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典文明開啟歐亞大陸整體化（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從前，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彼此間沒有任何聯絡。每一種活動僅引起當地人的注意。但自那以後，一切重大事件都開始聯結成為一個整體。

——波利比烏斯

古典文明時代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歐亞大陸開始整體化。拿歐亞大陸約公元前1500年時的地圖與約公元200年時的地圖作一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整體化的程度。早期的各帝國幾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內，看起來就像尚處於汪洋大海般未開化狀態中的幾座小島。不過，到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漢帝國一起，連成了一條從蘇格蘭高地到中國海、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地帶，從而使各帝國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響。當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時期，也始終存在著某種地區之間的相互接觸，如遊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個證明。但是，在古典時代，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絡實際上已更為密切、持久、多樣化。不過，即便到古典時代末期，歐亞東端的中國和歐亞西端的羅馬帝國仍不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聯絡，仍未能相互掌握有關對方的具體、可靠的知識。因此，在整個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歐亞大陸的整體化仍處於初始階段。整體化過程中這一初始階段的由來、性質和意義就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整體化的根源

技術進步是新的歐亞大陸整體化的基礎。這一點並不出人意料，因為從人類歷史真正開始之日起，人類的活動範圍就一直取決於其技術水平。在人類處於食物採集階段時，人類各群體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其狩獵場所；當人類學會農業、冶金術和造船技術時，活動範圍就擴大了，舉例說吧，擴大到可包括薩爾貢的阿卡德王國和法老們的埃及王國。到了古典時代，技術進一步發展，使農業和文明的擴充套件大大超越過去，因而，有了地區性的帝國，這些帝國繼續擴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鄰接起來，橫貫歐亞大陸。這時的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鐵的發明及其日益廣泛的使用。

冶鐵技術是公元前2千紀中葉在小亞細亞率先發展起來的，並在約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滅亡之後，從那裡傳播開來。我們已經明白，這一技術的發明大大促進了公元前2千紀末的第二次蠻族入侵浪潮。不過，從發明鐵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鐵器，其間經過了好幾個世紀。當鋤、斧、犁等農具同武器一樣，也能用鐵來製造時，立即產生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

圖27 尼尼微出土的公元前2300—前2200年的阿卡德統治者頭像。

不過，這一階段來得較遲——在印度，大約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歐，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國，是公元前600年。廉價的鐵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區的出現，首先使從前石斧和木犁對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現在，農人們能利用堅固、鋒利的鐵斧和鐵犁，將農業由中東向東推廣到伊朗高原，向西推廣到地中海地區，併到達中歐和北歐。同樣，新來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東推進，砍伐恆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國的農人則將他們的活動範圍從黃河流域向南，擴充套件到偉大的長江流域。

農業疆域的拓展使文明核心區的範圍也獲得相應的擴大。文明核心區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之間的發展，較過去公元前4000年至前1000年之間的發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於這時的生產率獲得了驚人的增長。不僅經營農業的面積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歐、季風帶的恆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土壤和氣候也使那裡新開發地區的生產率比起較為乾旱的中東、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要高得多。

農業生產率的急劇增長，意味著這時可以取得足夠的剩餘糧食來發展經濟和建立國家。貿易量也有了增長，尤其是在構成現成的交通幹線的大河沿岸一帶。各種工匠也愈來愈多地湧現，為新起的農業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務，為新興的貿易提供所需的產品。最初，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是取物物交換的方式，這對買賣雙方來說，顯然有不便之處。於是，交換媒介開始發展，比如，以穀物、更常見的是以貴重金屬條塊，為支付手段。不過，每成交一筆買賣，都須檢查貴重金屬的重量和純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貶值。

約公元前700年，西小亞細亞的呂底亞人開始在貴重金屬塊上加蓋印戳以保證其質量和重量。不久，希臘各城邦又加以改進，鑄造扁平的圓形硬幣，在硬幣的正反兩面印上戳記。金幣和銀幣為大規模的批發貿易或地區間的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銅幣使農夫們可以出賣自己的產品而無須物物交換，使工匠們能以自己的勞動換取工資而不是食物。實際結果大大地促進了各種商業，進而相應地促進了製造業和農業的發展，並使經濟專業化隨著效率和生產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這時，廉價商品的製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而小土地所有者則能從自給性農業轉向專門性農業，如在中國是種桑養蠶，在希臘是生產橄欖油和葡萄酒。

新的鐵製工具也使人們能製造更大、效能更好的船舶，從而使航海的距離更遠、貿易的規模更大、開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擴張受到海盜行為的阻礙；那時的海盜行為同陸上的土匪行為一樣，被看作一種正常的活動。史詩《奧德賽》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奧德修斯在愛琴海上半海盜、半經商的探險活動，說所有參加探險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時，總是很自然地問他們是不是海盜。不過，由於海上貿易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好處，它漸漸地在經常的大規模航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海路運輸比起陸路運輸，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紀發明有效的馬具和在18世紀修築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以海路運輸為主。

到了古典時代末期，商隊路線已遍繞歐亞（與此相對照的是，公元前2千紀的入侵浪潮之後，大部分地區都奉行地方性的自給自足）。除穿越歐亞大陸內地的商隊路線外，還有環繞整個歐亞大陸的海上航線——從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和島嶼；從紅海到印度，再到東南亞和中國（到中國的次數較少）。在海外貿易發展的同時，殖民活動也隨之擴張，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獨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後由印度人控制的東南亞。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和政治也發生了同樣重大的變化。軍事貴族在公元前2千紀的入侵活動中獲得的顯赫地位，由於商人、工匠和海員階層的興起而正在瓦解；舊的部落社會由於鑄幣的出現而正在被改變；個人的效勞盡忠也正隨著市場需要的產生而消失。

由經濟發展所促成的政治統一同樣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無論在義大利、印度，還是在中國，部落酋長、部落議事會和民眾大會都正在由王國、繼而由帝國所取代。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這並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後者的建立反過來也促進了前者的發展。這些偉大的跨越歐亞大片陸地的新帝國加強了社會秩序和治安，使陸路和海路的長途貿易得以發展；這些地區性帝國還建立並維護了整個地區的驛道網，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

圖28 有“驛道中的皇后”之稱的阿庇烏大道，連線著羅馬和義大利南部，至今仍在使用。

例如，波斯帝國修築的所謂的“御道”，從波斯灣北面的蘇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經敘利亞和小亞細亞，抵達愛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長1677英里。沿途設有111個驛站，每個驛站都備有供宮廷信使調換的馬匹。商隊走完御道的全程得花90天時間，而宮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夠了。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從御道上又開闢出幾條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東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幾個世紀後，羅馬人也修築了一張舉世聞名的驛道網，設計得如此之好，以致其中有些驛道連同道上的橋樑至今仍在使用。

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精心修築的交通網是由驛道和運河構成的。透過水路，可以將貨物從今天的廣州運到長江流域，從而促進了海外貿易。朝西北方向修築的驛道與穿越整個中亞、直抵中東的長長的絲綢之路相連；有關絲綢之路的情況將在下一節中提到。主要驛道的兩旁種著樹，沿途設有驛站和客棧。修築並養護驛道，屬於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職責範圍，要是他們翫忽職守，將會受到彈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長，從恆河三角洲直達西北部開伯爾山口附近的呾叉始羅，並在那裡與西抵中東、北達中亞的商路連線起來。

所有這些發展引起社會關係、政治組織、生活方式和謀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動亂是使人不安和不適的。它促使人們內省——提出新問題、尋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們重新考慮他們各自的傳統，或者將其拋棄，或者使之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當時引起人們思索的問題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礎，社會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約公元前6世紀前後，整個歐亞大陸到處都在提出、探討以上這樣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古典時代一些偉大的哲學、宗教和社會體系。這些體系的代言人——中國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都是同時代的人，這並非巧合。因為上述地區，都遇上了同樣的動亂和挑戰，只是各自做出的回答極為不同，從而，各自的發展方向也明顯不同。實際上，這些文明的獨特的哲學觀念和社會制度正是在這一時期裡發展起來的，並在以後數世紀中成為它們各自的特徵而一直持續到現代。

這些觀念和制度將在後面專論各古典文明的章節中予以分析。本章餘下部分將考察這些文明的相互關係。當時的歐亞人非常清楚這些相互關係。他們肯定意識到，歷史的舞臺正在擴大——生活愈來愈複雜，他們正受到內外多種新力量的衝擊。因而，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在論述從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諸重大事件的歷史時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歷史可以說已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義大利和利比亞發生的一切與亞洲和希臘發生的一切密切相關，所有各種事件，最終只歸於一個結局。”

這一新的“有機整體”有兩個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即使對當時的人來說也是如此。這就是地區間的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即以下兩節的論題。

二、商業聯結

地區間主要的物質聯結是商業性的，儘管並不全然如此。這是一個不僅貨物流通各地，而且也是身懷技藝、攜帶植物的人們四處漂移的時期。當時，交換的範圍有多廣闊，可由以下事實來表明。在這一時期裡，印度最先種養的棉花、甘蔗和雞傳播到了中國和西歐。中國在這些世紀裡第一次獲得了葡萄藤、苜蓿、細香蔥、黃瓜、無花果、芝麻、石榴樹和胡桃樹；作為報答，中國人將自己的橘樹、桃樹、梨樹、牡丹、杜鵑花、山茶和菊花傳給了歐亞其他地區。與此同時，技術方面也發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車這一重大發明的傳播情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西亞的第一部水車是在本都國王米思裡代蒂統治期內誕生的，約於公元前65年前後安裝在黑海南岸；中國的第一部水車是其後不久、約公元前30年製造的。這兩個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車無論是從西亞直接傳到中國，還是從中國直接傳到西亞，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們之間某一未為人知的中間發源地傳往兩地。歐亞各地區的這種相互影響，是古典時代這些世紀裡地方貿易和長途貿易全面繁盛的結果。

貿易的進行主要是透過穿越歐亞大陸中部的陸路和環繞歐亞大陸邊緣的海路。這兩條總的路線絕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獨立。大部分貨物的運輸既靠陸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間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國之間取道幾條陸路中的某一條。此外，各條陸路和海路均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如果走某一條路線費用太高，或者極不安全，那麼，通常就會使貿易轉向其他路線。

圖29 這是一枚雅典人用的面值4個德拉克馬（drachm，古希臘貨幣單位）的銀幣，鑄於公元前5世紀（約公元前440——前430年）。正面（左邊影象）是雅典娜女神的頭像，背面（右邊影象）是女神智慧標誌——貓頭鷹。鑄造這些貨幣所用的銀子主要產自阿提卡南部索尼昂的國有銀礦。

海上貿易早在古代文明時期便已進行。埃及商人大膽地順著紅海航行到東非，沿著地中海東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樣，蘇美爾商人順著波斯灣、沿阿拉伯半島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則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進，直到和前者建立聯絡，其地點可能是波斯灣的巴林群島。但是，所有這些早期航海者與克里特島上那些既能在陸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米諾斯人相比，僅僅是一些外行水手。米諾斯人是古代偉大的海上貿易者，他們往來於地中海兩端，成為這一內海至高無上的主人。

隨著亞該亞人和多利安人的入侵，這一範圍廣泛的貿易活動逐漸停止，地中海東部的人們退回到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中。最早恢復克里特島人的貿易活動的是腓尼基人。這個操閃語、沿地中海東部狹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來的民族，很快發展起繁盛的中介貿易。他們向東來的商隊大宗買進沒藥、香料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各種工藝品，從海外國家進口各種金屬、獸皮、穀物、橄欖油和奴隸；而他們自己則製作精緻的傢俱、珠寶飾物、金屬器皿和紡織品運銷外地。其中紡織品佔主要地位，是用他們自己畜養的羊身上的毛織成的，並用從沿岸海生介殼動物中提取的負有盛名的紫紅染料加以染色。

在發展貿易的過程中，腓尼基人逐漸製造出一種由好幾排水手划槳的船。這種船速度快，適於越來越向西推進的遠航。公元前11世紀，他們開始向愛琴海外擴充套件，到公元前9世紀末，他們已進入地中海西部，並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島、馬耳他島和巴利阿里群島，建立起商業據點和殖民地。他們甚至還大膽地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遠航到英格蘭的康沃爾，因為那裡盛產他們一心追求的錫。

從約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8世紀後期，腓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大部分。從那以後，希臘人在人口壓力的刺激下，以競爭者的面目出現了。他們首先設立貿易站；土地資源適宜的貿易站，後來發展成為農業移居地。儘管殖民者仍採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實踐，但這些移居地相當程度上並不受後者的控制。因而，希臘殖民擴張的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獨立的城邦，而不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

希臘的一個主要移居地是在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那裡建有許多殖民地，以致這一地區後來被稱為“大希臘”。在大陸上，希臘人向北推進，遠到那不勒斯，在那裡，他們和來自小亞細亞的移民伊特魯斯坎人建立了聯絡。在地中海西部，希臘人在西班牙東北部和法國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地，馬西利亞（馬賽）是他們在那裡的主要殖民地。最後，希臘人發現黑海地區是一塊自由地，剛進入那裡時，他們曾為寒冷、多霧的氣候所阻擋，但最終還是大批地定居下來，因為在那裡經濟上可獲得很好的機會：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槍魚；此外，希臘人用自己製造的貨物，可向居住在相當於今日俄國南部的土著西徐亞人交換到各種原料。到公元前5世紀，整個黑海流域已為繁榮的希臘貿易站和移居地所環繞。

當希臘人在海上一帆風順時，波斯人正在營建最後從尼羅河流域一直擴充套件到印度河流域的龐大帝國。雖然波斯人原居山區，對海上的事一竅不通，但為了促進其東部省區和西部省區之間的交往，對開闢航線的事仍很關心。他們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經驗的腓尼基人和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曾派一個叫作希拉剋斯的希臘水手率領一支探險隊，於約公元前510年從印度河起航，駛往位於紅海入口處的阿爾西諾。波斯人還計劃從尼羅河到紅海開一條運河，似乎還為這一計劃的實現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貿易大大地繁榮起來，無論貿易額還是貿易活動的地理範圍，都超過了已知的過去。希臘、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們川流不息地往返於印度、波斯灣、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許多港口之間。

帝國建立者亞歷山大大帝和他的繼任者們延續著波斯人所開創的事業，方式是派遣更多的探險隊，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地理知識的增長。他們還在紅海沿岸建造了一連串的港口，貨物可以透過這些港口由陸路運送到尼羅河，再裝船順尼羅河運到亞歷山大港。這一時期的印度洋貿易分兩個階段進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從印度諸港口起航，緊靠海岸線西行到阿拉伯半島；再西繞半島，抵達目的地亞丁或穆哈。在那裡，他們與希臘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後者用自己的貨物交換前者的東方貨物，再將東方貨物經由紅海沿岸諸港口運往亞歷山大港。

所有這一切僅僅是東西方之間貿易大發展的序幕。這一大發展於公元前不久開始，約持續了兩個世紀。貿易大發展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對中亞的影響不斷增長。中國人不僅打通了若干陸上商路，而且還使獲取地區間貿易最重要的商品——絲織品——變得更為容易。中國在這方面所起的確切作用將在後面闡述陸上貿易時論及。貿易大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地括整個地中海區域以及歐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羅馬帝國的統治得到了加強，出現了所謂的“羅馬治下和平”時期；在這一時期裡，過去一直阻礙貿易的土匪和海盜行徑已絕跡，關稅壁壘也幾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國的富庶也促進了貿易的發展，特別是由於富裕的羅馬統治階級喜愛奇特的外國貨，又有錢購置。

因此，羅馬人與所有鄰近地區——北面的斯堪的納維亞、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對岸的達契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貿易都很興旺。這對歐亞地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過，影響最為重大的，還是和東方的貿易交往。東西方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與公元前1世紀某希臘水手的發現分不開。他發現，季風可用來加快輪船來回橫越印度洋的速度（這很可能是一個重新發現，因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臘人之前便已知道這一情況。季風一詞就是從阿拉伯人的季節一詞派生來的）。每年10月至來年4月，東北季風即冬季風從印度吹向東非，6月至9月，西南季風即夏季風以相反風向從東非吹向印度。現在，水手們可以順風直接橫渡大洋了，再也無須花費很多時間緊靠寬闊、弧形的海岸航行。一個商人從羅馬旅行到印度，包括陸上穿越埃及的時間，只需16個星期就夠了。

“羅馬”商人多半是希臘人和敘利亞人，他們不僅進行這樣的旅行，有些人還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定居下來；這已為印度的文獻資料所證實。“羅馬”商人隨身攜帶的主要是金幣，此外還有玻璃、銅、錫、亞麻布和羊毛織品等，用來換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紡織品、寶石和他們最需要的、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運至印度諸港口的中國絲織品。有幾個更富有冒險精神的“羅馬”商人，還進一步東越印度，於公元2世紀和3世紀到達緬甸、馬來亞、蘇門答臘，然後經馬六甲海峽抵達河內，進而終於和中國取得了直接聯絡。

圖30 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貨幣。

就陸上貿易而論，其盛衰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狀況。當大部分陸路處於某種權力強有力的控制下時，貿易就繁榮；反之，當社會一片混亂時，貿易就衰萎。這一模式，只要觀察一下這些世紀中貿易的發展趨勢便可明白。由於技術進步以及文明和帝國擴大，顯然，總的趨勢是貿易量上升。不過，在這一總趨勢中，也時有升降波動，這與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例如，在歐亞西部的西徐亞帝國、歐亞東部的中國諸朝代和囊括歐亞大部分陸地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那些世紀中，由於帝國強大，商路安全有保障，貿易便獲得迅速發展。

比如說，西徐亞人就與希臘人在黑海北岸的一些城邦有著充滿活力的貿易往來。西徐亞人用奴隸、牛、獸皮、毛皮、魚、木材、蜂蠟和蜂蜜去交換希臘人的紡織品、酒、橄欖油和各種奢侈品。同樣，中國人沿著從中國西北部經中亞直達黑海和黎凡特諸港口的著名的絲綢之路，來回販運各種商品。中國主要出口絲織品，也出口肉桂、大黃和優質鐵。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石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以及來自羅馬諸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佔首位。

公元2世紀以後，隨著羅馬帝國和中國社會動亂迭起，這一繁盛的陸上貿易漸漸衰弱。7世紀時，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整個中東，隨後，又擴張到中亞，給了陸上貿易以巨大打擊。在阿拉伯人於751年的怛羅斯戰役擊敗了唐朝軍隊之後，整個中亞都皈依了伊斯蘭教。巨大的伊斯蘭帝國此時成了中國和西方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障礙，而不是橋樑。最後，隨著陸上道路的關閉，貿易轉移到大陸周圍正開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紀蒙古人征服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整個歐亞大陸，才有了重新開啟陸路，從而為中世紀的馬可·波羅及其同行商人掃清道路的可能。

綜上所述，儘管貿易方向發生過各種轉變，但有一基本事實始終未變；這就是古典時代與早先的古代時期大為不同，其貿易範圍大為擴大，貿易額巨幅增長。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還是在歐亞大草原的某些地帶，其貿易範圍都不再限於單個地區，而是隨著貨物經由海陸兩路從歐亞大陸的一端運送到另一端而愈來愈成為跨地區的。

三、文化聯結

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既不是互不關聯的，也不是彼此獨立的。希臘文化傳播整個東方，主要是靠追隨亞歷山大軍隊東進的希臘商人。同樣，印度佛教傳佈到中國的過程也可以沿著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瞭解到。不過，各種文化運動也都有它們自己內在的動力，並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2千紀末期發明的簡單的字母文字，就是影響除中國以外整個古典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時以前，只有少數書吏能夠閱讀和書寫美索不達米亞的結構複雜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個字母文字系統是由西奈半島的閃米特商人發明的。他們用自己所通曉的一些埃及字元來標示子音，但又用許多別的符號來標示單詞和音節，因而，他們的文字未能發展成為嚴格的音標文字。真正的音標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們於公元前13世紀將原有文字發展成由23個子音音符組成的字母系統。這一字母系統後經希臘人增補母音字母而進一步完備。希臘字母又經過一些改進後，由羅馬人向西傳播，由拜占庭人向東傳播。

圖31 在阿特米修出土的走姿神像是一尊青銅塑像，約公元前460年製成。阿特米修位於希臘巨大的埃維亞島（Euboea）北端的海濱。此雕像現存於雅典考古博物館。此像到底代表哪位神還有待考證。有人認為他是手持三叉戟的波塞冬，也有人認為他是正在釋放雷電的宙斯。不管屬於哪種情形，它都是古典時代初期希臘雕塑藝術的傑出代表。

字母文字的出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使智力交流的範圍遠遠地超出了從前僅囿於祭司和官吏的那個圈子。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對這種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態度，幾乎直到公元以前，他們都一直使用自己傳統的文字。中國因與世隔絕，也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這種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兩種文字結合而成的，經過幾次改進，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歐亞其他地方，都採用字母文字，只是採用時稍許作了些變動，以適合各自不同的語言。這樣做的結果是，無論哪裡，在城市統治集團與農民群眾之間，隨文明的到來而不斷擴大的裂縫雖然沒有被完全彌合，但多少都縮小了。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集團對這種現狀一般是支援的，因而，遭到了那些頭腦簡單的書吏的反對，書吏們煽起了某種騷動。這種騷動不僅使政治受到影響，也使文化受到了影響。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尼赫魯在其著作《世界史概覽》中給他十多歲的女兒英吉拉·甘地寫一系列的信時，承認了這種騷動的重大意義：

肯定存在一股席捲整個世界的思潮，一股對現狀不滿且憧憬更美好事物的思潮。不要忘了，偉大的宗教創立者們總是追求更好的事物，總是試圖改變他們的人民，提高他們，並減輕他們的痛苦……[1]

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歐亞各文明中顯著的總體文化模式是，諸地方文化瓦解，被整合進擁有獨特語言、宗教和社會制度的新型區域文明。對這些文明來說，交換有形的貨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紡織品、香料和各種奢侈品到處可用、悅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種姓等級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們的發源地就成了不合時宜、不受歡迎的東西。因而，在歐亞大陸的這一改組時期，地區間的商業聯結通常比文化聯結更廣泛，更有影響。

不過，文化聯結也的確在發展，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如希臘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從希臘世界向東傳播到亞洲，向西傳播至歐洲。此外，將近古典時代末期，還興起了偉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個團體，而是要求全人類皈依它們。

先考察希臘文化。“Hellenism”（希臘文化）一詞是從希臘語單詞“Hellas”（希臘）派生而來。希臘文化之所以能傳播整個中東，主要是由於亞歷山大大帝對中亞和印度河流域進行了舉世聞名的東征。正如下一章將提到的，亞歷山大帝國僅在亞歷山大生前維持了數年。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帝國即為他手下的將領所分割，以後，又為西方的羅馬和東方的帕提亞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3世紀，希臘在軍事上佔據優勢，從而為成千上萬的希臘商人、行政官員和各種專業人員成群地湧往亞歷山大及其繼承人所建立的許多城市（這些城市往往是以這位偉大的將軍的名字命名的）鋪平了道路。這些城市從最著名的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到最東面的亞歷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賈特，都成為傳播希臘文化的中心。

雖然亞歷山大統治下的居民多數沒有希臘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臘化了，都有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議會和市民大會。一種新型的希臘語言即古希臘共同語成為整個中東的共同語。有許多希臘移民和當地婦女結婚，因為亞歷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則，娶了一名波斯貴族女子為妻，並於印度戰役之後，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婦女舉行大規模的集體婚禮。亞歷山大還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還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頭巾，採用波斯朝廷的禮儀。

儘管希臘文化的傳播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並沒有在中東留下永久的印記。其根本原因在於，希臘文化的影響僅限於希臘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臘王朝的宮廷所在地。雖然有些本土民族也受到了影響，但真正受到影響的幾乎僅囿於少數上等階層。廣大農村甚至許多城市的絕大多數人，仍繼續說自己的語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臘文化並沒有深深紮根，未能在它的一些移植地永久地倖存下來。當中世紀穆斯林征服者前來時，他們沒費多大事就將希臘文化的這些小島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臘語言和文化僅倖存於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本土。

希臘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緩慢一些，因為當地土著居民的生活還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若不是這一原因，希臘文化對該地區的長遠影響，會由於當地文化的競爭力較弱而更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紀，羅馬人就已受到義大利南部希臘殖民地的影響，但直到3世紀起，也就是羅馬人征服了巴爾幹半島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希臘文化的中心地帶時，他們才感覺到希臘文化的全部力量。這時，羅馬士兵和官吏與受過高度教育的希臘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發生了直接交往，在他們帶回羅馬的人質和奴隸中有許多具有各種專長的希臘人——從倫理學家到雜技演員，從善於讚美的詩人到主廚。當上層階級的羅馬人耳聞目睹成熟老練的希臘臣民們的絢麗辭藻和高水準辯論時，他們的眼前就展現出一個全新的智識世界。

希臘人給羅馬上層家庭當私人教師，講授希臘語言、修辭學、哲學和文學。到公元前1世紀，送年輕的羅馬人到雅典或羅得島的哲學學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在文學領域，羅馬人最初只是翻譯或模仿希臘原作，不過漸漸地，他們開始改以自己的生活為主題。

希臘對羅馬和帝國其他城市的外觀也有很明顯的影響。希臘的陶立克、愛奧尼亞和科林斯這三種建築形式都被採用了，不過羅馬人的建築物往往規模更大、裝飾更華麗。因而，義大利的城鎮和中東的一樣，開始呈現處於希臘藝術和建築的影響之下的相同外觀。實際上，羅馬人對文明的主要貢獻就在於將希臘文化據為己有，適度改變，然後傳播給從未直接接觸過希臘文化的不同民族——高盧人、日耳曼人、不列顛人和伊比利亞人。

比希臘文化的影響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這兩大世界性宗教的影響。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於古典時代後期從各自的發源地中東和印度向外擴張；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基督教爭取到了整個歐洲，佛教贏得了大部分亞洲。這兩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從它們共同具有的某些特點中找到。一個特點是，它們都著重於靈魂的拯救，允諾來世可獲得永恆的幸福。另一特點是，都堅持平等主義；其團體的大門向所有請求加入的人敞開，不論是男子或婦女、富人或窮人、自由人或奴隸，都一視同仁。最後，都強調很高的道德準則，強調要靈魂得救就必須遵守這些準則；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會組織，使這兩大宗教能對虔誠徒眾的日常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圖32 具有愛奧尼亞建築風格的希臘伊瑞克提翁神廟。

這些特點在古典時代較後幾個世紀裡特別吸引人。在那幾個世紀裡，社會動盪、道德混亂，尤其在大城市，情況更是如此。城市裡許許多多人感到無家可歸、漂泊無定；對這些人，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提供了安慰、保護和指導。當彼拉多問“真理是什麼”、表達出時代的絕望情緒時，宗教給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賤、無所歸依的人，這並非偶然之事。同樣，大乘佛教的最大勝利是在中國，在漢朝崩潰之後全國處於混亂階段、人世間的一些問題似乎找不到解答時取得的。

實際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這些令人滿意的特點，正是應時代的需要而逐漸形成的。在基督教賴以發生的猶太教，或者後來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則均沒有這些特點。

圖33 此為齋戒的佛陀像。在釋迦牟尼修煉到“中途”之前，他已進行了為期六年的苦修。根據一個古典文獻的記載，佛陀描述了自己當時的外貌和體態：“我的四肢像枯萎的藤蔓，關節外突；我的臀部就像水牛的硬蹄……我的肋骨就如破敗的房屋的屋椽；我的眼珠深深地陷入眼窩深處，就像深井底部泛出的水光……”這尊甘達拉（位於現在的巴基斯坦境內）的佛陀雕像成像於公元前4世紀至前2世紀，它反映出了希臘文化對於早期佛教雕塑的影響。

猶太教是約公元前12世紀崇奉耶和華為民族之神的猶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你應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別的神。”這是耶和華《十誡》中的第一條，原意不是說耶和華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說，他是以色列子孫的唯一的神。這一時期猶太教徒的信仰與其說是神秘和超俗的，不如說是社會和倫理的。用一位猶太先知的話來說，耶和華對儀式和祭品滿不在乎，他關心的只是，人類應該“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為孤兒申冤，為寡婦辨屈”。

但是，從公元前6世紀起，猶太教徒被波斯人和其他統治者的宗教信念所影響，改變了自己的宗教觀念。此外，他們也受到了許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猶太人的影響，後者長期受希臘文化的薰陶，試圖用希臘哲學的術語來解釋猶太教。因而，猶太教徒逐漸汲取了有關來世的觀念——順從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獲得永恆的幸福，反之，將墮入地獄，遭到永久的懲罰。

基督教並沒有立刻對分佈廣泛的各色人群產生吸引力；在耶穌生前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不久，基督教只是一個猶太教派。是保羅使基督教廣為傳播。保羅生於小亞細亞的塔爾蘇斯城，是一位希臘化的猶太人。他大膽地否認耶穌僅僅是猶太教徒的救世主，認為仁愛的上帝差遣他的獨子耶穌來人間是為了要他替全體人類贖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而發展成為一個新宗教，一個既為猶太人又為非猶太人信奉的宗教。保羅的做法使基督教從此以後不僅能吸引少數猶太人，而且能吸引整個羅馬帝國千百萬非猶太人。

圖34 此為羅馬帝國後期所制的描繪耶穌受難場景的象牙雕版，圖中耶穌正扛著十字架走向刑場。

因此，儘管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持續迫害，但仍壯大起來。公元313年，基督教終於因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公佈米蘭敕令而得到寬恕，392年，被羅馬帝國接受為國教。羅馬帝國崩潰後，在600年至800年間，基督教由傳教士傳佈到英格蘭和日耳曼諸民族；在800年至1100年間，傳佈到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諸民族。以後，隨著歐洲的擴張，又由傳教士和移民傳佈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發展情況同基督教有點相似，正如第六章中將要提到的，它始於印度人對種姓等級制度和婆羅門祭司階級的剝削的獨特反抗。佛教的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約公元前563——前483年）是貴族出身，因對自己周圍見到的種種不幸深感苦惱而捨棄優裕舒適的家庭，去過四處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終於在似乎受到天啟的剎那間，達到了徹悟的境界，從此被稱為佛陀，意即“覺悟者”。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於慾望；（3）只有消滅一切慾望，才能消滅苦因，斷絕苦果；（4）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透過“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以涅槃為終極目的。所謂涅槃，意譯為“空”“滅”。

佛陀並未打算建立一個新宗教，但他死後，弟子們布講他的教義，並建立了一些開始對佛教起決定性影響的寺院團體。這些團體的理想是透過苦修身心最終達到神秘的涅槃境界。儘管對僧侶們來說，這一點是令人滿意的，但它卻忽略了俗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需。因而，與“希那衍那”（小乘佛教）相對立的“摩訶衍那”（大乘佛教）逐漸發展起來。大乘佛教在包容一切這一意義上說，是“大”了，它除了吸納人們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外，還相容幷包了更多前佛教時期的印度思想。它稍微改變了原先偏好默禱的做法，開始採用一些較易於領會、奉行的戒條。於是，只要有信仰，甚至只要有一個不動腦筋、表示信仰的舉動，如唸叨佛陀的名字，靈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義也改變了，至少對那些境界較淺的信仰者來說，涅槃僅指天國中的來世，而天國是很有可能進入的，只要樂善好施便行。

圖35 印度桑吉佛塔，建於公元前3世紀至前1世紀，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佛教遺蹟。

大乘佛教從強調修道生活、苦行主義和默禱改為注重施捨行為、虔誠信仰和靈魂救贖，所以，對於非印度民族來說，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儘管兩者都贏得了印度以外的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紀時，首先流行於錫蘭（今斯里蘭卡）和印度西北部的邊遠地區。公元前1世紀時，傳入中亞和中國，先是透過商人，以後又靠印度傳教士和最得力的中國皈依者，後者在印度研習佛教，然後回國努力說服同胞信奉佛教。他們取得了很大成功，據說，到公元4世紀末葉，中國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紀時，中國南部的居民也跟著信奉了。接著，佛教又從中國進一步向其他地方傳播：公元4世紀時，傳入朝鮮；6世紀時，傳入日本。在此期間，分裂為大乘和小乘兩大教派的佛教還流行於東南亞。像上述這種情況，在以前或以後的任何特定階段都未發生過，它體現了這一地區歷時許多世紀的普遍印度化的一個方面。

佛教取得這些成功後，在許多國家裡衰落下來。在中國，約700年時，佛教臻於極盛，但此後受累於內部的腐敗和政府的敵視。佛教的興盛使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使眾多的僧尼脫離國民經濟，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及隨之而來的迫害。據官方記載，841年至855年間，有寺院4600餘所和祠廟4萬餘個被拆毀，有僧尼26萬餘人被勒令還俗，和寺院奴隸約15萬人一起，重新成為納稅戶。佛教經過這次打擊後，再也沒有復興過，以後，它跟道教和儒教一樣，僅僅成為中國信仰諸說融合論者感興趣的“三教”中的一個。同樣，在印度，佛教最終讓位於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發源地，實際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不過在斯里蘭卡和東南亞許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儘管佛教在其極盛時期以後相對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時代末期和中世紀初期，佛教仍是亞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廣為流行於除西伯利亞和中東之外的亞洲大陸，從而使這塊巨大區域的文化整體化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它在亞洲發揮偉大的文明教化作用，就跟同時期的基督教在歐洲所起的作用一樣。佛教帶給許多民族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倫理規範，而且還有文字型系、建築式樣，以及偉大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其他一切特徵——這些也是由傳教士在傳佈佛教時傳到大陸各地。同樣，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基督教傳教士帶給野蠻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義外，還有羅馬文明和君士坦丁堡文明。以上所述，就是這些強有力的“文化聯結”對歐亞諸民族的影響和歷史意義。

在古代文明的數千年中，中東一直是首創精神的中心。正是中東，在那一段時期裡對人類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貢獻，如發明了農業、冶金術、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國組織等。但是，到了古典時代，中東的優勢漸漸消失，只有一個領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僅猶太教，而且還有瑣羅亞斯德教，都根源於中東。雖然後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數帕爾西人信奉，但在波斯帝國處於鼎盛期時，它對中東有過可觀影響。

佛教在印度和中國

歐亞大陸的整體化始於古典時代，而起聯結作用的，部分是商業，部分是文化。佛教是一個在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這一點，從一個名叫玄奘的中國僧人的以下經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於公元629年至645年間訪問了印度的許多寺廟。當他在那爛陀寺（Nalanda Monastery）宣佈自己決定返回中國時，僧人們的反應是發人深省的。*

那爛陀寺的僧人聽到玄奘的決定後，紛紛請求他留下來。他們說：“印度是佛陀的誕生地，雖然他已離開塵世，但他的許多遺蹟依然存在。世間還有什麼比依次尋訪佛陀遺蹟，崇拜佛陀、歌頌佛陀更令人愉快的呢？況且，中國是微不足道的野蠻人待的地方，這些野蠻人都鄙視宗教，鄙視［佛教］信仰。這就是佛陀不誕生在那裡的緣故。中國人心胸狹隘、冥頑不化，聖人和賢人都不去那裡。那裡氣候寒冷、國家破敗，你必須三思而後行啊。”

法師（玄奘）回答說：“佛陀創立教義，是為了將教義傳佈到所有地方。誰願意獨享佛法？誰願意忘記那些不曾受到教育的人？再說，在我的祖國，官員穿戴威嚴，法律人人遵守。皇上公正，臣民忠誠，父母慈愛，子女孝順，人倫正義深受尊崇，老人賢人備受愛戴。還有，中國人的知識深不可測，他們的智慧不遜鬼神。他們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計算七個天體的執行；他們發明了各種工具，確定了一年的四季……如此這般，你們怎能說佛陀沒去我國是因為我國無足輕重？”

•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Volume I, pp. 209-210.

不過，事實依然是，在古典時代，除了這些宗教及其有關的教派外，中東已不再是創造發明的重要發源地。古典時代時形成並在許多情況下留存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先前歐亞大陸外圍區域的產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論述這些區域的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在考察這些文明之前，我們應注意到，歐亞大陸諸偉大宗教的影響，至今依然可感。比如說，它們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對處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各民族來說，依然很有意義。孔子曾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在《聖經·舊約》中，先知彌迦也發表了同樣的偉大見解，這一見解如今已成為聯合國的座右銘：“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諸偉大宗教所具有的這一共同意義，在1986年10月27日明顯地顯示出來，因為這一天，它們的代表一齊參加了教皇保羅二世主持的“世界和平祈禱日”。以下不但是其他信條中的一些選段，而且也是他們禱辭中的一些選段：[2]

佛教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基督教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猶太教

我們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主將會同情和憐憫我們，將會同情和憐憫地球上所有祈求他的同情和憐憫的民族。讓我們祈求和平，追求和平。

非洲萬物有靈教

萬能的上帝啊，您是我們打結時不可或缺的偉大的拇指，您是能劈開大樹的咆哮的雷電，您是站在高處能看清地面石塊上留下的羚羊腳印的洞察一切的主。您毫不猶豫地對我們的要求作出反應。您是和平的基石。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菸的時候，我會邀請我的家人和你我一起分享；現在，我的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以感恩的心情來為今天、為世界和平祈禱。我祈禱，不管是在家庭內、在部落裡還是在自己的國家中，我們都能為和平祈禱、為和平努力。我為在孕育萬物的大地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禱。

［推薦讀物］

歐亞大陸諸地區間的聯絡在G. F. Hudson所著Europe &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31）這部寫得很好的論著中得到了清晰的分析。另外，還可參閱J. Needham所著的多卷本著述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該書的第一卷從整體上考察了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交流，包括關於文化傳播的理論分析。有關歐亞大陸商業聯結的各個方面在下列著述中得到了較好的闡述：A. Toussaint所著的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6）、S. Chandra主編的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Sage出版社，1987）、D. Harden所著的The Phoenicians（Praeger出版社，1962）、E. H. Warmington所著的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28）、Ying-shih Yu所著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7）、J. I. Miller所著的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 C. ——A. D. 641（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C. G. F. 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以及P. D. 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

關於歐亞大陸的文化聯結，可以參閱H. G. Rawlinson所著的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16）、E. Zürcher所著的Buddhism: Its Origin and Spread（St. Martin’s出版社，1962）、R. MacMullen所著的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 D. 100—40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以及J. Pelikan所著的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

［註釋］

[1]Jawaharlal Nehru,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1982）, p. 35.

[2]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