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諸帝國的終止

今後，那些［海外］國家的本地人也許會變得更強大，而歐洲本地人也許會變得更虛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氣和力量也許會達到相等的程度，引起相互間的懼怕，轉而能使獨立國家放棄不公正行為，對相互權利產生某種尊重。但是，所有國家之間廣泛的貿易自然會——或者更確切地說，必然會——帶來知識和各種進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也似乎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更有可能造成上述力量的相等。

——亞當·斯密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主要差別在於歐洲殖民地的結局。歐洲對殖民地帝國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削弱，但還沒有遭到徹底的破壞；實際上，歐洲還因獲得作為託管地的阿拉伯地區而擴大了它的殖民地範圍。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可阻擋的革命浪潮席捲諸殖民帝國，極其迅速地結束了歐洲的統治。歐洲在19世紀最後20年中迅速獲得其大部分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以同樣短的時間失去了其中的大部分。在1943年至1984年間，總共有94個國家贏得了獨立。這些國家大約擁有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見表42.1）。歐洲人在海外取得那麼多的非凡勝利和成就之後，到20世紀中葉，似乎又正在退回到500年前他們開始對外征服時的那個小小歐亞半島（見地圖30）。表42.1 還揭示出，繼海外亞非殖民地脫離宗主國之後的是歐洲多民族國家分解成幾個單一民族繼承國。此表顯示，在1991年和1992年，蘇聯被15個繼承國、南斯拉夫被5個繼承國、捷克斯洛伐克被2個繼承國所取代。

表42.1 獨立的程序

a 馬來亞已於1963年同新加坡、沙撈越和沙巴（英屬北婆羅洲）聯合起來，組成馬來西亞，人口1000萬。

b 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於1964年聯合起來，組成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聯合共和國，即坦尚尼亞。

一、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諸帝國的領導人都闡明瞭他們將抓住殖民地不放的決心。不過，儘管有這些宣告，實際上，亞洲幾乎所有殖民地都在戰後10年內、非洲大部分殖民地都在戰後20年內成為獨立國家。出現這一意想不到的結局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佔據首要地位的殖民列強空前衰落：法國和荷蘭被侵佔，英國則在經濟和軍事上遭到削弱。同樣重要的是，民主、反帝的情緒在諸帝國國內也得到了發展。殖民地白人自信地斷言“我們在這裡，因為我們是上等人”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他們的存在不僅受到了屬地人民，而且受到了本國同胞的質疑。1935年墨索里尼對衣索比亞的進攻在西歐被普遍地認為是一種該受譴責的倒行逆施。西方諸帝國的終結既是由於缺乏統治的力量，也是由於缺乏統治的意志。

亞洲短命的日本帝國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日本人輕而易舉地將英國人趕出了馬來亞和緬甸，將法國人趕出了印度支那，將荷蘭人趕出了印度尼西亞，將美國人趕出了菲律賓，所以西方的軍事威望遭到徹底破壞。日本人以“亞洲人的亞洲”為口號進行宣傳，所以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也遭到了破壞。當日本人最後被迫交出他們的佔領地時，他們故意將武器留給當地的民族主義組織，承認這些組織為獨立的政府——如承認印度支那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的印尼黨——從而儘可能地使西方的統治難以恢復。

不過我們應該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亞洲人一樣贏得了自由，從而有力地說明了這一事實：雖然日本人的影響很重要，但它僅僅加深了20世紀初以來愈來愈劇烈的大動亂和大覺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系列殖民地起義反映了這種日益發展的運動（見第三十七章）。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這種運動隨著受過西式教育的本土知識分子的成長而獲得了力量和目標。並非偶然的是，成功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學裡學習並注意到西方現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恩克魯瑪、阿齊克韋和布林吉巴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數百萬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國和日本的軍隊及勞改營中服役，這種世界範圍的殖民地覺醒得到了進一步的促進。許多非洲人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旗幟下作戰。200多萬印度人自願加入了英國軍隊，另外還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緬甸被俘的4萬名印度俘虜簽約參加了日本人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當所有這些人返回家園時，他們必然會以新的眼光來看待當地的殖民地官員和本民族領導人。最後，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老百姓還受到了同盟國關於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宣傳的影響。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單個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贏得獨立。當英國於1939年9月3日對德國宣戰時，總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佈印度也將參戰。國大黨領袖們強烈抗議，認為這一重大決定並未找他們商議，並於1942年8月7日透過了“退出印度決議”，要求“為了印度、為了聯合國事業的成功”而立即獨立。英國的回應是實行大規模的鎮壓。6萬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國大黨所有的領袖。在戰爭剩下的幾年中，英國人堅決拒絕釋放國大黨領導人，除非他們改變“退出印度”的要求。

1945年7月，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獲勝是印度事務中一個決定性的全新轉折點。工黨歷來主張印度獨立，這時，艾德禮首相為了履行其政黨的承諾，立即採取了行動。若不考慮其政黨的承諾和同情，事實是艾德禮除承認印度獨立外幾乎別無選擇。事實上，英國已不再能在違背這個國家人民意願的情況下實施統治，也不再存在著企圖這樣做的慾望。戰爭期間，印度行政機構人員組成已經更加本土化，而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則大大減少。而且，英國公眾對沒完沒了的印度問題已經厭倦。因此，艾德禮這時能在國內較少反對的情況下割斷帝國與前“帝國明珠”之間的聯絡。

與長期不和的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的倉促會談表明，一個獨立的印度不可能是一個統一的印度。因此，1947年7月，英國議會透過了《印度獨立法案》，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在同年8月14日、15日成為英聯邦中的兩個獨立國家。

圖283 一個蒙著頭巾的婦女在印度農村投票。

三、東南亞

與印度形成對照的是，東南亞在戰爭期間曾被日本人佔領。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這一短暫的佔領期間，一種共同模式在這個地區清晰可辨。幾乎在每一個國家中，對西方統治的普遍不滿都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見第四十一章第二節）。當時，日本人同德國人一樣，宣佈他們的征服是“新秩序”的開端。這一“新秩序”的口號是“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和“沒有徵服、沒有壓迫、沒有剝削”。

如果日本人當初實行了這些原則，他們原本能夠在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獲得有力的民眾支援。然而，日本軍方則另有打算，因此，這些原則就只是宣傳口號，很快就讓人覺得是空洞、沒有說服力。這些軍事領袖不是將大東亞視為一個“共榮圈”，而是一個由受控制程度不同的衛星國組成的地區。各地的日本軍隊都儘可能依靠當地補給，結果常常造成當地的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而且，他們無情地徵收本土諸島所需要的一切糧食和工業原料。反過來，日本人能提供的東西卻很少，因為他們的經濟還沒有強大到能生產戰爭物資和消費品。

日本人與當地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歷過最初的蜜月期之後便迅速惡化。如果佔領期延長，日本人無疑會遇到嚴重的起義。對日本人來說幸運的是，他們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時，他們千方百計地在西方恢復其統治的道路上設定種種障礙。在印度支那，他們推翻了維希政權，承認了胡志明的臨時政府；在印度尼西亞，他們將政府交給了民族主義領導人蘇加諾；在許多地區，他們把武器分給了當地的革命組織。

圖284 最後一批英國軍隊撤出印度。

因此毫不奇怪，在日本人撤退後的10年內，東南亞幾乎所有國家都贏得了獨立。各國贏取獨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取決於相關的帝國統治者。英國人在被迫正視印度的現實之後，對東南亞民族主義問題的處理最務實。1948年1月，他們承認緬甸為英聯邦之外的獨立共和國，並在第二個月裡准許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在英聯邦內享有完全的自治領地位。不過，馬來亞的獨立卻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個原因是這個國家的種族成分混雜，那裡的馬來人和華人各佔總人口的40％多一點，此外還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數歐洲人。

法屬和荷屬的殖民地也要求獨立，但法國人和荷蘭人較欠機變，因此情況要糟得多。荷蘭人願意給蘇加諾的民族主義者們以某種程度的自治，但這仍不能滿足後者的要求。雙方的談判破裂後，荷蘭人依靠武力來重申自己的權力。戰爭拖延到1947年，最後，荷蘭人承認了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聯邦。武裝衝突留下的影響導致兩國以後的關係惡化。儘管在同一國王管轄下的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存續了幾年，但在1954年蘇加諾退出後它便解散了。在以後的幾年中，兩國的關係因荷蘭人拒絕將荷屬新幾內亞交給這個新共和國而變得更加緊張。1957年，印度尼西亞為了報復，沒收了荷蘭人價值10億多美元的資產；1960年，它斷絕了同海牙的外交關係。三年後，蘇加諾控制了西伊裡安，一個比英帝國大部分地區還要古老的帝國就此失去了最後殘餘的殖民地。

為了保住殖民地，法國人在印度支那進行了更長期的戰鬥，但最後，他們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國組成：越南、寮國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領導了抵抗運動，反對恢復法國人的統治。雖然越盟由許許多多成分組成，但它卻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國生活過的共產黨人——胡志明——領導。1945年，戰爭結束後，胡志明宣佈成立臨時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人拒不承認這一新政權，戰爭隨即爆發。法國人輕而易舉地重新佔領了寮國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場消耗戰卻曠日持久。

隨著冷戰的到來，美國把在財政上支援法國人作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北越大部分地區都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年，法國人在奠邊府遭到慘敗。隨即召開的日內瓦和解會議承認了整個越南的獨立，規定以北緯17度為界將越南暫時劃分為兩部分，要求於1956年在國際監督下舉行選舉，以使國家重新統一。這一解決辦法實際上給了胡志明半個國家，並使他期望在兩年內得到另外半個國家，因為他的抵抗經歷已使他成為一位民族英雄。

圖285 1954年，抗法戰爭中，胡志明（1890—1969，中間者）與他的顧問們在一起開會。

為了避免這一結局，美國在南越支援反共產主義的天主教領導人吳庭豔。吳庭豔的政策激起了農民和勢力強大的佛教徒的強烈反對，致使他的政權於1963年被推翻，接著發生了一系列政變，直到華盛頓支援的阮高其和阮文紹先後掌權為止。他們之所以能在西貢堅持下去，僅僅是因為美國不斷升級的干涉：先是以資金和武器援助，然後發展到派遣“顧問”和戰鬥部隊，以及實施轟炸。儘管轟炸遠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水平，儘管50多萬美軍投入戰鬥，但勝利仍難以企及。戰爭拖得越久，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就越強烈。

尼克松總統謀求透過與中國和蘇聯的秘密外交來緩解僵局，並以他於1972年對北京和莫斯科的公開訪問達到頂點。最後，停火協議於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簽訂，其條款與1954年簽訂的日內瓦協議基本相同。這兩個協定都要求將越南臨時劃分為共產主義的北方和非共產主義的南方；南越的前途由選舉決定；寮國和柬埔寨中立化；所有的外國軍隊——法國於1954年，美國於1973年——從整個印度支那撤軍；一個幾乎無權的小型國際委員會監督這兩個協定的執行。

美國在1973年獲得了它自己在1954年所反對的，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美國歷史上耗時最長的戰爭：4.6萬名美國人戰死，60萬南越軍民死亡，北越死亡人數估計為90萬。而且，這場戰爭對美國社會組織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包括士兵濫用毒品，國內不滿情緒高漲，以及1460億美元的戰爭總支出導致財政困難，進而忽視了日益惡化的國家問題。1973年的《巴黎協定》最終也沒能結束戰爭。這場戰爭一直拖到1975年4月，腐敗的阮文紹政權在北越人的進攻面前像紙牌屋一樣垮掉了。

四、熱帶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亞洲更具戲劇性。在亞洲，由於古老的文化和過去幾十年中一直進行鼓動的當地政治組織，民族主義的勝利並非完全出乎意料。相形之下，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則幼稚、弱小得多。而且，日本人對其他地區的侵佔也沒有震動和喚醒這塊大陸。但是，戰後第一個10年見證了亞洲的解放，第二個10年則見證了非洲的解放。在這10年中，至少有31個非洲國家贏得了獨立，剩下的少數殖民地則在隨後若干年中依次擺脫了外來統治。非洲的這種民族主義覺醒過程因不同的歷史背景而呈現地區差異。與此相對應，對殖民地革命的考量不應基於非洲大陸，而應分別基於熱帶非洲、南非和中東。

即使僅在熱帶非洲內部，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西非，炎熱和潮溼的氣候是一個基本因素，它阻擋了大規模的歐洲移民。由於幾乎沒有堅持與帝國保留聯絡的歐洲定居者，宗主國政府比較容易同意獨立。黃金海岸的情況就是如此，這裡，傑出的非洲政治領導人是克瓦米·恩克魯瑪，他曾在美國和英國大學裡學習。回國後，他組織了人民大會黨，這個政黨的獨特之處在於擁有名副其實的民眾基礎。因此，它在1951年的大選中贏得了大多數選票，英國政府的反應是在黃金海岸的行政機構中使恩克魯瑪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到1957年，該殖民地成為英聯邦中獨立的迦納。

圖286 迦納阿克拉市的波紋鐵皮棚屋，它們與都市裡的現代建築形成了鮮明對照。

一旦對殖民地的控制在迦納被打破，熱帶非洲其餘地區也就緊跟而上。最重要的是奈及利亞於1960年贏得獨立，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周圍的法屬殖民地也受到了非殖民地化熱的影響，到1960年底，法屬西非和法屬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轉變成獨立的非洲國家。

在東非，事態的程序則截然不同，這裡通常被稱為“白人的國家”，因為宜人的氣候吸引了大量的歐洲殖民者。他們很快就佔據了最好的耕地，使得失去土地的非洲人組織了秘密的恐怖主義團體“茅茅”。在接下來的戰爭中，殖民者們堅決支援政府反對“茅茅”的運動。鬥爭曠日持久，雙方都損失慘重，這時英國人才不得不承認，在西非和解而在東非強硬是無用的。

圖287 布幹達國王穆特薩和他的朝廷。穆特薩以精明狡黠和外交手腕著稱，聞名遐邇的還有他獨斷且常常殘暴的行徑。他是少數幾個能夠維持強大而成功的軍隊和朝廷的非洲統治者之一，能夠有效應對埃及和英國對他勢力範圍的覬覦。

因此，英國人釋放了東非人的傑出領袖喬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倫敦受過教育，著有研究東非人傳統生活的論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義而被捕入獄，儘管他的通敵罪實際上從未得到證實。這時，他被釋放了，並像恩克魯瑪一樣在大選中贏得了多數選票，於1963年成為肯亞總理。同一年，內羅畢舉行盛大活動歡慶備受珍視的解放，肯亞宣佈獨立。

五、南非

將目光從東非轉到南非，我們發現，這裡經歷了相同形式的衝突和暴力，並且基於相同的原因：大量歐洲定居者的存在。實際上，南非是在荷蘭定居者於1652年登陸好望角時開始成為歐洲殖民地的。荷蘭人的目的是收集荷蘭船隊在繞過好望角前往東印度群島的漫長航程中所必需的給養（水、肉類和蔬菜）。隨著荷蘭的衰落，1814年，英國接管了好望角上這一孤立的荷蘭前哨。但是，荷蘭定居者即布林人，拒絕接受新的帝國當局。他們集體向北遷徙，在那裡建立了獨立的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隨著在這些共和國中發現鑽石（1871年）和黃金（1886年），英國人決定出兵吞併它們。結果爆發了布林戰爭（1899—1902年），以布林人接受英國統治而結束，但作為回報，他們得到允諾可以自治。1909年，這一允諾兌現，南非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自治領。

半個多一點世紀之後，即1961年5月，南非脫離英聯邦成為獨立的共和國。這一脫離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聯邦的亞非新成員國如奈及利亞和印度在種族隔離問題上發生了衝突。種族隔離包括兩項基本政策：不讓所有的非白種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將非洲人趕進隔離區（班圖斯坦，即“班圖人”——非洲人通常被稱為班圖人——的保留地）。這些班圖斯坦只佔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卻佔南非3170萬總人口（1984年）的73.8%。相比之下，白人僅佔14.8%，阿非利卡人在身為少數的白人中佔五分之三。其他種族成分是混血人種（9.3%）和亞裔（2.9%）。

少數阿非利卡人之所以能夠控制南非，一方面是因為議會代表的安排偏向於阿非利卡人佔優勢的村域，一方面是因為許多說英語的白人出於經濟原因而支援種族隔離。工黨在這一點上尤其如此，它擔心，如果給非白種人同等機會，他們會在就業方面與白人競爭。事實上，第一屆阿非利卡人（民族主義者）政府之所以能於1924年執政，就因為有南非工黨的支援。

人們普遍認為，種族隔離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項可行的計劃。假如非洲人當初真被隔離在預先指定的班圖斯坦，南非的整個經濟就會崩潰。他們的勞動，同有色人種和印第安人的勞動一樣，是經營農業、商業、採礦業和其他產業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圖斯坦不能養活非洲人，政府也不願意花費大筆資金來增強班圖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非洲人都不願意作為孤立的“部落”被隔離。相反，他們要求以南非聯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他們的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陸其他地區不斷增長的非洲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援。

種族隔離之所以能在南非長期維持，主要是因為政府擁有非洲大陸上最強大的軍隊，並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它們，正如在大規模屠殺沙佩維爾（1960年）和索韋託（1976年）的黑人示威者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一戰略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被證明是有效的。此後，它便受到了既來自國內、又來自國外的反對之浪的真實衝擊，並首次威脅到種族隔離的前景。反對由幾種成分構成，最重要的是“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離的年輕非洲人，他們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摧毀種族隔離制度。另一個重要的反對成分是黑人工會，它們得到了與僱主談判的權利，但它們卻用其組織的力量在政治鬥爭中反對種族隔離。由此造成的混亂促使南非的商業領袖公開呼籲取消種族隔離，甚至要求會見被取締的非洲國民大會黨的領導人。同樣，南非的神職領袖——例如諾貝爾獎得主戴斯芒·圖圖大主教——也抵制種族隔離，批評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防範共產主義來為其壓制黑人政治熱望的行動辯護。

最後，比勒陀利亞政府首次遭到了來自外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來自教會、學生和工會界的反對。這一運動強硬得足以迫使美國政府於1985年9月對南非採取某些經濟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貸款、禁止出售計算機和禁止進口克魯格金幣。這些壓力對彼得·W. 博塔總統來說非常大，他於1989年辭職。

博塔的戰略是依靠政府佔優勢的軍事力量，用武力把“重大的”種族隔離政策強加給大多數被剝奪了選舉權的非洲人，與其相反，博塔的繼任者弗雷德裡克·W.德克勒克則宣稱，必須找到某種方法，在非洲人要求的“一人一票”和阿非利卡人答覆的“永遠不給”之間進行調和。1990年2月，德克勒克開始了他那戲劇性的探索：使非洲國民大會黨合法化，釋放已在監獄裡關押了28年之久的該黨領袖納爾遜·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遠，他公開宣稱未來南非所有成年人都能投票，不過，他補充說，這一選舉權的給予必須為“制衡制度”所平衡，以保護包括迄今佔統治地位的白人在內的少數民族的權利。

儘管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力量支援種族隔離社會，但透過以普選權為基礎的4天自由選舉以達到和平過渡到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民主新南非卻被證明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選舉舉行，曼德拉的非洲國民大會黨贏得了62.7%的選票（在新議會中佔252席），德克勒克的國民黨獲得了30.4%的選票（佔82席），曼戈蘇圖·布特萊齊的以祖魯人為主的因卡塔自由黨得到了5.8%的選票，由前軍隊領導人、主張白人統治的康斯坦德·維爾客領導的自由陣線得到了2.8%的選票。作為最大政黨的領袖，曼德拉替代德克勒克成為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作為第二大黨的領袖成為副總統。

圖288 1994年5月10日，納爾遜·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總統，從而結束了少數白人的種族隔離政府，該政府關押了他28年。

新南非與種族隔離的前南非之間的對比在憲法裡十分鮮明；新憲法直截了當地規定：“需要建立一種新秩序，在其中，所有的南非人都將被授予在一個主權和民主立憲的國家內共同的南非公民權；在這個國家裡，男女和各種族之間一律平等，所有的公民將享有和行使他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這種種族隔離制度是阿非利卡人利用美國南部的黑人隔離法作為樣板建立起來的，那麼，這一規定的重要意義就十分明顯。南非的公民超越了這一種族歧視和隔離的傳統，而就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在美國，羅德尼·金則在他被毆打和隨即而來的洛杉磯大暴亂之後，提出了極度痛苦的問題：“我們大家能和睦相處嗎？”

在作者寫作本書的時候，還不能說南非人已經回答了這一問題，但是，由於雙方令人鼓舞的領導，他們已向答案邁出了第一步。當然還有更多的步伐要邁，因為新南非繼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1990年，白人控制著87%的土地和95%的生產資料。1990年，為滿足白人社會需要的政府支出比為滿足非洲人需要的支出人均高出5倍至6倍。[1]毫不奇怪，那些從這種舒適的安排中受益的人在未受到激烈反抗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將其放棄的。

六、中東

中東的動亂和暴力甚至比非洲的更為突出。不過，其基本原因不是外來定居者的侵入，而是持續千年的堅持和碰撞——擁有衝突觀點的諸古老宗教。

這種敵對在巴勒斯坦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前文所述，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三種對立的利益——猶太復國主義的熱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要求，以及英帝國主義的關切——的戰場。這些利益的衝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希特勒對歐洲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中得以加劇。種族滅絕使巴基斯坦面臨向絕望的猶太倖存者開放的巨大壓力。1945年8月，杜魯門總統提議，讓10萬猶太人進入這一託管地。阿拉伯人立即表示反對，但聯合國大會卻於1947年11月29日投票贊成將這一託管地進行劃分。第二年，猶太人隨即宣佈建立猶太人的國家，它被稱為以色列。杜魯門立刻承認了這個新國家，但阿拉伯人也同樣立刻派軍隊越過了以色列邊界。

圖289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在華盛頓簽署了一項和平協議。圖為以色列總理耶扎克·拉賓和巴解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正在握手，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擔任主持。

戰爭的程序與普遍的期望相反。以色列人擊退了入侵的阿拉伯軍隊，然後向前推進佔領了比聯合國分配的更多的領土。阿拉伯人要求歸還多佔的領土，但以色列人拒絕了，認為這是他們在由阿拉伯人發動的戰爭中贏得的土地，而且這多佔的土地是已從全世界湧入的猶太移民所必需的。

這一爭端導致了僵局和一系列的進攻和反攻。這種下行的螺旋一直持續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暫時被遏止，這一天，以色列總理耶扎克·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簽署了一個協定。該協定呼籲建立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巴勒斯坦臨時議會，代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在不超過五年的過渡時期內產生一個永久性的解決方案”。

協定的反對者和支持者都策劃了一些激起情感的集會。最典型的是反對該協定的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激情演講：“拉賓先生，你輕蔑地提到了希伯倫的400名猶太人。我要告訴你，將我們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只是希伯倫的400名猶太人，還有4000年的歷史。你說《聖經》不是一種所有權的契約，但我說恰恰相反——《聖經》是我們的授權書，《聖經》是我們的契約。”[2]

這種宗教戒律式的政治概念演示被各種伊斯蘭激進組織——伊斯蘭抵抗運動即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和真主黨——作了反面的複製。這些組織比世俗的巴解組織更好戰，因為它們根據宗教原則拒絕巴解組織接受以色列國家存在的意願。哈馬斯在其綱領中闡明：“所有巴勒斯坦的領土都是永遠屬於穆斯林的穆斯林財產。”——一種明顯的內塔尼亞胡關於《聖經》是“我們的授權書”和“我們的契約”的伊斯蘭版本。

這種政治和宗教模糊不清的全部含義在1995年11月4日得到了展現，這一天，一名猶太教學生伊戈爾·阿米爾在特拉維夫開槍殺死了總理拉賓。阿米爾反覆解釋說，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拉賓實施與巴解組織達成的危及以色列人的協議。“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以色列人的上帝……（與巴解組織的協議）引起的損害將是不可逆轉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動，我不後悔。”[3]

“不後悔”也是阿比爾·威海蒂的反應，她因參加一次殺害一名猶太定居者的襲擊行動而被稱為巴勒斯坦的英雄。當她獲釋後，有人問她是否後悔，她說：“當然不。他是一個定居者，這裡是被佔領土。他們在這裡的存在是非法的，這是對佔領的合法抵抗。我別無選擇。”[4]

[推薦讀物]

用不同的觀點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 Emerson所著的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0）；D. Horowitz所著的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Penguin出版社，1969）；L. Kaplan所編的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Study（Vintage出版社，1973）和R. J. Barnet所著的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World出版社，1968）。

關於印度贏得獨立，見M. J. Akbar所著的Nehru：The Making of India（Viking出版社，1989）和V. P. Menon所著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7）。漫長的越南戰爭引起了諸多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下列著作是最新的和最值得注意的：General B. Palmer，Jr.所著的The 25-Year War：America’s Role in Vietnam（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5）；G. M. Kahin所著的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Knopf出版社，1986）和G. Kolko所著的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Pantheon出版社，1986）。

關於全面概括非洲的覺醒，見I. Wallerstein所著的Africa：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蘭登書屋，1963）；P. Gifford和W. R. Louis所編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Decolonization，1940—196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2）；R. Emerson 和M. Kilson所編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以及R. I. Rotberg和A. A. Mazrui所著的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

關於中東民族主義的崛起，見G. Lenczowski所編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A. Home所著的A Savage War of Peace：Algeria 1954—1962（Viking出版社，1977）；P. J. Vatikiotis所著的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8）和A. 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1）。關於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不同解釋的著作有：T. Draper所著的Israel and World Politics（Viking出版社，1967）和The Israeli-Arab Reader（Bantam Books出版社，1969）；E. W. Said所著的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Times Books出版社，1980）；M. Benvenisti所著的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Villard出版社，1986）；D. K. Shipler所著的Arab and Jew：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Times Books出版社，1986）；Y. Harkabi所著的Israel’s Fateful Hour（Harper & Row出版社，1988）和T. L. Friedman所著的From Beirut to Jerusal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89）。

[註釋]

[1]Los Angeles Times, July 1，1990.

[2]New York Times, October 6，1995.

[3]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5；March 28，1996.

[4]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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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戰及後果

戰時，要保持團結並不太難，因為有一個打敗共同敵人的共同目標，這一點誰都清楚。艱難的任務在戰後，那時，各種不同的利益往往會使同盟分裂。

——斯大林於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西歐也受到革命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革命並沒有震撼歐洲大陸，儘管“二戰”比“一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一個原因是平民大眾極度疲乏。過去6年來，他們遭受著突襲、大範圍的地面戰，以及因逃難、服苦役、被監禁。平民死亡人數高達343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陣亡人數則達1690多萬。死亡總人數接近“一戰”的3倍，物質損失則達13倍。

那些倖存者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單在戰爭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的家園。戰爭結束後，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援機構將1200多萬“流離失所者”遣送回家，不過，仍存在著一個由100多萬不願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產主義者。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同伴隨而來的寒冷、飢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會想去革命。

同樣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獲勝的同盟國軍隊佔領了整個歐洲。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的確在東歐出現過，但它由莫斯科指揮，是一種強加的革命。歐洲各共產黨更大程度上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臺後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的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團結

在戰時歲月，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對付死敵的威脅。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佈：“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美國的危險，同樣，蘇聯人為保衛家園的事業也是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1]

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以理想主義的措辭宣佈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原則。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次月，《美蘇租借協定》亦簽署，這些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5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於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鑑於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係，蘇聯人此時斷定共產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這一決定實際上並不意味著什麼，因為到1939年時，共產國際的主要官員都已轉入黨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裡繼續發揮作用。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緊跟在軍隊之後，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它於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已分發了主要來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它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義大利。如果沒有它所做的貢獻，戰後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還會更嚴重。

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後國家利益越來越想犧牲團結。因此，隨著和平的到來，大同盟也因內部不和而走向分裂，並在兩三年內便為時常像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領導人在戰時未能認真地為戰後和解擬定計劃，這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政治爭端已不再能避免。蘇聯紅軍向多瑙河谷上游的推進正在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幹半島，而共產黨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則在填補這一真空。一個由共產黨主導的巴爾幹半島浮現在未來，這促使丘吉爾於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會晤。這兩位領導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爭議的半島上劃分勢力範圍達成一致意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希臘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範圍內的緩衝地帶。這樣，丘吉爾受迫於不利的戰略形勢，接受了蘇聯在北巴爾幹的優勢，以維護英國傳統上在希臘的首要地位。

丘吉爾和斯大林瓜分巴爾幹

溫斯頓·丘吉爾首相和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於1944年10月9日晚在莫斯科會晤。丘吉爾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兩人當時是如何將巴爾幹半島劃分為英國和蘇聯的勢力範圍的。*

看來是談正事的時候了，於是我說：“讓我們開始處理我們的巴爾幹事務吧。你們的軍隊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我們在那裡有利益、使團和代理商。我們別在小問題上相互誤解。就英國和蘇聯而言，你們在羅馬尼亞有90％的優勢，我們在希臘有90％的決定權，在南斯拉夫我們各佔一半，你看怎樣？”翻譯在譯這些話時，我將這種劃分寫在了半張紙上：

我將這張紙推給了當時正在聽翻譯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會兒，他拿起藍色鉛筆，在紙上打了一個大鉤，又將它推還給我們。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確定它的時間還沒有寫它的時間長……

此後是一段長時間的寂靜。寫著鉛筆字的紙就放在桌子中間。過了一會兒，我說：“我們以這種簡便的方式處理關係到千百萬人命運的這些問題，是不是覺得有點玩世不恭？我們把這張紙燒了吧。”“不，你留著它吧。”斯大林說。

•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riumph and Tragedy（Houghton Mifflin，1953）, pp. 227-228.

就在丘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討價還價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臘登陸。他們緊隨撤退的德軍之後向北推進，卻發現希臘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佔領了所有的城鎮。這些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它們由紀律嚴明的共產黨人領導，忠實地遵循克里姆林宮當時的方針。他們向英國的小股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本可以像具有民族主義意志的鐵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而易舉地阻擋英國軍隊。

儘管希臘抵抗部隊恭順服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離時，它們是這個國家中佔優勢的軍事力量。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局面。為了確保丘吉爾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一致同意的英國在希臘的主導地位，關鍵在於，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把國家政權轉到他中意的希臘王室流亡政府手中。各種解除武裝的方案都被提了出來，卻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這一爭端導致了一場武裝衝突，進而發展成激烈、血腥的雅典戰役。英國和印度聯軍從義大利迅速挺進，在經過一個月的戰鬥之後，抵抗部隊撤離了雅典地區。

1945年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扎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武裝，作為回報，英國允諾希臘進行選舉並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全民投票。這樣，丘吉爾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範圍：在戰後數年中，希臘一直站在西方一邊。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斯大林意味深長地保持了沉默。英蘇有關巴爾幹問題的交易正在生效併發揮著作用。

圖290 1945年，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三巨頭”在雅爾塔舉行最後一次會晤。

1945年2月，雅典的戰火未歇，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便在雅爾塔聚首，舉行了他們的最後一次戰時會議。隨著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後解決辦法的種種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實際的考慮。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幾乎未遇到什麼困難。斯大林同意在歐洲戰爭結束後60天內向日本宣戰。作為回報，蘇聯將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俄國割讓給日本的領土及特許權。關於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大多數問題的決議，其中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不過，會議一致同意，德國應劃分成四個佔領區（其中一個屬於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位於蘇聯佔領區內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佔領和管理。

在雅爾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與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斯大林在這一地區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因為是他的軍隊實施解放並實際佔領的。考慮到這種情形，那麼，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種種紙面協議是令人滿意的。蘇聯將得到的波蘭領土位於調整後的寇松線以東，這條線是“一戰”後劃定的，但隨後被忽視了。作為補償，波蘭將得到東德的領土。關於波蘭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蘇聯支援下建立的各共產黨政權應透過接受親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來加以擴大。可以理解的是，後者對這種安排感到憂慮，因為這種安排使蘇聯紅軍和共產黨政府實際上合法地控制了國家。一種明白的政策宣告——《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塔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在理論上打消了他們的疑慮。這一宣言使三大強國承諾幫助已被解放的歐洲諸民族“建立臨時政府，使民眾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並確保儘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

從表面上看，這一宣言意味著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讓步。儘管斯大林控制了東歐，但他已同意進行有可能使反蘇政府執政的自由選舉。不過，這一讓步實質上無足輕重。事實證明，《宣言》是毫無意義的，是發生摩擦的無盡根源，因為各簽字國對它作了極為不同的解釋。美國照字義解釋了它——進行自由選舉，在東歐不劃分勢力範圍。美國可以無所顧忌地採取這一立場，因為前一年10月丘吉爾和斯大林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對它沒有約束力。

相反，斯大林則堅持莫斯科協定，他認為宣言只是用來裝飾門面的。當英國人鎮壓希臘抵抗部隊時，他完全保持沉默。作為回報，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強能尊重他在北巴爾幹的首要地位。當英國人逐漸與美國人一道要求嚴格實施宣言時，他既吃驚又憤怒。斯大林堅持認為，東歐各“友好”政府是蘇聯安全的先決條件。他於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舉行的下一次三國會議上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當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要求在東歐自由選舉政府時，斯大林的反應是：“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個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都將是反蘇的，我們不能容許。”[2]“友好”政府和“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之間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後幾個月中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291 聯合國安理會會議。

儘管埋下了不和的種子，但雅爾塔會議仍受到了普遍的歡迎，被認為是同盟國戰時合作的頂峰。同盟國的合作還表現在聯合國（UN）的成立上。1945年4月至6月舊金山舉行的會議結束時，5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最後的憲章。到1990年，聯合國成員國已是當初的三倍多。有些新成員是戰時的敵人或中立國，但大多數是亞洲和非洲新獨立的國家。同其前身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的建立也是為了完成兩大任務：維護和平與安全及處理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也是作為各主權國家的協作組織而建立的，它的憲章明確規定，這個組織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

維護和平的任務主要交給安全理事會執行，安理會由5個常任理事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和6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後者是在理事會推薦的基礎上，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的，任期兩年。所有實質性問題的決議必須5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再加上兩個非常任理事國的贊成票）才能透過，因為人們已經認識到，只有大國達到一致，和平才可能得到維護。

聯合國的第二個任務——反飢餓、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給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執行。它制訂了種種計劃，要為佔世界人口一半的捱餓者提供更多的食物，治癒佔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瘧疾患者，將兒童一週歲前的夭斬率降低40％，為佔世界成年人人口一半的文盲提供教育。

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在各種非政治性活動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國聯一樣，它在執行維持和平這一主要任務方面卻時好時差。它透過提供保持友好關係的媒介，幫助防止了大國間的全面戰爭。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國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亞和克什米爾等地的戰爭。但是，它卻未能阻止朝鮮、阿爾及利亞、中東和越南的一系列區域性戰爭，即所謂“灌木叢之火”。在1962年極度危險的古巴危機或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中，聯合國也沒有舉行任何磋商會議。同國聯一樣，聯合國的主要困難在於：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臺解決爭端的機器，卻不能強令使用這臺機器。

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遠東戰爭宣告結束。這時，獲勝的同盟國也就能夠專心致志地謀劃和平藍圖。它們的外交部部長在1947年2月10日與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芬蘭分別簽訂了和平條約。所有這些條約都強迫戰敗國賠款，限制它們的軍隊，重新劃分它們的邊界。

二、歐洲的冷戰

跟隨這些和約而來的是東西方之間日益增長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可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崩潰後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巨大權力真空來予以解釋。這些真空要求對權力關係進行某些根本性的再調整。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調整也是很難安排的，正如拿破崙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危機所表明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在傳統的權力鬥爭中新增了意識形態議題，再調整的程序也就變得更加複雜和危險。冷戰日益逼近，最戲劇性的表現是1947年3月杜魯門總統對希臘內戰的干預。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臘北部山區出現。重新爆發內戰的一個原因是經濟狀況太糟，使得許多窮困的農民加入了起義者的隊伍。另一個原因是國際形勢日益惡化，使蘇聯集團鼓動和援助游擊隊反對英國支援的雅典政府。

這些情況使起義獲得了想當可觀的民眾支援，起義從北部山區蔓延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和一些較大的島嶼。鎮壓起義似乎難以行得通，因此，希臘面臨著長期內戰的前景，並可能導致共產黨最終獲勝。杜魯門總統面對這一緊急情況，宣佈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則。他說“希臘的存在如今正受到威脅”，他要求國會撥出4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這樣，英國也就交出了它在希臘維持了一個世紀的首要地位，而美國則負起了阻止共產黨在東地中海地區擴大其影響的責任。

圖292 哈里·杜魯門總統歡迎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從歐洲歸來。杜魯門和馬歇爾是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設計師。

事實證明，這一任務遠比預料中的還要昂貴。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間，美國為軍事目的花費了近4億美元，為經濟援助花費了3億美元。儘管援助如此慷慨，但1947年和1948年的戰役都是無功而返。1949年，勝利的天平決定性地傾向了雅典政府。鐵托與斯大林的分裂使鐵托元帥封鎖了南斯拉夫邊境，阻止向站在斯大林一邊的游擊隊提供任何援助。同時，雅典軍隊正在接受美國軍官的再培訓，以開展運動的進攻戰，而不是固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1949年秋，國家軍隊能將游擊隊趕出山區據點，並能到達和封鎖北部邊界。

在經濟領域中，與杜魯門主義對應的是通常被稱為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復興計劃。這一計劃到1951年12月31日終止，總共投入了125億美元。這一巨大的投資，再加上歐洲的人力物力，使歐洲能夠迅速復原，生產和生活標準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但是，從東、西方關係這一角度看，馬歇爾計劃則是走向冷戰的最後一步。1949年1月，莫斯科設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莫洛托夫計劃），作為馬歇爾計劃的東方版本。

這樣一來，共產主義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分界線也就被劃定了。冷戰全面展開了，在隨後的5年中，一個又一個危機接踵而來。行動和反制日漸升級，最終形成兩大對抗性的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49年4月4日），包括美國、加拿大和西歐國家；華沙條約組織（1955年5月），由蘇聯及其東歐盟國組成。這樣，歐洲也就與德國一樣，被冷戰一分為二。

三、遠東的冷戰

1950年，冷戰的焦點從歐洲轉移到遠東。這時，東方與西方在歐洲已形成均勢。但是，遠東的均勢卻被共產主義者在中國的勝利所打破。正如布林什維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副產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副產品。

蔣介石在1927年就已成為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但從一開始起，他的國民黨政權就受到了兩大勁敵——國內的共產黨人和國外的日本人——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處境變得特別困難。

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使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接管日本人在中國的佔領區而展開了激烈爭奪。共產黨人命令他們的軍隊接管日本人佔領的地區，蔣介石則立刻取消了這些命令，並堅持要求，沒有他的指示，共產黨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動。但他被無視了，並且國共軍隊之間開始出現衝突。共產黨人佔領了大城市周圍的農村。他們得到了蘇聯人的支援，後者將日本人在中國東北交出的武器轉給了他們。國民黨則得到美國海軍、空軍的運輸協助，從而贏得了各大城市。

共產黨軍隊從東北地區突然發起猛攻，攻克了華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他們已在橫渡長江，向華南地區成扇形展開。共產黨的強大軍隊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進得更迅速。到1949年底，它已佔領整個中國大陸。蔣介石逃往臺灣島，而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則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圖293 蔣介石（1887—1975年）曾是一名青年革命軍官。

遠東的情況同歐洲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出現了冷戰。但是，在遠東，當1950年朝鮮軍隊入侵韓國而導致朝鮮戰爭爆發時，冷戰變成了熱戰。

朝鮮戰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中國介入之前為第一階段，之後則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開始時，朝鮮軍隊迅猛地長驅直入到離半島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英里的地方。此後，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遠遠地向三八線附近的海岸推進，並在12天內奪回了韓國首都首爾。朝鮮人因其交通線被切斷而不得不後撤，倉促程度同之前的推進一樣。到9月底，聯合國軍已經到達三八線。

這時的問題是要不要越過三八線。由於擁有否決權的蘇聯已回到安理會，這一問題被轉交給聯合國大會。1950年10月7日，大會決定“為了在朝鮮這一主權國家建立一個統一、獨立的民主政府，可以採取一切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天，美軍越過三八線，迅速地佔領了朝鮮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他們已抵達朝鮮和中國的分界線鴨綠江。

此時，隨著中國志願軍在蘇制戰鬥機的支援下發起大規模進攻，朝鮮戰爭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中國軍隊迅速地向南推進，看上去就像在重複戰爭的第一階段。1951年1月初，他們重新佔領了首爾，但聯合國軍這時已恢復過來並堅守陣地。3月，首爾再次易主，到6月，戰線大體上固定在三八線一帶。

到1951年中，整個戰線已明顯處於僵持狀態。經過兩年激烈、時常被打斷的談判之後，1953年7月27日，交戰雙方締結了一個停戰協定。協定的條款反映了軍事上的僵持狀態。朝韓之間的分界線大體上仍與戰前相同。西方列強成功地遏制了朝鮮的共產主義，維護了聯合國的權威。中國人則確保朝鮮繼續作為中國和西方勢力範圍之間的一個共產主義緩衝國。當時，朝韓的大部分農村都已譭棄，大約10%的朝鮮人死於戰亂。

圖294 聯合國軍在朝鮮的敵人除了共產主義的朝鮮人和中國人，還有惡劣的天氣。炎熱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交替更迭。冰雪和寒冷幫了中國人的大忙，1950年11月，他們打了美軍一個措手不及，將其趕到了南方。

四、冷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西歐和東歐國家都被迫轉而尋求兩個新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支援。在軍事方面，西歐依賴美國組織的北約，東歐依賴蘇聯組織的華約。在經濟上，西歐依靠美國資助的馬歇爾計劃，東歐依靠蘇聯組織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從理論上說應該從蘇聯獲得援助，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華盛頓和莫斯科的主導地位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面對冷戰的壓力，來自它們的支援變得不可或缺。但是，冷戰在愈演愈烈數年之後，於1953年開始減弱。一個原因是在晚年變得越來越多疑和固執的約瑟夫·斯大林於1953年3月去世了。他的較年輕的繼承者們準備緩和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獨裁統治。與此同時，在美國，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則正在取代杜魯門政府。這也有利於國際“解凍”，因為艾森豪威爾政府能在朝鮮締結和約，而杜魯門政府則會出於國內政治的考量而極難這樣去做。因此，1953年7月，朝鮮戰爭宣告結束，從而消除了國際緊張局勢中最大的一個根源。

圖295 在古巴發現蘇聯導彈後，肯尼迪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召開了一些冗長而又令人痛苦的會議，以探討如何應對。在這張照片中，總統（右二）俯身站在桌旁，他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在左邊踱步。

在接下來的月份裡，蘇聯政府宣佈，它也掌握了氫彈的機密。悖謬的是，這加強了和解程序。眾所周知，美國在比基尼島爆炸的那顆氫彈比廣島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750倍，而後者炸死了14萬人。除去最狂熱的冷戰鬥士，所有的人都感覺到戰爭不再是國家政策的一個可行工具。

氫彈的威懾效果在1962年的古巴危機中表現出來，這次危機的突然發生是因為美國透過空中偵察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而且美國的很大一部分地區不久都將處在其射程之內。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廣播講話中宣佈“隔離”，禁止船隻向古巴運送進攻性武器，並要求撤走蘇聯戰略導彈。但是，他沒有要求消滅卡斯特羅政權，甚至也沒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禦導彈。當開往古巴的蘇聯船隻改變航向時，當美國確信蘇聯油輪未帶進攻性武器而放行時，很明顯，這兩個國家都不想打仗。最後，10月28日，赫魯曉夫宣佈，他已下令將蘇聯導彈撤出古巴，並在聯合國監督下拆除了蘇聯設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為回報，美國結束封鎖，並保證不侵略古巴。

儘管古巴危機得到了和平解決，但它卻是一起臨界事件——戰爭看上去一觸即發，由此促成了幾個限制核武器的協定：控制核武器試驗協定（1963年）、禁止太空核武器協定（1967年）、拉美無核區協定（1967年）、在現有核國家以外不擴散核武器協定（1968年）、禁止海底核武器協定（1971年）、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協定（1971年）和第一個西方——蘇聯限制戰略武器條約（1972年）。這些協定合到一起，在實質上緩解了冷戰期間的國際緊張局勢。

古巴導彈危機是一個極危險的僥倖，比當時受驚的世界所認識到的更危險。這一點在四分之一世紀後的1989年1月美國和蘇聯官員在莫斯科會面、回顧和反省當時的情況時變得很清楚。危機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S. 麥克納馬拉從與莫斯科的討論中得出以下結論：

導彈危機充滿了錯誤資訊、錯誤判斷、錯誤計算的例子……這必然導致這樣的結論：我們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尋求回到無核的世界。[3]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冷戰在緩慢而痛苦地解凍。但在20世紀80年代，冷戰卻突然且出乎意料地結束了。原因既簡單又富有戲劇性。發動冷戰需要兩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兩方是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但在20世紀80年代，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卻迅速衰弱到實質解體的地步。震驚的世界目擊了蘇聯從我們的世界地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獨立國家聯合體。蘇聯如何和為什麼變成獨聯體將在下一章中予以分析。

圖296 1958年，毛澤東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曉夫在莫斯科交談。這時中蘇同盟已開始出現裂痕。

與蘇聯的解體一樣令人吃驚的是蘇中同盟的破裂。當得勝的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國時，他們立刻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包括英國和印度在內的20個國家也都先後承認了中國。但是，美國則繼續將流亡在臺灣的蔣介石政府視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北京因而轉向莫斯科，並於1950年簽署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據該條約的條款，蘇聯將幫助中國建設一支大規模的現代化軍隊，並開始實現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

20世紀50年代後期，這一蘇中同盟開始出現破裂的跡象。共產黨世界中這一驚人的重大分裂似乎部分是源於國家利益衝突，部分則是源於意識形態衝突。國家利益問題由傳統的物質原因如邊界劃分造成。在蘇聯地圖上，分隔兩國的2000英里長的分界線已得到詳細精確的描繪。而在中國地圖上，有些地段則仍被劃為“未劃界”，其中包括帕米爾高原東部邊境、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匯合處的一些島嶼，以及與蒙古相接的幾乎整個邊境。這些領土過去曾屬於中國，19世紀被沙俄吞併，現在共產黨中國提出了主權要求。在這些有爭議的邊界地區已經發生了許多武裝衝突。

在中蘇爭端的初期，意識形態問題似乎比邊界問題更重要。在中國，多年的革命鬥爭已促成了一種人類和社會關係的新觀點——一種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秩序的觀點，在這裡，個人行為受為社會服務的願望而不是私利所驅使。因此，儘管蘇聯式的五年計劃在進一步工業化和提高生產率方面是成功的，但毛卻不願意接受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和這些計劃所立足的官僚精英統治。這解釋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的口號是“打倒官僚主義”和“為人民服務”。蘇聯人認為這是篤定要失敗的烏托邦式浪漫主義，這也是他們向毛澤東中止援助的一個原因。

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開始變得模糊不清。毛澤東的繼承者們發起了一場“現代化”運動，它不僅採取了以前被指責為“修正主義”的措施，而且還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往下走，走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措施包括恢復包產到戶，取消人民公社；在工廠以個人經理取代革命委員會；獎優懲劣；從工業的自力更生轉向大規模地引進裝置和技術。

這一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已從根本上改變了冷戰格局。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巨人在與資本主義西方的全球性鬥爭中已不再是親密的同盟。相反，它們在尋求實用經濟戰略方面正在相互競爭，以滿足本國人民不斷增長的消費期望。冷戰世界格局正是以這種方式讓位給一個迥異的世界格局，這一世界在20世紀90年代逐步成型，並將持續到21世紀。

[推薦讀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外交和隨之而來的冷戰是許多歷史學家爭論的主題。傳統的觀點認為蘇聯應對冷戰負主要責任，這類的著作有：H. Thomas所著的Armed Truce：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6（Atheneum出版社，1987）；R. J. Maddox所著的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3）和J. L. Gaddis所著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3）。修正主義的解釋認為西方應負責任，或應比蘇聯負更多的責任。最早詳細提出這種觀點的是D. F. Fleming所著的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1917-1960，2 vols.（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1）。這一論點已被其他作者作了詳盡闡述，例如：G. Kolko所著的The Politics of War：The World and U.S.Foreign Policy 1943-1945（蘭登書屋，1969）；W. La Feber所著的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John Wiley出版社，1968）；T. G. Paterson所編的Cold War Critics：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Policy in the Truman Years（Quadrangle Books出版社，1972）；N. D. Houghton所編的Struggle against History：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72）和B. A. Weisberger所著的Cold War，Cold Peace：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since 1945（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4）。關於杜魯門主義和近東，見B. Kuniholm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0）和L. S. Wittner所著的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最後，R. L. Garthoff所著的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American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Brookings出版社，1985）考查了1966年以來的美蘇關係。

有關遠東的外交，下列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釋：Y. Nagai和A.Iriye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7）；Tang Tsou所著的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4）；W. I. Cohen所著的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John Wiley出版社，1971）；B. Cumings所著的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4）以及J. Halliday 和B. Cumings所著的Korea：The Unknown War（Pantheon出版社，1988）。

關於全球兩極主義的結束，見W. S. Vucinich編著的At the Brink of War and Peace：The Tito-Stalin Split in a Historic Perspective（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W. G. Rosenberg和M. B. Young所著的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和R. J. Barnet所著的The Alliance：America，Europe and Japa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3）。

[註釋]

[1]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Grand Alliance（Houghton Mifflin，1950）, p. 373.

[2]P. E. Mosely, “Face to Face with Russia,” Headline Series, No. 70 （July-August 1948）, p. 23.

[3]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