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全球性影響

我們正處於人們迄今所知的最大的技術革命之中，它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要比新石器時代的農業變革或早期的工業革命密切得多，當然也迅速得多……

——C. P. 斯諾，1966年

當代的重大問題是所有社會的所有人都要面對的。1985年，在對安全的絕望尋求中，投于軍備的錢約達1萬億美元。但是，錢花得越多，越不安全。兩個超級大國已積聚起最大規模的武器儲備，可是美國人和蘇聯人沒有比瑞士或斯里蘭卡這些小國家的人民獲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同樣，失業和貧窮通常是與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聯絡在一起的災難，但是今天，除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外，西歐和北美的千百萬人也在深受其苦。生態的惡化通常歸因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短視政策，准許對本國熱帶森林的濫砍濫伐，使可耕地荒漠化。然而，美國中西部的表土同在乾旱塵暴時代一樣也在繼續遭受侵蝕；加利福尼亞州部分肥沃的中央谷地正在變成鹽土荒漠；在美國東北部、加拿大東部和歐洲北部，酸雨正在使森林變成棕色，使湖泊變成無生命跡象的藍色，更不用說倫敦、巴黎和科隆的名勝遭到的侵蝕了。

這些苦難正在毀壞世界各地的社會，那麼，什麼應該對此負責？有許多力量在起作用，但可能最基本的就是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在第二十六章裡已提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無論對歐洲地區還是對非歐洲地區具有多麼決定性的影響。今天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要比之深刻得多，迅速得多，而且遍及各個方面。在這一章，我們將考察這場新的工業革命的起源和性質，然後分析其對世界各地區和我們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

一、第二次工業革命：起源和性質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若干技術突破如此重大，意義如此深遠，以致值得將其歸類為第二次工業革命。

例項：核能。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了蒸汽動力、電和汽油發動機這類新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帶的一聲爆炸標誌了對原子動力的馴服。這一動力首先運用在軍事方面，即將原子彈投在廣島和長崎。今天，原子動力已被用於其他許多目的，如核動力船、生物醫學研究、醫學診斷和治療以及核動力廠。

例項：取代勞力的機器。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了節省勞力的機器，第二次工業革命則正在創造取代勞力的機器。這些新機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使用的防空炮臺，這些炮臺裡裝滿了計算機——將電子儲存器和命令機器處理所存資料的程式結合在一起的裝置。採用了微導體即矽片之後，計算機現大大變小、變快。它們現已成為現代經濟的支柱，並被廣泛應用於發電廠、營業所、超級市場的收銀臺、紡織廠、電話轉換系統和工廠的生產線。計算機是機器人的“大腦”，今天，這些機器人被用來從事焊接、油漆、搬運物資等工作，明天，它們還將被用來做家務。

例項：航天科學。當德國人用他們的V-2型火箭轟炸倫敦時，他們是在使用幾年後導致航天時代的武器。1957年10月4日，蘇聯人把人造衛星1號發射到環繞地球的軌道上。人類第一次衝破重力的束縛，自由自在地探測宇宙空間。還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見這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由於缺乏重力和無限制地提供真空、超高溫和超低溫，宇宙空間為製造商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因此，有些計劃現已在進行中，其目的是為了建造自動化的太空製藥廠，以生產各種疫苗和適於各種酶的純組織培養；建造某些自動化的太空工廠，以創造用於種種電子線路的幾近完美的晶體；建造巨大的太陽能收集器，以承載透過微波從太陽到地球站的能量。更為先進的是諸如美國物理學家傑拉德·K. 奧尼爾和蘇聯天體物理學家約瑟夫·S. 什克洛夫斯基等科學家的思考，他們預測人類將在宇宙空間建造巨大的平臺或島嶼，在那裡生活的人最終也許將比在地球上生活的人還要多。

例項：基因工程。1953年，科學家們發現了DNA（脫氧核糖核酸）這種攜帶各種生物遺傳密碼的化學物質的結構。自從學會如何透過DNA閱讀基因資訊以來，科學家們還學會了如何透過切開和拼接基因、透過使動物和人的基因在細菌體內增殖，甚至透過在試管裡製造全新的人造基因，來編寫他們自己的基因資訊。因而，科學家如今能夠閱讀基因密碼，修改基因密碼，並創造出新的基因密碼。人類從大約1萬年前開始馴化動植物起，就一直在干預基因。但現在，這種干預是直接和瞬時的。科學家們現在不是在動植物中觀察許多代後作出選擇，而是在一個個單獨的基因中選擇，並操控它們。這種基因工程為新的農業革命提供了種種可能性。在醫學領域，基因工程已創造出胰島素、生長激素以及若干種新的疫苗，其中包括一種能防止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牛口蹄疫。

例項：資訊革命。這場革命包括兩部分——積累資訊和傳播資訊。今天，知識積累的速度是空前和爆炸性的。僅世界各地每24小時公佈的科學資訊，其量之多，即可填滿7套24卷一套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同樣空前和爆炸性的是用計算機儲存和檢索資訊的速度，還有以光速——尤其是透過衛星——向全世界傳送資訊的速度。任何國家中的任何人都能透過報紙、雜誌、收音機、電視機或計算機得到這種資訊。

例項：新的農業革命。伴隨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來的是農業革命，以圈地、經過改良的種子、科學化的畜牧業，以及新的農業機械為特徵（第二十七章第四節）。伴隨第二次工業革命而來的也是農業革命（“綠色革命”），這場農業革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農產品的需求量和價格的急遽上升而引起的。主要穀類植物的各種新雜交品種連同灌溉、肥料和農藥一起，大大增加了作物產量。到20世紀90年代，由於基因工程的發展，繼第一次“綠色革命”之後發生了第二次“綠色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科學家將取自不同生物的基因材料加以混合、配對。這一技術不僅帶來諸如人胰島素和干擾素這類有用物質，它如今也正被應用於農業，由此帶來的植物能在鹽性或乾燥的土壤中生長；能夠製造它們自己的氮肥；不易受由病毒、細菌、真菌和蠕蟲引起的各種病害的影響；產量更大，營養價值也更高。這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三世界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高於人口增長速度的一個原因。

第一次工業革命不僅對它的發源地——歐洲大陸——有深遠的影響，對世界其餘地區也有深遠的影響。現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由於這場革命要強有力得多，它對世界各地的影響也相應更具破壞性和覆蓋性。

圖297 科學家們正在越來越多地瞭解促使嚴重疾病最終生成的基因因子。如果有機會的話，你願意做一次能預測你自己遠期健康狀況的基因檢查嗎？

二、對發達的第一世界的影響

戰後的繁榮與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世界工業在這些年中的年增長率是空前的5.6%，世界貿易則是7.3%。這一長期的繁榮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彌補戰時損失的需要、對戰時所忽略的商品和服務的井噴式需求、源自諸如電子裝置和噴氣式運輸機等軍事技術的民用副產品，以及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期間和整個冷戰年代中的巨大軍事購買力。

在這一繁榮時期，跨國公司充當了全球經濟擴張的先鋒。它們現在首次獲得全球性運作所需的技術，因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了某些革新，其中包括集裝箱運輸、衛星通訊和計算機現金管理系統。這類設施使這一時期的中等跨國公司有可能在11個不同的國家生產22種產品。跨國公司現在不僅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製成品，而且還輸出工廠；在第三世界國家，計日工資常常並不比跨國公司本國的計時工資高，有時還更低。因此，在這四分之一世紀的繁榮時期，跨國公司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0%，而非跨國公司僅為4%。

這一全球性的繁榮滲透到工人階級，至少工業化國家的情況如此。實際工資大幅提升，為週末短途旅行、年度假日旅遊以及私人住宅、轎車和其他耐用品的賒購提供了足夠的錢。這使許多經濟學家相信他們制定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創造了必需的購買力，可以避免過去那種繁榮——衰退的經濟週期。然而事實證明，同1929年大崩潰前夕時的經濟學家一樣，他們也犯了過於樂觀的錯誤。

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一繁榮讓位於“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一種難堪結合。戰時的損失已得到彌補，大戰期間被推遲的消費需求已得到滿足，擴充套件中的工業生產力最終引起產能過剩。這種產能過剩導致出現剩餘物質，因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數人至少沒有作為消費者被包括在這一全球繁榮中。海外工廠支付的低工資限制了當地的購買力。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表明，1950年，工業化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是不發達國家的10倍。到1965年，這一比率是15：1，據世界銀行預計，到20世紀末，將變成30：1。

圖298 1954年1月，《生活》雜誌介紹了一些郊區生活先行者的情況。報道反映出種族隔離的居住模式，被刊載的都是白人家庭。照片中的這個家庭享受了“一種舒適安全的生活，他們擁有五位數的收入，這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似乎是終極經濟目標”。12291美元的年收入讓他們在丹佛六居室外帶一個自建房的款項之餘，還可揮霍一筆——買一臺389美元的電視機。

後“二戰”繁榮的一個根本結構性軟肋是，它依靠的是一體化全球生產，卻缺乏全球消費。這種不平衡因為第三世界國家出口原材料的價格不成比例的下降和它們所負的沉重外債而變得更趨嚴重。到1986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已接近1萬億美元，債務的利息付款佔去了第三世界國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為了應付利息付款，第三世界各國政府減少了它們的社會支出和進口額。但是，所有工業國的三分之一的出口物都已去向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進口額的減少迅速增加了第一世界的失業人數。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15個成員國中，平均失業率在1973年為3.4%，1979年為5%，1983年為8.3%，1995年為11.3%。失業率又轉而引起了對保護性關稅的需求，這令人回想起20世紀20年代對大蕭條的開始起了促成作用的保護主義。

這些經濟上的打擊驅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信心和欣悅。經濟學家們原本以為他們終於打破瞭解決繁榮與不景氣的迴圈，這時卻表示出困惑和擔心。在國際高階研究所聯合會的一次會議期間（1983年6月），來自15個國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執行都不再令人滿意。“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失序的星球上，它建立在經濟學概念的基礎之上，這些概念與當今現實毫無關係……我們想對那些基本信條提出質疑，看看能否對它們加以修改或調整。”[1]修改或調整的必要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1996年的報告中體現得十分明顯，該報告指出，全世界有30%的勞動力失業或不充分就業。

社會影響

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的經濟挫折給經濟學家們造成了智識上的不安，而對許多已習慣於較富裕的生活的人來說，這些挫折則具有多得多的破壞性。20世紀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鼓勵農民增加銷往海外市場的產品產量，以抵消日漸上升的貿易逆差。農民們熱情地響應，因此，農業出口額從1971年的80億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億美元。接著，由於華盛頓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禁止對其出口，美元的估價過高——這實際上是在1984年向所有的美國出口商品徵收了32%的附加費——以及財政上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各國政府減少了各種產品的進口，國外市場驟然萎縮。1981年至1983年間，美國出口農產品的價格水平下降了21%，總量下降了20%。

美國農民發現自己一下子處於經濟拮据的狀態之中，這尤其是因為許多人為了響應政府號召，提高產量，以高利率大量借貸購買土地和裝置。破產的農民流離失所，家庭農場的數目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680萬這一高峰下降到1980年的280萬，進而下降到1994年的190萬。美國人口調查局發現，1985年，家庭農場的收入僅為非農場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農場居民的貧困率為24%，而非農場居民的貧困率為15%。由此產生的情緒與社會的混亂反映在自殺率中，1984年，艾奧瓦州諸農業縣的自殺率是全國平均線的兩倍。

圖299 圖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巴巴拉，一個富裕的家庭騎腳踏車經過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們。20世紀80年代，不斷上漲的房屋價格和大多數精神病院關門結合在一起，使得流落街頭的美國人不斷增加。據估計，20世紀80年代後期，無家可歸的美國人在30萬到300萬之間，確切數字取決於如何定義無家可歸者和估測者的政治目的。

由於失業率居高不下，這種混亂在都市社群也表現得和鄉村一樣明顯。雖然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業率遠低於大蕭條時期，但許多城市工人認為自己現在的境況惡化了。在20世紀30年代，失業被認為通常是週期性的，因此，一定會隨著由不景氣到繁榮的過渡而告終。今天，人們已認識到不能作這種推測，因為有以下幾個理由。首先，隨著工廠由人工昂貴的國家遷移到人工低廉的國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們已開始習以為常的高工資。其次，自動裝置和機器人的普及正在取代辦公室裡的“白領工人”和工廠裡的“藍領工人”。整個西方世界的失業人數從1970年1月的1000萬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萬。確實，雖然工廠工作正在減少，但服務性工作（例如銀行出納員、快餐店員、酒店職員、娛樂與健康的服務員）正在迅速地增加。但是，服務性行業的工資大大低於製造業。

這些資料的人權意蘊已在1985年的一份報告中闡述得很清楚，這份報告是一個由22名成員組成、調查美國飢餓問題的醫生特別工作組提交的，該工作組的負責人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J.拉里·布朗。這個特別工作組除了在尋找“飢餓的面孔”的過程中採訪那些捱餓者本人外，還採訪了州長、教師、部長和社會工作者。這些調查者斷定大約有2000萬美國平民正在捱餓，其具體的含意就是，他們無法購買足夠的日常食物，週期性地發生食物斷絕的情況。這些醫生說：“在美國，飢餓是一場全國性的流行病。我們的判斷是，美國的飢餓問題在最近10年至15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普遍，更嚴重……我們相信，今天，飢餓和營養不良在全國各地都是嚴重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無論去哪個城市、哪個州，都會發現那裡存在著廣泛的飢餓。”[2]

同這份報告一樣揭露了美國飢餓問題的是福坦莫大學1993年10月的一份報告，裡面有社會學家釋出的年度“社會健康指數”。它透過分析人口調查局提供的關於十六大社會問題的報告來檢測美國社會的福利，這些問題包括失業、青少年自殺、中學退學率和可購住房的供應量等。根據該報告的統計，美國最好的年份是1973年，當時的指數達到了77.5。但在1993年，即能夠獲得完整資料的最近的年份，該指數降到了38.8，該項研究的負責人的評價是“糟透了”。[3]

三、對社會主義世界的影響

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僅對資本主義世界，而且對社會主義世界也有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到了使後者解體的程度。我們注意到（第四十章第一節），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已加速了蘇聯的經濟發展，使這個國家到1932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國。接著，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損失，蘇聯的經濟遭受了一次極嚴重的挫折。但復甦是迅速的，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獲得了巨大的收益。這一成功促使赫魯曉夫在1961年誇口道，蘇聯的工業產量到1980年將超過美國。事實正好相反。蘇聯的發展速度在20世紀70年代期間放緩，因此蘇聯經濟進一步落後於美國經濟，而不是趕上和超過。

蘇聯經濟減速的一個原因是勞力與自然資源的供應不斷減少，這與斯大林時期形成了鮮明對照，那時，二者都供應充足。另一個原因是經濟規模日漸增大，其內容日趨複雜，這就使中央指揮一切的做法變得日益困難和無效。也許蘇聯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還是政治方面的——蘇聯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科學家不願意僅僅執行上級的命令，卻不能參與決策過程。這樣一種片面的安排在早年是可行的，那時，斯大林主要是同剛從鄉村來的目不識丁的農民打交道。但今天，蘇聯的勞動力中已經包括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經理和專業人員；如果蘇聯要積極地參與正在進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就需要開發這些人的創造力。這件事至今沒有做，正如洞察力極強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和持異議者安德烈·薩哈羅夫所說的，其結果是災難性的。1970年3月，薩哈羅夫和他的一個既是物理學家又是歷史學家的同伴一起，發表了一封《蘇聯科學家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黨政領導人的呼籲書》。這份呼籲書對蘇聯的種種弊病所作的鞭辟入裡的分析，值得我們在這裡加以引用：

為什麼我們不僅未能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先驅者，相反還如人們所知道的，不能在這場革命中跟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呢？難道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像資本主義制度那樣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同樣的種種機會？難道資本主義將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這場經濟競爭中獲得勝利？

當然不是。我們所處的困境的根源根本不在於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正好相反，在於我們生活中與社會主義相牴觸、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那些特點和情況。這一根源在於反民主的傳統和在於在斯大林主義時期已制定、至今仍未被廢除的公共行為規範……

在社會政治範圍內，阻礙我們經濟發展的障礙物很多，凡是不能除去這些障礙物的措施都是註定無效的……

從我們的國外朋友那裡，我們有時聽到有人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比作一輛巨大的卡車，這輛卡車的駕駛員用一隻腳使勁往下踩加速器，用另一隻腳踩剎車。更明智地利用這一剎車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如果不採取一種導向民主化的做法，我們的國家還能指望什麼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回覆到一個二流區域大國的地步。[4]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從1964年到1982年的長期治理期間，薩哈羅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這一剎車”的請求被置之不理。相反，這一剎車繼續被使勁往下踩。對那些陸續有人提出的分散蘇聯經濟、給地方工廠和行政機關一些主動權的建議，蘇聯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連影印機都被視為潛在的顛覆工具，被鎖藏起來，使用它們須經嚴格把關，並記錄在案。

使勁踩剎車所造成的影響正是薩哈羅夫所預言的。事實證明，嚴格管制和墨守成規是同參與第二次工業革命不相容的。當下全球經濟的特點是：技術革新的快速度、不斷改變的消費者趣味，以及一體化世界市場中的激烈競爭。所有這一切均要求靈活、效率和適應性強——這些品質是蘇聯多層級黨和國家官僚機構所明顯缺乏的。因此，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從1950年至1970年間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間的3.7%，進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間的2.7%。赫魯曉夫所預言的蘇聯超越美國的情況沒有發生，反而日本現在超過了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

隨著勃列日涅夫及其在任期極短的後繼者（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的去世，蘇聯領導人中創始的一代都離開了歷史舞臺。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作為年輕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權，這代人已認識到，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代裡，只要一隻腳踩剎車，另一隻腳踩加速器，蘇聯這輛“卡車”就會被拋在時代後面。在1986年2月25日開幕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批評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種種缺點，所用的語言使人想起並確證了薩哈羅夫在1970年發出的警告。

我們政府的死氣沉沉和靜止不動、我們工作勁頭的衰退，以及官僚主義的逐步上升——所有這一切都已造成了不小的損失……20世紀70年代，隨著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經濟困境開始逐步形成……科學和教育、健康保護、文化和日常服務性事業的物質基礎也隨即落後……遺憾的是，當時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應把經濟機構中的任何變革都看作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各項原則的背離……這一形勢要求進行一種變革，但是，一種奇怪的心理——怎麼能在不作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改善局面呢？——佔了上風。[5]

一旦掌權，戈爾巴喬夫便以滿腔的熱情徹底推翻前任的政策，這讓人想起彼得大帝。1987年6月，他在蘇共中央委員會上坦率地說，他決心與過去一刀兩斷：“我們的社會正在迅速變化……我們面臨新的問題、相當複雜的情況。我們不能保證不犯錯誤……但我確信，最大的錯誤就是害怕犯錯。”[6]

戈爾巴喬夫的“害怕犯錯”與羅斯福總統的“除害怕本身外沒有什麼害怕的”驚人相似。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許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相提並論。兩大方案都是為應對創傷性的危機——美國胡佛時期的大蕭條和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而設計的。兩大方案都是由領導人發起的，他們不是來自下層，而是上層——國家的精英群體。羅斯福和戈爾巴喬夫所感興趣的都不是推翻其社會制度的革命，而是足以保持和重新煥發這些制度活力的改革。儘管他們的改革方案的目標是保守的，但這兩位領導人都遭到了保守派和激進派的強烈反對；保守派害怕不確定的未來，激進派要求施行社會外科手術而不是急救。因此，羅斯福被右派指責為本階級的叛徒，並遭到了激進左派——如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推動“分享我們的財富”計劃的休伊·朗——的攻擊。

圖300 1991年8月未遂政變之後，鮑里斯·葉利欽立刻取代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新成立的獨聯體的領導人。圖為兩人同時出現在即將解體的蘇聯的議會上。

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羅斯福和他的新政，戰爭開設了工廠，創造了工作機會，從而結束了大蕭條的噩夢。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世界來說是幸運的，但對戈爾巴喬夫來說或許是不幸的，沒能透過戰爭將他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因此，他別無選擇，只能直接與比羅斯福所面臨的還要艱難的一系列問題進行鬥爭。這些問題包括生活在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難以控制的少數民族。由於遭遇了至少與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一樣嚴重的經濟危機，他們的敵意增加了。戈爾巴喬夫重組經濟的改革計劃喚起了人們對改善經濟條件的期望。然而，經濟形勢卻進一步惡化了。由於效率低下的企業被迫削減工資額，甚至關閉，失業率急劇上升。由此產生的社會貧困加劇了種族騷亂和衝突，正如在美國和西歐遇到這種情況時，少數民族移民就被指責為失業和低工資的禍根。

這些不斷累積的問題對戈爾巴喬夫來說實在是太多了。到1991年時，他的領導人地位已被鮑里斯·N. 葉利欽所取代，蘇聯本身也已解體，被一個較鬆散的政治結構即獨聯體所代替。人民大眾對舊時共產主義秩序不喜歡的另一個表示是，列寧格勒的市民們決定恢復該城在沙皇時期的老名字——聖彼得堡。

圖301 1990年，立陶宛人舉行示威要求獨立。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代結束時，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開始紛紛要求獨立。

葉利欽所做的比戈爾巴喬夫曾經想要做的多得多，他透過變革即廢除過去的共產主義制度，試圖給獨聯體一個嶄新的開始。在農業方面，他取消了國有和集體農莊。在工業方面，他於1993年將三分之一的前國有企業變為私人所有。但是，另一個不受歡迎的意外改變是，大批在其國家處於經濟危機期間失業和得不到報酬的高素養科學家都移居國外。隨著對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年有3.9萬人離開蘇聯，1991年為60萬，1992年達到100萬。在過去，大多數移民都是不滿的少數民族，比如猶太人、伏爾加日耳曼人和亞美尼亞人。現在有如此多的頂尖科學家移居國外，以致讓人擔心沒有足夠的人來培養下一代科學家。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同樣使人驚恐的是他們現在所面臨的意識形態真空。在過去，官方的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回答了他們所有的問題。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要求政府擁有生產資料，要求中央計劃委員會為經濟制訂計劃並監督經濟的執行。最初，這種戰略似乎執行得令人滿意。但到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人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國家正如薩哈羅夫在1970年曾警告過的那樣，似乎正淪落到一個“二流區域大國的地步”。因此，儘管過去曾吹噓過要“超越”美國，但俄羅斯人現在卻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經濟衰退和讓人尷尬的意識形態困境。

圖302 近年來，蘇聯已走向市場經濟。因此，經濟改革使得有些人非常富裕，而有些人為了購買食物則被迫變賣家產。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正以驚險的高速展開之時，全世界千百萬人都必須妥善處理好設計社會制度以適應高科技時代的任務。這是一個艱鉅而令人不適的任務，它要求在眾多互相競爭的社會制度中仔細地區分好壞。這又將我們帶回到了一個自古以來就在困擾人類的關鍵問題（見第一章第一節）——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長期存在的時滯問題。我們將該問題定義為如何在我們不斷擴大的知識和利用這一知識的智慧之間維持平衡。

幸運的是，這個任務是可以完成的，經歷瞭如此眾多野蠻行徑的20世紀仍可在創造革新的光輝中結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說20世紀是以不幸而不是幸運結束的話，那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終結果也可能會是令人不悅的，一如從北愛爾蘭蔓延到盧安達、到波黑、到在蘇聯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獨聯體的暴行所表明的那樣。

四、對不發達的第三世界的影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三世界的歷史是由政治上的勝利與經濟上的徹底失敗結合而成的。政治上的勝利在摧毀殖民地帝國並在其廢墟上創立新的獨立國家時達到高潮（見第四十三章）。但是，伴隨而來的經濟上的徹底失敗以第三世界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而達到極點。經濟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對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

在農業方面，綠色革命的新種子和新技術導致了更大的生產力。但是，這並沒有使大多數農民得到好處，他們缺乏購買雜交種子、肥料和灌溉裝置所需要的資金。只有擁有中型或大型農場的農場主才能參加綠色革命，他們往往不種國內的主要糧食作物，而改種更有利可圖的出口作物。而且，他們可能還會採用節省勞力的機器，迫使本已就業不足的農民逃往城市貧民區，在那裡，他們通常會發現自己同在鄉下時一樣是多餘的人。這一模式在墨西哥顯現得很清楚，在那裡，效率最高的農場現在正在為美國市場生產可貯藏過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類這種主要產品卻是從美國進口，並且有許許多多背井離鄉的農民都正在越過邊境去尋找工作。與此同時，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已增長到幾乎失控的地步，達到1400萬，如今人口約2200萬（含衛星城）。

發展迅猛的都市化正在各大洲進行。因此，到2000年，估計第三世界將有40個擁有500萬或更多人口的大都會區，但是，像這樣的大都會區在第一世界只有12個。1990年，最大的大都會區按降序排列分別是倫敦、紐約、巴黎、柏林、芝加哥、維也納、東京、聖彼得堡、費城和曼徹斯特。到2000年，它們是墨西哥城、聖保羅、東京、紐約、上海、北京、里約熱內盧、孟買、加爾各答和雅加達。有關這一全球都市化的要點是，至今尚未出現伴隨而來的工業化。因此，新到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種收入僅敷支出的工作，使他們免於捱餓，卻對國民經濟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他們靠像做沿街叫賣貨物、擦鞋、替人跑腿、推小車和蹬人力車這樣的工作度日。

五、對全球的影響

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僅對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會造成了特有的影響，而且也對所有社會的各民族人民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廣泛影響。我們已經看到，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技術變革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從狩獵——採集到農業的轉變迫使人們從動盪的遊牧生活轉向定居的村莊生活。對人類生存同樣具有深遠影響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正在進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同其新技術的空前威力一樣，更加無處不在、更具破壞性。接下來我們將分析這一全球性影響的四個最重要的方面，即對生態、種族關係、性別關係和戰爭的影響。

對生態的影響

第二次工業革命如此巨大，以致它不僅給地球居民，也給這個星球留下了印記。這是一種生態上的影響，因為地球是人類的家園。在所有的時代裡，所有的民族都對其環境產生了影響，原因很簡單，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技術，即使這技術只是石器和火。但今天，由於技術爆炸和人口爆炸相結合，人們對環境的影響要比以往巨大得多。

過去和現在生態環境的對比在塞芒人的生活中清楚地表現出來。塞芒人是馬來西亞遊牧的叢林之子，有2000人到3000人。他們在其日常生活中對生態環境似乎不負責任，把河流當作澡盆、洗衣房、廁所、釣魚場和飲用水源。同樣，他們在刀耕火種的過程中隨意地放火燒燬周圍的森林。他們在被火燒過的空地上播種，然後繼續他們的遊牧覓食生活，而返回那些未受保護的耕地時，只是為了蒐集未被動物掠走的任何殘留物。

由於這種生活方式，塞芒人平均每人每天消耗的能量不足5000大卡（其中的40%來自人力，60%來自燃燒的木柴），形成對比的是，美國公民每人每天消耗25萬大卡。所以，以這種適度規模生活的塞芒人，儘管有種種活動，但對他們的河流和周圍的森林卻沒有造成多大影響；而如果將這些活動置於我們的世界中就將是災難性的，因為這裡有不斷激增的機器和數十億而不是幾千居民。[7]

機器和居民正在以加速度增長，所以生態環境可能會嚴重惡化。現今世界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長，因為不斷增長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力能夠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而醫學的進步和公共衛生措施的先進又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儘管人類花了幾百萬年才在1830年達到第一個10億人口，但只需一個世紀便能達到第二個10億，只需30年便能達到第三個10億，只需15年便能達到第四個10億，只需12年便能達到第五個10億。

這些新湧入地球的幾十億人為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生產的眾多新機器所裝備。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給我們的家園施加了壓力，比起我們的祖先所施加的要大得多。即使是在人口相對稀少、資源豐富的美國，這種壓力的跡象也隨處可見——巨大的奧加拉拉含水層開始枯竭，而它為從內布拉斯加州到得克薩斯州潘漢德的大草原提供了灌溉用水；加利福尼亞州的牧場和長島的馬鈴薯地向住宅區轉變；西北部殘存的原始森林正在被砍伐殆盡；已知有99%的有毒垃圾堆未被清理且仍在汙染水源。

生態困境並不限於美國。它已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傳播成為一個世界範圍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現在是第二大工業國，並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它的高速發展的工業化主要是以國內巨大的煤炭貯藏量為推動的。但是，煤炭在碳排放上是最髒的燃料，因此，中國現在的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到2025年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像所有地區的消費者一樣，中國的消費者（超過10億人）無疑也會努力追求更高的生活標準，擁有更多的轎車、更多的冰箱、更多的家庭供暖裝置和更多的消費品，而所有這些都需要耗費更多的能源去生產和操作它們。一些環境保護論者已向這些“窮國”逐步上升的期望提出了質疑，但挪威前首相G. H. 布倫特蘭指出，西歐人發動了工業革命，引發了隨之而來的生態問題，他們現在不能迫使“窮國”處於“永遠不能成為富國”的狀態。[8]

圖303 鹹海位於中亞，連線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曾經具有豐富的水資源和魚類資源。今天，由於過度開採這一資源的政策，鹹海幾乎消失了。

對種族關係的影響

有史以來，技術就一直以決定人口增長和人口流動的方式深刻地影響著種族關係。例如，當我們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熱帶大草原發展起他們的技術，以致能生火、製作衣服、搭建躲避棚時，他們便能從非洲的基地向外擴張，奮力穿過歐洲和亞洲，最終到達美洲和大洋洲。同樣，第一次工業革命則以其農業和工業上的進步使歐洲人口猛增，即從1650年的1億人增加到1914年的4.63億人。這使得歐洲人在18世紀和19世紀大批移居西伯利亞和美洲人煙稀少的地區成為可能。今天，伴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類似的移民潮正在出現，不過是反方向的——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食品生產的提高和衛生技術的改進（大眾免疫、DDT、口服補液療法）使不發達國家的死亡率急劇下降，但出生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在1950年至1970年間，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年增長率分別是1.1%和2.2%。現在，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率是發達世界的兩倍，且這種新的模式將很難改變，因為第三世界的人口絕大多數是青年人。這對將來意味著什麼在表44.1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它表明世界總人口正在以持續的加速度增長，以及不發達國家是如何佔據人口增長的重頭的。

表44.1 人口預測：1950—2100年

a 估計。

b 預測。

資料來源：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估計和預測。

第三世界迅速增長的人口難以養活自己，因為如上所述，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都已停滯不前。因此，這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一旦可能就會離開他們貧困的國家，向外遷移，在發達國家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期裡，由於很多工作都是開放的，因此，大約有1500萬到2000萬工人湧入西北歐——德國、英國、法國和北歐國家。多數移民都來自南歐國家——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其他人則來自海外國家，主要是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西印度群島。

歐洲人最初將這些移民當作“客籍工人”加以歡迎，認為他們幾年後就會帶著積蓄返回自己的家園。但是，這些新移民並沒有像他們期望的那樣做。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在移居的國家紮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想再次遷移。他們的孩子出生在這些新國家，認為自己就是德國人、法國人或瑞典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島人。然而，當戰後經濟繁榮期結束時，失業成為歐洲人面臨的嚴重問題，前“客籍工人”發現自己不再被當作“客人”受歡迎；相反，他們現在被人憎恨，有時甚至遭到失業者的攻擊。有些國家的政府試圖透過向願意回家的移民提供路費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困境，但卻極少有人接受這種資助。

圖304 窮國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主要來自其人口的規模；富國則因其高生活水平而耗費它們的環境。在本張照片所示的時代，大多數中國人出行使用的是人力而不是化石燃料。但是，一旦這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富裕起來，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環境影響呢？

歐洲人漸漸不情願地認識到，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外來少數民族的暫時性問題，而是一個新的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陸的永久事實。對迄今為止與世隔絕的歐洲人來說，看到在他們的城市中出現新建清真寺的叫拜樓，聽到每天數次從這些清真寺裡傳出的洪亮的召禱聲，擁有全天候以各種外語播出的電臺、電視臺，接受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學校被教唱“前進的基督士兵”這首歌時的抗議，是一種不和諧的體驗。

美國也出現了類似的不和諧：人口調查局1995年的一份調查透露，8.7%的人口（即2260萬人）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出生的。加利福尼亞州的外地出生人口占25%，紐約佔16%。的確，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位專家總結說，如果目前這種種族混合的速度持續下去，大多數美國人的膚色將在幾代人內從白色變為棕色，美國混合種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數量已從1970年的50萬上升到1990年的200萬。

如此巨大的種族變化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在美國也產生了影響。路易斯·哈里斯1994年在美國的一份民意測驗中透露，非白種人認為他們比白人的機會更少。但是，在這份民意測驗中，各非白人族群相互之間卻表現出幾乎與對白人一樣的憎恨。這位民意測驗人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我們擁有的少數民族團體越多樣、發展越繁榮，我們就必須克服越多的偏見”[9]。

現實的確令人沮喪，因為大規模的移民正在全世界製造少數民族團體以及隨之而來的偏見和衝突。但是，最終的結果卻並不一定就是全球的沮喪，正如高爾夫球大師賽的冠軍泰格·伍茲的生涯所證明的那樣：他繼承的是泰國人、美國黑人、高加索裔美國人和印度裔美國人的混血。

對性別關係的影響

在整個歷史中，性別關係同種族關係一樣，也受到了技術發展的深刻影響。在採集食物時期的數千年中，婦女作為食物採集者為家庭提供的食物至少與她們的丈夫所提供的一樣多，因此，她們享有同等的地位。隨著農業革命的到來，婦女們放棄了遊牧生活，改為村社生活，她們將大部分時間花在在家中撫養孩子和從事家務上，不再能為家庭食物的需求做出同等的貢獻。不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則為婦女生活開闊了新視野，工廠和有薪工作成為她們撫養孩子和做家務之外的又一選擇（參閱第二十六章第六節）。

隨後，婦女便從公共學校的創辦中得到好處。在這裡，她們能和男學生們一起接受教育。到20世紀初期，婦女開始贏得選舉權。1900年，只有一個國家的婦女贏得了全國大選的選舉權，到1950年，已有69個國家的婦女可以參加選舉，到1975年則是129個國家。今天，除少數幾個阿拉伯國家（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婦女實際上在世界各地都已擁有選舉權。

第二次工業革命對婦女的影響同第一次工業革命一樣深刻。因醫學技術而獲得的避孕措施使婦女能控制自己的生育機能。她們不再受縛於有關男人和女人社會角色的所謂“自然旨意”這一傳統觀念。母親身份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計劃生育使婦女們能在生養子女之後重操舊業，甚至開始新的工作。然而，世界上只有大約50%的婦女可以避孕。另外50%的婦女出於種種原因仍然不能有效地利用這種方法，其中包括政府、教會和丈夫的反對，後者不是想要以此證明他們自己的男人能力，就是想要生兒子以延續他們的姓氏，或繼承家族的地產。

圖305 在戰後的日本，新近獲得選舉權的婦女正在投票。

今天婦女地位的第二大變化是教育之門向她們敞開。全球的文盲不論男女都在迅速減少。1960年，世界上只有59%的婦女有文化，但到1985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68%。不過，婦女還面臨著受教育內容及質量不同的問題。從一上學起，所有國家都傾向於讓女孩子學習那些在廚房和起居室比在室外世界更有用的課程。她們被鼓勵去學習藝術、文學、家政和服裝製作，而男孩子則在學習工程、數學、物理和機械。

教育內容的反差作為一大因素，導致了相應的薪酬差異。近年來，婦女作用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她們加入了全球勞動大軍。在美國，1890年只有18.9%的成年婦女在家庭外工作。到194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25.8%，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5年），它已上升到35%，到1984年，又上升到54%。

參與家庭外經濟活動對婦女來說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它使婦女們減少了依賴，開闊了新的視野，提供了得以實現潛在能力的新機會。婦女參與國民經濟的人數的增多，也相應地提高了國家的生產力和財富。例如，在美國，兩個人的工資已使許多家庭享受到更大的住宅、更豪華舒適的轎車、固定的假期和為孩子們提供的更多的教育。

另一方面，婦女的新地位在給她們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給她們帶來了痛苦。其中一個痛苦是，婦女們在承擔了家庭外工作以後，發現自己負擔過重，既要做家庭內工作，又要做家庭外工作。美國婦女除了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外，平均每週還要花24.2小時做家務，而她們的丈夫只花12.6小時。在蘇聯，這種懸殊更大：婦女每週花25小時至28小時做家務，而男人們只花4小時至6小時。在日本，即使妻子工作，男人們做家務的時間每天也不會超過半小時。

除了這種經濟上的從屬關係外，全世界的婦女還不同程度地面臨著不斷髮生的暴力威脅。在幾乎所有的文化中，以暴力對待妻子和婦女，總體上都有著十分深刻的歷史根源，以致它被寬容地視為可接受的行為準則。如果一個人因其政治見解而被殺，這種行為會被普遍指責為違反人權。但是，如果一個人因為她是女性而被打或被殺，這種情況則被普遍當作“文化傳統”草草了事。這並不是異常、欠發達文化獨有的缺點。在美國，每十五秒鐘就有一名婦女遭到毒打，每五分鐘就有一名婦女被強姦。[10]

在許多文化中，對婦女的暴力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開始了。生養兒子的強大社會壓力正促使印度和中國婦女使用羊膜穿刺術——一種用於顯示胎兒遺傳缺陷的檢測法——確定胎兒的性別。如果測試顯示是女孩，胎兒通常會被流產。例如，在孟買一家診所流產的8000個胎兒中，有7999個是女嬰。這一興隆的生意背後的動機在性別測試診所的廣告中得到了反映，它們聲稱，花38美元流產一個女嬰總比以後花3800美元為她置嫁妝好。同樣，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引發了眾多殺害女嬰的事件，1982年，在湖北省的一個村子裡，一歲嬰兒的男女比例竟為503：100（正常比例為106：100）。

殺害女嬰的最終後果是全世界估計失去了1億女性。她們正在失去，因為她們或是被流產，或是剛一出生就被殺掉，或是死於以下原因：她們得到的食物比男孩得到的少；或是因生病卻得不到救助而死去——家庭成員視女兒腹瀉為麻煩事，但兒子腹瀉則是病情危急，需要看醫生。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位官員承認：“男孩生病，父母會立刻送他去醫院；但若是女孩生病，父母們則往往會自言自語地說：‘得了，我們先看看明天她會怎樣再說。’”

在非洲和中東的部分地區，年輕的女孩們還承受著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即通常所稱的女性割禮。這種手術將女孩的全部或部分外生殖器切除，這種傷殘不僅在手術過程中和在以後的生育過程中會危及受害者的生命，而且還剝奪了受害者所有的性感覺。這種習俗的根本原因是要抑制年輕女性的性慾，從而確保她們在結婚前的處女之身。要求根除女性割禮的種種努力在當地一直遭到反對，理由是外國的組織和意識形態正在危及“一項重要的非洲傳統”。肯亞婦女雜誌《道路》對此作出反應：“不存在‘非洲特色的’不公或暴力的東西，不論它表現為被虐待的妻子、母親，還是貧民窟，抑或割禮。正是那些穿著三件套細條子西裝和鋥亮皮鞋的男人……經常用‘這是非洲特色的’這一詞語為針對婦女的不公辯解。”

圖306 《女士》雜誌創刊於1972年。該雜誌由格羅里亞·斯坦利姆擔任主編，它試圖把激進的男女平等主義的資訊帶給廣大讀者。《女士》雜誌強調女性需要與男性享有同等的教育、醫療和就業的機會，並試圖幫助美國人重新思考傳統的性別角色。

1997年12月，當埃及最高法院裁定婦女割禮不是《古蘭經》授權的伊斯蘭宗教實踐時，埃及婦女贏得了勝利。這一裁決鼓舞了整個非洲的反殘害運動，在這裡，每年有200萬人遭此戕害。

對戰爭的影響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在戰爭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是自然的，因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直接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發明。這些戰時的軍事突破有雷達（英國）、原子彈（美國）、彈道導彈（德國）和電子計算機（美國）。

與這些技術進步同樣重要的是軍人、科學家和實業家的活動的整合。這被證明是一種高效的結合，導致了所謂的“按需發明”。戰爭的經驗促進了改進現有武器或開發新型武器——如（“一戰”時期）坦克、毒氣和潛水艇——的需求。這種需求被提交給新的科學家——軍人——實業家鐵三角，後者通常作出的回應如此高效，以致軍事技術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這一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制度化了，以致促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告誡人們注意“軍工複合體”的危險。這種複合體的影響範圍在戰略防禦計劃（SDI，或“星球大戰”）被採納和1983年國會開始批准撥款時得到證實。到1987年，已籤合同的有80所大學（以麻省理工學院為首，資金3.5億美元）和460家企業（以洛克希德公司為首，資金10億美元）。

在這種情況下，“按需”發明的洪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期經久不息。雖然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愛因斯坦就警告說“我們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但是，軍備競賽仍在激增，每一項新的發明都會引起多項對應的發明。1945年美國引爆原子彈，蘇聯也於1949年引爆了一顆；1952年美國引爆了氫彈，1953年蘇聯跟上；1968年蘇聯發射了反彈道導彈，1972年美國跟上。這種軍備競賽的最終結果是積累形成了一個擁有5萬件核武器的全球大軍火庫。

這種對峙的含意被一個多國科學家共同體於1983年11月釋出的警告表述得很清楚：如果僅將現存核武器中的一小部分引爆，就將迅速形成一個“核冬天”。引爆引起的風暴性大火和大量的濃煙、油煙及灰塵將遮住太陽，在三個月到一年或更長的時間內使地球陷入冰冷的黑夜。“全球環境很可能發生的變化足以導致地球上大部分植物和動物消亡。如果那樣的話，則不可能排除人類消亡的可能。”

這一令人震驚的說法促使幾個國家的科學家再度進行研究。有人懷疑全球變冷是否會嚴重到人們所說的“冬天”的地步，為此提出了“核秋天”的說法。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意，核戰爭將大大減少保護人類免受太陽紫外線輻射的臭氧層。他們還警告說，核戰爭的直接衝擊波和輻射作用可使數以億計的人喪生，而全世界50億人口中的另外10億到40億人則可能死於全球範圍的糧食歉收所引起的饑荒。因此，像印度這樣依賴糧食進口的擁有眾多人口的國家，即使沒有一顆原子彈在其國土上爆炸，也會使最多的人喪生。這就是當一年6500億美元即每分鐘100多萬美元用於軍備時（1982年），人類所面臨的暗淡前景。因此，鉅額支出帶來的不是人們極度渴望的安全，而是在最好情況的核秋天和最糟情況的核冬天之間作出悲涼的選擇。

圖307 盟軍的空中轟炸戰役給德國的城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此照片展現了轟炸給萊茵河畔的科隆城帶來的破壞。

被熱烈討論的人類自我毀滅的可能性尤其具有反諷意味，這種可能性恰恰出現在人類大腦所想象出來的一切事物似乎都能透過人類技術來獲得的時代。然而，這種自相矛盾卻與我們對人類進化的檢視相符合，正是過去的技術進步使得人類的暴力從個人間的爭鬥逐步升級成為全面的戰爭成為可能（見第二章之後的“人性的本質”。）只要人類是食物採集者，他們就既沒有動機也沒有手段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直到人類的技術改進到他們已積累了值得為之爭鬥的財富的地步，他們才獲得這種手段，擁有這種動機。這是隨著農業和工業革命的到來而出現的，農業和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創造出了與此前存在的所有社會都截然不同的富足文明。它們被耕種的土地、滿滿的穀倉和充滿財富的城市中心都是掠奪者寶貴的獎品。因此，戰爭變得有利可圖和具有地方性——從沙漠和草原蜂擁而出的遊牧民、尋找新行省進行掠奪的羅馬元老院議員、用火槍和十字架侵佔幾大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他們那些用炮艇和機槍及新近用直升機和計算機贏得全世界諸帝國的繼承者，都發動過戰爭。

圖308 儘管兩個核超級大國——美國和俄羅斯聯邦——近年來已削減了它們的武器，但全球的安全仍受到核擴散的威脅。21世紀初，10多個國家——其中許多都捲入了地區衝突——已擁有核武器。

我們這個時代巨大的自相矛盾是，農業和工業革命曾使戰爭變得有利可圖和合理，我們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卻使戰爭變得無利可圖和自我毀滅。這就是為什麼愛因斯坦警告說，我們正面臨著新的“思維方式”或“空前大災難”之間的選擇。我們這個物種在面臨這一挑戰時並不是獨特的。無數其他物種都曾面臨過同樣的威脅，由於它們基因的適應模式對環境的突變（如冰川紀的到來）來說太慢，所以它們通常都失敗了，滅絕了。我們人類則完全不同，因為迄今為止我們都能用我們的大腦去創造自己的環境（用各種技術，例如使用火、製作服裝和建造遮蔽棚）以滿足自身的需求。但是現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用一種強有力的技術，正在以一種加速度建立和改變環境，需要迅速和永不停息的適應。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再次充分使用我們的大腦，這一次是適應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新世界。面臨這樣的挑戰，較之其他所有已消逝的物種，我們擁有的最大優勢是我們沒有受到神秘、不可知的東西如冰川紀的衝擊。與過去的物種所面臨的情況不同，我們的問題不是如何適應超出我們控制能力和認識範圍的環境，而是如何使適應我們人類自己創造的環境以滿足人類的需求。

《原子科學家公報》的“世界末日之鐘”的分針最近從午夜前三分鐘調到了十四分鐘，這一調整提供了一些希望，伯特蘭·羅素所說的“人類的消亡將比料想的快”也許過於悲觀。但是，回顧過去僅幾百年間人類千百萬計的無謂死亡，任何一位歷史學家都不會立即否認羅素所言的有效性。我們無法預知在21世紀裡這支分針將朝什麼方向走；無法預知這個鍾是否仍將擺動；無法預知它是否將會停止，就像廣島地下挖出來的那個鍾一樣，它的指標已熔化和凝固，永遠停在8點15分上。

[推薦讀物]

像其他所有過渡時期一樣，這一過渡期也促進了許多關於人類前景的著作的形成。最新的、最引人深思的是生物學家M. E. Clark的跨學科的分析Adriadne’s Thread：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St. Martin’s出版社，1989）。這一研究在提供解釋和準則方面特別有用，因為作者對她著作的副標題所表明的東西做了認真、有力的研究。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當代人類前景提出各種解釋的下列著作：A. Toffler所著的Preview and Premises（South End出版社，1984）；L. S. Stavrianos所著的Lifelines from Our Past（M. E. Sharpe出版社，1992）；M. G. Raskin所著的The Common Good：Its Politics，Policies and Philosoph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社，1986）；F. M. Lappé所著的Rediscovering America’s Values（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1989）和R. N. Bellah等人所編的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Harper & Row出版社，1986）。特別有用的和有啟迪作用的是聯合國的調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

[註釋]

[1]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1985.

[2]Ibid.，November 20 and December 11，1984；March 3，1986；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0，1986.

[3]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1996.

[4]Ibid.，April，1970.

[5]Ibid.，February 26，1986.

[6]Los Angeles Times, June 27，1987.

[7]UN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5，p. 31，Table 3/2.

[8]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 p. 4.

[9]New York Times, March 3，1994.

[10]Cited by L. Heise, “Crimes of Gender,” World-Watch, March-April 1989，p.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