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對今天的啟示

我們對人類過去的這一研究已到了最後的部分。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在每個主要階段結束時都要停下來盤點一番。我們會問自己：“歷史對今天有什麼啟示？”我們在每個主要部分的結尾都會問這一問題，本書也是以此劃分章節的。在最後部分該問題的答案之所以比以前的長，是因為現在每一年比過去幾十年或幾個世紀發生的歷史事件還要多；還因為生活在21世紀前夕，我們正在回顧數千年來人類的正確和錯誤行為。

這一跨時很長的審視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我們人類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很早以前，人類的首次登場很可能是在非洲大陸，作為弱小、相對稀少、似乎毫無防禦力的生物，我們的未來似乎也因處在高度競爭的出生地而沒有希望。我們沒有大象那麼大，沒有獅子那麼強壯，沒有羚羊那麼迅速，也沒有像臭鼬、豪豬或烏龜這些動物的保護手段。然而今天，我們人類已經超過了其他所有動物，這主要是因為只有我們學會了利用自然環境來滿足自身的需求——使環境來適應我們的遺傳特點，而不是相反，像其他所有物種那樣去適應環境。

因此，人類是獨一無二的命運創造者，而不是命運的產物。已故的宇宙科學家卡爾·薩根提到了這一品質的意義。[1]他說，當今的高科技已使人類擺脫了遭到滅絕的雙重威脅：繞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紀的襲擊。小行星的軌道可以跟蹤，我們可以使那些被發現將會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離原來的軌道，或用核導彈將它們炸碎。同樣，我們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陽鏡集中太陽的熱能來溫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陽能防止或緩衝新冰川紀的到來。這種行星傘和行星加熱器的結合為人類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們成為宇宙蠅拍的犧牲品，儘管可以想象在未來的某個時候這個蠅拍會扼殺地球上的生命。人類不久將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這將使人類成為第一個多星球的物種，以此獲得更進一步的安全保障——這是一個可以重新提供極稱心的保險以防禦未來災難的本領。

人類的首要地位似乎非常安全，以致有些科學家期盼著一種烏托邦式的未來。斯坦福大學工程學教授及系統理論專家威利斯·哈曼宣稱：“我看到，隨著人們創造了可選擇的發展、可選擇的經濟、新型的企業家、新型的社群，在整個地球上發生著各種奇妙的創新事物。新的社會的各個部分正在建成，它們不再威脅著任何人，因為它不是一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或類似的東西。它是十分有機的……我們的時代是人類生存的偉大時代之一，我們正在實現一種進化飛躍，人們將只需用一生的時間就可跨越。我對將要發生的一切充滿信心。”[2]同樣熱情洋溢的是加州理工學院地球化學家哈里森·布朗，“我很自信地認為，今天的人類已擁有比其所認識到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類已有能力創造一個全世界的人們都過著自由、富足，甚至具有創造力的生活的世界……我相信，我們能創造一個將使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變得微不足道的世界”[3]。

與這些令人愉快的期望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在一些國際暢銷書令人沮喪的標題，例如《世界的末日》《未來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等。對人類前景的憂慮不僅侷限於書店裡。一個國際小組在美國、加拿大、義大利、德國、法國、黎巴嫩和紐西蘭隨意調查了3萬名男女，發現這些人嚴重抑鬱的發生頻率比其祖父母輩高3倍。[4]

這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時代之謎：人類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瑪峰，而同時又因自我懷疑變得步履蹣跚——害怕不能登至峰頂，而是落到死亡之谷。這種自我懷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與哈曼和布朗所設想的潛在烏托邦相對應的是在報紙標題和電視螢幕上明視訊記憶體在的敵託邦。福坦莫大學的年報《社會健康指數》明確提出了這種潛在性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該報告以人口調查局的有關青少年自殺、失業、吸毒、中學退學率及所得到的可購住房等統計資料為基礎，檢測了美國社會的健康程度。這個指數從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該年報負責人的評價是“糟透了”。

為什麼在有些科學家所期望的烏托邦與實際存在的敵託邦之間會有不斷拉大的鴻溝呢？答案可以在我們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為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而設定的控制機制構成。文化是在諸社會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因而體現了它們的生存智慧。構成各種文化的價值觀旨在提高社會的凝聚力和存續能力。因此，通常體現在諸文化中的社會標準有利於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證種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產以保證經濟的維持，最大限度地加強軍事力量以保證實際的生存。

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文化已成為它們各自社會必不可少的基礎。個體只有透過他們的文化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因此，任何對文化價值的威脅就像對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脅一樣嚴重。為此人們極不願意忍受任何對傳統價值的實質更替或改良。為此文化的僵化也是亙古長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科技革新使相應的快速社會革新成為必要時也是如此。不過，科技變革通常還是被接受和受歡迎的，因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變革則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為它威脅到傳統、令人舒適的價值觀和實踐。

這種二元對立在整個歷史中一直盛行，結果就是社會在我們自己創造的科技風暴中停滯不前。這種脫節應對玷汙人類歷史的大量的長期暴力和血腥屠殺負有責任。現在這種脫節仍在繼續，並且正在直接、消極地影響著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就像電視螢幕和報紙上的標題所不斷顯示的那樣。

例項：工作

人類學家普遍認為，食物採集的舊石器時代祖先比我們現在擁有更多的休閒時間。當代的食物採集者，不論是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還是南非卡拉哈里沙漠裡的“昆人”，通常每週只花15小時到20小時採集食物。這樣的生活方式為處理社會關係留下了大量的時間，其中包括按照適當的儀式準備和享用食物。這是一種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裡盛行的模式，但是，隨著約1萬年前的農業革命的到來，變化開始發生了。

農業革命引起了技術突破——冶金、車輪、紡織、陶器、造幣——的連鎖反應，並在現代引起了18世紀後期節省勞力的工業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替代勞動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術革命都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但矛盾的是它們也延長了工作日的時間。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來播種、耕作、收穫和餵養牲畜。同樣，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工廠的工人每週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時。後來，工作日開始逐步減少，1900年美國人每週平均工作60小時，1935年按法律規定減少到40小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機器人和其他勞動力替代裝置的採用激起了人們更多地減少工作時間的期望。1992年，美國勞工聯合會前主席威廉姆·格林斷言：“唯一的選擇就是失業或休息。”[5]選擇已作出，就是失業。公司的高管都拒絕接受縮短工作時間的建議，認為由此增加的勞動成本將使他們的公司易受國內外競爭對手的攻擊。因此，在這個機器人和計算機時代，美國出版了名為《過勞的美國人》的書籍。與此同時，日本人則創造了名詞“過勞死”，意思是指因過度工作而引起的一種致命疾病；根據日本國家公眾健康學會的定義，這種疾病可以導致“先前存在的高血壓症狀的惡化，最終導致死亡”[6]。實際上，現在“過勞死”在日本是導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僅次於癌症。

圖309 小而簡單的社會的成員——諸如在菲律賓很興旺的唐巴圖族與自然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這些人沒有極大地影響自然界的技術手段。儘管生活在複雜社會中的我們總認為自己比這樣的人高階，但事實是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向他們學習。

與此同時，格林的關於休息或失業的預言也已被全球性的就業危機報告證實。世界上有28億勞動力，至少有1.2億人失業。另外還有5億人是“未充分就業”，意思是說他們只能勉強找到工作，其收入甚至還不夠支付基本生活所要。[7]

例項：不公平

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的歷史脫節不僅對機器人時代的“過勞死”負有責任，而且對全球性供應過剩時代的不公平——全球營養不良——負有責任。長久以來，人們認為，不公平是人類索取和好戰的基因所必然導致結果。但是與此相反，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卻從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結論，人的本性既不是合作性的，也不是掠奪性的。更確切地說，它有“巨大的潛在性”，可以被盛行的文化塑造成各種形式。[8]因此，遊牧民族食物採集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自然不鼓勵獲取，因為當時這些遊牧民族每隔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就要遷移到下一個營地，而積累的個人財產每隔幾周或幾個月就要重新安置。

然而，隨著農業革命的到來和人類從遊牧生活轉向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質財產變得可行且合乎需要。這一轉變在無地農民和有地貴族之間、世襲貴族和平民百姓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懸殊。一位社會學家斷定，“技術和經濟越發達，社會的不公正就會越大”[9]。

這一假設為在我們這個技術和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時代裡形成的逐步升級的不公平所證實。聯合國1994年的《人口發展報告》披露，在過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增長了3倍。但是，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國內和在國際上卻都是不公平的。報告說：“在1960年至1991年間，佔全球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在世界收入中的佔比從70％增加到85％……而20％最窮的人所擁有的微薄收入則從2.3%下降到1.4%。”[10]

這種不公平不僅在全球範圍內，而且在許多社會中都得到了證明，正如以哈佛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拉里·布朗為首的“美國醫生反飢餓特別工作組”1985年的報告所詳細說明的那樣。該組織走訪了州長、教師、部長、社會工作者以及捱餓者本人。他們斷定，大約有2000萬美國公民在捱餓，也就是說他們無力購買足夠的食品，並且定期發生食物斷絕的情況。醫生們說：“在美國，飢餓是一種全國性的流行病。據判斷，在美國，飢餓問題現在比過去10到15年間的任何時候要更普遍、更嚴重……我們認為，今天的飢餓和營養不良在全國的每個地區都是嚴重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去過的所有州和城市，沒有哪個地方不存在大量的飢餓問題。”[11]

日本的大量“過勞死”和美國流行的饑饉使哲學家伯特蘭德·羅素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人類的消亡將比料想的快。”羅素判斷的正確性為在20世紀裡千百萬的人無謂死亡所證明。如果我們將自己僅僅看作一個長長生物鏈中的一環，那麼，前景將會更加悲哀。現在在地球上，生存著約4000萬不同種類的植物和動物。然而，從前某個時期，地球上曾生存著50億到400億個物種。因此，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種仍然存在，而地球上99.9%的物種都已滅絕。

儘管我們人類目前在地球上佔據主導地位，但大批物種的出現和消失也提出了有關我們自身命運的問題。一個明顯的答案是，有些物種之所以滅絕是因為它們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如冰川紀的到來。這就是人類有別於那99.9％的物種的原因，因為我們優越的智力賦予我們獨一無二的能力來操控我們的環境，從而滿足我們的需求，這與其他所有物種所遇到的情況相反。因此，我們，也只有我們是自身命運的創造者而非產物。但是，我們的智力不能保證我們運用智力的方式的明智。我們的技術能讓我們建造出我們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們迄今創造了一個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嗎？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是不是在使我們生活的星球像環境學家所警告的那樣不適合居住呢？

圖310 儘管少數民族更有可能處於不利地位，但美國的大部分窮人卻是白人。而且，儘管城市內部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貧窮，但農村的居民卻比城裡的居民更容易陷入貧窮。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在複製一個天體物理學家加來道雄所推理的自我毀滅的銀河模式呢？他推理，在我們銀河系的2000億顆星球中，肯定有成千上萬顆星球存在著智慧生命。然而，我們對離地球100光年以外的星球所從事過的無數探索和正在進行的探索卻一無所獲。有些科學家推測，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可能已達到了某一進化階段，掌握了提純鈾的方法，自毀於曾經讓地球人膽寒的“核冬天”。加來道雄斷定：“也許其他文明毀滅了自己。現在沒有辦法知道，但是，銀河系中我們這部分顯見的荒涼可能指向了那個方向。現在也許輪到我們了……地球上的我們可能會變成一個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12]

考慮到人類迄今為止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很少抑制蠢行這個事實，這一推斷是很難讓人心安的。但另一個事實是，今天，我們人類擁有我們的祖先所沒有的優勢，這開闊了我們的眼界。一個優勢是逐步提高的技術和生產力，這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了全球性的供應過剩。我們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過長期的貧窮，他們依靠數量有限的自然資源生活。相比之下，我們今天從自然資源中得到的財富更少，而從我們幾千年來不斷積累起來的技術本領和科學知識中得到的財富則更多。因此，能分的餡餅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們不再註定要為生存無情地爭鬥——不再註定要實行贏家通吃的強權政治。然而，傳統的強權政治遠還沒有被取代，這一點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資料中很明顯。

現有的另一個優勢是通訊革命，它使人類的所有進步都能迅速地讓人知曉並用於整個人類。像掌握農業和冶金技術這樣的基本進步就不再必然成百上千年地只是某個地方的成就和實踐了。通常，這樣的成就在非常緩慢地傳播到更廣闊的地區之前，只在有限和孤立的地區為人知曉。因而各民族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再到鐵器時代等的演進速率存在巨大差異。

今天，人類已不再侷限於使用自然存在的當地的物質。我們不需要從地裡取出這些物質，不論是寶石，還是銅或鐵礦石，然後再花很多的錢把它們運到某加工中心。情況是，程式首先出現在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們的腦子裡，他們設計出所需的新物質，然後開始製作這些新的“設計者材料”。因而也就從傳統的石器、青銅和鐵器時代加速進步到今天基於塑膠、陶瓷、合成和其他定製材料基礎上的人造時代。

新時代建立在設計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學家們從分子以上的物質中定製。由於是定製的，它們也就能夠根據需要比金屬更強、更便宜，它們可以用來建造飛機、汽車和所謂的“生物材料”（塑膠、陶瓷和合成品），用來製作髖關節、骨植入體、人造動脈，甚至整個人造心臟。

人類與生物世界的關係同人類與非生物世界的關係一樣，正在發生根本變化。這一點在天花病毒這一案例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它曾是令最多人恐懼的疾病。至少在2000年前，天花病毒首先出現在遠東地區，它於公元8世紀傳播到歐洲，然後隨著哥倫布傳播到美洲。隨著歐洲人向其他大陸的擴散，該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因而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島居民都遭到了這種滅絕種族的災難。該病毒也曾在歐洲持續不斷，達到了瘟疫的程度，並最終奪去了歐洲大陸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圖311 一個世紀前，工業革命將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吸引到大機器和能源所在地的工廠。今天，相反的趨勢正在進行：通訊革命允許人們在任何地方形成觀念和處理資訊。

1796年，人們開始制伏天花病毒，當時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現，接種或感染上牛痘的人不受天花感染。今天，天花與人類的關係已經完全顛倒了過來，只有少量病毒被隔離在美國和俄羅斯的實驗室裡。據記載，已知的最後一例天花病例是1977年在索馬利亞發現的；1980年，人們宣佈，自然狀態下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學家們一直在建議，將儲存的一些天花病毒毀掉，以防止它們從儲藏室裡跑出來，但最終的決定卻一再被推遲，因為人們擔心將來的研究可能需要這些病毒。這種擔心現在已有所減少，因為科學家已經研製出了天花DNA片段的無害克隆，並相信他們現在已擁有完整的基因圖譜，這將讓科學家們能夠在天花病毒本身已被消滅的情況下從事研究。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同意，將1999年6月30日設定為銷燬所有庫存天花病毒的最後日期。因此，長時間折磨人類的殺手病毒現在正被鎖藏著，靜候著由從前的受害者們決定的執行（即銷燬）日期。這樣，人類就在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中都處於絕對的統治地位。

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斷定：“在歷史的程序中，地球上的人類第一次只面對自己；他們發現不再有任何其他的夥伴或敵人。”我們這個時代巨大的反諷是，人類的這一主導地位是導致上述全球憂鬱症的根源。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競爭對手之後，我們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只與我們自己遭遇。

這一新的與內在自我、而不是與外部世界的對抗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它不僅要求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術——在這個事業中，我們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無可比擬。它還要求那個知識的王冠帶有一個倫理的指南針，為它提供方向和目的。17世紀，當科技革命出現時，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們注意它的潛力，並提防它的危險。他熱情地贊同透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他又說，這種追求應該“謙卑和仁慈”地進行，不是“為了心情的愉悅，或為了競爭，或為了比別人優越，或為了利益、名譽、權力，或任何這類劣等的東西；而是為了生命的利益和效用”[13]。

圖312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年）被認為是經驗主義之父和科學實驗之父。他認為，科學是一個工具，服務於“生命的利益和效用”，應該為改善人類境遇提供幫助。

福坦莫大學的《社會健康指數》和電視螢幕上每日的曝光清楚地表明，我們迄今為止都忽略了培根的告誡。這一分析中的關鍵詞是眾多“迄今為止”。這些詞提出了全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困境是最終將被我們克服的暫時障礙，正如我們過去遇到的那麼多困境一樣？還是永恆的，因為它建立在已預先設定為索取和侵略的人類基因的基礎上？

如果這種遺傳宿命論的假設被接受，那麼全球的憂鬱症便變得可以理解了。但它未必有理，譬如新近的研究就引起了對這個迄今已被接受的宿命論前提的懷疑。這一研究的一位先驅者是生物學家瑪麗·克拉克，她不僅反對以基因為基礎的人類好戰和索取的假說，而且以“人類需求理論”取而代之。該理論認為“社會中所發生的衝突幾乎總是因為這種鄰居間相互合作的生物需求正受到一個又一個社會安排的阻撓”[14]。

認為合作而不是衝突是人類更本質的傾向的主張得到了伊利諾伊州的密西西比河畔小城奈奧塔的有力支援。1992年中西部發生洪水期間，駐紮在附近的海軍新兵訓練中心的一隊服刑黑人和西班牙毒販被派往奈奧塔，加固被不斷上漲的洪水威脅的大堤。當他們到達這個小城時，其中一個犯人擔心地提到：“看過多久會有人叫我們黑鬼？”幾個月後，這個犯人注意到他的經驗是有問題的：“我們在等待，但它從未發生。”它不僅沒有發生，而且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不分晝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後，這些犯人贏得了當地居民的尊敬和感激。“他們給我們送來了百事可樂，”其中一個犯人回憶道，“他們讓我們坐在陰涼處，喝他們的水管裡的水。他們真是好人……他們給我們吃烤牛肉和雞肉的晚餐。肉餅、蘋果派，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們都感謝我們。”這次經歷的意義對參與者起了作用，儘管在每小時一次的有關洪水水位的報道中媒體的確忽略了這一點。他們在向大堤扔沙袋時所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一個犯人寫的：

他們說在奈奧塔
吃得非常可口
他們每天讓我吃兩頓
現在，他們是我的好朋友
噢，上帝，我們不許你發洪水
因為這裡有許多愛
他們說在奈奧塔
人們非常善良
我們的皮膚雖然顏色不同
他們卻沒有放在心上。[15]

人們的想法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改變，災後清理的時刻便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該城的居民需要作出選擇：是要更多的犯人還是一群學生志願者。居民們一致的決定是選擇犯人。因此，在短時期內，一群形形色色的中西部人能用相互發現和相互尊重取代過去的恐懼和偏見。

持懷疑態度的人爭辯說，水位上升迫使整個群落在一起工作，且這樣做時能使他們超越過去的恐懼和偏見，所以轉變才是可能的。這顯然是真實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進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機構逐步衰退，促進了這種轉變，迫使個人取代日益機能失調的體制。職責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託給控制中心，不論是白宮、克里姆林宮，還是唐寧街10號。在全世界範圍內，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權利和管理工作，為重建他們的社會而創造大廈。

圖313 21世紀的挑戰在於超越丟棄“廢物”的概念，轉而採用以創新方法回收材料的觀念。也許，當年裝飲料的容器可能會成為來年時裝的纖維。

例項：蘇聯

蘇聯諸共和國的基層環境保護主義者們就他們土地上普遍性的生態退化問題與克里姆林宮行政機關發生了衝突。環境保護主義者繼續組織了一場有助於激發蘇聯的民主轉變的運動。他們繼續充滿幹勁，現在透過社會生態協會發揮作用，尋求繼任者獨聯體對廣泛的環境和人權問題承擔起責任。

例項：瑞典

一場廣泛的公民運動是在努力將瑞典變成一個模範的可持續社會。在傑出科學家的支援下，市民的領導人正在尋求定義自然和可持續發展的細節。他們的結論正以國王的一封信的形式分發給瑞典的每個家庭和學校。瑞典的49個地方政府、瑞典農民聯盟的成員和瑞典的22家大公司都在參與這一舉國上下的再評估和重構運動。

例項：肯亞

肯亞“綠帶運動”的婦女已建立了1500個基層託兒所，種植了1000多萬棵樹。她們的進取心鼓舞了非洲其他國家的婦女開展同樣的活動。

例項：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之間的山頂上是一個擁有140個居民的村莊，它的名字叫尼夫沙洛姆或瓦哈特阿爾薩拉姆，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都是“和平綠洲”的意思。這個村莊由兩名阿拉伯人和兩名猶太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管理。它有長長的等候加入的家庭名單，正在計劃成立一所能教授如何處理衝突的大學。“和平與共存，”一個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說道，“在這個國家是如此不現實。要傳授這些知識，你需要一個像‘和平綠洲’這樣的事實來表明現實的人們是可以實現和平與共存的。”[16]

例項：美國

美國目前正在掀起一場“自助”和“互助”運動。運動由這些人員構成：他們面臨同樣關注的問題或處於相同的境地，他們自發地需要情感的支援和實際的互助。該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酗酒者互誡協會”的鼓舞，該協會成立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兩名互助戒酒的酗酒者創立。美國自助組織的成員數目的不斷增加表明了對“自助”和“互助”運動的需要：20世紀70年代其成員數目是500萬到800萬，80年代增加到1200萬到1500萬。這場運動包括“吸毒者互誡協會”“暴食者互誡協會”“陽痿者互誡協會”“神經症患者互誡協會”“抑鬱症者互誡協會”“虐待者互誡協會”“性癮者互誡協會”“同性戀互誡協會”“工作狂互誡協會”和許多其他型別。一個參與該運動的學生解釋說：“人們想控制他們生活中的一些東西。他們不能控制國際問題，但他們也許能控制街坊裡的一個問題——抑鬱症或哮喘病。人們不想僅僅是消費者，他們想成為社會的參與者。”[17]

人民大眾的這種生氣使人聯想起托馬斯·傑斐遜，他在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時歡欣鼓舞地宣佈：“所有的眼睛已經或者正在睜開看到人的權利……那就是人類大眾並不是生來就在背上放著馬鞍，準備好供少數受上帝恩典偏愛的鞭策者合法地駕馭他們的。”[18]毫無疑問，如果傑斐遜復活，他將驚訝地發現，在21世紀前夕，所有大陸的眼睛都在睜開，而不是少數西方國家；這些眼睛是所有階級的眼睛，而不僅僅是極少數受過教育的有產者的眼睛。

這一剛出現的全球覺醒與現代高科技的各種潛力一起表明，現在，憂鬱症是不合時宜的。當然，這不是一個自欺幻想的時代，但也不是一個悲觀預言的時代。相反，這是一個冷靜地重新評價現有的做法和制度的時代，保留有用的、拋棄無用的。在中國，人們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東歐，人們拋棄過去的計劃經濟，但又試圖維護過去的“安全網”。

實驗不只侷限於使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調和。它還包含資本主義的可選形式（例如強調不受限制的自由企業的美國型別及強調福利國家與工人參與決策制定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型別），也包括社會主義的可選形式（例如自由市場和人民民主專政相結合的中國特色，還有蘇聯變動不居的不整合狀態，經濟學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勸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們的“意識形態純潔性”[19]）。

這種沸騰的現象暗示著21世紀的巨大潛力以及巨大危險。缺少水晶球，歷史學家就不能預測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們能帶著理智的信心預測，21世紀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敵託邦，而是一個充滿可能的世紀。無數可能中的哪一種將會實現將由人類決定——人類是聰明的物種，憑藉著他的聰明，他是命運的創造者，而不是產物。然而，創造力的才能並不能保證被創造物的價值，正如當前對弗朗西斯·培根所謂的“劣等的東西”的趨之若鶩所表明的。這種傾向在即將到來的世紀中似乎會證實伯特蘭·羅素的關於人類寧願“死也不願思考”的格言。針對這種可能的情況，另一位英國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也說出了智慧之語：“邪惡獲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沉默和無所作為。”

如果善良的人們不保持沉默而選擇做一些事情，他們應當做什麼呢？這裡也有當代傑出科學家愛因斯坦的智慧之語來指導我們。愛因斯坦在晚年越來越關注他所熱愛的科學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結論中，值得注意的是愛因斯坦在20世紀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幾個世紀前所斷言的基本倫理的前提。對培根來說，科學是一個工具，服務於“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樣，愛因斯坦堅持認為，“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

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麼，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於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20]

圖314 20世紀50年代，愛因斯坦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所斷言的基本倫理前提。愛因斯坦堅持要“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

愛因斯坦堅信他所提出的“造福”的可行性，堅決反對遺傳預先註定人性的主張：“人類不應因其生理結構而註定自相殘殺，或聽任那殘酷、自作自受的命運來擺佈。”[21]

然而，如果人類像愛因斯坦所堅持的那樣，不是遺傳上的自我毀滅，那麼，他們飛速發展的技術卻正在使他們遭受接連不斷的社會問題。一個例子是不公平，因此，美國現在的頭號殺手是過量飲食和肥胖症，而世界其他地方則是營養不良或飢餓。人性意義上的不公平下頁這兩張照片中得到了闡釋。一張是在貧窮的蘇丹，一個小女孩被一隻禿鷲追蹤，等待著當她不再能自衛時吃掉她；另一張是在美國，一個孩子正得到她母親的寵愛。

圖315 一隻禿鷲正盯著一個在蘇丹大饑荒期間因飢餓而癱倒在地的小女孩。

圖316 出生在舒適家庭中的孩子們不一定會充分地利用他們所擁有的機會。歷史表明，雖然我們過去的成就光輝燦爛，但同時我們也幾乎不能避免我們所能做的蠢行。當然由於我們的基因和技術，今天我們仍然能夠自由地做命運的創造者，而不是它的犧牲者。

與不公平問題同樣嚴重的是我們這個核時代的戰爭問題。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1998年5月，當時印度進行了五次地下核試驗，巴基斯坦立即以眼還眼。南亞的核武器競賽導致的危險遭到了世界範圍的譴責。但是，這兩個國家有關核試驗的優點和缺點的激烈爭論卻成了一個鼓舞人心的副產品，正如遊行者手中揮動的標語牌上相互衝突的詞句所顯示的那樣（見圖317與圖318）。

圖317 1998年5月20日，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在參觀印度進行了五次核試驗的實驗場時受到印度婦女的夾道歡迎。瓦傑帕伊說，印度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國家安全。（圖中標語為：我們為核試驗感到驕傲。——譯者注）

圖318 在印度於同月稍早時間進行過核試驗之後，巴基斯坦也進行了五次核試驗。1998年5月29日，在新德里發生了反核遊行，質疑了印度的新力量。（圖中標語為：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工作，沒有問題——我們有炸彈。——譯者注）

這些標語說明了印度人對政府進行核試驗的不同反應。這種不同支援了愛因斯坦的論點，即人類不應“聽任那殘酷、自作自受的命運來擺佈”。換句話說，21世紀並不是預先註定的，它將是我們創造的樣子。這一結論得到了以下事實的支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示威者成功地說服了他們的政府在1998年9月宣佈，它們將簽署一個禁止核試驗的國際條約。[22]

[註釋]

[1]C. Sagan, Pale Blue Dot（蘭登書屋，1994）；and The Demon-Haunted World（蘭登書屋，1995）.

[2]Business Ethics（March-April 1992）, p. 30.

[3]CBS Television Network,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y 21，1967.

[4]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5，1989；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1992.

[5]Cited in J. Rifkin, The End of Work（Putnam，1995）, p. 222.

[6]Ibid.，p. 186.

[7]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State of the World，1997（W. W. Norton，1997）, p. 123.

[8]A. Bandura, Aggression（Prentice Hall，1973）, pp. 113，322.

[9]G. Lenski, Human Societies：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McGraw-Hill，1974）.

[10]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Oxford University，1994）, p. 35.

[11]Hunger in America. The Growing Epidemic（Harvard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1985）, pp. xiii，xiv.

[12]M. Kaku, “Apocalypse When?” Guardian（November 20，1991）, p. 11.

[13]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MIT，1983）, pp. 114-115，178-179.

[14]M. E. Clark, “Meaningful Social Bonding as a Universal Human Need,” in J. Burton，ed., Human Needs Theory and Conflict Prevention，［sic］（St. Martin’s）.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are available in the important study by M. E. Clark, Ariadne’s Thread（St. Martin’s，1989）.

[15]New York Times, July 29，1993.

[16]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1，1997.

[17]Frank Riessman，Director of National Self-Help Clearinghouse，ci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1988.

[18]Cited in H. S. Commager, “The Revolution as a World Ideal,” Saturday Review（December 13，1975）, p. 13.

[19]New York Times, June 25，1987.

[20]This Einstein statement was the theme of the “1985 Carnahan Conference on Harmonizing Technology with Society,” held on August 22-23 1985，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Lexington，Kentucky.

[21]Albert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Philosophical Library，1950）, p. 127.

[22]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