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的歐亞大陸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城市的建立是為了生活，為了能過上好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

每個城邦又分為兩個城邦：多數窮人的城邦和少數富人的城邦。這兩個城邦總是處於交戰狀態。

——柏拉圖

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現在烈日蒸曬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這兩條大河養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也就是《舊約全書》中的“希納國”（Land of Shinar）。蘇美爾位於過去被稱為“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區——大致相當於現在的伊拉克共和國——的南部，南臨波斯灣，由若干塊荒蕪多風的小平原組成。約公元前3500年時，一些已改進生產技術、正在耕種這片乾旱荒原的農業公社，成功地完成了從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過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個大概的日期，確定這樣一個日期僅是為了方便起見。實際上，過渡的時間無論指定為1年、10年還是100年，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知道，從食物採集轉變到食物生產，並不是因為某人偶然想起農業而突然發生的。同樣，從部落文化過渡到文明，也不是因為當時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發生的。總之，當時發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個過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這一過程的性質和起源。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文明”一詞的含義確切地說，究竟是指什麼呢？人類學者指出了古代文明的一些特徵，將其與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區別開來。這些特徵包括：城市中心、以國家為形式的建制化政治權威、納貢或稅收、文字、社會分為階級或等級、紀念性的建築物、各種專門的藝術和科學，等等。並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備這一切特徵，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脈的文明就是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而埃及文明和瑪雅人文明則沒有通常所說的城市，但是，這一組特徵在確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文明的普遍性質時，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文明的共同特徵表明，這種新型的社會完全不同於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會。那麼，簡單的新石器時代的村莊是如何轉變為複雜的新文明的呢？我們可以透過探究最先出現文明的中東地區的轉變過程，來解答這一問題。早先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上游山區，人們已學會了馴化動植物，從而完成了農業革命。此時，人們又在那裡開始了第二次偉大的冒險，即從山區遷移到大河流域，並逐步發展起一種新的、生產率更高的灌溉農業和新的社會制度。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新的社會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個連鎖反應，最終導致文明的出現。

從高地遷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時代的農人們遇上了一系列新問題：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曬，河水定期氾濫，沒有建築用的石塊，等等。但是低地的長處超過了它的短處：那裡生長的棗椰樹，不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還提供了大量木材，不過這些木材的質地不太好；那裡的蘆葦蕩裡，有各種野禽小獸，還有魚類，提供了寶貴的食物蛋白質和脂肪；而尤為可貴的是，那裡的土壤是極其肥沃的沖積土。這一新環境蘊藏了很大的潛力，但也存在一個巨大的障礙。如果說在山區種植農作物，降雨量還勉強夠，那麼到了地勢很低的流域地區，降雨量就顯得非常不足。要耕種這片肥沃的沖積土，就必須實行農業灌溉，所以最早的農人們開掘溝渠，把大河裡的水引到田裡。結果，農作物的產量較他們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取得的產量要高得驚人。據公元前2500年的文獻記載，一塊大麥田的平均產量是播種量的86倍！食物比過去充裕多了，品種也比過去多樣，而且，由於實行了農業灌溉，食物的來源也比過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著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過來又使開挖更多灌渠、開闢更多農田、生產更多食物成為可能。

在灌溉技術不斷發展的同時，新興的冶金術也被逐漸掌握。冶金術對燧石罕見的流域地區的移民們來說，用處特別大。最初，他們把天然金屬看作極其堅韌、可鍛的石頭，用反覆錘打和磨製的方法對其進行冷加工。直到他們學會用熔鍊的方法從礦石中提煉金屬時，才開始有了真正的冶金術。最早提煉的金屬大概是銅，後來人們發現，銅經過熱處理能成為液體，並能表現為各種容器或模型的形狀，並在冷卻後變硬，而且其邊刃的鋒利比得上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時，中東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銅裡面加入少量其他金屬，可以冶煉出更為經久耐用的合金。最後，他們發現，在冶銅時摻進一些錫，效果最理想，由此產生的青銅明顯勝過石器。用青銅製造武器特別受歡迎，因為石器易碎，打仗時不可靠。但是，銅和錫這兩種金屬不多見，所以青銅在當時是很昂貴的，未能普遍採用，如用來製造工具等。

犁的發明在當時同樣很重要。最初犁的結構很簡單，用一棵小樹製成。樹上只留一根樹枝，在樹幹的三分之二處，向外突出，樹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頭削得尖尖的。樹幹的上端系在兩頭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著；當牛拉樹幹時，突出的樹枝便入地翻土。這一原始的發明物用來耕犁中東半乾旱的沙土時，效率還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時，犁已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並傳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犁還傳入了遙遠的中國。牛拉犁的意義就在於，人類首次能利用自身體力以外的力量作動力。從這一意義上說，犁是蒸汽機、內燃機、發電機和核分裂反應堆的先驅。

公元前3000年時，風也得到了利用，成為人類在某種情況下——如抽水時——可以借用的一種力量。當時波斯灣和尼羅河上已先後有了製作粗陋的橫帆。風的利用、橫帆的出現，表明人類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動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對繁重的交通運輸來說，不失為一種比馱驢和牛車遠為經濟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時期的貿易大多取道水路。

圖11 這幅埃及皇家墓室的畫作表現了一個冥界的貴族家庭乘船外出獵鳥，享受著與他們生前一樣的歡愉。

車輪是這富有創造性的一千年間取得的另一項基本發明。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輪子只是一些圓形的板，和軸牢牢地釘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時，已將軸裝到手推車上，輪子不直接和車身相連。以後不久，又出現了裝有輪輻的車輪。這種原始的手推車雖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馱獸（通常是驢子）要好得多。車輪也被用來製造戰車。這種戰車先是用來衝入敵陣，迫使敵人潰散；後來又當作戰臺，戰車兵可以站在戰車上投擲標槍殺敵。輪子也被用於和平目的，陶輪就是用輪子做的。最簡單的陶輪只需一對盤形的車輪，輪盤之間裝一根軸，軸直立豎放；陶工一面用腳旋轉下面的輪盤，一面用手將柔軟的黏土置於上面的輪盤中，塑捏成形。這一裝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產人類最早的工藝品——陶器。

這些影響深遠的技術進步與相應的影響深遠的制度變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長使某些村落得以發展成由新的宗教顯貴及後來的軍事首領和行政首腦統治的城市。農業生產率增長使食物有了剩餘，能夠供養新產生的祭司階級、士兵和官吏。這一發展過程不是突然的或單方面的——儘管有不少人一直都在爭論：究竟是技術變革決定製度變革，還是制度變革決定技術變革？這使人聯想起關於人類進化的若干早期階段的爭論：是先有了人的大腦的發展，然後才創造出人類文化，包括語言和工具製造，還是語言和工具製造促成了大腦的發展？現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與後者相互作用，語言和工具製造是大腦發展的原因，也是大腦發展的結果。看來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後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來。新石器時代的耕種者向居統治地位的顯貴們提供剩餘物品，從而由部落成員轉為農民。並不是由於他們從某個時候起同意這樣做，或被迫這樣做；相反，這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原因和結果相互作用、密切關聯。

後起的階級分化是文明的特徵。階級分化的起源可以從樸素的村社聖祠中找到；聖祠是當時的社會宗教生活的中心，不過那時還沒有專職的祭司。當村莊發展為城市時，聖祠也發展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僕從，他們是最早不必直接從事生活資料生產的人。如果祭司是從前部落巫師的後繼者，那麼不難理解，他們應是最早的顯貴。由於墨守農業的種種儀式（如求雨的儀式）對新石器時代的農人來說，是至為重要的，所以巫師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而後來新出現的祭司，不僅要對傳統的各種超自然的現象負責，而且還要負起不斷增加的管理社會的各種職責。這些職責對一個日益複雜化的社會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技術的不斷進步、剩餘食物的不斷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團的出現成為可能；而新出現的祭司集團又對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們出於記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發明。從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記載中，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證明，祭司們不僅主管各項宗教活動，而且還管理大量的經濟活動。他們記載每年洪水氾濫時的情景，這些記載是計算每年洪水氾濫的時間所必需的。他們還承擔極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職責，如分配水量，負責水壩和溝渠的建造及維修，等等；要讓不斷發展的灌溉設施充分發揮作用，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他們還大大促進了各種技藝的發展，因為手工業品的產量不是取決於世俗市場的需要，而是取決於寺院的需要。

宗教精英們曾對社會日益增長的異質性貢獻甚巨，這時，這種異質性開始破壞他們的地位。城市發展得愈大，愈複雜，純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約束力。此時，戰爭的規模也愈來愈大，而且次數愈益頻繁；雖然寺院擁有大量財富，屢遭劫掠，客觀對促成社會混亂髮揮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可能還是由於人口增長超過了農業資源。大規模的、頻繁的戰爭的結果，使祭司們的權力逐漸轉到了世俗新貴們的手上。

早先，當一個公社偶遇外來進攻的威脅時，這個公社的成年男子便舉行大會，選舉一人擔任這一非常時期內的戰爭領導人。但是，隨著和平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這些戰爭領導人的任期便越來越長，直至成為永久的軍事首領，最後當上國王。於是，宮廷開始與寺院相競爭，直到雙方逐步結成一個夥伴關係。通常，祭司們仍保留他們佔有的大量土地，繼續履行他們的宗教職責，而宮廷的官吏們則忙於在城市四周修築城牆、招募大批的軍隊，以對抗鄰近的城市；後來，這些軍隊又用於建立帝國。

世俗的國家和帝國興起後，非農業商品的產量大大增加。大批生產的陶器和金屬器具以及在某些較堅固的住房內發現的大量的各式各樣的物品——這一切都說明，當時出現了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中產階級新市場。人數漸增的宮廷成員們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斷發展的軍事化需要各種武器，而且規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屬武器和盔甲，而且還需要像戰車一類更為完善的軍事裝備。所有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生產已大大不同於從前規模較為有限的生產，因為從前的各種手工業只要能滿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大規模生產與外交事務有重大關係。地勢很低的平原地區幾乎不出產各種礦物和優質木材，大部分手工業的原料要靠從外面運來。例如：銅來自波斯灣南面的阿曼，銀和鉛來自小亞細亞的托羅斯山脈，木材來自伊朗的扎格羅斯山脈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為了償還這些進口原料，各種手工業就必須擴大生產，提供各種出口產品作為交換。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征服這些原料的產地。從公元前3千紀中葉的阿卡德國王薩爾貢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一辦法沒有被忽視。史詩《好戰的國王》描述了薩爾貢為了援助在小亞細亞經商時受當地統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領他的軍隊越過無名山關，侵入小亞細亞的中心地帶。最後，薩爾貢的帝國“從下游地區擴張到上游地區”，即從波斯灣擴張到地中海，從而控制了十分緊缺的各種金屬、石頭和木材的產地。史詩《好戰的國王》問世後不久，又有另一則史料敘述道，薩爾貢在努力促進商業方面“沒有睡大覺”，“停靠船舶的碼頭上一片生氣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輪船暢通無阻地將各種貨物運送到蘇美爾”。[1]

建設軍隊和建築宮殿的支出，對早期的城邦來說，是極為沉重的負擔，以致使傳統的議會的地位受到破壞。為了應付不斷增加的人力物力的開支，苛捐雜稅愈益繁重，對此，傳統的議會只敢畏畏縮縮地表示反對，結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襲的王權所排擠，最後被取代。

階級分化隨政治權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劇。從陪葬品越來越大的差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早期墓葬品的差別是極微小的，但時間愈往後移，差別愈明顯。絕大多數墳墓裡只有幾件陶器，有的甚至什麼也沒有，反映了平民的貧窮；富人的墳墓裡則擺著銅器和貴金屬製成的珠子，顯示了“驚人的揮霍浪費”；而國王的陵墓較之前者更是懸殊，裡面不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種精美的武器和貴重的裝飾品，而且還有大批用來陪伴國王、證明國王權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國王的妻妾、樂師、馬車伕和一般的僕人。

從中國到安第斯山脈的許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這表明這些文明與它們所取代的簡單的部落社會之間存在巨大差別。我們對中東歷史的考察揭示出，從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轉變是技術進步與社會變革相互作用的結果，最終它們使最早的歐亞大陸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尼羅河以及印度河和黃河岸邊誕生（見地圖6）。

地圖6 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前1500年）

二、古代文明的傳播

一旦文明在歐亞大陸和美洲大陸的幾個地區生根，它便向四面八方傳播開來。正像農業革命以部落社會取代狩獵社會那樣，現在部落社會又為文明所取代。部落社會被取代的原因與早先狩獵團體被取代的原因是一樣的。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曾提到過，隨著人數的增多，狩獵者們不得不轉向農業，因為農耕技術的生產率比狩獵活動要高得多。同一塊地所能養活的農民比所能養活的狩獵者要多得多。現在類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種者那裡出現：他們也由於低下的生產率而被取代。從本書第75頁至76頁關於貝恩巴部落工作日的記敘中可以看出，建立在血親關係基礎上的部落生活是多麼閒適和隨意。但是，由於不存在延長工作時間和增加生產量的壓力，這種生產方式的生產率極其低下。部落成員只要生產出能滿足自己家庭和患難親屬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圖12 這是一幅作於約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早期繪畫，它描繪了部落農民向埃及遷移的情景。

當部落人口增加、對食物的需求也相應增大時，部落社會便無法與生產率高得多的文明社會相對抗。諸文明社會之所以會生產率更高，是因為它們是建有國家機構的階級社會，國家機構能從農民身上榨取稅收和租金來供養國王、朝臣、官吏、軍事首領、傳教士和書吏。為了支付稅收和租金，文明社會的農民不得不比部落社會的耕種者更努力地工作。請細想一下貝恩巴部落的日常生活與下面一段話中描述的埃及農民和工人的惡劣境況之間的對比。這段話是公元前3000年一個當父親的埃及人在送他兒子上學的途中說的，他為了勸兒子發奮學習，將社會底層許多人的苦難與社會頂層少數人的幸運作了一番對比。他說：

學習寫字要用心，學會了什麼重活都可以甩得遠遠的，還能當名氣很大的官。書吏是不用幹體力活的，卻能指揮別人……你不是有書吏寫字用的玩意兒嗎？就是那玩意兒，能把你和划槳搖櫓的區分開來。

我親眼見過在爐口邊幹活的金屬製造工，十個手指就像鱷魚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魚卵還難聞……石匠的活兒是對付各種堅硬的石頭，幹完活時胳膊都累得抬不起來，只好整夜蜷縮著身子睡，等到太陽一出來，就又得去接著幹活。他的膝蓋和脊椎都快碎了……理髮匠從早到晚給人剃頭修面，除了吃飯，連坐下來歇一會兒的工夫也沒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戶，兜攬活兒。就像蜜蜂吃自己釀的蜜那樣，他累斷了雙臂只是為了填個肚子……種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啞得像老鴉叫，十個手指從來不得閒，兩條胳膊叫風吹得乾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話——是爛泥地。他不生病時，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擠塊地皮躺下……

用心學習吧，兒子。實在沒有什麼可與學習相比的。在校學習一天，得到的好處一輩子也享用不盡。[2]

顯然，和那位埃及父親所提到的可憐的農夫、石匠、理髮師及金屬製造工相比，貝恩巴部落成員享有的生活更閒適隨便、無憂無慮。但是，正因為部落成員的生活安逸，他們也註定要被淘汰。與那些為了應付地主和稅收官的強徵勒索而不得不辛苦工作的埃及同事相比，貝恩巴人的生產率極為低下。因此，就像早先狩獵者團體被部落耕種者擠出歷史舞臺一樣，部落社會也被無情地逐出了歷史舞臺。

在部落文化到達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時，中東核心區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隨著文明從大河流域的發源地向外傳播，並跨越鄰近的野蠻地區，這一取代過程不可抗拒地繼續著；到公元時，文明實際上已毫無間斷地擴充套件至從英吉利海峽到中國海的地區。

如果同意美索不達米亞出現文明的日期是公元前3500年前後，那麼，其他各地區出現文明的大致日期則應分別為：埃及文明起於約公元前31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於約公元前2500年，中國黃河流域的文明起於約公元前3000年，中美洲和秘魯的文明起於約公元前500年。這些日期都是大致的估計，會隨著新的考古發現而不斷得到修正。實際上，人們最近已發現，以前大多數史前年代所賴以確定的碳同位素測定法也會有正負幾百年的誤差。因此，一些學者現在對文明從地中海東部傳播到西歐這一傳統假設提出了質疑。

三、古代文明的型別

我們在前面章節中已提到，新石器時代的各種文化隨農業與畜牧業的比例、種植的植物和飼養的動物的種類的不同而迥然相異。同樣的道理，散佈於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有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個都有其與眾不同之處，都是一種獨特的型別。這些型別一直持續到今天，因此，無論誰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都能立刻從該城市的建築風格、社會風俗、食物和所用的語言判斷出這個城市是中國的、印度的、中東的還是西歐的。

在考慮各種古代文明的獨特性之前，我們應該承認它們還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共性或許是，社會關係的新的不平等和性別關係的新的不平等。

社會不平等源於這一事實：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納貢關係而不是血親關係的基礎上。日常生活不是取決於親屬之間的互助關係，而是取決於稅收、地租和勞役形式的納貢關係。因此，那位埃及父親所描述的剝削是一種普遍情況，而非例外情況。雖然似乎尼羅河畔的那些農民、石匠和金屬加工工人所受的待遇異常苛刻，令人難以置信，但現存的許多資料也同樣描繪了在其他所有文明中存在的野蠻剝削。公元1世紀中國漢朝的一位觀察家描述道，一個農民的“雙腿像燒過的炭棒，後背結滿鹽痂，皮膚像錐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著扭曲的腳掌和疼痛的腿腳蹣跚前行”[3]。

這種不平等一直持續到近代；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富裕的貴族們通常給他們的每個鄉間別墅都配上300個至800個僕人。對這些貴族來說，買賣、質押或交換他們的農奴即“魂靈”已成了一種慣例。他們釋出廣告，將他們的魂靈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賣：“本人有意出售：宴會用桌布，還有兩個受過訓練的女孩和一個農夫。”“本人有意出售：一個舉止得體的16歲女孩和一輛沒怎麼用過的二手馬車。”[4]

古代文明的這種不平等甚至還擴充套件到死者身上。考古學家們發現，平民的墳墓中僅有少量的陶製容器，或者什麼也沒有，富人的墓葬中可以發現昂貴的傢俱和珠寶，而王室的陵墓中則不僅有奢華的個人裝飾品，還有不少貼身侍從，包括士兵、國王的妻妾、太監、樂師和普通僕人——他們都是殉葬品；讓他們殉葬的目的除了是要反映出王室大人物生前的富裕和高貴外，還為了讓他們侍候這位死後的王室大人物。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的一處秦始皇陵中，這位統一了中國的皇帝用7500個陶俑組成的軍陣將自己護衛起來。每個俑都有真人大小，其面貌特徵各不相同，代表著2200多年前皇帝統治下的各個族群。

甚至墳墓中的骸骨也反映了古代文明中嚴酷的生命不平等。對公元第一個千年中瓜地馬拉蒂卡爾（Tikal）墳墓中的骨骼的研究表明，雖然普通瑪雅男人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但少數獲得精美墓葬的瑪雅男人卻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他們的骨骼實質上也更為粗壯，他們的壽命顯然也更長。考古學家們斷定，“營養優勢”使瑪雅的精英們能在身高和預期壽命方面實現自己的全部潛能。[5]這種建立在階級基礎上的骨骼差異至今依然存在。英國衛生部在1984年12月發表的報告中稱：“在幾乎所有年齡段的人群中，以一個體力勞動者為戶主的家庭的成員，其平均身高要明顯低於非體力勞動者家庭的成員。”[6]

除社會不平等之外，諸古代文明的第二個共同特徵是兩性間的不平等。我們已知道，在舊石器時代，婦女享有平等地位，因為她們作為食物採集者對食物供應所做的貢獻甚至大於男性狩獵者。同樣，由於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技術相當簡單，婦女可以耕種居住地周圍的土地，並可以繼續採集她們所能發現的各種食物，因而，她們依然與男人一起是平等的食物提供者，依然與男人一起保有平等地位。

圖13 約公元前2000年時烏爾城（在今伊拉克境內）風貌的透檢視。

隨著犁、灌溉技術和諸如冶金術之類的新工藝的出現，所有這一切都起了變化。先進的新型農業為文明提供了經濟基礎，但同時又破壞了婦女在經濟上的獨立地位，因而也破壞了她們在社會上的獨立地位。婦女們發現要參與新的農業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新的農業要求人們照料拖重物的牲畜、砍伐樹木、維護灌溉渠道、保養犁和其他農具，而這類工作並不適合女人做，因為它們要麼太繁重，要麼會讓她們無法長時間地照看小孩。於是，婦女們漸漸地不再是與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她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家裡，照顧自己的小孩和丈夫。

男人們逐漸控制了新的農業和新的行業，而婦女們則變得孤立起來，處於從屬地位。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婦女做“家內”活和男人做“家外”活的區分。當然，“家內”活對家庭和社會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卻被人們普遍認為沒有男人乾的活兒重要。既然人們認為婦女們乾的活兒不太重要，自然也就認為她們是不太重要的性別——“第二性”。

此外，既然婦女們被束縛於“家內”活，男人們就不但獲得了對新的農業和新的行業的壟斷，而且還獲得了對國家中一些新的職位的壟斷。他們成為議會、法院和軍隊中的領導人。就這樣，男人們最後壟斷了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而婦女們則開始居於從屬地位，變得十分順從，變成後來所稱的“弱勢性別”。當歐洲人於15世紀進行海外擴張時，發現食物採集部落（如拉布拉多的蒙塔格奈-納斯卡皮印第安人社會）中的婦女們與男人們一起享有令歐洲人難以企及的平等，這並非偶然的。但是，在諸如中國、印度和中東之類的海外文明中，歐洲人則發現婦女們像在歐洲一樣是受約束的、順從的——其程度甚至還超過了歐洲。

各種文明中的婦女們都地位低下的另一原因是，對可繼承的私人財產有了新的強調。這使男人們竭盡全力地去確保自己實際上是其繼承人的親生父親，因為他們的繼承人將會得到他們的所有財產。因此，富裕的上層人士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和周密的預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動。這些措施包括穿戴貞潔帶、用簿記制度記錄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體日期、閹割伺候統治者的嬪妃的男人和廣泛實施割禮。割禮就是割除少女的陰蒂；由於這一措施能減少或消除婦女性交時的快感，所以被認為是阻止婦女“偷人”的有效辦法。

眾所周知，在這一男尊女卑的整體格局中，也有個別例外情況。其中頗為突出的是：野心勃勃的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迷倒了尤里烏斯·愷撒和馬克·安東尼兩人，試圖利用他們來恢復埃及王位的實際權力；阿斯帕西婭，也就是伯里克利的情婦，以學識淵博、聰慧過人、美貌無雙而聞名於希臘；足智多謀的皇后艾琳廢黜了她兒子的王位，成為拜占庭帝國的第一個女性統治者（797—802年在位），不過因考慮到傳統，她在官方檔案中仍被稱為“忠實的皇帝艾琳”；還有女皇武則天，她廢黜了她兒子的皇位，不但成為中國第一、也是唯一的一個女性統治者，而且還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能幹、最開明的統治者之一。這些著名人物以其超凡的才智和驚人的成就在史冊上佔有顯赫位置。不過，儘管她們名氣很大，卻不能說她們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她們那些不知名的姐妹的日常生活，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庇隆夫人、英吉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諾的生涯並沒有明顯地改善阿根廷、印度和菲律賓婦女的日常生活一樣。

在考察了所有文明中社會關係和性別關係方面由平等到不平等的歷史性轉變之後，我們現在開始細察每個文明的特殊型別。

美索不達米亞

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型別是城市型別。第一個中心在蘇美爾；到公元前3000年時，蘇美爾地區已出現12個獨立的城邦。各城邦相互征戰不休，結果輕易地就被來自北方的印歐入侵者和來自南方的閃米特入侵者所征服。實際上，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印歐入侵者與閃米特入侵者為爭奪這塊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區而進行數千年鬥爭的歷史。

第一位偉大的帝國奠立者是前面提到過的那個閃米特人，即薩爾貢一世（約公元前2371——前2316年在位）；他以大河流域地區中部的阿卡德為基地，征服了南抵波斯灣、西達地中海的廣大地區。另一位帝國創立者也是閃米特人，即漢謨拉比（約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我們後面將談到他因制定《漢謨拉比法典》而聞名於世。這種連續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續到近代，因為繼漢謨拉比之後的入侵者還有赫梯人、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羅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

儘管這些帝國頗可誇耀，但城市依然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基本單位。大多數平民是靠當農夫、工匠、商人、漁民和養牛人謀生。每個城市都有一個手藝人階層，包括石匠、鐵匠、木匠、陶工和寶石匠。他們在自由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手工藝品，買主支付貨幣或以實物代貨幣。貨幣通常是銀塊或銀環，每次交易後都須稱其分量。

圖14 豎琴上的裝飾物黃金牛頭，制於公元前2500年前後，出土於烏爾王陵。

城牆外面是農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終取決於農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產的形式被佔有，佔有者是國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們將土地劃分成小塊份地，連同種子、農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給為他們服務的農人。農人則提供勞動，然後將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透過多種形式繳納給寺院、宮廷或地主，作為報答。當時的基本農作物是大麥和小麥。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綿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達米亞的主要的紡織纖維。最普通的蔬菜有蠶豆、豌豆、大蒜、韭蔥、洋蔥、小蘿蔔、萵苣和黃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棗、石榴、無花果和蘋果。

經營地產時需要記賬，如從佃耕的農人那裡收到的地租、牧群的頭數、牲畜所需的飼料的量、下次播種所需的種子的量，以及關於灌溉設施和灌溉計劃的一切複雜的細節，都得上賬或記錄。管理事項和賬目，是用削成三角尖頭的蘆葦稈當筆，刻寫在泥板上；然後將泥板烘乾，以便於儲存。這種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稱為楔形文字，它顯然是經營管理的一種工具，而不是為了智力遊戲或文學活動才發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學者所說的，“文字不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發明物，而是伴隨對私有財產的強烈意識而產生的一種副產品。文字始終是蘇美爾古典文明的一個特徵”[7]。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圖形符號組成。書吏用簡單的圖形把牛、羊、穀物、魚等畫下來，也就是說，用這一方式記錄所要記錄的事物。不久，圖形符號固定下來，不再取決於每個書吏的藝術想象力，從而保證了書寫和閱讀的一致。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未解決：圖形符號不能用來表達抽象概念。蘇美爾的書吏們應付這一難題的辦法是，在圖形符號旁加上別的符號以表示新的意義，而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還選擇了表示聲音而不是表示物體或抽象觀念的音符。這是在以後若干世紀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語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蘇美爾人還不能系統、全面地應用語音原則。到公元前2900年時，他們把圖形符號從早期的2000個左右減少到大約600個。這是一個巨大的改進，不過，楔形文字比起後來由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發展起來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贅得多。書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他們掌握了困難的書寫藝術，因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權。

雖然文字的起源可以從生產剩餘產品所造成的新環境中找到，但文字還有其他一些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文字使人們能記錄和積累各種真實的情況，世代相傳，從而促進了智力的發展。同樣，文字又使人們能以書面形式記載宗教傳統、社會風俗、口頭上流傳的神話和傳說，使它們成為聖書、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儲存下來，從而使各種獨特的文化更加鮮明、更為鞏固。文字成為使人類諸文明的文化結合成一體的主要手段。

蘇美爾人應日益複雜的社會的各種具體需要，不僅發展了文字，而且還發展了數學和其他一些學科。他們在最早的數學文獻中記述了對牲群的計算、對穀物的計量和對土地的測量。他們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了最早的計時、計量、測量距離和麵積的各種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時，他們就在仔細地觀察和記錄天體的運動，他們這樣做仍是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他們相信，諸神的意志決定天體的運動，弄清了天體的運動，人類就能夠洞察神的旨意，做出相應的行動。因而，在許多世紀中，美索不達米亞的占星學家們積累了大量的天文資料，這些資料後來被用於發展科學的天文學。

蘇美爾人及其後繼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每年河水氾濫的影響。北部地區的大雨加上扎格羅斯山脈和托羅斯山脈上的積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洪水不是充滿灌溉溝渠，而是毀壞了農田。在蘇美爾人眼裡，他們的洪水之神尼諾塔並不慈善，而是惡毒。蘇美爾人的文學作品中，常可見到這樣的詞句：

猖獗的洪水啊，沒人能和它對抗，
它使蒼天動搖，使大地顫抖……
莊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來將它淹沒。

對每年洪水氾濫的恐懼，加之永遠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脅，使蘇美爾人深深地感到，彷彿自己正無依無靠地面對著許多無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蘇美爾人的詩寫道：“只有人，他的壽命不會很長，無論他做什麼，只是一場虛無。”美索不達米亞人的人生觀帶有恐懼和悲觀的色彩，這反映了自然環境的不安全。他們以為，人生來只是為神服務，神的意志和行為是無法預言的。因而，他們用種種方法來預測變幻莫測的未來。一個方法是解釋形形色色的預兆，尤其是各種夢。另一種方法是剖肝占卜術，就是透過檢查被屠宰的動物的肝臟來預測吉凶禍福。還有一種方法是占星術，如前所述，是以觀察星辰執行來預言人的命運，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前者影響著後者。最後，每個人都尊奉一位屬於他個人的神，將其當作自己的良師。他們以為，一個人的願望和需要可以經他傳達給相隔遙遠、不便直接通話的諸位大神。

圖15 一些楔形文字的起源和發展。

人與人之間也充滿了不安全感，所以，美索不達米亞人試圖透過編制完備的法典來消除各種潛在的衝突。《漢謨拉比法典》是其中最傑出的一部；這部法典試圖明確、永久地調整一切社會關係，因而，它不僅闡明瞭古巴比倫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當時的社會。以下是法典的幾個主要特點：

1. 施行同態復仇法，即奉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原則：“如果一個人傷了貴族的眼睛，還傷其眼。如果一個人折了貴族的手足，還折其手足。”（法典第196條，第197條）

2. 階級歧視；對下層社會的賠償低於上層社會：“如果貴族階層的人打了貴族出身的人，須罰銀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隸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處割耳之刑。”（法典第203條，第205條）

3. 施行嚴格的、保護商業界財產的規定：“如果一個人盜竊了寺廟或商行的貨物，處死刑；接受贓物者也應處死刑。”（法典第6條）

4. 頒佈許多類似“福利國家”政策的規定，包括：確定基本商品每年的價格，限制利息率不超過20%，周密地調整家庭關係，保證度量衡的信譽，城市負責對未偵破的搶劫案或兇殺案的受害者做出賠償。“如果沒有抓獲攔路的強盜，遭搶劫者須以發誓的方式說明自己的損失，然後由發生搶劫案的地方或地區的市長或地方長官償還損失。”（法典第23條）

5. 具有現代社會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點，即認為過去、現在和將來是靜止不變的。法典是作為神的命令，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對待而頒佈的。法典生動而尖刻地詛咒了以後任何敢於篡改法典的統治者：“怨聲載道的統治，壽命不會長，將出現連年饑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將毀滅，人民將離散，王國將更換，他的名字永遠被人遺忘……他的幽魂［在地獄裡］喝不到水。”（法典，結語）

圖16 特爾·阿斯瑪（Tell Asmar）出土的蘇美爾人制成於公元前3000到前2500年間的雕像。這組群像埋在現代巴格達附近的一個寺廟的聖壇旁邊。在這組包含諸神、傳教士和信教者的群像中，最高的那座雕像是阿布（Abu）神像，它是“植物之王”。

最後，《漢謨拉比法典》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確的法律術語規定了男人相對於女人的優越地位。婚姻關係首先是個實用的問題——是當時還不存在的醫療保險、殘疾保險或養老保險的一種代用品。因此，對婚姻關係做出選擇的不是新郎和新娘，因為他（她）們也許會被愛情弄昏了頭，而是父親，或者父親去世後的母親或兄長。結婚後，丈夫是法律承認的無可爭辯的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必須對他表示充分的尊敬。作為一家之主，丈夫其實就是他妻子和兒女們的所有人。為了還債，他可以典當或出賣他（她）們，彷彿他（她）們僅僅是普通物品一樣。

圖17 刻著《漢謨拉比法典》的石柱，上書300條用以規範社會的法條。

妻子如果通姦將會受到無情的懲罰，通常是對她和她的姦夫處以死刑。然而，對丈夫而言，則沒有不忠一說，因為依照法律他不但能夠擁有一個正妻，還可以納一個妾和許多女奴，以滿足他的“慾望”，同時確保他有後裔。事實上，一個不能生育的妻子有義務給她的丈夫找一個妾，使他可以有兒女。丈夫想要離婚十分容易，他只需指稱妻子不能生育或是個揮金如土的人或宣稱她小看他。不過，倘若妻子想要離婚，那就是一場致命的賭博。法典規定，她必須接受調查：“如果她為人謹慎且從無過錯，而她的丈夫已離家出走，且十分輕視她，那麼她可以帶著她的那部分財產（嫁妝）回孃家去……但是，如果她被發現為人不檢點、離家出走、毀壞家庭、蔑視丈夫，她就將被淹死。”

埃及

埃及文明的型別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型別形成對照，是一種帝國文明而非城市文明。這一文明之所以頗為穩固且延續很長時間，主要得益於其地理環境。埃及是一個長時間處於同一王朝統治下的統一的大河流域國家。尼羅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亞沙漠，東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亞沙漠和尼羅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區的沒有港灣的海岸，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別好的保護，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這塊安全的流域地區，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運，不受外界的干涉。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不同，沒有因不時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萬花筒似的帝國更換。而且，尼羅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紐帶，把整個流域地區連線成一個穩定、有效的整體。尼羅河平緩的水流使北上的航行極為容易，而盛行的北風、西北風又使返航毫不費力。這樣，埃及人就擁有了寶貴的可靠的交通運輸線，它促進了整個流域地區在約公元前3100年時的統一。

圖18 在專司生育和繁殖的伊西斯女神引導下的妮菲塔莉皇后。

在埃及從公元前3100年得到統一到它於公元前525年被波斯人征服這2500多年間，只有三個帝國統治過埃及，而且這三個帝國相間隔的時間也都相當短暫。因此，埃及文明是穩定而保守的。此外，它還是一個自信而樂觀的文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與每年會爆發毀滅性的、不可預測的洪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不同，尼羅河是一條溫和的、可預測的大河。雖然美索不達米亞人將他們的洪水之神視為冷酷無情的惡神，但埃及人卻把他們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來會給每個人帶來歡樂”的喜神。

關心死亡，為來世——尤其是國王的來世——做好物質方面的準備，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個主要特徵。因為埃及人並不認為國王的死是最終的結局，所以他們在國王死後用香油等藥料塗屍防腐，然後將屍體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內。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為規模最大。塔底佔地13英畝，塔高481英尺，全塔約用230萬塊巨石砌成，平均每塊重約2.5噸。這一金字塔是用最簡單的工具即坡道、滾筒和槓桿建造的；那時甚至連滑輪和鐵器都沒有！

圖19 獅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像。

據說埃及的農民們在建造這些金字塔時熱情很高，相信他們正在為一位能決定他們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這一說法的理由是什麼——也許還可以設想，無論埃及的農民們對建造金字塔有無熱情，他們在這件事上都沒有選擇的餘地——這一說法的確有力地表明瞭想象中的埃及王權的神威。法老始終被認為是神王，沒有神聖的法老與世俗的法老的區分；這一觀念的確令人費解。出於這個原因，埃及沒有任何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典相應的法律。法老作為神王，其權力亦被神化，他的話就是法律。

王權透過以宰相為首的官僚機構而得到加強。宰相被稱為“全國的管家”和“國王的耳目”，其下設有掌璽大臣（掌管尼羅河的交通運輸）、賞賜大臣（負責所有的牲畜）、財政大臣（掌管全國的財政分署和倉庫，負責徵收賦稅；可能年景不好時，還要負責分配種子和牲畜）、管轄各州的州長及下屬的管理城市和周圍村莊的市長。

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絕對控制是埃及文明最後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儘管當時已有了私有財產和私營企業，但都還不像在美索不達米亞那樣普遍。國家不僅控制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大部分生產，而且還負責產品的分配。巨大的國庫和政府的糧倉裡裝滿了徵收來的實物稅：穀物、牲畜、布匹和各種金屬。這些用來支付國家的開支，也作荒年時用的儲備物。據說，“所有人的食物供給都由國王負責”。除繳納賦稅外，每個村社還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強制性勞役。金字塔就是這些勞工最著名的勞動成果，這些勞工還被派去採石、開礦和整修灌溉溝渠。

埃及工匠的技術，尤其是製造奢侈品的技術，是舉世公認的。他們製作的珠寶飾物非常精緻，幾乎到今天還沒有被超越。他們的搪瓷製品、象牙和珍珠鑲嵌物也非常精美。他們發明了玻璃著色技術，而且最早開始鞣製皮革，鞣革的方法至今仍為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所採用。他們織的亞麻布十分勻淨，不遜於今人所織。埃及人可能極早就發明了美容品，發展了製造美容品的技術。他們的醫學文獻上記述了消除皺紋和染黑灰白頭髮的方法。用於化妝的物品有：畫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妝墨，將眼圈描成綠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鉛礦石，作胭脂或口紅用的紅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腳底的散沫花，做假髮（這種假髮的頂上用融化的蜂蠟封住）用的人的頭髮，等等。

克里特

克里特島上米諾斯文明的型別可以用希臘語中的“海洋文明”一詞來總結。克里特的繁榮依靠的是它的貿易，其範圍包括從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國家。陸地環繞的地中海上的風暴不像遼闊的大西洋中的風暴那樣兇猛，所以，克里特島的商人們可以在幾乎始終能看到陸地的情況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國家。而且，克里特島上的山區遍佈森林，提供了建造單桅商船的木材。米諾斯人駕著這些商船，滿載著來自埃及的糧食、象牙和玻璃，來自敘利亞的馬和木材，來自愛琴群島的銀子、陶器和大理石，來自塞普勒斯的銅，以及自己島上產的橄欖油和陶器，往返於地中海。

這種貿易影響了米諾斯文明的各個方面。由於米諾斯的海上力量非常強大，足以保護克里特島不受侵犯，所以島上所有的城市都不設防。克里特村社無論在社會地位還是經濟上，似乎都比大陸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義。克里特島不像大陸那樣在幾座宏大的神廟和王宮周圍是一片貧民區，而是由村莊組成，村莊很大，進行宗教禮拜的地點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戶通常住在用木頭和灰泥造的單獨的房子裡。可能已有家庭奴隸，不過數目不會多，至今島上還沒有發現專供奴隸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單層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當劃手。

米諾斯文明的藝術家們並不試圖以藝術品的大小來引人注目，也不關心遙遠的、令人畏懼的神或神聖的國王。他們在日用器皿、住宅的牆上和自己的藝術作品中描繪周圍的生活。在他們看來，到處都有模特兒——自然景物如花、鳥、海貝和各種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種田歸來的農夫、與公牛角鬥的壯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婦女。克里特島人建造建築物時關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個人的舒適。克諾索斯城的王宮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千門百戶，曲折相通，顯然是在好幾個世紀裡建成的。裡面不僅有國王寶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還有佔去了王宮一大半的眾多的倉庫和手工業作坊，這一情形與從事貿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複雜的給水和排水系統，到近代為止，還沒有誰能超過他們。

圖20 希臘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王宮遺蹟。

克里特島遠離戰爭，也沒有大規模的軍事和國家機構，所以，原先的新石器時代的血親體系在這裡儲存得比在中東大陸要好得多。因此，男人們在克里特島上不能像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那樣取得對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壟斷。壁畫、印章和圖章戒指皆顯示出，克里特島的婦女們除了積極地做“家內活”，還不斷積極地做“家外活”。從這些圖案中可以看到，婦女們在田間勞動，在園林中跳舞，湧進鬥牛場的露天看臺並實際參加鬥牛活動。有些婦女甚至還參加戰爭，這明顯不同於深居簡出、以家庭為生活中心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婦女。在克里特島，婦女們可以擁有財產，也可以像男人那樣輕而易舉地離婚。克里特文明以這種方式成為歐亞大陸諸古代文明中的一個偉大的例外。

印度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型別是保守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計劃性。我們可以從此地的城市建設中看出這一特點，這些城市都是按照一個共同計劃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時佔地6平方英里至7平方英里。城市佈局呈格子形，寬闊的主幹道環繞長方形的大街區，各街區約長360餘米、寬200米，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區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築物用的是石頭，美索不達米亞的建築物用的是太陽曬乾的磚，而這些城市的建築物是用窯內燒的磚建造的。整個印度河流域制磚的模子只有兩種標準尺寸：11×5.5×2.5英寸和9.2×4.5×2.2英寸。可見，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齊劃一的佈局和有條不紊的組織似乎遍佈整個印度河文明區。這一文明於公元前2500年左右達到成熟期，在以後的1000年中，實際上處於靜止不變的狀態，而且，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毀滅性的破壞後，重建的新城市總是造得跟原來的城市一模一樣。如此一貫而又連續的傳統世上從來沒有過，即使在埃及也沒有，因而，產生了這樣一種假說：控制這一紀律嚴明的社會的也許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沒有軍事裝備，沒有城防工事，也為這一假說提供了證據。

圖21 印度的石制印章。上面所繪的是印度常見的隆背牛。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樣，印度河文明主要是農業文明，主要農作物有小麥和大麥。不過，當地居民還種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棗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織布的。與外部世界也有了相當的貿易關係；出口品種包括孔雀、猿猴、珍珠、棉織品、銅、象牙和諸如梳子之類的象牙製品。當時的梳子與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屬同一造型，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人們總是要用梳子將蝨子從頭髮中梳出來。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同美索不達米亞進行的，貨物由帆船沿著海岸運到波斯灣。如果行駛途中看不到海岸，水手們就放出烏鴉，因為烏鴉總是飛向相距最近的海岸。據《聖經》，這一方法正是諾亞駕著方舟、希望找到陸地時所使用的。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詳情尚不清楚。迄今為止，普遍認為主要原因是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由中亞入侵。不過，最近有人提出，這一文明也許實際上是為泥漿所淹沒的。按照這種說法，地下的火山活動使大量的泥漿、淤泥和沙子湧出地面，堵塞印度河河道，形成一個很大的湖泊，把首都摩亨佐·達羅全給淹了。幾十年後，堵塞河道的堤壩漸漸毀損，河水流過堤壩，大河又恢復原來的水道，不過，摩亨佐·達羅這座城市已遭毀滅。從摩亨佐·達羅一層又一層的淤泥判斷，這一災難至少發生過5次以上。最終的結果就是給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帶來了無可挽救的損害，使北部的邊沿地區十分衰弱，不能抵擋本土文化的同化。

這一切大多是推測，無法加以證實，因為人們迄今未能釋讀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字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讀，下一行由右往左讀。這種寫法也為早期希臘人所仿效，被稱為“由左而右，復由右而左互動成行之書法”——“就像牛犁地一樣”。

商朝

位於中國北部黃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型別是歐亞大陸所有文明中最為與眾不同的。直到現在，中國文明依然是獨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地理上的封閉性。中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端，因巨大的山脈、沙漠和大草原而與大陸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國東臨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凍的西伯利亞乾草原。

雖然中國在地理上比較封閉，但也沒有完全與外界相隔絕。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會出現在黃河流域北部，就因為那個地區是各種文化的彙集地，同時受到來自西北的遊牧民族、來自東邊的農耕民族以及來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響。甚至遙遠的中東也在中國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記：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學習和掌握了中東人發明的種植小麥、冶鑄青銅武器和製造馬拉戰車的技術。運用這些技術，這些入侵者征服了散佈在中國北部的尚處於新石器時代的村落。

發生在以後許多入侵者身上的事，也發生在商朝入侵者身上。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商朝人被同化，所以，普通老百姓依然保持中國特色。儘管來自中東的大麥、小麥、綿羊、牛、馬、青銅和輪子豐富了中國的文化，但這些新奇事物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雖然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已不復存在，但是中國文明卻不間斷地延續了下來。今天，中國可以為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

中國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獨特的。中國是第一個養蠶並將纖細的蠶絲織成精美絲織品的國家，也是唯一不用動物乳汁和乳製品供人們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實際上，中國人對飲用動物乳汁的反應和西方人對吃蟲子和螞蟻的反應是一樣的。另外，祖先崇拜從遠古時代起就一直是中國宗教獨有的重要特徵。對一個人的姓十分重視與這一點有密切的聯絡。中國人的姓總是位於個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樣，位於個人的名字之後。這一習俗反映了在中國社會中起主要傳統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國家或教會。常見的中國建築物屋頂華麗，由一排排木柱支承，這種式樣也是從遠古時代起就已開始的，就像中國人從遠古時代起就已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刀叉一樣。

在商朝廢墟中發現的複雜的表意文字，對中國和整個東亞後來的歷史極為重要。它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這一點也可用來說明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幾千年來，中東人一直不能釋讀他們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現代中國人卻能讀通商朝文字。倖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都發現於龜甲獸骨上，這些龜甲獸骨是當時占卜吉凶禍福用的——這也是中國人的一個獨特的習俗。他們把有關疾病、夢、田獵、天時、年成等方面的疑問刻在龜甲獸骨上，然後在甲骨的不同點上劃幾道切口，將用火燒得通紅的小棒子按在這些切口上，使其產生裂縫。卜人就根據這些裂縫的形狀、排列和方向來判斷所佔問之事的吉凶情況。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來，因而其中許多能倖存至今，不僅揭示了商朝的文字，而且使我們能瞭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許多情景。

和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中的情況一樣，商朝農民也必須拿出一部分農產品來供養聚居在城市的貴族、書吏和官吏。而且，戰爭時期他們還得充當步兵，替他們的貴族領主打仗。不過，他們拿的只是一些輕武器，像兩匹馬曳引的戰車和衝鋒陷陣時穿戴的青銅盔甲，只有居統治地位的武士階層才配備得起。對青銅冶鑄業的壟斷使商朝社會的階級分化更其尖銳。只要將結構複雜的宮殿和商王陵墓與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對照，便可清楚地看出這一點。置放在陵墓裡的貴重陪葬品，如青銅製的禮器、精美的絲織品、翡翠、大理石、樂器和精緻的武器等，也可用來說明這一點。

圖22 商朝甲骨，即上面刻有文字、加熱後產生裂縫的龜甲獸骨。卜人察看與這些文字有關的裂縫以斷吉凶。這一做法是漢語的基礎。龜甲獸骨上所刻的是古典漢語的象形文字。

就兩性關係而論，中國文明如同其他所有文明，也存在著不平等。性別歧視從嬰兒一出生就開始，因為女嬰比男嬰更有可能遭到殺害。童年時，女孩被迫纏足；纏足使她們走路蹣跚，無法冒險遠離家門。年屆婚配時，婚姻由父母一手包辦，心驚膽戰的新娘由受父親的管教轉為受婆婆的管教。在富裕家庭，她還可能不得不接受丈夫娶第二個妻子或納妾的現實，尤其是如果她沒有生養嗣子的話。

中國的兩性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國人獨特的世界觀中；中國人認為，世界是陰和陽這兩種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的元素的產物。陰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動；陽代表男性、光明、強大和主動。儘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補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天生就是被動的、順從的。幾千年來，男性道德家們從這一哲學命題出發，詳盡地闡述了中國婦女應如何行事才算完全做到順從和被動。

部落居民和農民

文明的代價之一就是將人分成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一點，荷蘭官員們在新幾內亞發現了。那裡的巴布亞人從不知文明為何物，拒絕向荷蘭人打躬作揖，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自由人。但是，生活在階級社會中的印度尼西亞人卻願意把荷蘭人當作自己的主人來接受。一名美國記者所作的以下報道，揭示了文明是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一名荷蘭官員走進設在霍蘭迪亞［新幾內亞］的一個辦事處。辦事處的桌子跟前，坐著一個仍在替荷蘭辦事的印度尼西亞官員和巴布亞人的兩個村長。那個印度尼西亞人一見荷蘭官員，忙起身，一動不動地站著；那兩個巴布亞人卻抬起頭，微笑著，依舊坐在那裡。

一天晚上，約9點光景，一名荷蘭官員走進骯髒的政府招待所的酒吧間，向那裡的巴布亞招待員要一杯啤酒。過了5分鐘，招待員把啤酒端來了，並不客氣地看了看手錶，問那個荷蘭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蘭驅逐艦駛入新幾內亞南部的一個海港。當地的荷蘭官員尋思，借這機會，讓那些仍保持獵取人頭的習俗的叢林人見識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錯。

叢林人經過艱苦跋涉，來到船邊，其中有一人發表意見說：

“是的，你們有槍炮，但是我們手中的弓箭你們看到了沒有？這些強弓利箭想來你們是不會使用的。我們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亞待過、富有經驗的荷蘭官員，到了新幾內亞就得使自己重新適應環境。

在印度尼西亞，他們進入的是一個有等級制度、有階級差別、已知道統治者的權威和權力的社會。在那裡，他們是主人，並被當作主人看待。

在新幾內亞，根本沒有主人和奴隸之分。巴布亞人過的是一種自由的生活。在那裡，既沒有鄉村議會，也沒有偉大的法典制定者或政府。除了各種守護神和神靈對生活有一定的影響外，一個人基本上是獨立自主的。

在荷蘭人和巴布亞人之間，不存在打躬作揖的情景。有個印度尼西亞教師曾努力想使巴布亞人相信，見了長官，彎腰弓背，是表示尊敬的恰當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卻是：

“我們是人，人走路總是腰桿筆挺的。”

•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957. © 1957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四、遊牧民族獲得權力

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無論是在中東、印度還是遙遠的中國，所有的古代文明紛紛崩潰。那麼，整個歐亞大陸政治敗壞、社會離析，主要是由於內部的腐朽還是外部的入侵呢？要對這樣一個涉及面很廣的問題給出肯定而確切的回答，是極為困難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內因和外因在決定事態發展的過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內部的虛弱。銅和青銅既昂貴又稀少，因而不能廣泛地用來製造武器和工具。這就使武器實際上為君主及其政治、軍事集團所壟斷，從而加強了他們的特權地位，使他們處於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同時，這也意味著，在總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裝起來；當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須面臨全體武裝的遊牧民的進攻時，這就成為一個極其嚴重的缺點。銅和青銅極其昂貴，也使農民們得不到金屬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鋤、石刀和石鐮來從事生產，這就大大降低了生產率，因為石制工具不像金屬工具那樣效率高、經久耐用。

諸古代文明因這種內部的腐朽而虛弱不堪，所以很容易成為外來遊牧民族入侵的目標（關於遊牧民族的起源，見第二章第三節）。促使帝國崩潰的遊牧集團主要有三個：來自南部沙漠地帶的閃米特部落民、歐亞大草原西部的印歐人和大草原東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歐人與其說是一個種族群體，不如說是一個文化群體。他們早先大概發源於裡海地區，曾在那裡牧牛，並從事少量的耕作。因為主要靠畜牧為生，所以只要發現有更為理想的地方，他們就用大牛車載起所有行李，朝那裡遷移。遷移時，總是整個整個的部落一起行動，婦女、孩子及戰士全都參加。印歐人就這樣向西推進到俄國南部和歐洲東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時，他們已分佈在從多瑙河平原到奧克蘇斯河和賈哈特斯河流域的廣闊地區。他們以這片廣闊地區為根據地，日益威脅在地理上可進入的各文明中心——中東、巴爾幹半島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較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裡的牧場沒有西部的牧場肥美，可以放牧羊、駱駝和馬，但放牧牛不行。較貧窮的東部地區和較富裕的西部地區在地理上的這種差異，引起了一場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大草原東部的各民族或者是作為難民，或者是作為征服者，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後繼地向西推進——西徐亞人從阿爾泰山脈遷徙到烏克蘭；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亞人進入中亞，以後又尾隨西徐亞人西進；最後，蒙古人也從後面向西推進，直到他們於13世紀崛起並侵佔歐亞大部分地區、建立起一個大帝國為止。這些東方的遊牧部落，由於其地理位置，不僅能進入歐洲、中東和印度，也能抵達中國；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

由於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大草原西部諸民族的種族組成情況逐漸發生變化，至少在西至裡海的地區內，由原先的高加索種人佔優勢變為由蒙古種人佔優勢。這一轉變自公元前1千紀末葉開始，一直繼續到中世紀結束。此後，操斯拉夫語的俄羅斯人用西方的技術裝備自己，先是憑藉滑膛槍和火炮，後又依靠機關槍和鐵路，使種族組成的發展趨勢轉到相反方向。

最後，閃米特人大致佔據了從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從托羅斯山脈到亞丁之間的地區。他們最早出現於阿拉伯半島的沙漠地區，接連不斷的遷徙浪潮貫穿了他們的整個歷史。早先，閃米特人用驢作運輸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後，駱駝的馴養改變了他們的文化，就像馬的馴養改變了草原遊牧民的文化一樣。隨著文明的興起，閃米特人的許多部落居住到城市附近，與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但又隨時準備著，一有機會就去攻掠這些城市。

歐亞大陸邊緣地區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對周圍的遊牧部落來說，有如一塊塊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鐵。豐富的農作物、堆滿穀物的糧倉、城市裡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奢侈品，所有這一切都吸引著大草原和沙漠地區飢餓的遊牧民。因此，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時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它們比克里特島、尼羅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用說，所有文明的定居民族都將遊牧民視為令人厭惡的東西。一位埃及官員寫到閃米特遊牧民時說：“他們的名字散發出比鳥糞更難聞的惡臭。”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中國的一位朝廷大臣同樣辱罵蒙古人說：“他們胸藏虎狼之心……自古以來，就沒人把他們當人看過。”

直到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整個歐亞大陸的力量均勢才開始轉變，諸偉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遊牧民的威脅。馬的馴養和較遲出現的冶鐵技術是兩個至關重要的發明，它們使遊牧民獲得新的作戰能力。就目前所知，中東是最早馴養動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騎動物的地方。這兩者發生的時間約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不過，在早期階段，乘騎動物的現象並不多見，因為那時所能得到的動物僅有牛和野驢，牛速度太慢，野驢個兒太小。然而，馴養動物的做法後又向北傳到產有野驢和野馬的俄國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這兩種動物已在當地得到馴養；而且，由於馬個兒大、體格壯、速度快，很快就受到俄國南部遊牧民的偏愛。他們採取擇優繁殖的方法，使馬的個兒愈來愈大。野馬的平均高度為13手之寬（一手之寬約合4英寸），而現代家馬的平均高度為15手至16手之寬。如果不加選擇地讓馬繁殖數代，家馬的個兒很快又會縮小，就像美國西部的野馬那般大小。

遊牧民利用馬打仗時，最早的做法是將馬套到輕便的雙輪車上。這種車的輪子裝有輪輻，比起美索不達米亞笨重的實心四輪車，大大改進了。高大的馬和靈便的車相結合，使遊牧民得到了一種令人生畏的武器——戰車。公元前2千紀，遊牧民就是駕著這種戰車，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駕車作戰時，一名戰士馭馬，其他戰士用強弩射箭。眾弩齊射，飛箭如雨，沒有幾個步兵能長時間地抵擋，更不用說抵抗緊接著發起衝鋒的密集的戰車。

到公元前2千紀末，遊牧民用騎兵取代戰車，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戰鬥力。這時的馬既高大又強壯，人可以直接騎馭。而且，遊牧民還發明瞭役使馬的馬勒、馬嚼子、角狀的馬鞍和馬鐙，使他們能在策馬飛奔時騰出雙手，射出陣雨般的箭。歐亞大陸的遊牧民獲得前所未有的靈活機動性，能追上和打敗防守城市中心的軍隊。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時，遊牧民的軍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騎馬作戰這一基礎上；這一技術最終導致成吉思汗在13世紀完成一系列驚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佔據優勢之後，諸文明中心才從遊牧民頻頻入侵的威脅中解脫出來。

對沙漠地帶的遊牧民來說，駱駝的作用不亞於馬。駱駝有兩種：阿拉伯的單峰駱駝和大夏的雙峰駱駝；前者適應於炎熱的沙漠環境，後者適應於寒冷的沙漠環境。這兩種駱駝都能在即便是驢也會餓死的地區生活，都能依靠駝峰裡貯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裡貯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幾個星期。最早馴養駱駝的時間和地點現在還不清楚，不過，到公元前1000年時，穿越中亞和中東沙漠地區的交通運輸就已全靠這種“沙漠之舟”。

圖23 赫梯人帶有輪輻的戰車模型。

冶鐵技術的發明也提高了遊牧民的戰鬥力。公元前2千紀中葉，這一技術在小亞細亞東北部發展起來；但是，直到約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滅亡後，當地的鐵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們的技術廣泛流傳。冶鐵技術之所以出現得晚，主要是由於冶煉鐵礦的工藝與冶煉銅和銅合金的工藝根本不同。

冶銅時，金屬熔液沉於爐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鐵時，至少在古代熔爐所能達到的溫度範圍內，鐵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種灰色的多孔體，技術上稱之為鐵塊。反覆錘打熾熱的鐵塊，能使其成為熟鐵，這一發現來得較遲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新金屬比起當時已能冶鑄的銅和青銅來，絕不是一種進步，因為它不易鑄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鋒刃較易失去。後來才發現，將鐵反覆錘打、加熱、投入冷水（淬火），並與木炭燃料接觸，可以使其堅硬。當時所鬚髮現的不僅僅是一種新金屬，而且還包括一種嶄新的冶金術——對此，憑以往經驗行事的早期鐵匠毫無準備。

雖然改進冶鑄方法後鐵比過去堅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鏽。不過，這一缺陷由於鐵礦較之銅和錫分佈遠為廣泛、製造成本相應低廉，而得到補償，而且，這種補償已超過缺陷本身。現在，普通農民也買得起鐵製工具。農業生產率提高了，農業範圍擴充套件到從前石斧無力對付的森林茂密區。這種廉價的新金屬對歐亞大陸的軍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響。從前，貧窮的遊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統治者那樣，以大量昂貴的青銅武器裝備自己，但現在，鐵礦幾乎每個地區都可得到，每個村子的鐵匠都能鍛製出比舊武器更優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遊牧戰士現在不僅在靈活機動性上佔有優勢，而且和守衛文明地區計程車兵一樣，擁有同樣優良、大量的鐵製武器。

五、遊牧民族摧毀古代文明

遊牧民憑藉馬和鐵製武器，掀起了兩次席捲諸文明中心的大規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約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之間，入侵者通常是手執青銅武器，駕著馬拉的戰車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約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00年之間，入侵者通常是騎在馬上，用鐵製武器作戰。這些入侵不應看作取代當地種族、完全改變種族分佈的大規模的遊牧部落的入侵。而應說，是為數不多的入侵者，憑藉軍事技術上的優勢，組成武士貴族集團，統治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他們的諸被征服民族。

最終結果，除中東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毀。其他地方的帝國都迅速地、接二連三地崛起和崩潰。雖然中東由於其地理環境使外界易於進入，故遭到入侵的次數也最多，但那裡的文明，連同其城市、宮殿、寺廟、書吏、商人和政府官員，還是倖存了下來。一個原因是，中東的文明由來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較深。另一個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東已有許多極為廣闊的地區達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毀。最後，入侵中東的通常不是剛從大草原或沙漠地帶來的原始的野蠻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圍地區的半文明的野蠻人，他們在進行征服的過程中，已部分地為中東文明所同化。

中東

如果首先考察中東，那麼蠻族入侵是始於公元前2000年前後，即印歐語系的赫梯人進入小亞細亞時。他們與當地諸民族聯合，建立起一個包括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大部分、但不包括美索不達米亞的龐大帝國。隨赫梯人之後的是印歐語系的另外兩批入侵者，即喀西特人和胡裡安人。在這一時期內，即便是地理環境易守難攻的埃及，也遭到了種族成分複雜、然以閃米特人為主的一批入侵者即喜克索人的蹂躪。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平息下來，中東為三大強國所控制：北方的赫梯帝國、南方的埃及帝國和東方的亞述帝國。

圖24 亞述浮雕《弓箭手》，一位士兵拉弓開箭，另外一位用盾牌掩護他。

約公元前1200年前後，第二次蠻族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國間的均勢遭到破壞。先前赫梯帝國和埃及帝國彼此長年征戰不休，結果俱皆衰竭。三個入侵的閃米特民族填入這一真空地帶：腓尼基人佔領了地中海沿海一帶；阿拉米人佔據了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希伯來人佔有了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約公元前1100年前後，強大的第二亞述帝國憑藉其鐵製武器、訓練有素的軍隊、有效的官僚機構和架置在車輪上的鐵製的破城槌，開始進行擴張。到公元前7世紀，第二亞述帝國以尼尼微為首都，囊括了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帝國的過分擴張和被征服民族的無法平息的敵意最終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公元前612年，由諸敵對者結成的聯盟摧毀了尼尼微，永遠結束了亞述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亞述人之後是波斯人，他們建立了到那時為止最大的帝國——波斯帝國。在國王居魯士（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的率領下，波斯人利用亞述人的軍事技術征服了從西面的尼羅河到東面的印度河的所有地區。整個中東第一次處於一個國家的統治之下，而諸蠻族入侵者則被強有力地排斥在國門之外。

希臘

與中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希臘、印度和中國的文明都沒能倖免於蠻族入侵。這些邊緣地區的文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缺乏支援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種深度，所以都被消滅。因而，也正是在那些地區，隨著新的宗教體系、社會體系和哲學體系的建立，出現了新的古典文明。

圖25 建於希臘邁錫尼的獅子門。

最早侵入希臘的印歐語系的入侵者是亞該亞人，他們在公元前20世紀不時地侵入希臘。他們是手執青銅武器的戰車兵，總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米諾斯文明的克里特島人。但是，到公元前1600年，這些新來的人已吸收了大量的傳入大陸的米諾斯文化，並在從色薩利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的廣大地區建立了許多小王國。

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居留地距克里特島最近，所以最先進。邁錫尼是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中心，那裡新興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邁錫尼時代的希臘居留地與克里特島上的城市不同，都設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築在山頂上，供國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們把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險，他們便躲入城堡避難。

邁錫尼人與定居中東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歐語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們仿效古代克里特島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懼的海上力量。他們視各種機會，進行劫掠或經商活動，並在羅得島、塞普勒斯島和小亞細亞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們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島在地中海的經濟霸權，到公元前15世紀，他們還劫掠了克里特島本身。沒有城牆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諾索斯，均被攻佔、摧毀。這些災難連同一連串毀滅性的地震，使偉大的米諾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時，實際上已滅絕。

與此同時，新入侵的多利安人又使邁錫尼人遭到與克里特島人相似的命運。多利安人出現於公元前1200年前後，他們用精良的鐵製武器裝備自己，一個接一個地攻佔了邁錫尼的城堡和城市。於是，希臘的行政制度瓦解、農業人口消散、對外貿易蕭條，希臘又回到以農業和畜牧為基礎的經濟中。黑暗時代降臨了，籠罩了整個希臘，直到約公元前800年諸城邦崛起。

多利安人的主要據點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他們由此向海外推進，在克里特島、羅得島和小亞細亞沿海一帶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臘人，可能是邁錫尼的難民，從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澤斯群島，再渡海到小亞細亞西海岸的中部，在那裡建立起以愛奧尼亞聞名的居留地，這些居留地在一段時間裡成為整個希臘世界最先進的地區。再往北，一些操伊奧里斯語的希臘人從色薩利和希臘中部航海到萊斯沃斯島，再由此航海到小亞細亞北部。小亞細亞這些新建的殖民地由於遭到為數眾多的當地居民的抵抗，從未能擴張到內地。雖然這些殖民地只能侷限在沿海地區，但很繁榮，註定要在希臘人的歷史上起較大的作用。

現在人們對希臘這一黑暗時代的瞭解，比對印度遭受蠻族入侵後那一時期的瞭解要詳盡得多，這主要是由於希臘人留下了寶貴遺產——四大史詩，即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和《神譜》。荷馬描寫了戰爭、冒險以及貴族和國王的生活，而赫西俄德則描寫了農夫的生活和知識以及眾神的家譜。這些詩篇展現了那些世紀中原始的農牧業社會的生動畫面。那時的家庭大多自給自足，自己生產糧食，用羊毛織成衣料。專門經商的都是些外國人——腓尼基人或塞普勒斯島人。他們時常來，來時總是攜帶著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貴族用的更為值錢的貨物。這種單調沉寂的田園生活有時也為偶爾來訪的行吟詩人所打破，他彈唱著歌頌戰爭的榮耀和傑出先人的豐功偉績。

每個公社均由貴族家庭和平民組成。前者在戰爭中居支配和領導地位；後者包括自耕農、佃農、為數不多的工匠、僱工和奴隸。地位最高的是國王，國王的權威取決於他指揮戰爭和領導貴族院會議的才能。偶爾，國王也召集包括全體成年男子在內的民眾大會，但召集大會的目的通常是動員人民支援已由國王與貴族們共同做出的決定。這些簡單的制度是處於這一發展水平的印歐語系的部落的特徵，表明了希臘城邦的政府機構處於萌芽狀態中的情景。

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經歷了與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相同的命運。約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部落的蹂躪；這些部落憑藉其擁有鐵製武器和馬拉戰車這一軍事上的優勢，輕而易舉地打垮了還在使用銅製武器和牛拉大車的當地人。這些入侵者自稱為雅利安人，稱他們安家定居的地方為雅利瓦爾塔，即雅利安人之國。他們均屬於印歐語系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位於西方的幾個分支先前已侵入美索不達米亞和希臘。雅利安人透過小群小群的滲透，很輕易地就顛覆了衰敗中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到公元前2千紀後半葉，印度河流域出現了一個原始的新社會。有關這一社會的資料非常缺乏。與留下大量實在的遺物但沒留下任何可釋讀的文字記載的印度河文明不同，雅利安人幾乎沒留下任何遺物，因為他們的住房是用木頭或泥土建造的，也沒有大城市，不過，他們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現的文獻材料。因而，可用來重現描述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與可用來重現描述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

吠陀一詞意為知識。古文獻《吠陀》對印度教徒來說，正如《聖經》之於基督教徒、《古蘭經》之於伊斯蘭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來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別的著作也加到這四部吠陀中，獲得與後者相似的神聖地位。荷馬史詩是瞭解希臘邁錫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資料，同樣，《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資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讚歌1028首，其篇幅之龐大，大抵與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加在一起相當。

雅利安人身材較高、藍眼睛、膚色白皙，他們很清楚，自己的體態特徵和他們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獻在提到後者時，說他們身材矮小、膚色黯黑，沒有鼻子，稱他們為“達薩”，即奴隸；而在描述前者時，則把他們說成是頗有男子氣概的人，愛好戰爭、飲酒、賽車和賭博。雅利安人的戰爭之神因陀羅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身披金色盔甲，快活地衝鋒陷陣，一餐能吃300頭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剛到印度時，還是遊牧民，主要以牧牛為生，財富的多寡根據牛群的大小來判斷。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來後，他們逐漸轉向農業。若干有親屬關係的家庭聚居一處，形成村莊；若干村莊組成氏族，若干氏族結成部落。部落的首領是國王。同希臘情況相仿，國王的權威取決於他個人的才能和開創精神，不過，也受到貴族會議的限制，在某些部落，還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會的顯著特點，在於它與後來的印度教根本不同：牛被崇拜卻也能吃；快活地飲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將其棄絕；有階級，然無種姓；祭司居於貴族之下，而不是位於社會金字塔之巔。總之，雅利安人社會與當時其他印歐語系的社會極為相似，而與較後數世紀中發展起來的古典印度教則有很大的差別。

中國

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手執青銅武器的戰車兵也入侵了遙遠的中國北部的黃河流域。在那裡，他們發現了商文明這種繁盛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他們為商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也為商文明所同化。在中國，真實的情況始終是，這些入侵並沒有引起與中國文化歷史的徹底決裂，而在希臘和印度，情況則正好相反。因此，獨特的中國文明不間斷地從商代一直持續到現在，雖然有時也有所變更，但從未遭毀滅或得到徹底的改造。

這種連續性在公元前1046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轉變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周人曾長期居住在文明邊緣區的渭水流域，所以他們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蠻族”的軍事技術的同時，也分享到商的語言和主要文化。因而，當週人侵佔中國北部時，入侵者雖然推翻了商朝，但並沒有中斷中國文明的發展。文字系統同祖先崇拜、占卜術一起，依舊儲存著；社會依然分裂為貴族武士和農民群眾兩大階級；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統治下，變得更為明顯。周統治者將所徵佔的廣大領土分封給許多諸侯，諸侯們定期到周朝廷覲見述職，不過，這一制度以後漸被廢止。隨著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日漸衰微，居住在圍有城牆的城市裡的諸侯們，開始統治周圍的農村。

圖26 圖中的青銅器頌簋製作於西周晚期，銘文記載的是西周時期的冊命制度。

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被“蠻族”和反叛諸侯聯合攻佔，周朝遷往不易遭受邊境蠻族進攻的東都洛陽繼續它的統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遷都之前的一段時期，中國人稱為“西周”；之後的一段時期，稱為“東周”。東周時，周王只是名義上的統治者。雖然他們仍履行某些宗教職責，並受到某種形式上的尊敬，但擁有的土地比其名義上的諸侯們要少，所以他們的勢力更弱了。實際上，周王之所以能倖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為他們提供了精神上的領導。周王朝還起了高階祭司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當作民族統一的象徵。

雖然東周時期政治不穩定，但文化大發展。在這個生氣勃勃、富有創造性的時代裡，人們寫下了偉大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理論著作。這也是中國古典文明形成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裡，希臘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約同時發展起來。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質是第二編剩餘章節中所要論述的主題。

［推薦讀物］

有關諸文明起源的描述，參見J. Gowlett所著的Ascent to Civilization（Knopf出版社，1984）、P. R. S. Moorey主編的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Clarendon出版社，1979）、C. B. Heiser, Jr. 所著的Seed to Civilization（W. H. Freeman出版社，1973）、J. E. 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Society（McGraw-Hill出版社，1977），以及A. C. Renfrew所著的Before Civilization（Cape出版社，1973），他的著述挑戰了文明擴散理論。

對各個文明分別進行考察的著述有：K. C. Chang所著的Shang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0）、O. R. Gurney所著的The Hittites（Penguin出版社，1980）、C. Y. Hsu所著的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T. Jacobson所著的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6）、N. Postgate所著的The First Empires（Elsevier出版社，1977）、J. Hawkes和L. Woolley合著的“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收錄於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Harper & Row出版社，1963）、M. Hammond所著的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J. G. Macqueen所著的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75）、B. M. Fagan主編的Avenues to Antiquity（W. H. Freeman出版社，1976）、R. F. Willetts所著的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7），以及附有精美插圖、由Life編輯部主編的The Epic of Man和The Damn of Civilization （McGraw-Hill出版社，1961）。

關於遊牧入侵者的著述有: E. D. Phillips所著的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e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5）、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和Inner Frontiers of China（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出版社，1940），以及A. Guha主編的Central Asia: Movement of Peoples and Ideas from Times Prehistoric to Modern（Harper & Row出版社，1972）。對今天的遊牧民族進行考察的著述有附有精美插圖的Nomads of the World（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出版社，1971）。

［註釋］

[1]Cited by N. Bailkey, “Early Mesopotami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ly 1967）, pp. 1, 225.

[2]Adapted from J. Hawkes and L.Woolley,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 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Harper ＆ Row, 1963）, p. 467: and V.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Mentor Books, 1951）, p. 149.

[3]Cited by A. J.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anford University, 1959）, pp. 19-20.

[4]Cited by G. Soloveytchik, Potemkin（Butterworth, 1938）, p. 25.

[5]W. A. Haviland, “Stature of Tikal，” American Antiquity（July 1967）, pp. 316-325.

[6]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84.

[7]E. A. Speiser,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December 1939）, p.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