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動盪的時代

從禮薩汗到禮薩沙·巴列維

俄國的十月革命使近東和中東的地緣政治局勢重新洗牌。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多年來在伊朗的爭霸令伊朗一直以來深受其苦，這其中一大部分原因當然是伊朗自身的國力衰弱和多位國家領導人的漫不經心。而這一局勢即將讓位於一種截然不同的危險。隨著布林什維克在俄國掌權，兩個原本屬於“同一世界”、擁有相似目標的舊帝國之間的關係發生根本改變，“另一個世界”崛起了。列寧將我們後來所謂“不發達”國家視為“他的”革命輸出的理想陣地。而列夫·托洛茨基則首先尋求推動世界革命。對英國來說，保護印度這顆“皇冠上的寶石”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因此，作為緩衝國的伊朗是一個需要穩定，甚至受到支配的戰略地區，因為它是阻止俄國革命出現地區性蔓延的一張王牌。

英國1919年變伊朗為半保護國策略的失敗使其不得不急切地尋找一個新“方案”，鑑於布林什維克軍隊已經進入伊朗北部，而且吉蘭省剛剛建立了一個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政府。在這危急關頭，倫敦決定首選“軍事政變”手段，以便在伊朗建立一個強勢政權。在政變領導的人選方面，他們接觸了兩個人：一個是善於蠱惑民心的毛拉賽義德·哈桑·摩達雷斯，另一個是一位卡扎爾親王，曾被英國政府授勳的三位部長之一的菲魯茲·努斯拉特·道萊，他畢業於牛津大學，且學識廣博。幾經思量後，前者被認為過於難以預料，由一位毛拉領導軍事政變聽上去不大實際，但後者又被大雪困在伊朗西部無法行動。然而，“他們”已經急不可待，於是“他們”轉向一位精於論戰的記者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1]，作為國王大使的親信，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十分欽佩墨索里尼，二十九歲的他展示出一個全新的政治家形象。

然而，要成功實現政變計劃，“他們”還需要一個“武裝臂膀”。此時，被派往高加索的英國遠征軍指揮官艾恩賽德將軍正好途經伊朗首都。如及時雨一樣降臨的他接到命令尋找那個“武裝臂膀”。而他很快意識到在這大混亂的時局下，伊朗只能仰仗其境內最後一支有組織的軍力：納賽爾丁沙統治時期建立的那支著名的“哥薩克旅”[2]。原本領導這支軍隊的俄羅斯人都在布林什維克革命後作鳥獸散了，沙王被迫同意讓多名軍官推選的一名伊朗將軍擔任統帥，此時這支軍隊就由這位至此幾乎默默無聞的禮薩汗將軍指揮。艾恩賽德與他見了面，以確認他可以成為他們所策劃的政變的理想工具。禮薩汗正是這樣登上了歷史舞臺。

禮薩汗1878年3月16日生於馬贊德蘭省薩瓦庫縣的一個重要的村鎮阿拉什特，其原生家庭是卡扎爾王朝一個平凡的軍官世家。他1815年出生的父親與他的母親（在伊俄戰爭[3]後逃到這裡避難的喬治亞裔女人）年紀相差較大，禮薩的父親在他剛降生不久便去世了。他的母親因為是外國人而遭到婆家虐待，於是被迫徒步帶著年幼的兒子前往德黑蘭，投奔她兩個做軍醫的哥哥。途中禮薩幾乎喪命，這也在日後成就了他“神蹟嬰兒”的傳奇。由於沒有經濟來源，這對母子在兩個親戚家寄人籬下的生活十分窘迫，這使得禮薩無法進入社群學校學習識字寫字。而他的母親於1885年積勞成疾，因病去世。

禮薩成了孤兒，既不識字又沒有人生目標的他在街頭長大。十四歲時，他長成一個高大（身高近1.90米）勇猛、桀驁不馴、愛尋釁鬥毆的男孩。他舅舅擔心他捲入少年犯罪或幫派暴力，並因此而葬送未來，於是動用自己的關係，將他送入了具有鋼鐵般紀律的哥薩克旅（未來的哥薩克師）。稱帝以後，他曾在1936年的一次旅途中宣稱：“是生活中的艱難讓我學會了生活。我決定不再畏懼，排除所有障礙，全力向未來前進。[4]”在哥薩克旅中，禮薩學會了識字寫字。儘管他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充滿對知識的渴求，且記憶力超群[5]。禮薩的性格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他的上級軍官注意到他嚴守軍紀，衣著也無可挑剔，他在二十一歲時被升為“納耶布”（中尉）。他參與了多次平叛行動，至少三次奉命帶領一小隊人馬保護英國、荷蘭和德國使團，而這些外國使團將他視作奴僕的態度也給他留下了很惡劣的印象。他不斷在軍隊中晉升，在出徵西部期間，他常常與沙俄和英國軍官共進晚餐，他們在餐桌上粗野的舉止令他愕然。此外，他還結識了從俄國帝國軍事學院畢業、掌握多種語言的炮兵專家、陸軍上校阿馬努拉·賈漢巴尼親王，並與之結下了深厚的友情[6]。

在西部執行了一段長期任務之後，他被召回德黑蘭，並任命為哥薩克旅一支精銳力量——機槍分隊的指揮官。此時，他難以抑制內心被非伊朗軍官領導的痛苦以及眼看自己的國家和軍隊殘破頹敗的悲哀，開始憧憬另一個伊朗，一個強大而繁榮的伊朗。

1915年，三十七歲的他被任命為哥薩克師（已從哥薩克旅變為哥薩克師）上校，並於同一年迎娶了一位卡扎爾將軍的女兒（據說是個並不美麗的悍婦，同他母親一樣也是喬治亞裔），這是對這個“街頭長大的孩子”[7]社會地位的真正提升。1917年10月18日，他們的第一個女兒莎姆斯出生；1919年10月26日，他的妻子又為他生下了一對雙胞胎，未來的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和他的妹妹阿什拉芙。

1920年10月，因哥薩克師的原俄國統帥加入了白軍，這一職位突然空缺。艾哈邁德沙在英國使團的推薦下打算任命一位平庸順從的公務員接手這一職務。但令所有人吃驚的是，伊朗軍官一致反對。他們還得到了多名政要的支援，沙王迫於壓力屈服[8]。禮薩升任為准將，並被授予哥薩克師司令一職，這個師當時擁有兩千人、幾門火炮和一支機槍分隊。

這就是艾恩賽德將軍會見的人。在兩次面談後，艾恩賽德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他們尋覓的“武裝臂膀”。禮薩胸懷抱負，反對布林什維克，廉潔正派，且備受軍隊下屬的敬愛。對於這個人選，英國使團始終存疑……但時間不等人。

對禮薩來說，他人生的機會剛剛敲響了大門。他見過了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並很快發現後者完全不具備實現其野心的能力。在1921年2月20至21日的夜晚，他按計劃完成了和平政變的任務，阻止了布林什維克將影響力擴大到伊朗。英國部長隨後如願地讓沙王將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任命為首相。

第二天一早，人們就在德黑蘭城牆上，在大集市、清真寺前和重要的交叉路口看到一張佈告，它開頭是這樣寫的：

我命令：

所有德黑蘭居民都保持平靜，服從軍隊的指令。

全城現已實施戒嚴。從晚八點起，除軍人和警察外，任何人都不得出門上街。

國王陛下哥薩克師指揮官兼軍隊總指揮，禮薩

禮薩本無權以第二個頭銜自詡，但這無關緊要！如果他想獲得戰爭部長的職位，就得全力爭取。然而，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拒絕了他的任命，轉而將這一職位授予了自己的一個親信。禮薩嚥下這口氣，一句話也沒說。艾哈邁德沙很快明白這兩個人之間的矛盾可以讓他從中漁利。兩天以後，他向禮薩授予大元帥（薩爾達爾·賽帕赫）軍銜，然後靜觀其變。

由首相選定的新任戰爭部長沒能撐過十天。至於賽義德自己，他命人逮捕了數百位知名人士、親王和記者等，這些逮捕行動大多由禮薩的人完成，他們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通常大事化小，並儘量讓被捕者明白他們只是奉“賽義德”之命行事。於是，禮薩與繼續偏袒首相的英國人之間的對立日益突出。雙方各顯神通：一位由倫敦表彰的親王憑藉賽義德的書面命令得到釋放，在首都郊外一個街區實施治外法權，原本交由軍隊的各國公使團的安保任務被轉交至警察手中……

當首相重新拿起論戰的筆桿，每天刊登一篇聳動宣言的時候，治安問題繼續在德黑蘭肆虐。禮薩將出手治理：三天之中，幾名軍官擊斃了在德黑蘭為虎作倀的匪徒，居民們終於得以喘息。大小商鋪重新開張營業，夜幕降臨時，人們甚至可以在幾條有照明的街道散步了。

民眾明白了權力中心在哪裡。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是說話的，大元帥禮薩是做事的。沒過多久，後者竟更得民心了。艾哈邁德沙抓住機會，於1921年5月25日擺脫了這個狂妄自大到未經允許就在沙王面前就座、抽菸的年輕首相……鑑於議會一直沒有運作，憲法傳統賦予沙王罷免首相併選擇其接班人的權力。“請將他帶到哈奈根[9]！”沙王對禮薩汗命令道。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的政治生涯就這樣結束了，他被髮配到伊拉克邊境。殘暴之舉是沒有必要的，前首相叼著根香菸，離開沙王，鑽進由兩輛汽車護送的轎車。政變也隨之告終。

這一事件中的功臣禮薩是否終於要被任命為首相了呢？然而，沙王選擇了另一個人，一個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艾哈邁德·蓋瓦姆。此人在政變前任呼羅珊總督，隨後被賽義德·焦爾丁·塔巴塔巴伊下令逮捕，並被轉移到德黑蘭拘禁。至於禮薩汗，他被委任為蓋瓦姆政府的戰爭部長，並在隨後幾任快速更迭的內閣中始終得到留用[10]。

政權穩定了，國家恢復平和，政府著手啟動民眾企盼已久的改革。如此，伊朗建立了國家文化遺產保護聯合會、相當於紅十字會的“紅獅日”會、一個對宗教階層的財力造成致命打擊的中央房地產交易登記機構，並在法國人的幫助下建立了巴斯德研究院和一所農學院。

1923年10月20日，早已成為權力核心的禮薩汗終於被議會指定為首相。民意對他十分有利，人民將他比作納迪爾沙和阿米爾·卡比爾。

新首相一上任就加速改革。禮薩汗創立了軍隊總司令部，將精心挑選的年輕軍官送到法國楓丹白露的聖西爾軍校、索米爾的騎兵軍校、里昂的醫學院和義大利的海軍院校進行培訓。他還建設了德黑蘭軍事學院，並委託法國軍官進行學院的管理。

在這一短暫的過渡期，發生了兩起重要事件。第一起是國民軍隊的建立，並輔之以普遍義務兵役的政策。除中學和大學畢業生只服役一年外，其他所有青年都將在軍隊服役兩年。一些毛拉表示抗議，認為這一舉措有悖伊斯蘭教，但禮薩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援。這是教士階層與新晉強勢元首的第一次交鋒。

第二起是在英國人遙控下胡奇斯坦分離主義者的行動。當時，該省由一名本地權貴哈扎爾管理。他富可敵國，在該地區稱霸一方，並與保護英國石油公司自1905年開採的南部油田並從中獲得些許利益的巴赫蒂亞爾部族結盟。哈扎爾在從未請示中央政權的情況下擅自與倫敦簽署了一份“保護國協議”，又與德黑蘭做了些場面上的妥協。但他並未就此收手。他一直夢想獨立，於是在倫敦的公開支援下，於1924年發動起義，並獲得了德黑蘭一些人的支援，支持者中包括沙王的弟弟——艾哈邁德沙訪問尼斯期間臨時攝政的王儲，以及極具影響力的毛拉賽義德·哈桑·摩達雷斯。在召集三萬兵將（以騎兵為主）並配備了幾門火炮後，他自以為所向無敵，並公開挑釁。

對禮薩來說，決策的時刻到來了。在伊朗最年輕將軍法茲盧拉·扎赫迪的協助下，他調動了一萬人和多門火炮。此外，他還首次部署了三架飛艇（其中兩架由法國飛行員駕駛）——他的“空軍”。從首都出發時他宣佈：“我去清除封建領主的餘毒，恢復我們祖國的領土完整。”倫敦即刻提出抗議，在向德黑蘭發出的最後通牒中提到與哈扎爾簽訂的保護國協議及其石油開採設施的安全保證。英國的特派員一路尾隨禮薩到伊斯法罕，再到設拉子，只為勸阻他不要進攻，卻是枉然。

交戰於1924年11月14日在賽東展開。禮薩的“空軍”對從未見過此類事物的部族騎兵產生了極大的威懾力，哈扎爾的軍隊四散奔逃。11月19日，哈扎爾向禮薩發了一封電報請求寬恕，但實際上是為了爭取時間。他仍期盼身在尼斯的沙王出手相助，或者倫敦特派員最終能夠阻止禮薩的出擊。然而，沙王保持沉默，英國人也被生生拒絕。禮薩勝利進入省會城市阿瓦士，並直奔哈扎爾的宮殿而去。這個夢想獨立的人此刻逃往他停泊在阿拉伯河的遊艇，鑑於這條河是兩伊的邊界，如此他自以為可以在國際水域高枕無憂了。然而，他在夜間遭到劫持，並被帶到德黑蘭高地的一棟寓所中軟禁起來。這一事件就這樣解決了，英國人從此對禮薩心生怨恨。他們是對的，因為事實上，禮薩汗打敗的並非哈扎爾，他真正打敗的是倫敦。

禮薩汗如民族英雄凱旋般回到德黑蘭。與此同時，按照議會投票透過的一項法律，他選擇“巴列維”——在阿拉伯入侵前伊朗通用語言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姓氏，這在某些人看來是一種迴歸前伊斯蘭某種古老根源的象徵。

正是在這一時期，一股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運動在伊朗興起，其目標包括讓首相擔任共和國領袖。這一運動令庫姆和納傑夫的高層宗教人士深感擔憂，這些法律制定者和“效法的源泉”害怕伊朗受到新生的土耳其世俗共和國的影響。於是，宗教界對禮薩汗施壓，使其終止這一運動並自立為“萬王之王”。誠然，1906年憲法遵循“伊朗人民意願”將王冠授予卡扎爾王室，但信譽掃地的卡扎爾王室已經無人捍衛。因此，只要從他們頭上“收回”王冠，再將其“授予”巴列維家族即可。

隨著一場超出宗教界的民意運動，議會於1925年10月31日決定廢黜卡扎爾王朝。同時，他們投票決定，禮薩汗被冠以“瓦拉·哈茲拉特·阿格達斯”（尊貴殿下）之頭銜，並被指定為臨時政府首相。隨後伊朗召開修憲大會，當選的委員於12月6日出席會議。幾名委員提出建立一個非世襲的君主制。但多數委員選擇了世襲君主制。這難道不是新晉強勢領袖所渴望的嗎？12月12日，修憲大會將王冠授予禮薩·巴列維陛下及其“子孫後代”，巴列維依照憲法宣誓，令英國人極為不快。

接著一切都加速進行。12月16日，禮薩在格勒斯坦皇宮中接見了外交使團。命運的玩笑在於，英國全權公使作為外交使團團長，向沙王獻上傳統的祝福。1926年1月28日，新沙王正式將自己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指定為王儲，4月25日，他完成了正式加冕——那是一場以卡扎爾和薩非王朝的莊嚴肅穆為基調，具有伊朗傳統特色的加冕典禮。就這樣，伊朗加冕了一位新沙王，他在文化方面的不足被他對自己祖國的勃勃雄心和使其最終真正獨立的抱負所彌補。

在此以前，他將“國家的榮耀”——穆罕默德—阿里·福魯吉任命為首相，後者將在十六年後再次擔任他最後一屆政府的首相。

儘管最初的改革在新王朝建立前就已啟動，但他的加冕還是在整個國家掀起了發展狂潮。禮薩因勢利導，計劃為伊朗建立一支海軍，並向義大利訂購了數艘軍艦。這一舉措加上之前聘請法國人協助對陸軍進行現代化改造，都令英國十分不滿，他們等待時機以中止這方面的進展。空軍的建立也為伊朗引入了第一家飛機裝配工廠。伊朗的天空中很快就能看到最早的沙巴茲（雄鷹）戰機翱翔。製造輕型武器和彈藥的工廠也將填補國防裝備的不足。

在交通運輸方面，國家的轉型也加快腳步。一個長達八十年的伊朗夢想，伊朗所有改革家和1906年立憲革命的夢想，以及禮薩沙一生的功績初見雛形：跨伊朗鐵路的建設於1926年2月9日得到了議會批准。這一全長1394公里、連線了裡海和波斯灣的鐵路網由德國工程師設計，丹麥、德國和伊朗公司施工建設，且沒有求助於任何外資借貸[11]；它於1938年8月26日在民眾的歡呼聲中啟動執行。同年10月30日，第二條跨伊朗鐵路也投入建設，這條東西走向的鐵路連線了亞塞拜然首都和馬什哈德。12月4日，連通德黑蘭、伊斯法罕、克爾曼和霍爾木茲海峽邊阿拔斯港的第三條鐵路也破土動工，這一工程與其他幾項工程在二戰期間被迫中斷，並在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統治時期竣工。

除這些巨型工程以外，還有數千公里可通車公路的建設，這使得伊朗幾乎各個城市及首都之間都得以相互連通。

城市化建設也沒有缺席。在卡里姆·布扎焦梅利將軍的指揮下，德黑蘭的現代化變身令人歎為觀止。所有城市都通了電力和電話，這個時代特有的建築應運而生，今天被稱為“禮薩沙式”的這種建築風格像阿拔斯沙的風格一樣將在伊朗名留史冊。政府機關、各大部委、軍隊、銀行、教學機構所用的建築拔地而起，並幾乎都在日後被伊斯蘭政權列為國家歷史遺產。

這一大型建設和國家現代化政策中還插入了一項經濟獨立政策。禮薩沙從金融這一長年被外國勢力掌控的領域著手。1928年，印發貨幣的特權從波斯帝國銀行收回，這家如假包換的英國銀行為此獲得了二十萬英鎊的賠償，上述特權從此被委託給新成立的伊朗國家銀行。在此以前，伊朗還建立了另外三家銀行：賽帕銀行用於收集和管理軍隊養老金，它將很快發展成全國最大的銀行之一；拉尼銀行用於資助房屋建設；凱奇瓦茲銀行主要支援農業領域。最後，扎拉伯哈內（造幣廠）於1932年3月1日誕生，伊朗從此可以自行鑄造金屬貨幣了。

與此同時，禮薩計劃以石油收入負擔國家發展和軍事裝備支出，以平衡預算，並據此制定了一項政策。這方面情況比較複雜。1901年，英裔人士威廉·諾克斯·阿爾西與伊朗簽訂合同，其中規定伊朗將其領土上一塊48萬平方公里區域的石油開採權租借給阿爾西六十年，而伊朗將獲得勘探到的石油開採利潤的16%。找不到石油的阿爾西將他的大部分股權轉讓給了伯麥石油公司，後者比阿爾西更加幸運，他們在1908年發現了大型油田並創立了英波石油公司（APOC）。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溫斯頓·丘吉爾讓他的政府購買了該公司的股權。其結果是，禮薩現在面對的這傢俬營公司實際上屬於大英帝國政府！

1932年11月27日，德黑蘭決定單方面終止這些對伊朗不利的“租借”。兩國言辭激烈，軍隊各就各位。12月16日，倫敦提請位於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對這一事務做出處理，後者任命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愛德華·貝奈斯博士（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作為調停人協助處理這一爭端。經過艱難的談判[12]，26條協議於1933年5月14日達成：伊朗的利潤分成從原來的16%升至20%，並輔以每年七十五萬英鎊的最低收入擔保。此外，伊朗獲准派出一名“賬務審計員”常駐倫敦，但後者沒什麼機會履行其職責，因為這項條款在1951年4月摩薩臺將石油國有化時失效。同時，英國的開採區域也從48萬縮小到26萬平方公里。英國人還喪失了在伊朗境內進行石油運輸和分配的壟斷。但相應地，石油開採權的租借從1961年延長到1993年。正是這一點令沙王及其財政部長飽受指責，後者很快就因此而丟了官，而這一點也成為伊朗與各個石油開採公司（先是英國公司，隨後是一家國際財團）之間持續爭議的關鍵因素，直到伊斯蘭革命為止。

儘管禮薩沙仍無法擺脫英國的干涉，但他至少在短時間內使收入得到了實質性的增長，從而具備了加速實現發展計劃的條件。

禮薩最具革命性的成就當屬他對民法、刑法、商法和訴訟程式的制定、表決和實施，以及他創立的現代司法機構，這結束了伊斯蘭教法的統治和什葉派宗教階層對社會生活的殘餘影響力。這一革命是由司法部長阿里·阿赫巴爾·達瓦爾經過多年的努力逐漸落實的，他得到了沙王無條件的支援。這也讓伊朗人民的另一個夙願得以實現：廢除“領事裁判權”這一令西方人可以逃避伊朗當地法律管轄的特權。這些“領事裁判權條約”始於法特赫·阿里沙時期。廢除這些條約標誌著伊朗又向國家獨立邁出了重要一步。

1920年為弘揚伊朗文化而創立的國家文化遺產保護聯合會（安焦曼·阿薩爾·梅里）最早體現了增強國家自豪感、推崇為締造“伊朗性”做出貢獻的偉大歷史人物的願望。這一協會在新王朝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在禮薩沙作為榮譽主席期間，它的第一項工作是慶祝《列王紀》的作者菲爾多西的一千周年誕辰。這也給其他紀念性活動打下了基礎，1934年菲爾多西陵墓在圖斯建成，隨後另一位詩人哈菲茲的陵墓也於1935在設拉子完工[13]。

1935年在同一方針的指導下建立了伊朗學術院，其功能與黎塞留於1635年建立的法蘭西學術院相同。它承擔著推廣波斯語並使其與時俱進的職責。穆罕默德—阿里·福魯吉任該院的第一任主席。

禮薩實施的具有強烈象徵性的舉措還包括1925年下達法令對伊朗曆法進行現代化改革，透過恢復伊斯蘭以前的古老名稱，使之與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的歷法有所區別。這也是對這一曆法的發明者歐瑪爾·海亞姆[14]的致敬。另一個象徵性舉措是從1926年開始對國家精英的培養：每年公費派出一百多名學生前往法國繼續高等教育深造。法語成為中學和大學的必修語言，這使得法國在數十年中對伊朗軍隊、司法，以及公共機構和知識精英層的組建發揮了主導影響，儘管倫敦很不受用。

禮薩還啟動了德黑蘭大學的重建工作。此時，阿米爾·卡比爾的“達爾·弗農”所激起的勃勃雄心早已退去，餘下的只有無所事事的大學生、沒有正式編制的教師、作為卡扎爾王朝末期伊朗縮影的破敗校舍。1906年立憲革命後，皮爾尼亞兄弟和穆罕默德—阿里·福魯吉在改革的躍進中創立了一所政治學院，1921年又修建了一所法學院，同時艾哈邁德·蓋瓦姆也創辦了一所農學院。禮薩登基後，辦校之風更盛，在德國人的協助下伊朗政府又建立了一所商學院、一所高等師範學院和一所技術學院。隨後，禮薩沙決定建立一所與他對伊朗的期許相配的綜合性大學，並將上述學院彙集其中。為實現這一宏大目標，他選中一名法國人——建築師兼博物館學家安德烈·戈達爾，負責在首都以北一片佔地30萬平方米的區域上規劃大學園區。安德烈·戈達爾同時設計了美術學院（他作為第一任校長）、德黑蘭國家博物館（靈感來自薩珊皇宮，他是第一任館長）和國家圖書館。安德烈·戈達爾還主導了由福魯吉提出並於1930年透過的一項法案的實施，這一法規旨在規範考古挖掘，終止文物偷盜。像曾任德黑蘭醫學院第一任院長的斯特拉斯堡教授夏爾·奧博陵一樣，安德烈·戈達爾也對伊朗大學和伊朗文化做出了傑出貢獻。

禮薩沙為讓傳統藝術煥發新生，在全國範圍內創辦了多個書法、細密畫、琺琅藝術中心。此外，還要加上為使地毯這一數百年民族傳統藝術發揚光大並不斷創新而設立的國家地毯公司。

在文化復興的這些年中，國家出資組織了伊朗千年文學遺產的蒐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數百位幾個世紀前的作家、哲學家、史學家、詩人的著作不再僅限於小眾欣賞，而是大規模出版並讓所有人都能獲取。製作精良的課本和眾多詩集都用於大中小學的教學。20世紀的偉大詩人和作家也沒有被忽略。如此，很多新秀湧現出來：阿里·達什蒂、薩迪克·希達亞特、穆罕默德·赫加齊、賽義德·納菲西、穆罕默德·塔基·巴哈爾、尼瑪·尤什吉等人都看到自己的作品得到出版並獲得廣泛好評。有助於判斷力形成的外國鉅著也都被翻譯發行。“翻譯，翻譯，再翻譯。”禮薩不斷重複著，並敦促各部門的領導積極推廣這些譯著。

除1934年對菲爾多西千年誕辰的隆重紀念，他的統治也因另一社會文化事件而影響深刻：1935年禁止婦女佩戴頭巾。這一決定雖然生硬唐突，卻顯示了他想要將女性從宗教桎梏或對《古蘭經》的某種解讀中解放出來的意願。一部分宗教人士對這一重大改革反應激烈，特別是在庫姆和馬什哈德。政府對此以迅速、果斷的鎮壓作答。儘管生於穆斯林家庭，在伊斯蘭傳統中長大，並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宗教高層的支援得以奪取王權，禮薩（被一些人稱為無神論者）卻堅持宗教不可超越私人生活範圍，侵入國家事務的領域。在這一點上，他與他十分欽佩的土耳其鄰居凱末爾見解相同。為做出榜樣，他要求王后塔吉·莫魯克及其宮女出宮時都不戴頭巾，當然這讓她們開始時不免有些尷尬。

然而，在他的整個統治時期，形式民主和權力分立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遵守。雖然會集了眾多大地主、老牌中產、著名知識分子和律師並將宗教成員排除在外的議會可以暢所欲言、投票立法，但所有議員都必須得到政權首肯才能獲選，這讓他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所以，這一以軍方為支柱的政權是專制的——在那個時期，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獨裁專制政權都有抬頭的趨勢。儘管如此，這一政權從不血腥，除了在1921年政變後對一些部族首領透過軍事法庭快速裁決與清除，以及屈指可數的幾個令人遺憾的個案以外。需要強調的是，卡扎爾時代的政治人士和王公貴族，儘管其中有不少人公開與他保持距離，稱他是暴發戶，但沙王在他們面前卻始終保持低調和對他們的尊敬。

然而，他於統治末期在自己家鄉馬贊德蘭省購置大片地產時採用的多數不正當方式是理應遭到譴責的。當時禮薩以為提供新裝置、進行土地清潔整治、興建學校和診所、強化掃盲運動可以讓人們忽略他對權力的濫用。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因為雖然基層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主的利益卻受到損害，他們在禮薩統治剛一完結便重新奪回了他們的土地。

二戰前夕，當歐洲處於最後幾個月的和平之中時，伊朗這個二十年前千瘡百孔的國家已經實現了全面的蓬勃發展。它具備了工業架構，在主要日用品如紡織品、糖、其他加工食品等方面都做到了自給自足。每年，由沙王揭幕的“祖國物產”博覽會吸引著全國各省的民眾前來參觀，一睹伊朗的進步成果。

當時伊朗在經濟和對外貿易方面的最大合作伙伴是德國，法國主要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對其給予支援。柏林當時向德黑蘭供應鐵路裝置、軍用裝備、工業機床，並吸收伊朗大部分非石油類出口。五千德國工程師、商人、技師在伊朗國內工作。於是，在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禮薩沙給世人一種更偏向軸心國甚至支援他們的印象。他是否相信軸心國會獲勝呢？他是否像很多伊朗人一樣，基於對大英帝國的歷史仇恨而希望軸心國獲勝呢？

1939年9月1日，隨著德國入侵波蘭和英法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伊朗在這一變局下立刻宣佈中立。隨後沙王在9月12日新一屆立法會開幕儀式上和11月24日接見向他遞交國書的英國新任大使時重申了這一立場。

為了平衡他的內閣，1939年10月26日，著名的親德派艾哈邁德·馬田—達夫塔裡被任命為首相，以接替極端保守的馬哈茂德·賈姆，同時，以反英知名的阿里—阿薩格·赫克馬特得到了非常敏感的內政部長一職。此外，卡扎爾時代的老政治家、資深外交家，時任議會主席的哈桑·埃斯凡迪亞里被沙王任命為特使派往柏林，並得到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政府的高規格接見。他的使命到底是什麼？他們都談了些什麼？沒人知曉，據我們所知，伊朗的檔案中對此也隻字未提。

與此同時，德黑蘭改善了與莫斯科和東京的關係，這必然惹惱倫敦，使英國廣播公司反伊朗的宣傳力度更大，並引發了幾次外交事件，包括英國海軍對紅海上一艘載有德國機器的商務船進行登船檢查，鑑於船上的機器是沙王為伊朗第一家鋼廠訂購的，這激起了熱衷這一鋼鐵專案的伊朗民眾的強烈不滿。英國方面的批評很快集中到沙王個人身上[15]。不久前開始執行的德黑蘭廣播電臺沒有直接回擊，只是著重強調伊朗的中立立場。

英國持續施壓，禮薩改弦更張，他於1940年6月26日免去了艾哈邁德·馬田—達夫塔裡的職務，還將他非正式地關押了數日。任期屆滿內閣中任工商部長的高度親英人士阿里·曼蘇爾[16]接替前者，被任命為首相，而原內政部長阿里—阿薩格·赫克馬特將不在新內閣中任職。此外，沙王還命人逮捕了知名的反英倡導者穆罕默德·摩薩臺，並將其傳送到德黑蘭以外，雖然如此但全程仍以禮相待，傳送時讓他乘坐自己的轎車，並允許他的廚師和侍從陪同以便繼續在監獄內服侍他——一種十分東方的處理方式[17]。

1941年6月德國對蘇聯的入侵再次顛覆了力量對比。莫斯科加入倫敦的陣營之中。兩國全權大使分別於6月26日、7月19日、8月16日向德黑蘭發出近乎最後通牒的文書，敦促沙王改變其外交政策，因為儘管後者一再宣告中立，其政策卻始終被評價過於親德。

英俄對伊朗的瓜分是否已經在籌備之中，正如他們1907年所做的那樣？民意對此充滿憂慮。鑑於英國空軍已經不止一次侵入伊朗領空，伊朗北部省份的居民開始大批逃往被視為在此硝煙瀰漫時期更為可靠的德黑蘭。伊朗防空部隊進行了幾次警告性炮擊，外交部也向倫敦發出了語氣強硬的公文，這一切都令緊張局勢加速升級。

莫斯科和倫敦首先要求，隨後責令軸心國僑民撤出伊朗，並請求授予他們的輜重和部隊穿過波斯灣前往蘇聯邊界的權利。如此，伊朗成為一個極端的戰略要地，德黑蘭雖然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但總體上仍置若罔聞。禮薩是否高估了自己的軍力？他是否還在期盼德國的閃電勝利？法國（被他正當合理地視為擁有當時最強大陸軍的國家）的戰敗更強化了他的這一預期。他希望伊朗能夠處於戰勝者的陣營中。在德黑蘭，人們已經在私下裡談論如果德國獲勝，伊朗收復高加索行省的可能性。

1941年8月25日凌晨4點，英國和蘇聯越線向伊朗宣戰。伊朗主要用於國內治安的那支小軍隊面對兩個世界超級大國的軍隊能做些什麼呢？什麼也做不了。英國人的首要目標是摧毀伊朗海軍。他們的空軍以密集轟炸在幾分鐘內擊沉了伊朗的九艘戰艦，致使五百多名海員死亡，其中包括他們的統帥，海軍上將巴揚多爾。禮薩對身邊的人哭訴道：“那是我的心肝寶貝啊！”

西側，享有盛名的老軍官納賽爾·道萊·穆加達姆成功阻擋了英軍的進攻。但能堅持多久呢？另一側阿瓦士的重炮對英印聯軍開火，但成效不大。這是不是他們的垂死掙扎？在北部，幾個防衛陣地延緩了蘇聯軍隊的推進。然而同盟國的碾壓機正無情地朝伊朗首都駛去。

禮薩做出反應。在多方徵詢後，他向他的第一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福魯吉求援。他們二人五年以來關係不睦，備受尊敬但深居簡出的福魯吉一直過著一種自我流放的生活，既沒有社交也不追名逐利。他將這五年的政治隱退時間都投入到文學和學術生活上，並頗有建樹。六十四歲[18]的他身患疾病，且從不進宮。

當禮薩請他當晚進宮面談時，他猜到緣由。他向沙王提到自己的病情，並告訴他第二天再去會面，但鑑於事態緊迫，沙王向他派去了一輛宮廷轎車和自己的禮賓官。這位偉人終於在21時到達皇宮。二人的會面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王儲和多位政要都在外面的候見廳來回踱步。福魯吉最終走了出來，他對王儲說，“在這非常時刻，我也只能臨危受命了”，接著便轉身離開了。

第二天，他的任命就被正式公佈。穆罕默德—阿里·福魯吉是國家的榮耀，他以自身才乾和大公無私的行事作風在所有官員中樹立了極高的威信。福魯吉曾兩次出任首相，還是伊朗學術院的第一任院長、國家文化遺產保護聯合會的建立者和第一任會長，他還編輯出版了菲爾多西、哈菲茲、薩迪、海亞姆的作品，自己也著述頗豐。這就是人們期盼此刻能夠力挽狂瀾的人。

禮薩清楚自己在位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他也深知儘管新首相與自己仍有隔膜，但福魯吉是個可以倚仗的人。禮薩相信福魯吉可以應對這災難性的局勢。他沒有看錯。

8月29日，剛剛上任的福魯吉就遇到一場嚴重的內部危機。戰爭部長艾哈邁德·納赫賈萬以幾位高階軍官的非正式會議決議為依據，下令解散陸軍，讓所有士兵復員返鄉，而這一訊息沙王、首相和總參謀長是從……廣播中獲知的。艾哈邁德·納赫賈萬是在蘇聯受訓的空軍准將，這一點很快讓分析人士對他的態度產生了懷疑。僅僅幾個小時後，德黑蘭和軍區城市就陷入全面混亂，數千應徵入伍的青年在城中四散遊蕩，他們沒有生活來源，很多衣衫襤褸，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他們大多是偏遠地區來的農民。

在這危急關頭，福魯吉迅速反應。他將伊朗軍隊唯一的一級中將，數年來遭到雪藏但備受尊敬的阿米爾·艾哈馬迪任命為首都軍政長官。後者帶領四百名士官（其中有些已經退休並被緊急召回）成功保證了德黑蘭的城市治安。另一位也一直受到冷落的准將法茲盧拉·扎赫迪被指定為國家憲兵司令，負責維護全國治安並確保政府對局面的控制。

現在必須保住核心利益：8月30日，伊朗、英國、蘇聯三國政府簽署了合作先決條件，並透過隨後的一項正式協議使伊朗進入了同盟國陣營。福魯吉和索赫伊利將勝利的賭注壓在這一邊，王儲在某種程度上也持這種觀點。伊朗持續關注的柏林電臺從此開始對福魯吉——這個猶太人（謬誤）、這個共濟會成員（事實）傾瀉潮水般的聲討謾罵。無所謂，反正福魯吉賭贏了。

同盟國還有另一個要求：終結巴列維王朝。自從軍事政變以來，英國人一直對禮薩深惡痛絕，並計劃讓艾哈邁德沙的侄子，一名有才華的海軍軍官登上王位。但人們很快發現這名軍官竟不會說波斯語！讓一個不會說自己“子民”語言的人登基稱帝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於是提出讓福魯吉宣佈成立共和國，由他擔任共和國的首位總統，但福魯吉一口回絕了。然後，他們又接觸了尊貴顯赫的外交官穆罕默德·薩艾德，希望這位駐莫斯科大使能充當帝國攝政王，後者也予以拒絕。

福魯吉位於這些爭論和混亂的中心，頂住了英蘇兩國的壓力，勸說沙王退位。為了捍衛伊朗、維護他認為對國家統一不可或缺的君主制，必須犧牲父親，保全兒子。

1941年9月16日，坐在沙王辦公桌後，福魯吉用他優美的散文和傳統波斯文人的書法起草了沙王的退位文書。禮薩此時正在花園裡散步，他說：“我感到倦怠，是時候讓年輕人接班了。”

禮薩回到辦公室簽署退位文書。他的統治結束了。深恐首都爆發革命，王儲迷茫地走近父親，禮薩說道：“我與首相做了必要的安排。”他接著說道：“我將我的兒子託付給你，我將你們兩個託付給全能的主。”他緊緊擁抱了兒子，然後轉過頭不讓兒子看見自己落淚。汽車已經在等他上路了。

他的流亡開始了：伊斯法罕、克爾曼、阿拔斯港。他登上了一艘很不舒適的英國輪船“班德拉”號，在幾個家人和一些隨從的陪伴下出發前往孟買。伊朗政府得到了一個泛泛的承諾：在孟買停留後，退位的沙王將可以到阿根廷去。一登陸孟買，禮薩就發現印度政府拒絕他入境。他寫了幾封電報抗議，但被禁止發出——他現在只是一個囚徒。他被人送上了另一艘船，“葩馬”號，被告知航行目的地是模里西斯，這個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他在1941年10月19日到達那裡。島上的總督體貼地在禮薩被指定居住的寓所樓上升起了伊朗國旗。六個月的時間過去了，德黑蘭終於讓倫敦同意將禮薩轉至南非。1942年3月30日，他來到德班，隨後又輾轉到約翰內斯堡，他在那裡獲得一棟破舊但相對寬敞的別墅。禮薩從此過著足不出戶的生活。他在這棟房子裡日漸衰弱，於1944年7月26日離世。禮薩的屍骨被轉運到開羅，並臨時葬在瑞法伊清真寺。德黑蘭只舉辦了一場樸素低調的葬禮，因為其他擔憂正籠罩在人們心頭。他的遺骸最終於1950年春聲勢浩大地回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大阿亞圖拉霍梅尼下令摧毀其陵墓，但人們在裡面什麼也沒找到。事實上，禮薩的遺骸早已在他兒子的命令下被轉移到一個至今不為人知的隱秘處所。

七十年過去了。伊朗人似乎對他不到二十年的統治所記取的只有他們的國家朝進步和繁榮邁出的一大步、良好的社會治安、婦女解放、政教分離，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光輝業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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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生於1888年，卒於1969年8月29日。他創立了三份報紙：《伊斯蘭的基礎》（Fondations de l’islam）、《雷鳴》（Ra’d）、《閃電》（Éclairage），最後一份是在政府當局將他的第二份報紙查禁後創立的。

[2] 參閱“卡扎爾王朝的覆滅”一章。

[3] 伊朗與俄國的多次戰爭在1826至1828年間展開。

[4] 從Soleyman Behboudi的《回憶錄》中摘取的片段，這部珍貴的日記在巴列維王朝統治期間從未出版，Téhéran, Tarhé Now, 1992。

[5] 在這一方面，他在最初步入“社會”生活時與葉爾孤白·萊伊斯和納迪爾相似。

[6] 這位上校，也就是伊朗軍隊的第一位參謀長，他的筆記和檔案都在日後由他的小兒子Madjid Mirza親王彙總，用打字機錄入，組成了有關禮薩生平的有趣資料檔案。本章中的一些史實和逸聞也都從中而來。

[7] 他此前的第一次婚姻娶的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女子瑪利亞姆，她在禮薩的第一個孩子——未來的哈姆丹薩爾塔內·巴列維公主出生後不久死去。

[8] 參閱Nader Peymaï,Reza Shah d’AlâchtàJohannesburg, Los Angeles, USA, Ketab Co.,1990。

[9] 伊拉克一個邊境城市。

[10] 對於所有細節，請參考我們的作品Mohammad Reza Pahlavi, le dernier shah中的“萬王之王”一章。1月24日，蓋瓦姆辭職。

[11] 這條鐵路總造價1750萬英鎊，對那個時代和伊朗來說是一筆鉅款。

[12] 對於這一爭端的細節，請參考Yves Bomati和Houchang Nahavandi, Mohammad Reza Pahlavi, le dernier shah, Paris, Perrin, 2013, p.53 sq。

[13] 薩迪的陵墓也於1952年在設拉子重建，替代了原來古舊、簡陋的建築。

[14] 參閱上文，第十一章“伊朗的‘文藝復興’”。

[15] 英國在伊斯蘭革命勝利和伊朗君主制結束前數月也曾如此行事。

[16] 他年輕時曾作為本地員工受僱於英國使館。

[17] 摩薩臺在1951年當選首相時曾下令對他的逮捕進行調查。但在檔案中除了應該對他的營養和健康給予特殊關照的指示以外，沒有查出任何記錄。

[18] 他生於1877年1月1日，卒於194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