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類——食物生產者

現在，倘若我們要使有效食物生產的首次登場所帶來的種種結果完全概念化（或者對這些結果加以誇大），也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從生物學方面（食物、人口統計、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會組織、政治、宗教、美學，等等），人類的整個生活範圍都已煥然一新。

——羅伯特·傑·佈雷德伍德

舊石器時代的人之所以成為“人”，是由於他們學會了說話、製作工具和使用火。這些本領使他們遠遠地勝過周圍的其他動物，不過就下述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們與其他動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們仍像獵食其他動物的野獸那樣，靠捕捉小動物為生；仍像完全倚靠大自然施捨的無數生物那樣，靠採集食物謀生。他們依賴大自然，所以就為大自然所支配。為了追獵動物、尋找野果或漁獵場地，他們不得不經常過著流動的生活；由於一塊地方所能提供的食物有限，他們只好分成小群行動。據估計，即使在那些冬季氣候也很溫暖、物產豐饒的地區，每平方英里也只能養活1到2名食物採集者；如果在氣候寒冷的地方，在熱帶叢林地區或沙漠地帶，那麼每養活1名食物採集者則需有20到30平方英里的地盤。

從食物採集者到食物生產者的轉變，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本章將著重研究這一轉變的原因及其後果。

一、農業的起源

當人類成為食物生產者時，一個無限廣闊的嶄新世界展現在人類面前；從此，人類告別舊石器時代，跨入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的人有兩個方面與他們舊石器時代的前輩不同：他們不再是用打製法，而是用磨製法來製作石器；他們的食物來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養動物，而不是靠狩獵或採集獲得的。這兩方面的變化，以後者更為重要。新石器較舊石器要更鋒利、更經久耐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重大發明如犁和輪子，正是由於經過用磨過的石頭製成的各種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來才極為便利。但是，把打製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鋒利的技藝，與人類由食物採集者變為食物生產者這一轉變相比，只能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這一轉變不是源於突如其來的靈感，不是由於某些史前時期的阿基米德突然頓悟了農業是怎麼回事，高喊一聲：“我找到了！”於是這一轉變就到來了。確實，早在農業革命之前，人們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長的方法，就像在哥倫布航海之前人們就已知道地球是圓的一樣。現已查實，現代的原始人對農業毫無所知，但對當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長情況卻非常熟悉。他們知道：種子萌芽，長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陽光，植物才會茂盛；植物在某種土壤中可生長得很好，而在另一種土壤中卻不行。這一類知識的獲得，對現代原始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的生存就取決於對周圍動植物的實際瞭解。我們沒有理由可懷疑，但有大量證據可相信，史前時期的人類是在與現代原始人相仿的環境下獲得有關動植物的知識的。

如果有關植物生長的基本原理早在農業革命之前的數千年前就已為人類所知道，那麼，為什麼還要推遲如此之久才付諸實踐呢？一個原因是，缺乏這樣做的動力。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況下過的並不是忍飢挨餓的生活，他們從來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長超出食物來源所許可的範圍。作為遊牧群體，他們經常處在遷徙過程中，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人丁興旺的大家庭。由於沒有畜養的動物來提供牛奶，母親只能用自己的乳汁來哺育每一個孩子。由於母親無法同時為兩個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時帶著他們從一個營地轉移到另一個營地，所以當一個小孩出生後不久很快又誕生一個小孩時，母親一般會讓後出生的那個小孩死掉。不過在一般情況下，母親們還是能夠避免出現這種殺嬰慘劇的，因為哺乳會抑制排卵，所以她們在餵養一個小孩的幾年中一般不會懷孕。如果這一計劃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們的祖先們就會採取殺死新生嬰兒、墮胎和停止哺乳等辦法來降低自己的人口數，以度過一年中食物來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獵社會能在供求平衡的狀態下舒舒服服地過上數千年而未生長出一種要求根本變革的推動力。

在正常情況下，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不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還有極為豐富的食物品種。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提供了這方面一個現代的例子。雖然這些捕獵者生活在環境惡劣的沙漠中，但他們的食物依然包括85種可食用植物和223種動物。因此，他們的日常食物比起農民的日常食物，其所含的維生素、礦物質和蛋白質要多得多，因為農民依靠的只是自己種植的少數幾種穀物和塊莖。從歷史情況看，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來源最可靠，因為他們能夠從種類繁多的動植物中獲取食物。相形之下，農民經常面臨捱餓的危險，如果天公不作美導致莊稼歉收的話。

比起種養食物的農民，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著更好更可靠的食物來源，而且為獲取食物所需勞作的時間也更短。再以生活在環境惡劣的沙漠中的布希曼人為例，他們當中的成年人平均每週僅花15個小時去狩獵和採集食物，也就是說，他們每天只工作兩個小時多一點點。這樣，我們對他們超常的健康狀況也就不會感到驚奇了。事實上，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過60歲。當然遊牧生活也有助於他們的健康，由於他們不斷地搬遷，他們能夠避免因環境不衛生而染上的疾病；而農民們則相反，在集滿了人糞和垃圾的村落中度過一生。

出於上述原因，儘管人類在很早以前就已懂得如何種養食物，但直到1萬年前才轉向農業。人類推遲很久才轉向農業的另一個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馴養的動物為數較少。有史以來，人類所能馴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幾百種，動物只有幾十種。因為適於栽培的植物必須具有高產的可能性，最好能適應各種各樣的環境；如果不具備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收不到什麼成效。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大約20萬種開花植物中，只有約3000種在某種程度上被用作食物。而在這些被用作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過30種的植物是主要作物，它們包括4種禾本科植物（小麥、水稻、玉米和甘蔗）、澱粉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樹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稱為“窮人的肉類”的豆科植物（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黃豆）。

圖6 獵河馬。埃及提伊墓室壁畫。

同樣，適於馴養的動物必須能失去一見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類的飼養下繁殖，樂意吃人類提供的食物。歐、亞、非三洲的各個民族非常幸運，他們找到了能夠提供肉類、牛奶、羊毛，並可作馱畜的各種動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則沒有獲得類似的動物，所以，他們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礙，他們只好與無峰駝、羊駝和駝馬這類產於安第斯山脈、屬於偶蹄目駱駝科的半馴化動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見如果不發生某種變化來破壞使狩獵社會得以安逸舒適地存在下去的平衡，農業的發生是不可設想的；而且，即使當這種變化到來時，農業也只能發生在那些能找到適於栽培的植物的地區。實際發生的情況正是這樣。

在距今1萬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這段人類發展史上相對短暫的時間裡，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類都轉向農業。顯然這是一次強制性的轉變，因為沒有一個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會自願拋棄他那舒適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終日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場上、無休無止地勞作的農民。迫使人們發生轉變的是人口壓力。上萬年前，人類的數量增長緩慢，但還是造成了非洲、亞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遷移。最後，除南極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滿了人。隨著此後人口緩慢但不斷的增長，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種植的食物來補充採集食物的不足。毫無疑問，他們並不喜歡待在一個地方種莊稼或者養牲畜，但事實是，就每平方英里所能養活的人口而言，農業遠遠超過了食物採集。

農業首先在少數幾個存在可以馴化的動植物的地區成為主業。在這一馴化過程中，野生動植物長得越來越大，從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因此，靠捕獵為生的原始人也就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去做食物生產者，而不是食物採集者——最後他們就變成了居住在村莊中的農民。而這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從農業革命最初的幾個中心地區逐漸傳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區。

二、農業的傳播

從狩獵到農業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這一過程在全世界許多地方是獨立發生的。農業除了獨立地起源於墨西哥、中國北部地區和秘魯外，還獨立地起源於中東地區——包括埃及和蘇丹的尼羅河流域、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屬的地中海以東海岸地區。每年發掘出的新證據表明，在東南亞、西非以及其他地區還有其他獨立的農業革命中心。我們知道得最清楚的是中東和中美洲（大致指巴拿馬以北的美洲熱帶地區），這兩個地區都擁有種類繁多的可馴化的植物和動物。

現代的小麥、燕麥、裸麥和大麥，以及現代的山羊、綿羊、牛和豬均起源於中東。而中美洲的兩個小共和國哥斯大黎加和薩爾瓦多，其面積雖然僅不及美國的1%，可盛產的植物品種卻幾乎不亞於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所產的品種。中美洲品種極其多樣的原因在於，在一個極小的區域裡，其海拔高度、氣溫和降雨量的分佈卻殊為不同，極其多樣，從而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植物生長環境。因此在中美洲，能夠成功地栽培的植物品種達幾十種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蠶豆和南瓜之類。

經過許多世紀之後，人類已能讓各種植物適應各式各樣的環境並遠播他方，從而在某個地區形成植物品種多樣的農業。這樣形成的先進農業具有生產率水平高、使人類生存有保障的巨大優點。在這種地區，若一種作物因氣候因素而不能生存，其他對生長環境要求不同的作物則仍可以生長。於是農業也就使密集的人口有了可靠的食物來源，使人類的文明也有了延續發展的基礎。

從最早的植物栽培過渡到農業革命，是一個漸進的、漫長的過程，它被稱為“原始農業”階段。在中東，這一階段從約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陸，這一階段則更長。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陸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裡的原始農業從公元前7000年前後開始。據估計，2000年後，當地印第安人從以玉米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僅佔他們食物來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時，也只佔食物來源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後，由於玉米和其他植物雜交，使產量大大提高，才成為當地人食物來源的主要部分，從而完成了從原始農業到農業革命的過渡。

從中東和拉美這兩個已初具規模的農業發源地，從中國北部地區，從現在還不能確定的其他農業發源地出發，新的生活方式逐漸傳播到全球各地。這一傳播過程由於早期農業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時斷時續，經常要轉換地方——而得到了促進。一塊土地經開墾、種植若干年之後，就得放棄，讓它在8年、10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裡處於自然生長狀態，以恢復土壤的肥力。農業的這種粗放性，使得被放棄（即休耕）的土地與正在種植的土地的比例在任何時候總是處於5：1至10：1之間。這一點再加上人口不斷增長，就需要不斷進入新的區域以擴大耕地面積。而這樣一來也就有了一個連續的發展，即“脫離”原來的農業居留地，進入食物採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較稀少的地區。農業就是以這種方式從其發源地向四面八方傳播（見地圖3以及地圖4）。

地圖3 農業人口活動區域的拓展

地圖4 農業的傳播

注：① 日期表明該地區的某些人已實行“定居農業”的生活方式。

② 箭號指示某些重要穀類植物培育的傳播方向。

這裡並不意味著農業已最終推廣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農業出現得早些，哪些地方的農業出現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沒有農業，這完全由極其多樣的當地環境所決定。在亞非沙漠帶和北極地區，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農業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美洲的部分地區及整個澳大利亞，由於與世隔絕造成的愚昧閉塞和不利的自然環境，農業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歐和西歐等其他地區，那時還沒進入鐵器時代，沒有造價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所以農業的出現也推遲到了很久之後。當鐵斧取代石斧時，清理森林的工作變得更有成效，從而使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擴充套件了，不僅從地中海沿海地區擴充套件到歐洲內地，而且從印度河流域擴充套件到恆河流域，從黃河流域擴充套件到長江流域，從非洲的大草原擴充套件到熱帶雨林地區。

農業在各地區間傳播的詳細情況，現在還了解得很不夠。農業大致是以中東為中心向東傳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傳播到中亞和東歐，向西傳播到中歐和西歐。在中國，小麥和大麥是約公元前1300年前後從中東引進的。不過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時以前，中國人就已馴化了當地生長的植物，並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國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國南部地區的水稻和茶葉，以及中國北部地區的粟、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國特色的要算是桑樹，它的葉子可用來養蠶；還有漆樹，它可用來生產著名的清漆或漆器。

圖7 在大多數土著美洲印第安部落裡，婦女都是主要的農業勞動力。她們種植花生、豆類和其他作物，這些作物構成部落的大部分食物來源。這幅16世紀的法國版畫，表現的是印第安男人正在耕地，而印第安婦女正在整理過的土茬中播種。

非洲的農業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在西非尼日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4000年前後在尼羅河流域獨立發展起來的。不管其源頭在哪裡，非洲農業在許多個世紀裡一直侷限在遼闊的非洲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過熱帶雨林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通常種植在大草原上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區不能很好地生長。但是，公元初，這一障礙因兩個重大發展而得到克服，這就是在非洲大陸上出現了鐵器與芭蕉屬植物和亞洲薯蕷屬植物。前者是從它的發源地中東傳入非洲的，而後者則顯然是從東南亞傳入的。這兩種植物在雨林地區也能茂盛地生長，所以，它們和鐵器的傳入成為農業迅速傳播到非洲大陸南部的原因。

在近代，非洲被各西方帝國所瓜分，非洲的農業也因此而遭受了挫折。歐洲的傳教士、官員和科學家從歐洲帶來了他們熟悉的作物，如小麥和穀類，並把他們所不熟悉的非洲作物視為低等作物。透過現代的包裝和廣告，歐洲作物被普遍接受為真正的高等作物。不過，現在人們已意識到這種觀念是站不住腳的。1996年美國科學院開始發表一系列名為《非洲丟失的作物》的報告；報告稱，比起其他任何大陸，非洲擁有種類更多的原生作物，包括一系列非洲稻穀、富含蛋白質和鐵元素的衣索比亞薯以及高粱。高粱在美國主要用來喂牲畜，但它也可用來製成一種高質量的麵粉。報告總結說：“非洲被稱為飢餓的大陸，但它又是許多未被利用的食用植物的聚生地。”[1]

在美洲，農業獨立地起源於墨西哥和秘魯；我們將重點考察墨西哥的玉米。玉米的顆粒聚生在玉米棒子上，而且，與諸如小麥之類的其他作物不同，這些顆粒不會自動落到地面生根發芽。因此，玉米需要人工栽培，這一點已從考古現場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證。墨西哥城發現的玉米花粉化石表明，某種野生玉米為現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礎。現代的玉米品種似乎是古代玉米與野生蜀黍雜交的產物。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這種雜交品種開始在墨西哥得到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區最早開始人工栽培的作物還包括南瓜（公元前7000年前後）和蠶豆（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間）。

墨西哥的許多農作物並不是同時開始馴化的。人們可以斷定，由於該地區的人們一邊種植已有作物，一邊繼續尋找新作物，所以，可能存在一個很長的過渡時期。

大約在公元前5600年時，農業在秘魯的山區似乎也開始變得重要起來。這一地區的人工栽培作物包括番茄、花生、利馬豆和土豆。而且，在公元前4300年至前2000年間，秘魯還出現了不同於墨西哥品種的玉米。農業就是從這一中美洲中心發源地向南面和北面傳播開去。玉米傳到美洲西南部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3000年，不過在公元750年以前，玉米的傳入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到公元750年時，由於對最早的玉米品種進行了改良，玉米栽培才變得比簡單的食物採集更富有成效。同樣，直到約公元800年時，北美洲東部的印第安人由於培植成功了玉米、蠶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種並在這一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種植，才使農業成為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

三、農業的種類

農業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促使人們去培植能夠適應各種環境的各種植物。小麥和大麥是中東最普通的作物，但是，當農民們向北遷徙時，他們發現這兩種作物的生長情況不及裸麥。裸麥原是播種小麥和大麥時無意間混入其中的一種雜草。因此，在中歐，開始用裸麥取代小麥和大麥。在農民們進一步朝北遷徙時，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燕麥的生長情況比裸麥好，燕麥開始成為主要作物。

同樣，農業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傳播，導致對當地生長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帶的傳播，則導致對橄欖樹的栽培，橄欖樹成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農業實質上是一種中東型別的農業。不過，有一條自南而北、穿過印度中部的分界線，它標誌著兩個完全不同的氣候區之間的過渡地帶，在這一過渡地帶相應分佈著各種不同的植物。這裡正好屬於季風地區，季雨量大、長期高溫、叢林密佈。中東的結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陽光，在這裡不能茂盛地生長，所以為薯蕷、芋頭、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植物。最後，遍佈美洲的主要產品是玉米；不過，在北美洲還有蠶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則有甜味的木薯和馬鈴薯，木薯和馬鈴薯均是“愛爾蘭”品種。

一般來說，以上所述的農業傳播的最後結果是形成三大谷類植物區：東亞和東南亞的稻米區；美洲的玉米區；歐洲、中東、北非、中亞以及從中亞到印度河和黃河流域這一地帶的小麥區。從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的數千年間，這三大谷類植物區如同工業革命後的煤、鐵、銅，對人類歷史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最近，小麥已在取代水稻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其原因在於農業科學家們已培育出具有更強的耐酷暑、耐嚴寒、耐乾旱、抗蟲害能力的小麥新品種。所以，現在可以栽種小麥的地區要比過去多得多，1995年全球小麥總產量已達到5.42億噸。

早期的農民不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區種植不同型別的作物，而且還為種植那些作物發明了不同型別的農耕技術。最早的農耕技術被稱為“刀耕火種”技術，這種技術是用來對付森林的，農民們利用這種方法清空樹叢和灌木，以便播種。但是，在人類歷史早期，對於只有石制工具的農民們來說，清空樹叢是一項相當艱難的工作。於是，農民們就利用火燒光樹叢，以便開闢出空地來從事農業。不過，由於活樹本身存有大量的樹汁，不易燒著，所以早期的農民就先圍著樹幹削一圈，中斷樹汁的輸送，讓樹木死去。乾枯的樹木很容易點燃，而且燃燒後的灰燼也是很好的肥料。於是，農民們就在已經清空、肥力又增加了的土地上播種，為迅速成長的作物澆水、除草，並建起籬笆防止野兔或鹿之類的野生動物闖進田地，最後，在作物成熟時收割它們。這種“刀耕火種”技術使農業得以大規模地拓展到原本為森林所覆蓋的地區。這一技術至今仍在世界的許多地區得到沿用。

另一個至今仍在各大陸被運用得相當普遍的技術是梯田農業。梯田在山區是一種深受農民青睞的技術，因為在山區，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會沿著山坡洶湧而下；這時農民就面臨著莊稼被沖走的危險。為了防止這種破壞，農民在山坡上築起石頭牆，並收集泥土，壘在牆後。從山坡上衝刷下來的泥土在石牆後不斷聚積。當泥土多到足夠積滿梯田時，農民就可以放心地在這些小塊的平整田地上耕種作物，而不必擔心洪水會把它們沖走。這一技術至今仍被廣泛應用：秘魯安第斯山區的農民用它來種土豆，中國北部山區的農民用它來種玉米，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等地中海地區的農民則用它來種葡萄。

第三種農業型別是塊狀根植物的種植，這一技術在熱帶地區應用得比較廣泛。這些地區有許多有塊狀根的植物，如芋頭、薯蕷、樹薯等。它們的活的根莖有一部分埋在潮溼的地下，並形成體積很大的隆起的塊莖。這些塊莖被採出來後，可以透過烤、煮、焙等烹調手法，製成菜湯、麵條或蛋糕。這些纖維類的糧食作物搭配起來種植，可以一年到頭不間斷地提供食品（將這些澱粉類食物與魚肉搭配在一起，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人們的通常做法）。

最後，我們要注意到大約3000年前秘魯山區農民發明的培高田地農業技術（raised field agriculture）。這一技術後來逐漸失傳，並在幾百年前就為人們所遺忘。如今，科學家們之所以對這一古老的農業技術非常感興趣，是因為當人們發現它的奧妙、用它來種植秘魯當地的作物時，發現這樣種出的作物比用更為昂貴的、採用化肥和機械的現代農業技術栽培出來的作物要大得多。

培高的田地寬為13—33英尺、長達33—330英尺、高約3英尺，它們由渠道間隔成大小基本均等的幾塊泥質平臺，作物就種在這些泥質平臺上。這些泥質平臺的泥土實際上取自開挖渠道時所挖取的泥土。農民們之所以要在這些培高的田地而不是在周圍的平地上種作物，是因為如圖8所示，採用這一技術有以下幾個優點：

圖8 培高田地農業技術。

——渠水的溫度可以保護作物免遭安第斯山區寒夜裡經常出現的霜凍的侵襲。

——渠道可以及時地將多餘的水排出，從而保護作物免遭洪水襲擊。

——由於毛細作用，渠水可以被吸入田地，而農民也可以透過手工很輕易地從渠道中取水灌溉，使作物免遭乾旱侵襲。

——作物可以從培高田地的泥土裡所含的有機肥中吸取營養。這些富含有機肥的泥土取自旁邊的渠道，含有綠藻、家畜排洩物和腐化的植物枝葉，其營養程度要優於化肥。它除了耗費勞動力以外，不耗費其他任何東西，而當地的村莊並不缺乏勞動力。

——渠道中養的魚提供的蛋白質，極大地改善了當地農民的膳食。

由於以上這些優點，1984年秘魯實驗性的培高田地每公頃產土豆30噸，而周圍採用進口農機和化肥、以普通方式進行種植的對比田則每公頃僅產土豆8噸。由於培高田地農業技術是一種不但生產效率高而且自我支援的體系，它除了在幾個拉美國家外，還在美國和印度尼西亞得到推廣。或許這一最先發源於安第斯山區、其後被人們遺忘了數百年、最近又被科學家們發現和恢復的農業技術，最終還要在全世界重新得到運用。這一古老技術的成功運用表明，儘管現代的“高科技”創造了無數奇蹟，但即便在技術領域，我們也仍然可以從史前祖先那裡接受一些教訓。

除這些馴化的植物品種和農業技術以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雨量較少、不適於從事農業活動的那些區域，當地居民開始轉而餵養家畜。他們馴化當地的動物而不是當地的植物。他們最先馴化的野生動物是狗。最初，他們殺狗取肉吃，就像對待其他動物一樣。後來他們發現，狗的叫聲能嚇跑野獸，可利用狗來看守營地，而且還可以利用狗來幫助獵人找到獵物。到公元前10000年時，各大陸的狩獵部落都有了自己的獵犬隊。

不久以後，人類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馴化了對他們有用的其他動物。這樣，他們也就成為牧民，過起了遊牧生活。今天，有許多人繼續以這種方式生活，遊牧於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國東北部的遼闊大草原和沙漠地帶，亦遊牧於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草原地區。畜牧業的興起比較晚，一直等到馬和駱駝被馴化、空曠原野中的交通運輸問題得以解決時才逐漸發展起來。但是，一旦畜牧業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間開始興起，多種多樣的畜牧方式也就發展起來。有些地區的牧人僅靠畜養一種動物為生，如阿拉伯半島主要是畜養駱駝，非洲東部和南部主要是畜養牛；不過也有一些地區的牧人靠畜養多種動物為生，如中亞地區畜養的動物就有馬、牛、駱駝、綿羊和山羊等。

圖9 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制作的瓶子上所繪的這一場景，表現了人們是如何收穫雅典最重要的一種作物——橄欖。

不過，不管畜養了多少種動物，牧人們的生活較之富饒的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農民的生活，是頗為窮困的。在這些流域中發展起來的永久性的灌溉型農業具有很高的生產率，能及時地支撐起偉大而富庶的文明。這些大河流域的文明對歐亞大陸中部大草原、中東以及北非沙漠的較為貧窮的遊牧部落來說，就像一塊塊磁石，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為止，歐亞大陸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偉大文明興起和衰亡的歷史，而每一偉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內亂削弱了自身的力量、進而由隨時準備入侵的遊牧民族促成的。

四、食物生產者的生活

農業革命最明顯的影響是產生了定居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事實上，為了照料新馴化的動植物，人類也不能不定居下來。於是，新石器時代的村莊取代舊石器時代的流浪團體而成為人類最基本的經濟文化單位。實際上，它構成了18世紀末期之前一直居統治地位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基礎。這種生活方式即使到今天還存在於世界上許多經濟不發達的地區。

最近的考古發掘揭示，我們的早期祖先並不侷限於要麼選擇遊牧和採集生活，要麼選擇定居農耕生活。如果當地的動植物食物來源異常豐富，當地居民也可能長年定居於村莊，即便他們完全靠狩獵和採集為生。這一情形曾在敘利亞北部的阿布·哈熱耶（Abu Hureyre）地區出現過。那裡野生的穀物和豆類長得非常稠密，產量極高，就像把它們種在田裡時一樣。因此，這就使一個人數多達300—400人的狩獵採集者村莊有可能在該地區興盛數百年。同樣優越的條件也使食物採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區如太平洋東北部沿海地區（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永久地定居下來，那些地區長年盛產魚類。同樣，在太平洋南部地區，沿秘魯海岸一線，合適的洋流養育了涵蓋整個生態系統的海洋生物：從浮游植物到鳥類和海洋哺乳動物。因此，在這些地方，食物採集者也定居於永久性的村莊，以採食海岸邊各種海洋生物為生。不過，這類村莊只能算是一種例外情況：一般說來，遊牧生活是食物採集的自然結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產的自然結果一樣。

人們容易把新石器時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但這樣做將是非常誤導的。為了生產食物和若干手工業品，每一個人，包括成年男子、婦女和兒童，都必須工作，而且必須努力地工作。由於人們對土壤、種子、肥料和農作物輪植諸方面知識的掌握是極其緩慢而又費力的，所以生產率很低。儘管人們付出了艱鉅的勞動，可天公不作美，有時久雨成澇，有時滴雨不下，有時瘟疫橫行，故饑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糞便和垃圾的處置成了棘手的問題，傳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襲擊那些村莊。雖然狗發揮了清潔環境的作用，人出於傳統的害羞心理，跑到離住處較遠處解手，但是，這些並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種疾病。而且由於食物來源不足，通常的飲食很不全面，營養不良乃最為常見的事。處於這些境況下，可以估計，那時人的壽命是非常短的；但是高出生率往往使各地村莊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間的平衡總是透過饑荒、傳染病或移民來得到恢復。

不過，新石器時代的村莊生活也並非一片陰影、充滿了不幸和苦難。這是一個技術進步飛快的時代，速度遠遠超過了前二三百萬年的舊石器時代。究其根本原因，與其說是新石器時代的人比舊石器時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閒時間——這種通常的設想現在是很可懷疑的，不如說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們能擁有更為豐富的生活資料。過流浪生活的狩獵者，由於隨身可攜帶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時代的村民卻可以盡情地享用堅固的住房、舒適的傢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樣的裝飾品。在這樣的環境下，新石器時代的村民學會了用生黏土製作陶器。最初，他們自然只是仿製農業時代以前的籃子、葫蘆和其他容器。漸漸地，他們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製作陶器的技術，能夠製作出和過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時代末期，近東的居民們開始建造窯或爐。窯和爐燒火時溫度較高，因而能用於給陶器上釉。上過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體滲漏或蒸發。這樣，農人們就有了不僅能用來貯存穀物，而且能用來烹調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體的各種器皿。

紡紗品方面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也許已能把荒山野嶺中的綿羊、山羊、狗或其他動物身上的毛捻紡成粗線，再把粗線織成帶子、束髮帶甚至粗毛毯。實際上，他們還可能已能用黏土製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時代，人類才能夠像發展製陶技術那樣去發展紡織技術。新石器時代的人利用剛剛培育成功的亞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纖維，在逐漸得到發展的錠子和織機上進行紡織。新石器時代的人還學會了建造比較堅固、寬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異。紐約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夠容納十多戶人家的大房子裡，被稱為“長房子人”，這種房子是用樹皮和木頭建造的。在中東，住房的牆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歐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開的幼樹，上面厚厚地塗蓋一層黏土和牲畜的糞便；房頂可能一般都是用茅草蓋的。這些住房內部設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還覆蓋一層用布做成的床罩。住房內還有現代式樣的、裡面至少有兩層隔板的櫥櫃和各式各樣的壁櫥。房間的中央通常都會生起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沒有煙囪，只是在屋頂上開個洞或在屋簷下留條縫，用來排煙。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組織取代各遊獵民族單獨的群體成為可能。部落由一個地區若干村莊的居民組成；每個部落都有獨特的語言和風俗習慣，把它們區別開來。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處於原始經濟狀態的部落，發展很不充分，完全沒有定型，幾乎還處於遊獵群體的水平。還有些部落則已有強有力的首領、原始貴族及平民，不過他們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那時還根本沒有後來的文明所特有的階級結構。

通常，構成新石器時代的村社的社會基本單位是由若干對夫妻和他們的孩子組成的大家庭。這種大家庭較適宜處理在勉強維持生活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所以比獨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為常見。如果有個別生產者暫時或永遠喪失了他的勞動能力，大家庭也能承受這一損失。當遇上“大忙”，需要眾多的人手來開伐森林、收割農作物或放牧家畜時，大家庭也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另外大家庭還能透過留一部分成員在家料理家務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員長期在外管理遠處的菜圃果園或放牧牲畜，來有效地利用大面積的土地。

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明顯特徵。每個家庭都擁有生產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樣重要的是，每個家庭都有權利使用維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資源。這一點有著充分的保證，因為所有的農田、牧場和其他自然資源皆為村社所有，而村社則是由各家庭自動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會，既沒有土地擁有者，也沒有無地的耕種者。美國有位人類學者說：“在印第安人的村莊裡，不可能村子的一頭是飢餓與貧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卻生活富裕。”[2]

正是由於這種平等主義，無論是新石器時代的部落社會，還是今天的部落社會，其生產力都有著內在的阻礙性因素。產品的產量只要能滿足每個家庭有限的傳統需要就可以了，沒有要求生產剩餘產品的動力。也就是說，勞動只是生活中的一個插曲，其內容多樣，時間卻相當有限。像現代社會這種一天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5天的情況顯然是不存在的。一個典型的部落成員，每年的工作時間比現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對他來說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以社會一員的資格，以丈夫、父親、兄弟或村社成員的身份進行勞動或從事生產活動。工作對他來說，不是為了謀生而必須忍受的一種不幸；相反，它是親屬關係和村社關係的伴隨物。一個人幫助他的兄弟幹農活，不是為了對方也許會給他一籃甘薯，而是出於親屬關係。這種部落社會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但正因為如此，它也是一個生產率低的社會，這一點從後面所載的貝恩巴（Bemba）部落的工作日程表中就可以看出來。

部落中社會關係的平等也擴充套件到部落中的兩性關係上。這一平等的根據明確地體現在部落裡的女人和男人一樣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方面。一位人類學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羅洲中部、種植水稻的相人（Siang）後報告說，相人的寡婦在失去丈夫後可以繼續種植自己的田地。“總之，婦女能像男人一樣熟練地使用斧子。”如果某個寡婦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會得到村中其他人的幫助。他們會贈予她稻穀和野豬，或者幫助她清理田地，至少在她的孩子們長大成人、幫得上她忙以前是如此”。[3]

圖10 公元前2000年的一尊疑為豐產女神的雕像。

婦女們不但在農業方面，而且在村莊諸新行業中也享有與男人同等的權利。人們對凱特爾·哈玉克（Catal Huyuk）即公元前7000年小亞細亞的一個居留地的發掘揭示，婦女們種植了當地的植物，用公共烤箱烤麵包，織毛紡織品和棉織品，用麥秸編墊子和籃子，還燒製煮飯和儲物用的陶器。在這個特別的定居點中，婦女們似乎不僅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還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這裡的繪畫雕塑、房屋裝修以及墓葬遺址都顯示出當時家庭等級的最頂層是母親，其次是女兒，再次是兒子，而父親則位於最下層。

最後談談宗教。土地耕種者的新生活導致新的信仰和新的神。過去狩獵者所崇拜的神靈和巫術這時已不合時宜。農夫們開始需要並設想了種種能照管他們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神靈。他們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這些神靈的背後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了對土地女神即豐產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們以為，農作物豐收、家畜興旺、婦女們多生兒女，皆歸功於豐產女神；生命與健康，每年的生死迴圈，最終也取決於她。因此，對豐產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現今發現的許多故意誇大女性特點——乳房懸垂、大腿粗壯——的黏土雕像便可證實這一點。這一類雕像不僅整個歐洲地區有，就是往東遠到印度這樣的地區，也時有發現；這充分反映了農業從中東向其他地區的傳播。

五、對人口和種族的影響

我們已看到，人口的增加導致了農業革命，而農業革命反過來又導致了更大規模的人口增長。同樣是1平方英里的土地，種植作物能養活的人口要比採集食物所能養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當我們看到人類總人口在距今1萬至2000年的8000年中，從532萬直線上升到1.33億，即足足增加25倍時，也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部落社會的低生產率

一位西方觀察家記錄了北羅得西亞（今尚比亞）貝恩巴部落成員在1933年9月間的工作情形。無可否認，這裡記錄的是一年中的農閒時節，人們可以比平常多喝一些啤酒。不過，記錄中的以下精選片斷表明，貝恩巴部落成員無須應付現代工業社會中的“日常苦差事”。*

1933年9月1日，準備好了兩葫蘆啤酒，其中一葫蘆給老頭們喝，另一葫蘆給小夥子們喝。有人生了一個小孩。其他村莊的婦女趕過來祝賀，並在村子裡待了兩三天。這期間婦女們種菜的活推後了。

9月2日，老頭們出去清理灌木。小夥子們待在家裡喝剩下的、有點發酸的啤酒。鄰村有更多的婦女趕來看新生的小孩。很少有婦女出門去侍弄菜地。

9月3日，小夥子們和婦女們去鄰村參加由來訪的傳教團醫生主持的宗教活動。沒人去種菜。

9月6日，老頭們和小夥子們清晨6：30開始工作，一直幹到下午2點。晚上老頭們和小夥子們各喝一葫蘆啤酒。婦女們像往常一樣在菜園裡幹活。

9月7日，觀察家所在的狩獵組殺死了一頭雄鹿。小夥子們負責將鹿肉取回來。婦女們磨多餘的麵粉，就著鹿肉一起吃。還準備好了兩葫蘆啤酒，人們從下午2點開始喝酒。到4點鐘的時候，小夥子們開始醉醺醺地在村子裡搖來晃去，四處滋事，最終爭吵起來。晚上跳舞。老婆婆們也興高采烈，而她們的女兒則指責她們在村子廣場上跳粗俗的舞蹈。沒有足夠的啤酒給較年輕的女人們喝，她們仍保持清醒，並對其他人的行為表示不滿。除了老頭們以外，沒人乾菜園裡的活。

9月8日，上午8：00，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地去菜園幹活。中午12：00，人們回到家裡。小夥子們坐在隱蔽處，喝了兩小時的剩啤酒，用蘇格蘭傳教士教的全音階唱法唱讚美詩。小姑娘們出去進行小規模的給魚下毒的活動，但什麼也沒抓到。

9月15日，3個男人在河邊開墾旱季菜地。小男孩們在學誘捕鳥類。年輕的女人們都去了首都，還沒回來。沒人得到開胃小菜。沒人做像樣的飯。

9月17日，天很熱。小夥子們整天坐在隱蔽處，互相為對方梳頭、刮臉，互相捉蝨子。得不到開胃小菜。女人們太累了，不願意做飯。

9月19日，9個男人出去清理灌木叢。1個女人在鋤地。3個女人在堆柴火。年輕的女人們出去給魚下毒，抓到了一條魚（約2磅重）。

9月22日，3個男人出去清理灌木叢。1個男人鋤地。4個小夥子和他們妻子中的3個人去釣魚。3個人在堆柴火。

9月24日，全村分享4葫蘆啤酒。除了男人們外，女人們也可以喝個夠。喝啤酒的活動時斷時續地進行了兩天。

9月25日，兩個老頭只能去砍樹。小夥子們不敢爬樹，因為“啤酒在眼前晃盪”，他們坐在隱蔽處編籃子。只有一個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們在誘捕鳥。剩餘的啤酒被喝個精光。

9月30日，更多的啤酒。4個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 A.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Oxford University, 1939）, pp. 162-164.

並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長都一模一樣。最先轉向農業生產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長得最快。就像我們先前看到的那樣，作為食物採集者的婦女只有少數幾個孩子，因為她們要用自己的乳房為每個孩子哺乳達數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間她們一般不會再懷孕。但是，隨著農業革命的到來，母親們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還能利用母牛、綿羊和山羊來給孩子們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們再也不必自己為每個孩子哺乳好幾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們重新懷孕的機會也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擁有馴化了的牲畜的村子中的婦女平均每人生6個孩子，這與漫長的數世紀中過著遊牧生活的食物採集者平均每人生4個小孩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照。這就是我們在前面已看到的在距今2000年到1萬年間全球人口劇增的原因。

當農業人口快速增長並遷徙到世界各地時，食物採集者的人數遠遠落後了，而且被排擠出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區。早期農業的生產率並不很高，所以村莊中很快就出現人口壓力，過剩的人口只好移居到附近食物採集者所在的地區。有時候，數量上佔劣勢的食物採集者被迫逃到不適於農耕的其他地區。在非洲就出現過這種情形：布希曼人最終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現在則住在茂密的叢林中（見地圖2和地圖5）。

地圖5 狩獵人口活動區域縮減

農業移民和當地食物採集者之間最常見的關係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種新的混血人種。當人口壓力又逐步形成時，新的混血兒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遷徙，進而又與那裡的當地人通婚，逐漸融合。農業技術和農作物就這樣被傳播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而在農業最後到達的那些地方出現的人，則成為其種族型別與最早的創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儘管小麥、牛、輪子和犁發源於中東，然而把這些東西帶入中國北部的卻是純粹的蒙古種人。

一次又一次的遷移使農業傳播到全球各地，遷移的最後結果是，公元前8000年時組成全體人類的狩獵者，到公元前1500年時，減少到幾乎只佔人口的1%。職業的轉變轉而又導致種族的變動。全球種族分佈圖表明，1萬年以前，高加索種人、蒙古種人、黑種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亞種人這六個種族之間的分佈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見地圖2）。但到公元1000年時，這一平衡發生了劇烈的變動，這一變動有利於從事農業的蒙古種人、高加索種人和黑人，而不利於仍過漁獵採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亞種人之所以能維持原狀，只是由於他們居住在與世隔絕的島嶼上，還沒有被任何從事農業的人發現。這些島嶼直到18世紀才被歐洲的探險者發現。當這一發現遲遲地但終於來臨時，島嶼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慘的結局。從整體上綜觀全球，農業革命對種族的影響是，結束了長達數千年的種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蒙古種人、高加索種人和黑人的優勢。

［推薦讀物］

關於農業革命起源和本質的理論正隨著新的發現而不斷地發生變化。有關這一問題的最新見解出現在C. Wesley Cowan和Patty Jo Watson 合著的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社，1992）和R. D. Hurt所著的Indian Agriculture in America: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of Kansas出版社，1987）兩書中。瞭解相關內容也可參閱下列著作：M. N. Cohen所著的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7）、S. Struever主編的Prehistoric Agriculture（Natural History出版社，1971）、L. R. Binford和S. R. Binford共同主編的New Perspectives in Archeology（Aldine出版社，1968），以及B. M. Fagan主編的Avenues to Antiquity（W. H. Freeman出版社，1976）。有關中國農業獨立起源的描述參見Ping-ti Ho所著的The Cradle of the Eas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5）和D. N. Keightly主編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3）。C. Renfrew所著的Archeology and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一書分析了農業在歐洲的傳播所帶來的文化結果。J. Bertin所著的Atlas of Food Crops（Paris出版社，1971）一書則闡述了農業革命對今日世界的影響。D. Price 與J. A. Brown合著的Prehistoric Food-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Academic出版社，1985）分析了食物採集者安土重遷思想的源起。

［註釋］

[1]Cited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L. H.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New York, 1881）, p. 45.

[3]J. H. Province, “Cooperative Ricefield Cultivation Among the Siang Dyaks of Central Borne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No. 1（1937）, pp. 8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