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史前人類

本書第一編論述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前長達400萬年的歷史，而其餘各編則論述人類文明社會不足6000年的歷史，因此，本書顯然是以最短的篇幅來論述人類進化過程中最漫長的史前階段。筆者之所以偏重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的歷史，是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速度一直在不斷加快。地質年代以10億年為計算單位，人類史前時代以千年計，而自從進入文明社會後，紀年單位開始不斷縮小，逐漸變成以百年甚至十年計。時至今日，每天都有許多重大事件無休無止地蜂擁而來，無情地包圍著我們。變化之迅速確實已經引起了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人類是否能夠迅速適應變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滅絕的命運呢？

由於諸重大事件發展速度的不均衡性，本書的研究也有所側重。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的意義。在史前時代的幾百萬年中，有兩大轉變為此後的全部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一是靈長類逐漸轉變為人類，即具有思維能力的真正的人類；其二是人類的先祖從坐享大自然恩賜的食物採集者轉變為日益擺脫大自然束縛、掌握自己命運的食物生產者。人類的形成和農業的產生這兩件劃時代的大事，就是第一編的兩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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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類——食物採集者

人類學為人類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鏡子，使他們能夠從中窺見自身無盡的變化。

——克萊德·克拉克洪

對過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現代人所取得的一項傑出成就。古人對在他們之前發生的事瞭解甚少。希臘歷史學家中最無偏見的修昔底德在開始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曾說過，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對歷史的不瞭解，使他對雅典的無與倫比的光榮和貢獻不能有所認識。相比之下，我們這一時代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注重歷史。對埃及人、希臘人和中國人的早期歷史，我們比他們自己知道得還多。而且，地質學、考古學、人類學、古生物學和生物學諸領域的科學研究成果，每年都在豐富著有關我們早期祖先的知識。這一學科名單上還應該添上能被用來從衛星、太空梭和飛機上探測地面和地下情形的空間技術。衛星、太空梭和飛機都配備了能夠測量地面溫度微弱差別的感測器。由於沙地、耕地、植被和不同型別的岩石均有不同的溫度，並以不同的速度釋放熱量，所以感測器能夠分辨出地面的鬆土是史前時代的耕地，還是古代的商路，抑或是古建築的遺蹟。因此，雷達成像技術除了已被用來繪製瓜地馬拉叢林中的瑪雅人的道路和哥斯大黎加阿熱內湖畔的小徑外，還被用來繪製橫穿中亞的古代洲際絲綢之路。

空間技術能使我們找回人類歷史失佚篇章的一個最近的精彩例證，就是發現了中國長城的斷失部分。長城的某些部分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已被湮沒在數層移動的沙丘之下。1994年4月，奮進號太空梭利用雷達成像技術發現了這部分長城——這些影象顯示，在距中國首都北京以西430英里的邊遠地區，有一段長達47英里的長城。幾個世紀以來，北京近郊的長城一直都受到了很好的維護，從而獲得了許多上鏡的機會，比如說尼克松總統和毛主席就都在長城上漫步過；但是偏遠地區的長城卻是年久失修，無人照料。再加上這些地方的長城也並不是用石頭砌成的，泥土和樹枝是常見的替代品，所以時間一長，很長的長城也就逐漸損毀，終至湮滅，直到近來魔術般的現代技術重新發現它們。[1]

類似的調查發掘和研究考證已將我們的認識拓展到了人類文明開始之前，即便那時候還沒有文字記錄。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人類只是在大約5000年前才剛剛學會書寫，而人類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卻可以追溯到400多萬年前。我們應當考察史前時期這漫長的幾百萬年，因為人類正是在這段時期內形成的。在此期間，人類的遠祖居住在能夠發現食物的地方，和其他動物一樣靠採集食物為生，而不是像他們擅長農耕的後代那樣透過種養來獲得食物。

一、從類人猿到人類

我們所在的地球圍繞著太陽旋轉，太陽只不過是我們銀河系中上百億顆恆星中的一顆，而銀河系又只是整個宇宙幾百萬個星系中的一個。當本書在以後的章節中回溯人類的經歷和人類的切身之事時，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如此懸殊的對比。比較好記的一個類比就是，地球在宇宙當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塵埃。

地球形成於約50億年以前，而大約40億年前地球上才出現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單細胞生物。儘管人們歷來都認為這種原始的生命與非生物有著質的區別，但現在的科學家們已不再接受這種將生物與非生物截然分開的觀點，而是把生物看作由非生物自然進化而來。他們按照組織的分類等級標準將所有的物質加以分類；無機物就是在這一組織的某一等級轉變為有機物的。說得具體些，電子、質子和中子相結合，形成各種原子；各種原子相結合，組成各種分子；各種分子再組成有機化程度不等的聚合體，其中某一類構成了生物。

生物又從低等級不斷地向高等級進化：由微生物進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繼而進化到無脊椎動物，如水母、蠕蟲；最終進化到脊椎動物。這些脊椎動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無脊椎動物及植物一起，約於3億年前開始成功地適應陸地生活。最早適應陸地生活的是兩棲動物，隨後是史前時期的大批爬行動物，接著是鳥類，最後則是哺乳類動物。哺乳類動物在生物界佔據統治地位已達6000萬年。

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認同這種說法：人類屬於動物王國——更明確地說，屬於靈長類這一目；和人類一起同屬於靈長類的，還有樹鼩、狐猴、眼鏡猴、猴子及類人猿。若干研究領域都為這一說法提供了大量證據。解剖學家發現，從總體來看，人類與其他高階動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構造方面有不少基本相似處。胚胎學家注意到，人類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長階段顯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徵，如一個月時有半圓形的鰓，兩個月時出現發育不全的尾巴。人類學家指出，對人類化石的研究證明，人類是由普通的類人猿進化而來的。其他科學家也發現了許多可表明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聯絡的類似跡象，如：猿類血液的化學成分和人類的極其相似，猿類和人類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猿類和人類學習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類祖先的演變發生在有6到7次大冰期和5到6次間冰期的更新世時代。當時急劇的環境變化迫使所有的動物必須能不斷地適應和再適應新的環境。能否適應的關鍵不是取決於蠻力，也不取決於耐寒的能力，而是取決於智力的不斷增長，取決於能否運用其智力使自己較好地適應環境的需要。當然，這也就是人類能在地球上居於無可爭辯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類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類與長臂猿或北極熊不同：長臂猿雙臂柔軟細長，只適應森林生活；北極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適應北極環境；而人類，絕不是隻適應一種環境。更準確地說，人類靠自己的大腦，而不是自己的身體，能適應任何環境。

人類是自然選擇的產物，是從一系列人類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進化而來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簡單的石制工具和武器。最早出現的原人是南方古猿。一般認為，它們最早出現在非洲東部和南部的熱帶草原上，距今400多萬年。這種靈長類動物的骨盆和腿與現代人極為相似，但其腦容量只有人類的三分之一，幾乎還不及現存的類人猿的腦容量大。因此，這種與人相像的兩足動物（原人不再用四肢行走）的運動系統是與猿腦般的大腦結合在一起的。

對處於這種發展水平的靈長類動物來說，非洲大草原是很理想的環境。那裡氣候溫和，即使缺衣少穿，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且，遼闊的大草原與茂密的森林和荒涼的沙漠不同，那裡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動物。因此，儘管南方古猿的工具很簡單，但它們依然能享用到豐盛的食物，其中包括蛋、蟹、龜、鳥、齧齒動物，還有小羚羊。小羚羊很容易捕獵到，因為它們一遇危險便伏在草叢中一動不動。

南方古猿在非洲平原上漫遊了200多萬年，在此期間，這種類人動物中先後有好幾個物種都經歷了出現、興旺、消亡的過程。由於每年都有許多新發現，而相關的理論又必須隨著這些新發現而作修正，所以，人類學家們尚不能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比如說，最近在爪哇出土的人類化石就對傳統的“非洲起源”理論提出了挑戰。“非洲起源”理論認為，最早的人類起源於非洲，然後從那裡遷徙到亞洲、歐洲、美洲和澳洲。爪哇出土的化石古老得驚人，足以支援人類多地域起源論者的觀點。人類多地域起源論者認為，早期的人類是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獨自起源和進化的。[2]無疑，在未來的歲月中，人們將會有更多的發現，所以，圍繞人類起源問題，還會提出更多的新理論來解釋新的化石發現。

儘管不知道確切的年代和準確的地點，但卻可以肯定，早在4萬年以前，人類，或者說智人（具有思維能力的人），終於出現了。而最近的考古發掘則顯示，人類的出現比這一時間還要早得多。從最宏觀的視角來看，人類的出現是地球發展程序中的第二大轉折點。第一大轉折點是生命從無機物中脫胎而出。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轉折之後，所有的生物種類都透過適應其生存環境，以基因突變和自然選擇的方式進化。也就是說，生物的基因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這一點在氣候變化劇烈的更新世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但是隨著人類的出現，這一進化過程發生了逆轉。人類透過改變環境來適應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變自身的基因去適應環境。今天，隨著人類關於基因結構和功能的知識不斷增加，人類很快就能夠既改變其所處的環境，又改變自己的基因，地球發展程序中的第三個劃時代的轉折點也即將來臨。

人類，只有人類，能創造自己想要的環境，即今日所謂的文化。其原因在於，對於同此時此地的現實相分離的事物和概念，只有人類能予以想象或表示。只有人類會笑；只有人類知道自己會死去。也只有人類極想認識宇宙及其起源，極想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將來的處境。

由於具備這些獨特的革命效能力，人類不用經過生理突變便能很好地應對周圍的環境。人類文化以一種全新的非生物學方式擁有了北極的皮草、沙漠的貯存水和水中的鰭。更具體地說，人類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裝飾品、制度、語言、藝術形式、宗教信仰和實踐。所有這一切使人類能適應物質環境和他們的同伴。實際上，我們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所講述的人類故事就是我們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到現今時代所創造的一連串文化的故事。

當人類運用其超凡的大腦去改變其所處的環境以適應其基因——相反的情況在過去是壓倒性的模式——他就已經遠遠超出地球上的其他物種了。這也解釋了為何人類當年在非洲大草原剛剛起源時毫不起眼，而今天竟成了地球上居統治地位的物種。但是這也引發了令人困惑的問題：為什麼人類現在顯得不能控制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為什麼人類日漸覺得自己創造的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不適合居住？

答案似乎在於基因進化與文化進化的根本差別。基因進化透過基因突變起作用。如果一個物種的基因突變符合自然選擇的要求，這個突變就會在幾千年的短短生物學時期裡顯現於該種群。其實這種進化模式也就是人類由更新世靈長類動物一直進化到智人所經由的道路。

與此相對應的則是，文化進化透過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夠（並且已經）在幾乎一夜之間就改變了整個社會。只要看看蒸汽機是如何在19世紀時改變了整個世界，看看內燃機在20世紀中是如何發揮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計算機又是如何使我們的環境大為變樣，你就不難理解愛因斯坦為何要警告我們：人類現在面臨的要麼是新的“思維方式”，要麼是“空前的災難”。

關鍵問題似乎在於，在技術變革和使之成為必需的社會變革之間，存在一個時間差。造成這個時間差的原因在於：技術變革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歡迎，且很快便被採用；而社會變革則由於要求人類進行自我評估和自我調整，通常會讓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這就解釋了當今社會的一個悖論：雖然人類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知識，變得越來越能依照自己的意願去改造環境，但卻不能使自己所處的環境變得更適合於居住。簡言之，人類作為一個種群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使自身不斷增長的知識與運用這些知識的智慧保持平衡。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看到，學會如何平衡知識和智慧正成為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以致正如愛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樣，人類作為一個種群的未來取決於這種平衡的結果。

圖1 威靈道夫的維納斯，這尊石像雕刻於公元前15000年至前10000年間。從該雕像中人物形體的比例可以看出人類早期的生殖崇拜傾向。

我們將會看到這一平衡問題已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並在今天由於我們的智慧無法趕上人類日益增長的知識而出現得更為頻繁、更為急迫。

二、食物採集者的生活

人類憑藉自己優越的智力發明了一種所謂的“石刀技術”，他們用壓制法從石核上取下長而鋒利的薄片即“石刀”，製作各種新型的工具以及“製作工具用的工具”。有些新型工具是由不同的材料組成的，如以獸骨、獸角或燧石為尖端的長矛和裝有骨制或木製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這時還有了拋射物結構的新發明，如用於捕牛的一端繫有重球的繩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這些新發明物剛開始使用時效率比較低，但隨著不斷改進，終於成為近代火器發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中，還有其他一些發明，如用骨頭和象牙制的錐子、帶眼的骨針、作腰帶用的扣件，甚至還有紐扣——所有這些表明，馬格德林時期的猿人已穿上了褲子和袖子都合體的縫製皮衣。

雖然舊石器晚期的技術比起早100萬年的舊石器初期的技術先進，但就低下的生產率來說，它仍是原始的。食物採集者也沒有成立任何正式的配備專職領導人的政治機構。他們組成一個個自治的團體，團體的人數一般是20人至50人。不過，在食物來源豐富的地區，如馬格德林時期盛產鮭魚的美洲西北部、大馴鹿成群的法國南部多爾多涅山谷，也曾出現過人數更多的狩獵團體。根據當時的狩獵團體判斷，舊石器時代，團體首領的權力受到嚴格的限制，那時還不存在由制度確立、為大家公認的強制性權力。首領們由於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產生：熟悉宗教儀式的老人被大家推舉為司儀，而狩獵本領出眾的年輕人則當選為狩獵團體的首領。但最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首領都不是運用權力而是透過自身的影響來完成自己的職責，因為當時還沒有任何制度規定有誰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

社會組織必然同政治組織——如果在此階段這二者能區分開來的話——一樣簡單。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是家庭，由父親、母親和他們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許的，但實際上這樣的家庭極少。在舊石器時代的幾百萬年中，男女之間的關係比此後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於當時的女性對於團體獲得食物的貢獻不說大於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內，並沒有今日通常與“弱者”女性聯絡在一起的依從和卑下的地位。

透過對現在仍然存在的90個食物採集部落所進行的一項研究，人類學家們發現，男人負責狩獵動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則負責採集營地周圍所能發現的一切可供食用的東西：植物塊根、漿果、堅果、水果、蔬菜、昆蟲、蜥蜴、蛇類、齧齒類動物、貝類，等等。雖然男人弄來的肉類極受歡迎，但事實卻是，女人採集來的食品仍為主要的食物來源——女人採集到的食品經常是男人帶回的獵物的兩倍。因此，儘管兩性承擔著不同的任務，但這些任務卻同等重要。作為食物採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撫養了小孩，而且還提供了大部分食品。

確實，男人負責部落的防衛，並掌控著武器，但是他們並不用武器來恐嚇或鎮壓女人。事實上，當歐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採集部落時，他們普遍都對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歐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驚。耶穌會傳教士保羅·列·居內（Paul le Jeune）在1633年至1634年的整個冬天，都和居住在加拿大東部拉布拉多半島的蒙塔格奈-納斯卡皮印第安人（Montagnais-Naskapi Indian）的一個部落待在一起。“女性在這裡享有極大的權力，”列·居內報告說，併力勸該部落的男人們堅持自己的權利，“我告訴他們，男人是一家之主。在法國，女人是不能支配丈夫的。”另一個耶穌會傳教士報告說：“從決定計劃、決斷事情、確定旅程，到儲備冬季物資，幾乎每件事情都由家庭主婦決定。”頗有意義的是，人類學家埃莉諾·利科克（Eleanor Leacock）於1950年至1951年研究蒙塔格奈-納斯卡皮印第安人時發現，這些印第安人中間的兩性關係依然如故：“美妙的是能看到集體責任感……和安樂自治感，數世紀以來根據性別和地位對恭順舉止的教化未曾拖累這一點。”[3]

圖2 塔西里·那傑巖畫（the Fresco of Tassilli n’Ajjer），一幅刻在撒哈拉沙漠岩石上的石器時代的繪畫，出土於阿爾及利亞。一位學者認為，這幅精美絕倫的畫作描繪了婦女採集穀物（畫面上的黑點可能代表穀物）的場景。如果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這些穀物應該是野生的，除非這裡很早就出現穀物種植（目前我們還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不論此畫表現的是穀物採集，還是優雅的舞蹈動作，這些形體都告訴我們在這個曾經綠樹成蔭的撒哈拉地區當時已有人類的存在。

在食物採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員之間也都有著很親密的血族關係。每一個人都要對他人承擔責任，從而享有權利和特權。他們在尋找食物、躲避風雨和防禦敵人的過程中互相幫助。雖然部落與部落之間也會因個人世仇和爭奪狩獵、捕魚的地盤而發生一些爭鬥，但舊石器時代的社會缺乏維持大規模戰爭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規模的戰爭直到有了農業、生產率大大提高、人口相應增多時才成為可能。總之，舊石器時代社會組織的實質是協作。從根本上來說，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協作的團體，它們共同為生存而進行艱苦的鬥爭。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採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後，人類學家R. B. 李得出如下結論：“一種真正的公社生活時常被當作烏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慮，時常在理論上得到認可，然而在實踐中卻實現不了。但是，有關食物採集者的證據卻告訴我們一種截然相反的情形。這種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存在，而且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4]

人類學家們近來除了關注我們史前祖先的社會制度外，還關注他們的日常食物，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所吃的東西似乎對我們今天有借鑑意義。幾千年前的人類吃什麼可以透過兩種方法來判斷：其一是透過研究糞化石，即古人排洩物的化石。糞化石裡含有許多東西，如花粉、植物結晶體、羽毛、骨頭、毛髮以及蛋殼，因此，一個糞化石就提供了幾百萬年前食物的一個密封記錄。另一個辦法是觀察今天的食物採集者吃什麼，無論他們是澳大利亞的土著，還是居住在南非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的亢人（！Kung）。這類觀察已揭示，現代食物採集者的食物供應的充足程度令人驚訝，且有保障，儘管他們生活在別人都不願意居留的惡劣環境中。食物豐富的一個原因是，食物採集者對他們的家鄉有著驚人的瞭解，他們非常熟悉生活在那裡的各種動植物。他們雖然不會閱讀和寫作，但卻能學習和記憶。比如說，亢人的記憶力就非常好，他們能用近500種不同型別的動植物作食物、藥品、化妝品、毒藥或其他用品。其中單是昆蟲，他們就吃甲蟲幼蟲、毛蟲、蜜蜂蛹、白蟻、螞蟻和蟬。由於我們的習俗，我們認為這些昆蟲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吃，然而它們卻都富含營養。比如說，白蟻所含的蛋白質高達45%，比干魚所含蛋白質的比例還要高。

圖3 收藏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圖片的區域性，它描繪了公元前2700年左右位於丹麥的一個新石器時代的村莊。注意圖中顯示的操各種職業者：狩獵者、木材採集者、火堆照看者、磨谷者、陶工和織工。

食物採集者樂意吃的食物數量很大，這就保證了他們的生活所需。食物採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種類的動植物作為其食物來源，這就使他們比農民過得更為充裕，因為農民只種植少數幾種莊稼，所以一旦這些莊稼因為乾旱、洪水、霜凍或蟲災而歉收，他們就要面臨捱餓的危險。相比之下，食物採集者就不會碰到這種危險；他們一旦發現某種食物供應減少，就會用他們能夠發現的數百種食物來彌補缺口。比如說，1964年夏天，研究亢人的人類學家們發現，當時的一場大旱餓壞了附近的班圖族農民：他們的莊稼遭災了，他們的家人都在捱餓。於是班圖族的婦女也跟從亢人婦女去找尋植物塊根、青菜、漿果、堅果、鳥類、蛋類，等等。而這數百種不同型別的食物則是永遠都不會同時匱乏的，所以除了亢人家庭外，班圖人家庭也順利地度過了這場大旱。

亢人和其他食物採集者的食物供應不但是充裕的，而且於健康有益。這些食品都只含有少量的鹽分、飽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而富含多價非飽和脂肪、粗纖維成分、維生素和礦物質。食物採集者長年享用這些健康食品，再加上他們作為遊牧部落民過著充滿運動的生活，所以他們很少患上諸如高血壓、肥胖症、靜脈曲張、潰瘍、大腸炎之類工業社會常見病。另一方面，許多亢人又因缺醫少藥、得不到療治而死於意外傷害。因此，科學家們發現，活過60歲的亢人約佔其總人數的十分之一，這與衛生設施一應俱全的工業國家的比例大致相等。

以上關於史前人類的日常食物的結論已得到了得州農工大學人類學家小沃恩·M. 勃朗特（Vaughn M.Bryant，Jr.）的試驗證明。勃朗特在得克薩斯西南的一處考古現場進行野外挖掘時，按照生活在該區域的史前人類的食譜進食。他是透過研究糞化石瞭解清楚這一食譜的。由於對這個新食譜感到很滿意，他回到營地之後繼續依照該食譜進食，並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鍛鍊——每天騎腳踏車去學校，爬樓梯而不坐電梯，步行而不坐車橫穿校園——以便使自己的活力接近史前人類的活力。在改換新的生活方式之後，他寫下了自己的感受：

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方面，我都感覺好多了。我覺得比以前更有精力了……此後四年中，我再也沒有患過大病，也從未缺過一天班……在既沒有計算卡路里也沒有故意絕食的情況下，我在大約3個月裡瘦了30磅……因為這些水果和蔬菜本來就只含有很少的卡路里……想吃零食對我也有幫助。當你整天都在吃零食時，你實際上比每日坐下來大嚼三頓飯要吃得少……仔細想想，這個食譜也不奇怪。我想自然已經設計好了要我們與靈長類動物吃相近的食品。這些猩猩一般吃水果和其他植物、一些肉、一些複雜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纖維食品，以及不多的脂肪。直到幾千年以前，每個人可能都像我那樣吃東西。[5]

現在，將我們對社會制度和習俗的探討轉向一般的信仰。我們發現，原始人對自己和社會基本上不是抱歷史的、發展的態度。他們以為，將來會與現在相同，就像現在和過去一樣。因而，在他們的頭腦裡沒有變化的觀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評或干預現有制度和習俗的想法。在他們看來，天地萬物，包括他們自己、他們的文化和住處，都是早先創造出來的，而且肯定將一成不變地延續到將來。各狩獵民族的創世神話，包括神話中半神式的英雄，都驚人地相似——這些英雄創造自然環境、安排供狩獵的動物、繁殖人類，並教給人類各種技藝和風俗習慣。

下面安達曼群島島民們的創世神話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

第一個人是賈特波。他就像蛋殼裡的鳥，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節頭裡。大竹子破裂，他出來了。他還是一個小孩。天下雨時，他替自己蓋了一間小茅屋，住在裡面。他製造了幾把小弓和一些箭。有一天他找到一塊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膚上劃了幾道花紋。賈特波一個人生活，很孤獨。他從白蟻的窩裡取出一些黏土，捏了一個婦女模樣的模型。那模型活過來了，做了賈特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們一起住在蒂尤特巴爾尤。後來，賈特波又用黏土捏了一些人，這些人就是人類的祖先。賈特波教他們造獨木舟、製造弓箭和狩獵捕魚，而他的妻子則教婦女們編織籃子、圍網、席子、帶子和用黏土製作各種式樣的用具。[6]

原始人對於自然界的情況知道得很多。他們不能不關心周圍的一切，否則就無法生存。他們的知識代代以口相傳，所以其中的大部分知識只是現在才得到承認和利用。對印度楝樹——一種速生常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就是一個例子。幾百萬年以來，印度楝樹在古代文獻和村落文化中始終佔有顯著地位。它的樹皮、樹葉、花朵、種子和果實，被用來治療從糖尿病、各種潰瘍到便秘的種種疾病；它的樹枝被製成有殺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現在被用來製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則是一種很好的殺蟲劑，對於殺死包括蝗蟲、幼蚊和棉鈴蟲在內的兩百多種昆蟲具有特效。

儘管早期人類對於自然有著大量的第一手知識，但是，他們對自然界的情況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乾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陸地動物和魚時，他們往往不能從自然界本身給予說明。也就是說，他們不知道怎樣用自然主義的手段來對付大自然，結果只好求助於超自然的存在物。他們施展巫術，花費大量時間試圖祈求或哄騙大自然提供更豐富的物產。原始人相信：透過把每一種有用的動物或植物作為本團體的圖騰，透過樹立種種偶像、象徵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種動物大量繁衍、食物來源豐盛；只要嚴格遵守有關圖騰的種種規定，他們的團體就能壯大，食物的來源就能確保。

圖4 埃及第十九王朝時期關於洪水的淺浮雕。

最初似乎所有的團體成員都參加宗教儀式，但是，到舊石器時代末期，出現了尚未完全脫離生產活動的巫醫或巫師。原始人認為，在他們生活的天地裡，食物最重要；食物的來源能否充裕，他們能否無病無災，交上好運，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醫或巫師則與這些神力有著特殊的聯絡。巫醫、巫師們日甚一日地從專門的生產食物和製作工具的活動中脫離出來，他們的職責是施弄巫術，為大家祈福。今天，在食物採集文化倖存的地方，在南非的遊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因紐特人和澳大利亞土人中，仍可見到巫師。法國三友洞裡的“巫師”巖畫，是描繪巫師的最早的畫。這幅畫現被稱為舊石器時代“可怕的傑作”。畫上畫的是一個男子，身披鹿皮，頭頂一對牡鹿的角，臉像貓頭鷹，長著兩隻狼耳朵，上肢似熊臂，還拖著一條馬尾巴。這幅畫的附近還有一些別的畫；這些畫表明，這個山洞是當時的一位巫師召集氏族成員、主持宗教儀式的地方，他在這裡祈求動物的神靈保佑他們狩獵時能滿載而歸，並鼓勵他的聽眾們去勇敢地面對種種危險。

不過，在舊石器時代，由於生產力十分低下，像後來的等級森嚴的僧侶統治集團，那時還供養不起。也就是說，那時還不可能產生有很大的社會凝聚力的神學。人們著重於個人的幻想，對上帝和神靈的概念很模糊。宗教還沒有被當作控制社會的一種工具。人們的利益不是取決於個人的品行。人們乞求超自然力量，或者與超自然力量談條件；這一點，從一位因紐特人對北極探險家努特·拉斯穆森說的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說：

我們相信我們的巫醫、我們的魔法師。我們相信他們，是因為我們希望自己能活得長久些，是因為我們不願受到饑荒和餓死的威脅。我們相信他們，是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們不相信魔法師，我們要狩獵的動物就會全無蹤影。如果我們不聽從他們的勸告，我們就會生病、死亡。[7]

對令人費解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懼和對人類能夠控制它們的祈盼，不僅在宗教中，而且在藝術中也得到了反映。舊石器時代藝術的最傑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畫；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畫分佈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畫通常以大獵物如野牛、熊、馬、毛茸茸的犀牛、猛獁和野豬等為題材。畫面豐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滿活力。儘管從畫中可以看出繪畫者具有非凡的藝術才能，但洞穴壁畫的創作顯然是為了某種實際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這些畫卻都繪製在山洞深處，最黑暗、最危險的地方。而且這些畫往往相互重疊，顯然畫家們在繪製它們時，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儲存下來。由此看來，舊石器時代的畫家們跑到山洞深處，把他們狩獵的動物儘可能逼真地繪製出來，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他們由此可以獲得控制獵物的某種魔力。

總之，近來科學家們在各個領域的發現已足以使我們承認並讚賞我們史前祖先所創造出來的成就——這些成就構成了整個人類遺產中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成分。我們總以為今天我們在技術領域做得特別成功，但即便在這一領域，食物採集者也獲得了大量知識，對我們來說至今仍是基本知識。他們對住地環境瞭如指掌，所以他們能夠利用動植物中的有益品種，而避開那些無用或有害的品種。他們發明了許多種工具，包括刀具、斧頭、刨子、錘子、錐子和針。同樣，他們還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武器，如矛、投槍、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們的許多發明創造，諸如不下沉的獨木舟、雪做的房子、帶梁和桁的獨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識和技術。食物採集者們使用種類繁多的毒藥來毒殺獵物和敵人，比如說，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從樹薯粉中分離出氫氰酸，將樹薯粉留作主食，氫氰酸則被用來製作毒藥。其他常見的毒藥還有箭毒、蛇毒、毒芹和礆毒等。在儲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們的早期祖先實際上也已用上了我們今天所知的許多技術。他們擁有泥質灶，使用石板燒烤技術，在北極圈內冷凍食物，透過風乾來儲存食物，並用牛油或獸脂來密封食物。除了諸如塑膠容器、煤氣和電力之類的現代發明物外，舊石器時代的廚師對現代的廚房和烹飪技術一定會感到非常適應。

圖5 法國史前時代的兩幅洞穴壁畫。

在對付疾病方面，史前諸民族絕不是完全依賴於巫術。他們懂得利用夾板來進行斷肢再續，懂得使用止血帶，懂得敷用藥膏和綁系繃帶，懂得將放血作為一種療法，還懂得灌腸療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膠注射器來進行灌腸。這些尚未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懂得天體方面的知識，他們能分辨出不同的星座並給它們命名。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時期，波利尼西亞人就掌握了航海技術，他們那時就已經在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間長達2350英里的航線上作定期航行。在縱覽了生命在所有進化階段所取得的成就之後，人類學家列斯利·A. 懷特（Leslie A. White）下結論說：“由尚未使用文字的諸原始民族發展起來的累積的知識、技能、工具、機械和技術，為文明和所有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礎……看到諸原始民族在技術水平上在許多方面和當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驚奇。”[8]

與舊石器時代的技術一樣重要且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舊石器時代的社會。在我們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方面都極為有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平等。親屬關係所具有的溫暖的結合力滲透並決定了整個社會關係。每個人都有明確的為大家所公認的義務和報酬。雖然誰也不能確定或預測自己的前景，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感到擔憂或彼此疏遠。直到現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這樣度過的：他拿起一塊碎玻璃，熟練地把它製成一枚箭頭或矛尖，裝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後動身去射殺獵物。回來後，按照適當的儀式準備晚飯。晚飯後開始講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訴很少離家外出的人，在故事聲中結束一天。

透過這種方式，舊石器時代的獵人成為一個“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農業革命以來的人所未曾接近過的。

但是，使舊石器時代的社會抱成一團的親屬關係的結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給人一種壓抑感。個人完全俯首聽命於團體或部落。團體或部落被看作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組成的無始無終的隊伍，受到神靈世界所有看不見的神力的福佑。個人完全隸屬於這支富有生命力的隊伍。無疑，絕大部分人都沒有一種被拴住了的感覺，而是將自己視為這一隊伍的參加者。不過，事實仍然是，置身於這一隊伍雖有一種安全感，但隨之而來的是發展的停滯。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的確能滿足人們心靈上的需求，可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衚衕。有時違背傳統還會導致死亡——比如在澳大利亞的阿魯恩塔，年長者可以和部落的敵人商定，去殺死那些不按部落傳統生活的人。正是這種看來荒謬且帶有強制性的傳統，構成了舊石器時代社會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舊石器時代，不但不遵守部落傳統的人會被殺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時，嬰兒和身體虛弱的人也會被殺掉。食物採集者被迫不斷遷移，因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來源遲早都會被耗盡。這種不可避免的遷移迫使他們狠心地削減自己的物質財產，也迫使他們在某些時候狠心地削減其團體的成員，如嬰兒、老人和身體虛弱的人。顯然，對食物採集者來說，一個母親在一段時期中只能撫養一個小孩，因而在前一個小孩斷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殺掉；同樣，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個。只有少數食物採集者能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養活自己。因而，當農業革命席捲而來時，他們很輕易地就被食物生產者即農民們推到了一邊，因為農業革命使獲取更多的生活資料、養活更多的農民成為可能，從而使農民們不可阻擋地拓展到人煙稀少的狩獵區。這一事實解釋了為什麼農業革命一旦開始進行，食物採集團體便無法逃避滅亡的命運，也解釋了為什麼今天只有為數極少的食物採集團體能殘存在出於某種原因而無法開展農業活動的偏遠地區。

食物採集者的生活

我們可以假設在舊石器時代的幾百萬年中，人類的生活方式與公元15、16世紀歐洲人在新大陸發現的食物採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當時的探險家以及追隨他們之後的移民和傳教士們所留下的記述，對我們粗略地瞭解人類過去的生活是頗有價值的。以下報告為耶穌會傳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 Baegert）所作。他於1750年至1767年間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的印第安人中間。*他對“加利福尼亞人”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舊石器時代祖先的一幅生活圖景，也構成了對有關“人類本性”的普遍假設的挑戰。

儘管食物粗劣、生活艱辛，加利福尼亞人卻很少生病。他們通常很強壯，能吃苦耐勞，而且比起數以千計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廚師烹飪出來的美味佳餚的人要遠為健康……

像其他美國人一樣，加利福尼亞人也從歐洲人那裡感染了天花，而且這種疾病在他們中間呈現的傳染性最強。1763年一個出天花剛愈的西班牙人送給一個加利福尼亞人一塊布料，隨之也把天花傳給了這個加利福尼亞人群體。短短3個月內，便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也許有人會根據我對這些加利福尼亞人所作的介紹，推斷他們是亞當的最不幸、最可憐的孩子。但是這種推斷完全錯了，我可以向讀者保證……比起歐洲的文明居民，無疑他們過著更為快樂的生活……一年四季，沒有什麼事情使加利福尼亞人感到麻煩或苦惱，也沒什麼東西使他覺得生活艱難或活著沒意思……嫉妒、猜疑和誹謗不會擾亂他的生活，他也用不著擔心會失去他所擁有的東西，當然也不必想著如何增加自己擁有的物質財富……加利福尼亞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這兩個詞的意思。按聖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說法，這兩個詞使我們短暫的一生充滿了痛苦和無法解釋的罪惡。

雖然這些加利福尼亞人看上去似乎一無所有，但實際上卻擁有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因為他們從不在自己貧窮的、條件極差的家鄉的物產之外垂涎什麼，他們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滿足。難怪他們總是脾氣極好，總是沉浸在歡樂和笑聲中，顯現出他們對生活的滿足感。而這種滿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頭。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for 1863（Washington, D. C., 1864）, pp. 352—369.

我們將看到，農業革命還引發了城市化、階級分化和社會分裂的連鎖反應，損害了原始社會令人神往的平等，但這一來它也打破了部落傳統主義的限制性束縛，從而，不論好壞，使人性在由狩獵區發展為大都會、由利用人類體力發展為利用原子能的重大過程中得到解放。不過，在研究農業革命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對我們產生影響的舊石器時代諸民族的全球性拓展及其後果。

三、種族的出現

人們通常以為人口爆炸是當今時代特有的現象，其實不然。每一次壯觀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產技術獲得重大突破時發生的。原因很明顯：技術的發展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使能供養的人口大大增加。按人類當時的標準，從舊石器時代的初期到後期，技術實際上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就導致了人口的急劇增長。據估計，舊石器時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數為12.5萬人，而到了距今1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即農業革命前夕，人類的人口增為532萬人。人口增長42倍以上，可見比得上後來隨歷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人口爆炸。

從舊石器時代，還可得出另一個人口統計模式（這一模式後來曾多次重複），這就是，在技術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長是不均衡的，這種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廣闊的區域。自地球上出現生命起，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並且與人類學家M. D. 薩林斯（M. D. Sahlins）和E. R. 塞維斯（E. R. Service）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該定律認為：

……能有效地開發一定環境中的能源的文化體制，常常會犧牲開發效率較低的體制，以求得自己在該環境中的擴大……高階體制的特點就在於能比低階體制更有效地開發各種不同的資源，因而在大多數環境中，它們比後者更有效，其活動範圍也更廣闊。[9]

無論何時，適應性最強的種類，即利用自然環境最有效的種類，總是那些在其活動範圍中佔據優勢、不斷擴充套件其活動範圍的種類。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又缺衣少穿的更新世靈長類動物，無法使自己的活動範圍超出溫暖的熱帶大草原。智人掌握了更先進的技術，因而對大自然的適應能力也更強，不僅能向南進入非洲和東南亞的熱帶雨林地區，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亞的凍土地帶。

人類擁有的高超技術也部分地表現在建造不同型別的渡水裝置方面。這些裝置的建造取決於當地的自然資源，可以分為四個基本型別：皮划艇、樹皮船、浮筏和獨木舟。有了這些不同的船隻，早期人類就能夠橫渡河流、湖泊，甚至還能夠穿越從非洲到歐洲、從東南亞到澳大利亞、從西伯利亞到北美的廣闊水域。這一遷移活動在冰河期進展得更為順利，因為在冰河期，大量海水結成了冰蓋，海平面降低，諸大陸之間形成了陸地橋。在這些境況下，人類的足跡已遍佈除南極洲之外的所有大陸，和與人類形影不離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佈最廣的動物（見地圖1）。

地圖1 早期人類的遷移

在人類向各地分散的同時，逐步有了種族上的差別，出現了各種在膚色、髮型和麵型上有顯著特點的所謂種族。一般認為，這些種族的形成，主要是由於人類的各個地域集團適應了各自不同的環境，而且彼此較為隔絕。關於人種差別，有一點很重要，這就是人種差別發生得很晚——在智人出現之後。因此，現代的各個種族都源自作為人類已獲得充分發展的同一祖先。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能與他們所發現的所有地區的各個種族通婚；也說明了為什麼人類現存的各個種族在與生俱來的智力方面彼此沒有很大差別——這一點實際上已為所有的人類學者所贊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或當代的澳大利亞土人與其他任何種族的成員一樣，如有機會受教育，也大有希望畢業於大學。

各地區種族形成時的確切情形現在還不清楚，也許永遠無法瞭解。考古學家們在人類起源方面早已接受“非洲起源”理論；該理論認為，人類最早起源於非洲，然後從那裡遷徙到其他大陸。由於世界各地新的考古發掘差不多每年都提供一些新發現，該理論和其他理論一道，如今正受到質疑。比如，最近在澳大利亞北部發現的石制工具表明，人類早在17.6萬年前就在該地區活動，這就推翻了將人類遷移到這裡的日期確定為5萬至6萬年前的一些傳統理論。同樣，傳統理論所認定的人類最早遷移到中亞的時間，也因為最近在該地區出土的年代更為古老的人類化石和石制工具而站不住腳。

正在進行的考古發掘所揭示出來的差異是如此巨大、如此眾多，所以考古學家們正在重新評價過去受到珍視的一些理論假設。有些人已開始質疑人類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還是在亞洲。還有一些被稱為人類多起源論者的人則認為，人們永遠不可能找到人類最初的起源地，因為全人類單一的發源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更準確地說，他們發現那種認為人類在不同地方獨立進化的人類多起源理論要更可信一些。

儘管現在人們在人類起源和進化方面還沒有達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約1萬年即最後一次冰河期的末期，各種族在全球的分佈已和現在大致一樣。高加索種人分佈在歐洲、北非、東非和中東，並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亞；黑種人分佈在撒哈拉沙漠（那時的水源比現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帶，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則與他們後來的情況不同，分佈在非洲的其餘地方；還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東南亞的森林地帶，而印度、東南亞的其餘的遼闊地區和澳大利亞則為澳大利亞種人所佔據；最後，分佈在東亞和美洲的是蒙古種人。

雖然這一種族分佈與現在的情況大致相似，但是全球人種分佈圖（見地圖2）卻表明，到公元1000年時，全球各種族的分佈情況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並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我們後面就可以看到，這些變化是後來的技術革命所直接導致的。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亞種人之所以會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區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會越來越少，其真實原因就在於他們的發展速度趕不上技術革命。換言之，1萬年前，白種人與布希曼人的人口數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僅佔白種人的十萬分之一，其實際原因也在於此。

地圖2 全球人種分佈

布希曼人的歷史較之高加索種人和其他種族的歷史有著霄壤之別，但這與各種族天賦才能上的差異毫無關係。我們將在第四編的結尾“歷史上的種族”一節中再度談到這一重要課題。在那一節中，我們將探討造成不同種族歷史的種種原因。

總之，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人類分成了不同的種族，但是各種族成員的身材卻都在日益增高。人類早期祖先的平均身高是4英尺6英寸，而現在人類的平均身高則是5英尺10英寸。人們認為這一增高應歸功於兩點：一是人類獲得了豐富而穩定的食物供應，尤其是充足的動物蛋白的供應；二是現在的小孩都接受免疫，這就抑制了妨礙生長的疾病的侵襲。目前人類的身材還在繼續增高，像中世紀騎士的盔甲，現在的成年男子大多穿不下。

［推薦讀物］

對研究世界歷史有著基礎性輔導作用的書籍有G. Barraclough所著的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Times Books出版社，1991）和W. L. Langer所著的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2）。還有配有絕佳插圖的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World History（Washington出版社，1997）。

最近出版的關於早期人類歷史的重要書籍有J. E. 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Man（Harper & Row出版社，1985）以及R. Lewin所著的In the Age of Mankind（Smithsonian Book出版社，1988），後一本書講述了現在流行的關於人類史前和未來情況的理論。另有M. Wolpoff和R. Caspari合著的Race and Human 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7），該書敘述了關於人類起源的非洲起源論與多起源論的爭論。最近發表的內容豐富的考察人類起源的著述是R. Gore寫的The Dawn of Humans，見National Geographic（1977年5月號），文中還附有精美的插圖。

有關舊石器時代婦女的地位，請參閱M. Ehrenberg所著的Women in Prehistory（British Museum出版社，1989）: R. R. Reiter主編的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5）: M. K. Martin和B. Voorhies合著的Female of the Specie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5）；以及R. Bridenthal和C. Koonz共同主編的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

［註釋］

[1]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C. C. Swisher et al., “Latest Homo erectus of Java，” Science（December 13, 1996）: 1870—187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96.

[3]Cited by E. Leacock, “Women in Egalitarian Societies，”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21, 22.

[4]B. Spencer, 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London, 1914）, p. 36: and R. B. Lee, The !Kung San（Cambridge University, 1979）, p. 246.

[5]V. M. Bryant, Jr., “I Put Myself on a Caveman Diet Permanently，” Prevention, Vol. 3（September 1979）, pp. 128—137.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can be found in Bryant’s article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32（January 1975）: and i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9, No. 3（1974）.

[6]A. R. 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Free Press, 1948）, p. 192.

[7]K. Rasmussen, 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Lippincott, 1980）, p. 124.

[8]L. A.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ll, 1959）, pp. 271, 272.

[9]M. D. Sahlins and E. R. Service,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0）, pp. 75, 79.