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

所謂的科學革命……勝過自基督教興起以來的一切事物，使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均降為都僅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事件，僅僅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體系中的內部替換……科學革命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顯現，以致我們對歐洲歷史時期的通常劃分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成為一種障礙物。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英國的製造業體系和在這一體系下建立大城鎮的驚人速度都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曼徹斯特衛報》1832年11月17日

人類的物質文化在過去的200年中發生的變化遠甚於前5000年。18世紀時，人類的生活方式與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類仍在用同樣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樣的牲畜馱運人和物，同樣的帆和槳驅動船隻，同樣的紡織材料縫製衣服，同樣的蠟燭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屬和塑膠補充了石材和木頭；鐵路、汽車和飛機取代了牛、馬和驢；蒸汽機、柴油機和原子動力代替風力和人力驅動船隻；大量合成纖維織物與傳統的棉布、毛紡品和亞麻織物競爭；電取代了蠟燭，並已成為只需按一下開關便可做許多事的動力之源。

這一偉大變革都源自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對人類發展的傑出貢獻。回顧歷史，似乎這兩大革命比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具有更大的意義。農業革命使文明成為可能，但是，一旦前進了這一大步，農業就沒再做出進一步的貢獻。科學技術則相反，恰好藉助於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斷地穩步發展。科學本身包含了無限進步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記住過去數世紀的科學成就和它現今日益加快的發展速度，那麼，我們對科學的驚人的可能性和意義即使不瞭解，也可以正確估價。此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全體的。由於科學以客觀的研究法為基礎，關於科學的種種提議已為人們所普遍贊同。科學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個產物。實際上，正是科學及與它相關的技術，使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成為可能。因此，從前的從屬民族如今正力求透過弄清楚西方對人類做出偉大而獨特的貢獻的秘密來矯正現有的不平衡狀態。

顯而易見，這就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對研究世界歷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本章就將探索這些革命從它們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階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發展過程。

一、科學革命的根源

科學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中國、古典時代的希臘和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不過，科學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原因似乎在於，只是在西方，科學才成為一般社會的組成部分。或者換句話說，只有在西方，哲學家——科學家與匠人才實現聯合，互相促進。因此，正是這種科學與社會的聯合、科學家與匠人的聯合，大大促進了科學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榮。

所有人類社會中的匠人都發展了狩獵、捕魚、務農以及加工木材、石塊、金屬、禾本科植物、纖維、塊根植物和獸皮等方面的某些技術。他們透過觀察和試驗，逐步改進自己的技術，有時使技術達到很高的水平，如因紐特人就是這樣。不過，所有近代以前的社會所取得的進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顯的限制。原因在於，匠人僅僅對製作罐子、建造房屋或製造小船感興趣，並不為根本的化學原理或機械原理操心。他們對因果關係不探究。總之，明確說來，匠人關心的是技術上的實際知識，而不是科學上的潛在原因。

毋庸置疑，哲學家和匠人在某些時代裡確曾一道工作，製作出複雜的歷法、導航裝置和古代的日常儀式。然而，實情仍舊是，直到近代以前，發展趨勢始終是朝著分離——朝著思想家與勞動者相分離——的方向進行。西方的偉大成就是使這兩者結合起來。掌握實際知識與瞭解潛在原因的結合，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推進了科學的發展，使科學成為今日的支配力量。

為什麼這一劃時代的發展會出現在西方？一個原因在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學術成就。學者和藝術家可以接近的不僅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還有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後者曾促進了物理學和數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從各門生物科學中得到的鼓舞。醫生們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倫的全部著作，博物學家們則研究了亞里士多德、迪奧斯科裡特斯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不過，若無西歐有利的社會氛圍，人類學識上的這些成果獨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學革命。在這個環境中，匠人與學者之間的鴻溝被縮小。匠人在文藝復興期間並不像在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那樣受鄙視。人們尊重紡紗、織布、製陶術、玻璃製造，特別是日益重要的採礦和冶金術方面的實用工藝。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所有這些行業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時代那樣由奴隸經營。這些自由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上並不像中世紀的匠人那樣與統治集團相差懸殊。文藝復興時期工匠地位的提高，使工匠與學者之間的聯絡得到加強。他們各自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工匠擁有古代的舊技術，並在舊技術上新增了中世紀期間的新發明。同樣，學者提供了關於被重新發現的古代、關於中世紀的科學的種種事實、推斷及工序。這兩條途徑的融合是很緩慢的，但最終，它們引起一個爆炸性的聯合。

與工匠和學者的這種聯合密切相關的是勞動和各學者或科學家的思想的相應聯合。在古代，存在著一種反對創造性的學習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強烈偏見。這種偏見大概起因於古代的體力勞動與奴隸制度相聯絡；它甚至在奴隸制度幾乎消失以後，仍保留於中世紀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在“自由”藝術和“奴隸”藝術之間、在僅僅靠頭腦完成的工作和改變了物質形態的工作之間劃了一條界線。例如，詩人、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屬於第一類別，雕刻家、釉工和鐵器工人則屬於第二類別。這種兩分法的有害影響在醫學領域表現得非常明顯。內科醫生的工作沒有改變物質形態，因而被認為是“自由的”；而外科醫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標準則被看作是“奴隸的”。因此，實驗受到輕視，活體解剖被認為是非法的、令人厭惡的。

威廉·哈維（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關於心臟和血液運動的偉大發現，是因為他堅決反對對體力勞動的這種蔑視。數十年間，他一直進行各種艱苦的實驗。他切開從大動物到小昆蟲的種種生物的動脈和靜脈，謹慎、耐心地觀察和記錄血液的流動和心臟的運動。他還利用新的放大鏡來觀察馬蜂、大黃蜂和蒼蠅。這一步驟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實際、一目瞭然的，但在哈維的時代，肯定是不行的。在哈維生活的時代，要哈維使用今天看起來很平常的科學方法，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

圖176 哈維的《動物心血運動研究》（1628年）中的一頁。

地理大發現和海外地區的開闢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新的植物、新的動物、新的恆星甚至新的人類和新的人類社會相繼被發現，所有這些都向傳統的思想和設想提出了挑戰。與之相似，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導致技術上的進步；技術進步轉而又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和受到科學的促進。遠洋貿易引起對造船和航海業的巨大需求。為了製造羅盤、地圖和儀器，出現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數學上受過訓練的工匠。航海學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相繼開辦，天文學由於其明顯的實用價值而得到認真的研究。採礦工業的需求引起動力傳送和水泵技術的進步。這是重新開始關心機械原理和液壓原理的起點。同樣，冶金業是化學取得顯著進步的主要原因。日漸擴大的採礦作業使新礦石甚至新金屬如鉍、鋅和鈷顯露出來。要找到和提高分離、處理這些新礦石和新金屬的技術就必須透過痛苦的實驗。但是，這樣做時，化學的一般原理開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還原、蒸餾和混合的原理。最後，這些領域裡的新知識透過大學和印刷品得以促進和流傳。其中印刷品在提高識字率和傳播新思想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

這些成就給了科學家或者說是哲學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們堅信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先驅。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頒發特許狀，成立“倫敦促進自然知識皇家學會”。皇家學會的成員已意識到在技師與科學家之間進行合作的好處，開始協調全國各專業的成果，以蒐集有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各種資料。

所有地區都忙於並熱心於這項工作：我們發現每天交給［學會］的許多極好的奇物珍品不僅出自博學、專業的哲學家之手，而且來源於技工的工場、商人的航海、農民的耕地以及紳士的種種運動、養魚塘、狩獵場和花園……[1]

最初，科學從礦山和工場那裡得到的東西要比礦山和工場從科學那裡得到的東西多得多。在這一早期階段，科學並不是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對科學的利用是少量、偶爾的。甚至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葉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紀末，形勢發生了變化。科學不再處於附屬的地位：它已開始改造舊工業，甚至創造全新的工業。

二、科學革命的程序

正如我們所料想的那樣，近代科學最主要的進步發生在與地理學和航海術有著密切聯絡的天文學領域。這一進步發生在16世紀、17世紀，這方面的偉人有哥白尼（1473—1543年）、伽利略（1564—1642年）和牛頓（1643—1727年）。哥白尼采納某些古代哲學家的觀點，認為太陽而非地球是宇宙中心，並證實這種觀點為天體運動提供了一種比傳統的托勒密體系更簡單的解釋。伽利略使用當時新發明的望遠鏡，觀察宇宙的實際情況，以經驗為根據支援哥白尼。他在報告中說：“藉助於望遠鏡，任何人都能觀察到……銀河系只不過是一團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無數的星體。如果有誰把望遠鏡直接對準銀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會出現一大群星體……”

科學早期階段最傑出的人物是牛頓，一位可與歐幾里得和愛因斯坦相媲美的偉人。除在光學、流體動力學和數學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之外，他還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物質的每個粒子都對其他每個粒子有引力；引力與兩個粒子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與它們的質量成正比。”[2]

圖177 伽利略在1609年之後用的望遠鏡。他用它觀測地球的衛星和金星的環相，並發現了大多數木星的重要衛星。這些觀測在17世紀具有革命性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

以上是揭開天體面紗的一個聳動且具有革命性的解釋。牛頓已發現了一個數學上能證實的根本的宇宙定律；這一定律可適用於整個宇宙，也可適用於最微小的物體。實際上，自然界好像一個巨大的機械裝置，按照透過觀察、實驗、測量和計算可予以確定的某些自然法則進行運轉。人類的各門知識都可分解為有理性的人所能發現的少數簡單的、始終如一的定律。人們開始把牛頓的物理學分析方法應用於整個思想和知識領域，不僅應用於物理領域，而且應用於人類社會。

18世紀後期開始進行的工業革命影響了科學革命，並轉而受到科學革命的影響。蒸汽機的發展就是一個例證。蒸汽機為開動機器和火車頭提供了急需的動力；當然，它開始是被用來從礦井裡排水的。詹姆斯·瓦特把獨創性技術和科學知識結合起來，將蒸汽機的效率提高到一個適當的水平。1769年，瓦特採用了一個單獨的冷凝器，以後不久，又用曲軸將蒸汽機的往復運動變為旋轉運動。如果不是可以得到蒸汽機的相對無限的動力，工業革命完全有可能會在僅僅增加紡織品生產的速度後便逐漸消失，就像發生在中國那樣；在中國，早幾個世紀就曾取得過類似的技術進步。

圖178 艾薩克·牛頓爵士發現了決定引力的數學和物理定律。牛頓相信宗教和科學是一致的和相互支援的，並相信對自然界的研究能使人更好地認識上帝。這幅牛頓的畫像由戈弗雷·內勒爵士繪製。

19世紀前半世紀中取得進步最大的一門科學是化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化學與紡織業有著密切聯絡，紡織業在那數十年間經歷了非常迅速的發展。“化學界的牛頓”是安東尼·拉瓦錫（1743—1794年），他的物質守恆定律堪與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媲美：在一系列化學反應中，儘管物質的形態可能發生變化，但它的數量不會變，物質的數量在每道步驟的反應前和反應後是相同的，並且可以透過稱它的重量探查出來。19世紀，拉瓦錫的後繼者們獲得了一個又一個具有重大應用價值的發現：賈斯特斯·馮·李比希發現了化學肥料；W. H.珀金髮現了合成染料；路易·巴斯德發現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論，這一理論促使人們採取衛生預防措施，從而控制了由來已久的災禍——傷寒、白喉、霍亂和瘧疾。

正如牛頓因為發現支配宇宙中的物體的定律而統治17世紀的科學那樣，達爾文因發現支配人類本身進化的規律而統治了19世紀的科學。他的進化學說認為，處於現在各種不同形式的動植物種類不是作為單獨的、特殊的創造行為的結果而固定不變的，它們是不同的、可變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結果。達爾文認為，變異藉以發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選擇”，他將這一過程闡釋如下：

因為所產生的每一個物種的個體比可能生存的多得多，各生物間便經常不斷地發生生存鬥爭，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發生縱然微小但有利於自己的變異，它在複雜的而且時常變化的生活條件下，就會獲得較好的生存機會，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選擇了。由於強有力的遺傳原理，任何被選擇的變種，將會繁殖它的新的和變異了的型別。[3]

也許很難把自然界中所有的變種都設想為似乎是像“自然選擇”所提供的那樣一個十分緩慢的變化過程的產物。不過，統計學的計算結果表明，即使一次突變僅僅導致1%的較好的生存機會，它也會使一個物種經過100世代以後有為數一半的個體發生突變。換句話說，即使101個發生過突變的個體活下來後有100個失去了突變，突變仍會在生物學上所說的短時間內傳遍該物種。達爾文的學說雖然在後來的研究基礎上得到了詳細修改，但其要點實際上已為現在所有的科學家所接受。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教士中間，卻存在著激烈的反對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達爾文否定了神造世界說。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學體系廢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樣，達爾文主義似乎廢黜了人類在地球歷史上的中心地位。

儘管達爾文主義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團的敵視，它還是對西方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對最適者生存和生存鬥爭的強調極妙地與時代傾向相吻合。在政治上，這一時期正是俾斯麥“鐵血”統一德國的時期。各國的民族主義讚美者認為達爾文主義給了他們支援和正當理由。他們認為在政治活動中與在自然界一樣，最強者是得勝者，好戰的品質決定誰將在國際“生存鬥爭”中獲勝。在經濟生活中，這是自由經營和粗俗的個人主義盛行的時期。舒適的、心滿意足的中上層階級強烈反對國家為促進更大的社會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預。他們論證說，他們應得到幸福和成功，因為他們已證明自己較無能的窮人更“適合”，而且，大公司對小公司的兼併是“生存鬥爭”的一部分。19世紀後期也是殖民地擴張的黃金時期，達爾文主義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有人爭辯說，殖民地是強國的繁榮和生存所必需的；還有人爭辯說，按照世間的成就判斷，諸土著民族軟弱、低劣，需要優越的、強大的歐洲人的保護和指導。

圖179 在兩部十分重要的著作《物種起源》（1859年）和《人類的起源》（1871年）中，查爾斯·達爾文用自然選擇的觀點清楚地闡發了進化論，並將這一理論用於人類。結果引發了一場不僅影響生物學，還影響宗教、哲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的大爭論。

這種將達爾文的學說應用到社會舞臺上的做法，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達爾文字人從未想到他的研究結果會以這樣一種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說有這種打算了。然而，事實卻仍然是，它們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很簡單，它們似乎為當時在整個歐洲盛行的物質主義提供了科學的支援。簡言之，達爾文主義合宜地與吉卜林的下述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應該有所獲，
能有所獲者應該保持所獲。

三、科學革命的意義

隨著19世紀的結束，科學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紀初，科學仍處於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邊緣，但是，到它為久已建立的工業做出基本貢獻的19世紀末，它正在創造全新的工業，正在不但深深地影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地影響他們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學革命造成的這種變化還以無數方式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整個世界。科學使歐洲在技術上對世界的霸權成為可能，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一霸權的性質和作用。科學還為19世紀的西方在智力方面的優勢提供了基礎。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沒有給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響，因為非西方民族已在這些領域做出了類似的貢獻。但是，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就不存在這樣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種種秘密，併為人類的物質進步而對它們進行了利用。這是一個不可否認、有說服力的事實。非西方人不再輕視歐洲人，不再將歐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擁有某種優勢的不文明的野蠻人。他們勉強地承認了歐洲科學革命的重要性。因此，從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標是親自經歷這場獨特的革命。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傑出的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作了總結，認為科學革命：

……被證明是極能生長的，並在其活動中發揮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從一開始起它就自覺地擔任了一個指揮的角色。可以說，它開始控制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紀的基督教滲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個角落後開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因此，當我們談及在最近幾個世代中被傳入像日本那樣的東方國家的西方文明時，我們不是指希臘——羅馬哲學和人文主義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紀後半世紀開始改變西方面貌的科學、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裝置。[4]

四、工業革命的根源

“工業革命”一詞經常受到質疑，因為它用來描述的不是一個迅速、突然的變化，而是一個在18世紀以前已開始進行、並由於各種實際的目的而一直持續到現在的“革命”。顯然，它不是通常意義上那種疾風驟雨般開始和結束並帶來巨大變化的革命。

然而，事實仍舊是，18世紀80年代間，生產力有了驚人的進展，或者，如現在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生產力有了“一個進入自驅動發展的起飛”。更明確地說，當時產生了一個機械化工廠體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極大量地生產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創造出其自身的需要。汽車製造業就是這種現在很普通但以往卻無人知曉的現象的一個例子。不是存在於20世紀初的對汽車的需求創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車製造業，而是製造廉價的T型“福特”牌汽車的能力刺激了現代對汽車的大量需求。

考察工業革命時出現的第一個問題和其時間的選擇有關。為什麼工業革命是在18世紀後期而不是在早100年或1000年時發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從海外大擴張之後歐洲驚人的經濟發展中找到。這一發展如此顯著，以致現在通常被稱為“商業革命”。

商業革命的首要特點在於世界貿易的商品起了變化。16世紀以前，最重要的商品貿易是由東方運往西方的香料貿易和朝相反方向運送的金銀貿易。但漸漸地，新的海外產品成為歐洲的主要消費品，並且其商業價值也在不斷增長。這些產品包括新的飲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藍、胭脂紅和巴西蘇木）、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蘭）和新的食物（珍珠雞、吐綬雞以及其供應量已大大增長的紐芬蘭的鱈魚）。商業革命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貿易量顯著增長。1715年至1787年間，法國從海外地區輸入的進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倍至8倍。英國貿易也有了幾乎同樣驚人的增長——在1698年至1775年這一時期，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歐洲總的貿易在增長，但是，殖民地貿易正在其中佔有一個愈來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國約15％的海運貿易是與其殖民地進行的，但是，到1775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於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兩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貿易也大大增長。

早期鐵路上的一段旅程

世界上最初的兩條鐵路是從利物浦至曼徹斯特的，分別於1825年和1830年開通。女演員弗朗絲（範妮）·金伯爾幼年時曾在第二條鐵路開通的那一年搭乘過，她對那段旅程作了如下描述。*

我父親認識幾位對這一事業（利物浦——曼徹斯特的鐵路）最感興趣的紳士，當斯蒂芬森提議進行15英里鐵路的試執行時，他們以極大的善意邀請我父親帶著我與他們同行，並允許我坐在斯蒂芬森的身旁，我認為這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耀之一……他是一個面部表情非常嚴肅的人，膚色淺黑，面部特徵十分明顯……

有人向我們介紹了將要帶著我們在鐵軌上奔跑的小小發動機……這個總是讓我想去拍拍它的、發著噴氣聲的小動物，現在就套在了我們的車廂上，斯蒂芬森先生帶著我，和他一起坐在發動機的凳子上。我們以約10英里的時速開始了旅程。這匹“蒸汽馬”對高低起伏的山路不是很適應，鐵路必須保持一定的水平，因此，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沉到了地底下，有時候又像懸在半空中。幾乎從一開始起我們的鐵路就穿過了堅硬的山石，兩邊形成了高約60英尺的石牆。你很難想象這樣的旅行有多麼奇異：你看不到任何前進的原因，除了這個神奇的發動機及其飛似的白煙和節奏勻稱、不變的步速……我們只打算走15英里，這個距離足以展示發動機的速度了……走完這段多石的窄路之後，我們發現自己已高出河岸10英尺至12英尺；然後我們到了一片遼闊的沼澤地，沒有人能走在這片沼澤地上不沉下去，然而，我們的鐵路卻載著我們在上面飛奔……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15英里，火車在橫跨一個又寬又深的峽谷處停下。斯蒂芬森把我放下來，帶著我走到谷底。為了保持鐵路的水平高度，斯蒂芬森建造了一個壯觀的9拱高架橋，中間的一拱有70英尺高；透過這座橋，我們看到了這個美麗的山谷的全景……然後，我們又回到了其他人中間，給機車供了水；因為機車不能掉頭，車廂被掛在後面。現在我們以它的最高速度——每小時30英里——出發，它比鳥的飛翔速度還要快（因為他們曾用獵鳥做過試驗）。你難以想象切開空氣向前奔跑的感覺是怎樣的——它的運動也十分平穩。

• F. A. Kimble, Record of a Girlhood，3rd ed.（Richard Bentley，1879）, pp. 158—160.

商業革命在幾個重要方面有助於工業革命的發展。首先，它為歐洲的工業，尤其是為製造紡織品、火器、金屬器具、船舶以及包括製材、繩索、帆、錨、滑輪和航海儀器在內的船舶附件的工業提供了很大的、不斷擴充套件的市場。為了滿足這些新市場的需要，工業必須改善其組織和技術。要為工業革命建造工廠和製造機器，就得籌措資金，商業革命也提供了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資本。資本以利潤的形式從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歐洲——從西伯利亞和北美的毛皮貿易，從墨西哥和秘魯的銀礦，從非洲的奴隸貿易，從一些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公司包括莫斯科公司、哈得孫灣公司以及美洲的種種陸上殖民地公司的利潤中。據估計，18世紀從印度和西印度群島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資金總量與1800年在英國工業上投入的資金總量差不多。

圖180 這幅畫描繪的是18世紀英國一個煤礦坑口的情景。畫左側的機械包括一臺蒸汽機，它為將礦井中的煤運到地面或將礦井中的水抽出的裝置提供動力。英國豐富的煤層是有助於其早期工業化的因素之一。

利潤豐厚的商業企業，與同時發生的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一起，解釋了工業革命在18世紀晚期達到“起飛”階段的原因。這也提出了為什麼這種“起飛”首先發生在英國這一問題。英國享有的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採煤工業和鍊鐵工業方面佔據領先地位。由於英國的儲存林正被耗盡，它很早就開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來冶煉鐵。到法國大革命（1789年）時，英國每年大約生產1000萬噸煤，而法國僅能生產70萬噸。英國還率先發展起高爐，這種高爐迥然不同於舊時的熔鐵爐，能成批生產鐵。1780年，英國的鐵產量是法國的1/3，到1840年，卻是法國的3倍多。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英國正在生產被大規模消費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穩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進，而法國則更專門地生產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穩定的奢侈品。

英國還擁有更多的、可作工業革命的資金用的流動資本。源源流入英國的商業利潤比流入其他任何國家的都多。英國的宮廷支出和軍費支出較法國的低，因此，英國徵稅較少，政府的財政狀況較好。此外，銀行業在英國發展得更早、更有效，為個人企業和社團企業提供了共同基金。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經管人才在英國的集中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非國教徒如從事制鐵業的達比全家、製造瓷器的庫克沃西、經營棉紡織廠和參與政治活動的布賴特父子以及投身於科學的道爾頓和愛丁頓等人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中得到說明。打破常規和對個人責任的強調使得在非國教徒中間產生了很大一批實驗家和發明家，而他們的節儉則使他們把利潤再投資於實業而不是為奢侈的生活揮霍掉。非國教徒在英國的影響由於來自大陸的同教人士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隨著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銷，法國流失了相當多的經營企業的人才，尤其是在紡織工業中；他們都流入了英國。

英國還在勞動力供應方面佔有優勢。由於行會較早瓦解，由於對傳統的條塊農田的圈佔，英國獲得了充裕的流動勞動力。行會及其多方面限制的消失，使採用分散的家庭作坊制度和建立擁有動力機械的工廠更為容易。圈地於16世紀開始，持續了3個世紀，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葉達到最高潮。自耕農時常不得不出賣勞動力，因為對公地和荒地的圈佔使他們沒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較早時期的圈地是由羊毛價格的上漲促成的，因此，土地多被用於放牧。在較後的時期中，為迅速發展的城市生產糧食的需要變得更為重要，因此，被圈佔的土地由人們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種。這些方法包括用輪作制代替讓田地休閒的這種浪費土地的舊方法、選育良種、用科學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種，以及研製某些農業機械如馬拉的耕耘機和自動播種機等。

1714年至1820年間，英國有超過600萬英畝的土地被圈佔。這意味著嚴重的混亂和苦難。貧窮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當租地人或打散工的人，否則，就不得不去城裡找工作。英國自耕農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園這一現象使得關心社會的人們極為恐懼，他們直言不諱地起來反對。雖然圈佔土地的過程是令人不安和不快的，但就工業革命而言，它履行了兩個必不可少的職責——為工廠提供了勞動力，為城市提供了糧食。因此，圈地可被看作英國工業在19世紀居首位的一種先決條件。圈地的確也在歐洲一些別的國家發生過，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國，法國革命為農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從而增加了他們對故鄉的依戀，使他們不願意收拾行李背井離鄉。

五、工業革命的程序

除非有強大需求的刺激，發明者很少進行發明。作為種種工業革命新發明的基礎的許多原理早在18世紀前就已為人們所知道，但是，由於缺乏刺激，它們一直未被應用於工業。例如，蒸汽動力的情況就是如此。蒸汽動力在希臘化時代的埃及已為人們所知道，但卻僅被用於開關廟宇的大門。不過，在英國，為了從礦井裡抽水和轉動新機械的機輪，急需有一種新的動力。這種需要引起了一系列發明和改進，直到最後研製開發出商業用途的蒸汽機。

圖181 珍妮紡紗機。

這種由需求引起發明的模式在工業革命的程序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一個領域的發明產生了不平衡，會刺激其他領域的對應發明來恢復平衡。例如，棉紡織工業是最先實現機械化的，因為英國公眾已越來越喜愛最初是從印度進口的棉織品。事實上，對棉織品的使用已非常廣泛，因此，強大的舊毛紡行業在1700年設法透過了一項禁止進口棉布或棉織品的法律。不過，該條法律並未禁止棉布的製造。這就為當地工業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機會，有魄力的中間人很快就利用了這一機會。當時的問題在於如何充分加速紡紗和織布，以滿足巨大的、受保護的國內市場的需要。當時設了很多獎項來獎勵能增加產量的發明，到1830年，一系列的此類發明已完成了紡織業的機械化。

新發明中，約翰·凱的能提高紡織速度的“飛梭”（1733年）、理查德·阿克賴特的水力紡紗機（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紡紗機（1770年）和塞繆爾·克朗普頓的走錠紡紗機（1779年）也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紡紗機能在皮輥之間紡出又細又結實的線；用珍妮紡紗機，一個人能同時紡8根紗線，後來是16根紗線，最後為100多根紗線；走錠紡紗機也被稱為“繆爾”（騾子）紡紗機，因為它綜合了水力紡紗機和珍妮紡紗機的優點。所有這些新紡紗機很快就生產出比織布工所能處理的多得多的紗線。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賴特的牧師試圖矯正這種不平衡狀態，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種最初由馬驅動、1789年以後由蒸汽驅動的動力織機的專利權。這種新發明物製作簡陋，在商業上無利可圖。但是，經過20年的改進之後，其最嚴重的缺點得到了糾正。到19世紀20年代，這種動力織機在棉紡織工業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織織布工。

正如紡紗方面的發明導致織布方面相應的發明一樣，某一行業中的發明總是會鼓勵人們進行相應的發明創造，以促進其他行業發展。例如，新的棉紡機引起對動力的需要，這種動力較傳統的水車和馬匹所能提供的動力更充裕、更可靠。詹姆斯·瓦特在這方面作出了反應，他對約1702年前後由托馬斯·紐科門製成的原始蒸汽機做了多項改進。到1800年，已有500臺左右的瓦特蒸汽機投入使用，其中有38％的蒸汽機用於抽水，剩下的用於為紡織廠、鍊鐵爐、麵粉廠和其他工業提供旋轉式動力。

蒸汽機的歷史意義，無論怎樣誇大也不為過。它提供了控制和利用熱能、為機械提供動力的手段。因而，它結束了人類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這時，一個巨大的新能源已為人類所獲得。而且不久，人類還能開發儲藏在地下的其他礦物燃料，即石油和天然氣。這樣，也就開始了一種大多數能源被現代工業化國家利用的趨勢。例如，1975年，西歐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別為較少工業化的亞洲的11.5倍和29倍。這些數字的意義在一個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直接依賴於所能獲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顯的。實際上，可以說，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與其說是以其他任何一種手段或力量為基礎，不如說是以蒸汽機為基礎。

圖182 19世紀早期英國的動力織布機。

新的棉紡機和蒸汽機要求增加鐵、鋼和煤的供應量。這一需求透過採礦和冶金術方面的一系列革新得到了滿足——亞伯拉罕·達比在熔化鐵礦石時用焦炭代替了煤；亨利·科特發明了除去熔融生鐵中的雜質的“攪煉”法；瓦特蒸汽機被應用於操作鼓風機、鑿岩機，以及翻轉和碎裂。由於這種種發展的結果，到1800年時，英國生產的煤和鐵比世界上其他地區合在一起生產的還多。英國的煤產量從1770年的600萬噸上升到1800年的1200萬噸，進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萬噸。同樣，英國的鐵產量也從1770年的5萬噸增長到1800年的13萬噸，進而增長到1861年的380萬噸。鐵已豐富和便宜到足以用於一般的建設，因而，人類不僅進入了蒸汽時代，也進入了鋼鐵時代。

紡織工業、採礦工業和冶金工業的發展引起對改進過的運輸工具的需求，這種運輸工具可以大批運送煤和礦石。這引起了運河開鑿熱，使英國到1830年時擁有2500英里長的運河。與運河時代相提並論的是偉大的築路時代。1750年以後，一批築路工程師——約翰·梅特卡夫、托馬斯·特爾福德和約翰·麥克亞當——發明了修築鋪有硬質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術。乘坐四輪大馬車行進的速度從每小時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1830年以後，公路和水路遇到了來自鐵路的挑戰。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採礦工程師喬治·斯蒂芬森。1830年，他的機車“火箭號”以平均14英里的時速行駛了31英里，將一列火車從利物浦牽引到曼徹斯特。短短數年內，鐵路支配了長途運輸，能夠以比在公路或運河上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運送旅客和貨物。到1838年，英國擁有500英里鐵路；到1850年，擁有6600英里鐵路；到1870年，擁有1.55萬英里鐵路。

蒸汽機還被應用於水上運輸。富爾頓是這方面的先驅，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萊蒙脫號”汽船在哈得孫河下水。1833年，“皇家威廉號”汽船從新斯科舍行駛到英國。5年後，“天狼星號”和“大西方號”汽船分別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時間朝相反方向越過大西洋，行駛時間為最快的帆船所需時間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繆爾·肯納德建立了一條橫越大西洋的定期航運線，預先宣佈輪船到達和出發的日期。

工業革命不但在交通運輸方面，而且在通訊聯絡方面也引發了一場革命。以往，人們只有透過運貨馬車、驛使或船才能將一個音信送到一個遙遠的地方。然而，19世紀中葉，人們發明了電報。1866年，人們鋪設了一道橫越大西洋的電纜，建立了東半球與美洲之間直接的通訊聯絡。

圖183 1845年的一份英文傳單。

工業革命並未隨著鐵路、跨大西洋汽船和電報通訊的出現而結束。它一直持續到今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幾個階段清晰可見。第一階段到19世紀中葉，包括前述棉紡織工業的、採礦業的和冶金業的機械化，蒸汽機的發明及其在工業和運輸業中的運用。第二個階段持續到19世紀整個下半葉，它以科學在工業上更直接的應用和大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為特徵。儘管科學在其發展伊始對工業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但它卻逐漸成為所有大工業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煤的許多衍生物的開發是工業研究實驗實際應用的一個最驚人的例子。煤不僅能生產焦炭和照明用的寶貴的煤氣，還能產生一種液體即煤焦油。化學家們發現，在煤焦油中藏著真正的寶貝：數百種染料、阿司匹林、水楊酸甲脂、糖精、消毒劑、輕瀉劑、香水、攝影用的化學制品、烈性炸藥及香橙花精等。

正如19世紀的德國在將科學應用到工業方面領先世界一樣，美國是發展大規模生產技術的先驅。大規模生產技術有兩種：一種是製造標準的、可以互換的零件，然後以最少量的手工勞動把這些零件裝配成完整的單位。這方面的經典例子是亨利·福特發明的環形傳送帶。汽車零件在傳送帶上傳送，工人們將其裝配成T型汽車；工人此時變成了機器上的齒輪。另一種生產技術是藉助於先進的機械裝置，處理大堆大堆的原料。其最好的例子見於鋼鐵工業，這種方法的生產率從工業巨頭安德魯·卡耐基以下這番無可非議的大話中可以看出來：

從蘇必利爾湖開採兩磅鐵石，並運到相距900英里的匹茲堡；開採一磅半煤、製成焦炭並運到匹茲堡；開採半磅石灰，運至匹茲堡；在弗吉尼亞開採少量錳礦，運至匹茲堡——這四磅原料製成一磅鋼，對這磅鋼，消費者只需支付一分錢。[5]

六、工業革命對歐洲的影響

工業革命的傳播

在19世紀期間，工業革命從英國逐漸傳播到歐洲大陸。傳播的方式取決於很多因素，例如自然資源的供應和不受行會限制或封建義務妨礙的自由流動的勞動力。比利時是第一個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因此，到1870年時，大多數人都居住在城市，並直接依靠工業或貿易過活。繼比利時之後是法國、德國、奧匈帝國、義大利和俄國。與此同時，非歐洲國家也正在進行工業化——起初是美國，隨後是英國自治領和日本。後來者可以享受到新的、更有效的工廠的好處，因此，英國失去了其最初的“世界工廠”的地位。

表26.1列舉的各強國是按照它們在工業生產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工業均勢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表26.1 世界工業平衡變化（1860—1980年）

20世紀90年代，世界經濟的平衡始終在發生著變化。1995年，世界經濟增長了3.7%，但大多數增長都是在歐洲以外實現的。1995年，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率在2.6%和3.0%之間，而亞洲則達到了8.7%。1995年，亞洲各國的增長率為：中國10.2%，韓國9.7%，越南9%，印尼7.5%。[6]

人口的增長

工業革命對歐洲的另一影響是人口的進一步增長；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人口增長早已開始。儘管19世紀期間有數百萬歐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時歐洲大陸的人口卻是1750年時的3倍以上。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首先是經濟上的，其次是醫學上的。在此前的數世紀中，大多數死亡的人都是因傳染病所致，而傳染病的傳播主要取決於生活水平。隨著19世紀馬鈴薯種植的增加，人們的營養水平提高，對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應增強，死亡率相應下降。俄國以西的歐洲大部分地區的饑荒已成為過去的回憶。即使農作物歉收，新的鐵路網也能保證來自外界的充足供應。與此同時，工業革命還改進了汙水處理系統，飲用水供應更安全，這也進一步降低了死亡率。因此，死亡率統計數字顯示，在主要的化學藥品發明前約30年，因主要傳染病致死的死亡率已開始下降。

當時，新醫藥科學的應用，如接種疫苗和對傳染病人的隔離，使西歐的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到1914年，它們已從1800年的至少30‰降低到15‰左右。為此，歐洲的人口也就從1750年的1.4億迅速上升到1800年的1.88億、1850年的2.66億、1900年的4.01億和1914年的4.63億。歐洲的這一增長率比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率要高得多，以致它改變了全球人口的平衡（見表26.2）。

表26.2 1650—1990年的世界人口變化*

• 這些數字表明，歐洲佔世界總人口的百分比從1650年的18.3%上升到1900年的24.9%，又回到1977年的18%。但是，到20世紀，美國、加拿大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居民的祖先都是歐洲人，拉丁美洲至少有一半居民的祖先也是歐洲人。因此，如果說整個20世紀，歐洲人和具有歐洲血統的人的百分比已上升到佔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那更富有意義。

Adapted from A. M. Carr-Saunders，World Population（Clarendon，1936）, p. 42，and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s.

城市化

工業革命還引起世界社會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以往城市的規模取決於周圍地區所能生產的糧食的數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分佈於流域地區和澇原，如尼羅河流域、新月沃地、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工廠體系的建立，大批的人湧入新的工業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為能從世界各地獲得糧食而得到供養。技術和醫學上的進步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變得較可忍受、較合意。這些進步中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應潔淨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統和垃圾處理系統、保證充足的糧食供應，以及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到1930年，城市人口已達4.15億，占人類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化，因為在城市居住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許多國家如英國、比利時、德國和美國，到1914年時，已使它們的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城市裡。

財富的增長

工業革命以世界性的規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使生產率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高。英國首先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使其資本從1750年的5億英鎊增長到1800年的15億英鎊、1833年的25億英鎊和1865年的60億英鎊。在19世紀後半個世紀中，整個世界都受到了不斷增長的生產率的影響。紐西蘭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麥、緬甸的稻米、馬來西亞的橡膠、孟加拉的黃麻以及西歐和美國東部興旺的工廠——所有這些資源都捲入了生氣勃勃的、不斷擴張的全球經濟之中。表26.3中的數字表明瞭19世紀後半葉中工業生產在歐洲和全世界發展的速度。

表26.3 工業生產的上升（1913年=100）*

• F. Sternber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Day，1951）, p. 21.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Copyright 1950 by Fritz Sternberg. Copyright renew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

近年來，關於工業革命期間所產生的財富的分配問題，權威們的看法大相徑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階級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獲益；其他人則堅持認為，少數人獲得了巨大的財富，而多數人卻在遭受無情的剝削，其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無疑，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存在著大量的剝削和社會分裂。佃農被逐出家園，織布工和其他手工業者由於新的機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競爭而被淘汰。這些人同別的和他們一樣的人一起，面臨著遷居城市、尋找工作、適應不熟悉的環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嚴峻考驗。他們沒有土地、房屋、工具和資本，完全依靠他們的僱主。總之，他們成為純粹的僱傭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

當他們找到工作時，他們發現工作時間很長，16小時工作日絕不是罕見的。當工人們最後爭取到分兩班輪換的12小時工作制時，他們將這一改變看作一件幸事。如果僅僅是工作時間長，原本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並不比實行家庭包工制時在家裡工作的時間更長。但是，在變得習慣於工廠的紀律和管理機器的單調方面，遇到了真正的困苦。工人們隨著工廠的汽笛聲而上下班。他們必須跟上機器的運轉，並始終處於在場監工的嚴格監督下。工作是單調乏味的——拉控制桿、刷去汙物、接上斷線。僱主自然把他們的工資賬單看作一筆應儘可能降低的開支。因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紡織工業的僱主們，更喜歡僱婦女和童工，因為婦女和童工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而且更服從命令。對婦女和童工勞動的剝削達到了很大的規模，以致議會的許多委員會在進行調查時發現了種種令人震驚的情況。

不過，工業革命對工人階級的影響這一問題還有著另一方面。首先，議會的一些委員會僅僅調查瞭如採礦和紡織之類的行業，那些行業的情況是最糟的。證人們向委員會所提供的令人震驚的證言的確是以事實為根據，但是，那些事實並不適用於整個英國工業。而且，對於19世紀初葉工人們的處境，必須從當時而不是現在的標準來看。實情是，這些工人原來生活的村莊在許多方面同城市一樣骯髒。在典型農村居住區，稻草褥子里老鼠和蝨子成群出沒，風呼嘯著吹過薄薄的茅草屋頂和破爛的灰泥牆。鄉下散工的報酬非常低，以致他們不斷地湧入新的工業城市。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也渡海到新工廠做工。此外，在工業革命的這些較早的日子裡，英國人口劇增——這一事實與通常所設想的那種艱難困苦的圖景是不一致的。完全有可能，這些早期工廠的多數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較高的實際收入。

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工業革命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葉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影響，但我們完全確信，在19世紀後半葉中，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生產率的大幅增長和巨大的海外投資所帶來的利潤一起，逐漸地使西歐的下層階級也得到了利益。在“飢餓的四十年代”中，失業造成了大量的苦難，但那時以後，西歐的工人享受著普遍的繁榮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表26.4中的數字表明，在1850年至1913年間，英國和法國的實際工資幾乎增加了1倍。

表26.4 實際工資的增長（1850—1913年）（1913年=100）*

• F. Sternber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Day, 1951）, p. 27.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Copyright 1950 by Fritz Sternberg. Copyright renew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新消費主義

處於社會頂層的少數人和底層的多數人的收入的增長，使得消費社會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在英國出現成為可能。消費的慾望並非特殊之事，莎士比亞在《無事生非》中曾經提到：流行的衣服永遠比人們能穿破的衣服要多（“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 man.”）。因此，18世紀的英國所獨有的不是消費的慾望，而是大多數人消費的能力。在此前的人類社會中，大眾的收入太微薄，以致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必須用來購買食物。剩餘的極少的錢還得購買其他必需品，因此，根本不剩錢去買一時興起想買的東西或時裝。這既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時的時裝並不像現在這樣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寬鬆褲、拉美的披肩幾個世紀以來都一成不變。

圖184 18世紀，各種消費品的消費大大增加。這幅雕版畫描繪的是一個可能位於巴黎的商店。畫中的婦女顯然是在為一個女經理幹活，在製作衣服和帽子，以滿足時裝貿易的需要。

18世紀的英國是第一個打破這一傳統模式的國家。這要歸功於由於圈地運動後的農業革命、海外事業引起的利潤的大量湧入和工業革命導致的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而來的國民收入的增加。國民收入增長的一部分流向了大眾，因此，國內市場發展起來了；這種市場比過去僅有上層少數人才有購買力時的市場要大得多。

商人們迅速改進經營手段來迎合新的、利潤豐厚的國內市場。早在18世紀，他們就在運用一系列今天還在用的現代銷售技巧，包括市場調查、信貸、折扣計劃、傳單、目錄、報紙和雜誌廣告和不滿意退款的銷售承諾等。這種大眾營銷的先驅是陶工喬薩·韋奇伍德，他坦誠地說：“時尚優於美德。”為此，他制訂了銷售戰略，使他的陶瓷成為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歡迎的陶瓷，即使它們常常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便宜的。

一位研究這一新消費主義的學者斷定：“新消費主義使得各階層開始購買它們從前從未有機會購買的，甚至比以前更大範圍的商品……社會模仿的巧妙使用使本來只買‘體面商品’的人購買‘奢侈品’，使本來只買‘必需品’的人購買‘體面商品’……事實上，時尚及其利用者提高了人們‘金錢準則’的水平。”[7]大眾消費主義正是以這種方式出現在18世紀的英國的，它已變成全球20世紀的社會標誌。

婦女的新角色

工業革命不僅引起了新消費主義，而且賦予了婦女新的角色。這場革命對婦女的影響正如幾百萬年前農業革命對她們的影響一樣深遠。總的影響是迫使婦女走出過去她們以此為生的家庭經濟，進入新的、家庭以外的工薪經濟。

前工業化時代的家庭經濟是建立在家庭基礎上的；在家裡，妻子、丈夫，甚至很小的孩子們都一起工作。這使人聯想到愉悅、健康的家庭生活，但事實遠非如此。婦女從事了大量的單調、重複的勞動，如紡線、織布、豎織布機等。她們的工作經常是對丈夫或父親的工作的輔助或準備工作，因此，她們通常要同男人們一起長時間地工作。而且，除兼做這一勞動外，婦女還得做其他繁重的工作，如做家務和照顧孩子。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主要的工作場所從家庭轉移到了工廠和車間，女工作為工薪一族成為金錢經濟的一部分。這有一些優勢，比如工作更穩定，因為工業家向工廠和機器投入大量的資金，因此停產的可能極小。除了以年為單位僱用的工人的年收入較高外，在工廠工作的婦女的工資也比其以前在家做計件工作的收入要高得多。例如，在1914年，在曼徹斯特棉紡織廠，已婚婦女每週所掙的錢比她們在家裡繡手帕所掙的錢要高一倍。

另一方面，新工廠裡的工作也有一些男性和女性工人都不喜歡的消極因素。如上所述，這些因素包括工作時間過長，工作環境不健康，規章制度和懲罰措施太多等。婦女尤其易受到虐待和剝削，因為她們往往比較溫順，不太喜歡組成工會。工會的男性領導人很少鼓勵、更多的是阻撓女性加入工會。婦女通常也沒有參加工會所需要的時間和金錢。因此，在19世紀末，婦女的平均工資還不到男人工資的一半。

大多數女工在婚後和產後都放棄了她們在工廠裡的工作。但是，丈夫的收入通常不夠整個家庭的開銷，因此，這些母親會儘可能多地在家裡做活。這種臨時性的工作包括收留寄宿生、縫紉、做假花、洗衣、照顧職業女性的孩子等。

在19世紀後期，由於西歐嬰兒死亡率的急劇下降，中產階級女性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嬰兒的出生率相應下降，為此解除了妻子們無休止的懷孕負擔的痛苦。這時，省力的新式家電出現了，它還可以減輕家務的負擔。從理論上講，這些情況結合在一起，應該能大大減輕家庭主婦的責任和工作負擔。但實際上，結果完全不同。省力的家用裝置並沒有像預想的那樣減輕家庭主婦的負擔，因為廉價的用人越來越少。因此，母親們發現，使用新的洗衣機和電熨斗反而比過去使用洗衣女工更累。

圖185 正在電話交換機前工作的婦女。電話的發明為婦女開闢了新的就業機會。

同樣重要的是，人們日益增長的期望：中產階級女性的主要責任不再是做家務，而是做母親。書籍雜誌和宗教教義都在宣傳這樣一種觀念：母親不僅應關心全家人的身體健康，還應關心他們的心理健康。專家們為成功的現代母親介紹了新的“科學”技巧。與此同時，人們也期待著母親們能夠保留傳統的美德和保持女性的特點。難怪許多中產階級女性會對此感到焦慮和不滿。一些人開始質疑婚姻要求她們順從丈夫和孩子的提法，結果出現了女權主義運動，婦女要求平等權利，要求得到更多機會，無論是在家內，還是在家外。

與此同時，工人階級女性卻沒有時間、金錢和精力去為中產階級婦女關於家務與母親角色的事情而煩惱。在現實生活中，她們無法渴望成為一個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親和完美的管家。而且，她們還得處理眼下突如其來的日常危機——失業、遭遺棄、疾病和長期存在的工資收入和家庭支出之間的差距。對這些處境困難的工人階級女性——她們始終佔女性的大多數——來說，生活歸結為一場確保家庭能應付日常開銷的無休止的鬥爭。

七、工業革命對非歐洲世界的影響

較早的帝國的歐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時期中，歐洲諸強國僅在亞洲和非洲擁有少數立足點，它們主要的佔有地是美洲。1763年之後，它們從政治上控制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和幾乎整個非洲。不過，在美洲和英國自治領，它們所能做到的比這要多得多。趁著當地人口比較稀少，成百萬的歐洲人移居過去，並填補了那些相對空曠的地區。

圖186 《貝列裡一家》。家庭是中產階級概念中一個穩定的、受人尊重的社會生活的中心。這幅描繪貝列裡（德加的舅舅）一家的油畫是法國印象派畫家德加的作品。注意：畫中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男人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表明他與事業和家外世界的聯絡；而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女人則帶著孩子們站在那裡，表明她家庭主婦的角色。

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這一大批移民的主要原因。我們已經看到，生產率的提高和醫學的進步導致19世紀歐洲人口急劇增加。由此帶來的人口壓力是透過海外移民尋找出路的。鐵路和汽船有效地將大批大批的人運過海洋和大陸，而種種迫害更是進一步促進了遷移，正如愛爾蘭的土豆饑荒所造成的自然災害那樣。這種種因素合在一起，導致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移民。每過去10年，人口遷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長。19世紀20年代中，總共才有14.5萬人離開歐洲，19世紀50年代中，有大約260萬人離開歐洲，而在1900年至1910年間，移民人數高達900萬，也就是每年有近100萬移民（見地圖25）。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來自北歐和西歐，那時以後，多數移民來自南歐和東歐。一般說來，英國移民前往英帝國的自治領和美國；義大利人前往美國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國人前往美國，其中還有小部分前往阿根廷和巴西。從世界歷史的觀點來看，這種規模極其巨大的遷移的意義在於：除很大一部分人湧入亞洲的俄國地區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遷移的目標完全是針對美洲和大洋洲的。結果，西伯利亞、南非除外的英國自治領和美洲在種族方面幾乎完全歐化。雖然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居民仍然存在，但倖存下來的只是少數。

圖187 1906年，歐洲移民在去往美國的路上。在1846年至1932年間，5000多萬歐洲人移居美國、加拿大、南美洲、澳大利亞和南非。

海外領地種族上的歐化還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歐化。這一程序將在第三十五章中予以描述。

新帝國主義征服新帝國

工業革命不僅是海外領地被歐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歐洲龐大的殖民地結構在亞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1870年以後出現的營建帝國的巨大浪潮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它使地球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都成為歐洲少數強國的附屬物。殖民地可以作為數量日益增多的製成品市場；從攫取殖民地的不斷增長的慾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國主義與工業革命之間的密切聯絡。19世紀期間開始工業化的幾個歐洲國家和海外國家很快就在互相爭奪市場，並在這一過程中，提高各自的關稅，以抵制別國的產品。不久，有人主張，每個工業化國家都應當擁有能夠為其製造商提供“不受外國競爭影響的市場”的殖民地。

工業革命還產生了剩餘資本，剩餘資本又致使各強國去尋找殖民地作為其投資場所。資本在國內積累得愈多，利潤降得愈低，對國外更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的需要也就愈大。實際上，各強國，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對外國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例如英國，到1914年，已在國外投資了40億英鎊，等於其國民財富總數的四分之一。到1914年，歐洲已成為世界的銀行家。在19世紀上半葉，這些海外投資的大部分是在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紀下半葉，這些海外投資多半是在亞洲和非洲的那些非白人的、相對不穩定的國家。提供資本的成千上萬個私人小儲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組織自然會為其資本的安全而擔憂。他們寧願在其投資所在的地區出現“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這種管理最好是由他們各自的政府來進行。如此，投入剩餘資本的需要也就促進了新帝國主義的發展。

工業革命還引起了對供給機器用的原料的需求。這些原料——黃麻、橡膠、石油和各種金屬——大都來自世界“未開化的”地區。在多數情況下，要充分地生產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資本支出。這種投資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通常導致政治控制的強加。

新帝國主義的起源並不完全是經濟性的，它也並不僅僅與工業革命有關。當時，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希望得到像在馬耳他和新加坡那樣的海軍戰略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獲得另外的人力來源，就如法國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樣。再一個因素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在19世紀中特別活躍。這些傳教士一直試圖使土著皈依，他們有時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殺。雖然傳教士本身為了自己的事業起見，也許樂於容忍這樣的危險，但是，輿論時常要求反擊。因此，政府知道，可以利用這類事件作為進行軍事幹涉的藉口。最後，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的學說的流行，自然會導致種族優勢的觀念和白人有“責任”統治世界上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觀念。傑出的帝國創立者塞西爾·羅茲在這一問題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說：“我堅持認為，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種族；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定居的地方愈多，對人類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話，我想，他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地圖上儘可能多地繪上英國的紅色。”[8]

這些經濟、政治和智力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後結果，是導致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攫取，這種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在1871年至1900年的30年間，英國使其帝國的土地增加了425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萬；法國使其土地增加350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增加了10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萬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時也設法獲得了9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850萬居民。正是透過這種方式，到1914年，地球上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已受到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少數國家和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這一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20世紀後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亂都是對這種歐洲霸權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新帝國主義的影響

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後期的大擴張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呢？帝國主義畢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如果將帝國主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民族或種族對其他類似的集團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政治或經濟的統治或控制”，那麼，帝國主義就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9]無疑，羅馬人是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和近東，並統治那些地區達數世紀之久。而且，在羅馬人之前和之後，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別的帝國為各種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國主義”一詞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19世紀後期的歐洲擴張就其對殖民地和附屬地的影響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雖然羅馬透過掠奪、收集主要以糧食為主要形式的貢物，簡單、直接地剝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剝削並未特別地影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和結構。殖民地繼續以與過去同樣的方式生產幾乎同樣的糧食和手工藝品。將這種帝國主義與後來侵擾並改造整塊整塊大陸的那種帝國主義相比，就像將一把鏟子與一臺蒸汽挖掘機相比。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貢物僅僅歸於某一統治集團而不歸於另一統治集團。相形之下，新帝國主義迫使被征服國家發生徹底的改變。這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西歐生氣勃勃的工業主義對非洲和亞洲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換句話說，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太複雜、太富於擴張性，不能說它與殖民地是一種簡單的貢物關係。

開始時，歐洲征服者肯定會毫不遲疑地掠奪和徵收貢物。英國人在印度就曾這樣做過，就像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魯所做的那樣。但是，經過這一最初的階段之後，歐洲的生氣勃勃的經濟就開始以各種方式包圍和改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工業化的歐洲需要為它的剩餘資本和製造品尋找原料來源和市場。因此，新帝國主義的歷史作用在於將工業革命推進到其邏輯上必然的結局——使工業國家即工業資本主義能以世界性的規模發揮作用。工業資本主義的全球作用導致了對世界人力物力資源的更為廣泛、協調和有效的利用。當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與不發達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相結合、首次導致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時，世界生產率無疑極大地提高了。事實上，世界工業生產在1860年至1890年間增加了3倍，在1860年至1913年間增加了7倍。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1億英鎊上升到1880年的30.24億英鎊、1900年的40.25億英鎊和1913年的78.4億英鎊。

對於經濟這塊蛋糕增大所帶來的好處，人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爭論主要集中在蛋糕該如何分配的問題上。諸殖民地民族已經感覺到，過去，他們所得到的少於他們應得的份額。不過他們所得到的總量已明顯增加，要不然，他們日漸增長的人口就無法得到供養。例如，有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1949年，在礦物豐富的北羅得西亞（今尚比亞）從事開礦的歐洲公司將其產品總共賣得3670萬英鎊。這筆錢中，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僅為1250萬英鎊；這意味著，近三分之二的資金被轉移到國外。而且，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1250萬英鎊中，還有410萬英鎊是支付給在那裡生活、工作的歐洲人的。3670萬英鎊中，只有200萬英鎊是給了在礦井裡幹活的非洲人。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鎊，而殖民地的每個成年非洲人的平均年收入則是27英鎊。[10]

圖188 歐洲人開發非洲。照片拍的是南非一家金礦公司的白人工頭和黑人勞工。

在這些情況下，可以理解，諸殖民地民族對增長了的生產率或外國公司支付的工資，印象並不很深。他們印象較深的是自己的可憐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與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較時。他們對於讓自己擔任伐木工和抽水工等苦力的角色也很不滿，甚至在有著工業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地區，也是如此。

顯然，在西方工人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反應與殖民地民族對新帝國主義的反應之間，有著一個相似之處。兩者都對自己的命運不滿，而且，兩者都支援旨在引起根本變革的運動。但是，它們又有一個基本差別：諸殖民地民族並不反對本民族的僱主，而寧可反對外國統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階段，它們的反對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學說——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的。

我們接下來將考察這些主義，它們構成了歐洲的政治革命。對世界歷史來說，瞭解這一革命與瞭解工業革命一樣，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個世界不僅受西方的棉織品、鐵路和銀行的影響，而且還受西方的思想、口號和政治制度的影響。

[推薦讀物]

M. Boas所著的History of Science（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8）的第十三卷列出了關於科學革命的優秀參考書目。概括整個科學史的好的平裝本著作都可用，特別是W. C. Dampier所著的A Shorter History of Scienc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57）；A. R.和M. B. Hall合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Science（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4）和F. S. Taylor所著的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Thought（W. W. Norton出版社，1949）。W. C. Dampier Whetham和M.Dampier所著的Cambridge Readings in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28）也是一本有用的書。

E. E. Lampard所著的Industrial Revolution：Interpretations and Perspectives（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7）第四卷適當地分析了有關工業革命的解釋和文獻。最全面地概括這一問題的著作是D. S. Landes所著的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9）。還有A. Thompson令人鼓舞的闡釋The Dyna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dward Arnold出版社，1973）。關於工業革命從英國的傳播，見W. D. Henderson所著的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Cass出版社，1961）。關於工業革命的社會和政治影響，見E. J. Hobshawn所著的The Age of Revolution：Europe，1789-1848（Weidenfeld出版社，1962）；E. P. Thompson所著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Gollancz出版社，1963），T. McKeowan所著的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Academic出版社，1977），N. McKendrick等人所著的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2）；L. Brockway所著的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Academic出版社，1979）；D. R. Headrick所著的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和H. Magdoff所著的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8）。

R. Bridenthal和C. Koonz所編的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第11章到14章總結了工業革命對女性的影響。更詳細地論述這一點的著作有：L. A. Tilly和J. W. Scott所著的Women Work and Family（Holt，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78）；E. S. Riemer 和J. C. Fout 所編的European Women：A Documentary History，1789-1945（Schocken出版社，1980）和J. Rendall所著的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Women in Britain，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1780-1860（Macmillan出版社，1985）。

[註釋]

[1]T.Sprat,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for Improving of General Knowledge（London，1734）, p. 72.

[2]Siderius nuncius, trans. E. S. Carolos（1880）. Cited by M.Nicolso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Cornell University，1956）, p. 15.

[3]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Vol. I（New York，1872）, p. 3.

[4]H.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Bell，1957）, p. 179.

[5]Cited by L. Huberman, We，the People, rev. ed.（Harper & Row，1947）, p. 218.

[6]L. R. Brown, Vital Signs 1996（W.W.Norton，1996）, p. 74.

[7]Cited by N. McKendrick,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Indiana University，1982）, p. 98.

[8]Cited by Huberman, We，the People, p. 263.

[9]Definition from W.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2nd ed.（Knopf，1935）, p. 67.

[10]P. Deane, Colonial Social Accounting（Cambridge University，1953）, p.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