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學是一門關於懲罰的科學。

——考底利耶

我認為，我的職責是為全世界牟利。

——阿育王

當我們的研究從希臘和羅馬轉向印度時，便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種差別並不只是體現在職業、飲食、居住和服裝等物質環境方面。這種差別要根本而廣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與印度的諸如種姓、殺戒（非暴力主義）、輪迴轉世和因果報應（關於道德行為所招致的結果的規律）之類的基本觀念和制度有些微相似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僅僅是印度思想中深奧的抽象觀念，它們還構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礎，決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與眾不同，而且持續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將其與歐亞的其他一切文明區分開來的明顯特點。

正如下一章將要說到的，這種獨特性也是中國文明的特點，不過，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中國在地理和歷史上都處於空前未有的與世隔絕的狀態。而印度，其早期階段似乎與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區——伊朗高原、巴爾幹半島和義大利半島——的早期階段基本相似。如前（第三章第五節）所述，公元前1500年前後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擁有與諸如亞該亞人和多利安人同樣的生理特徵、同樣的畜牧經濟、同樣的社會制度、同樣的諸神和同樣的史詩。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陸上與外界隔絕的程度也遠不及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脈並非不可逾越，所以好幾個世紀裡一直有軍隊、商人和朝拜聖地者來回翻山而過。實際上，在大部分時間裡，印度北部與中東和中亞之間的相互影響超過印度北部與半島南部之間的相互影響。

於是，自然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印度雅利安人能發展起一個與他們西面的親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現可得到的證據很少，不足以提供一個具體或明確的回答。但是，最簡單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釋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與定居不太開化地區的亞該亞人、多利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們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個擁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發達的文明（見地圖8）。雖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被征服，且受到鄙視，但他們人數眾多，文化又很先進，所以不能被滅絕、趕走或同化，因而也不能使其原先的文化留存無幾。相反，當雅利安畜牧者在那裡定居下來、改營農業時，他們不得不與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這樣和平共處和互通婚姻達數世紀之後，其必然結果是文化融合。這一文化融合的情況、性質和結果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地圖8 古典時代印度境內諸帝國

一、雅利安人的影響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後，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地區的多雨地帶，因為那裡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牲畜。漸漸地，他們開始擴散到森林茂密的恆河流域。他們的擴張最初很緩慢，因為手頭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銅斧和銅斧。但是，約公元前800年時，鐵得到採用，擴張的步子大大加快了。這時，主要活動由畜牧業改為農業。此外，恆河流域的季風氣候對栽稻來說是很理想的；在恆河流域栽稻比在旁遮普種小麥和大麥時的產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從西北部轉向東部，東部成為最初的強大王國的所在地。

從畜牧業轉向農業，促進了建立新村莊所必需的各種行業，如木工業、冶金業、紡織業和製革業等。隨著以河流充當運輸剩餘糧食的天然交通幹線，農業也促進了貿易。貿易剛開始時，通常實行以貨易貨的辦法，母牛為大筆交易中的價值單位。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當鑄幣出現時，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實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為貿易重地或專營某些行業的村莊發展而來。

經濟發展反過來又促進政治上的統一。原先，印度雅利安人像他們西方的親族那樣，由得到長者議會和部落大會幫助的部落首領組織起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恆河平原的部落讓位於王國，旁遮普和喜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讓位於共和國。在這些早期國家中，恆河下游區的摩揭陀王國地處兩條主要的商隊路線上，又控制鐵礦豐富的地區，故很快強盛起來，超越其他國家。摩揭陀憑藉自身的有利條件，後來成為孔雀帝國和笈多帝國形成時的基地。

公元前4世紀的難陀王朝是最早為建立國家而有條不紊地開發摩揭陀資源的王朝。他們開築溝渠，組織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徵稅管理制度。難陀王們現被說成是印度最早帝國的建立者。事實上，他們雖然為帝國奠定了基礎，但並沒有實際建成第一個帝國。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是一個名叫旃陀羅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險家，他於公元前320年奪取難陀王位，進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國。

與這些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相平行的是社會結構方面的重大變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樣，劃分為武士貴族、祭司和平民這三大等級。他們沒有與社會等級有關的種種限制，如世襲職業、限於同一等級內通婚的規定、宴請同伴時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時，種姓等級制度連同它的所有基本特點開始起作用。關於種姓等級制度的起源，雖然現已提出許多種理論，但普遍同意，膚色是一個基本因素。其實，梵文中的種姓——“瓦爾納”一詞，意即“膚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與黑皮膚的土著居民在膚色上的差別，他們將土著居民稱為達塞人，即奴隸。由於雅利安人具有強烈的種族優越感，他們極力阻止與受他們鄙視的臣民混合，因而，發展起四大世襲種姓的制度。前三個種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職業等級即祭司（婆羅門）、武士貴族（剎帝利）和農民（吠舍）組成，第四種姓（首陀羅）留給達塞人。達塞人不得參加宗教儀式，也沒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種種社會權利。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種族上的劃分不再與現實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與達塞部落結成聯盟，進行對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戰爭。而且，雅利安移民還同採納雅利安語言和習俗的土著混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達塞人的祭司也開始成為婆羅門，他們的首領成為剎帝利。出於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膚的婆羅門同樣具有貴族氣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區的白皮膚、灰眼睛的賤民也不再因為他們的白皮膚而地位有所提高。根據這些現實，商人和某些地主被歸入吠舍，而耕種者和一般勞動者則成為首陀羅。

在這四大劃分內，現已成長起令人困惑的各式各樣的種姓。它們都有四個基本特徵。一個特徵是具有獨特的職業，所以銀行家和商人常屬於吠舍種姓。另一特徵是有世襲的原則，這體現在對婚姻的複雜規定和限制中。此外，種姓對食物、水、接觸和禮儀的純潔還有更進一步的種種限制。最後，每一個種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準則，用以規定各種義務和責任，如贍養家庭，舉行為結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儀式，等等。

圖52 印度祭司等級的婆羅門之一員正在向虔誠徒眾佈道。

在這一種姓等級制度之外的是賤民，即不可接觸的人，今天約佔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們註定只能從事商業或那些被認為不潔的行業，因為這些行業或是玷汙了某些儀式，或是要獲取人或動物的生命。這些職業包括獵人、漁民、屠夫、劊子手、掘墓人、承辦喪葬者、製革工人、皮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從事這些職業的結果轉而導致社會隔離。賤民們居住在與世隔絕的村莊或城鎮外面的住房裡，只可以使用他們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們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汙各種姓中的成員，也就是說，不可與後者發生任何肉體上的接觸，在極端情況下，甚至不可進入後者的視線。因此，直到最近幾十年，每當他們走出自己的住處或村莊時，仍必須敲打一對拍板，以警告他人他們正在走近。

賤民們今天還進一步承受心理上的傷殘，這種傷殘同身體上的傷殘一樣使人殘廢和退化。按照因果報應的學說，一個人在現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為決定的。因此，賤民們應由於他們過去的罪孽而對他們現在的低下地位負責。改善在來世中的地位是賤民們唯一的希望，而這隻有透過恭敬地履行現世中的責任和義務來實現。

社會法令和宗教法令的這種結合，使種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當然，種姓制度還有關於相互幫助的種種規定，使一個人只要遵守其規定便可獲得安全。所以，種姓制度現在仍是印度社會鋼鐵般的框架。雖然它現已受到改革者們的攻擊，並由於現代工業社會的種種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壞，但它實際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農村地區發揮作用。

二、改革與反改革

以法、因果報應和輪迴轉世為基本原則的種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最基本的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羅為雷和戰爭之神，阿耆尼為火神，蘇摩為神聖的醉人的蘇摩液之神。這些自然之神對畜牧者是很適合的，但是，當雅利安人定居下來改營農業時，他們就不得不轉向新的神。因而，出現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護神毗溼奴、強大的毀滅之神溼婆。這些新神，尤其是溼婆，與印度河流域一些遺址中的發現物驚人相似，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那時，雅利安人自然會佔用當地古代農業文明在數千年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一些宗教思想和習俗。

與這些新的神相伴而來的是權力愈來愈集中到祭司階級即婆羅門的手中。這一變革可能也源於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傳統。婆羅門在某些地區與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領導人發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學會了後者的巫術和習俗。不管在遙遠過去的歷史原型是什麼，婆羅門有效地利用了他們精通的《吠陀經》即讚美詩。這些讚美詩在舉行宗教儀式和獻祭時被大聲朗誦。它們透過世代口口相傳而留存下來，它們在人們心目中是非常神聖的，所以被逐詞逐音地熟記。作為這一寶貴遺產的保管人和傳送者，婆羅門能夠以高於世俗首長剎帝利的印度社會領導人的身份，堅持並實施自己的主張。

婆羅門由於他們的職責所具有的神聖性質而享有很多特權和豁免權。向婆羅門贈送禮物的人則得到保證，他們除了在來世外，還會在今生獲得相應的報答。對“土地這種禮物”，評價最高，因為它“解除了贈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羅門得到大量的地產，包括整座整座的村莊。除此之外，婆羅門還免交各種捐稅，因為人們認為，婆羅門已以自己的虔誠行為清償了這種債務。由於婆羅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他們不得被判處死刑或任何型別的肉刑。最後，有關法、因果報應和輪迴轉世的教義，實際上也為婆羅門控制人們的心靈提供了無法抗拒的手段。因為，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過去所作所為的必然結果，如果一個人對來生的希望完全取決於他是否能忠實地奉行所規定的種姓義務而不管它們也許是多麼麻煩或多麼卑微，那麼，這個世界上也就不會有什麼個人做決斷的機會了。

婆羅門的種種要求和強徵勒索，是公元前6世紀和前5世紀印度進行宗教改革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上文提到過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造成一個富裕的商人等級即吠舍種姓，吠舍種姓對在其之上的兩個種姓享有種種特權極為怨恨。最後，婆羅門與非雅利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因為雖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為印度教信徒，但他們對祭司居支配地位很不滿。因此，現認為，佛陀所屬的尼泊爾山區的釋迦部落屬於蒙古種族。這些因素相結合，促成了那些世紀裡印度宗教界和知識界的動亂。人們開始要求自由——自由是一種比規定的宗教儀式和死板的教義更富有意義且令人滿意的東西。

動亂的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苦行主義的趨向。在最有活動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間，有一部分人開始與社會疏遠，沉浸於純粹的內心反省。他們發明了訓練或者“修煉”（瑜伽修習）心不弛散、最後進入出神或入迷狀態的一些修行方法。那種出神或入迷的狀態，神秘主義者稱之為“啟蒙”，無神論者稱之為“自我催眠”。透過內心的反省和沉思，又發展起許多改革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這一新宗教不能容納種姓制度和婆羅門。它要求聖典能為所有信徒而不僅僅是處於上層的少數人所理解。佛教還廢止了巫術、獻祭和晦澀難解的經文。

佛教不但在印度，而且還在亞洲中部、東亞和東南亞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不過，公元600年以後，佛教在印度失去地盤，最終，僅存在於其誕生國的少數幾個地區。佛教在本土衰落的一個原因是，它未能為應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機做好準備，未能為出生、結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關鍵性的轉變提供種種儀式。相比之下，婆羅門則準備好了自己的種種禮儀；這一做法確保他們儘管遭到改革者們的攻擊卻仍能生存下來。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羅門自己也從事改革。他們在富於哲理性的經典《奧義書》中，提出了他們自己的通往解脫——通往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們教導說，瀰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羅門——一個具備一切知識和知覺的生命體。他是宇宙靈魂和無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過是一種幻覺。個人靈魂——“自我”——是上帝的一朵火花。它透過輪迴不斷地變換狀態，直到經重新吸收為婆羅門而獲得解放。識別個人靈魂和宇宙靈魂是獻身於宗教的人透過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覺世界而試圖達到的最終目標。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拋棄世界。雖然佛教作為一種虔誠的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於它的基本信條已為印度教的反改革運動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

圖53 印度南部出土的一尊動人的青銅溼婆雕像。溼婆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之一。這尊線條流暢、結構勻稱的雕像描繪的是所謂的“跳舞的溼婆”正忙著跳毀滅世界同時又創造世界的舞蹈，是對世界萬物永恆的流動的一種神話般的藝術表達（雕塑成像於13世紀，尺寸為33.5×24.8釐米）。

三、孔雀帝國

從宗教運動轉向政治發展，一個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現了第一個帝國——孔雀帝國。如本章前面所述，當雅利安人遷居恆河流域時，也就把重心轉移到該地區，特別是轉移到該地區的摩揭陀王國。當時，西北地區正獨自行動，憑藉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聯絡而與印度其他地區相分離。實際上，約公元前518年時，大流士皇帝已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使旁遮普西部成為其帝國的第二十個行省。兩個世紀後，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大帝也從西北部侵入印度。但是，他在印度僅待了兩年，在他離開後不久，希臘人在旁遮普的統治就結束了。儘管亞歷山大在印度待的時間不長，但他對印度確實有相當大的影響。

其中一個影響是，使從印度西北部經阿富汗和伊朗，然後通達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部諸港的東西向貿易迅速發展。亞歷山大在整個中東建立的希臘殖民地無疑也為這一貿易做出巨大貢獻。亞歷山大之後的希臘化國家促進這一貿易達200年之久。

對印度歷史來說，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廢除當地的幾個王國和共和國、造成政治真空地帶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羅笈多·孔雀迅速填補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國。公元前320年，旃陀羅笈多還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將領，他奪取了摩揭陀國難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後幾年裡，他穩步地朝西北方向擴大自己的統治，直到他的帝國從恆河流域擴充套件到印度河流域，幷包括這兩條大河的三角洲地區。與此同時，他還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和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持他的國土。因而，當塞琉古作為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之一而當上中東的國王，並試圖重新獲得亞歷山大的印度地區時，旃陀羅笈多毫不費力地擊退了希臘軍隊。

圖54 在薩爾納特出土的阿育王圓柱上的獅形柱頭。這是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朝代的作品，是這位孔雀帝國的統治者為紀念佛陀而下令豎立的許多石柱中的一個，現陳列於新德里博物館。

旃陀羅笈多的兒子征服了南部的德干地區，而他的孫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則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東部。因而，阿育王統治下的孔雀帝國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個印度半島。

孔雀王朝統治下的印度十分富裕，且得到很好的治理，就像處於鼎盛時期的羅馬帝國一樣。許多驛道上，成群的商人、士兵和王室信使往來不絕。對東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進了貿易，所以專門成立一個海事部來維護航道和港口。首都華氏城被稱為“花城”，因它的公園、公共建築物和9英里多長的河邊綠地而聞名於世。它的一些學校裡擠滿了來自帝國各地和國外的學生。

所有這一切全靠“國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來供養，不過，國王提取的收成實際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給農民的僅夠維持生存。法律是嚴厲的，維持秩序的手段也是無情的。軍隊號稱有70萬人，配備9000頭大象和1萬輛戰車。精幹的密探無處不在，透過信使和信鴿將一連串的報告送交首都。嚴酷的刑罰常被用作懲罰和逼供的手段。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高效率的、嚴厲的、官僚政治的社會，充分體現了考底利耶所說的名言：“政治學是一門關於懲罰的科學。”

阿育王的統治根本不同於這種傳統型的帝國統治。他在透過特別殘忍的戰爭征服羯陵伽王國之後，內心經歷了一番變化。他自己描述道，看到十多萬名俘虜被殺死，他感到“深深的悲傷和悔恨”。從此以後，阿育王設法實行佛陀的溫和的教義。他以佛教信條為根據頒佈敕令；這些佛教信條是：樸素、同情、相互寬容和尊重各類生命。他下令興辦了許多對他的人民而不是對他的政府有好處的公共事業——醫院和國家公費醫療，驛道兩旁的果園和休息場所，分配施捨物給各個教派，派佛教傳教團去外國。

阿育王並沒有使佛教成為國教，也沒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對任何教派的傑出人士都予以幫助。這不是宗教信仰的改變，而是一般態度的改變。他最強調的是寬容和非暴力主義，不僅因為這兩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東西，而且因為它們會促進他那龐大且複雜的帝國的和諧。這種態度在阿育王統治期間被證明是很成功的，因為他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統治了長達41年的時間。但是，在他去世後的半個世紀裡，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國被毀滅。

這已成為到現代為止的印度歷史的一個模式。印度與中國不同，在中國，是長期的帝國統一間隔以短暫的分裂；而在印度，則恰恰相反——是短暫的統一和長期的分裂。這並不是說印度就沒有統一。印度有統一，但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強調的是忠於社會秩序而不是忠於國家，正如種姓等級制度的地位高於任何政治制度這一事實所證明的。因而，在一個範圍裡增進了統一的文化又在另一範圍裡破壞了統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傳教士

公元前2世紀初，隨孔雀帝國潰滅而起的是長達500年的混亂和黑暗。不過，在這一時期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與外部世界的相互影響日趨增長，並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湧來為數眾多的入侵者。從亞歷山大及其手下的希臘人開始，隨之而來的是帕提亞人，其後是西徐亞人，最後到來的是貴霜人——這裡僅僅提及那些最重要的入侵者。所有這些民族建立的帝國都以印度為根據地，同樣也以中亞或中東為根據地。它們將印度與外國連線起來，促進了大陸貿易和海外貿易。羅馬商人去印度南部和西部，而印度商人則大批地定居於東南亞。就像希臘人在整個地中海地區經商和殖民一樣，印度人則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經商和殖民。

在文化領域，印度佛教傳教士也在這些世紀裡將他們的教義傳播到周圍所有的國家。托缽僧可以安全地周遊於彼此敵對或秩序混亂的各民族之間，因為他們太窮了，不值得搶劫，而且，他們周身又為一種超自然的獻身氣氛所環繞。搶劫或傷害這種人的動機也是不存在的，因為唯一的回報只是有可能遭到來自上天的懲罰。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羅門教傳播到周圍所有的國家，並在傳播過程中，使各種文化獲得大發展。文化的交流絕不是單向的。來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隨身帶來了希臘、波斯和中亞的種種影響。公元1世紀時，一種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傳入印度。據傳說，聖多馬於公元52年前後抵達印度西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在那裡他建立了許多教堂。然後從那裡經陸路旅行到東海岸，不過到東海岸後，他的佈道遭到強烈反對，他自己也於68年在馬德拉斯（今金奈）附近被人殺害。但是，他在馬拉巴爾地區的工作結下了豐碩成果，那裡有相當多的基督教團體一直存在至今天。

五、笈多古典時代

公元4世紀時，偉大的笈多時代——一個前幾個世紀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種文化潮流結下豐碩成果的時代——開始了。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時代，可與西方的早期帝國或奧古斯都時代相比。笈多帝國同孔雀帝國一樣，以恆河流域的摩揭陀國為根據地。這一國家在孔雀帝國崩潰後設法維持了自己的獨立，然後乘貴霜帝國潰滅之際，再一次將勢力擴張到由貴霜帝國潰滅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地區。

笈多時代開始於約320年旃陀羅笈多一世登基之時，笈多帝國在他孫子旃陀羅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的統治下，臻於極盛。旃陀羅笈多二世極力擴張，直到將他的帝國從印度河擴充套件到孟加拉灣、從北部山區擴充套件到訥爾默達河為止。笈多帝國是一個北印度帝國，並未包括整個半島。實際上，當時的南印度在許多方面是與世隔絕的，因為溫迪亞山脈仍是將半島一隔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諸民族操的是德拉維語，包括泰米爾語、泰盧固語和卡納拉語，與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語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已接受印度教、佛教以及社會習俗，並將梵語作為其經文和學習的用語。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單獨的文明，它不管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種族和語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數國獨立並存的局面，牢牢地將形形色色的民族結合在一起。

圖55 約公元600—700年的婆羅門浮雕。

笈多帝國享有引人注目的繁榮，尤其是在旃陀羅笈多二世採用標準的金幣和銀幣之後。當時，無論半島內的貿易還是對外貿易，其貿易量均達到新的高度。笈多統治之際，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這在對外貿易貸款的利息率的降低這一點上反映出來：孔雀時期，貸款的利息率為240%；笈多時期，降為20%。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工業是紡織業。紡織品包括絲綢、平紋細布、印花布、亞麻布、毛織物和棉布。這些東西由於國內外市場的需要而被大量生產。其他重要的行業有冶金業、製陶業、雕刻業和寶石切割磨光業。

從中國佛教朝聖者的報告判斷，笈多帝國的統治比孔雀帝國溫和。東晉僧人法顯曾在401年至410年間逗留印度，周遊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禮儀周到的服務和普遍的繁榮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發現，雖然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但並不歧視佛教徒。鄉村是一派安寧、繁榮的景象，不像在孔雀帝國統治時，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騷擾。法顯還注意到：

一箇中國僧人眼中的印度

中國去印度朝聖的佛教徒們留下了關於古典時代印度的寶貴敘述。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他在公元629年至645年間訪問了印度各地，並留下了以下生動的描述。*

城鎮和村莊都有幾扇內門，城牆又寬又高，街道和小巷曲曲折折，道路蜿蜒逶迤。大街很髒，貨攤設在街道兩旁，上面掛有合適的標誌。屠夫、漁夫、舞女、劊子手和清道夫之類的人不能住在城裡。這些人在街上行走時只能走路的左邊。他們的屋子都建在郊區，被矮牆圍起來。由於地面柔軟而泥濘，城牆大多是用磚和瓦建造的。城牆上的塔樓是木頭和竹子搭建的；住宅都有陽臺和瞭望臺，這些建築也是用木頭建造的，上面抹了一層石灰和膠泥，屋頂蓋著瓦片。這些不同的建築物都和中國建築物式樣相同：蓋屋頂的材料是茅草、瓦片、樹枝和木板。屋子的牆上抹有石灰和泥漿，還摻雜以起清潔作用的牛糞。逢到不同的季節，他們便在四周撒下不同的花朵，這是他們與眾不同的習俗的一部分……

他們對個人衛生很在意，在這方面不允許半點馬虎。他們在飯前要洗手，他們從不吃上一頓剩下的東西，他們不互相夾菜。木製和石制的器皿在用完後必須銷燬；金、銀、銅、鐵製的器皿在每頓用完後都要清洗和擦亮。飯後他們用細柳枝清潔牙齒，並要漱口和洗手。

不洗浴完畢的話，他們不會互相接觸。每次如廁之後，他們都要洗乾淨身體並噴上用檀香或薑黃制的香水。

最常見的食物是牛奶、黃油、奶油、綿糖、冰糖、蓖麻子榨的油，主食是用穀物做的各種糕點。他們一般吃新鮮的魚肉、羊肉、羚羊肉和鹿肉，但有時也醃著吃。他們嚴禁吃牛肉、驢肉、象肉、馬肉、豬肉、狗肉、狐狸肉、狼肉、獅子肉、猴肉和所有帶毛的動物的肉……

家庭用品並不缺乏。雖然他們有煎鍋和炒鍋，但他們不知道煮飯用的蒸鍋。他們有許多用幹泥製成的器皿，他們很少用紅銅器皿：他們吃飯時只用一個器皿，各種辛辣調味品都混在一起，他們用手抓著吃。他們沒有湯匙或茶杯，也沒有筷子。

•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 S. Beal（Kegan Paul, 1884）, I. pp. 70—89. Reprinted by Paragon Reprint Corp., New York（1968）.

人民眾多，都很幸福；他們無須登記自己的家庭成員，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們訂下的規章制度；只有耕種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納（一部分）收益。如果他們想去，則去；如果他們想留，則留。國王的統治不依靠砍頭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處以罰金，罰金的多少視罪行的輕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再企圖進行萬惡的叛亂活動的人，也只是將其右手砍去。國王的警衛人員和隨從都有薪水……市場上沒有肉店和賣酒的商人。[1]

在語言學和文學方面，這是梵語獲得成功的時代。從前婆羅門學者使用的頗為陳舊的語言——梵語，現又捲土重來，傳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學中。詩歌和散文由於王室的慷慨資助而欣欣向榮。其中最傑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亞”迦梨陀娑的著作，他把古代傳說和民間故事改編成戲劇或抒情詩。18世紀末葉，他的七幕劇《沙恭達羅》被譯成英語，從此以後，一直受到普遍的喝彩，並被搬上外國舞臺。將《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這兩部偉大的民族史詩編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時代最大的文化成就。這兩部史詩的早期改編本雖然在公元前許多世紀以前就有了，但現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賦予的樣式出現的編定本。這些編定本仍是印度文學的經典和印度傳統的寶庫。書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書中大量的故事為世世代代的作家所採用，書中的哲學詩《薄伽梵歌》成為印度教最重要的聖典。

在科學方面，笈多時代的成就也是很傑出的。與希臘人的交往使雙方的思想發生了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於華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教導說，地球是一個球體，它圍繞地軸自轉；月食是地球的陰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陽年的長度為365.3586805天——這一計算的誤差極小。

無疑，笈多時代最偉大的貢獻是提出了“0”的理論和作為演算基點的十進位制。這一基點可以是任何數；印度人選取10大概是因為他們靠十個手指計數。有了十進位制，需要的單數僅為0，1，2……9。而古代希臘人則不同，對他們來說，888中的每一個8都是不同的。對羅馬人來說，888就是DCCCLXXXVIII。若應用這些進位制，要進行乘、除法運算顯然是很困難的。這些簡單的印度數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學者傳到西方，並被稱為“阿拉伯數字”。儘管這些數字具有明顯的優點，卻長期受到藐視，被認為是異教徒的東西，而且太易偽造了，因為短短的一劃就可以把0變成6或者9。直到15世紀末葉，印度阿拉伯數字才在西方流行，開啟了現代數學和現代科學的大門。現在回顧起來，印度文化的這一貢獻是很突出的，可與輪子、槓桿或字母表這些發明相媲美。

［推薦讀物］

關於印度文明最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彙編是W. T. de Bary等所編的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 以及A. T. Embree主編的The Hindu Tradition: Readings in Oriental Thought（Vintage出版社，1972）。另一本價值不可估量的參考著作是J. E. Schwartzberg主編的A History 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

一部寫得很好的關於印度的通史是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也可參考下列四本著作：P. Spear所著的India: A Modern Hist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社，1961）, R. Thapar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1）, D. D. Kosambi所著的Ancient India: A History of Its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Pantheon出版社，1965）, 以及H. Kulke和D. Rothermund合著的A History of India（Croom Helm出版社，1986）。

對印度作了社會學解釋的著作是D. G. Mandelbaum所著的Society in India: Continuity and Change，兩卷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0）和B. S. Cohen所著的India,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a Civilizat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1）。在下列書中還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材料：J. Auboyer所著的Daily Life in Ancient India from Approximately 200 B. C. to A. D. 7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61），以及M. Edwardes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ndia（Batsford出版社，1969），此書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700年間的印度人的生活進行了分析，並有精美的插圖。另可參閱K. W. Morgan所著的Asian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nduism, Buddhism, Isla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Washington出版社，1964）。

［註釋］

[1]Fa-hien, 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rans. J. Legge（Clarendon, 1886）, pp. 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