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對今天的啟示

歷史上的種族

當西歐人開始探險航行時，他們發現散居世界各地的諸民族處於完全不同的發展水平。例如，中國人所擁有的文明是如此富裕、先進、治理有方，以致許多早期的歐洲來訪者都認為中國人的文明優於他們自己的文明。其他的海外人都是些赤身露體、到處流浪的食物採集者，歐洲人看不起他們，認為他們幾乎不能算人。因此，歐洲人將他們趕進沙漠或叢林，或奴役他們，或追捕他們、消滅他們。在做這些事情時，歐洲人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們提出這樣的理由：我們是一個優等民族，正在將自己優異的文明之光帶給世界上諸劣等的（因而也是落後的）民族。

這一理由引起一個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問題：人類各種族到底是天生就平等，還是有些種族生來是優等民族，有些種族生來是劣等民族呢？絕大多數科學家——雖然不是全部——都一致認為，各種族通常是平等的。1952年9月，體質人類學家和遺傳學家在他們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所發表的宣告，是頗具代表性的：

雖然有些人認為，人類諸群體在發展智力和情感的天賦能力方面有差異，但現有的科學知識並未為這種看法提供任何依據……遺傳差異在決定人類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差異和文化差異的過程中，不起什麼重要作用。[1]

如果遺傳基因解釋不了歐洲探險者在海外發現的巨大差異，那麼什麼東西能解釋呢？這在今日世界是一個熱烈爭論的問題。它還引出了種族主義這一頗有爭議的問題；種族主義認定，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有由生物學所決定的優勢。教皇約翰二世對這一問題感到極為不安，懇求主教委員會即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去幫助和喚醒良知……讓諸族群和諸種族群體彼此間相互尊重”。1988年，主教委員會報告說，種族主義是一種在古代並不存在的近代現象；希臘人和羅馬人都確信，他們對野蠻人有文化優勢，但並不認為，所謂的野蠻人由於與生俱來的生物原因而低人一等。在近代以前的時代中，以基因為依據的種族主義並不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其原因很簡單，各種族生活在地區性的與世隔絕中，因此，無須面對這一問題。但是，隨著歐洲的海外擴張以及隨後的對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征服和奴役，種族主義成為能為這些行為辯護的一種方便的理論說明。1537年，教皇保羅二世譴責那些種族主義者說，他們認為“應像對待無理性的動物那樣對待西印度群島和南部大陸的居民，專門利用他們來為我們牟利，為我們服務……因此，我們決定並宣告，除了基督教將來會知道的其他任何民族外，還有上述的印第安人，即使他們不是基督徒，他們的自由和財產也絕不可被剝奪……恰恰相反，他們有權享有自己的自由和財產……她（教會）告訴每個人並試圖實踐的道理是：‘人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2]

回到上述問題：為什麼歐洲探險者在海外諸民族的發展中發現如此巨大的差異？著名的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提出了一種似乎與實際的歷史經驗相吻合的理論：

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群體，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群體的經驗。一個社會群體所獲得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3]

換句話說，決定人類不同發展水平的關鍵是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它們非迅速發展不可，因為它們面臨的不僅是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如果不能抓住機會求得發展，這種可接近性就常會帶來被同化或被消滅的危險。相反，那些與世隔絕的民族，既得不到外來的促進，也沒有外來的威脅，因而，被淘汰的壓力對它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它們可以按原來的狀況過上幾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如果將這一假設應用於全球範圍，我們就會發現，遙遠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應該是所有群體中在文化上最受阻礙的群體；其次是新大陸的美洲印第安人；然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後——最不受阻礙或者說最先進的——是歐洲大陸各民族，相互之間處於不斷且普遍增加的接觸之中。當然，這恰好就是公元1500年以後歐洲探險者所發現的文化水平的遞變。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仍處在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階段；美洲印第安人處在從加利福尼亞的舊石器時代部落到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魯文明的不同發展水平上；非洲黑人表現出類似的多樣性，雖然他們總的發展水平較高；最後，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存在著在歐亞大陸發現的非常先進、高度發展的文明——中東的穆斯林、南亞的印度教徒和東亞的儒教信徒。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人對全球的統治，並不意味著西方人的基因優勢。它僅僅意味著，在那段歷史時期內，西歐人佔盡了天時地利。在其他歷史時期中，情況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時期，是地中海沿岸的民族處於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為最易接近、最發達的民族。相形之下，北歐人那時處於邊緣地區，因而與世隔絕，很落後。於是，我們發現公元前1世紀西塞羅在給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你不要從大不列顛島購買奴隸，因為他們非常愚蠢，完全沒有接受教育的能力，無法成為雅典人家庭的一部分。”[4]

同樣，在中世紀文明時期，地中海依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北歐依然是諸落後民族居住的與世隔絕的地區。因此，11世紀時，西班牙托萊多的一位穆斯林這樣寫道：“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種族，生性冷漠，從來沒有成熟過；他們身材高大，皮膚白皙。但是，他們缺乏靈敏的頭腦和敏銳的智力。”

西塞羅和托萊多的那位穆斯林在他們那個時代都輕視北歐人，認為他們“愚蠢”，缺乏“頭腦”和“智力”；事實似乎證明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古典時期和中世紀時期北歐人的“落後”同地理大發現時代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落後”一樣——或者同當今世界諸不發達民族的“落後”一樣——都與基因無關。

但是不管處在什麼時期，“落後”都意味著易遭攻擊，因為“落後”民族在人數和技術上都落在其他民族後面。對於有數十億人口和極度發達的技術的當今世界，情況尤其如此。所以，據估計，自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類文化已消失——或者被毀壞，或者被同化。因此，美國人類學家協會建立了“人權委員會”；同樣，1972年，還成立了一個名為“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的機構。這一機構試圖保護各種現存的文化，例如，它代表因亞馬孫河流域的淘金熱而陷於危險的亞諾瑪米印第安人、奈及利亞境內因石油公司的開採而遭到破壞的奧戈尼人部落和受到瓜地馬拉軍隊劫掠的瑪雅印第安人，來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諸“本土”民族是瀕於滅絕的群體，其成員的情況通常已為人們所瞭解；儘管這些“本土”民族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況中，但仍佔世界人口的5%。[5]

［推薦讀物］

關於種族的性質、意義和結果，最有用的讀物是：P. Mason所著的Race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藏了國際上一些科學家寫的論文：The Race Question in Modern Science（Morrow出版社，1956）。所有這些論文的作者都同意，一個種族的成就是由歷史和社會背景、而非基因決定的。闡明相反觀點的著作是：A. R. Jensen所著的Genetics and Educa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72）和Bias in Mental Testing（Free出版社，1980）。L. J. Kamin已在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John Wiley出版社，1974）一書中對Jensen的研究結果作了反駁；S. J. Gould也在Ever Since Darwin（Norton出版社，1981）一書中作了極有趣的、極具權威性的反駁。J. Dower則在War Without Mercy（Pantheon出版社，1986）一書中對“二戰”中太平洋地區種族的作用作了重要分析。

［註釋］

[1]Cited by UNESCO, What Is Race?（Paris, 1952）, pp. 85, 86.

[2]F. Boas, “Racial Purity，” Asia, XL（May, 1940）, p. 231.

[3]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Viking Press, 1943）, p. 7.

[4]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Viking Press, 1943）, p. 8.

[5]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