”，意為希臘語中的“愛”。他們相互幫助，用自己的虔誠和克己樹立了一個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樣。因而，在舊秩序的法律和哲學日益落後於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時，基督教為弱者和地位微賤者提供了順應潮流的東西和希望。

圖50 君士坦丁拱門，是為了將君士坦丁尊崇為羅馬的唯一皇帝而於公元312年至315年間建成的。

到公元64年羅馬城遭大火時，基督徒已數目大增，竟使尼祿相信，明智之舉是譴責基督徒為禍患，並由此開始對基督徒的首次迫害（這樣的迫害後來發生過多次）。但是，這僅僅使殉難者死後得到神聖的名聲，驅使人們努力改變宗教信仰。在4世紀初對基督徒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迫害之後，皇帝君士坦丁頒佈米蘭敕令（公元313年），承認基督徒不再為異教徒，准許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自由。最後，皇帝狄奧多西（379—395年在位）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雖然羅馬舊貴族和叛教者尤利安皇帝（361—363年在位）為了改宗異教，曾打了一場頑強的維護異教的戰爭，但到4世紀末，還是基督教佔據統治地位。

正像皇帝們採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採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於這同一原因。戴克裡先與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也擺出一副神聖的架勢。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鑲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准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帝國高階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聖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聖的參議會”。

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的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後結果只是延緩而不是避免帝國的滅亡。從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大規模入侵。他們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5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最後，也就是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首領奧多亞塞的逼迫下退位。

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並沒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確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首當其衝，被認為應對“陷落”負責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因而，有位法國歷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10]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來證明其正確性，不過，即便如此，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蕩一切。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義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國南部的西哥特人也只有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佔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器質性病是經濟。”[11]實際上，這一“器質性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陽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圖51 古羅馬象牙浮雕，製成於公元395年稍後一點的時間，表現的是一個名叫斯迪里歐的汪達爾武士。他在羅馬軍隊中躋身於顯赫地位。從公元3世紀起，羅馬軍隊已愈來愈由外國僱傭兵組成。

技術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於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隸制度從未像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註定的命運，那麼像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是“自然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多方面且有害的。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從事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今羅馬聖彼得廣場的位置豎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就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竭之時，才為羅馬所採用。

佔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於把體力勞動與奴隸相聯絡，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於自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同樣是有害的。因而，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

……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敘拉古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透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即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透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按理論根據在當時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物件。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12]

奴隸制度透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隸制度在經濟方面也抑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因為奴隸們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的增長。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掩蓋。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至開始縮小，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卻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在也到了收縮時期，它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6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萬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則漲為200多萬個德拉克馬。面對這樣的通貨膨脹，貨幣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覆到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勢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力來源成為必需。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著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還擁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援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由於帝國的疾病是“器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不過，嚴格管制並非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於嚴格管制”[13]。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崩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義大利農業從未像中東肥沃的大河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義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4倍。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因此，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器質性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卻最不堅固，首先滅亡，而東部則又存在了約1000年。

儘管西羅馬帝國滅亡了，但它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最顯而易見的是有形的遺蹟——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溝渠、公路和橋樑。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美洲許多國家的法律體系中。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於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最後，“羅馬治下和平”曾帶來長達兩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激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推薦讀物］

最近出版的同時考察希臘和羅馬歷史的著作有由J. Boardman、J. Griffin和O. Murray共同主編的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單獨研究希臘歷史的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The Rise of the Greeks（Scribner’s出版社，1988）、R. Sealey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7）以及R. Meiggs所著的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關於希臘歷史和文明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著述有：A. R. Burn所著的Persia and the Greeks: The Defense of the West（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J. Boardman所著的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82）、C. Kerenyi所著的The Gods of the Gree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79）以及R. Flaceliére所著的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Macmillan出版社，1965）。

關於希臘化世界，標準的史學著作有W. W. Tarn和G. T. Griffith合著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Edward Arnold出版社，1952）；簡短的概覽性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Scribner’s出版社，1982）；學術性的人物傳記有N. G. L. Hammond所著的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Commander and Statesman（Chatto & Windus出版社，1980）；相關的詳細分析可參見M. Rostovzeff所著的三卷本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Clarendon出版社，1941）。

還有幾本很好的單卷本的研究羅馬的著作，包括：A. E. R. Boak和W. G. Sinnigen合著的A History of Rome to 565 A. D., 第五版（Macmillan出版社，1965），以及M. Grant所著的History of Rome（Scribner’s出版社，1978）。有關羅馬前3個世紀的歷史，可參見M. P. Charlesworth所著的The Rom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1）；此後的歷史則可參閱A. H. M. Jones所著的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Longmans出版社，1966）。特殊的專題在下列著述中涉及：J. Carcopino所著的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40）、R. MacMullen所著的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40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以及M. I. Finley主編的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Heffer出版社，1960）。

希臘——羅馬時代婦女的地位在下列著作中論述得最好：S. B. Pomeroy所著的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Schocken出版社，1975）、V. Zinserling所著的Women in Greece and Rome（Schram出版社，1973）。M. R. Lefkowitz和M. B. Fant共同主編的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82）是一本有用的相關原始材料的彙編。另外，M. W. Bingham和S. H. Gross合著的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叢書的第一卷Ancient Greece and Rome（Glenhurst出版社，1983）中，也有相關精彩論述。

最後，關於為什麼羅馬會“陷落”的問題在以下兩本論文集中得到了詳盡的分析：S. N. Eisenstadt主編的The Decline of Empires（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以及D. Kagan主編的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D. C. Heath出版社，1962）。這兩本書既方便了我們閱讀相關論文，也提供了有關這一問題的詳盡書目。

［註釋］

[1]Plato, Apology, trans. B. Jowatt in Dialogues of Plato.

[2]Cited by F. M. Cornford, Greek Religious Thought …（Dent, 1923）, p. 85.

[3]Cited by C. J. Singer, A History of Biology（Schuman, 1950）, p. 4.

[4]From The Greek Mind by W. R. Agard. © 1957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 Van Nostrand Company.

[5]Aristotle, Politics, I, 5, 2.

[6]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 Rawlinson, Book VII, Chap. 104.

[7]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 Jowatt, Book I, Chap. 22.

[8]Cited by S. Pomeroy,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Schocken, 1976）, p. 8.

[9]Cicero, First Part of the 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 at the First Hearing（New York, 1928）, Chap. 5.

[10]A.Piganiol, L’Empire Chrétie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7）, p. 422.

[11]R. 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M.Evans, 1967）, p. 23.

[12]Life of Marcellus, from Plutarch’s Lives, Vol. 3, trans. J. and W. Langhorne（London, 1821）, pp. 119ff.

[13]J. Lévy,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ed. J. G. Birain（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7）, p.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